第01章 痛苦的样子
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看见起居室门背面贴着一张画卡——这是我们家祝贺生日的习惯方式——祝贺妻子的生日。这张贺卡是长子张贴的，画面上两个身穿同样颜色的服装、个子一般高的小姑娘正在给黄色和蓝色的大朵鲜花浇水。花朵和少女上都用罗马字母写着母亲的名字UKARI——这是长子对母亲的特殊称呼。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这首先就有点不可思议。
长子出生的时候，脑部发育不正常。经过畸形矫正手术后，又开始出现癫痫病等新问题。每次发病，医生都如亲人一样尽心治疗。我的家庭有幸结识一位医生，名叫森安信雄，如今已经去世。我以后还要详细回忆与森安先生的交往，但在我的心里，他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人生即相逢，从而学到各种各样的“人类文化”。按照这个理解方式，我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都作为“文化问题”加以把握。森安先生使我懂得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问题”。
我的长子智能发育低弱，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但相当于正常人多大岁数的精神年龄呢？不用说我，家里其他人也都没有计算过。但是这一天，他写在生日贺卡上的一段奇特的文字，比花朵更让我注意。
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学会许多罗马字，这一天就很愉快。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这就放心了。
我又看一遍，惊奇地发现他的语言仓库里还储存着“痛苦”、“痛苦的样子”这些陌生的词汇。因为以前从来没听他说过“痛苦”这个词。
这些平时不用的词语，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收藏在他的心里。他创作完钢琴小曲起名时，一些词汇会突然浮现在脑子里。例如《悲哀》这首曲子。在此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过“悲哀的”这个形容词的变化形态。但是有一天，他在放在钢琴前面的乐谱上工整地写上“悲哀”这个曲名。
看到语言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我经常想起窪田空穗年轻时写的一首旋头歌：“沉默的心海，半浮半沉荡漾着，一个词语。”
“痛苦”这个词究竟是通过什么机会什么形式传递给长子，储存在他心里的呢？这成为我们家这一天的话题。然而，“痛苦的样子”是他自己特殊的用法。可以说，这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涌现出来，并非从外面传进他耳朵里的词语。
长子在心里把外祖母叫做“痛苦的样子”。家里人都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还和已过八十五岁的岳母住在一起。她曾住在客厅里，经常把客厅前面的正门打开，到门口迎接脑子里想像的回来的家人或者来访的客人，从早到晚，每隔四五分钟就去门口一趟。
外祖母是伊丹万作的遗孀。即使是家里人都想称其为“伟大的”这位电影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无法松的一生》。在日本战败的那段时期，伊丹患肺结核卧床，他还记得这部由阪东妻三郎主演的电影剧本是自己创作的。
伊丹万作写出非常详细的绘画分镜头剧本，对角色分配十分用心——他的儿子伊丹十三导演说，只要演员一定下来，这部电影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导演拿到绘画分镜头剧本后，照此立即开机拍摄。我当学生时，曾经仔细翻看过这个剧本。
电影中那个富有教养、举止文雅、不乏幽默的军官遗孀是伊丹万作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儿塑造的人物形象。伊丹十三曾对妹妹，即我的妻子说过：电影里军官遗孀与她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父亲留在自己死后的教育规划。
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年以前——的外祖母，在家人以及老朋友的眼里，其人品性格与电影里备受无法松敬仰爱戴的军官遗孀简直一模一样。而现在，长子感觉到外祖母是“痛苦的样子”。
按照长子的思路看这段文字，“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这句话也许具有黑色幽默的要素，但他的内心应该藏着这种痛苦的疾病不会长久持续，很快就要康复的意思。
因为长子应该害怕地拒绝死亡——对他来说，森安先生的去世是最大的遗憾。贯穿于我正在创作的一系列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人或者家庭在从生病到康复的整个过程里伴随着真正的喜悦、成长和人格的完成。虽然长子无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无疑通过自己的身体，深刻而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然而，这个无法康复的疾病，人到老年以后，不仅肉体，而且精神也将衰弱下去，这是何等痛苦啊！“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面对这种痛苦的衰老和终极的死亡，如果不相信灵魂拯救和彼岸世界，本人和家属的心灵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吗？所以面对这不治之症，如果病情有所好转，即使像冬日暖阳般短暂，都会给家庭带来欢欣激动的鼓舞。
至少现在我还无法谈论灵魂拯救和彼岸世界，但弱智的儿子感觉到外祖母“痛苦的样子”。我看得到从他们的关系里浮现出的微弱亮光。
前年，我和妻子自费出版了长子光创作的钢琴曲作品集。我在后记里想告诉读者他的残疾情况以及音乐对于他存在的意义。现将后记抄录如下。
光出生的时候，被发现脑部不正常。准确地说，经过手术以后，他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手术之后还一直长期关照他的森安信雄博士去世的时候，光写了一首曲子《给M的安魂曲》。这首音乐的旋律充满真诚的悲哀，使我们一家人感到震惊。我感觉到，通过他创作的音乐，
可以窥视他内心最深处的感情。
据妻子回忆，当明显感觉到光的智能发育低弱的时候，他却从婴儿时期开始对音乐具有敏锐的反应。三岁的时候，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发出“贝——贝——”的声音；听到肖邦的曲子，就发出“嗯——邦”的声音。对于生出来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残疾儿的妻子来说，这个年轻的母亲无疑从在婴儿床边听到的音乐旋律中感受到激励自己的力量。
我作为年轻的父亲，自然也一直陪伴在光的身旁。光对鸟的叫声感兴趣，我便让他听一百多种鸟叫声的录音带。光五岁的时候，我和他在森林的小屋里，忽然听见鸟叫声，他模仿录音带里播音员的声音，慢慢地说：“这是——秧鸡。”这是光第一次用含义明确的语言和我进行的交流。
但是，光进入小学特别班和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以后，对鸟叫声逐渐失去兴趣，开始喜欢音乐。他整天听着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
田村久美子老师教光弹钢琴以后，他开始练习作曲。虽然残疾对肢体的行动产生影响，但久美子老师千方百计地耐心指导，不拘泥于手指的动作，把光引进选择和音、理解旋律的方向。终于有一天，我和妻子惊讶地看到他用豆芽菜般细长的音符写出来的第一首曲子。
久美子老师给光上课时，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看书。我感觉到光通过音乐自信而生动地表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人的素质。我每次听到久美子老师以及其他同样鼓励我们的音乐家们演奏光的作品时，都惊讶地感受到光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种内心世界的感情，如果没有音乐，光一生都无法表达，我和妻子、光的弟弟妹妹也绝对无法知道。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不能不说从音乐里发现了Grace。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人格的高尚、品质的美好、感恩祈祷。我聆听着光的音乐以及音乐背后超越俗世的自我的东西。
《钢琴曲作品集》里收入十六首作品，每一首都是长子与家庭共同生活的各个场景的生动反映。自长子出生以后，我和妻子——尤其是她——四处奔波，但在这夙夜辛苦的日子里，也有歇脚休憩的时候。光的音乐正在表现这个时候的情绪，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
光以小学特别班毕业那一天的情景为主题的《毕业》，进入残疾儿童学校高级班以后为学生节创作的《青鸟进行曲》——这所都立学校名叫青鸟残疾儿童学校——不仅仅这些明确标有日期的曲子可以引起人们的回忆，其他曲子也同样是休憩时间的记录。
例如《北轻井泽之夏》这首曲子，我在倾听一位钢琴演奏家朋友录制的录音带时，便不知不觉地进入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度过的几个夏天的时空里。那个时候，妻子写生北轻井泽的花草，画册里还有几幅写生孩子们的图画。一边看着画册一边倾听光的音乐，那些夏天的情景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
听今年考入大学理科专业的次子说，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写过一篇作文《马拉松》。光从小学上中学的那一年夏天，女儿正在读小学，他们三个人每天早晨从位于山坡的森林里的别墅出发，一路“马拉松”跑到网球场旁边的泉水形成的小水流的地方。
女儿和光一起跑步就觉得心满意足，根本不争胜负。今年她就要大学毕业，性格变得谨小慎微，想起她小时候无拘无束放声大笑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次子总想着要超过哥哥，第一个回到母亲种植有败酱草、桔梗的别墅院子里，进行好几次冲刺。不过，还是光经常跑第一名。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光具有最好的运动能力。后来由于癫痫病发作，体重也增加太多，即使到北轻井泽别墅，也没有和弟弟妹妹一起出去跑步。对于他来说，十岁到十二三岁是从跑步中获得愉快的人生的最好时期。
每当这个时候，妻子拿着写生画册一边观察花草一边等孩子们“马拉松”回来，我则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书。如今，这盛夏般的人生时光早已过去。光的疾病越发严重，我和妻子也按照自然规律走向人生的秋天或者冬天。生命力的进展过程使我们不得不忍受人生晚年的“痛苦的样子”……
外祖母在身体和精神上感觉较好的时候，会走进起居室，带着哄小孩般的温柔和威严，告诉光电视台播放古典音乐的节目。光的回答也如幼儿一样温顺。那天傍晚，外祖母每隔两三分钟就走进起居室，要妻子把水倒在各种各样的小器具里。在妻子应付外祖母的这段时间里，光一直躲在屋角，低着眼睛。这时，他的心里是否浮现出“痛苦的样子”这个词语？
然而，第二天早晨，外祖母又恢复老者的威严和温柔叫唤光，光也彬彬有礼地回答：“是！”
第02章 慎直的幽默
每隔四个星期都要去板桥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为光取预防癫痫病发作的药。长期如此，已成习惯，几乎从来没有忘过。有一天，发现家里的药只够吃到星期天早晨，于是星期六前去取药，但是医院休息，弄得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我正在空荡荡的医院公共汽车站着急时，一位出来散步的住院老年病人主动问我怎么回事，然后告诉我不妨到一层的急症挂号处去打听一下。于是我到那里开了一张一天用药的处
方，临走的时候，好像是负责人的值班护士严厉告诫我：以后要提前来取药。
经过这一次教训，每个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家里人互相提醒，及时去医院取药，当然要避开星期六。我每次去取药总要浪费半天的时间，但发现如果在医院里看书，其实和在书房里没什么两样，于是便还主动要求去取药。
有一次，我在医院前面的大药房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身穿白大褂的年轻药剂师叫光的名字——处方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他和蔼地告诉我：“这副药费点儿时间，午饭后再来。”其实，我刚才听见药房内对讲机的对话，已经觉察到分药时出现差错，所以觉得这个药剂师说话不诚实。
我回到医院，走进餐厅。在这里，我已经吃了二十多年各式各样的饭菜。这里普普通通的三明治有的带有一种特殊的芥末味，曾经让我清晰地回想起光动手术前后的许许多多往事。那一天用餐的人很多，我坐在角落里，旁边的餐桌上，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一边吃饭一边低声谈话。话题好像是给一个脑病患者——不知道是小孩还是大人——动手术的事，说是那位患者即使手术成功，也不能作为正常人重返社会，觉得徒劳无益。
不久以前，我在名古屋访问过接收重残儿童的医院。我想起当时看到的景象。一个精神孤独症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这所医院的病房充满清洁舒服的味道。医生蹲在旁边耐心地鼓励他。他明天就要接受肠的手术。孩子一言不发，医生告诉他发现肠出现异常的过程；孩子不能通过语言理解任何东西，医生告诉他要忍受手术后的痛苦。我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想起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旁边那三位年轻医生也给我留下尽心尽责工作后辛苦疲劳的印象——当然，我没有勇气和他们打招呼。
那一天，我花费从未有过的长时间才取完药回到家里。第二周，儿子感冒发烧，没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在家休息。第二天抑或第三天的晚上，我被他痛苦的咳嗽惊醒，便起身走到他床边。儿子满脸通红，睁着一双潮湿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空中。我平时总是像对孩子，甚至像对幼儿一样对待他，心里总是挂念他的异常情况，而现在突然发现眼前的儿子完全像一个与真实年龄相称的大人。
接着，儿子出现想尽快从发烧的身体消除肉体痛苦和不安的祈祷般的愿望。我看着儿子，束手无策，上一周在医院取药时萌生的怒火——被自己捂下去——不由地重新燃烧起来。我大概也和儿子一样，满脸通红，呼吸急促。但是，躺在我眼前的忍受着发烧痛苦的儿子本身也起到让我平息怒火、冷静情绪的作用。
我面对不停咳嗽的儿子，能做到的只是给他枕边的杯子里添水，把他身上的毛毯盖好，然后熄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但感觉到这个星期一直堵在心口的郁闷已经消除，心情平静地重新上床……
长子光出生的时候发现头盖骨有缺陷，把长在外面的瘤子一样的东西切除下来以后，再用塑料板修复缺陷部分，经过这些手术以后，他才算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我已经多次写过，为光做手术，并且在手术以后长期定期检查、一直鼓励光勇敢生活的是日本大学附属板桥医院脑外科医生森安信雄博士。受到森安医生治疗和鼓励的不仅仅是长子光一个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还是心灵上的医生。
几年前森安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夫人给我寄来三页日记复印件。与学者、作家的日记不同，他的日记本的格式十分实用，字体认真工整，风格长年不变，显示着他的性格。夫人寄来的日记复印件记述着我和光的事情。大概夫人在先生去世之后细心阅读他的日记时发现的吧。
第一页有很多记述，其中涉及我的只有一行：
年轻的作家经过犹豫和迟疑之后，终于下决心同意儿子动手术。
我对没有流露任何感情和感想的这一句话感到吃惊。不动手术，光就无法生存。年轻的父亲在一段时间里对动手术犹豫不决。这些事实记载在森安先生的日记里。我经常想，仅仅是这个事实，如果存在超越人类的东西，我在它面前就无法抬起头来。但是，犹豫不决后的断然决定甚至使我产生自己再生的感觉。
我的描写光的作品《新人哟，醒来吧》获得文学奖，日记第二页记载森安先生参加颁奖仪式当天的感想，记录了我说的一句话：
“我说过，是妻子和给我的儿子做手术的森安博士一直支撑着我和儿子。”
然后写下这样的感想：
余亦关照光君二十年，虽远不及大江先生系念光君之情，然读其各种作品、评论，知其心情与医生多有共通之处。余向大江夫妇、光君表示衷心的祝贺。
森安信雄先生这样的医学专家评论我的作品，是我终生的荣幸。然而第二年，先生就病倒了。我闻讯大为震惊，也不管能否见得到，立即赶往医院。第三页上先生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大江先生来探视。由门诊Dr.菅原领来。看来他甚为余担心。他说光大概也很高兴。我说在六月休息一个月，因为挂念光君病情，以后打Tel了解他的情况。于是他放下心来。给我一本新著《阅读渡边一夫》离去。打算暑假好好阅读。
肯定门诊还有许多患者等我看病。心里着急，希望早日恢复健康，给患者治病。作为一个受到患者信任的医生，具有这种自觉性。这大概是长期在我的身心里自然形成的吧。反躬自省，今后应更加努力，精益求精。
我参加由政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成立的“思考和平之会”已有六七年了。该会核心召集人是经济学家、我国近代基督教史专家隅谷三喜男博士。
在该会成立几年后的一次年底聚会上，隅谷先生亲自把一张印刷品分发给大家。因为这时聚会即将结束，也就没看。在回家的地铁里，我掏出来一看，不由得震骇，同时也深受感动。
上面的内容大致是说：大家从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大概都已知道，自己的确得了癌症。但医生说现在还可以工作，于是制定了五年规划，有所取舍，有的工作不能承担，想集中力量从事主要工作。核武器是世界的癌症，必须废除，所以打算继续努力开展废除核武器的运动……
隅谷先生当时是东京女子大学的校长。我应在该校教法语的前辈的邀请，曾做过一次题为《无信仰者的祈祷》的演讲。由于这个关系，我和隅谷先生还在电视上对谈。为此，我阅读先生的《日本近代基督教史》，受益匪浅。
先生指出，纵观我国从明治时期至战败的教育史，只有基督教徒对超国家主义势力进行过真正的反抗。今天对于——虽然还不能称为“超”—— 新国家主义向教育的渗透，也还是基督教徒进行真正深刻意义上的批判。
我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教徒，在那次演讲中，我说，即使像我这样的无信仰者也会有只能称之为“祈祷”的心灵体验，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由于一直与残疾的长子共同生活，所以不断感受这种体验。
我每次见到隅谷先生，总是感受到一位具有信仰的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引导我进入最深刻的人生感动的感情。于是，我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想过用什么样的语言概括隅谷先生的人格。这也可以说是我作为小说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不仅对人，即使在街头看见榉树萌出许多嫩芽，尽管年年如此，我也想写一篇短文表现眺望这些树木的感受。我对浮现在脑海里的文章反复增删修改，直至形成稳定的文体……
对于隅谷先生，我想用“慎直的幽默”一语来概括。我想查一下这个平时不用的词语，于是拿过手边的词典查看，有的解释为“谦慎正直”，有的解释为“一本正经”。正是如此！因为我从每次聚会时隅谷先生的简短总结发言中都发现他的谦慎正直的幽默。我和他住在同一条铁路沿线上，有时在换车站台上碰见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模样令我畏怯地不敢上前打招呼。然而从远处看到先生的举止动作里含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使我一整天心情愉快。那么，先生对什么如此谦慎正直呢？大概可以说是对基督教的主吧……
我心里萌生的奇怪感觉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以前也遇到过如此谦慎正直的高尚的人，那无疑就是森安信雄先生。森安先生已经去世。有一年，在森安先生的忌日，我和妻子前去探望他的夫人。听他夫人说，森安先生和隅谷先生原来是旧制一中——一高的同学，而且还是同一年级。这使我惊讶，也使我深知其理。
森安先生和隅谷先生在我心里结合成慎直的幽默的人品印象。这不是扎根于他们青少年时代一起接受的学校教育吗？据森安先生的夫人说，先生出生于基督教信徒的家庭，至今还信仰基督教，但先生本人似乎与教会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联结森安先生与隅谷先生的纽带自然就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
森安先生的确是一位慎直的人。我陪长子一起去先生的医院就诊时，长子兴高采烈，他的言行逗得——光原本就有幽默之处，知道幽默的效果，也有让先生高兴的意思——先生经常笑起来。但是，先生对于一旁的我总显得冷冰冰的样子。先生去世以后，我从他的日记里才知道先生不仅对我的长子，而且对我也十分关怀。先生对待我的长子的态度里洋溢着自然而高雅的幽默……
如果说隅谷先生对主谦慎正直，那么森安先生又是对什么呢？森安先生不正是对他日记里所记载的“长期在身心里自然形成的”、“受到患者信任的医生自觉性”谦慎正直吗？
我经常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好像光和自己从小到青少年时期一直受到同样的教育。其实仔细一想，父子俩在二十多年里一直共同受到森安先生谦慎正直的幽默的教育。
第03章 击中中心
八月三日晚间NHK播放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摄像师朋友们长期合作共同制作完成的。今年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很早就开始策划制作一部主题为《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节目。我对电视节目制作本不熟悉，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接受了节目策划这样大难度的工作。
我从长子光出生的那一年夏天开始，就经常去广岛。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
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我对广岛的体验写在《广岛札记》里，后来又写过不少各种形式的文章。其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人类在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核武器打击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这种表现绝不过于草率——悲惨事件。而且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极具“威力”的核武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被原子弹轰炸的人由于放射线污染造成第二代人的各种疾病，受害者老年后会出现白内障、癌症等病症，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的是，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那一天开始，各种各样救助原子弹受伤者的活动就开展了，而且今天还以新的形式继续着。今年夏天，我在广岛见到这样一位老年妇女。她十七岁时遭受原子弹轰炸，当时她新婚不久，丈夫应征上了前线，自己不仅要忍受被烧伤的肉体痛苦，而且还要忍受在夫家受歧视的精神痛苦，但她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抚育孩子，后来成为广岛演讲团的一员，向年轻人讲述原子弹轰炸的惨祸。她这样的人，从四十五年前夏天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惨，为恢复人性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我经常想起他们的核心人物、原子弹轰炸医院重藤文夫院长。重藤博士担任广岛红十字医院副院长，赴任不久的那天，他在广岛火车站前面打算换乘电车去医院上班，遭到了原子弹轰炸。从下午开始，无数伤员抬进医院接受治疗。
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重藤博士是专门研究X光透视治疗的医生，他立即发现医院地下仓库里的透视底片被曝光，开始仔细观察轰炸中心地的方向与医院内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最早确认投在广岛的新型炸弹种类的判断者之一。
光在六月出生，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是那一年的八月。当时我还年轻，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脑部就不正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决，心乱如麻。我为了撰写在广岛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报告文学而前往广岛。那次大会在苏联的核武器是否为了正义、和平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分裂。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对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几乎一无所知、毫无经验，为什么会接受大会报告文学的撰写任务呢？
现在我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情绪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另一个是当我接受《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一再要求撰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后，从当时借居的二楼窗户俯视他离开大门的背影，忽然发现那身影看上去悲凉楚怜。
这位年轻的编辑安江良介君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成为我终生的好友。当年是他说服我接受这项工作，其实他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大概也隐藏着自己的忧郁——他当时刚刚失去第一个孩子。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弹轰炸医院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我觉得受到真正的鼓励，从内心深处治愈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视野……
在大学教过我的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做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谈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显然认为对这次惨重的灾祸“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透视医学、具有不屈性格的医生恰好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许是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在广岛听到医学专家的教导也觉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我在大学接受过另一位也是我终生老师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这些重要因素结合的瞬间如命运一样存在于我的人生过程中。后来经过更多的实践，我现在对此坚信不疑。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超人的存在通过我们人类“击中中心”的瞬间。
在绿叶葳蕤的时候，我到离广岛不远的一座以酿酒著称的小镇郊外访问重藤博士出生的老家。这一带旧房屋所在的地方显示是颇有历史的墓地。先生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绿树茂密的山中墓地上，我向身体仍然矍铄硬朗的夫人询问先生原子弹轰炸那一天之后的往事。一颗巨大的炸弹落在广岛，引起一场浩劫的消息很快传到附近的市町村，而且惨不忍睹的受伤者也纷纷逃到郊外。
晚上，夫人对重藤博士是否活着几乎已经绝望，但她还是打算第二天去广岛寻找遗体，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我这么考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我二十八岁。我虽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从人生年龄来看却是晚熟，这个年龄对于我来说，也许正处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已经进入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在专家看来，我的见解也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即将进入危机高潮的时候，残疾长子的出生一下子压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儿子经过手术，终于可以留在家庭里生活，我以虚构的形式把整个过程写进小说，可以重新统和整体体验。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机”。那些事情也如“击中中心”一样出现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
重藤博士曾几度对我说起一位年轻的眼科医生，心里一直非常难过痛心。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火化尸体的烈焰终日熊熊燃烧。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对重藤博士诉苦，说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人类历史造成如此的悲惨愚昧，人类怎么还能精神正常地继续生存下去呢？对于这么多的受伤者、许许多多濒临死亡的人，我们束手无策，却还要努力救治他们，这不是徒劳无益吗？
重藤博士对这个牢骚不停的年轻医生说：既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痛苦不堪的受伤者，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然而，就在他离开门诊室的一小会儿时间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吊死在走廊被炸毁而裸露出来的钉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无数的荆棘扎穿坚固墙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楼梯的墙壁至今依然保留——话语里充满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虽然现在整个广岛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只要翻过一座山头，那边照样是碧绿的原野、美丽的树林，你去那儿休息几天，安定一下情绪。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参拜重藤博士的坟墓，树木繁茂，新绿滴翠。当他对绝望的年轻医生说翻过一座山头就有碧绿的山野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浮现出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广岛时看见的，这祖祖辈辈生活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广岛会见的许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说，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实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医院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有的外国人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当他们再次来访时，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见过的患者见面，但这样的幸运者至今一个也没有……
但是，广岛、长崎的这些已经步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要求国家基于补偿精神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同时要求政府与美国一道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些至今还饱受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痛苦折磨的幸存者替死者发出的呐喊，他们开展的正确而极具人性的运动，不是博得许许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鸣吗？
许多人已经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望着满眼年年更新的绿色山野，回忆那些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时也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们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人们一直记住他们。
第04章 同情
坦率地把这些写出来，需要勇气——一种近似悲哀的勇气。家里人，尤其是我，有时候实在按捺不住对残疾儿子的火气，而且现在还是如此。
于是我想到医生、护士对病人的气恼以及他们的忍耐，想到康复中心的理疗医生、心理医生对患者的气恼以及他们的忍耐。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我也很快就要进入老年，知道自己的脾气十分任性，到时候给家人和护士带来麻烦，结果惹得他们对自己生气……
光在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身高体重超过同龄孩子的平均值，但智力还不及三岁幼童。带他出去，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来，有时一股劲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走。我拉着他的手，肩膀到腰部常常感觉到他的很大的力气。
有一天，我带他去涩谷的百货商场。因为在家里和妻子闹了点小矛盾，情绪不大愉快，便带着光出去。百货商场的六层还是七层，有一条连接新馆和旧馆的通道。我正想穿过旧馆的体育用品部时，光又突然改变方向——他进百货商场以后已经好几次这样了。我简直想发作，但还是强忍着，告诉他一直往前走。但是光置若罔闻，依然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突然从心底冒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负责任的冲动。这个冲动无疑是出于对倔强固执的儿子的气恼。我一下子松开牵着光的手，自己到新馆买完东西，又在新书专柜前呆了一会儿，才回到刚才的地方。自然儿子已经不知去向。
这个时候，我非常惊惶失措，赶紧到百货商场的广播站，要求广播寻找迷失的孩子。广播员虽然开始广播，但是光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走失的孩子。我听着广播，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到处乱找，不仅在新馆旧馆的同一层，而且还在上面和下面一层着急地四处寻找。大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着，只好给家里打电话，也顾不得妻子担惊受怕了。
我跑得筋疲力尽，站在新馆楼梯平台上歇脚，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一会儿，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我看见一个个子很矮、像狗一样的东西正在旧馆的楼梯上慢慢地、却是拼命地爬动。我急忙跑到连接新馆旧馆通道的那一层，从对面的楼梯下去，只见光严严实实地戴着红色毛线帽，身穿棉布连身服，正两手撑在地面上，顺着楼梯爬上来。光运动得满脸通红，肥胖的脸颊油光闪亮，只是瞧我一眼，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情绪。但是，在回家的电车里，他一直紧紧抓住我的手……
那一天，要是没有找到光，也许他会从楼梯平台上掉下去，也许他趴在滚梯上，双手被夹住……我好几次想到这里，都觉得后怕。要是那样的话，我出于一时气恼，导致残疾儿子的死亡，作为父亲，恐怕一辈子都无法从犯罪意识中解脱出来吧。更不用说我的家庭大概也会因此而破碎。
最近，不时看到报纸报道说，有的年轻母亲把夜里哭闹的婴儿摔死。每当此时，我总是站在毫无育儿经验的母亲的立场上，体验那种令人恐怖惧怕的感情。人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感情无疑是一种本能，但是对夜间哭闹的孩子的一时心头怒火，不也是与本能差不多的感情吗？
看到妻子对残疾的儿子那种无私的奉献，尽管已经这么多年，我还是经常感受到新的心灵震撼。但是，我发现，妻子有时候显然也为光的事情生气。这个时候，家庭成员就自然而然地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或者光的弟弟妹妹往往为光辩护。不过仔细观察一下，态度有所差别，我和次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支持光，女儿首先分清是非曲直，替母亲劝说光，让其承认错误，但还是明确显示出站在光的一边的态度。
不言而喻，最近我和光之间的心理对立，与以前他天真幼稚的态度让我棘手麻烦的情况不同。
光往来于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每天都要接送。最近光的弟弟妹妹经常代替我去接送，我极少主动去。但有时候接送还是没有安排好，也造成我与他的心理对立。我这么说，虽然自己也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有时候我正在抓紧时间读书或者写作，却不得不去接孩子。我家没有车，虽然妻子有驾照——当时她考虑周到——那也是年轻时候考取的。现在即使为接送儿子买一辆车，为确保驾驶技术，恐怕还得去驾校练习一通吧。但是，坐公共汽车再换乘电车去职业培训福利院，来回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有好几次心里着急，想尽快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
从职业培训福利院到电车站，必须过两次人行横道。其中一次要横穿甲州街道，这条路大卡车等车流量很大，我觉得等红绿灯的时间格外长。如果在绿灯快变成红灯之前赶过去，一旦变成红灯，光就害怕，畏缩不前，万一在马路当中发病，那就太可怕了。所以每次他一个人去职业培训福利院，我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过马路很危险，一定要小心。其实他非常遵守交通信号，保持着甚至可以说是比神经质更固执的态度。
有一天，我带着儿子急匆匆来到人行横道边上，一看是绿灯，而且行人已走到马路一半左右，便赶紧夹着儿子的胳膊小跑过去。跑到一半时信号灯开始闪动。过马路以后，我带着稍微运动后的愉快心情，对儿子说：啊，终于过来了！虽然你在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很累，可是今天走得很快啊。儿子没有回答，挣开我的手臂，双手抱在胸前，转过身，叉开双腿站着，瞪着信号灯。回家这一路上，一直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跟在后面。
于是我也一肚子气，说起来实在可笑，在公共汽车里我也不和他说话。一回到家里，我就在起居室里继续工作，光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听FM，我不理他。儿子认为父亲不耐心地等下一次绿灯，就迫不及待地过马路，自己本来就走不快，而且走到一半变成红灯，让自己心里害怕，所以对父亲生气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没必要向父亲妥协。不过，他心里似乎还是在意表情忧郁、默不作声的父亲。
接着，他开始实行高超的和解方法。电话一响，他以平时未有的敏捷立即抓起话筒，妻子过来要接电话，他挥手不让，以格外明确的声音告诉我对方的名字，把电话拿到我旁边。然后，他又给我拿起晚报。电视里一出现我的朋友的镜头，他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我是否注意到电视画面。但是，他对自己在穿过人行横道以后所表现的反抗态度，理所当然地没有认错的意思。
他这么一来，我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但为了维护父亲的面子，便开始寻找至少能与儿子平等和解的机会。这时，突然发现妻子和女儿正瞧着我们俩，一脸忍着笑的奇怪模样……
坦率具体地描述残疾人或病人与护理人或家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并赋予普遍意义的文学家中，正冈子规就是一个。我生长在爱媛县，从小就知道这位明治时期的短歌、俳句改革家的大名，很早就看他的著作。子规长年卧病在床，妹妹照顾他。他却对妹妹的护理十分不满，疾言厉色，大动其火，从如何看护病人到女性修养教育，大发议论，使我颇感兴趣。
子规躺在病床上完成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为了让他心情愉快，子规的邻居、也是他的
生活资助者陆羯南曾让自己年幼的女儿穿着艳丽的衣裳前去探视，也不顾子规的肺结核病是否会传染给女儿。有关子规与陆羯南的关系，子规与始终尽心尽力照顾他的母亲、妹妹的关系，以及子规的疾病观等问题，现在还有许多值得重新研究。我经常想起子规在最后的日记《仰卧漫录》中批评妹妹律的那段话。
律乃不通情理之女人，乃无情无义如铁石心肠之女人。看护病人虽尽义务，却无同情慰藉病人之心。虽遵从病人之吩咐，却不知言语委婉……虽时常晓谕其同情之说，然无同情之心者焉知同情，徒劳无益。纵心中不快，亦无可奈何，别无他策。
我理解子规所说的“同情”，就是以发自内心的情绪积极地推测对方内心的一种力量。这样，子规的“同情”就与像我这样在文学领域工作的人最注重的词汇“想像力”相近。如果把“想像力”这个词再对照一下护理人的精神世界，我就会想起卢梭在《爱弥尔》中关于教育的那句话：“仅仅一个人的想像力就使我们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子规在日记里记述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妹妹护理的不满，不如说是自己对护理病人的根本方式的见解。在那些话语里，包含着子规对妹妹婚姻不幸的同情，也包含着对她倔强性格的些许担心。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妹妹的确竭尽全力、无微不至地照顾病中的子规。
子规在写这则日记的前后，还写过一篇随笔，谈论日本女性怎么才能以积极自发的心态去照顾病人。换成卢梭的话，就是日本女性怎么才能对痛苦的别人具有想像力。这篇随笔具有简洁明快的逻辑性，而且语调爽朗轻快。子规思考的结果，得出日本也需要对女子进行教育的结论。
从整个过程来看，患病的子规起先大动肝火，对什么都看不顺眼，气恼发怒，但过后觉得不好意思。大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对妹妹的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对，于是写了这篇随笔，虽然是刊登在报纸上，但谅必妹妹不会马上看到，文中暗示自己向妹妹伸出和解之手。
其实子规发火的直接原因很简单：“例如病人连喊‘想吃糯米团子’，她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若有同情之心，病人想吃之物，应即刻买来，然律从未如此。故若想吃糯米团子，只得直接命其‘买糯米团子来！’对于直接命令，她绝不敢违背。”
正冈律长期照顾卧病的哥哥，与母亲一道为哥哥送终后，果真进入女子教育学校学习，似乎没有成家，但成为教师，确立了自立的人生道路。时隔一段以后，也许她是最深刻地阅读子规日记、随笔的一个人。妹妹为了对死去的哥哥的回忆而实现和解，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认为，积极的同情、想像力的发挥对于弱智儿，对于照顾他的家人、医生、护士以及康复中心的护理人员，更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在告诉别人希望为自己做什么之前，本人并不知道需要做什么。
就我的长子而言，尤其小时候，根本没到自己提出“想吃糯米团子”这种要求的程度。然而，在妻子的精心护理下，对孩子的内心积极同情，开发他的想像力，终于发现他需要的只是音乐。我对妻子的护理特性表示感谢和敬意。
子规的心头压抑着病人巨大沉重的抑郁苦闷，他一方面通过日记把这种积郁爆发出来，但同时又写生花草慰藉心灵。子规的母亲和妹妹带着什么心情观看他的写生画册的呢？我的妻子一边照顾养育光，一边长期不停地写生山野花草——自然远不及子规。尽管病人、家人与患者、护理者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但当我翻阅妻子的写生画册时，总会勾起种种思绪。
第05章 接受
“恢复”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我在大学法国文学科读书时，开始意识这个词。那个时候，只要不睡觉，就经常要读法语。从小说里看到réhabilitation这个词汇，指的是入狱者出狱后经过社会再训练恢复名誉、恢复权利。不记得是从哪本书里了解到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巴尔扎克的书，对于二十一二岁的学生恐怕太难，也许是从我也经常看的西姆农或者通俗的侦探小说中知道的……
如果把“入狱者出狱后”换成“住院者出院后”，那么“经过身体的、社会的训练恢复权利”就接近于今天的“恢复”。但是，无论是法日辞典还是英日辞典，都只有上述的那种解释，作为医学用语的解释极其罕见，对这种“落伍”感到吃惊的人应该很多吧？及时吸收新语义本应是日本辞书的特色——日语的词汇用日语查找，外来语词汇以片假名表示，用日语查找——以英语辞书而言，越是像老牌的COD（《牛津简明辞典》）这样的代表性词典，动作越是缓慢。
“恢复”这个词被定义为一般通用的医学用语内容，还为时不长。美国等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开始“康复（恢复）医学”，所以“恢复”这个词当时就已经具有医学含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直至一九八七年，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恢复”的医学含义。因为东京大学医学系康复部的上田敏教授给我来信说，明年将在东京召开康复医学世界会议，请我到会发言。
信中还附有会议预定内容的小册子，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共同治疗疾病好像是这门新兴医学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可是自己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回信说自己发言不合适，推荐我在文化杂志《海尔梅斯》担任编辑时的同事、近二十年来一直尊敬的哲学家中村雄二先生代替我发表讲话。中村先生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新潮流的最前列，思考精神与身体的问题。
但是，上田敏先生回信恳切要求我重新考虑——记得也是当时——并寄来他的著作《思考康复——关于残疾人恢复正常人生活》。这本书把我带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上田敏先生以明确的分阶段形式把残疾人的心路历程进行系统化分析尤其吸引我。残疾人在经历心理的痛苦过程以后，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现实，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康复医学的目的是对残疾的接受，我觉得这个过程与文学——甚至文化论的——思维相通，而且似乎发现一种现实先导的东西。看完这本书，尽管我对自己是否胜任没有把握，但还是同意在世界大会上发言。
我是一名作家，为什么愿意在世界各国的康复医学专家云集的会议上发言呢？发言草稿中对我自身进行坦率叙述的这段文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五年前，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脑部发育不正常。这是一起事故。现在，我作为作家，不得不承认，我的最本质性的主题是考虑如何一辈子与残疾儿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
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思考，并对超现实的东西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通过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发现并得以确认的思考。
接着，我讲述自己在与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共同生活中，如何最确切地领会弱智儿的心理，讲述孩子通过他所喜欢的野鸟的叫声开始与我的心灵交流，并且把这个过程写成小说……
我在小说中如何表现这个残疾的儿子呢？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如何理解残疾儿与家庭的共同生活成为文学的双重课题。就是说，残疾儿出生这个事故因此成为我这个作家的主题。
我要创作残疾儿为主题的小说。我要以一种语言从总体上综合性地、而且不失具体个性为创作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包含残疾儿，而且包含家庭及其周围的社会、世界。我一直这样创作小说，在以小说这种语言形成模式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一种形式。
然后，我谈到上田敏先生把残疾人的发展模式化为：残疾发生后，经历各种过程，最后接受残疾。我发现他的这个模式与自己小说模式形成的形式相一致。上田敏先生把这个过程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个人因事故而残疾，第一阶段是“冲击期”，出现冷漠和孤独症状态。第二阶段是“否认期”，基于心理性的防卫本能反应，否认疾病和残疾。当残疾的不可完全痊愈性无法否认时，则进入第三阶段“混乱期”，情绪激动，发怒怨恨，而且悲叹抑郁。第四阶段是“努力解决期”，残疾人意识到自我责任，从依赖中摆脱出来，努力进行价值观的转变。第五阶段是“接受期”，残疾人把残疾理解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在社会、家庭中进行发挥自己作用的活动。
那么：
当我以自己的残疾儿作为小说这种语言的模特儿时，也经历上述五个阶段。比起智力残疾的儿子所经历的整个过程，我们家庭更明显地同样经过从“冲击期”到“接受期”的道路。我们家庭和残疾儿如何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一起经受痛苦，又如何经过“努力解决期”最终进入“接受期”，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的小说也就完成。如何积极地接受残疾人及其家庭？具体答案出现之时，就是我的小说完成之日。
我以残疾儿的父亲和作家的双重体验这样说道：
当我通过小说这种语言模式思考的时候，再次感受到家庭和残疾儿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中经受痛苦、共同生活的重要。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痛苦的过程，也就没有确切的“接受期”。这就是人。
“接受”是acceptance的翻译，查阅COD（《牛津简明辞典》），解释为接受、高兴地同意，也有承认、信任、宽容的含义。在困境中超越痛苦，接受、承认、信任对方。从该词的形成历史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欧洲、美国的宗教背景。
去年“助残日”，我参加NHK综合频道的有关残疾人主题的节目，时间很长，并让我担任评论的角色。按说我不过是一个残疾儿的父亲，没有进行专业性评论或者提出建议的本事。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这个机会，能直接听到真正的专家的见解，而且观看了——由于自己的怯懦和怠惰，也许平时不会仔细观看的——特殊的电视记录片，使我受到一次教育。
去年“助残日”观看的几部电视记录片质量优秀，感人至深。我采取对照COD明确定义“接受”的几种原意的方式，并且通过记录片里具体的富有人性的活动，体会到“接受”残疾的含义。
其中拍摄一位刚刚二十岁的残疾姑娘自己推转轮椅独自旅行的全过程的记录片非常好。她游览京都以后，回家乡去看望祖母。通过这次旅行，她得到新的体验，精神更加坚强，她的脸上虽然含带些许痛苦和徒劳的遗痕，但略显忧郁而刚强自信的表情是多么美丽。
她在记录片里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没有征求本人的同意，我不能在这里直接引用。她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残疾人也应该走到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给别人增添麻烦，求助于健康者。即使是给对方增添麻烦，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的女儿因为从小就照顾残疾的哥哥，所以她在大学时一直参加自愿助残小组活动。坐在轮椅上生活的一位年长的女性经常打电话到家里来，让她帮助推着轮椅到外面——不是医院——散步。如果不是助残活动日，对方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又面临考试或者交作业，女儿就会拿着话筒，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即使在这个时候，女儿也绝对不接受我的建议。如果发现我在小说里提到她通过助残活动所认识的朋友——残疾人，就会瞪着眼睛向我抗议，我不退让，她决不罢休。
这种时候，我认为虽说是小组活动，但既然接受了助残工作，就是社会行为，所以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不过，女儿在电话里耐心地解释，表示实在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前去照顾，请对方谅解。我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看书，听着女儿以这种让对方理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那位推转轮椅旅行的姑娘具有十分坚强的毅力，独自爬上京都寺院的斜坡，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要求一直陪伴身边的摄像师和年轻女制片人的帮助。不过，她说即使给别人增添麻烦，也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自愿助残活动学习主动“接受”这种“麻烦”的态度，成为现在已经走上社会工作的她的一种精神……
记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姑娘在民家住宿时，向年轻的同住人讲述自己因车祸造成下半身瘫痪所经历的痛苦。她仿佛只是客观地叙述，语调那么开朗平静。从此她开始走上“接受”轮椅生活的道路。
姑娘决定出外旅行以后，说服了父母亲，还给预定住宿的饭店打电话预约订房。不是集体旅行，而是一个人旅行，而且还是轮椅旅行，听到这种情况，接电话的饭店有的一口拒绝，有的表示可以住宿，而且非常亲切详细地告诉她进房间的沿途通道情况。
我女儿所在的自愿助残小组一到计划安排残疾人旅行的季节，就每天不停地给沿途的便宜旅馆打电话，商量住宿事宜。我在一旁听她打电话，感觉到我国目前如何对待残疾人的实际情况。从记录片中可以看到，对于那些缺乏温暖同情之心的饭店，那位残疾姑娘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实际情况，并且毫不气馁地顽强交涉——从事自愿助残活动的我女儿也是如此。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新一代人的坚强。
残疾姑娘回到家乡看望祖母，这是这次充满困难、令人感动的旅行的终点。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朴素的老家大门口等待着，她流露出小时候显然受到祖母疼爱的幸福表情，却又担心自己这个样子会吓坏祖母，同时也给人独自努力推转轮椅来到这里的骄傲感觉……
这时，祖母几乎是敞着衣襟跌跌撞撞地急匆匆出来。祖孙相见无言的场面是何等感人啊。不论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还是腿脚不利落的祖母，在自尊自豪、坚强自信的性格上，在富有修养的坦率神情中显然一脉相承。
接着，两人隔着被炉对坐，话语不多。祖母虽然还说不上是老年性痴呆，却也差不多，日常生活中，家里人把她当做小孩子一样照顾。她在情绪激动中，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伺候她的儿媳妇机灵应酬，妥善照应——我自己身边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说话经常被人抢过去的老太太。
然后，姑娘拿出在京都寺院买的护身符送给祖母。祖母接过，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袱，取出来高兴地端详，给人一种完全“接受”老年造成的“残疾”，即衰老及其他一切的感觉。祖母和因事故造成残疾的年轻的孙女相对无言，流露出像哭一样的笑脸。她们各自超越失望和痛苦的“接受”，仿佛闪烁着微光互相映照……
如果祖母和孙女都身体健康，恐怕未必能够如此相互深刻理解。既然祖母不可避免地继续逐渐衰老下去，和她顶嘴的难道不正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孙女的自然生理造成的现象吗？然而，电视记录片里这两位互相“接受”残疾的老小女性，都能够宽容地互相理解，和蔼地相对而坐，笼罩着她们的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康复医学世界大会的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考虑到也许外国的与会者会认为我过于深入个人感情，便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最令我自豪的是，我看到我的残疾儿子已经具有decent，即富有人性的宽容、幽默、信任的人格。而且我们家庭成员在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中都受到他的人格的影响。
通过我与儿子的关系，我也超越个人的范围，认识各种各样的残疾者及其家属以及为他们的康复进行努力的人们。残疾人也好，家属也好，从事康复工作的人们也好，都经受着各自的痛苦。即使是已经进入“接受期”的残疾人，仍然镌刻着痛苦的标记。残疾人的家属、康复治疗的人们也会有这样的标记。我认为，他们共同而明显的标记，就是他们都是decent的人。
现在没有时间就此进行论证，但是我想在最能理解他们的人们面前说：超越了巨大的磨难，与痛苦的家人共同生活，支持着康复医学的这些人们的decent崭新形象里，具有今后连接日本与世界的最有希望的人的原型。
我在这里直接使用英语decent这个词。这个单词的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它潜藏着丰富的含义，因此成为难以使用明确的界定语言翻译的单词之一——我认为，它非常适合在电视记录片里的那位坐着轮椅旅行的残疾姑娘经过艰苦努力见到祖母时两人相对而坐的那种气氛里说的话。我在上面写过，各自“接受”残疾的两个人，仿佛笼罩着微光，而这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这就是decent的内涵。
我和妻子也都老之将至——妻子肯定有她的思想准备——而我面对残疾的儿子以及支持他的妹妹、弟弟，在自己的言行成为真正的decent的人之前，果真能“接受”无疑是痛苦的老年这个现实吗？如今我正为此而感到心灵的畏怯。
第06章 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
不久前，我发表了悼念井上靖先生的谈话。当时尤其使我心情激动的是听众中有几位医生。仔细想起来，我与不同职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谈话，除了大学教师，最多的就是医生。例如为我的残疾儿子治疗的那些医生，还有我十几年来经常去检查身体的医院的医生们……
然而，我是作为患者、或者未来的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的身份与医生接触的。我离开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对方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我无法自由自在地谈话。虽然对方倒是
经常询问自己：最近写什么啊？
极少有医生直接问我：你作为作家，如何思考人和文明？我倒想过，作家生病，而且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愈之后，往往有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作品问世。
井上靖先生患癌症，一旦治愈后，便完成一部《孔子》。这是解答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充满启示的典型例子。我作为一名晚辈作家，在追悼井上靖先生的同时，重温《孔子》，并回答医生们的提问，这是我对有这次谈话机会最为高兴的地方。
井上先生时常对我谈起创作长篇小说《孔子》的规划。他的小说构思经常先以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吟咏孔子和一群寒儒在战乱的原野上流浪的散文诗很早就已发表。然而，正当他准备着手创作小说时，感觉身体不适，结果发现患有食道癌。
井上夫人等亲属大概都认为这长期悬而未果的《孔子》也就因此作罢，尤其夫人曾多次陪同井上先生到中国寻访孔子遗迹，似乎更觉遗憾。但是井上先生做过大手术以后，身体迅速恢复，着手创作《孔子》。
就在《孔子》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文艺杂志上以后，我与井上先生一起到巴黎、斯特拉斯堡、佛罗伦萨旅行。井上先生重访佛罗伦萨，尤为激动，回国以后，立刻精力充沛地埋头创作《孔子》。对此，他的家人异口同声表示惊讶。《孔子》大作完成，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井上先生不久辞世。
创作以孔子为主题的小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孔子的一生行径被其死后350年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规范，后来的所有关于孔子的故事都根据这个规范的记述。井上先生细读《史记》，这在《孔子》的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
有一处说到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我国的七尺——人称“长人”，井上先生觉得很有意思。井上先生脑子里的孔子独特的人物形象——因为过于独特，虽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但在小说里尚未形成具体化的形象——大概是从大个子孔子这个细节引发出来的吧。
另一处说到《孔子》中的讲述人蔫薑这个老人是殷人后裔。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死前7日，梦见自己亡故，受到祭祀，但是采用殷代的祭祀仪式，说明自己的祖先是殷人。
更重要的是，井上先生毅然撇开《史记》的记述。例如构成《孔子》重要主题的“葵丘会议”，以及故事发生的中心舞台负函这个地方，在《孔子世家》中均无记载。而且井上先生在好几处勇敢地对《论语》的传统解释提出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