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去耶鲁>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序言
马征2001年在新东方接了我上的GRE词汇班，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把我的课接下来后，学生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让我至今能够记得他的，是因为他在新东方拿到了最高工资时，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读书，我当时就为他能舍能得的精神所感动。
曹蕴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在上海新东方教书。有一次，新东方举行了一次老师演讲比赛，曹蕴代表上海学校来参加比赛，我是评委之一。在她演讲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她，心想：一个小女孩能够讲什么呢？没想到一上场她就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把所有的评委都感动了，最后拿了一个比赛的名次回去。从此我就记住了曹蕴。还知道她是一个很有善心的女孩，用不多的工资资助着几个贫困地区的学生，是一个对于内心圆满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功利追求的女孩。
在新东方当老师的年轻人，尤其是当老师比较成功，被学生追捧的年轻老师，一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迷失方向。掌声、笑声还有一束束鲜花，会让很多人头晕目眩，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尽管我曾反复地讲，人生的意义远不是在新东方当一名成功的老师就能够体会到的，但还是有些老师停止了探索自己生命的脚步，满足于虚荣的日子。马征和曹蕴都是在新东方很成功的老师，但都舍弃了在新东方可能获得的财富，远渡重洋去追求自己的学业、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是值得让其他年轻人学习的事情。这和他们两人去没去耶鲁没关系，也和他们未来是不是会更加成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去年五月份，哈佛大学把新东方成长的经历做成了哈佛案例，邀请我去给哈佛商学院的学生进行一天的演讲。我还没到哈佛，曹蕴和马征就从耶鲁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在哈佛的行程，并希望能够去拜访我。
记得我在哈佛的那天，他们从耶鲁驱车两个小时来见我，我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耶鲁大学学习的原北京新东方老师马征和上海新东方老师曹蕴，专程从耶鲁开车来到哈佛，马征带上了来参加他毕业典礼的父母，曹蕴带上了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老公沈国麟。加上我和新东方的其他几位，还有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四个中国学生，吃晚饭人数一下到了十四人。我们选择了哈佛大学边上的一家很有名的海鲜餐厅，生意很好。我们和服务员协调了半天，才拼凑出一个十四人的吃饭空间。大家喝酒聊天，回忆在新东方的时光，展望每个人可能的未来，越说越兴奋，喝了很多瓶葡萄酒。晚餐后大家意犹未尽，又到附近一个酒吧聊天，一起唱起了中国歌曲。到晚上十二点多，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去。几乎所有人都打算毕业后回到中国去工作，这一点证明了中国对国际化人才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
那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曹蕴和马征告诉我他们正在合著一本有关耶鲁大学和他们在其中学习生活的书，写完了希望我读一读。这本书就是今天放在大家面前的《带你去耶鲁》。对于耶鲁大学，我很有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以容闳和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代留美学生和耶鲁有关，对耶鲁精神我也有着切身的体会。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的君子风度，宽容的个性，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几年里一直影响着北京大学英语系学子的精神状态。1995年冬天，我第一次到了耶鲁校园，古老的校园，褐色的墙壁，在白雪衬托下更显苍老；但校园里学生打雪仗的一片欢声笑语，彰显了古老校园的青春活力。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学生的T-shirt上那一行大字“SUCCESSISNEVERFINAL!”
通过曹蕴和马征的对话，通过他们对在耶鲁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访谈，通过他们自己的思考，耶鲁大学和耶鲁精神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同时展现给大家的还有中国学生的留学之路和他们的心路历程，所有这些对于还在苦苦求索、寻找留学之路的莘莘学子，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尽管还很难用全面和深刻来概括这本书，但这一定是一本真诚的书，传达着每一个参与者的真诚心情。
耶鲁大学只有一所，但通过我们代代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很多大学变得比耶鲁大学更加有创造力，也更加有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能够变成中国学子、乃至世界学子心中的圣地。
俞敏洪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世界离你有多远——从新东方到美国（1）
曹：在耶鲁，“新东方”三个字名气还是挺大的。还有两个名字和新东方一起在耶鲁流传，你知道是谁吗？
马：老俞？另一个不知道是谁。
曹：我刚去耶鲁的时候，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在新东方工作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老俞现在发财了吧？”然后又问：“马征你认识吗？他以前也在新东方，教GRE词汇的。这人挺逗，挺‘新东方’的，能侃。”
老俞我认识，但当时对“马征”有点好奇，怎么大家都认识马征？呵呵，你在耶鲁华人学生里名气挺响的，你觉得这和你曾经是新东方的老师有关系吗？
马：多少有点关系吧，我觉得新东方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在美国，碰到中国来的留学生，第一次见面，只要说起新东方，马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大家回忆新东方里各种有趣的人和事，距离似乎一下子就拉近了。
曹：你记得吗，有一次两个负责研究生活动的中国学生搞了个介绍茶文化的活动，我摆摊给大家泡中国茶，当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是中国学生会主席，他管你叫“马老师”，原来你是他在新东方的词汇老师。你刚来耶鲁，不少人叫你马老师吧？
马：还好，偶尔碰到以前的学生问：“你是不是以前在新东方教过？”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其实大家都是同龄人，叫我“马老师”还真是抬举我了。如果我讲的课能对他们的考试或申请有一点帮助，就已经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了。
曹：你申请来美国的时候应该正在新东方工作吧，当时你们在新东方工作得怎么样？
马：我是大三到大四阶段在新东方教书，来美国之前是一边读本科，一边在新东方兼职。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来，真是“忙并快乐着”。当时的新东方还处于创业的状态，让人感觉有很多可能，很多机会。人不是很多，老师之间有很多交流，老俞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还带我们到康西草原骑马，开越野车什么的。当时新东方刚在上海和广州开分部，北京的老师要坐飞机赶课。
曹：我是2003年进新东方的，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和老俞骑马了，呵呵。不过还是听到传闻，说早年老师领工资都去老俞家，老俞给个黑色垃圾袋，然后他再亲笔写个领款条。不少人都是冲着那“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加入新东方的。后来有一次上海新东方说要发奖金，有个老师兴冲冲地拎了旅行袋，“打的”赶到学校。心想当年能装一垃圾袋，现在发展了，怎么也得装个旅行袋吧，结果就领到一张100块，抱着空袋子垂头丧气地乘轻轨回家了。你们那时候收入应该很不错吧？
马：这个黑口袋我没见过，大概是老师自备的吧。我当时用自己的书包装工资。收据倒是真的，我至今还留着一张收据条，上面是老俞亲笔写的：“给马征老师?菖?菖?菖期班?菖?菖?菖元”。那时，每期班结束，就拿这个条去会计那里领钱。
曹：那张收据你一定得留着，以后新东方博物馆成立了，那东西就稀奇了，说不定还能拍卖呢，哈哈！既然那时候收入、工作环境都不错，新东方的发展也充满希望，你怎么会想到离开新东方去美国留学呢？
马：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问过我。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今天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加入新东方的时候，已经做了出国留学的准备。虽然新东方当时的发展前景不错，但我始终觉得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讲，自己的经历和资历都有限。当时教书仅仅是和学生分享一些自己学习英语的体验，自己需要丰富和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觉得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去充电。关于出国的决定，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教育和科研，想在学术界发展。当时很多师兄、师姐都去美国深造了，而且都建议我本科一毕业就去，所以我本科一毕业就去了耶鲁。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最终没有选择在美国走学术道路，但这几年自己的收获非常大，无论是学习、做学问还是做人。
曹：你有没有想过，等你去美国留学归来，当时的同事可能已经变成新东方的高管，有很不错的经济实力了，可你还是个穷学生。
马：现实确实如此。但我好像很少想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收益，我倒是觉得他们这些年伴随着新东方的成长学到的东西很可贵。我虽然没有他们有钱，但我这几年在美国的收获绝对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曹：其实很多人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都容易患得患失。我觉得在出国这件事上，没有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决定，不管去还是不去，都要保持平衡的心态。学习和工作的本质都一样，都是成长和提升的过程，这种提升和地位没有关系，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有些人出国读书回来会碰到“尴尬”的局面，以前一毕业就工作的同学居然变成自己的领导了，或者已经创业成功、身价百倍了，自己却还没起步。我们不妨看得远一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暂时的领先或落后不能说明什么，表面的落后说不定是在为下一步的超越积聚能量。所以要始终清楚自己的步伐，不要被别人的节奏打乱了脚步。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世界离你有多远——从新东方到美国（2）
马：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回国以后我深刻体会到保持心态平衡的重要性。
曹：新东方的学生里，有想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还有想去母语为非英语的欧洲国家的，你当时对选择留学的目的地有什么考虑？
马：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学习，只要走出了国门，经历一种全新的教育系统，不断地自我反思，都会有自己的收获。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优势，所以选择国家要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奖学金、自己目前的水平和积累、自己希望通过留学达到的目标等等。我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在国内是学习计算机的，我对自己的专业很有兴趣，也希望自己以后留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个专业在美国发展得最好，去美国学习这个专业最具有挑战性。
曹：我在复旦读本科的时候，公派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习过。澳洲一流大学的学术实力和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耶鲁确实有一些差距。不可否认，那些也是非常好的大学。每个国家都有特别突出的学校，不一定去美国就是最好的选择。国内有些家境不错，但学业不怎么突出的学生比较愿意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留学，所以那些地方中国留学生的整体水平似乎被稀释了。现在去英国自费留学的机会也很多，签证也容易申请了，英国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似乎有所下降。很多人觉得，最优秀的人都选择去美国留学。
马：看你怎么定义优秀。我个人觉得，去留学不是为了证明给周围的人看我有多优秀，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当然大环境很重要，所以不管去哪个国家留学，我们都希望去一流的大学，可以是整体实力一流的大学，也可以是你感兴趣的那个专业一流的大学。
曹：我知道对于在新东方教GRE的老师来说，美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的学生向你咨询留学的事，你是怎么指导的。现在你经过在耶鲁6年的磨砺，充分体会了留美生活的每个细节，也遇见许多来实现“美国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还有学生来咨询你要不要去美国念书，你打算怎么回答？
马：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所以我想多嗦几句。
我觉得出国深造是每个年轻人参与全球化过程的捷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世界离你有多远？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做过一道应用题，说光速每小时30万公里，地球的直径是1.2万公里，光绕地球一圈只要0.13秒。当时实在想不出这道题目有什么应用价值。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世界上每两个人之间的通信都可以在0.13秒以内完成。我2001年来到耶鲁，在进行互联网研究的同时，也享受着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现在，我不但可以随时和远隔半个地球的父母进行语音通话，还可以看到他们以及我们家小狗的即时状况。在我们每日习以为常地使用互联网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世界离你有多远——从新东方到美国（3）
TheWorldIsFlat（《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把全球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以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第三个阶段是以每个人为主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多少？面对全球化，我们的教育，是否让我们做好了准备？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作者提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告诉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将要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比起美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更加没有准备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以外的社会和文明，然而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深入了解，那么将无法想象今后中国的跨国公司能有效地管理海外员工，开发海外市场。
对于个人来讲，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地球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也变得日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国留学或工作，往往是一条有效的道路。在学校这个为学习而设计的环境里，每个人都能更容易地互相学习。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明白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走出去看看有多么重要。
其次，出国留学也要考虑自己的机会成本。
你选择了一个机会，很可能要放弃另外的机会。放弃别的机会而带来的损失，就是选择某个机会的机会成本。比如我当年选择出国而放弃新东方的工作，机会成本就很高。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国留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如果在国内有好的工作或机会，完全可以不出国，在实际的摸爬滚打中，同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可以创造未来深造的机会。
曹：是啊，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后悔，心态平衡地走下去。不管哪条路都不是为了走到终点，而是为了一路的成长和收获。既然路是自己走，决定当然要自己做。每次有学生问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我总是说：“成年人不可以逃避为自己做决定的责任，我只能为你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只能根据我的体验帮你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应该好好利用做选择的机会了解自己，因为每一次抉择都是一个排除人云亦云的干扰，深入地去感觉和反省自我的过程。
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暂时的领先或落后不能说明什么，表面的落后说不定是在为下一步的超越积聚能量。
在出国这件事上，没有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决定，不管去还是不去，都要保持平衡的心态。
去留学不是为了证明给周围的人看我有多优秀，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后悔，保持心态平衡地走下去。不管哪条路都不是为了走到终点，而是为了一路的成长和收获。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名校情结——我选择了耶鲁（1）
曹：我去美国以前，有些“名校情结”，盲目地想要有个英美名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头衔，哪怕做家庭主妇也行。你有什么特别的情结吗？
马：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尤其是在不了解美国教育体系的时候。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一流的高等学府很多，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专业，很难一概而论地说哪所学校好，哪所学校不好。生源也非常分散，不会出现像中国那样所有人都盯着少数几所“名校”的现象。美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学费差别很大，有的好学生不愿意毕业时背一大笔债，宁愿选择好的公立大学而不去私立大学。对于我个人而言，随着对美国大学的了解，很多学校都能让我觉得是“名校”，不只是哈佛、耶鲁。
曹：情结是一种心理上的强迫和执著，这种情结在耶鲁上了心理学课以后从理论上得以证实。很多人在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变得有点神经质。在兴趣、专业发展和名校光环当中挣扎，加上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多选择到最后只能变成被选择。你有挣扎的过程吗？
马：这当然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就跟谈恋爱一样，不能一厢情愿。我想，每个人都只能做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剩下的不由自己控制的东西也不必勉强。我们得承认，确实有运气的因素，申请的时候要把心态摆正，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曹：我很同意你的观点。追求名校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追求的心态很重要。你在申请的时候应该明白：不是你把所有的申请材料和英语考试都做到最好、做到极限就一定会被你想去的那所名校录取。今年招生委员会有哪些人参与，有什么样的人和你竞争，学校今年的财政状况，甚至中美关系都和你的录取有关。有太多的因素不在你此刻的掌握之中。中国有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对克服“名校强迫症”很有帮助。
马：我在申请耶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态，反而成功了。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名校情结——我选择了耶鲁（2）
曹：我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当地学生跟我说，他考上墨尔本大学家里并没有特别开心。他的父母觉得，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也不错，同样的专业，学费比墨尔本便宜很多。我说本科的时候我考上中国的名牌大学，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总算没“有辱家门”。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居然跟整个家族的名声有关。你觉得在美国，就本科而言，专业重要还是学校的名气重要？
马：首先，美国有很多学校可以进校后自行选择本科专业，申请的时候只要挑选学校即可。有的人在学校里试了几个专业，才找到自己喜欢的。当然每个学校的学科侧重不同，如果高中就知道自己比较喜欢哪个专业，不妨找一个这方面比较好的学校。否则，可以选择综合性的、很多学科都比较强的学校。
曹：研究生阶段名校的奖学金会多一些吧，对中国学生而言，签证是否也好拿一点?
马：研究生阶段有所不同。读博士的话，基本都有奖学金，各校的奖学金也差不多，主要由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基本可以让你过上不错的生活。我觉得钱不是最大的区别，更重要的因素是自己做研究的环境。如果在很强的系或者有很好的老师，会对你的研究生经历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研究生来讲，专业的名气或者是具体的导师的水平更为重要。至于签证，我想名校可能有一些优势。目前的形势不错，整体来讲签证比以前容易了。
曹：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名校毕业生在初始阶段是有优势的，机会也更多。在美国呢？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一个性格正常的人来讲，几年的名校学习和生活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处于社会上层的人际圈。我有个美国朋友在普林斯顿读书，石油大王的孙子是他同班同学，还邀请他去豪宅聚会，认识了一批名流。他觉得这种人际关系网对以后的发展很有用。
马：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学大学，大家来学。教的人固然重要，但随你一起成长的人也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除了人际关系网外，同学之间的影响和互动也很重要。我觉得自己从周围同学、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课堂上学到的多。
曹：有些中国家长觉得，出国留学的学校，名气非要响得家喻户晓才好，否则家里的人问起来很没面子。在国内的时候，有朋友被保送进上海水产大学，她的亲戚都说以后买水产可以找她。其实她进的是水产大学英语系。对出国留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我有个朋友在沃顿商学院，他妈告诉亲戚孩子在“沃顿”，上海话讲起来跟“馄饨”挺像。碰巧他家的三姑六婆孤陋寡闻，不知沃顿大名，就跟他妈说，“华盛顿大学不是蛮好的嘛，又在首都（其实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和圣路易斯），干吗要去‘馄饨大学’啊！”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 名校情结——我选择了耶鲁（3）
马：乔治?华盛顿大学在首都华盛顿。
曹：我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大学排名。有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你当时是按照这个来挑选学校的吗？
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USNews上的排名，相对权威。另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口碑，应该多看看国内各大高校的BBS（比如水木清华BBS，复旦的日月光华等）。这些大学的论坛上，都有出国版的讨论。如果自己的师兄师姐去过哪个学校，也可以去问问，这样的经验往往更宝贵。我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把专业和综合排名中靠前、中等、偏后的都申请了，这样可以保证自己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曹：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一心冲着名校光环留学，也幸运地被录取了，结果发现不适合自己，郁闷不已？
马：有。异乡求学，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对人的心智是一大挑战。无论在哪个学校，都要经历比较大的变化。有的同学因为难以适应，不得不休学或者退学，实在令人可惜。所以出国前最好的准备，是要打造一颗坚强而快乐的心。
曹：你幸运地被耶鲁录取了，你如果现在跳出来说名校的光环不是最重要的，别人会觉得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的朋友中有没有当初读的不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学，但现在职业发展很成功的？
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要取决于如何定义职业发展的成功。我有个朋友在并不有名的学校拿了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几次跳槽后，进入顶尖的投资银行工作，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了。我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是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能不懈地为之奋斗。只要能做一个快乐地忠于自己梦想的人，我想都是成功的。
追求名校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追求的心态很重要。
出国前最好的准备，是要打造一颗坚强而快乐的心。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本科生住宿学院外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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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光明和真理-耶鲁的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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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耶鲁之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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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耶鲁所在的城市纽黑文，穿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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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穿越古老的门——三百年耶鲁传统
每天清晨，约瑟夫?福克斯（JosephC.Fox），这位耶鲁大学1938届的校友，在停车场下了车，步行穿过耶鲁古老的校园，去办公室上班。年近九十的他已经微微驼背，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还不时抬眼望望这三百多年的校园。他有时不禁驻足观望，看看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想想当年的那份少年狂。
福克斯先生最喜欢带年轻学生到莫里斯（Mory’s）的饭店去。成立于1849年的莫里斯饭店是一家私人俱乐部，会员皆是耶鲁校友，其中不乏美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杰拉德?福特、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等。
莫里斯俱乐部成立于1849年，俱乐部的房子原先是一座1817年前就建造的私人住宅，经过一代一代耶鲁人的传承，俱乐部的主要功能被改造成了饭店。走进饭店，棕色的家具处处可以嗅出新英格兰的味道。愈加可贵的是，两层楼的饭店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记录下耶鲁近150年的历史。其中，既有上世纪初耶鲁老校园的身影，也有小布什当年在棒球队挥棒击球的照片。最让福克斯先生自豪的是在这些饱经沧桑的照片中，有一张他当年担任耶鲁长跑队队长的留影。当年的他20出头，穿着一套印有耶鲁标志的运动服，身材不高，却精神无比。岁月如梭，当年的耶鲁长跑队队长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70年后他会带着一群20出头的年轻学子来到自己的照片前驻足观望。
一代一代的耶鲁人终究要老去，留下的是耶鲁的传统。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斑驳古墙是传统，古楼钟声也是传统；仪式仪规是传统，人文轶事也是传统。
以莫里斯俱乐部为例，除了墙上的老照片和新英格兰的装修风格外，有两个古老的传统莫里斯俱乐部一直保存至今。第一，耶鲁政治联盟定期要在莫里斯俱乐部开会，每年都有无数场政治辩论要在俱乐部举行，届时高朋满座，名流出入。第二，莫里斯俱乐部有一支叫威芬普夫斯（Whiffenpoofs）的学生演唱队。演唱队成立于1909年，是美国最老的大学生演唱队。由于1969年以前耶鲁不收女孩读本科，所以演唱队清一色全部是耶鲁大三、大四的男学生。演唱队的名称源自他们每个星期要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威芬普夫斯”。每个星期一晚，演唱队都要为莫里斯饭店的顾客免费唱歌。这个传统坚持了近一百年，成了人们对20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的集体回忆。
莫里斯俱乐部似乎是这所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常春藤名校的一个缩影。耶鲁珍视并且捍卫自己的传统。
1701年，10个哈佛毕业生认为母校教育过于自由偏离了神学传统，于是他们决定重起炉灶，在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布兰福德（Branford）创建了一所学院。1718年，这所学院搬到了纽黑文（NewHaven），由于当时一位叫伊莱胡?耶鲁（ElihuYale）的人捐了一些财物和书籍给学院，所以学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耶鲁的创始人搬到纽黑文的时候，选了一块不大的地，这就是今天的耶鲁人熟知的老校园（OldCampus）。在以后的三百年里，耶鲁以老校园为基点向外扩散。耶鲁继承剑桥、牛津精英式的办学理念，连建筑都呈现出欧洲古建筑的风格。耶鲁校园的主要建筑建于1917年到1933年之间，大部分属于哥特式风格，是美国浪漫主义建筑的代表。高耸、尖峭的屋顶，红褐色的石墙、镶嵌彩色玻璃的长窗、高旷的内部空间，使得建筑弥漫着中世纪的神学色彩。耶鲁每幢建筑的门都出奇的重，象征着耶鲁三百年沉甸甸的历史。进入每幢房子，都需要用尽全身力气推开或者拉开一道道厚重的门，才能进入耶鲁古老的教室和办公楼。进入耶鲁校园，即置身于喧嚣世界之外，慢慢地走，静静地想，纵横两万里，上下几千年，仿佛就在你的脚下和身边。
在老校园的一隅，矗立着耶鲁最老的建筑——康涅狄克礼堂（ConnecticutHall）。这所三层楼的砖石结构的建筑建于1752年，是康州最老的几座建筑中的一座。红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户和黑色的百叶窗……典型的新英格兰风格透露出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气息。
在康涅狄克礼堂的不远处，有一座内森?黑尔（NathanHale）的雕像。他是耶鲁毕业生，就读期间住宿在康涅狄克礼堂。黑尔被公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间谍。作为独立战争中的陆军上尉，他潜入英军搜集情报，不幸被捕，留下了那句名言：“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来献给我的祖国。”黑尔的雕像两手反剪、脚上带着镣铐，矗立在耶鲁的老校园中，接受着一群又一群人的拜谒。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想把这尊雕像买下来，搬到中央情报局门口，但被耶鲁一口拒绝。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有权思考不可思考的问题”
上面这句话出自耶鲁大学“言论自由委员会”主席伍德沃（C.VannWoodward）之口。当时，正值越南战争之际，美国的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浪高过一浪，身为常春藤名校的耶鲁自然不能置身世外。面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氛围，耶鲁采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捍卫言论自由。越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规定，凡是以道德或者宗教为名义的反战者，都不能申请奖学金。当年，耶鲁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为了维护耶鲁学术自由的精神传统，拒不执行政府的指令，仍以申请者的成绩作为发放奖学金的唯一标准。结果，联邦政府拒绝给予耶鲁一大笔资金。布鲁斯特这种维护耶鲁学术自由的做法受到后代的景仰，被称为“当年最伟大的校长”。
学术自由是像耶鲁这一类西方著名私立大学的重要传统。与建筑不一样的是，这样的传统是“活”的，是耶鲁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学术自由的传统使得耶鲁能够抵御来自政治和商业的压力与诱惑，能为维护学术起码的尊严和价值而不断努力。
耶鲁庞大的开支来源于校友的不断捐款。据统计，已有60%的校友向母校捐过款。耶鲁也有对捐款说“不”的时候。1991年，李?贝斯（LeeBase）试图向耶鲁捐献2000万美金，被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拒绝，原因是贝斯想花钱影响学校任免教授的决定以及课程设置。贝斯兄弟四人皆入耶鲁念书，他们的叔叔拥有的个人资产近8亿美元。与其他富家子弟一样，他们在耶鲁结交许多名流子女，包括现任总统小布什，为自己将来进入上流社会做好了准备。作为耶鲁的校友，李?贝斯希望自己的母校能够保持常春藤的保守传统，他想通过2000万美金——当时常春藤学校接受的最大数目的捐款——来插手学校的人事任免。没想到却被耶鲁以捍卫学术自由的名义拒绝了。
面临同样窘境的还有现任总统小布什。2001年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收到了母校想授予他荣誉法律博士的消息。想不到到了授予学位仪式的时候，竟然有大约200名教授集体签字拒绝出席，许多学生报以嘘声和哨声。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学位的嘲讽。小布什就读期间平均成绩B-，当选总统也有些“不明不白”，这样的人不配被授予博士学位。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不管谁赢，都是耶鲁赢”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激战正酣，选战的气氛可谓剑拔弩张。谁会赢？举国上下都在观望，只有耶鲁可以松口气，因为不管谁赢，都是耶鲁赢，两党候选人皆出身耶鲁。《波士顿环球报》曾经写道：“如果有一个学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专门训练国家领袖的话，这个学校就是耶鲁。”
培养领袖是耶鲁的一大传统。在耶鲁校友中，可以拉出一长串美国乃至世界各个领域的领袖——前后五位美国总统、现在的美国总统创办人竞选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波音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波音、《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戈伊苏埃塔、国际投资家罗杰斯、联邦快递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IBM公司前董事长约翰?艾克斯皆出身耶鲁。
1972年以来，每逢总统选举，交战双方必有一方出身耶鲁。他们胸怀天下、视野开阔。人文教育是耶鲁培养领袖的原则和要求。耶鲁校方一直认为，作为常春藤名校，耶鲁只有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才能培养学生的领袖意识和全局观念。人文教育培养的是对社会有责任感、心智高尚的人。这种传统使得耶鲁在19世纪初，美国举国上下的高等院校强调应用学科的背景下，能够独树一帜，力排众议，发表《1828年耶鲁报告》。这份由当时耶鲁校长杰里迈亚?戴领导起草的美国高等教育报告，固执地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应该先教会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再进行职业培训。耶鲁保留了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这两门课所教授的东西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已经死掉的语言。而耶鲁认为，以古典学科为主的人文教育，对年轻学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注重人文主义的传统还一度使耶鲁想撤掉所有的应用学科，因为耶鲁人认为：我们只需把理论基础搞懂就可以了，对那些科学的东西我们只要享受他们的成果便可。这种传统使得耶鲁的历史学和文学一直走在美国大学的前列。在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历史系的学生最多，占毕业生总数的15%以上。小布什当年在耶鲁读的也是历史专业。
耶鲁培养领袖的意识和传统不仅体现在对美国学生的教育上，在海外拓展上也深深烙印着领袖痕迹。1901年，耶鲁海外传道组织决定派人远赴大洋彼岸的中国传播福音。大家商量应该选择中国的哪块地方作为活动的基地，最后选择了湖南，因为在近代中国，湖南涌现了一大批领袖人才。这个组织就是今天的“雅礼协会”（Yale-ChinaAssociation）。果然如耶鲁人所料，湖南在20世纪领袖辈出，其中包括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全球化正成为传统
传统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在当下慢慢形成。
耶鲁现任校长莱文上任后，积极推行全球化战略。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约瑟夫?福克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曾经在曼哈顿的黄金地段买下一幢豪宅。等到面临退休之年，他与妻子商量，把豪宅卖了，加上一部分积蓄，共计1000万美金，全部捐给母校耶鲁大学，设立了福克斯基金，邀请世界最重要国家的学者来耶鲁进行访问学习。除了福克斯基金外，耶鲁大学还设立了一大批奖学金和各种各样的交流项目，邀请世界各国的学生、学者来耶鲁访问。
除此之外，耶鲁还鼓励学生走出美国，到世界各地学习、实习和考察。耶鲁校方声称，耶鲁要保证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就读期间有海外学习、考察的机会。耶鲁提供给学生海外学习的奖学金也十分丰厚，一个本科生在暑假三个月内可以申请到3000美金左右的奖学金。
查理是笔者在耶鲁的好朋友，这个来自南卡罗莱纳的小伙子因为每年冬天家乡太温暖、看不到雪，所以想选择一个北面的学校，最终选定了耶鲁。在耶鲁就读期间，又迷上了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在大三期间得到学校的资助，去巴黎学习了一个学期。“我这辈子恐怕要和法国结缘了”，查理这样跟我说。果然，毕业以后，他选择了去法国教英文。“我喜欢法国的生活节奏，浪漫、悠闲，不像美国，竞争太激烈了”，查理吐了吐舌头，如是说。
耶鲁的学生也很多样化。2007年毕业的耶鲁本科生中，有15%左右的学生来自国外。2007年进校的耶鲁本科生来自于50个州和42个国家，其中有39%的人来自于少数族裔，刷新了耶鲁学生来源多样化的纪录。在2007年5月举办的耶鲁大学世界文化节中，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展示了自己国家的文化。在耶鲁，能够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这种气息正在耶鲁的校园中播种、萌芽、开花，成为三百年耶鲁的另一个优良传统。
我一直以为耶鲁最美妙的时刻是晌午。每到晌午，耶鲁的标志性建筑哈克尼斯钟楼（HarknessTower）就会叮叮当当地响起美妙的音乐。耶鲁学院专门有一个敲钟队，由20多个本科生组成，大家轮流每天敲钟。钟声是一首首美妙动听的音乐，这也是耶鲁的一项传统。伴随着钟声的，是耶鲁人匆匆的脚步。耶鲁大学的排课很有意思，12点、1点都会排课，学生来不及在食堂吃饭，就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三明治，健步在古老的校园里。阳光、红墙、绿树、钟声、脚步、饭香，色、香、味、声，似乎构成了一部耶鲁的电影，象征着三百年耶鲁的传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血液里，古老而弥新。
一代一代的耶鲁人终究要老去，留下的是耶鲁的传统。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学术自由的传统使得耶鲁能够抵御来自政治和商业的压力与诱惑，能为维护学术起码的尊严和价值而不断努力。
人文教育是耶鲁培养领袖的原则和要求。耶鲁校方一直认为，作为常春藤名校，耶鲁只有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才能培养学生的领袖意识和全局观念。人文教育培养的是对社会有责任感、心智高尚的人。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买课去（1）
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掰着手指算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而不是像牛一样被学校的课表和作息时间拖着走。好不容易熬进大学，发现可以自己选课和选择什么时间上课，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师）的课要竭力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专业课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便从师兄师姐那里了解一些教授点名和给分的“偏好”，以做到心中有数。
从国内到美国，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的选课干脆叫买课（shoppingclass），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都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活。学生们像主子似的，拎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断膨胀，直到走进课堂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采用通识教育，进校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找到最终的兴趣。但课选多了忙不过来又可能影响到学习成绩，很多人都希望在求职简历上有个漂亮的成绩，所以在兴趣和分数之间必须衡量和取舍。
观察下来，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比起我们从前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他们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心里多几把“锁”，“钥匙”拽在自己手里却对不上号。我想这不完全是中国的教育给上的锁，文化、性格方面的因素都有。分数是第一把锁，尤其是第一年，心里没底，不知道耶鲁教授的评分口味，选课的时候格外小心，多数人考虑到分数，会选自己在国内基础比较好、有优势的学科。
专业是第二把锁，出国读名校的光环背后是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很少有人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别人的期待，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的期待，兴趣的声音越来越小，选课也身不由己。选课是为了尽早选对专业，而普遍认同的好专业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出路。所以，选课的路上似乎每一步都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第三把锁更沉重——“责任”。美国人也许不理解，但在中国文化里，读书历来是有责任的——不让父老乡亲失望，“荣归故里”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字典里也还找得到。背着三重锁，中国学生的脚步也许并没有因为走出国门而更加自信。
既然课难买，“上帝”就需要一本“购物指南”。开学前每个人都能领到一本选课指导“蓝宝书”，一共619页，而复旦大学最新一次的课程指导是89页。
有时候，数据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多少给我们一点震撼，一个学校的容量可以如此之大。书里介绍得非常详尽，内容编排得很科学。其中包含学校地图，本学期校历及活动安排，住宿学院的分布、特点、历史，新生选课要求，专业选课要求，学术规范以及各学科的课程和教授介绍。为了吸引“上帝”，课程介绍的风格简洁明快，课程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一目了然。有些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比如哲学系的一门课“死亡”，开篇的两个问题就让人难以抗拒地想去课堂里探索答案：“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我将会死亡。但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既然存在着死亡并非终点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永生？”最后，我就冲着这两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走进了课堂。
“蓝宝书”有厚度也有广度。比如历史专业，这个在耶鲁本科生中最热门的专业，涉及历史学、艺术史和科技、医学史。一共有35页的课程介绍，有几百门课可选。除了个别概论性的课比较宽泛，像世界史概述、现当代中国，其他都分得很细，研究得也很深入。比如，20世纪德国左翼文化和政治、早期意大利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文化生活、美国西班牙裔移民史等等。
除了传统的政经史、战争史、思想史以外，历史系还开了女性史、同性恋史等方面的课程，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很多学生。艺术史和科学、医学史是国内院校历史系关注不多的领域，但在耶鲁，这些都是传统的优势学科，有资深的教授和杰出的研究，其中艺术史更是大热门。
我圈定了六门课，打算在前两周光顾一下，其中就有艺术史和音乐史两门非常受欢迎的课。我想校方可能认为无论学生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对艺术的了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备的基本素养，所以这些课都不限制人数，在礼堂般的大教室里轰轰烈烈地上。教授也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位86岁高龄，另一位也年过70。他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由他们来讲历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说服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门课。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买课去（2）
等买到第三门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授变成了上帝，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比如有个项目叫“大战略”课程，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课，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每次都座无虚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这在中国，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后来我才体会到，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不但是一种歧视，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所以看上去有“海量”的课程可以选择，其实也未必一切如你所愿。当然，事在人为，如果下定决心要上一门课，就要在买课期使出浑身解数让“上帝”选中你。哲学系有一门课专门面向大一新生——“生活”，课程介绍上说得很明白，仅限18人。这门课探讨生活的意义、人生大事、爱情、友情、工作……全部囊括，精选各派哲学家对人生主题的看法，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集中探索、思考。我梦想着在耶鲁哲学教授的引领下和先哲们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决定去听听。
我早早地来到教室，环视了一下到场的人数，心里就开始打鼓了，离上课还有20分钟就已经满员了，我又不是大一新生，估计要碰钉子了。反正来都来了，听一节也罢，这么想我反而觉得自在了。不停地有人进来，最后来的是老师，他照例说了些课程的计划要求，然后就开始强调人数的问题，他宣布手上的选课名单里已经有17个人，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可以留下。他说，我不喜欢赶人走，所以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走吧。话一落地，有个家伙就拎包走了。我不喜欢被赶的滋味，但那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就想死皮赖脸地留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了决定谁去谁留，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并阐述为什么要选这门课，或者我们怎么理解课程的名字——“生活”。耶鲁的“新鲜人”果然不一样，个个落落大方，非常善于表达自己，完全没有当初我进校的那种青涩。但现在的我，比他们多活了八九年，自认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不输给他们。但是否能赢得老师的青睐，网开一面让我上课，我心里还是没底。我发现他们似乎早有准备，知道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要精心挑选一番，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介绍得独特一些，完全不是死板的3W模式（Who,Where,Why——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来上课）。终于轮到我了，我虽没有准备，但仗着自己多吃几年饭，所以比较镇定。我说我来自中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啊，我还活着，真好！（众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在追求智慧，追求快乐。不但是自己的快乐，还有周围人的快乐，所以我在中国资助了一些穷苦的孩子继续求学（这时，有很多人回头看我）。我相信，求学的过程也是探索快乐真谛的过程。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活，我选这门课就是不想白活。”（众笑）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这番精彩的发言高兴，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老师问道：“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你？”我只好红着脸说：“我不是大一的，可以上吗？”他只说了一个词：“NO”。可能因为还在为自己刚才的发言沾沾自喜，我并没觉得尴尬，继续说：“那我能听完这节课再走吗？”（众笑）
后来听说，为了决定最后一个名额花落谁家，老师还让大家回去写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背景和这门课对个人发展的意义。甚至有人在被老师拒绝后还不放弃，继续不断地写信沟通。我被那个“NO”拒绝了以后就再没努力了，直到下个学期上了他的另一门课，即前文提到的“死亡”。我对这个大胡子“上帝”开玩笑说：“你从生（life）上到死（death），下个学期该上转世投胎（rebirth）了吧！”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垂暮的阳光
与Bassae的阿波罗神庙和希腊同时期的神庙有所不同，它的结构很特别，并且非常出乎意料地在庙的前方开了个侧门，终日敞开着，仰望对面的Lykaion山。人们都很好奇那扇门的作用，人是不会从那里穿过的，那是神的区域，这扇“神秘”的门究竟为谁而开呢？
耶鲁艺术博物馆的讲座大厅在这个时候总是坐得满满的，这是历史系终生教授VincentScully在给大家上西方艺术史。每次讲到希腊的时候，他总是刻意提到那扇让人意外的门，停顿一会儿，等待一个他认为永远等不到的答案。后来他也试着回忆自己亲临神庙时候的经历，告诉大家他曾经仔细观察到对着侧门的角落伫立着一尊神像，他微微抬着头，视线的方向一直延伸到那扇侧门。而门又正好在外围罗马柱的中间，远眺过去就是壮观的山顶。因此Vincent推测这侧门的存在是为了让庙里的神在日出的时候穿过门，透过罗马柱的缝隙，看到金光耀顶的山头。
这样的细节在浩瀚的艺术历史长河里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FrederickCooper的脑海里却闪烁着一幅浪漫的画面，那个小小的侧门和那一瞥金色的山顶从此就萦绕在这个年青人的心头。
有一年，Vincent教授收到从希腊寄来的一张照片，那是一束早晨的阳光，笼罩在阳光里的正是Bassae的阿波罗神庙。那扇曾经让他思索的侧门敞开着，金色的阳光让神像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采。他震惊了，再往下看，署名是他的学生FrederickCooper。原来Frederick上完一学期的艺术史后去了希腊，来到了Bassae的神庙，在阿波罗神庆典的前夜，偷偷地蜷缩在Vincent课上提到的神像下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色震住了，一束金色的阳光照在神像的脸上，那罗马柱缝隙间隐约的山头在金色的笼罩下仿佛被赐予了神的光芒。惊喜之余他没有忘记把那束金色的阳光寄给自己的老师，证实老师上课那一句即时的猜测是对的。
Vincent已经86岁了，我在的这个学期，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给大家上这门经典的艺术史，他说这是他教书几十年来常常让他感动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许多”这个词让我很好奇，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清澈、没有杂质，执著地去体验、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也许年青人本该如此，生活本该如此。令人感叹的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原本纯净的心灵蒙上了太多功利的灰尘。
我想Frederick的创意多少来自于他的老师。我从这个暮年的老人眼里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热情，对自己研究学科的热情，对教书的热情，对回答问题的热情，对探索未知的热情。Vincent毕生都在研究他热爱的艺术。他尤其精通建筑史，世界各地的各种建筑、历史遗迹，他都能如数家珍。每次出现地图的时候，他就颤抖地拿着长竹竿去屏幕上指点江山，说他们当时从某个点出发，走了多久，翻过大山，趟过河流，看见什么壮观的景象。他一定去过很多地方，教材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别的书上没有的。一定是他自己拍的，所以讲起来就好像提起从前的老友，那么亲切熟悉。
这门号称耶鲁最受欢迎的基础课，每学期都能吸引100多人，Vincent或许是耶鲁拥有最多学生的老师。有一次我去图书馆，请管理员帮我找一本他写的书，我告诉她我这学期选了Vincent的课，她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钟，然后很惊讶地说：“他还在上这门课啊，他都86岁了！”86岁的老人还在工作！在中国，这个年纪的老人都等着小辈伺候，颐养天年了。也许旁人看来觉得他很辛苦，但我觉得他是幸福的。对他来说，上课已经不是什么谋生、谋名的手段，而是对自己充实的一生的回忆，况且下面还有那么多人如痴如醉地分享。
我刚来的时候，带着中国退休的观念，很好奇为什么那些老人还能活跃在学校里。后来我才知道，耶鲁教师只要成为终生教授，就可以一辈子保留这个教职。耶鲁从他们中挑选出每个领域最杰出的一两位，授予“Sterling教授”的称号。这个名字来源于耶鲁的校友JohnWilliamSterling，他捐赠了1000万美元建立基金资助学校优秀的教授。现有的Sterling教授有40位，他们中有********的获得者，有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有中国人很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还有我们文章的主角Vincent。
耶鲁的本科生是幸福的，像Vincent这样的Sterling教授也会给本科生开课。我这个学期选修的三门课艺术史、音乐史、文学叙述，执教老师的平均年龄是70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爱，不是年轻人一时心血来潮的激情，是一辈子的投入和享受。上课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受到他们喜欢自己在做的事。音乐课上年迈的Whigh教授带着大家一起打拍子，哼调子，只要音乐一响起，他的脸就一定是生动的，身体和音乐合二为一。这门课的教室有中世纪教堂的感觉，讲台上有一架三角钢琴，四周的音响效果特别好，教授经常请对某个领域有特别造诣的学生演奏或表演。想象一下，每天早上，阳光从外面的阳台上照进来，听着各种音乐，看着白发先生在台上充满激情地传递、演奏，那种愉悦的氛围会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充满活力。
除了热爱自己的专业，老教授们还十分敬业。艺术史的课上曾经有个悲壮的小插曲。有一次，86岁的垂暮老人颤悠悠地去指地图上的一个城市，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了。在百人的讲厅里，在忠守了一辈子的讲台上，他面朝地重重地摔下去，起不来了。有学生冲上去，慌乱中只听见老教授的道歉“太对不起了，对不起，这太尴尬了……”后来教室里的人开始散去，救护车来了，还有人呆坐着，人群中有人哭泣……停了一节课，脸上贴了两块大胶布的老教授又出现在讲台上，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再没有一根电线了。
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清澈、没有杂质，执著地去体验、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中美教育的“鱼”和“熊掌”
美国教育非常发达，但弊端也不少。在采访耶鲁教授的过程中，我问“美国的教育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他们大都难以概括，只能指出一些现象。比如耶鲁社会学的知名教授DebroahDavis认为美国有很多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不懂语法也不懂历史，数学更差。她觉得，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
在耶鲁这样的顶尖学校，也有不少学生出其不意地“无知”。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在耶鲁学习，他和他的美国同学交谈时，介绍自己：“I’mfromBotswana,Africa.”（我是从非洲博茨瓦纳来的。），美国同学很好奇地问“What’sBotswana？”（博茨瓦纳是什么？），非洲人懵了：“Ithinkyoushouldask‘whereisBotswana’,notwhat’sit.It’sacountryboardingNamibia.”（我想你应该问博茨瓦纳在哪里，而不是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和纳米比亚交界的国家。）美国同学回答：“Oh,IthinkAfricaisacountry”（噢，我以为非洲是个国家。）
这个真实的故事来源于一部纪录片，反应在耶鲁的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认识和反思。耶鲁国际学生学者中心每年都面向新来的国际学生举行跨文化讨论。这片子是必看的材料之一，看完以后大家讨论。我当时很诧异，来美之前也听说美国有部分学生比较狭隘，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缺乏常识，但没想到耶鲁居然有这样的学生。后来的讨论更有意思，大家顺着片子里批判的思路，贡献了很多美国人没有“常识”的例子。就连耶鲁的光荣校友“小布什”也不放过，说他不会拼写tomato，经常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有语法错误等等。
美国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著称，但为什么有很多学生都显得“无知”呢？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教育比较轻视记忆和知识的积累。中国教育则相反，太强调记忆和书本知识，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不够。我们的媒体在宣传美国教育或者比较中美教育的时候，比较强调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大家都经常听到这样的论断：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对付考试，从小学背到大学，实际操作和研究的能力很差。美国教育不一样，上课非常活泼，老师强调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反对机械地记忆和反复地练习。这样的论断说出了部分事实。
耶鲁的本科生，除了小部分一年级的概论课程和语言课程要记忆结论性的知识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都更注重如何思考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研究来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在上这些课时，很多基本的知识只是一带而过，或者要求学生课前课后自己解决。课程的形式是小型的讨论课，这就决定了上课的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互动性课堂。老师启发，学生探索，课上大家一起讨论探索的思路。文科的作业和考试以主观分析为主，直接检测记忆的不多。耶鲁有一门给本科生开的新闻学课程，邀请了《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主讲。老师的身份决定了这门课无论如何不可能很“理论”，但肯定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新闻学原理课程有趣。果然，这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直接从自己的从业经历出发，结合多年的业界经验侃侃而谈，还利用她的人际资源，请了不少《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根据各自的特长分专题讲述。课上，学生一直都有好奇感和新鲜感，讨论热烈，天马行空地提问。有些话题并没有结论，但从讨论的过程中就已经受到很多启发。这门课的作业也很实际，把全班的人名放在盒子里，大家抽签，抽到谁就以谁为对象，写人物专访。作业涉及如何采访，如何选用材料，如何写作，如何吸引读者，这些能力都不是从记忆原理中可以获得的。
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就更是如此，老师不会直接讲授知识或者要求学生背诵记忆某些知识。应该说美国人文社科的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记忆的作用似乎不大。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则不同，很多来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抱怨本科阶段背得太多，想得太少。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文科教育都以老师讲授为主，主要讲基础性的、事实性的知识。考试主要靠背，有些需要归纳、比较的题目，学生也习惯了以背参考书或者研究文章的结论来应付考试。研究性的小组讨论课和独立的研究性论文在研究生阶段才出现。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生活中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研究去发现的，所以研究的意识和怎么去做研究的训练应该越早开始越好。在美国，小学就有这样的训练。
我参观过一些美国的中小学，旁听、观察过他们的课程。深切地体会到这些课程非常强调过程，很注重学生获得知识的思维过程，尤其是自由思考的过程，并不注重记住某个结论。这种模式对资质好的孩子来说是启发和引导，对于大多数天赋不够的孩子来说，如果没有因材施教的补充和辅导，没有反复的练习和巩固，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很有限的，从而也就显得这种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是不公平的。中国恰好相反，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过于强调记忆的作用，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很多老师通过自己的钻研，把需要学生自己去比较、分析、总结的认知性知识都转化成内容性的本体性知识让学生记忆。表面上看学习效率提高了，考试分数也上去了。仔细一想，这就像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替他咀嚼，然后再送到嘴里，在这个过程中营养难道不会部分流失？孩子的咀嚼能力如何提高？这种教育的方法保证了整体水平差异不会太大，但弱化了学习的“过程感”，使得中国的学生从小就有一种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探索的意识。学习越往深处走，这种习惯的缺点越明显。所以有很多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对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也要进行很大转变。
所以，美国教育的优势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可能变成部分的弱势，中国教育被批判最多的死记硬背也并非一无是处。记忆和思维就如同“鱼”和“熊掌”，但并非不可兼得。这两种模式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时期科学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信息时代，人脑的记忆似乎因为电脑、网络的发展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思维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知识、信息的储存和搜索完全可以交给电脑完成，我们只要思考如何获得信息和知识就行了。然而，很多时候思考是建立在积累之上的，积累的过程少不了记忆。有人认为记忆和创新的思考是矛盾的，背多了别人的东西，脑子背死了，就难以创新。但有时候高质量的思考是和已有的“量”成正比的，“量”是可以转化为“质”的。这个“量”是人脑里的知识储量，而不是电脑里的。很多的“先见之明”要由“后见能力”来培养。“后见能力”是向过去学习的能力，是从历史中展望未来的能力。培养预见能力和创造性，需要整合过去的信息。
犹太民族很优秀，这是个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民族，很多家庭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记忆训练，比如诵读经典《旧约》。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也是让孩童诵读经典学习语言文化和做人的道理。经典中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但那绝不是可以全盘否定的理由。当它们重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把好的留下来，不好的自然会被淘汰。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伟人和大家都是这样被熏陶出来的。很多美国教授都推崇的大师南怀瑾就在众多的公开场合提出记忆训练的重要性，并倡导了“儿童读经运动”。他自己就是受益者，中国的经典文献、各种学问他都融会贯通，信手拈来，这都是“童子功”打下的基础。中国学生知识积累丰富没有错，锻炼记忆能力也没问题，问题是记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舍去中国文化当中的经典，记一些还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肤浅的、完全应付考试的内容，绝对是对记忆黄金年代的浪费。
好在中美两国都在不断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中国的教育改革增加了许多兴趣导向和开放学生思维的课程，美国教育也开始重视基本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训练。耶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牟岭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他在平时的中文教学中，非常重视记忆的训练，每堂课规定学生要记住多少个汉字，并且当场背诵所学课文。这个过程对美国学生而言是痛苦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教育都不是这样。但几个学期下来，学生也尝到了甜头，能够记住的汉字越来越多，中文表达也越来越好。
记忆和思维就如同“鱼”和“熊掌”，但并非不可兼得。这两种模式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时期科学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1）
你将如何运用心理学课上的某些策略，让一个你喜欢却暂时对你没有感觉的人喜欢上你？
——心理学概论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经验机器，你坐在里面，戴上头盔，任意选择代表各种体验的按钮，就可以依靠其传感系统，让你体验任何你想体验的角色和“生活”。那么你还想走出来体验现在的生活吗？
——生活
你说死亡是一件不好的事，它到底不好在哪里？你已经死了，任何事情对你而言还有好坏吗？
——死亡
我告诉你，Hi-Five有很多种拍法，你能告诉我它们和非洲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艺术史
这些问题都引自耶鲁课堂。大胡子Shelly是耶鲁哲学系的教授，每年他都给一年级的本科生开一门课，即我们第二个问题的出处——生活。这是很热门的课，一个学期只有18个名额，所以第一节课去的人总是比较多，哪怕没选上也希望能旁听。尽管嘴巴周围的胡子很茂盛，但Shelly的发音非常清晰，每个问题都掷地有声：“哲学不是面包，不能填饱肚子，但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要填饱肚子，让我们从‘为什么’开始，为什么要上这门课？”耶鲁的课上有太多的为什么，探索问题,探索有趣的问题，是课堂里师生共同的目标。
……
Shelly：“如果人生的意义是尝试不同的体验，那或许带‘头盔’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大多数人都会说两个‘体验’的意义不同，不同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同学甲：“不带头盔活着，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一旦带上头盔，就不需要这样的理性思考了。”
Sally：“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是可以不断询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同学乙：“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检验的过程就是不断置疑的过程。”
同学丙：“能发现问题，用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寻找答案，并在探索的路上发现更多问题，这才是充满生命力的人生体验。”
……
追问再追问，这是学习哲学的方法，也是成长的方法。美国和中国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许有过同样的问题，天为什么是蓝色？云为什么是白色？树为什么是绿色？花为什么五颜六色？但在逐渐探索世界的路上，开始有了区别。当我们在历史课上背诵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一年的时候，二年级的美国孩子在小组研究殖民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史；当我们在政治课上背诵中国外交原则的时候，同龄的他们在想如果采访中国外交部长，该问什么问题才能引起注意。当我们从托福、GRE中挣扎出来，和他们坐在同一个课堂里，他们的活跃更加衬出我们的沉默。身和心的“独立性”，是美国文化里非常强调的，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要求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思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教育就承担了这一伟大的责任，独立从思考问题开始。
耶鲁的孩子不分春夏秋冬都穿夹趾拖鞋。踢踏踢踏地进了教室，踢踏踢踏地上台发表演讲，踢踏踢踏地从院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上课的时候一转头，很可能不经意间亲吻某人的脚趾，因为他们特爱把脚架在前面的椅背上，据说这样可以促进血液流向头部，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确切地说是提出问题。
刚从国内来的学生很惊讶他们的放松，上课没个上课的样子。中国的课堂太“有样子”了，威仪的老师唾沫四溅，貌似专注的学生奋笔疾书。到了美国，老师可以盘腿坐在讲台上，学生更是千姿百态。而且喷口水的主体也换了，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老师只是适时地引导、控制节奏。“你们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吗”，学生马上开始坐立不安了。举手的，不举手的，嘴巴先动起来，而且不用起立，在100人的教室，学生跷着脚，坐着发表意见，仅靠“前肢”舞动来增加陈述的效果。不管自己的观点是“砖”还是“玉”，先抛出来再说。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2）
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总觉得这种上课的节奏有压力。中国的大学课堂，尤其是文科，很大程度上似乎延续了中学教育的模式，以陈述性的知识（是什么）和程序性知识（怎么办）为主，老师也鼓励提问，但回应的很少，教学相长的互动更少。而美国大学的课堂，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更强调策略性知识。这类研究性的课堂，以提问和讨论为主导。很多国内的媒体在比较中美教育的时候，都会强调这个区别，并将其归结于意识和文化上的差异。其实中国的师生也有提问和研究的意识，但实践的过程中有很多阻力，学习习惯、课堂规模、教师素质、考试压力……提问不完全是面子的问题，也绝非张口即来的容易事，它是输入和输出的纽带，是思想碰撞的火花。
大量的阅读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基础，没有课前的充分准备，课堂里是不会和老师的启发碰撞出火花来的，自然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初期阶段语言还不够自信，发表意见的时候往往要先在脑子里组织一下思路。可是一边听一边想，如果对讨论的问题没有预先充分的了解，两者是很难兼顾的。耶鲁本科生的反应之快虽然有所耳闻，但亲身经历以后还是大吃一惊。我曾经想旁听一些课，于是去请教国际学生中心的老师，我问他们同样的学科是听本科生的课好还是研究生的课好？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本科生的课阅读量没有研究生那么大，从基本的问题开始讨论；研究生的课研究对象更具体一些，问题也讨论得更深入，阅读量非常大。听起来似乎本科生的课简单些，但他们却出乎意料地推荐我去上研究生的课。原因是本科生反应太快了，对中国学生来说可能一下子跟不上节奏。
后来我还是固执地去听了本科生的课。那群孩子中大部分人是很用功的，课前的预习和课上的积极思考让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推动整个课堂往深处走。
在一次文学叙述课上，老师介绍了中国民间的一个神话故事《鲤鱼姑娘》，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外婆讲的，居然十几年以后在美国的课堂里再次听到，感觉很兴奋。那节课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的经典《灰姑娘》，我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突然扯到鲤鱼姑娘那里去，就有个本科生发问了：“每个民族的神话里都有灰姑娘的原型，但故事的叙述有很大差别。中国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的灰姑娘和动物结合起来？鲤鱼在中国文化里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和象征吗？”于是，老师顺着他的问题开始进行叙述背后的文化比较。
我当时很感慨，要是每个中国学生都像他那么有悟性，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往深处挖掘，该是多么完美的一节课。让所有人的思考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灵感，是课堂最根本的目的。独自学习和课堂教学的区别不就在这里吗？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现实是耶鲁的学生也经常提一些“愚蠢”的问题，“愚蠢”是和前面那些聪明问题相比较而言。一般分三种，一种是问题本身确实简单，往往根据老师的分析和前面同学的讨论，通过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结论。还有一种问题明显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脱口而出，说到一半，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问什么。就这样他们也敢开口，这种“胆识”是一般中国学生所不具备的，估计从小被老师的“规矩”给框死了，方方正正地不敢有一点点“出格”。我见过那些不用大脑，只用嘴巴问问题的孩子被人笑，而且是当场被大家笑。可他们似乎并不往心里去，抓抓脑袋和大家一起笑。第三种就是借提问来自我表现，先说一大堆自己的理解，最后问一个无关痛痒的“是与否”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让回答的人很不耐烦，听众则也会很奇怪，你既然都说得头头是道了，还问什么！
但无论愚蠢还是奇怪，耶鲁的孩子总是勇往直前、前赴后继地提问。这和中国大学课堂里老师一提问学生就低头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我在参观一所私立小学ColdSpringSchool的时候找到了答案，从小他们的课堂就没有太多的“规矩”，提问永远是受到鼓励的。
“没有问题是愚蠢的问题，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ColdSpring二年级的Penny老师这样告诉她的孩子们。
追问再追问，这是学习哲学的方法，也是成长的方法。
身和心的“独立性”，是美国文化里非常强调的，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要求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思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教育就承担了这一伟大的责任，独立从思考问题开始。
让所有人的思考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灵感，是课堂最根本的目的。独自学习和课堂教学的区别不就在这里吗？
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鲁 Ms.“新港大全”（1）
耶鲁居然在一个破落的、没怎么听说过的小城市NewHaven,这是我去美国之前最“耿耿于怀”的。很多人初一看以为这个地方是“新天堂”，把Haven误看成Heaven，这两个词元音的发音不一样，意思也不同。Haven有港口的意思，所以中国人也把这地方翻译成新港。这个城市若真叫NewHeaven，绝对是个莫大的讽刺，它不仅不是天堂，某些地方还很像地狱。
新港穷人多、治安差是出了名的。曾经有个笑话，关于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分别需要用几个学生去换一个灯泡，耶鲁是零个，因为它所处的城市还是在黑暗中可爱一点；哈佛就不同，哈佛是个优雅的地方，离波士顿不远，那是东部最有底蕴的城市之一，市民文化丰富多彩，人文、自然景观都很好；普林斯顿不在大都市，但所处的小镇居民都比较富有，校园也相对独立，所以很幽静、安全。可没有围墙的耶鲁和新港的市中心基本是融为一体的，所以Yalies只能在这个无趣又危险的城市里自己找乐。
各类学生活动、讲座眼花缭乱，只要精力足够，每天都可以扎扎实实地从早忙到晚。我刚到耶鲁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学业压力，一心想着要充分体会美国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积累素材回新东方的课堂与学生分享，所以对各类活动都很积极，手上经常揣着时间表到处“赶场”。和我同时去的中国人诧异于我的消息灵通，时常电话咨询各类活动的时间、地点，Ms.“新港大全”的雅号由此而来。
“Studyhard,playharder.（努力学习，更努力地玩。）”是许多美国学生信奉的至理名言。耶鲁的学习压力是中国学生难以想象的，我们采访过的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研究生都有同样的感叹。在中国读书可以很轻松，在耶鲁是混不过去的。我一直纳闷，学业繁重的耶鲁人怎么还能如此疯狂地派对社交？那种旺盛的精力若非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的。
耶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是两大阵营，地位差别很大。这个学校真正的主人是本科生，到处都是他们的地盘，到处都是他们活跃的身影。可怜的研究生只能“蜷缩”到一个叫McDougalCenter的围墙里，还有离香港饭店不远的国际学生学者中心，只有这两个地方研究生活动比较丰富。刚到耶鲁的时候，看着古堡式的本科学院，听着阳光下肆无忌惮的大笑和叫喊，我感叹来世砸锅卖铁也要来耶鲁接受本科教育。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勤奋，砸了锅、卖了铁也来不了耶鲁。
年轻的耶鲁人学得投入，玩得更尽兴。所有的活动最强调的都是快乐（FUN!）：疯狂的快乐，温馨的快乐，神秘的快乐，发泄的快乐……我们以前在国内的课外活动很强调教育意义，这固然好，但有时也会太一本正经。在耶鲁，学生是主人，也是学校的衣食父母，学校的筹款基金都靠这些未来的“财神爷”大笔一挥，支票上就多几个零。所以，只要不是太出格的活动，要玩就玩吧。
对本科生而言，最容易被定义为出格的大概就是饮酒。这个年纪的孩子心中的“火焰”是越煽越猛，日后这些叛逆的岁月在耶鲁回忆录里就是一篇琼浆玉液的斗争史。
我采访一位耶鲁的老教授时，问他最欣赏耶鲁本科生的什么特质？他毫不犹豫地吐出一个词“有创意”。这些创意渗透在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问问题要有创意，回答问题要有创意，作业、考试、论文、游戏……就算想办法偷偷喝酒，也要有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