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回家之后，异常得意地痛骂起古田课长来了。
不知我是天生没有勇气，还是性格懦弱，反正我不能象养母那样锋芒毕露。每当看到说话办事气壮如牛、争强好胜的养母，我总是感到烦弃、怯懦和不快，只好象遇到台风那样躬身以待。
养母在向古田课长提出辞职书之后，立刻向我们母女的“救命恩人”藤田正人讲述了我要去东宝公司的事。
最近，藤田正人还曾对我说：
“当时，听了你母亲的话，我大吃一惊，立刻通知了松竹公司经理城户四郎。城户答应，可以给你的工资加一倍，让我挽留你。但是，由于你到东宝公司可以上御茶水文化学院，所以我反倒求他说：这次就算四武士游学练武，痛痛快快地让她走吧……”
我到东宝公司之后，蒙受危害最大的是古田课长。城户经理对事件的责任追究得十分严厉。当他知道是古田课长迫使我产生去东宝公司的想法时，立刻撤了他的职。
养母满怀仇恨打出去的拳头，击中的不是一个稻草人，而是一个大活人。当时，我刚刚满十三岁，对此事并没有责任。但是，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了，已经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人情的微妙。由于拍广告宣传照片，最后导致我离开了关照我近十年之久的松竹公司，走进了东宝公司的大门。
现在，我仍然拍一些广告照片。至于它们会散布到什么地方去，我就无法负责了。但是，有时我的照片竟得到受之有愧的恩典。在回忆《广辞苑》的编者新村出博士的时候，又涉及到我的广告照片的事。
谷崎润一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手头有一封新村出先生给我们夫妇的书信；来信日期是1959年2月25日下午。信中说：有一天，新村先生的一位常去附近国立电机商店的朋友，给先生带回来几张大小不等的秀子的广告照片。先生说，他非常高兴。在先生家的餐室里，张贴了十几张高峰秀子的照片。”
当时，我们夫妇正在欧美旅行，两、三份周刊都刊登了我在巴黎的照片。先生曾看着这些照片自言自语道：“老朽倍感心满意足之极。”先生坐在这些照片的前面，让爱孙拍了一张照片，并寄往我在巴黎住的饭店。但是，不巧我那时已经离开了巴黎，所以先生不胜遗憾。
究竟新村先生从何时起如此偏爱我，我确实不得而知。但是，在先生的夫人还健在六、七年前，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那是我主演的《雁》在京都首次上映时的事。当时，《朝日新闻》的记者去采访他，席间偶然谈到了影片《雁》，先生对影片大加赞赏。说起来，谷崎润一郎走访新村先生时，先生也曾评论过这部影片。象新村先生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太喜欢去电影院。后来，听说他还去看了影片《二十四只眼睛》。然后，那时候先生只是在银幕上见过我，并不认识我本人。为此，在1957年5月的一天，没经过任何人介绍，先生便大驾光临了麻布永坂我的家。
尽管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每月5月中旬都要来东京出席日本学士院的会议。届时，大多住在麻布霞町的女婿家。1957年的学士院会议是在麻布鸟居坂的国际文化会馆举行的。当时，到会进行采访的朝日新闻记者对新村先生说：
“听说先生非常欣赏高峰秀子。秀子就住在会场附近的永坂。如果您想见见她，可以马上叫她来。”
“叫她到这里来太失礼了，她又不是艺妓。”
于是，在他离开东京之前，去车站的途中，突然来到永坂，莅临鄙舍。但是，他的时运不好，我们夫妇刚好不在家。他便对女佣人说，自己是怎样的人，住在霞町的一个什么样的亲戚家里，突然想看看我就前往拜访了。走时，他详细地留了言。善三比我先一步回到家里，他一看到名片，大吃一惊，急忙带上电影试映会的招待券跑到了谷村家。当然，那时先生已经离开东京了；谷村一家也去送行了。善三无奈，只好留下招待券返回家里。
善三非常兴奋，连声叹道：“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广辞苑》的编者新村出先生也来咱家啦！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到咱们家来了……”
善三君如此惊讶，可我这个孤陋寡闻、头脑呆痴的人却仍然搞不清楚道理之所在。《广辞苑》是什么，新村先生有多么伟大，我一点也不懂。于是，善三立刻跑进书房，抱出厚厚的一部辞典来，摆在我的面前，大声说道：
“新村先生，就是编这本书的人，你知道了吧？”
在书的封面上写道：《广辞苑》新村出编。我慢吞吞地说：
“那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会到我们这样的人家里来呢……”
所谓对牛弹琴，恐怕就是指这类事而言的。我第一次收到伟人新村出的来信，是第二年的新年。在六页信纸上，先生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成的文章，因过于谦恭、文雅，象我这样的人的确难以读懂。
“……敬悉，今年早春您将出访美国好莱坞，然后再周游欧洲。故而，倘若本人能侥幸保全性命，也只得待到来春五月再与您相见。真是不胜孤愁之至……”
自从1950年我在新东宝摄制的作品《细雪》一片中扮演小女儿妙子以来，与谷崎润一郎一家也越来越亲近了。有时我到伊豆山的谷崎家去住，有时他的女儿惠美子到永坂的我家来投宿。即使今天看来，谷崎润一郎也是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文豪。但我所了解的谷崎润一郎则是个性情卞急、为人忠厚而固执的老头儿。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谷崎润一郎不但本人特别讲究吃，而且喜欢请讲究吃的人吃饭，好像这是他工作之余唯一的休息。大概是为不致拘谨，在请客时，他常常请一些既无益亦无害的人来坐赔，因而我们夫妇经常受惠，饱餐一顿美味佳肴。
有一次谷崎夫妇正在京都旅游，他们打电话对我说：“有好吃的，来吃吧！”于是，我们就毫不客气地答应了。就在这次，我第一次见到了新村出博士。
也许由于我没有学识，所以不知道什么是怕，也惧怕什么“伟人”。即便对方是“伟大的”，我是“渺小的”，但我们毕竟都是人。
所谓伟大与渺小，主要应该由旁人来判定，而决不能自封。我的职业是演员，所以见到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是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必须摒弃各种虚伪，实事求是地为人处世。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非常想做到这一点，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从孩童时代直到如今，我几乎没有跟什么年轻人来往过，但我总是蒙受年长我三十多岁的人的厚爱。
有一次，我所崇敬的川口松太郎谈起了此事。他说：
“老年人都喜欢你，谷崎、梅原、志贺直哉不都是老年人吗？”
四月末，京都的樱花已经盛开。1958年4月25日早晨，京都地区乌云密布，令人感到了京都特有的透骨寒气。
新村博士的家，位于中沟町一条大街尽头的小胡同里。胡同窄得连车都不能直接开进来，于是，谷崎夫妇和我们夫妇一行四人在胡同口就下了车。谷崎润一郎做先导，身着美丽和服的谷崎太太紧跟在他身后；我们夫妇二人则战战兢兢地走在最后。
打开京都那别具一格的细棂格子门，我们四个人站在摆着花盆的正门门前。谷崎润一郎按响了门铃，接着问道：“先生在家吗？”我从未见过新村出这位大人物的照片。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脚上只穿着一双过膝长袜，天气的寒冷和心中的不安，使我不住地打颤。我偷偷看了一眼我的丈夫松山善三。他跟我一样紧张地板着面孔，显得比我更加不安；这时他也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房门咯啦咯啦地打开了，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女佣人。我立即向门内窥视，屋内的景象使我不禁大吃一惊。二道门底框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比我本人还大的彩色广告照片，它的下面还是我的广告照片，照片上的我傻笑着，连牙齿都露出来了。我的鼻尖冒出了汗。新村出正对着房门，身穿和服十分温和地笑着出来欢迎我们。
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面色苍白，身材瘦小，但面容十分端庄。我们脱掉鞋子，穿过走廊，来到了一间面朝庭院的日本式房间，此时我的鼻子上还渗着汗珠。因为新村出的家里到处贴着我的广告照片，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房间里铺着草席，我坐在一块坐垫上。然后，我们夫妇与新村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寒暄和自我介绍。而谷崎先生简直像学生面见校长一样，彬彬有礼，双手抚膝，端坐静听，有时随声附和着新村出博士：“是的，是那样。”“对，对，我也有同感。”有时则睁大眼睛直视前方，身体一动不动。我斜眼瞟了一下谷崎，心里越发感到不安起来。
“原来，新村出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连谷崎先生对他都如此敬重！”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女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新村出博士说道：
“这种点心是我死去的妻子给起的名字，今天，没什么好吃的，请你们随便尝一点儿这个吧！”
本来，茶和点心我都很喜欢吃，但是，由于我似乎已经被搞得头昏眼花，如同风筝悬在半空中一样，所以不必说点心的名称，就连它的味道我也全然忘记了。
我们在新村出家打搅了一个小时。当我们起身告辞时，新村博士说：
“我的书房十分简陋，请来看看吧！”说着，他拉住谷崎先生的袖子。
书房的拉门一打开，我们更是惊呆了。新村先生的书房里依然到处是我的广告照片；有的是我脸贴在电锅上微笑着，有的是身系围裙操纵着吸尘器，有的是特写镜头，也有的是远景，有的吊挂着，有的立着，有的则站在墙上。博士步入书房，坐在写字台前，“嘿嘿”地微笑着。见此情景，我早已出了一身冷汗，于是慌忙溜之乎也。
我初次和新村博士见面是他八十三岁那年。三年以后的秋天，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我身患感冒总是医治不好，连散步也不敢去……”1967年8月，新村博士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正在京都大映制片厂拍电影。去京都拍电影一般是三年才只有一次，不知是哪里来的运气，我当时正好在京都。我参加了在本能寺举行的新村博士的葬礼，当我回到公寓之后，一直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突然停电了，我遍身居黑暗之中，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电灯一直没有亮。
我用手摸到火柴，划着了一根，火柴放射出微弱的蓝光。我看着这小小的火焰，似乎觉得面前浮现出新村出那近似透明的笑脸。今后，新村出博士将作为我的“守护神”，继续活在我心中。
13 深蓝色的水兵服
1937年，坐落在世田谷区喜多见町100号的东宝电影制片厂，成了我新的工作岗位。
从制片厂出发，大约徒步走十分钟左右，有一幢带有十坪（坪为日本的面积单位，合3.3平米）大的院子的住宅，里面有两间六张席大和一间八张席大的房间，这便是制片厂为我们母女俩准备的新住房。这套房子里，还有一个不太宽敞的洗澡间和一间三点三平方米的厨房，房间很宽绰，令人感到很舒畅。我和养母一会儿进屋，一会儿到院子里。隔壁的住宅和我家完全一样，电影导演成濑巳喜男和当时东宝的明星千叶早智子夫妻就住在那里。
东宝电影制片厂和松竹的电影制片厂完全不同，建筑一律是白色的，制片厂的中心处有一口喷泉，四周是草坪，这里是演员们休息时闲谈的场所。草坪附近便是镶着明亮玻璃的食堂，菜谱十分丰富，比松竹公司的西餐馆要丰盛得多。午饭的铃声一响，各摄影组的工作人员从各个摄影棚走出来，互相打着招呼，并肩走进食堂，和和气气地共进午餐。在松竹公司从来见不到这种情景。转进新的制片厂之后，我领来了演员化装油彩及其它化装材料，这些化妆品都是美国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尤其是装在铅筒里的油彩，只挤出小指尖儿那么点油彩就能均匀地涂满整个脸，真令人惊奇。
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东宝的演员不分等级，无论老的，还是新的，大家都混在一起。制片厂共有八个演员室，每个室有十几名演员和一名室长；室长主持每周一次的演员座谈会，并出席室长会议。室长非长年连任，而是每年三个月转换一次，所以在人事方面不是一潭死水，人与人的关系非常随便而又令人心情舒畅。我们的室长被人叫做“管家婆”。有时是英百合子，有时是原节子或千叶早智子，根本没有“先生”的惯称，大家都亲切地以“管家婆”、“节姐”、“千叶姐”来称呼她们。
这里没有儿童演员室，因为一个儿童演员也没有。我这个十三岁的毛孩子刚一进厂，就成了宠儿，很受众人的欢迎。人们都把我的名字“秀子”（Hide-Ko）中的“Hi”的音去掉，而称为“deko”（木偶）。最先这样叫我的，是已故著名导演山本嘉次郎和阿姐岸井明。
我进东宝后拍的第一部影片是《丈夫的贞操》。该片的原作是古屋信子，导演兼舞台监督是山本嘉次郎，主演是高田（nian）、入江高子和千叶早智子。我扮演千叶早智子的妹妹。
剧本决定之后，担任角色的演员便开始碰头，阅读剧本，调配服装，试镜头，拍宣传剧照等。这些程序与松竹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我中觉得两个公司的某些地方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当时，我年仅十三岁，这些问题我还无法弄懂。可是，从拍摄现场来看，我感到东宝公司有一种现代派的气氛。
《丈夫的贞操》一片从准备到拍摄一直以山本为中心进行，工作气氛热烈，工作进展迅速。所谓气氛热烈，就是说东宝公司的工作有自己的风格，无论何时何地，工作人员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经常展开争论。他们的意见都出自对作品的热爱和自己的经验与创造力，所以总是带有建设性的。山本以其巧妙的谈话艺术和幽默与稳重，很好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妥当地解决了关键性问题。他的工作方法真叫高明。
无论是演员，还是剧务工作人员，大家一律平等，都是一颗普通的钉子。根据导演的命令，大家共同筑起了导演描绘出的空中楼阁，接着一部作品便大功告成。每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渗透着众人的血和汗。我来东宝公司后，剧务工作人员的认真态度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表面上看来想是马马虎虎的电影工作，实际上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包含着无穷的乐趣和痛苦。
一部影片的剧务工作人员大约有五十到六十人，拍摄天数为四十至五十天，其中有些作品要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没有毅力和事业心以及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根本无法拍出电影来。
“剧务工作人员这样努力工作，我作为一名演员，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我经常扪心自问。
我的职业道德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树立起来的。这不是任何人教给我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望着那些竭尽全身气力，汗流浃背地托举着照明灯的灯光师，不知不觉地从我心中萌发出来的。
我总是认为自己一生是“受人恩典的一生”，而且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首先电影演员这一行与画家和雕刻家不同，绝非一个人能独立完成工作。如果谁也不负责灯光照明，谁也不操纵摄影机，我们演员无论怎样认真表演也不能反映在银幕上。当然，这时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我之所以在此特意强调这点，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多愁善感，或许是人们常说的人老泪多吧。我认为：人既不能自己生活，也不能自己死去，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动物。
即使打算一个人生活，也要受到不计其数的人们的帮助，而且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一个人才能生活下去。一个人死后，总不会自己为自己去扫墓吧。因此，一个人死后依然要得到他人的照顾。
我还经常想，既然别人对自己如此关照，那么，我能不能进行一些报答呢？我虽然是个十几岁的少女，但至少可以不给一起共事的剧务工作人员添麻烦。这就是我最早的处世哲学。
《丈夫的贞操》还没拍完的时候，另一部影片的脚本已经送到我的手里。不过东宝还是履行了诺言，送我进了文化学院学习。据说，这所学校，是当时唯一的一所进步学校，男女生同班，学生像对待朋友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师。“伊作”是对西村伊作校长的称呼。伊作的长女是英语教师，名叫“西村绫子”，大家都叫她“绫子大姐”。
午休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放唱片，伊作和学生跳起交际舞。午餐时有菜谱供就餐者选择，而且可以喝草莓牛奶，吃冰淇淋。贪财的货郎在校园里摆开了货摊，出售绢围巾或长统袜。我常常纳闷：这难道也是一所学校？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自己进了这样一所莫明其妙的学校。然而，现在已经悔之晚矣。我们最为吃惊的是，这所学校里学生都不穿校服。由于学生们大多是大家闺秀，所以她们的穿戴都很漂亮、时髦，头上扎着法国粉红色绸带，随风摆动，简直像水族馆里的热带鱼。整个学校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寒酸的学生了。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跑到了一家西服店，定购了一套高级毛料的水兵服。毛料是深蓝色的。上衣很短，下面的裙子带褶，胸前系着三角丝带。我心想，这套衣服就是我的学生制服了。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学当中，我这身深蓝色的水兵服肯定会显得格外出奇，在别人眼里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美人！但实际上，我也许像是一只闯入百花花丛中的乌鸦。
在文化学院学习的，有芭蕾舞演员贝谷八百子，女电影演员伊达里子、山根寿子等，她们都比我资格老。在同级同学中有佐藤八郎的爱女佐藤鸠子。小岛正二郎的独生女小岛美笼。进校不久，我很快就和这两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成了好朋友。
在文化学校学习时，我的班主任是已故的河崎夏子女士。我并不是喜欢学习，但我感到我必须学习，所以，我的劲头很足。可是，我上课的时候，绘画专业的男同学经常借我去做模特儿。而河崎老师更是痛快得很，只要有人来借，她就欣然答应：“秀子，去一下吧！”我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绘画系的画室。就这样，我好容易得到的学习机会又告吹了。我的心情就像丢了钱包儿一样感到心疼。
我渐渐成长起来，眼看着那美妙的青春就要来到我的面前……
正在这时候，日本走上了崎岖的歪路。“举国一致”、“保卫后方”一类的字幕开始插进了电影的片头，通往世界大战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这时日本的电影界同样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东宝电影公司采取了重金延聘导演和影星的策略，与电影王国松竹公司展开了角逐。譬如，导演岛津保次郎、衣笠贞之助、熊谷久虎、阿部丰和山中贞雄，电影演员林长二郎、入江高子、山田五十铃、原节子、大日方传、高田（nian），冈让二和我，都是这一时期被罗致到东宝公司的。
当然，东宝无法把正在履行演出合同的影星硬拉过来；它的做法是，先在私下进行秘密谈判，当对方合同期满时再请到东宝公司来。林长二郎在来到东宝公司之前走漏了消息，因此那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京都下贺茂制片厂的门前被门前不相识的几个人刺伤了脸。但是，待到他伤愈康复之后，仍然以“长谷川一夫”的真名走进了东宝电影公司的大门。
这个事件成了当时电影界的一大新闻，轰动了新闻界。但是，记者并没有告诉人们在事件背后存在着资本的对立和斗争，而只宣传电影演员要处处小心。
这一年的年底，关东和东北地区开始了防空演习，人们高唱起“爱国进行曲”。翌年一月三日，冈田嘉子和衫本良吉二人从桦太（库页岛）逃亡苏联。
1937年9月，山中贞雄战死在中国。《人情淡如水》是他的代表作。我认为，他是第一个被悲观厌世思想带入日本电影界的作家。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三十个春秋。
第二年，日本施行了“电影法”。这不过是给国家控制和检查电影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眼看着，电影界和整个社会都进入了战时体制。但是，我这样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根本无法预见岛那可怕的未来。我在演完《丈夫的贞操》之后，又夜以继日地赶拍了十二部影片，它们是：《江户人阿健》、《杂耍王国》、《南风之丘》、《雷老板》、《花束之梦》、《小姐》、《新柳樱》、《丘陵上的彩虹》、《巧克力与士兵》和《课堂作文》，每天的日子像箭一样飞逝而过。我经常同时拍两、三部影片，一会儿到这个摄影棚，一会儿跑到那个摄影棚，忙得一天到晚团团转。
尽管我非常喜欢去文化学院上学，但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极其短暂。在这两年里，我参加了十三部影片的演出，所以上学总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和小学时代一样，我偶尔在班里露个面，结果课程又讲过去了；见到了同学们的面儿，几乎想不起他们的名字；特意订做的水兵服经常挂在衣柜的角落里……
我和“学校”真是没有缘分。我整天对着校镜子无精打采地自我安慰，然后，马上跑到摄影机前。
1938年4月，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我依然成年累月地从家到制片厂，从制片厂到家，像机器上的活塞一样单调地往返运动。这个总动员法究竟是何内容，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自从这个可怕的法律公布之后，日本便禁止制造和贩卖棉制品，使用人造纤维代替了棉花。
当时的大街小巷，穿戴“国民服和战斗帽”的男人，比比皆是。
但在讲究仪表的电影工作者之间，还没有见过穿国民服的人。报纸上报道的内容突然显得紧张起来，经常出现左派人士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被逮捕得消息；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便衣特务和盛气凌人的宪兵的身影，不由得使人产生了一种恐怖感。
14 丰田正子的《课堂作文》
1938年的8月，我参加拍摄了山本嘉次郎导演的《课堂作文》。这部影片是铁匠的女儿丰田正子写的生活记实，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一部贫穷人家的生活记录。当时，丰田正子是位少女，但她生动地揭示了隐藏在贫穷背后的社会上的不平等。也许有人认为，她和我在贫富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也是一名备受不平等之苦的少女。
我一天到晚忙于拍片，手提包里经常放着两、三部影片的剧本，我简直成了一部生活费的“制造机”。我没有时间认真地阅读剧本，但《课堂作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社会上认为该片是我少女时期的代表作。
《课堂作文》最早是丰田正子写的单行本，后来被改编成话剧，由山本安英主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改编成电影后，由我来主演。德川梦声扮演爱酗酒的父亲，清川虹子扮演母亲，泷泽修扮演指导正子作文的大木老师，导演是山本嘉次郎。
电影剧本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曲折情节，但也没有任何虚构和粉饰，好几个真实、精彩的场面在大人们的小说里是见不到的。我非常喜欢这几场戏。
一天早上，我们清早起来就开始去拍外景了。那场戏是：在一个雾蒙蒙的冬天的早晨，正子和弟弟稔在家中的一块空地上笼火。导演山本嘉次郎手里拿着枯树枝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
“秀子，台词可以再补充几句……比如你加一句：‘冬天的早晨，气味真好闻啊！’……然后，弟弟耸耸鼻子反问：‘没什么气味啊？’……接着，你再说：‘你闻，闻到了吧？’你一边说着一边耸耸鼻子。就这些，你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突然感到山本导演是那样的亲切。
冬天的早晨，的确有一股独特的气味，这清新的气味就好象是转瞬即逝、令人怀念的高原空气一样。我心中暗想：他竟然能了解冬天早晨的气味。他真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
我非常感动。拍片时，我流利地完成了这段台词。这个镜头虽然是一个远景，但我非常喜欢这场戏。
现在的电视剧和电影常常由演员即兴插入一些台词，或者随意把剧本上的台词改成自己的话。这类事已是司空见惯，导演也不在意。但当时的电影，除非滑稽戏，很少有演员随意插入、补充或更改台词的现象。因为当时的剧本是经过作家和导演共同认真讨论、反复推敲过的。现在想来，山本导演追加那两旬台词，也许是为了强调少女的敏感。
当时，丰田正子只有十七岁，胖乎乎的圆脸儿，梳着两条小辫。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她把自己的贫苦境遇如实地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我对她这种开阔的胸襟感到非常敬佩。她那开朗的笑脸上，嵌着两个可爱的酒窝。在她身上丝毫见不到穷人那忧郁的表情。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一些肤浅无聊而又玩世不恭的记者，他们把表面上穿戴得象个小资产阶级的我与身穿茧绸和服、腰系整幅布料腰带的丰田正子加以比较，进行报道，以使读者开心，还有的人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而且幸灾乐祸、暗自得意。例如：有的报道说：“我们问这两位才女：‘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高峰秀子答道：‘我现在肚子很饱，所以不知道喜欢吃什么。’而丰田正子则立即回答说：‘我爱吃梅干菜米饭。’”
此事纯属捏造。退一步讲，即便有这样的事，把它登报宣扬又有什么意思呢？无论过去怎样，但自从《课堂作文》发表以来，丰田正子出席了许多招待会和座谈会，当然她吃到了不少美味佳肴。因此，我不相信她会有意识地回答记者说自已爱吃梅干菜和米饭。而且，我本人也不会象阔老爷一样回答说：“现在，我也不知道爱吃什么。”
另外，我作为一名演员，当然不能一年到头身穿茧绸和服、腰系整幅布料腰带。但是，有谁知道，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自卑感。我负担着好多人的生活、有很多难办的事，生活也是紧紧巴巴的。在贫困的程度上，我丝毫不亚于丰田正子。我和丰田正子，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美国记者查尔斯·迪纳曾说过：“狗咬了人，不算新闻，但人咬了狗，会成为一大新闻。”这的确是一句名言。他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记者们耸人听闻主义的实质。如果说演员是一种“不稳定的职业”，那么记者也许是一种“给报刊填补空白的职业”，特别是艺术栏里的杂谈之类，本来就是供读者消遣的笑料，没有必要对其吹毛求疵。但是，谁要是被当成了评头论足的对象，仍然会感到难以忍受。
我和丰田正子上了这种记者的当，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便产生了误解，相互疏远了。
文字是可怕的。有时，它能变成杀人凶器。对艺人来说，记者的笔胜过鬼神，是无法躲避的严峻考验。
对此，有人会感到可笑，说：“你不要夸大其辞。”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一位正派的女演员是如何、被记者所扼杀的。这位女演员就是田中绢代。战前她一直受到电影爱好者的热爱。她以其卓越的演技，为日本电影增添了光彩。她多次荣获演员奖，并因艺术成就卓著被授予紫绶褒章[1]，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优秀女演员。
我所了解的田中绢代，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确实好比一只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扬着美丽的风帆顺利前进的快艇。自从1914年田中绢代十六岁进松竹公司之后，她始终是该公司最优秀、最著名的演员。但是，正当她地位稳定、声名大震之时，突然有一种焦虑向她袭来。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了，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美国向日本提出，希望田中绢代作为“日美友好使节”访问好莱坞。当时，好莱坞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它没邀请满脸堆笑的官僚，而邀请了一位电影明星，这充分体现出美国人的开朗性格。田中绢代是日本电影界的千金小姐，她身穿一套昂贵的和服，把自己打扮得一派日本风度。在飞离羽田机场时，她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并顺利地飞抵了洛杉矶。
当时的日本人相信：“我们的田中绢代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友好使节的任务，凯旋而归。因为她是代表着我们日本人的心情的女演员……”
田中绢代本人也充满了信心，她想：虽然自己是一名女演员，但一定要利用这个好机会，来改一改日本的习俗。
“当我再次回到日本时，应当让人们看到一个今非昔比、面貌一新的田中绢代，我要以一个除旧立新的形象出现在田中绢代影迷们的面前。”至此，她的心情与等她归来的日本人的心情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距离。
1950年某日零时五十五分。聚集在羽田机场的新闻记者和田中绢代的影迷们，当看到出现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前的田中绢代时，不禁为之一震。田中绢代途经夏威夷回到日本，胸前佩戴着一个夏威夷人送给她的花环，花环几乎遮住了脸颊。她戴着一副最时髦的太阳镜，身穿一套最时兴的西服。她举起带着白手套的手，先是贴到自己红红的嘴唇上，然后向前来欢迎的人们送了几个飞吻。
前来欢迎“大和抚子[2]田中绢代”的人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转身回家。那些记者的笑脸也一下子变成了凶神一般。
其后，非难田中绢代的旋风，来势凶猛异常。凡是一提到田中绢代，必然来一通“指责”、“嘲笑”、“诽谤”和“污蔑”。
“太阳镜和飞吻……”
“接受记者采访还夹杂着几句英语……”
“毫无意义的美国之行，使女演员学了一身美国派头……”
不仅如此，她回国后演的所有影片没有得到其他评价，只有批评，有的人甚至写了一些与电影毫无关系的闲话。
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就怒火中烧，气得浑身发抖。为什么那么多的宣传工具都如此冷酷无情和人云亦云呢？直到现在，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那就是电影演员和其他演员都没有个人自由。依我之见，田中绢代这样有名的演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而无处藏身，是因为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然而，田中绢代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难道戴了一副太阳镜，做了几个飞吻，就能说这是不知廉耻的行为吗？难道因此就必须剥夺她通过辛苦劳动而获得的明星桂冠吗？
我真希望她能身陷逆境不低头。但是，她和我这个调皮鬼不同，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千金小姐。她渐渐地失去了信心，渐渐地消沉下去。她在银幕上的表演如实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1950年秋，我和田中绢代在东宝公司合演《宗方姐妹》。导演是日本最苛刻的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我和田中绢代曾合演过好几部影片，但唯独在拍摄《宗方姐妹》时，她的演技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迷惘和心不在焉，她的表现也使小津导演感到不安，而且她越着急就越演不好。
几乎每个镜头都要反复试拍，其次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我只有二十六岁，既无法安慰她，也不会鼓励她，只是为她痛心：
“多么痛苦啊……田中女士简直被记者扼杀了，真可怜……”
不知是在奈良药师寺拍外景时，还是在大船摄影棚里，也许是乘车去拍外景的途中，她坐在我身旁……具体地点我确实记不清了。田中绢代象是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对我说：
“你知道在镰仓山我家旁边有一座悬崖吧……我有好几次想从那里跳下去……唉，那样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
当时，我无言以对。我以前所想到的扼杀或是被扼杀，都是指她的演员生命，丝毫没想到她这个人的生命。她在精神上受到的创伤和痛苦之大已逼得她企图自寻短见。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珠。这不是对于她的一般深表同情的泪水，而是象血一样浓的、为她惋惜的泪水……因为田中绢代就象我的亲姐姐一样。
后来，宛如一艘几乎沉没的舰船又渐渐拨正了航向一样，田中绢代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付出了巨大努力和辛苦，以其坚强的意志使自己的演技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奇光异彩，在艺术上获得了一次飞跃。1970年11月，田中绢代被日本政府授予紫绶褒章。我从报上见到这个喜讯之后，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让你们看看……”但我也不知道这话是朝谁说的。
关于“丰田正子与高峰秀子”的闲话，对新闻界来说好象是一个美味的诱饵，《课堂作文》一片公开放映后的两、三年里，一直是他们谈论的话题。紧张的拍摄工作搞得我疲惫不堪；回到家里又与养母闹纠纷，使我心烦意乱。我感到无处容身。在我那孤独的心灵里，不知不觉地滋生出了不相信人的念头，而且很快产生了“讨厌人”的感情。我往返于制片厂和家之间的时候，总是故意选择没有行人的远路，悄悄地小跑着。
1940年，日、德，意三国结成同盟。接着，日本关闭舞厅，强令妇女不准烫发，挨家挨户地收缴美国唱片和书籍，用拖车运到小学校的操场或八幡神社内焚烧掉。我家里也来了两个身穿国民服、打着裹腿、拉着拖车的男人。
我从架子上取下用零钱买来的古典音乐唱片和民歌唱片，抱在胸前，准备让他们拉走。但是，我突然想，若让他们弄走，他们会象烧垃圾一样把这些唱片烧掉。想到这里，我非常生气。于是，我把唱片从套中一张一张地抽出来，扔到院子里，然后使劲用脚上的木屐把它们踩得粉碎。
对我来说，听唱片不仅仅是为了消遣，同时它也是我工作的需要。当时，因为我要演一部音乐片，所以必须记住歌曲旋律，但“do、rai、mi、fa、so，1a，xi”是敌对国家的乐谱，据说往后要改用日本乐谱“ha，ni、ho、he、to、i、ro、ha”，唱起来非常别扭，简直象要咬舌头一样。
英语不准说了，棒球用语的好球改为“yoshi”，坏球改为“dame”，所有这些做法确实愚蠢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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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绶褒章是授予在学术或艺术有所创新者的奖赏，根据褒章条例，分为红绶、绿绶、蓝绶、黄绶、绀绶、紫绶等六个种类。
[2] 大和抚子是对日本女子的美称。
15 丑角的本来面目
1940年，白糖和木炭开始实行凭票供给，不久，大米也实行了配给制，“大米票儿”发到了各家各户；孩子们在街头叫喊：“不准烫发！”“浪费就是大敌！”的宣传画也发到了镇议会，报纸和广播里到处都在宣传日军取得了辉煌战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连做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为了寻求一时的乐趣，人们纷纷拥进了演出相声、滑稽故事和滑稽戏的剧场。
“榎健”和“绿波”是当时喜剧界的两大名角，真可谓名闻遐迩！所谓“榎健”即是榎本健一。1922年，他二十岁时在浅草的金龙馆当上了歌剧的合唱队员。1923年，金龙馆在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后来，榎本健一在新宿参加了娱乐场的创建工作。接着，先后在歌剧馆和松竹剧团当演员，最后担任了“榎健剧团”的团长。1934年，他与照相化学研究所合作，主演了影片《榎健喜剧》，逐渐成了一名深受广大平民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
所谓“绿波”即是古川绿波。他与榎本健一不同，是一位贵族出身、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演员。即使唱一支歌也要拿出正规男高音的架式。绿波剧团的节目基本是伤感味道很浓的、面向上层人物的喜剧。
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银幕上，他们二人一直在激烈地竞争着。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绿波是狂热的榎健迷。据说，从浅草时代起，绿波就经常邀朋友一起去看榎本健一的演出，并称赞榎本说：“这才是一名真正的喜剧演员！”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与榎健，绿波曾合演过四部影片；和榎健同台演过一出戏，和绿波同台演过两出戏。他们二人的舞台艺术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剧场后台和制片厂的风度也明显相异。
榎健非常能喝酒，每次拍完电影之后，他必定要和剧务工作人民一起去喝酒。酒一入肚，他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稍一不高兴就抽出日本刀吓唬人。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老早地站在制片厂门前，向工作人员点头哈腰赔不是：“昨天晚上的胡来，确实是鄙人之过！”这种情况我曾见过好几次。
如果说榎本是一位稚气单纯、和蔼可亲的人，那么绿波则可以说是一位博学多闻的人，即使称之为“学者”也不过分。他身体肥胖，很爱出汗。他象个老爷似地经常带着四、五个弟子威风凛凛地来到制片厂，让一个弟子给他扇扇子，一个弟子手持放着冰的水壶和杯子，一个弟子拿着化装用具，一个弟子拿着帆布睡椅。他吃喝讲究，喜欢打麻将，似乎对什么事都爱着迷。他曾亲口对我说，“战后，为了用英语与驻日美军交谈”，他买了英语简明辞典；每天背一页，背下来之后便把这一页撕下来吃掉。听后，我真的大吃一惊。“单词虽然背下来了，可是，会话时却没用上。”他说着，象一个中学生似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我常常见到年迈的绿波在饭馆和西餐馆里独自一个人吃饭。他说。“我吃过很多种饭菜，山珍海味最好一个人去吃，这样才能品出味道来。因为这样吃，人的精力不分散。啊！真香，真香！”他一边说，一边啧着舌头。
几乎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是做事认真而性格孤独的人。金语楼是如此，植木等是如此，渥美清是如此，藤山宽美是如此，伴淳三郎也是如此。有的喜剧演员说，即使自己希望象普通人一样自然的时候，身上那股丑角气昧依然无法去掉。我虽然了解他们的烦恼和焦虑，但根本不可能理解他们。我想，这其中必有某种“奥妙”。
这种“奥妙”，既看不见，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它表现在榎本发怒挥舞起日本刀时的眼神里，也藏在独自一人用膳的绿波的神态之中。愁绪和孤独并不是一个悦耳的词汇，它是一种“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1939年，我演了八部影片，它们是：《美好的起点》、《女儿只有一个心愿》、《白脸儿先生》、《前夜》、《樋口一叶》、《我们是教官》、《采花日记》和《丹下左膳》。这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应该说是一个大人了。我再也不能象小时候那样，只是随便说几句台词敷衍了事，人们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剧本上说，角色的动作是“跳海”，在拍电影时，我就得真地跳海。
在《美好的起点》中，我要穿上冰鞋在冰上滑跑，在《女儿只有一个心愿》中，我要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前夜》中，我必须说一口流利的京都话，而在《我们是教官》中，我得认真地弹奏古筝。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事。拍片前，我只能接受两、三天的特殊训练，而到正式拍片时我必须让人看着象行家一样熟练。这些训练往往搞得我精疲力尽。我从五岁步入影坛以来，一直是成年累月马不停蹄地工作，根本没有搞过任何体育和文娱话劝，我连儿童三轮车也没骑过。
在拍破《前夜》一片时，前进剧团的演员若宫忠三郎对我进行了京都口音的特殊训练。紧张的训练使我睡觉时都从嘴里蹦出了京都话，把睡在我身边的养母吓了一跳。但使我精疲力尽的，是拍摄《我们是教官》的时候。
有一天，东宝音乐部的一个人和我一起乘坐汽车，来到地处牛込的一所日本式住宅。我被领进一间十张草席大的房间里，房子里光线昏暗，呆了一会儿眼睛才习惯了。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两部古筝。又过了一会儿，一位中年男子身穿和服来到我们的面前。我定睛一看马上就惊呆了，一时说不上话来。原来，这位与我面对面坐在日本古筝前面的人，就是当时人称古筝之神的宫城道雄大师。
我生平第一次与古筝打交道，心里感到很发怵。我砰地一弹，宫城大师说：“不行……”，我又噌地一弹，宫城大师竟“哎呀”了一声。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是，尽管我象被人用鞭子抽打着一样，但我还是坚持学了四、五天……正当我要完全失望之时，我终于学会了“六段曲”中和“千鸟曲”中的各一节，勉勉强强地拍完了丸山定夫吹尺八与我弹古筝的镜头。
1939年，闹剧电影的产量达到了高峰。这一年，仅东宝公司就发行了六十七部。因此，我们每个月都要拍五部以上的这种影片。每天，制片厂里都象着了火一样，忙乱不堪。当时，我正在同时参加拍两部片子，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突然有一天，文化学院的河崎夏子老师来电话让我们母子去一下。
我们到学校的时候，河崎夏子老师已坐在空荡的教室里等着我们。接着，她歪着头郑重其事地说：
“尽管文化学院是一所很自由、随便的学校，但一个月只来两、三天，那怎么能升级呢？”
“现在，我希望你们明确地定下来：是上学，还是工作。”
“秀子已是一位有名的演员，所以退了学专心于工作，你们看如何？”
“请你们认真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考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我只要一不工作，我和养母，还有那些必须由我们负担的亲戚们马上就会走投无路，连饭都吃不上。于是，我立即回答说：
“我退学。”
我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
我和养母乘上回家的汽车，但我一句话也不想对她说。我非常生气，简直要气炸了肺，我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于是，我自己劝自己：
“即使不上学，也可以在社会上学习人生的道理。在我的周围，真、善、美，假、恶、丑，各种现象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我学习的教科书。”
过分懊悔又有什么用呢？在我面前只有这一条出路。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太天真了。东宝公司出于自己的需要，才把我从松竹公司拉过来。电影公司又不是一种慈善事业。好容易才弄到手的一名演员，如果让她舒舒服服地去上学，这还算什么买卖？我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因此，我想去上学，这纯属是一种“奢望”。
我回到家后，立即把崭新的教科书，堆到准备卖掉的报刊里，用绳子捆好。
我被文化学院除名的事，我只跟藤本真澄等两、三个人谈了一下。不料，消息一下子传开了，当然也传到了特别喜欢我的人的耳朵里。这样一来，有好几个人想作为我的义父、义母来抚养我。他们说：
“……秀子太可怜了！我愿意做她的义父（义母）抚养她，一直培养到她从女子学校毕业，让她得到普通的教育。等她长大成人之后，再送还给她的母亲。”
这种热心人共有六位，他们是：东宝公司的经理植村泰二，女演员入江高子、千叶早智子，男演员亨利，也就是大川平八郎；阿先生，也就是岸井明，此外，还有导演山本嘉次郎。
六个人商量的结果，认为：“无论由谁来抚养秀子，都必须首先说服秀子的母亲。”于是，他们选中了演员部的平尾课长做这一工作。
平尾课长到我家来的时候，我们母子刚刚吃完饭。当我明白了平尾课长的来意后，心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
我并不是因为高兴才这样激动。平尾课长谈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很惊讶。但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平尾课长突然向养母提出这个问题，养母会不会又要大闹一场。
果然不出所料，养母听后脸色大变。她的眉毛竖了起来，白眼球变得发青，全身上下直打哆嗦。我意识到养母又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时，她嘴唇一歪，号啕大哭起来。接着，她东一句、西一句地把满腔怒火朝着我和平尾课长发泄出来。养母好象误认为我跟平尾课长是事先商量好的；好象是平尾课长在挑唆我。平尾课长平白无故地受了委屈，但又有口难辩，于是，朝我使了个眼色，便很不高兴地起身回去了。
随后，这些热心人准备抚养我的问题也就此告吹了。在养母看来，这六个人到昨天为止还是“疼爱我女儿的好人”，而今天就变成了必须严加提防的诱拐专家。特别是受托前来的平尾课长更是冤枉，竟被养母认为是挑唆我的罪魁祸首。过后，他似乎很同情我，想尽办法安慰我，有时领我去看电影，有时带我去吃饭，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16 大河内传次郎
我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身体成熟得简直象个大人了。可是，我的思想却仍然处于对儿童时代无限留恋和对未来世界充满希望的感情复杂多变的时期。我一天到晚在想：“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非但如此，一有机会，我还琢磨着如何脱离演员这个行当。不过，我并未因此而玩忽职守。自从我懂事以来，就亲身体会到，“每天填饱肚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此外，我还深深懂得，一名演员决不能靠长相漂亮和想入非非去挣钱。因而，我工作时有我自己那种认真精神。每天工作，我从来不迟到，不缺勤，而且还有一种自尊心：只要干就不能比别人差。
从早上七点到九点半这段时间里，制片厂的化装室忙乱得象个战场。在电影的全盛时期，制片厂常常同时拍摄十几部影片。几十、几百名演员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化好装、梳好头、穿好服装。倘若有一、二百个临时演员要出场拍戏，负责化装和服装的人需要在清晨五点上班。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暖气和空调设备。冬天拍片时，为了去掉呼出的白气，演员在正式开镜之前，嘴里要含着冰块练台词。到了夏天，摄影棚里的温度经常高达四十度以上，热得象个蒸笼。演员这个行当，整天把自己化装成另外一个人过日子，真是个特殊的职业。然而，演员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在装扮别人。当化装成剧本上的人物又哭又笑的时候，他是个演员，而在工作之余，他就不再是演员，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了。
只要走进化装室，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那些作为普通人的女演员们总要嘁嘁喳喳地使人耳朵发胀。有的人一边让别人为她梳头，一边背诵台词；有的人娇声娇气地谈论自己的恋爱史；有的人添枝加叶地传闲话；有的人相互争风吃醋；有的人故意给别人捣乱；有的人在对剧务工作人员评头论足；还有的人在哼小曲，打哈欠，甚至打喷嚏……可能由于我生性好强，所以总觉得这些老演员当中没有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初子是养母给我安排的跟包。自从上次养母拒绝别人抚养我之后，突然对我周围的人提高了警惕。于是，她给我找了一个跟包，让她从早到晚地监视着我。但是，养母特意雇来的初子却违背了她的意志。初子非常喜欢我，热心地为我服务。初子象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她早晨唤我起床，晚上为我铺被关灯。她简直象我的大姐姐。养母又失算了，自己反倒被孤立起来。最后，她又只好雇了一个佣人来陪伴自己。
家里增加了两个女佣人，屋子就挤多了。于是，我们家又搬到了五间一套的公寓里。养母把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小阁楼腾出来，招了一名房客。此人便是曾在东宝分公司京都制片厂工作、后来又转到砧制片厂的年轻助理导演市川崑。1938年，我去京都参加拍摄樋口一叶的《比高矮》时，我和养母在制片厂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时，市川崑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是位以独特风格闻名于世的导演。那时，他一边学习导演艺术，一边业余画广告漫画。他的屋子里到处是广告色和画笔等，乱七八糟。
市川对我们母女俩照顾得很周到。我们对京都很不熟悉，他经常领我们到京极和河原町一带去玩。他说：
“我去东京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两年后，他的话竟真地实现了。如今，他变成了我家的房客。
市川崑住的那问房子很窄，而且天花板矮得人一站起来就碰头。每天早晨起床后，他连床铺都不整理，一爬出小阁楼，就把脚伸到我家楼下饭厅的暖炉上，整天说笑话，为我和养母开心。不久，他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养母非常喜欢热闹，每次打麻将都少不了她，她的日子过得可舒服了。
我与大河内传次郎相识是在我们合演《丹下左膳》的时候。他确是一位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开始时，我以为他很难接近。在排练或演戏时，他确实如此。但当他卸装之后，却一点儿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待人接物非常和气。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他无意中听说，我模仿他念台词的样子，曾逗得人们直发笑。于是，他立刻向导演中川信夫提出，请导演增加一场戏，由我用他的“声音”跟他对白。此外，他还经常带我到制片厂大门外的冷饮店去吃东西。
虽然当时已经入夏，但大河内传次郎却穿着一件关西式样的绉绸短袖衫和一条肥大的衬裤，腰间围着一条毛线围腰，脚登一双木屐，装束十分古怪。他把粗边眼镜往上推了又推，稀溜稀溜地喝着冷饮。看他那副样子，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够派头儿，跟他在银幕上那英姿勃勃的形象简直判若二人。有的人说，大河内传次郎架子大，在影片里总是一副傲慢劲儿，使人不敢接近。这种说法不对。他在影片中，眼睛总是朝上看，并非因为他傲气十足，而是因为他有高度近视。比如，他扮演丹下左膳时，当然不能戴着眼镜，加之，演员在搏斗场面经常用真刀，所以，那些扮演挨打角色的演员常常遭到近视眼大河内的乱打，弄得身上净是伤痕。另外，他扮演的左膳本是武艺超群的武士，可是，由于他近视，在拍武打场面时，脚竟然踩到了套廊的外面，滚到院子里；还有的时候，打着打着，他撞到了石灯柱上。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大河内传次郎作为一名演员的条件是很差的。他双目近视，台词总是背不熟，运动神经也不算发达。但是，正因为他是近视眼，他的眼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正在他边想台词边做戏的过程中，令人感到他的戏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
在《丹下左膳》上集，最后一个镜头是左膳被千叶周作砍去一只胳臂后沿着堤坝逃跑。由于左膳只剩下一只胳臂，身体失去了平衡，所以跑起来总是向前倾，腰部重心向下移，好象只用小腿在奔跑，那姿势宛如在地上爬行。他在这场戏里的表演极其出色，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大河内传次郎住在京都的下贺茂。但是，只要他没有工作，就躲进位于岚山附近、小仓山上的大河内别墅，终日盘腿打坐，闭门不出。当然，此时他禁止任何女人入内，同时也拒绝他人来访和拍照。这使电影杂志的摄影记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都想拍一张大明星大河内传次郎在别墅里的生活照。
《丹下左膳》在电影院上映后的某一天，我正在东宝公司的化装室里化装。一位相识的记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对我说：
“请到大河内别墅去一下！大河内先生说，如果高峰君来，可以破例一起拍一张照片。”
“？！”
“虽然他严禁女人进入他的别墅……但是，高峰小姐例外。”
“？”
“他说，因为高峰秀子还不是成年女子……”
“我正是芳龄女子，他却说我不是成年女子。这不是太无理了吗？”
我停下了正在往脸上扑粉的手，两眼瞪着记者问道。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很想见一见大河内先生。
眼前的道路长满了清一色的孟宗竹。我和记者及摄影师乘坐的汽车，沿着这条路静静地爬上了小仓山。打开车窗，一股深山里的香气扑鼻而来。我感到，我那被摄影棚里的灰尘和油彩气味弄得污黑的肺，好象顿时被这新鲜的空气净化了，于是我使劲作了一次深呼吸。蓦地，汽车放慢了速度，因为前面就是大河内别墅了。我下车后，一位身穿青棉布筒袖和服、坐在走廊尽头的男人站起身来，快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大河内传次郎戴着他那副宽边眼镜迅速地走了出来。
我的两眼看呆了，今天大河内传次郎的衣着，跟他在扮演丹下左膳时完全不同，打扮得活象个僧侣。我们脱靴走进客厅，客厅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地炉。此外，里面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具，显得很雅致。我感到好象到处都贴着“禁止女人入内”的字条。
刚才坐在走廊里的那位中年男子给我们送来了清茶。突然，正在谈笑风生的大河内传次郎，如梦初醒，用浑厚的声音说道：
“对啦，咱们还得照相呢……这副样子有些不雅。我得去换一下衣服，请稍等一下。”
一会儿工夫，他换上了一套新和服。这回他就不象僧侣了，而变成了一位历史剧大明星。
演员通常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工作时的面孔，另一副则是自己的本来面貌。这对于那些以假象维持生活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丝毫不足为奇。可是，我所看到的大河内传次郎却有三副面孔，一副是历史剧大明星的形象，一副是专心吃冷饮的中年男子的形象，另一副就是在高山上盘腿打坐，修身养性时的形象。
《拉拉队长秀子》一片是东宝公司南旺制片厂拍摄的。当时，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在向右转，电影事业也开始受到各种限制，制片厂里派来了政府官员。
我同时参加了《丹下左膳》、《姐姐出征》和《拉拉队长秀子》等三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天天在摄影棚、外景地点和大泉制片厂之间跑来跑去。我在拍《拉拉队长秀子》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与我的搭档灰田胜彦碰过一次头儿。这部影片的拍摄方法是，把我的镜头集中起来拍摄，然后由剪辑往一起凑。我没有去看影片的样片，也无暇到电影院去看成片，总之，这部影片我根本没看过。听别人说，我和灰田胜彦演得结构上有些乱。我心想：“让观众看那样的电影，真是天大的灾难。”影片拍完之后，我才听说灰田胜彦是出生在夏威夷的日侨，从大学时代他就组建了一个夏威夷爵士乐队。后来，我和灰田胜彦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拍剧照，一次是给电影主题歌录音。在电影中，他扮演棒球运动员，我扮演他的女朋友。
东宝电影公司，确实拍过一些受到普遍喜爱的歌剧片和喜剧片，但也制作了不少成功的“文艺片”。《光和影》（原作为阿部知二）、《多甚古村》（原作为井伏鳟二）、《阁下》（原作为北条秀司）、《彦六大笑》（原作为三好十郎）、《小岛之春》（原作为小川正子）等等。我总想早点儿成熟起来，所以那些无聊的娱乐片我不去看，但要尽量腾出时间去看那些有益于我学习的文艺片。
一部影片拍完之后，在制片厂的小放映室里，首先为编导和剧务工作人员放一场，然后再为制片广的其它演职员放三、四次。当时，只要有我想看的影片，我总是抽空钻进那小放映室里。
有一天晚上，我在小放映室里看了丰田四郎导演、夏川静江主演的《小岛之春》，不由得被一位女演员的高超演技感动得站了起来。《小岛之春》描写的是，一位女护士为麻风病患者贡献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使我极为感动的镜头，是主角护士登上阳光灿烂的山路，去看望麻风病人的场面。大概是不愿意让人看到那溃烂不堪的脸，麻风病患者始终背朝护士，也就是背朝摄影机；她从晾杆上取回衣物时的演技实在高明、巧妙、精湛……我不由得惊叹道：“这才叫演技！这真是我想看而看不到的影片！……真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优秀的演员！”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相识。杉村春子的演技宛若雷电，使我受到了巨大震动。我想：“如果想以演技胜人，但又拿不出这样的演技，那就不是一名演员。”杉村春子一边背朝镜头，一边念白的表演给我留下永志难忘的印象。我感到胸中蒸腾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斗志。与此同时，我懂得了人的背部也是一张富于表情的“脸”。
17 拜师学艺
自从我看了杉村春子在《小岛之春》中的表演，我才开始感到，对于自己在银幕上的表演，必须以观众的眼光，也就是以“第三者的眼光”去品评。可是，过去我每天忙于拍片，根本没有时间认真观看自己主演的影片。
我演电影只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念台词也象鹦鹉学舌一样。我完全没有与他人争高低的思想，只想着：“只要我认真工作就行了。”
假如我没看到杉村春子的表演，也许我现在还以为，电影和戏剧之类的东西，演员只需记熟台词，在摄影机或观众面前，照本宣科也就足矣。但那样的话，演员岂不变成善于模仿的八哥儿了吗？
当然，我只有十六岁，无心与杉村春子争高低。但是，银幕上的杉村春子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她似乎在对我说：
“您虽然很红，但是，这就是你当演员的目的吗？”
我无言以对。首先，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读过一部表演艺术的理论书籍。我想，我有必要首先认真地看一看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和表演。
我看了，我认真地看了。
我认为，把自己的演技比作“质量低劣的儿童饼干”最为恰当。我既不是拙劣的演员，也不是出色的演员。首先，那些应该认真念的台词，我却念得非常单调，而且吐字很不清楚。甚至有时我真想骂自己：要念清楚些！
我下意识地走进小放映室后面的“音乐部”。
东宝公司从照相化学研究所时代起，就开始拍摄念白即唱歌、动作即舞蹈的影片，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音乐片”。如同现在的流行歌手都会一点表演一样，当时东宝公司的演员“会演歌”并不稀奇。因为歌曲便是配有旋律的台词。《女儿只有一个心愿》和《拉拉队长秀子》等影片的主题歌，就是我自己演唱的。当时，为影片配歌，首先在配音复制室把歌声录在胶片上，然后，演员再拍动作。不过，这时演员只要口形动一动就可以了。
由于演员们很忙，必须在拍片之余学唱歌曲，所以制片厂音乐部请来了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的钢琴家铃木敬子，随时对演员们进行辅导。铃木敬子自己不唱歌，但是她的耳朵非常灵。她过于认真，有些不适合在制片厂工作。但我一直对她抱有好感。有一天，她穿着干干净净的和服正在音乐部里读书，我跑到她跟前，对她说：
“铃木先生，请您教教我正确的发声吧！我求您啦！”
由于我的要求很突然，她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当时，音乐部长挂下正坐在一张靠窗子的桌子前面，他听后，便插嘴说：
“你如果想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吧！”挂下部长给我介绍的老师是歌剧界的权威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挂下很快便带我拜访了奥田良三在千驮谷的私邸。在宽敞的日本式房间里铺着高级地毯，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
奥田良三身穿深红色礼服，系着蝶形领带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表情是那样严肃。我们初次见面，我便被他那双很大很大的眼睛给镇住了，急忙低头施礼。奥田良三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份乐谱。我根本不识乐谱。我的心好象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奥田良三“噹、噹”地弹起了钢琴。
我一边听着他弹，一边象蚊子叫一样，“啊—啊—”地作发声练习。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弹的曲子是《鸽子》。奥田的大眼睛里这才露出了微笑。然后，他面对钢琴调整了一下呼吸，自己练起了发声。
他似乎不是在发声，而是在放炮。我象是担心会被大风吹跑一样，两手紧紧地抓着椅背，支撑着身体。
长门美保也是我的老师。她只要一张嘴，那声音就震得玻璃窗哗啦哗啦地乱响。我无论怎么用力叫喊，也抵不过长门美保那技巧性的低音。长门美保家住在代代木八幡站附近，可是，当她发声时，外面电车“咕咚、咕咚”的声音也被冲淡了。这是真事，绝没有任何夸张。
我只有一只好耳朵。我七岁那年，突然得了中耳炎，发高烧。我捂着耳朵在床上直打滚，但母亲只知道着急，竟束手无策。一夜过后，我去看病时，鼓膜已经没有了。我只剩了一只不可少的耳朵，所以我真担心：这样练，会不会被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把我的这只好耳朵也给震聋。
本来，我学习发声，目的在于念台词时能吐字清楚一些；另外，拍片任务已经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练习不到两年就停止了。经过两位老师的严格训练，我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基本上得到了纠正。经验告诉我，越是笨学生越不能找温和而又好说话的老师，而应该请严厉的老师来教。
老师每月的酬金很高。也许正因为这笔学费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支付，所以每次上课时，我总是贪婪地向老师学习。
1941年，东条内阁上台后，许多演员改了行，英美的电影也被禁映。全国各地的影院都必须上映阅兵式的新闻片。每月有四个“无肉日”，届时肉店不开门。盐、米、烟草的供应受到限制，连煤气也配给，我常常到皇室树林里去拣树枝回来烧洗澡水。从此，人们开始对军人感到恐惧。
平山力松的儿子平山巴复员后又病死了。他是平山家唯一的劳动力。这样一来，他家的老老少少当然都要由我负担。好面子的养母，无力支付这么大的开支，于是只好去东宝借钱，或者让我多工作，以便增加收入。
我同时拍着五部影片：《昨天失踪的人》、《马》、《阿波舞女》、《女学生日记》和《售票员秀子》，抽空我还到日剧、新宿东宝、涩谷东宝和江东等剧场演出一些小节目。我连《鸽子》的乐谱都识不下来，却硬着头皮在十人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曲。每次演出时间为三十分钟，四支歌曲。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四场，平时每天三场。天天忙得我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观众席上是清一色的国民服，观众席的后面是官员席，坐的净是警察和宪兵。
人们会想：“你这么拼命干活，身体吃得消吗？”我自己也原以为“我有一个拖不垮的身体”。但是，最后我还是因为疲劳过度而垮了下来。
18 电影《马》与导演山本嘉次郎
在上述我同时演出的五部影片中，《马》是一部田园情调的作品。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名叫稻子的农村姑娘和她精心喂养起来的一匹大马之间的感情交流。这部大型作品，从1939年开始到1943年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马》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而且需要一年四季的外景。
当时，参加影片拍摄工作的有四位摄影师，每人负责拍自己最擅长的季节。夏季由三村明、秋季由铃木博、冬季由唐泽弘光、春季由伊藤武夫负责拍摄。美工是松山崇。编剧和导演是山本嘉次郎。助理导演是黑泽明和谷口千吉。这部影片是东宝有史以来耗资最多、费时最长的大型作品。
从拍摄《课堂作文》一片时起，黑泽明就是山本嘉次郎的助手。他个子高得惊人，眼神象匹骠悍的马，他总是双拳紧握，显得有些神经质和暴躁。在我这个少女的眼里，他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1937年，我从松竹公司转到东宝公司后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山本嘉次郎导演的《丈夫的贞操》。后来，我们又合作拍摄了《课堂作文》、《马》、《希望的蓝天》和《春天的游戏》等。山本嘉次郎还曾提出愿意做我的义父来抚养我。所以说，他是我的恩人。
山本嘉次郎是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电影导演，人称“万事通”。他不是只懂得导演电影的电影导演，工作时丝毫没有那种大师或艺术家常有的架子。人们常说：“山本摄制组总是那样和和气气，工作人员感到很愉快。”他这个“万事通”，也不是个只懂皮毛即感满足的人。对于知识，他不仅设法弄懂，而且还要咀嚼，咽下去，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营养为止。他这种对知识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另外，山本表面上给人一种很幽默、很世故，好耍小聪明的印象。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在他身上，那种为人耿直忠厚、深思熟虑的优点，却常常不被人们所发现。
1946年，我二十二岁。有一天，东宝公司进行新演员面试。山本嘉次郎跟我开玩笑说：“这次你自己来选选你的合作者，演你的情人。”我坐在评选员席的最边上。面试很简单，一会儿就考了好多人。当时，三船敏郎就在这些应试者中间。他穿戴很随便，只穿一件粗布西服裤和一件运动衫。在那两道浓眉之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面颊的轮廓非常清楚，宛如刀削的一般，他体魄精悍，那风度仿佛能压倒所有的评选员。但是，三船敏郎的举止却非常不懂礼貌，对评选员的提问也不正经回答，总是双唇紧闭、怒目环视。
评选员们围绕着是否录用三船的问题分成了两派，相互争论起来。结果，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不够稳重”，决定不予录用。这时，一直抱肩而坐，沉默不语的山本嘉次郎开口了，他说：
“不要一开始就下结论说他不行，最好用一用再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本事……要辞掉，那随时都可以。我愿意负责。”
这一席话，为社会发现、培养了一个大明星。1947年，三船敏郎在谷千吉导演的《银岭之巅》中初登银幕。接着，他在黑泽明导演的《醉汉天使》和《野狗》中一举成名。他演了许多著名影片，如《七名勇士》、《保镖》和《红胡子》等等。他哪里是什么“不够稳重”，他对长辈非常尊敬，厚于礼仪，同事们对他颇有好感，评价很高。
1945年，日本战败后，山本嘉次郎开始酗酒和吸毒，身体渐渐垮了下来。一个失去了体力和干劲的导演，对于电影公司来说，也就成了一个“过去的人”。山本的晚年，几乎没有导演什么作品，只写些食物的随笔以消愁解闷。
山本嘉次郎的葬礼非常冷清，三船敏郎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位曾为东宝公司勤勤恳恳工作过的著名导演的葬礼。在参加山本葬礼的“生前好友”中，有很多人对于势如日薄西山的日本影坛失去了信心，彻底改了行。本来准备为他烧两个小时的香，可是，一个小时过后就没有多少人了。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并排站在山本嘉次郎遗像前，双手合十行礼默哀。他们身穿工作服，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土，气喘吁吁。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照明部的人。他们肯定是在百忙之中，离开了摄影棚，直奔这里来的。我想：置身于祭坛上方盒内的山本嘉次郎，看到他们来给自己烧香会多么地高兴啊！想到这里，我的心更加难受了。
19 相思
看了《马》的样片后，我又返回北海道进行巡回演出。和我一同前往的，还有歌喉美似银铃的歌手永岗志津子和江波和子。
江波和子是当时东宝公司悬赏100日元招募来的新演员，被称为“百元明星”，很引人注目。在当时，一套三间的房子，租金也只有20日元，所以100日元奖金，具有很大吸引力。“江波和子”这个艺名，取自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年轻人》中的主人公“江波惠子”。
江波和子容貌漂亮，体态轻盈，象个西洋玻璃娃娃。但是，要想当一名演员，没有机会、才能和厚脸皮，那是不成的。江波和子是位很腼腆的女子，初次登台之前的轰动气氛，已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结果，江波和子只演出了《菩提树少女》和《东京的女性》等影片，便从银幕上销声匿迹了。现在，东映公司武打片的主要演员、在《津轻上河原调》一片中表演非常出色的江波杏子，就是江波和子的女儿。
在北海道，我们每到一地演出，剧场总是超满员，老板每天都要发给工作人员赏钱，以酬劳他们的辛苦。不论到哪个剧场，我的化装室门口都贴着“团长高峰秀子”的字条，使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儿。不仅如此，商业广告传单和广告画上也写上了“高峰秀子一行光临此地”的字样。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就被剧场工作人员称为“团长先生”，实在领受不起，真使人心中忐忑不安。然而，陪我同去的养母，却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表情。她还很会来事地送给人一些礼品，然后再随便使唤人家。她那种自命不凡的派头，倒很象个团长。
在旭川剧场演出时，养母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领到了我的化装室。他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土黄色国民服，脚上穿着草鞋。我透过他的近视眼镜一看，觉得非常眼熟，原来，他就是我的弟弟孝市郎。
1939年，我的生母死后，我们兄弟五人便离散了。大弟弟孝市郎被送到住在旭川的姨家做了养子。养母听说孝市郎家境贫寒，他正在旭川火车站干活，于是就去见了他的养父养母，说：“我要供给他上大学。”因为“让高峰秀子的弟弟在旭川车站卖苦力，我做为秀子的母亲脸上也无光。”就这样，她硬把孝市郎从养父养母的身边给拉了来，带回了东京。
我从北海道巡回演出回来，就见到了黑泽明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现在已是半夜时分。我正在写剧本，可是，突然想要撒尿。到楼下上厕所，我又嫌麻烦，于是我打开窗子就撒了起来。哗、哗、哗……正在屋顶上的一只大猫被吓跑了。我撒的时间很长，说不定楼下的人还以为是下起雨来了……”
我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没有意思。倘若他把这当做情书，写得有点太粗野了。于是，我把信撕得粉碎，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扔到了小河里。
随着我逐渐长大成人，养母开始对接近我的人提高了警惕，别人给我的私人信件，她也要检查。我去制片厂上班的时候，她就“搜查”我的房间，甚至连纸篓里的碎纸片都要看看。无论我去哪儿，她都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清来去的时间。我在制片厂上班时跟谁谈过话，她也要向我的跟包初子问个底朝天。
1941年秋，我正在参加《售票员秀子》和《姑娘，你真伟大！》的拍片。有一天，我在制片厂内碰到了好久不见的黑泽明，他对我说。
“我在成城租了一间工作室，就在你家附近，来玩吧！”
这时，我回想起在东北地区拍影片《马》的时候，黑泽明连夜赶写剧本的情景，心一个劲儿地怦怦直跳。我们很少见面，但每次见面都要一起到餐馆里去喝茶，或者到皇家树林里去散散步。那短短的约会，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一定到你那工作室去玩儿！”
我答应了他的邀请。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养母吃完饭就打起麻将来了，我便到二楼上去看书。由于楼下打牌的声音很吵，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于是，我放下书本，瞒着养母，到黑泽明那里去了。
黑泽明的公寓和我家隔着三条小巷，我找到了他的房间，就敲了他的门。
黑泽明问了一声：“谁呀？”便打开了房门。他身穿黑色和服，轻轻举起右手，以示失敬。这是一个六张席大的房间，到处是书，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常年不叠的被子被推到墙边，电灯下的书桌上，堆满了稿纸。
“我来玩儿了。”
“欢迎，请进！”
突然，我心里非常难过，眼泪夺眶而出。我没带手帕，用手擦了擦眼泪。这并不是因为见到了黑泽明而感到高兴，而是想到能背着养母出来感到很解气。
他用手推了推我的肩，我坐在了他的对面。这时候，突然啪地一声门开了，养母和公寓的看门人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养母狠狠地瞪着我和黑泽明，浑身颤抖。接着，她象疯子一样，对我大喊大叫。
后来，我被养母足足关了一个星期，除了去厕所之外，我只能呆在二楼上。制片厂的工作，现在怎么样了？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全然不知。养母总是沉默不语，我也一言不发。吃起饭来就象嚼沙子一样，没有一点味道。我整天坐在二楼仰望天空。
被软禁一周之后，我来到制片厂上班。午休的时间一到，我立即从摄影棚跑出来，到处寻找黑泽明。因为我想，只要问一问他，一切都会清楚了。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食堂门前的草坪上。我跑过去，叫了声：
“黑泽君！”
他看了看我，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几乎象个呆子。这就是说，他还在犹豫不决。我等着他开口，可是，三秒……四秒……他还是不说话。接着，他突然转身快步离去。
我呆住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竟不再想去追赶他了。“你这样做，更好！”就这样，我和黑泽明从此断绝了来往。
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吗？难道那天黄昏，我一路小跑叩访黑泽公寓时，就是我的春心在萌动吗？倘若如此，那么可以说，我的春心仅仅萌动了十五分钟……
后来听山本嘉次郎说，在我被养母软禁的第二天早晨，报纸突然登出消息说：“黑泽明与高峰秀子订婚。”当时，山本嘉次郎、我的养母和东宝公司的董事森岩雄都感到非常吃惊。在养母看来，如果自己的宝贝女儿飞了，那将对自己是巨大的打击，在山本嘉次郎看来，秀子与自己的得意弟子……那可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在森岩雄看来，东宝公司精心培养起来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导演苗子和女明屋苗子，竟然出了这种丑闻，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们三个人商量的结果，认为应该马上解决此事。山本嘉次郎说：
“他们结婚还为时过早，尤其是秀子。”
山本嘉次郎的这句话使我被关了一个星期。
也许就因为这个，黑泽明的脸上才流露出那种犹豫不决的表情。
在那个星期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天到晚，我只知道茫然地仰望天空。但是，对于黑泽明来说，这件事是关系到他一生命运的大问题，弄得不好，他的努力都将半途而废。所以，他总是那样游移不决。我们二人从来没谈过什么结婚的事，更没考虑过我们订婚。
我还继续拍我的电影，我和养母之间的冷战也象车子陷入泥坑里一样，难以解决。我为了不刺激养母，在家很少说话；而养母为了摸清女儿的想法也费尽了苦心。
我一天天长大了，养母常常一个人被留在家里，十分寂寞。尽管她常常跟我吵架，她的心，我还是能够理解的。有时，早晨上班前跟她吵了架，可出了家门之后，我还得想方设法把那张哭丧的脸变成一副笑脸。因为，这张“笑脸”就是商品。
对于我来说，1941年是“告别相思”、“迎来战争”的一年。
20 贵族小姐入江高子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袭击了珍珠港之后，东条英机军人政权的手也伸到了电影界，制片厂里经常出现身穿军装、腰佩军刀的陆军军官。
有一天，在小放映室里搞了一次内部放映。小放映室的门反锁着，里面坐着几个军人和一些制片厂的演职员。影片是日军在南方战线缴获的，一部是彩色故事片《飘》；另一部是动画片《幻想曲》。这两部片子都是禁止在日本公开放映的美国影片。
我不知道陆军军官们为什么要看这些片子。反正我看得十分开心，几乎陶醉了。两部影片共放映了五个多小时，一种奇妙的“营养素”浸透了我的全身，使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战争。
电影结束了，门打开了，我走到天色将晚的室外。这时，不知是谁小声地说了一句：
“跟拍这样影片的国家开战，实在不高明……”
看来，被影片陶醉的不只我一个人。
战后，《飘》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映过两、三次，、每次都颇受观众欢迎，到现在它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随着政局的变化，电影的题材受到了限制，本以“文艺片”见长的东宝公司也拍了大量的战争片子。1942年，东宝公司制作了二十二部影片，其中四部是政治片，即所谓的“战争片”。如：《南海花束》、《天鹰凯歌》和《夏威夷马来海战》等。1944年，东宝拍的十二部影片中有七部此类影片。
入江高子、原节子和山田五十铃是公认的日本电影史上的三大美人。入江高子是东坊城子爵的千金，要容貌有容貌，要人品有人品，真是位绝代佳人。当时的贵族，被人视为特殊身分。这种出身的小姐抛头露面当电影演员，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东坊城英子（即入江高子）要当演员时，遭到了周围人的坚决反对。
为此而最感忧虑的，是在宫中侍奉皇后的英子的姐姐敏子。敏子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救星，这就是大正天皇的后妃贞明皇后。贞明皇后只用一句话，便平息了这场风波，造就了女明星入江高子。皇后说：
“当演员为什么不行？……职业无贵贱之分。”
从我进东宝公司拍第一部影片《丈夫的贞操》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那天拍完《直逼美国》时止，我和入江高子合拍了七部影片。她是位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小姐。我是一个在穷人家长大、没有教养的野丫头。虽然我们门第不同，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真是莫名其妙。我在东宝工作时期，总是跟入江高子形影不离。我们合拍影片时，我就象一只小狗伴在她的身边，而她也如同我的姐姐一样喜欢我。
战败国日本有义务向战胜者美国提供娱乐享受。我也做为一名歌手，登上了舞台。当时，我为难的是没有服装。我的衣物财产都在战争中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平民劳动服和睡衣。我很需要做一套西服，可是，怎么也买不到合适的衣料。我急得都要哭了。这时，入江高子把自己的一件闪光变色的风雨衣给裁了，一夜之间就给我做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在夜深人静的制片厂里，她身穿浴衣，借用化装台的灯光为我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她的姿势、模样象一只白鹤那样美丽。
入江高子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
她在家里蹲在灶口，烧洗澡水时的情景；
她在厨房里切菜做饭时的情景；
她细心地为我整理演出服装时的情景；
她等着我拍完电影，一起吃午饭时的情景……
1945年8月，为防备美军飞机的轰炸，各家各户都挖了防空壕。
我家也在市川崑和制片厂同事的帮助下，挖了防空壕。但那个防空壕简直不堪一击，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那些没有院子的家庭，都到公园去挖；为了防火，所有的木板房也都被拆了……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受了原子弹的轰炸。在那可怕的蘑菇云下，有二十多万人丧生。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
8月15日那天，我正呆在千叶县馆山航空基地。
21 黄皮肤美国人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战争结束了，人们象做了一场恶梦。日本有一百一十多座城市遭到美军的空袭，伤亡人数总共达一千五百万。
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乘飞机抵达了厚木机场。1946年3月，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宣言”，巡游了全国各地，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国民的面前。
1946年，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举行了男女平等的议院选举，颁布了日本国宪法。但是，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民来说，大米、面酱、酱油比宪法更为重要。据说，日本饿死了几百万人。人们为了争抢粮食，早已把人类的道义置之度外了。
“银灰”这个生动的词，就是这时产生的。所谓银灰，就是雪白的大米饭的意思。当时，一碗大米饭的价格高达十日元。而这十日元，若在战争期间可以够一个月的房钱。由此可见，通货膨胀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冻结了所有公司和个人的存款。在延期偿付的名义下，户主一个月只限使用三百日元。此后不久，日本发行了“新日元”的纸币。
美国驻军干预日本政治之后，妇女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社会上出现了“女警官”。战前，日本人受着“男尊女卑”的教育，战后，女性突然跑到了前面，男人们无不感到惊奇万分。战败，使女人开始认清了男人的真面目。男人们整天价无所事事，在黑市上逛来逛去，虚度光阴。被疏散到乡村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城市，而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流浪儿的身影。
电影制片厂的男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的工作忙忙碌碌，但精神上没有什么朝气。昨天，他们还在绞尽脑汁用花炮制作假炸弹和子弹，拍摄战争场面。今天，他们又不得不学习拍摄民主和自由解放主题的影片。这些影片，有的是喜剧，有的是历史剧和爱情故事，总之，根本不挨战争的边儿。1945年，日本全国生产了十二部影片，1946年为二十部，1947年拍了二十九部，1948年增至三十四部，1949年竟达到五十三部。
战后，又恢复了女性电影的地位，所以我平均每年要拍六部片子，简直忙得团团转。战败那年，即1945年，我拍了六部影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浦岛太郎的后裔》。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成濑巳喜男。成濑巳喜男1935年从松竹公司转东宝之后，导演了许多部佳作。在《浦岛太郎的后裔》中，由藤田进扮演“浦岛太郎的后裔”，我扮演一个对太郎抱有恋慕之情的姑娘，议员由杉村春子扮演。
在我看来，杉村春子的演技真是“完美无缺”。但是，我十分清楚，“我不是杉村春子”。因此，我在与这位明星合作时，反倒放下了包袱，无拘无束，我心想：“您是您，我是我。”可能在杉村春子看来，我很象个狂妄自大的姑娘。后来，杉村春子对我说，在拍《浦岛太郎的后裔》时，我还教过她“香粉扑儿的洗法”。这简直是多余的关照。有那份时间，我学点她那高超的演技该多好啊！她微笑着对我说：“我还把那个方法也教给了文学座剧团的年轻人。”我早已忘了那件事，听她这么一说，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这个人简直象一辆刹闸失灵的破车，干起事来没深没浅，真是毫无办法。
吉普车驶进了我们的制片厂，来参观的美国兵越来越多。有时，我也抽空到日比谷的东宝剧场——战后改为“阿尼贝尔”剧场去演唱。我回到化装室里的时候，经常有美国兵送来一袋一袋的巧克力和糖果。不知不觉我们就熟识了。他们来到后台坐在草席上，海阔天空，聊个没完，边聊边发出爽朗的笑声。我突然发现，在他们当中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士兵。他们的肤色是黄的，长得很象日本人。我和陪伴着我的养母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养母鼓起勇气，用日语问那个士兵：
“您是哪国人？”
“我？……我是日本人啊！”
“为什么当了美国兵？”
“是的，我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
“从哪儿来？”
“夏威夷。我们是日侨的后裔。”
“打过仗吗？”
“是的，我在意大利……可没打过日本人。”
“？……”
一个黄种人士兵操着广岛口音，自称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出生在夏威夷，是日侨的后裔……这使我们母女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顾不上这些吵吵嚷嚷的士兵，打开了饭盒准备吃饭。如果不快点儿吃，又轮到我第三次上场了。养母做的饭团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饭盒里。
“老妈妈，我吃一个饭团子行吗？只吃一个。”
我和养母吃惊地回过头去。那个黄种人士兵躬身属背，两眼看着我们的饭盒，说罢又不好意思地眨了眨眼睛。
“你要饭团子？……那请吃吧！”
“噢，谢谢，谢谢！”
黄种人士兵把养母给他的饭团子放到嘴里，然后高兴得仰面大笑起来，眼泪都几乎要流出来了。坐在角落里的另一个黄种人士兵羡慕地望着他。于是，母亲也递给了他一个饭团子。他毫不迟疑，用黄色的手指抓起饭团子就往嘴里送。两个人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用英语嘀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养母望着眼前的情景，便异常慷慨地对他们说：
“明天演完戏，想吃饭团子的话，到我家里来吧！”
“噢，那太好啦！我带朋友去可以吗？”
“行，行！”
养母笑着，一边拍若胸脯一边点头表示同意。
一天傍晚，我刚从制片厂回来，养母就开始做饭了。他们约定晚上六点钟来。不一会儿，我家门外来了两辆大轿车，从车上下来男男女女共三十多人，但没有一个白人。我请他们把鞋脱在外面。我家的客厅只有十张草席大，来的人把这小小的空间挤得满满的。养母一看，又立即跑到厨房里。因为她准备的饭只够三个人吃的。我请他们听唱片。唱片听完了，他们开始唱起歌来。有两三个女兵还跳起了舞。
我把家里的碟碟碗碗全都拿了出来，装满刚刚出锅的饭团子，摆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高兴得发出一阵欢呼声，然后便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团子，咕嘟咕嘟地喝着粗茶。
“要是没有这个，饿着肚子，可打不了仗啊！”
“在意大利，我们都是用钢盔煮饭吃的。”
他们的脸色非常黄。据说是因为吃了预防疟疾的药。
他们一边吃着饭团子，一边对我解释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到剧场的后台来找我，主要是想结识一个日本女人，以便能吃到饭团子。
他们吃饱肚子，打了几个饱嗝，说了几句客气话，把带来的鼓鼓囊囊的纸袋放下就立刻乘车回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等在门外汽车上的司机却是个白人。
后来，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我家玩；有时还带来自己的朋友，以及朋友的亲戚。总之，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家简直被他们给占领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家虽小，但比他们的兵营要舒服得多；
我们慢慢地熟悉了，他们经常用车接送我上班回家。不仅如此，他们还送给我斜纹呢料、化妆品、威士忌酒、罐头、长筒尼龙袜等。当时的美国货，我家应有尽有。这么多东西都是对饭团子的酬谢。
22 红色摄影棚
1946年3月，为了拍摄由岛崎藤村小说改编的影片《破戒》，我到了长野。《破戒》描写的是，一个叫丑松的青年遭受民族歧视的故事。我在读《破戒》的原作时，经常被故事情节所打动，几次流出了热泪。我非常喜欢这部文学作品。
我在长野县善光寺附近的一个旅馆呆了一个月。导演阿部丰是位非常认真的人。而著名摄影师小原让治比他还要认真。
小原让治说：“那个山头的右侧如果不出现云彩，我决不开镜。”
池部良扮演丑松，我扮演志保。我们每天都要化好装等待浮云的出现。五天、十天过去了。被选为外景的苹果园里，苹果压弯了枝条，被主人摘掉了。于是，副导演只得跑到水果店去，买来苹果，然后，用铁丝把苹果拴在树枝上。这项工作，每天都得来一次。化好装的池部良和我，不停地帮副导演往树上拴苹果。
这天，我们又等到日薄西山，山头的右方依然没有出现云彩。我们只好坐着汽车返回驻地。这时，外景队的负责人早已等在驻地门口。见面之后，他立即对我们说：
“总罢工了！外景拍摄工作立即停止。明天早上撤回去。听说，下午要开大会，全体出席……”
为什么？因为罢工就必须停止影片的拍摄工作？我真一点儿也不理解。当时，我是一名与东宝公司签了专属合同的演员。
在电影公司里，有工资制和合同制两种制度。剧务人员实行工资制，按月领工资，提前上班、加班都要另给钱；盈余的钱用来发两次奖金。实行合同制的主要是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等。首先决定拍一部影片多少钱。如果一年拍四部影片，制片厂便把四部片子的钱，分十二个月支付。如果超过四部片子，超一部支付一部的钱，这与奖金无关。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合同导演和演员拍一部片子，领一部的钱，明天如何没有任何保证。说起来，我们很象怀揣一把刀，依靠手艺吃四方的厨师。
合同期有的一年，有的三年，因人而异。如果这些合同导演和演员想罢工，可以一对一地干。这些人的地位说强硬也真强硬，但若说脆弱，恐怕再没有比他们的地位更脆弱的了。
1946年，我与制片厂签了三年的合同，每年拍六部影片。制片厂全体工作人员举行总罢工，虽然与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但他们是帮助我进行拍片工作的战友，如果他们认为罢工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我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工会大会是在东宝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举行的。人们听到广播后，都拥进了摄影棚。但不知为什么，人们进入会场之后，三个出入口却被从里面反锁起来。我想这下可坏了。正在这时，一些年轻的汉子从四面八方跑出来，把住了门口。
在摄影棚的正面有一个拍内景用的台子，台上放着一张桌子。从一开始，大会就充满了一种异常气氛，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安地看了看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阴云。
美工宫森繁、摄影师官岛义男、录音安藤重远、制片人伊藤武雄，还有演员浅田健三相继跑上台去，慷慨陈辞地开始了演说，他们指责东宝公司的领导集团，说明了工会斗争的手段。什么“斗争”、“组织”、“团结”等，这些我从未昕到过的字眼儿，一下子灌进了我的耳朵里，但我根本不理解。更使我吃惊的是，如今在台上满脸涨红、演讲得唾液四溅的人们，与平日相比，简直判若二人。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工作出色，很有涵养，待人亲切，态度和蔼。我的工作与宫岛义男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向宫森繁学过美术方面的知识，我还曾到过安藤重远的小办公室，跟他一起说笑有意思极了。在他们当中，伊藤武雄与我的关系最为密切。战后我与美军官兵来往得越来越多，但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曾常请他当我的翻译。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玩。
伊藤武雄既是我的翻译，同时也是日本电影戏剧工会的委员长。但在我的脑子里，他的这两种身分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时间一小时……两小时地过去了。演说的调门越来越升级，摄影棚里热烈与紧张的程度也越来越增加。另外。我感到几百名与会者的态度渐渐地发生了分裂，很快分成两大派。有的人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人则双臂抱肩，低头不语。这便是被称为“红色摄影棚”事件的劳资争议的火种。
工会大会结束后，青年行动队的年轻人们打开了摄影棚的大门。但这时，天色已晚。人们从摄影棚里鱼贯而出，然后自然地分为左右两路，分道扬镳而去。我再次感到迷惘。
“我是向左，还是向右呢？”
我感到，倘若此时错走一步，将会谬之千里。然而，形势逼人，又不容许游移徘徊。于是，我想还是跟随我信赖的人一起走吧！
大河内传次郎和制片人青柳信雄就走在我的前面。我毫不犹豫地尾随着大河内传次郎走了。人流在演员课门外停了下来。我看了看周围的人，大多数是签了专属合同的演员、导演和摄影师。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是合同工的剧务工作人员。这些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十足的艺人，无论搞工会活动，还是搞艺术，他们都能做到废寝忘食。这时，演员、导演和剧务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交谈着，气氛非常和谐。他们由于志同道合，开始建立了战友情谊。
那天的工会大会，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战争结束半年多以后，由于替换新币、机构臃肿等原因所造成的混乱，东宝公司不断出现赤字，于是提出了裁减一千人左右的整顿公司的方案。以共产党党员为核心的“日本电影戏剧工会东宝分会”，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在工会主席伊藤武雄等人领导下，工会会员举行了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东宝公司资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工会大会却未能开好，没有起到争取和团结全体工会人员的作用，反倒出现了分裂。反对派拉出了近三千人，重新成立了三个分会。
结果，以二百名共产党员和三百名支持者为核心的第一工会只剩下了不足三千人。从此，东宝制片厂被人们称为“红色摄影棚”。
美国占领军下令东宝的经理大泽善夫以及其他公司的经理植村泰二、城户四郎、大谷博、森岩雄、川喜多长政等二十九人停职。1950年9月，由于追查红色分子，伊藤武雄等三十七人离开了公司。1950年10月，解除了城户四郎等二十九人的停职处分。如此这般，长达四年之久的东宝公司劳资纠纷终于宣告结束。
当时，由于制片厂已被一派占领，我们无处可去，每天带着饭盒，一会儿聚集在寺院里，一会儿聚集在一间破木板房子里，商量着对策。我参加的一派，谁是领导都弄不清楚。由于我们这一派演员很多，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把我们这一派组织定名为：“十人旗会”。所谓十个人就是。大河内传次郎、长谷川一夫、藤田进、黑川弥太郎、入江高子，原节子、花井兰子、山根寿子、山田五十铃和我。我们没有摄影棚和摄影器材，因此无法拍片。不拍片，当然也就没有了收入。大约过了两周的集体流浪生活，我们在青柳信雄的领导下，进驻了位于祖师谷大藏的东宝公司备用摄影棚。摄影棚的规模很小，总使人觉得象是迁入了穷街陋巷。但是，拍电影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总算具备，我们这里有的是演员和优秀剧务工作人员。
“拍片子吧……，无论如何要拍出有意思的片子来。”
昨天还是无精打采的人们，今天竟意气风发，跃跃欲试了。我们这一派的名称也正式定为“新东宝制片厂第三工会”。制片人开始制订拍片计划。这便是“新东宝”的黎明。
1947年，东宝公司共摄制了二十九部片子，其中有九部是新东宝的作品，1948年，东宝摄制的三十四部影片中有二十部是新东宝生产的；1949年，东宝的五十三部作品中有二十四部是新东宝摄制的。
我依然每年拍摄六部以上的影片，忙得不可开交。在新东宝摄制的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有，1947年阿部丰导演的《不灭的爱情》、千叶泰树导演的《幸福的召唤》，以及1949年山本嘉次郎导演的《春天的游戏》、岛耕二导演的《再见！》和《银座康康舞女》。
我在《不灭的爱情》和《幸福的召唤》这两部影片中，第一次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不灭的爱情》描写了一个妇女从十六岁到三十五岁的经历。《幸福的召唤》是一部组合影片，它描述了一位老教师遍访自己的学生的所见所闻。老教师由大河内传次郎扮演。我扮演一个寡妇，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拉扯着五岁的女儿，最后因无法忍受生活的困苦而自杀。
23 夏威夷之花
1949年，日本市场上的商品渐渐地多起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所好转，文化生活也得到改善。
我对棒球毫无兴趣，但有人竟邀请我去后乐园参加日美棒球赛的开球仪式。我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又想：“投个球，有什么关系。”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当天，有两个头戴白色头盔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一路上，吉普车拉着警笛直奔后乐园而去。我从来没有坐过救护车和救火车，所以心里非常害怕。
后乐园球场乱得象个马蜂窝，没有票的人们在门外到处乱跑，有的打碎了厕所的玻璃窗钻了进去，还有的人扛着梯子转来转去。我当时心里很纳闷：“难道棒球那么有趣吗？”球场确实很大，我从身穿棒球服的美国队员手中接过球，站在球场的中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摸棒球，小小的球格外地有分量。我心想：
“这么重的球，我能扔好吗？”
正在这时，裁判员的哨声响了。我运足了力气，使劲一抡胳臂，把球抛了出去。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球没有往前飞，反倒跑到后面去了。观众席上立即响起了轰笑声。这当然是观众对我后抛球的合理反应。
棒球比赛时，开球人把球抛到了自己的身后，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意外。我对棒球不感兴趣，于是就急忙地离开了球场。方才的两个美国兵也跟我走了出来。我刚走到场外，攒聚在球场外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喊了一句：
“啊！那是秀子！”
一听到这喊声，我便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我小跑起来，但后面还是追来了很多人。我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悚，追来的人足足有好几百人。这时，那两个美国兵我也找不见了，可能已淹没在人群之中了。后乐园球场的外面变成了一个马拉松运动场。我一边擦汗一边拼命地跑。到底还是男人跑得快，几个男的赶上了我。其中一个人喊道：
“怎么，什么高峰秀子呀，这不象个河童嘛？”
我顿时停下了脚步，心想这简直太无札了。但是，我静心一想，这时自己的面部表情一定是狼狈不堪，再加上我穿的是一套蓝灰色西服，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圆形无檐帽，前面的头发露在帽子外面，可不象漫画中的河童吗？接着，我也哧哧地笑了起来。美国兵开着吉普车赶了上来，于是，我这个河童才躲过了一场灾难。
提起吉普车，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事。可能是1949年，也可能是1950年。有一天，制片厂演员课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十点出发，请你去箱根植树。”我以为又是杂志社要拍画页照片，立即表示了同意。
第二天，我又穿上了那套西服。十点整，接我的车来了，但不是制片厂的车，而是两个美国兵开来的吉普车。我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和我的养母一起上了车。吉普车在坎坷的石子路上象野马一样飞奔，然后咔噔咔瞪地爬上了箱根的山路。绕过七道弯，一直向上开。到了郁郁葱葱的山腰，我才看见光秃秃的山岗。这里已聚集了二、三百人。其中，有拿着铁锹的人、摄影师和便衣警察以及美国驻军军官及其夫人，还有几名身着晨礼服的老年人在这里来回溜达。几十棵一米长的树苗，整整齐齐地摆在土垄上。
从山下开来了几部黑色小卧车。人们忽然闪开一条路，面朝汽车的方向直立不动。一个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拉了拉我的胳臂，说：“请到这边来。”然后，他把我带到树苗旁。这时，一部小卧车稳稳地停在了我的面前。那个穿晨礼服的男人跑上去开了车门。从汽车上下来一位老者，我一下子被惊呆了。原来，下车的是天皇陛下。随后，皇后陛下也微笑着走下车来。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拿来崭新的铁锹，恭恭敬敬地递到天皇和皇后的手里，接着，他又递给我一棵树苗。
“这个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