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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

_7 西蒙波伏娃(法)
女人对其配偶的依附性极强;随着世袭财产成为过去,女人和男人完全处于并列地位,
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以一种可与财产利益的稳固性相比的稳固性,把他们联在一
起。所以个人可能会得到对于群体的独立性。
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离婚风靡全国,夫
妻好像只是临时搭伴。在法国,农业人口是一个重要成分,拿破仑法典将已婚女人置于
监护之下,因而这一演变过程必然是缓慢的。离婚在1884年被恢复,若丈夫通奸,妻子
可以提出离婚。不过,在刑罚上仍保留了性别差别:通奸只有妻子所为时才是违法犯罪。
在lop年,托管被有保留地承认,1917年才完全得到。1912年准予对非婚父亲给予确认。
要看到已婚女人改变地位,必须等到1938年和1943年:这时废除了服‘从的义务,不过
父亲仍是家长。他有权决定住处,不过妻子老有适当理由,也可以反对他的选择。她的
法律权限扩大了,但解释混乱:“已婚女人拥有充分的法律权限;这些权限只受婚约和
法律的限制”,这一条款前后矛盾。夫妻平等还不是既成事实。
至于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是来之不易的。约翰·斯图尔
特·密尔1867年在英国议会上作的演说,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给妇女以选举权。他
在他的著作中迫切要求在家庭与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我认为,法律所做出的让一
个性别从属于另一个性别的社会安排,本身是坏的,它们是阻止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
一。我认为,它们应当让位于完全平等。”继他之后,在福赛特夫人(Mrs.Fawett)
领导下英国妇女成立了政治组织,玛丽亚·德莱斯梅则在领导着法国妇女,她在1868-
1871年的一系列公众讨论中对女人命运加以审查,和小仲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小
仲马劝告被不忠的妻子所愚弄的丈夫“把她杀死”。莱昂·里希埃是女权运动的真正发
起者,她1869年提出“女权”这个概念,组织了1878年召开的、讨论这一题目的国际会
议。当时还未提出选举权问题,与会妇女仅限于要求有公民权利。30年来,这一运动始
终缩手缩脚,在法国和英国都一样。虽然成立了许多团体,但都不成形,因为,正如我
们所注意到的,女人缺乏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责任感。
1879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了男女平等,但由于普遍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
当从属于工人运动,女权运动未被重视。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妇女却要求在现存社会制
度框架内有新的权利,她们根本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支持诸如抵制酗酒、色情文学和
卖淫等使道德净化的改革。女权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2年召开,这次会议除为运动命名,
几乎没有取得其他成就。女权运动的进展不大,不过维维亚尼1900年在国民议会第一次
提出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增长,随着布伦斯维格夫人(Mine
Brunschwig)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法国妇女争取参政同盟也于lop年成立。妇女参政议
案1919年在国民议会被通过,1922年被上院否决。当时的形势是复杂的:当教皇本尼狄
克十五世(Benedict XV)1919年宣布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时,除了革命的女权主义和布
伦斯维格夫人“独立的”女权主义,还有基督教的女权主义。天主教认为,女人在法国
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因素,但激进派恰恰为此担心。晚至1933年,上下两院还在进行无休
止的辩论,半个世纪来的各种反女权观点全都给提了出来: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认为,女
人非常受尊重,她应当继续受到这种尊重;并认为,“真正的女人”呆在家里不会失去
她对选举的影响力,因为她不需要用投票权去支配男人。他们郑重强调,政治会瓦解家
庭,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她们不可以服兵役。他们问道:难道妓女应当有选举权吗?
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女人将会遵丈夫所瞩去投票,如果她们想有自由的话,还是让她
们先从裁衣匠那里获得自由吧;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女人比男人多!虽然这些论点贫乏
无力,法国妇女还是要等到1945年才有参政权。
新西兰1893年给予了妇女一切权利,澳大利亚紧随其后,它是在1908年。但这个胜
利在英美两国却是来之不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女人关在家中;简·奥斯汀把自己
关在家里是为了写作。科学家们声称,女人是“一个只能用来生殖的亚种”。直到1903
年女权运动还很缩手缩脚。这一年斑克赫斯特派在伦敦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女权
主义的鼓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斗特性。在历史上人们可能首次看到女人作为女人
而行动,这一行动对“参政”的冒险予以特别关注。15年来,她们一直在施加压力,最
初未使用暴力,只是挥舞着旗帜游行,骚扰集会。她们被捕,绝食,和戴着毛巾的工人
妇女及道地的贵妇一起列队向议会进军。她们举行集会,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
参政权问题即将交付议会表决时,她们排成几里长龙游行。1912年采取的策略更为过激:
她们焚烧房屋,捣毁画像,践踏花圃;她们向警察投掷石头,派代表反复围攻劳埃德·
乔治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打断公众演说。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在1918年,英国妇女
得到有限制的选举权,1928年得到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她们的成功基本上要归功于她们
在战争中的服务。
美国妇女从一开始就比她的欧洲姐妹更为解放。19世纪初,女人不得不和男人一起
参加艰苦的拓荒劳动,他们并肩奋斗。她们的人数比男人少得多,这使得她们受到重视。
但逐渐地,她们的地位和旧世界的女人相差无几。她们在家中大权在握,但社会控制权
仍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到1830年,一些女人开始要求有政治权利,从事支持黑人的运
动。贵格派教徒卢克丽霞·莫特成立了美国女权协会,她在1840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
贵格派灵感宣言,从而为整个美国女权运动定下了基调。“男女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
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位立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男人把已婚女人变成了一具政治
僵尸……他在篡夺耶和华的特权,而只有耶和华才可以确定人们的活动范围。”三年后,
哈里特·比彻·斯陀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唤起了支持黑人的公众舆论。埃默森和
林肯都在支持女权运动。内战后,女权主义者徒劳地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也
应当给妇女以选举权。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她的14个同志利用某
种含糊在罗彻斯特参加选举,结果她被罚款100美元。1869年她成立了全国妇女争取参
政协会,同年怀俄明赋予妇女选举权。此后科罗拉多州在1893年,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在
1896年,也把选举权给予了妇女。
以后的进展非常缓慢,但在经济上女人取得了比欧洲更大的成就。1900年,美国有
6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商业和需要学问的职业。她们当中有女律师、医
生和教授,还有多达3373人当了女牧师。玛丽·贝克·埃迪(Mmp Beker Eddy)成立了
基督教科学教会。妇女俱乐部风靡一时,在1900年约有Zop万名成员。但只有9个州给了
妇女选举权。1913年,参政运动以好斗的英国模式组织起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两个女
人:多丽丝·史蒂文斯和一个名叫埃丽丝·保罗(AlicePan)的费格派教徒。她们组织
集会、游行以及其他这类政治示威。在芝加哥,女党首次成立。1917年,这个党的参政
运动者站在白宫门前,拿着小旗,有时为了不被赶走,竟把自己栓在铁栅栏上。6个月
后她们遭到了逮捕,但由于在狱中进行绝食,很快就被释放。在新的骚乱之后,众议院
的一个妻员会接见了女党的一个成员,1918年1月8B宪法修正案被众议院通过。当时参
议院经两次表决,都未通过这一修正案,但一年后又通过了它。1920年妇女参政成为美
国法律。1933年召开的泛美会议,导致了19个与会的美洲共和国正式同意彻底给予妇女
平等的权利。
在瑞典,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援引瑞典的古老传统,要求有
“教育、工作和自由”的权利。女作家在这场斗争中尤其起了主导作用,她们最关心这
一问题的道德方面。她们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赢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但受到保守党人
的敌视。挪威妇女在1907年赢得了参政权,芬兰妇女是在1910年,但瑞典妇女却等了好
几年。
和东方国家一样,拉丁国家的妇女处于受支配地位也不是根据严格的法律,而是根
据严厉的习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组织地阻止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法西斯意
大利在设法与教会结盟,不使家庭受到触动,维持奴役女性的传统时,使女人面临着双
重奴役:国家当局的奴役和她丈夫的奴役。1790年,一个叫希佩尔(Hippel)的大学生
抛出了德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宣言。19世纪初,一种感伤的女权主义十分盛行,它和乔
治·桑的女权主义相似。1848年,德国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路易斯·奥托(Inuise
OttO),要求给予妇女参与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的权利,她在1865年成立了妇女团体。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女权运动,克拉拉·蔡特金189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
一。女工与社会主义者结成同盟。1914年,妇女积极参与了战争。德国战败后,妇女有
了选举权,在政治生活中很活跃。除了李V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在斯巴达克斯小组
进行战斗。她在1919年被暗杀。多数德国妇女站出来支持秩序党。有的人出席了国会会
议。于是希特勒又把拿破仑的观念强加给被解放的妇女:“厨房,教堂,孩子”。他宣
称,“女人的出席使帝国国会蒙受耻辱”。纳粹主义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资产阶级,
所以它给予母亲特权地位,使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和在斯巴达一样,
女人对国家的依附,大大超过了对任何男人的依附。因而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
产阶级妇女相比,纳粹德国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性既是更大的也是更小的。
女权运动的极其迅猛发展发生在苏俄。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生和知识分子
之中,甚至在当时就和暴力与革命有关。俄日战争哪间,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种工作,
并且有组织地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她们在1905年后参加政治罢工,设置路障。1917年革
命爆发前夕,她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她们的丈夫重返
家园。她们在十月起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忠于马克思主义
传统,列宁让妇女解放运动附属于工人解放运动。他给予了她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地
位。
1936年宪法第122条说:“在苏俄,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
一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共产国际对此说得更加准确,它提出下列要求:
“要实行男女在法律面前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平等;要在婚姻权利和家庭准则方面则收
进行变革;承认母性是社会职能;要由社会承担抚养教育儿教和青少年的责任;要组织
一场文明化的斗争,反对将女人变成以求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苏俄妇女在经济领域取
得了辉煌的成优。她们有平等的工资并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因此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
治的地位。1939年,各级苏维埃都有很多女代表,3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
会议。近1000万妇女是工会会(约大占苏联职工的40%,许多女工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
机众所周知,俄国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进入了以前唯有男性才能
进入的生产领域,如冶金、采煤、伐木和铁路行业。妇女还成为杰出的飞行员。伞兵;
她们组织了游击队。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动性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究竟
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俄整个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女人摆脱家庭的
束缚。
1924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全体会议宣布:“只要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继续存在,
革命就是重要的。”自由结合因此受到尊重,离婚手续的简化和堕胎的合法化,保障了
女人涉及男性的自由。有关产假、日托及全托幼儿园等的法律,减轻了母性负担。要透
过热情而又矛盾的声明的迷雾发现女人的实际具体处境究竟怎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可
以肯定,如今国家对增加人口的需求导致了另一种家庭政策:家庭现在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女人既是工人又是主妇。性道德是最严格的道德;1936年和1941年的法律禁止堕胎,
几乎对离婚进行压制;通奸受到习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
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
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
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
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
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
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
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
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
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
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
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
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
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
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
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
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
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
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
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
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
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
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
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
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
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
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
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
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
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
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
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
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
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
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
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
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
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
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
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
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
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
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
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
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
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
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
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
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
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
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 Princess des
Ursin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
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但实际上,
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
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
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
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
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
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
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
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
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
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
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
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
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
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
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
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
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
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
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
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
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
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
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
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
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
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
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
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
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
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
·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
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
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
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
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
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
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
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
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
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
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
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
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
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
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
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
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
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
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
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
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
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
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
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
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
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
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
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
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
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
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
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
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
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
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
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
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
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
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
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
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
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
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
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
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
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
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
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
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
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
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
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
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
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
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
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
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
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
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
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
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
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
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
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
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
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
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
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
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
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
备自我意识,由于她通过工作也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她不再驯服地接受在家中的受支
配地位。她会希望,把家庭生活与工作协调起来,不至于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即便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只要女人把自己卖给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有大家所
公认的特权,那么,一旦出现方便的诱惑,她选择独立道路就要付出较男人更大的精神
努力。她未充分认识到,诱惑也是一种障碍。欺骗与诱惑相伴,在婚姻抽彩奖中,几千
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中奖。现时代是在吸引甚至强迫女人去工作,但它又在她们
眼前闪现出懒惰与快乐的天堂:它拔高了中奖者的形象,使其远远高于仍在人间受束缚
的女人。
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
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
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
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去继续描述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因为她在男人心目中仿佛
是怎样的,对于她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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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部分
第九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
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
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
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
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
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
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
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
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
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
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
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
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
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
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
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
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
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
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
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
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
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 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
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
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
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
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
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
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
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
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
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
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
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
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
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
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
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
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
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
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
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
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
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
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
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
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
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
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
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
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
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
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
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
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
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
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
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
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
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
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
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
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
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
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
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
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
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
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
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
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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