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地看着身穿礼服的男人。他的手从下面偷偷地指了指天皇阁下那边。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今天的任务是服侍裕仁天皇植树。
在新东宝时代，我做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大量工作。1946年，我拍了六部影片，1948年，我拍了九部影片。此外，我还被借到松竹公司大船制片厂去拍过电影，到电台和剧场去演唱，在日剧剧场表演歌剧。
1946年演出的歌剧《夏威夷之花》，恐怕是战后第一台正式而隆重的文艺节目。坐落在丸之内的日剧剧场，在战争期间被变成了制造气球的军需工厂，座位几乎被拆光，简直荒废得不成样子，根本算不上什么剧场了。但是，苦于缺乏文娱活动的人们，仍然把剧场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的人们围着圆型剧场绕了一圈几又一圈几。该剧的导演是东信一，舞美设计是真木小太郎，演员有灰田胜彦、上原谦、益田喜顿、坊屋三郎、岸井明和我。
自从1935年我与灰田胜彦合演《拉拉队长秀子》以来，我们又合作过三、四次，可以说是老搭档了。这时，灰田胜彦因为主演《灿烂的繁星》和《细雪》等几部影片，已成为日本极为著名的演员。三十六岁这个年龄，对于当时的歌手来说，正是成熟时期。然而，灰田到了这个年龄却尚未结婚，此事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事情，同时也引起新闻界的注目。报纸对他的情人进行猜测，并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人名单，其中有舞女、他的热情观众、艺妓和女演员，当然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里面。如今，他已年逾花甲，成了一位六十四岁的老叟。因此，我想把一件有关的秘闻在这里公开一下，尽管已是昨日黄花。
灰田胜彦1911年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他的父母为了在日本重建家业，带着他回到了祖国。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但当他们感到在日本处世艰难的时候，便失去了信心，决心再次返回檀香山。他们收拾好行李，买了船票，单等第二天起程。就在这天夜里，他家捆好的行李不翼而飞，而且，所有现款和船票也丢得净光。家中被洗劫一空，返回夏威夷自然也就化为了泡影。他们一家只好留在日本，白手起家，重建家园。
对于拥有美国、日本双重国籍的灰田胜彦来说，自己的故乡依然是檀香山。他在立教大学上学时，出于爱好组织了一个夏威夷乐队。他在乐队里弹奏自己擅长的四弦琴，演唱夏威夷歌曲。不知不觉他成了一名专业演员，有了收入。但是，随着社会的异常变化，军方认为他弹奏的吉他和他那甜美的歌声是“伤感情调的东西，不利于振奋国民精神”，取消了他登台演出的资格。不久，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去了中国东北。但不到一年，他因病而成了一名伤员。
他患的是黄疸病。开始他住进牡丹江野战医院，后来转入东京大藏陆军医院治疗。1939年，他病愈出院。但是，他落下了残疾——“不能结婚”，这是黄疸病的“后遗症”。周围的人劝他结婚，当然是一种强人所难的事情，因为并不是他本人不想结婚，而是不能结婚。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后来，经过十年的刻苦锻炼，他终于治好了病，恢复了健康。1949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高兴地对我说：
“秀子，我终于能结婚了！”
他的眼睛本来就很小，这天更是眯成了一条缝，他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这时灰田已经三十八岁，他和在夏威夷的未婚妻结了婚。现在，他们有了一男一女，当了爸爸、妈妈。
虽然战争中断了他的艺术生活，但他作为一名歌手的历史仍然是不短的。听过他演唱的人，会各有不同的感想，而我在追溯他的往事时，最后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他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人。"
俗话说：辛勤劳动不受穷。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所以收入是比较乐观的。社会上一提起电影明星，就会联想到数目可观的演出费。但是，当时的电影界不象现在这样优越。虽然只要劳动就能挣到钱，但是，往往支出很多，入不敷出。每到月底我总要查一查帐，买东西总想买点便宜货，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的生活。
24 秀子后援会
自从1946年成立新东宝以来，我突然和青柳信雄关系密切起来。我演出的《不灭的爱情》、《再见》、《银座的康康舞女》等影片，都由他担任制片人。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家里来玩，和当时寄宿在我家的市川崑、我养母等人围在一起打麻将牌。好客的养母就喜欢客厅里热热闹闹的，我也曾津津有味地听着青柳信雄谈论朝鲜陶器。
到我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养母唯一的兴趣就是打麻将牌。天晚了，她的牌友就睡在我家。刚刚搬来时还觉得很宽敞的家，不久便显得狭窄起来。我对麻将牌毫无兴趣，只喜爱看小说和画册。早晨，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下楼时，有的男人象在自己家一样，脚伸到地炉上面吃早饭；在另一间房子里，陌生的男人在呼噜呼噜地睡大觉。
我讨厌见到养母的这些牌友，而且，家里确实没有我安身之处。养母很敏感，大概从我那冷淡的表情中觉查出我的心思，于是，很快为我买了一所房子。房子位于成城北侧，刚好在山本嘉次郎的家斜对面，房子外面是一个三百多平米的院子。房子很破旧，但价钱很便宜，我一眼就相中了，于是我决定买这所房子。二楼是一间三面有玻璃窗的宽敞画室。可我并不想在这里画画儿，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东宝公司以后，我曾搬过四次家，都是租的房子。不管是在哪所房子里，我都得和养母睡在一起。这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我一直想和养母分开睡。我觉得搬到这所房子里，自己就有活路了。
我到新东宝之后，虽然根据合同每部影片的演出费是固定的，但是，公司以尚未重新制订财会制度为理由，支付日期毫无规律，需要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期支付。养母对储蓄不太懂，拿到一叠一叠的钞票就放在手边，必要时就随意拿出去花。有时，在我家的衣柜抽屉里存着几百万现款，有时，又为两、三万日元急得团团转。
在买那所破房子的时候，我家似乎只有刚够买房子的钱。据估计，这所房子的修缮费要比房价还高。青柳信雄为表示“不能如期支付演出费的歉意”，把制片厂的木工派到我家来。除地板下面的横木外，其它部分全部进行了修缮。二楼的画室隔成了两间，里面一间作为我的卧室。从此，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画室的窗格子涂成了白色，显得格外明亮。绿色的地毯上放了一架大钢琴。我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单人床，还做了一个固定的西服衣柜。
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买的房子，我当然非常高兴。养母占领了楼下两间连在一起的日本式房间，并盖了一个过分讲究的洗澡间。房子多了，需要的人手也多了。于是，除了我和养母原有的两个女佣人之外，我家又雇了两个女佣人。不知为什么，养母还把自己的哥哥、我的亲生父亲锦司和他的续弦松子也叫到我家来，让他们住在为将来放私人汽车而盖起的车库二层。
如前所述，养母非常讨厌我和亲生父亲锦司见面和谈话。锦司和松子不声不响地住在汽车库二层的房间里。松子整天为我和养母缝制和服，锦司为了尽量不与我见面，只打扫房子周围和收拾庭院。有时我在饭厅里吃饭偶尔向院子里望望，发现锦司头戴麦秸帽子、趿拉着木屐正在院子里干活。他见我在看他，便匆匆转身逃走。他是有意避开我的目光。养母很少让锦司和松子到饭厅里面去。不言而喻，我们从来没同桌吃过饭。我们同住一所房子，却又不得相见，真是别扭极了。
我们搬到这所房子之后，以前的两桌麻将，如今变成了三桌。整天人来人往，牌声不断，真让人搞不清这是个电影演员的家，还是个麻将赌场。
我从制片厂下班回来后，便立刻躲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晚饭也让人给我送上来，一个人在楼上吃。只在早饭和没有牌声的时间里，我才和养母见见面。用养母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冷淡、薄情”的女儿。她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只知道没完没了地找我要钱。她花了好多钱来增加自己的朋友。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名为“高峰秀子后援会”的组织在银座最繁华的地方设立了事务所，甚至发行了会刊《DEKO》（阿秀）。
现在想来，我确实很傻，而且我的周围没人能为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当然，大家的心地都很善良，但他们只懂得大喊大叫地为我加油助威。我宛若被抬上悬在空中的神舆上，不知人们会把我抬到什么地方去，只是“唉呀，唉呀”地叫苦。
我拼命干活挣来的钱，都提供给了后援会和会刊。在这之中，只有电影公司最高兴。因为后援会的声势越大，我的电影观众就越多。
后援会从1947年一直持续到1951年我去巴黎时才停止活动。说真的，我的确不想成立这样的后援会，对《DEKO》之类的会刊更是不喜欢。
如果有人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你别说了，正因为有人捧你，你才能站得住脚。”
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但是，每当我在后援大会上，被欢呼的会员围在中间，拍摄纪念照片，或是面带笑容地接过一大把红色的石竹花的时候，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且害羞得身子直打颤。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
直到现在，我也最发怵参加宴会，常常很不礼貌地拒绝参加。
有生以来，我只有一次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办聚会，邀请客人前来参加，那便是1955年3月26日我的结婚喜宴。当时，我只邀请了三十人。
现在，我打开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典礼时的影集，看到有很多人应该邀请而没有邀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个在电影界里长大的人。曾经多方照顾过我的人岂止三十人，三百人还要多，其至可能超过三千人。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不要为个人的事太惊动他人，根本没有体验过礼仪不周的苦恼。
另外，由于我没钱去外地旅行，结婚时只在帝国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对于我的结婚，养母并没有表示格外高兴，当然也没有给我烧顿红小豆米饭来表示祝贺。对于我邀请亲生父亲锦司参加结婚喜宴，她更是极力反对。
26日那天早晨，锦司身穿象是借来的和服，在我家门口默默地送我前往举行结婚典礼的会场……锦司当时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结婚的当天，我既是新娘，又是帐房先生，既负责招待客人，又要当司仪。我一边拖着长长的纱裙，一边拎着装有现金和喜包儿的手提包转来转去。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新娘啊！
结婚喜宴总算顺利地结束了。等在会场外面的影迷们有点儿不耐烦了，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我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跳上了证婚人川口松太郎的汽车，请他把我送到帝国旅馆。我进到饭店的房间里，随手关上门，顾不得脱掉身上的结婚礼服，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这是极度紧张、疲劳和安心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眼泪。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同样被搞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他一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守着我。当我看到松山善三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结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出了甜蜜的泪水。我感到非常幸福。
25 “活泼的吉五郎”——小津安二郎
直到1950年，我才真正意识到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一般来说，女人到了二十六岁，应该结婚做家庭主妇，然后再生一、两个孩子。可是，我却没有那样，而是天天象个木偶似地在摄影机前面晃来晃去。
至于学习，我从来不是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抽时间躲进书房里去翻阅书籍，而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学习，我的方法是“靠耳朵听”，我认为这是一种见效快的学习方法。演员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很多人，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座谈会，从别人的谈话中一点一滴地汲取营养。
迄今为止，我一直保持着“雁过拔毛”般的求知欲，这是二十五岁前后培养起来的脾气。不，也可能应该称作职业的后遗症。总而言之，当时，我不分青红皂白，象用竹耙子搂树叶一样，把见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所有可以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全部装到自己的脑子里。
进入电影界二十多年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著名演员”。我的名气不小，收入也很多。但不知是何原因，突然之间，我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拼命地学习起来。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1950年，我参加演出《细雪》一片时，结识了大文豪谷崎润一郎，演《宗方姐妹》时又结识了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人可以学得很多很多的知识。
这两位极为杰出的天才人物，是我这个平庸之辈难得遇到的知识源泉。
有一天，我在新东宝制片厂拿到《宗方姐妹》一片的剧本之后，立即跑到了制片厂的常务董事增谷麟的家里，去找小津安二郎。小津的家在镰仓，镰仓距离新东宝非常远，因此，他常常住在离制片厂很近的增谷麟家里。
1931年以后，我曾演过好几部小津导演的影片，但由于当时我年纪很小，印象已经非常淡薄。因此，我们这次合作就好象第一次打交道似的。我懂事以后，也曾看过《户田家的兄妹》、《有了父亲》等小津导演的作品。我的感受是，“每个演员都象是经过细心修枝的庭院小树”，画面的风格极为典雅，宛如能乐舞台。
当时，如果能在小津导演的作品中扮演角色，确切地说，如果能得到小津摄制组的邀请的话，对演员来说，那是一种很大的“荣誉”。甚至可以说，在小津的作品中扮演过角色，那就证明你掌握了当演员的全部秘诀。
然而，人们对小津的评论越是富于传奇色彩，演员们就越怕他。我一向是个“滥竽充数混饭吃”的演员。因此，他在我眼里更是个令人头痛的导演。
我到达增谷家的时候，宽敞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人。除《宗方姐妹》一片的导演小津安二郎、扮演姐姐的田中绢代、扮演妹妹的情人的上原谦之外，还有新东宝宣传部的人员、摄影师以及报刊记者等人聚集在这里。日本电影界，在每部影片开拍之前，都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主要演员互相见一下面，并会见一下记者。对于我来说，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
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屋里却静得要命。我觉得有些害怕，于是象猫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小津安二郎大师向我问了一句：
“噢，好久不见啦！你好吗？”
他那微笑着的眼睛在凝视着我。这不是随便打量一下一个女演员的目光，而好象是刺透了我的皮肤、看到了我的五脏六腑，在仔细掂量我的大脑分量的深邃目光。目光中充满了慈爱的温情，丝毫不使我感到锐利和严厉。小津安二郎身材高大，而且异常健壮。他那张大脸也很英俊，酷似一名古代武士。
我的脸上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小津安二郎为使我的情绪放松一些，马上又开起了玩笑，结果把周围的人都给逗笑了。可我却没有笑出来。因为我仿佛看到他全身上下长满了智慧的神经，根本没时间去笑……
《宗方姐妹》一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了。摄影现场比碰头会还要肃静。这气氛虽然使人们的心情沉静下来，但另一方面也使每个人的神经变得过于敏感。在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总是充满着这种紧张气氛。
导演的性格不同，摄影棚里的气氛也各不相同。有的令人心情舒畅；有的过于严肃；有的使人感到很粗野；还有的下流得让人恶心。小津摄制组的工作现场确实象人们传说的那样，一贯充满了“紧张而严肃”的气氛。这当然如实反映了小津安二郎这个人的性格，但也并非说明他是个非常骄横和暴躁的人。相反，小津安二郎这个人是一个很出色的幽默大师，比一般人更善于开玩笑。在拍摄工作中，他经常说笑话，笑容总挂在人们的脸上。但是，由于他的玩笑过于高明、过于含蓄，人们往往不是捧腹大笑，而只是微笑。
小津安二郎虽然不停地跟大家开玩笑，但他对演技的指导依然十分严格。无论是台词，还是动作，如果演员的表演不令人满意，小津都绝不迁就，哪怕是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他都要求演员重来。但小津安二郎唯独对我格外宽容。这大概是因为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开朗、冒冒失失的野丫头，如果严格要求会使我的表演因紧张而变得不自然。
所有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进行表演的演员，不分老幼，都感到很紧张。这倒不是因为小津安二郎这个人可怕，而是由于摄影棚里那种严肃气氛，使我们这些神经敏感的演员在表演之前头上就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在等待出场的时候，演员的紧张情绪简直达到了顶点。甚至有时演员竟陷入头昏眼花、手足无措的状态之中。这时，不管小津安二郎怎么开玩笑也无济于事。每当我出场拍戏时，虽然面部带着笑容，但一进入镜头，就变得魂不附体，不知所如。平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眼下却怎么也不成。有一次，小津导演看我表演很紧张，便对我说。
“秀子，你伸个舌头试试看！”
于是，我按照他的命令吐了好几次舌头。一边吐，一边想：“舌头这东西，细想起来，让人挺恶心的。”“为什么舌头要长在嘴里呢？”想着想着，最后，连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要吐舌头了。
笠智众在影片中扮演我的父亲。他是小津导演的老搭档。我在松竹公司当儿童演员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我。他为人不拘小节、与世无争，老实忠厚，很受大家的爱戴，我也很喜欢他的性格。但他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演员。早先，笠智众是松竹公司的一名普通演员，住在集体宿舍里。小津安二郎发现了他，并把他培养成为一位电影明星。一直以诚心诚意四个字为座右铭的笠智众，得到小津安二郎的格外赏识。笠智众是小津导演电影时不可少的演员。
然而，就连这位笠智众，在小津安二郎面前表演时也变得非常紧张。因在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扮演父亲的笠智众和扮演女儿的我坐在走廊里谈话。当我认真地说台词时，突然发现笠智众的手在颤抖。笠智众手端茶碗，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的台词虽然没有讲错，但那双端着茶碗的手却在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原先，我还决心要比较轻松地把这场戏演好，可是，一看到他那双颤抖的手，我的神经也紧张起来，甚至连转转脖子也觉得咯吱咯吱作响，膝盖也在微微发颤。过去，我只知道打哈欠会传染人，但发抖也传染，我还是头一次体会到。
在摄影棚里一直战战兢兢的剧务工作人员和演员，一旦离开那里，与小津安二郎说说话或与他一起喝上一杯，马上就能恢复原有的朝气。在摄影棚里如此紧张地工作，大家当然会感到十分疲劳。一般情况下，人们回到家之后，都是自斟自饮地喝上一顿酒，接着就蒙头大睡了。但是，只要小津安二郎一声召唤，不论谁，都会硬挺着疲劳的身体跑去赴会。小津安二郎就是如此具有魅力，人们和小津安二郎在一起就是这样地愉快。
酒桌上的小滓安二郎，立刻变得象个深川人（小津的故乡是深川），说话的腔调很低、速度很快，显得格外豪爽和随便，而且一喝酒就哼小调儿，十分开朗。他讨厌“艺术”这个词儿，喜欢让人叫他“头儿”。于是，我便送给他一个绰号：“活泼的吉五郎头儿”。
“活泼的吉五郎？……那也好。可是，秀子，吉五郎还要继续拍吉五郎的电影啊……因为，突然让做豆腐的人改行去做油豆腐[1]或半平[2]那是不成的。我还要做我的豆腐……”
突然，他放下酒杯，在饭桌上两手托腮，一本正经地吐露了此番肺腑之言。我似乎感到了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烦恼心情。于是，立刻又收回了话茬儿。
小津安二郎导演《宗方姐妹》一片时，年纪只有四十七岁。可是，当他摘掉白色平绒的工作帽，头已经秃了。他一觉得所剩无几的头发有些蓬乱，就用手摸摸头的后部。我对他说：“您已经用不着梳子啦，用手也就足够了。”
他好象对这个玩笑很满意。后来，他常常提起这个用手梳头的笑话，一边说一边笑。
1955年1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小津安二郎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看了影片《浮云》，我认为，无论对秀子还是对成濑来说，这都是一部最成功的佳作。希望你也来与我合作！”
同年3月，我又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信中写道：
“恭贺新婚之禧。我忘记是在哪份杂志上，你曾这样说，‘谁希望让我给他做件棉袍穿，我就跟谁结婚。’我送给你一块做棉袍的布料。请你给善三君做一件棉袍吧！现在是春天，做棉袍有点不合时宜。但等你做好的时候，就是秋天了。我这样盘算着，所以送给你这块布料。”
1963年4月，我知道小津安二郎住进了筑地肿瘤中心。我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跑去看望他。小津安二郎趴在一间病房里的病床上。他首先对我说：
“这样，还稍微舒服些。”
我心里非常紧张，简直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只信口谈了一些自己的事和松山的情况。谈话的内容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他慢慢地爬起来，开始用钢笔在枕头边上的白纸上写起什么来。
“请把这个交给松山君。今后，他的路也是很艰难的啊！”
纸条上写道：
“是非入耳君须忍，半作聋来半作呆。”
至今，松山还珍藏着这张纸条。
1963年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六十岁生日。然而，就在他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这一天，却离开了人世。“活泼的吉五郎头儿”，至此便结束了他整整六十年的人生旅程。
在电影导演中，再也没有象小津安二郎那样有威望的人了。1974年8月出版了《小津安二郎的为人与工作》一书，这是一部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的、非常出色的著作。
该书的编者是曾经受到小津安二郎薰陶的山内静夫、井上和夫及下河原友雄。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火一般的热情编辑成的这部著作，不仅以书的形式使世人了解了小津安二郎这位杰出人物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书中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小津安二郎深切的怀念之情。
该书是由百余人的文章汇编而成，每篇文章都充满着对小津安二郎的深切哀悼。
小津安二郎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一位最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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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味道类似大雁肉，豆腐掺上胡萝卜丝和海带炸成的食品。
[2] 半平是一种日本菜名，由鱼肉和米粉、山药、食盐合在一起磨制而成，半平为发明此菜肴的厨师名。
26 真鲷的眼珠
谷崎润一郎与志贺直哉两位大文豪，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素以“谷崎老、志贺老”相称。每当我去拜访谷崎家，谷崎先生就托我给“志贺老”带个什么口信，如果我去志贺家探望，志贺先生也托我把什么东西转给“谷崎老”。我简直成了为他们二位老人送货送信的女仆。
有一天，我去志贺家玩，刚要起身告辞，不料下起雨来。志贺直哉便对我说：“我家门前是一个斜坡，滑下去可不得了。你把这个拐杖拿去吧！”我不肯。我刚刚二十五岁，腿脚不至于那么没劲儿，怎么会从坡上滑下去呢？志贺直哉硬要我把拐杖拿走，并趿拉着木屐送我到门口。他似乎想看看我是不是拄着拐杖走路。我不得已只好一手撑伞，一手拄拐杖。我刚走出几步，志贺直哉又从后面大声地对我说：
“这个拐杖，你用完了，就转送给谷崎老吧！他用最合适！”
我乘上等在坡下的出租汽车，开始仔细端详起拐杖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木头做的，木纹非常美，非常雅致，我看着看着，宛若耳边回响起了谷崎润一郎大笑的声音：
“哈哈，志贺老要把这玩意儿送给我？他把我当成老年人啦！”
年轻人可能不会理解老年人之间以拐杖相赠的美意深情，但是，我却十分羡慕他们二老的友谊。
小说《细雪》，至今不愧为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从1941年1月起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后因陆军省报道部以“内容格调不高”为由，被强令停止刊载。到战后的1946年，该书的上卷才得以问世，1947年中卷出版，1948年下卷发行。1949年该书荣获了朝日文化奖。
谷崎润一郎为撰写《细雪》这部作品花费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五年是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啊！年近花甲的谷崎润一郎，始终不渝地为一部“也许永远不能发表的作品”而默默地奋斗了这么长的时间，其热情之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之所以敢对谷崎先生的巨著妄加评论，是因为有一天我偶然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发现他对《细雪》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依然感慨万分。我认为，《细雪》这部小说是过去在他胸中掀起的暴风骤雨。
我与谷崎润一郎的交往，从1949年开始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为止，前后共计十六个春秋。在谷崎润一郎这样的大文豪面前，我这样的人确实犹如“尘芥”一般。至今，我还在琢磨，他为什么把我视如自家人一样呢？这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名演员在他那倾注了五年心血的巨著《细雪》中扮演了小女儿这一角色。
当时，新东宝公司非常重视把小说《细雪》改编为电影的工作。该片导演是阿部丰，长女鹤子由花井兰子扮演，二女儿幸子由轰夕起子扮演，三女儿雪子由山根寿子扮演，小女儿妙子由我扮演。新东宝的主要女演员全都被动员起来了。
在《细雪》开拍之前，我和阿部丰导演曾前往热海山王饭店分店看望在那里休息的谷崎润一郎。在饭店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身穿细条纹和服的谷崎夫人和身穿葡萄酒色连衣裙的谷崎先生的女儿惠美子。我们是初次见面，然而她们那文雅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她们两位的引导下，我和阿部丰来到了客厅。这时，身穿一套大岛绸和服、留着寸发的谷崎润一郎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时，人们说他的长相与歌舞伎演员第六代菊五郎一模一样，他自己也承认很象。谷崎润一郎的面孔威严而有气派。他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活象真鲷鱼。
我初次见到谷崎润一郎是1949年，那时他六十五岁。这一年是他一生中非常光辉的一年，他那部长达一千六百页的巨著《细雪》就在这一年问世，并获得了文学奖。
《细雪》的舞台是关西的芦屋。芦屋是古时东京西部的田园调布或鎌仓一带。因此，芦屋话虽属关西话，但种大阪的船场一带的方言尚存在微妙的差别。关西话中，我只会说京都方言。这使我感到很着急。
“到哪里去学，向谁去学呢？”
这时候，意想不到的救星出现了。这就是谷崎夫妇。他们让松子夫人的亲妹妹——《细雷》中妙子的模特儿来教我芦屋话。当时，她已经结婚，在神户经营一家室内高尔夫球场。她知道情况后，便立刻赶来，一句一句地教我芦屋方言。谷崎夫妇对我的关照还远不止于此。我在影片《细雪》中还要跳一种地方舞蹈，也就是京舞。谷崎请来了当时关东一带大名鼎鼎的京舞演员武原君，指导我跳京舞。
不知道为什么，教我说芦屋话的岛川信子很喜欢我。她来我家指导我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熟了，后来她干脆在我家留宿下来。无论到银座去玩，还是去练习舞蹈，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我和岛川信子还一起跑到了热海的谷崎家。这时，谷崎家里，《细雪》中的人物模特儿基本都聚齐了，除长女鹤子之外，幸子、雪子、妙子、悦子，还有贞之助。在影片中扮演小女儿妙子的我，则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晚饭时，谷崎家的饭厅被一大群女人所占领，气氛格外活跃，嘈杂得简直象个火灾现场。
我这个人嘴很馋，但我始终不知道这个贪吃的毛病是否天生养成的。在家境贫寒的时候，我整天盼着能足足地吃一顿美餐。后来，经济上富裕了，却依然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中午只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因而不得不每天中午扒拉一碗咖喱饭或炒饭。
每当到外地去拍外景时，摄制组总是千篇一律地发给每人一个火车站上出售的饭盒或饭团子。不管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否则身体就支持不住。这饭好比是汽油，只有把它喝下去，发动机才能转动。我的这个职业确实很不自在。譬如拍摄吃饭的镜头，作为道具摆在你面前的饭菜，不仅味道怪而且又干又硬。为了让饭菜象刚出锅似的，往往还要喷上雾。演员则表现得很爱吃的样子，一边吹一边往嘴里送。我的这个职业，总是使我的食欲得不到满足。
我从少女时代就打定了主意：到三十岁就结婚，然后，立即辞掉自己的职业。至于结婚的配偶，当然要选一个有钱人。每天在家做好吃的，足吃足喝，纵然是吃成一个三百公斤的大胖子，我也甘心情愿。
说来令人失望，我找到的那个女婿，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一万两千五百日元；除了交房租和买月票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吸烟的。每天早饭时，他吃块西洋糕点就算美味佳肴了。等到发工资那天，才敢豁出去吃一顿什锦面条。
订婚之后，我虽然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看起来象个颇有名望的女演员。但实际上，那时我只有五万日元的存款。这使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吃惊。但我对他也感到很奇怪。他口头上说得好：“什锦面就挺好吃的啦！”可实际上，他比我更嘴馋，吃起高级食品来就没个够。可是表面上看，好象这个家只被我一个人吃穷了。
有句俗话说：“光棍一条吃不上，夫妇两口家兴旺。”这话纯属胡说。“坐吃山空”才是真理。明明口袋里没有钱，却今天吃素烧，明天吃牛排，那样的话，我家的经济会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俩确实品尝过不少美味佳肴，但那首先应该感激谷崎润一郎和梅原龙三郎这两位慷慨的资助人。
1965年7月，谷崎润一郎先生从汤河原的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问：
“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牛排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谷崎先生的声音。
这次电话后不到一个月，即7月30日，我便突然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于是，我立刻赶到了汤河原。松子夫人一见到我，便捶胸顿足地放声痛哭起来。
润一郎先生闭着他那双真鲷鱼般的眼睛，面带微笑，安卧于万花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