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案和写原版文字，也许是一种“特殊技能”。但是在报社的广告部中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莫如说根本不算数。总而言之，广告部的主体是对外关系。部长关心的是如何指挥、激励专属出售店征集广告原稿，这直接关系到广告部的成绩。负责对外联络的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绘图案的（《朝日新闻》把这叫作“图样员”）没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校对员，也可以这样说。校对不过是简单地对照原稿和铅字，改改错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图案员与校对员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有时提及校对员时，肯定吹捧他们是“无名英雄”以称赞他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平日校对 员尽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别肯定一下他们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有一种乖僻的性情。这也是一种讽刺，越是对工作熟练了的行家，就越不能从这个岗位解脱出来。
负责联系广告的人经常出差，内勤人员很是羡慕。外勤人员必须在对外交涉中取得成绩，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们走出报社，自由地来去这一点而言，也使别人羡慕。他们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儿岛、广岛，有时还有大阪。他们从外边回来后，在自己桌子周围与同伴们谈笑风生，讲出差的见闻。他们在报社内的工作除了写日报，几乎没有其它事务性工作，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抽烟，一边搭起腿随意聊天。他们的优越感中含着令人厌恶的卑劣。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桌子就可怜了。校对们在白天也点着的台灯下，为赶活版的下版时间，匆匆用红笔划着，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现出来。
广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与外勤人员谈话。部长与他们谈笑风生，却绝不会走到校对员和图样员的地方来。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当中他们唯一能面对我们的表情。偶尔觉得次长象是要到这边来，那也是校对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头发几乎掉光了的校对主任A经常理怨说：“这工作搞好是理所当然，错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划不来呀！”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而年轻的校对辞职而去。他们虽只是中学毕业（旧制），但都通过了《朝日新闻》社困难的入社考试，奋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们的希望之花就在现实面前枯萎了。他们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学毕业，只要是从当地录用的人员，在报社内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到战争激化之时，我在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么，读了些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什么也没有谈吧。唯一的快乐是从自己图案设计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开近似于作品展览会的集会。所幸的是，在九州，这样的伙伴多了起来，也有了横向联系。主体是博多的小组，此外，熊本、长崎也有几个人。当时，门司铁道管理局致力于观光广告画，在其主持下，办过一些展示会，以此为缘，加强了伙伴们的往来。展示会有时在福冈，有时是长崎、熊本、小仓，每年在各地轮流举办。有一次在熊本举办一个展示会，我第一次与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苏的旅店，当时，我忘却了郁郁不乐的报社工作。
校对主任A热衷于考古学，经常对我大谈考古。A是个软弱的人，那些年轻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为他与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缘故，他经常和我聊天。A家里人口多，虽是主任，却总是被人催债。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学方面的昂贵的书籍，堆满了四叠半高的壁橱。看来平日没有别的来访者，A兴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
受这个人的影响，我为了从报社里烦人的气氛中逃脱出来，经常走访北九州的古迹。我攒下零用钱，到京都、奈良一游，也是在那时候。北九州有很多横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大多是当天便赶回来。尽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却忧郁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只是一时的安慰。最后，就是做这些也只是得到一点点的乐趣。这乐趣，大概是回避现实的暂时的催眠剂。劲头松懈以后，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一次，一个从大阪调来的东京商业大学毕业的职员对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处？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怎么样？”这句话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
的确，到九州的乡下，看看横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学发迹。在生活中，也不能与事有所补益。总之，同下象棋、打麻将没什么差别。
然而，说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我到底又能干什么呢？就算是有点才能，但又没有施展的机会。一贫如洗的我，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况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这样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伙伴，自嘲地说：“反正老了以后，还可以戴上花镜来画原版画。”恐怕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战争正在进行，社会上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乡军人会等的指导参加军训。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哪有心思裹上绑腿、抡起木制的刺刀！在报社里，作过下士的人，也开始进行所谓“社内教练”。那时，我很少参加，后来就是为此而倒霉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报社里的军事色彩逐渐增强起来。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分社社长戴着白手套，在礼堂宣读开战的诏敕，全体职工列队到郊外参拜忠灵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着翻卷在报社屋顶上的红旗，甚至联想到旗杆上挂上了星条旗，我把这些悄悄地告诉了同事。
一些同事离开工作岗位赴战场去了。部长开始在所谓部会上，念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武运长久。
H是那时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欢下象棋，常常出现在那时称为“娱乐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摆开了战场。H已近六十岁，但他身上具有新闻记者的豁达和机敏。我能够直接与报社最高干部对话，还是因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对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这时，广告部长才在旁边微笑着和我谈话。
一次，正在下棋时，编辑局长进来，将一份记录交给H。H瞥了一眼，立即装进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盘上。编辑局长表情紧张地离开了。那天晚刊上，发布了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1943年4月18日乘飞机时被美军击毙）战死的消息。那份记录是传来的电话消息。当时H的态度，与其说动摇心慌，莫如说无视这条新闻。H曾是《朝日新闻》社有名的社会部长。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红色的纸上写着“教育征集”，我意识到当时不少人是以这种名目被带上战场的。我在指定的日子来到检查处，从其他应召者来看，上了年纪的居多。那里的办事员对比着我的面容和征集令，问道：“你是不是按时去军训了？”我回答说：“没怎么去。”他点点头说：“是嘛，所以挨了整。”这句话，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耳朵里。罚不热心军训的人去战场，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员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个官吏任意摆布。或许兵事股拿来了市内各地区的军训成绩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过，类似这种事情就是目前不也还在满不在乎地发生着吗？幸亏我平安地回来了，如果让我去南方正在激战着的战场，可能早就没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铅笔稍稍一动，就扰乱了一家六口人的命运。——后来，我曾以此为题，把这些材料变换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说中写下了这些事情。
那时征集地是在久留米（地名，位于福冈县西南部），按照命令，有三个月的训练期，然后暂时解散。
不过，部队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正如有人说的，“到了这里，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年龄差别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个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闻》社，不管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受歧视的待遇。打个比方，是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的价值。
而部队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去讨好班长和老兵。总之，可以显示出个人来。在报社，绝对不会承认我的存在，而在这里，个人的活动是出现在成绩中的。我之所以对部队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鲜，是因为我发现了工作岗位上所没有的“人的存在”。
人们大多说，兵营生活扼杀人性，是没价值的。不过，我却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个月期间，还是三个月之后马上来了征集令，一直到复员的两年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懒惰的士兵。这不是因为我具备什么一以贯之的军人精神，可以说这是对到此为止的报社生活”的反动。
第二次的征集令是在六月的一个热天突然发来的。当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点报到的时候，我打开可怜的书箱，把自己的藏书按上印章。书籍为数不多，但都是我爱不释手的。如果我死了，这些书不知会散落到什么地方。我非常舍不得这些书，匆忙刻了一枚藏书印，仔细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岁的大儿子为了让我按印方便，双手捧着印泥盒。到了部队以后，孩子站在书架前的形象，我许久都不能忘记。
在朝鲜的情景
六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起来到福冈的兵营门口。兵营设在城里。送行的人被拦在护城河旁，入伍者沿着狭窄的道路走进去。我身穿皱皱巴巴的人造纤维国民服，背着粗糙的公用袋。左侧是从前的黑色城门，我头也不回地刚要转过石垣，父亲在背后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我同过头去，只见离远了的父亲举着一只手。我只是点了点头，便穿过黑色的门。在那里，我们互相谁也看不见谁了。父亲的声音，象是从喉咙里绞出来的。
我想象得出，父亲回家后向母亲叙说的情形。父亲是不爱发牢骚的人，但经常流泪。要是说起什么激动的事情，一边说着，一边鼻子就堵塞起来，声音也变了。小时候，我在父亲的话中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哭声。而母亲呢，即使是别人的事，也会觉得可怜，从袖口里拉出衬衣，擦着眼泪，说着“真是的”、“怪可怜的”。
我一边在酷热的兵营广场上列队，一边想着坐在昏暗房间的榻榻米上流泪的双亲。父亲鼻子里流着稀鼻涕，抽着烟叶子。母亲把手巾放在脸上，埋着头。与衰老的父母相比，我那抱着孩子的妻子的身影却是淡薄的。
我的征集令是作新几内亚（地名，亦称巴布亚岛。太平洋最大岛和世界第二大岛（仅次于格陵兰）。在澳大利亚之北，中隔阿拉弗拉海和珊瑚海）的补充兵。入伍后一个小时，我就明白了。从哪里得知的呢？士兵们对自己的命运敏感而正确。三个月前征集训练时，曾一起在久留米的有个叫前田的和一个叫中田的秃顶的人，加上我，三个人都是三十三四岁。在久留米，年轻人有好几百，而这次征集只有我们三人，真是莫名其妙，何况还是大动员。中田是玻璃店的工匠，前田是煤矿镇上卖菜的。看来都没怎么参加在乡军人会的军训。
一知道去新几内亚，新兵们就陷入了绝望。谁都了解在南方占领地的激战和日军的败绩。报纸不做明确报道，更说明其真实性。老兵们说：“这下大概完了。”越是戴着军事长、上等兵领章的老征集兵，脸色越是苍白。
在福冈的兵营住了五天，因为是临时借住，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象个礼堂的地方。又没有秩序，象一伙在乡军人那样，用“地方话”交谈，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什么训练。我们有时在大濠公园跑跑步，有时为祈祷武运长久，去参拜本地方保护神。在征集训练中受歧视的我，情况不同了。但我也只是体验到一点轻松，浓郁的战争气氛，使我产生了死的预感。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雨哗哗地下着。我们从兵营到博多港的码头，通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当走到过电车的街道时，开早市的商店里面的人吃了一惊，目送着我们的队伍。士兵们一言不发。倾盆大雨中，出现了女人的影子，她们死命地追着队伍，寻找着她们的丈夫。黑暗中她们认不出来。女人们立即被警戒的宪兵阻止住了。她们为了不落后于行进的队伍，不断地小跑着。人数也越来越多。本来是禁止部队与家属会面的，可拂晓之前开拔的机密还是被泄露出去了。
我们乘上了去釜山（朝鲜东南端的城市，扼朝鲜海峡要冲）的渡船。去新几内亚，要先去汉城，在那里与东京、大阪来的征集兵汇合，编成兵团。从船舱圆窗户望出去，九州的山渐渐消失了，只有一片汪洋大海，一艘驱逐舰横穿而过。在海上，我明白了我已经被绝望的命运抓住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报社，都飞到了与我无缘的地方。
在釜山，我初次看到了朝鲜的景色。我们在摇晃着的火车里坐了许久，在汉城前一个叫龙山的车站下了车。这里也在下着雨。我们从灰暗的街上，踏着满街红土的泥泞走过，来到练兵场。每个士兵下巴上都垂着水珠。从福冈运送我们来的下士官们走了，收领我们的新上司把我们带到兵营。我所在的是龙山二二部队。
开始，我进入正规的内务班，原来杂乱地混在一起的兵士们，也是在这里重新恢复了等级差别。我挨了打，打我的是曾经在一起用方言淡话的一等兵。
我们抵达这个兵营的时候，预定先出发去新几内亚的所需人员已经每天在训练。他们尽是进行运输船被击沉后，如何跳海的练习。爬到象滑梯一样高的高台上，往沙地里跳。我对游泳没有多少自信心，单单看一下这种训练，就意识到了死。
在这伙人中，有个卫生军事长，他在久留米的征集训练时，对我们很不好。前田跑来告诉我，又带我去礼堂，原来那个叫田中的军事长已经当了伍长，在久留米时，他精力充沛，一个人制裁我们大家，但这次见面一看，他盘腿坐着，一副垂头受气的样子。“这次算完了。你们也作好准备，跟着来吧。”田中伍长稍微笑了笑，象是为增加了一起去死的伙伴而庆幸。“那个军事长也变了。”善良的前田回来时小声嘀咕着。那个补充兵团，我们也搞不清楚儿时从那里开走了。伍长还真说对了，听说船还没到新几内亚就被击沉了。我不认为田中伍长会死里逃生。
我漫无目的地在这所兵营的周围散步。栅栏很低，再向前一点，有一条路，身穿白衣服的朝鲜人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栅栏与道路之间是一条五尺左右宽的沟。那条沟并不太深，连我好象都能够跳过去。一连几天我目测了那条沟。因为附近没有住家，到了晚上，路上便没有行人。根据栏杆的位置判断，从步哨所到这里也很远。
我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对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头。假如再增加一点什么条件，或许我就会成为逃兵。但是，以后我即使看到可以越过的栅栏和沟，也没有了兴趣。朝鲜海峡的存在，留在国内的家属的生活保障，所有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进入报社时为止，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之所以放弃了有利的收入，当了职员，也是因为我已预感到战争肯定会把我拉去当兵。不过，即使没有战争，我也肯定会成为报社的职员。尽管干零活当月有收入，但还是对毫无保障的生活感到担心。家属多，已经成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气。现在到了部队，报社总能给我家属工资，这虽然是最低的生活费，倒使我放心了。丧失这个保障是不能允许的。
整整两年的部队生活，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家属疏散到妻子的乡下老家。据父亲来信说，他们每天干农活。我不会不知道，靠帮老百姓做农活，来填补报社汇款的不足，这种生活是多么艰难！
幸运的是，去新几内亚停止进行。运兵的船只已经没有了。
汉城的兵营中，常常来一些从东京来的征集兵。还有作为干部候补生的学生兵。一天晚上，他们在内务班的毛毯上，与伙伴们谈起；“横光利一（日本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代表作有小说《太阳》、《上海》和未完成的长篇《旅愁》等）正在默默地撰写《旅愁》呢！”
我几乎不能看小说之类的读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么样的作品，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兵的一句话，使我在灰色的兵营中感受到一点红颜色。
在兵营中，如果想看小说，也不是不能看。当然，能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中，没有这类杂志。但是，由于我是卫生兵，可以领到公用证，单独外出。我可以到连队事务所，对军曹说；“连队所备药品缺乏，要去市内药品批发店买些紧急治疗的药品。”
东京的学生兵中，有一个是神田药品批发店的少爷，他告诉我，由于买卖关系，他认识汉城的一家批发店，如果购买药品遇到困难，可以去那里，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会给提供些方便的。他这样说，大概是出于新兵对老兵的阿谀奉承。我并没有对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密切。
现在想来，当时常常因为办这些事情，发给我公用臂章。有关系的那家批发店位于繁华街道。我一说出那个学生兵的名字，他们就在大瓶子里灌满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钱，本来连队也不会给一分钱药费的。
战局紧张起来，部队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动。只有下士官有被许可外出的特权，其他人都以在营房休息为名被看管起来，去拿药的路上，我常去旧书店看看。要买小说，也不是不能买旧书，但看了这类书会非常怀念社会。因此，虽然店里架子里摆着这类书，也没有动手去拿。
我戴着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内任何地方走动都是自由的。与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鲜人居住的区域。钟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异国情趣。然而，如果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路上转悠，很可能要受到宪兵的盘问。
连队里卫生兵的勤务，不知道隶属于连队，还是从属于联队的医务室。这一点很象是两栖动物。起床后接受点名，吃过饭去医务室。在那里又要接受医务室的点名。然后开始工作，医务室分药品、诊断、供给各股。我在诊断室，在诊查军医旁边写诊断簿，写上转到药品室去取的药品名字。
这个工作很轻松。诊断从早晨九点开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结束了，然后整理一下诊断簿就行了。但当我不愿回连队时，就随便找个理由，一直到点名前才回内务班去。
朝鲜的秋天很美。医务室位于高处，周围有挺拔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时很美，只剩下光秃秃枝杈时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鹊就在这里造窝。喜鹊在朝鲜叫朝鲜鸦，在日本的佐贺平原也很多。
到了冬天，大川小河都冻成雪白雪白的。洗澡间里，从脱衣场的房顶上掉下来的水滴，在木板之间冻成冰块。没有燃料，装在房间角落的巨大的俄罗斯式壁炉，只在底部稍稍冒点烟。人们把背靠上去，才可以断定那是取暖设备。
从汉城药专来的学生兵成了见习军医士官，他有二十二三岁，瘦长脸，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我常从他那儿拿了信，再领取公用证，去总督府旁边的附属医院。收信人是药房的一个女子。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竞成了这个青年传递情书的听差。
那女子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很动人的圆脸姑娘。为了门诊患者，医院办了一个小店，也卖些孩子们的玩具。那时我的二儿子已经三岁，我曾求她给我家属的疏散地点寄过玩具。
我去药专的附属医院时，路过总督府的博物馆，我虽有公用证，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进口处是壮丽的朝鲜宫殿的楼门。我一边看着那朱红的大门，一边枉然地往返于门前。不久，那个见习士官到南方去了，他的生死未卜，而我的临时外出也减少了。
外出的时候，我曾去过报社的支局两三次。支局里接连不断地送入伍者，人手不足，大概也就是三四个人营业吧。在这期间，从东京来的两个人曾向我讲起报社内部的情况。在沉闷的军队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工作单位的空气。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我能恢复过去的身份呢？每次回到兵营，我都非常沮丧。
连队的出入口处有个阅报栏，那里贴着迟到了一天的《汉城日报》。当然登的都是些战争消息，南方战局的报道中增加了“退却”二字。报纸的角落里登有宇垣大将飞往上海的简讯。简短的消息只有一栏，标题用的却是与之不符合的大字标题。
这条消息只是说宇垣大将去了上海，但标题的黑字体却说明了编辑的意图，即作为政治家、策略家的字垣一成去上海，意味着什么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一番想象，认为他是去做停战工作的，心中暗自高兴。
不久，东条英机内阁宣布辞职。后任是小矶国昭大将。我相信宇垣的停战工作成功了。但小矶谈话时却宣布：“圣战将永远继续”，使我很沮丧。我不露声色地注意连队事务室的动向、反应，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变化。
在朝鲜，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空袭。到了春天，蓝色的天空中有时也出现敌机飞过的云烟，但只是高射炮白白地响一阵而已。并没有发出空袭警报。这期间，从东京和大阪进来的尽是年纪很大的士兵，被收容在另外一所兵营。从他们的嘴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东京和大阪已是一片废墟。那些兵士们脸色阴沉，一声不响地蹲在兵营里。
一年后，我离开了汉城的兵营，参加朝鲜西海岸的防卫，被编入新的兵团。分在师团的军医部，由曾是阪大教授的大尉领导。
新兵团驻在南朝鲜的全罗北道的井邑一带，防卫范围是北起群山，南至木浦、沛州岛一带。从久留米来的战友、玻璃店的中田去了济州岛，前田赴海岸附近构筑阵地，我们分手了。
军医部的组成情况为：部长是个少佐，下面有大尉一人，有一个在大阪心斋桥开过一爿大药房的老药剂中尉，然后有准尉一人，牙科军医一人，伍长两人，士兵只有上等兵的我和一名一等兵，我始终做些烧饭、洗餐具、洗涤等杂活。
我们的驻地是接收下来的地方农业学校。大尉以上的干部可在外边住，中尉以下的都分别住在学生宿舍里。宿舍是栋细长的房子，因为是火炕，床上贴了油纸。但是，好好的火炕因为没有燃料，冰冷刺骨，一点也不起作用。
军医部长是现役军人，显得很神气。他是一个胖子，老是睡眼艨胧的。部长室与所谓事务室之间，只在房子里立了个屏风隔开。部长少佐从宿舍骑马来，晚上回去。他大多是去师长室，回来一露面，就大声训斥部下的军医们。他训斥得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他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说起自己来，他总是操着一口方言：“我呀，我呀……”
那时，我什么也不去想，除了做饭、听差、洗涤、扫除以外，没有其它工作。在这种动物式的生活中，头脑越来越迟钝。
前面，我曾写到逛过汉城的旧书店。我在那儿买了旧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英语教科书，藏在军装下面带回内务班。在医务室院子里没人的地方，我悄悄地打开书。这并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觉得如果连这些也不看，我简直无法活下去。读小说一类，会使我对自由社会陷入绝望的向往，反而会变得暗淡无光，于是对那些书都闭眼不看。如果是英语书，就不会产生那种现实感。如同身居单人牢房的人，产生了一种渴望学习语言的心理。
然而，如果被人发现是在偷偷翻这种“敌国语言”的书，可就不知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这本教科书中有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一个朝鲜的士兵教会了我。这个学生兵，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在搞反战运动和独立运动，他和其他几个朝鲜志愿兵一起被宪兵队绑架走了。
停战前后
尽管战败的色彩越来越浓，但我们所在的朝鲜的这个边远乡村，并未受其影响。部队只是被酷暑折磨着。
沿海岸警备的前线部队状况如何，在井邑的镇子里司令部中的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已觉察到粮食极为不足。这一带被称为南朝鲜的粮仓，稻田连片。大米虽然不缺，但副食品却很匮乏。海岸地带的部队大概吃的是野菜，脚气患者接连出现。军医部感到有必要加以指导，哪些野菜可以当粮食吃。厚厚的植物图鉴被拿到军医部，我负责誊写那些图案中的可食野菜。在画上盖上薄薄的誊写纸，用铅笔在上面描下形状，是在钢板上用铅笔写的。
这个工作很令人愉快，就是画一片叶子，我都要进行精确的描摹，用很长时间也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兵。
我描下二十多种野菜，印在誊写版上，再订成十来页的小册子，发到前线部队里。
然而，这种图上没有颜色，只是素描，是很不完美的。军医部长说，这些是准备拿给师团长看的，命令我涂上颜色。我从街上买来水彩颜料，对着原始图稿，专心致志地涂上了颜色，搞完两册以后，军医部长送到师长那里，据说师长们很满意。说我画的东西给部队解决粮食问题有很大帮助，对此我甚为怀疑。士兵们对那薄薄的誊写画，大概连看都没看一眼吧！
军队里就是这样。丝毫没有用处的事情，却要把它当作有用的工作来处理。在战争过程中，不知把多少根本无益的事情有效地完成了。这种现象不单在军队中存在，在那些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也肯定存在。
师长就是上帝。参谋长、兵器部长、军医部长为这个从预备职务提起来的老头子费尽心机。厕所是特别安装供“阁下”使用的，其他高级将校也不让使用。“阁下”牙痛了，还专门从街上把牙科医疗设备运来安装在司令部的走廊里。作为牙科医生的下士官成为为“阁下”治疗的专职医生。
军医部事务室里包括那个下士牙科医生，有六名军官和班长。在我们住的这个窄小的农业学校里，没有余地新建将校室。药剂将校不断受军医部长的斥责，这在前面也写过，准尉和这个少佐之间也不太融洽。但是准尉有长期军队生活的经验和知识，“汉城的朝鲜军司令部”就是一篇报告书，没有准尉根本写不出来。准尉的能力在将校之上，这使得他与军医部长对抗起来了，因为他技术高，军队中繁琐的函件书写很多。战争正在进行，可令人不解的是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也在盛行。
师长的宿舍分散在这个城镇的日本料理店中。我不知道他那里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不过，显然那里人数不少，有艺妓，还有女仆。士兵们连一块外出都不可能，当然羡慕师长的特权。
军医大尉的宿舍在日本人的私人住宅里。那家有个己阵亡的军人遗孀和其老母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我曾数次被差到那家去办事。那位三十二三岁的老实的寡妇，至今我还留有印象。
我们洗澡是集体去街上的日本人经营的浴池。军官们也入同一个浴池。从时间上说，军官入浴的时间长。听说浴池的老板娘是哪个日本人的小老婆，军官们常在上房聊天。浴池附近的地里种了一大片玉米。映在玉米叶子上的傍晚的月亮，恢复了我的情绪。
假如老是这样的生活，简直让人怀疑战争是在哪里发生的。仅有的一点战争气氛，是司令部附近的朝鲜人的防空演习。扩音器传来：“邻组的班长，警戒警报，警戒警报！”但是，一次都没有真的实行灯火管制，每次一看到朝鲜人的防空演习，我们就失去了战争的现实感。
在真正的军队里不会搞演习，也不搞特殊训练。每天早晨的晨会上，将校们集中起来做操，后面跟着为数不多的士兵，他们可怜巴巴地看着老头子们手脚的动作。从这个校园可以看到和缓的山岗。有一条道路，上去过一道山岭。我不知道这条道路从哪里通向何方。每一次看到那道山岭，我总是想，倘若我不是当兵的，能自由地一个人翻过那山岭的话……
到了傍晚，朝鲜人家家户户点起了灯。天空中飘荡着落日后清澈的蓝色，那风景格外美丽。风景的细部随着暗色的渐渐溶和，灯光变得越发清晰。最后，山坡上的白杨树看不见了。这时，更使我怀念故乡。
白天的气温升高。热的时候达到近摄氏三十七八度。戴着帽子在外面走，不大工夫就会感到眩晕。把手放在军装的肩上，手指烫得就象让火烧了似的。不过，因为湿度低，房间里、树荫下是凉快的，朝鲜人的白衣服更显得凉快。
炎热的八月的一个早晨，上边通知说，今天有天皇陛下的广播讲话，让全体人员到司令部的院子集合。不论在什么样的“盆地”中，也流动着战败的空气。我们认为，大概是天皇要亲自出来，鼓舞士气挽回败局。那时不管什么将军的鼓舞，都已起不到作用，最后需要天皇出马督战了吧？
校园中集合了全体将校以下的士兵们，正面摆了一台旧收音机。临近广播时间时，师长拔出刀，士兵们作好举枪的准备。但是，收音机与其说是有声音，不如说只是响起一片杂乱的嗡嗡声而已。嗡嗡声的空隙，单调地夹杂着人的声音，终究也听不出在讲什么。我们在烈日下，举着枪听着那些喧嚣的杂音。
广播总算结束了。最终也没搞明白是什么事情。士兵们认为天皇的声音一定是庄重而清澈的，听完后露出吃惊的表情。广播结束后，参谋长代替师长站到队伍前面，就象是从贤明的天皇训话中领到了敕语，以毫无生气的语调训示说，大家要团结一致，对付这前所未有的难关。我主观的印象，觉得参谋长的表情也流露着困惑。
仪式结束后，我回到事务室。没有见到军医部长的影子。下士们认为，没听见天皇的声音是离东京太遥远的缘故，大概是受到朝鲜海峡的影响。真是胡说八道！已有海底电缆从日本通过朝鲜海峡与汉城广播局有线直通，广播中嗡嗡的杂音归咎于朝鲜海峡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这之后两个小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下士们象平时一样书写繁杂的函件。士兵仍在洗衣服。外面，炎热的太阳正疲倦地落下去。日本战败，向美英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三点过后传来的。消息是通讯兵传过来的。奇怪的是，师长、参谋长此后几天也没有告诉士兵们。
司令部中，以军队所附属的名义，雇用了一些朝鲜人打杂。从第二天起，这些人就明显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令人吃惊的是，曾搞过防空演习的朝鲜人的街上，第二天早晨为之一变，太阳旗改造的太极旗一下子都挂了出来。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战败的消息，我们的枪支和佩剑也被朝鲜人接收了。因为是夏天，入浴还继续着。从我们手里夺过去的佩剑，戴在朝鲜青年的腰间，我们的枪扛在他们肩头。他们排着队伍，在街上行进。连司令部的哨兵也不敢佩刀了。
汉城的空气是什么样的，我们这里不得而知。只是有一个下士跑来传递情报说，香月军司令官与关东军协力，只有朝鲜军与俄国打仗。那么终于可以回日本了，士兵们喜形于色，又很不耐烦。
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人心浮动。井邑的镇子里以日本人为主的地方，频繁派人到司令部上访。他们说，如果朝鲜人发生暴动，希望逃到司令部得到保护。实际上，我们在乡下的有的驻地还曾遭到朝鲜人袭击，那里的警察和他们的家属也被杀害。
军官们为自己的归宿而动摇不定，赤手空拳的军医部长，见到日本人协会的会长，说师长阁下正准备自杀。那时我们还没有听说陆军大臣的自杀，从联合国给德国首脑部判刑的先例来看，日本的高级军官认为自己也逃脱不了死刑吧！且不去管什么死刑，军医部长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会被美国投入监狱。
这时，美国的军官从汉城赶来，传话说要把日本军队的兵器全部没收。我们这个师指挥的枪支弹药不断地集结到井邑的镇子里。
有一天，将校们见到日本人协会会长，商量为美国军官团服务的事。他们说一定要提供日本女人。找姑娘不好办，他们要求会长在平民的妻子中物色合适的人。
话只是说到这里，但内容已大体上推测出来了。高级军官的头脑中大概有印象，日本的军官过去到中国去时要求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这事让人认为是这群高级军官为了减轻战争罪责采取的手段。我想起了奠泊桑的小说《羊脂球》。
美国的军官来接收兵器，回到汉城，可是并没有听说发生《羊脂球》中的类似场面。美国军官们的行动是绅士式的。但事实到底怎样，我至今也不清楚。
前线部队首先乘上遣返列车回国了。司令部的火车是最后的，与侨居井邑的日本平民一起回国。那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列车即将离开车站之前，那个浴池的老板娘跑着，张望着长长的连接着的车箱窗口，象是在找什么人。我觉得军医大尉借宿的那家的年轻寡妇，也坐在这列火车上，但始终没有遇到。
不一会儿，列车越过山梁。停车站叫“秋风岭”，我觉得是个好名字。
那时，我当然没有去想写什么小说。在士兵们中间，我只是做饭、洗衣和睡觉。一切思考都僵死了。头脑已经动物化了。但是，当终于获得了解放，可以同故乡的时候，我又重新感到了七口之家的生活重负。
天亮以后，火车经过了大邱的车站。沿着河边的道路，年轻的日本母亲抱着幼儿，象给出征的士兵送行时那样，摇着太阳旗，向列车跑来。
在釜山前两站的一个车站，列车停了一天一夜，前面的列车正巧遇上美军检阅，给堵在那里。车箱中，由于座无虚席，异常闷热。士兵们从列车上下来，爬上铁道旁光秃秃的丘陵，用铁锨挖了许许多多的坑，用以处理我们列车上乘客的大小便，褐色的斜坡上，大大小小的坑象蜂窝似的。为了方便女人，尽量选择有树木的暗处给她们挖坑。
列车终于开动了，抵达釜山已是深夜，车站里有美国兵在警戒。穿着西服的美国人，腰间挂着手枪，望着我们长长的行列。驱逐舰的探照灯，把天空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这里，我与战友H重逢。他是前线部队的，是个二等兵，因为都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他曾亲热地来找过我。他在报社里是外报部的职员，英语很好，因此，他被留在这里当翻译。大概他觉得很久没有发挥自己的特长了，高高兴兴地笑着，他是个高个子，因为长着大胡子，脸显得很黑。——这个人后来因为会英文，作为特派员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途中，因飞机在印度洋上空失事坠毁而身亡。他那高高兴兴的面容，依然留在我的脑海。
我乘的渡船，渡过了黑夜的海峡。从博多乘船到朝鲜途中，那些令人生畏的敌方潜水艇已经没有了，但美军的水雷在水面到处漂动着。
天亮时，我们的船驶近风光明媚的港口。大海中突出的岩石岛屿，星星点点。简直就象青海岛，原来那个港口是山口县的仙崎。
我们在那里登陆，部队并没有立即解散。士兵们与军官们一起宿营在平民家里。令人吃惊的是，准尉还在给师司令部起草文件。我觉得就这样乘火车同家乡，也全然无妨。但我还是没有那个勇气。这三天的宿营，简直相当于一年之久的朝鲜兵营那样无聊，使我感到焦躁不安。在那里，我依然是给军官和下士们烧饭。
士兵们也有人立即给家里拍了电报，我却没有这个心思。我背上装有一身新军装、毯子、军靴的背袋，乘上乘客杂乱的列车，前往九州。我什么也不曾考虑。
喜鹊
从下关开来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抵达佐贺县的神崎车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车上我一点也没有睡觉，在混乱的车厢里简直不能动弹。
下到站台时，我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放感中。这不是由于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军队，也不是由于从连厕所也去不成的火车上下来了的缘故。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走二里路，回到有双亲和妻子的家里，也可以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念头呢？
由于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异乎寻常地束缚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么羡慕那些可以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朋友们。没有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吧！
从前在久留米接受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时，父亲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一度离开军队回到小仓时，父亲也象牢牢地守住我似的来迎接。在列车上，有五六个与我同一个连队的人，没有家人来迎接他们。这些人就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在车内大声喧哗，列车员一来，就故意讲军事用语，戏谑着他们。我悄悄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非常羡慕这些独往独来的人们。记得我常常诅咒父亲对我过分的溺爱。
但是，想来年迈的双亲只有依靠我这个独生子。我在朝鲜井邑时，父亲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在地图上找了找，井邑离釜山象是不远。釜山从下关乘上渡船，只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井邑看看。”
这是不掺假话的爱情。
然而，从物质到精神，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我离开家庭两年的军队生活，感到了一种自由。军队生活虽然极为乏味，可仅有的那种自由，却给了我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不单有父母，还有了妻子、儿女。我的自由越来越被封闭了。逃脱的缝隙被关闭了。打着绑腿的鞋带动着我的身体，到那个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随着我踏上乡间的道路，一点点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镇位于佐贺平原之中。通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沿着这条河，道路伸展到了长满野漆树的平原。山在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条沟。小径上，白色翘膀的喜鹊跳着，一会儿又飞到高高的野漆树上。
这种鸟，过去在汉城的医务室前多次见过，在佐贺地方，叫褐鸦，与普通的鸦叫声不同。走过一里沿河的堤坝路，田园中出现了一处村落。那是妻子出生的村庄。
我背着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农家门口，个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睁大眼睛问，说要是打个电报，便可以到车站去接。接着，她叫来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借住到邻村的房子里，这些，我从南朝鲜收到的信中已经知道了。岳母他们要带我去那里，我谢绝后，自己又将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弯弯，转回到河边，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我来过几次，可来这个村子还是第一次。小桥的附近，住着十来户农家。不管哪一家，屋檐下都堆了许多稻草。
走下桥来到路上，有一座寺庙。五六个小学生走了过来。我停住步，问有没有叫淑子的学生。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名字，该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那个学生也是个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着我看。在佐贺话中，意思是“有”。我来到学校，这里已经放学了，没有孩子。
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农舍，不规则地聚在一起。离开道路，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农田。在那些小块的农田中，我妻子穿着裙裤，正在挥动着锄头。她看到我后，一时没有说话，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脸涨得通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家农户房子相当大，但却破烂不堪。父母也跑了出来，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来了。父亲满脸皱纹，母亲用袖子掩住脸在抽泣。两个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马上退了同去，接着，我不记得见过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来了。我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和孩子是与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为家属是借了一所房子，现在才知道，房主的亲戚，从釜山撤同来，因为也没有住的地方，便作为同居人住了进来。
母亲告诉那些人们我回来了的事情，“这下可放心了！”她一个劲地说着。
从母亲说的“这下可放心了”的话中，我觉得已体会到一切情况。父母到这里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这种不习惯的生活中过得怎样呢？在众多的庄稼人中，一个连锄头也没有握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啊！母亲的这一句话，好象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亲说“这下可放心了”，这话我并不是初次听到。很早以前，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打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恰好伯母来了。
“哎，姐姐，这孩子也总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亲对伯母这样说过。
母亲是个勤快人，目不识丁，与其说她要强，不如说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协。那还是母亲拉露天货车的时候，在祀祭的地方，曾与当地的江湖商人吵闹起来。为了占地盘，那家江湖商店的老板命令说：“老太婆，你到那边去！”母亲大声回骂道：什么老太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把对方镇住了。关于这些，父亲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后，父母曾寄住在叫饭冢的煤矿街母亲的一个姐姐家。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儿女住在妻子佐贺的娘家，而父母则住在姨母夫妇家中，各过各的。但是，母亲在给妹妹夫妇添麻烦的时候，又开始与他们吵闹，不久离开了那里，转到佐贺我妻子的住处。
这所旧的农家房虽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开，另一边是个五口之家。我们这边连七个人睡的地方都没有。那时我那四岁左右的二儿子，从隔扇的洞里窥视另一边的孩子。二儿子的口音就象是出生在这里似的，一口地道佐贺话。
这一带，灌满水的渠道纵横交错，野漆树一排排的，是一片美丽的田园。但是，我却觉得我刚从部队回来，就立即跳入了人间地狱之中。
乘火车去小仓，大概是在家里安定下来的第三天吧！在这样的乡下，我很担心自己会失掉职业，甚至不能踏实下来休息。
来到分别两年的报社，才知道我是最早从外地回来的。报社内增加了不认识的年轻妇女，都是战争期间雇用来的，用来补充男职员走后的空缺。
部长接受了我的问候，“回来啦，不错呀！”
他将长脖子点了点。仅此而已。恐怕这位部长过去就对我没有好感。象我这样描图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被疏远者。
三个过去一起工作的人，一个在部队还没回来，比我大两岁的T说：
“以后的工作可不好办，没有纸呀。”
他半是漫不经心，半是不放心地说。
实际上，报纸只是一张对开型。要说广告，都是排的铅字，没有象凸版的东西。从前报纸被东京、大阪来的大广告占领，所以如今地方版的广告也没有进去的余地。就是有，至多是向导广告，不需要我份内的版头面或手写文字。
T对我说，“这会儿来了也没事，还是先休息休息吧。”
说实话，比起回佐贺的家，我倒喜欢独自呆在小仓悠闲自得。因为没有事做，倒成了真正的休息。而我比什么都更需要我个人的自由。回到那个可以称作是人间地狱的佐贺的农户家，真是郁闷之极。
但是，过去我借住的小仓的房子已经被别人住进去了，既没有租公寓的，也没有租借房子的。报社的宿舍又一直让当兵走了的家属住着，这条路也堵死了。我在朋友家住了三天，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第一，没有粮食。他们请我吃煮甘薯汁，不知心里有多别扭。其次，我有义务尽快把家属从佐贺的农舍中解救出来。与我家同居的房主那家亲戚，很想独自一家在那房里过日子。那家主妇象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对父亲说：“您儿子从部队回来，这下我们也放心了。”但是，在小仓借不到房子。市内不论什么地方，房子都被人占满了。
不久，我从印刷所的人们那里听到一个好消息。
“在黑原的那家兵工厂的职工宿舍，现在空了很多。那里说不定能借到房子。”
黑原位于从市内到靠近足立山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
因为是为兵工厂职工建造的宿舍。数量很多，象排列着的火柴盒，两大排房子共有一百来套。看看房子里面，规格为六叠、四叠半、三叠大小，还有一个小院子。不过，东京来的职工撤走后，那些房子荒芜下来，地板、天花板都被剥走了。大概都拿它做了冬天的燃料。这副样子，是住不进去人的。
但是，其中还有些稍好一点的房子，略加修复，总还可以凑合。宿舍街最中间有浴池和管理人的家。我不敢有什么奢望，立即去见管理人，请求借住。他说，如果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还可以同意。社会上不少人只认牌子的大小。
宿舍里有继续留在兵工厂的职工和后来住进来的人，大约占三分之二。管理人员是个残废军人，少了一只手。他说要是早点提就好了。新来的住户不断增加着。确实如他所说，假如再耽搁一点时间，肯定连那里也住不进去了。
我返回佐贺，把此事告诉家人，他们这才放下心。没有比住在乡下一没田二没地的城镇人更凄惨的了。尽管我的妻子就生在邻村，也变成了外来者，屡受白眼，简直就象是村子的寄生虫。她每天回父母家和兄弟的田里当帮手，拿来一点点米、豆子和薯类。
当下决定，先只把铺盖送到小仓，我一个人在新租借的房子里先住下。我便回到了职工宿舍。我打算打扫一下，上街去买东西，可市面上没有一把扫帚。小仓的商业街叫鱼街，不管到街上哪个商店，都不卖扫帚。
首先上市的商品是食品，贵得令人瞠目。由于通货膨胀，那时我的日薪涨到三千元左右。
晚秋时节，我在被子上压上大衣睡下，天亮时感到很冷，把我给冻醒了。走廊的玻璃窗本应关着，现在却开了一半。我觉得奇怪，往被子上一看，发现昨晚盖着的大衣被人偷走了。我独身一人，没有任何家具什物，这件大衣还是当兵以前求熟识的服装店做的，质量算是比较好的。那个小偷肯定会把那件大衣马上换了大米和薯类的。
城镇里的人把衣服拿到农户，用以交换粮食，这在佐贺的农村是常见的。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把来访者带到家里，把自己藏起来的粮食交给他们。但是，不管人们多善良，对没有交换物品的我们家，也是不给米的。
那是第二次从小仓回佐贺的时候，我走过河边的路，来到桥头时，看到十来户农家，家家都在编稻草扫帚。比起竹把子的长扫帚，手扫帚居多，他们把这些堆放在房间中。我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第一次路过这个村庄时农户的房檐下堆着稻草的理由。
我从小仓同来时，买了两把扫帚。我想到小仓的街上没有扫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把它卖给小仓的商人怎么样？
报社里还是没有我的工作。
“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帮帮排版的忙呢？”
鼻子高高的部长过来说。
排版，是把从代理店来的稿件送到工厂，在工厂进行的工作。这工作原已有人负责，无须我去帮忙。而我，就是这样不得这位部长的赏识。
还在我没有去军队的时候，这位部长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寿司店里喝酒。
那时，寿司店的生意已经不能自主，但应胡乱掏钱的部长的要求，还是特别拿出了饭团。听说，似乎端来了厚厚的金枪鱼的脂肪部分，还有卷着一条海鳗鱼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价格。这样的“特权阶级”，与我是没有缘分的。有一个次长受到部长的冷遇，对他很反感，没有被部长看中的人都跟随他，部里分为两派。但是，现在部长的努力是压倒多数的。我没得到部长的赏识，也没有受到其对立面次长派的邀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工作，加上部里的这种情况，我复员后的心情越来越灰暗。我觉得一点儿不动脑子，象马一样干活的士兵还算好。报纸什么时候能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连点征兆也不见。我每天去上班都没有工作，继续过着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着从佐贺带同来的小扫帚来到市场杂货店的门口。我让人看了看那把扫帚，问能不能卖给他们。店里的老板看了一眼，问了价钱。我说这是从生产店里直接买来的，在价钱上加了两成。老板第二次回话说，有多少都可以送来。我没有明确身份。不过，那时的店，只要有货，并不过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肩负着通货膨胀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担子。
城镇的篝火与山
我开始做起扫帚生意。
昭和二十一年（即1946年）夏天，我的三儿子出世，家里增加到八口人。在饥饿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之中，单靠报社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家里没有可以拿到当铺去的东西，也没有可以交换大米和薯类的农民喜欢的衣物。在长期的疏散生活中，家人已经把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从我结婚以来，给妻子买的不过是一件短和服和一条腰带而已，为此常常受到妻子的埋怨。往后，是发愁孩子们穿的东西。
做扫帚买卖成了很适合我干的副业。尽管利润菲薄，但因为数量集中，成了能够解决饥饿问题的一笔收入。我没有本钱，开始时是搞小批量的，利润尽可能不去动用，积蓄下来，用作自己的资金。
我利用星期天，不光在小仓市内，还跑到门司和八幡的小卖店。因为那些地方也都是商品匮乏，定货不费吹灰之力。最初所感到的卑怯，渐渐变得淡薄了。为了填饱八口人的肚皮，我没有别的办法，什么都可以去做。
接着，开始专门去转杂货批发店。当然，用的是父亲的名字。
“有多少就送来多少吧！”
每个商店都这样委托。一切在预料之中，扫帚还没有上市。
但是，仅仅局限于小仓和门司，我已经不能满足了。虽然他们让我来送货，但这个地域太狭小，销售能力并没有多少。
那时，报社承认职员的采购休假，一个星期中可以休息两天左右。我把这个休假利用起来了。
乘深夜的火车从小仓出发，清晨就可以到广岛。我决心去广岛碰碰运气。
广岛是与我有很深缘分的地方。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结合的。但以往我一次也没去过广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过，到广岛去到底能否做点微薄的扫帚生意呢？我反正也不想赚钱，现在只要能挣出来火车费和旅费就行。倘若与对方商洽并不理想，那便就此罢休。
坐火车，整夜站着不能活动，过道里铺着报纸，睡满了人，连厕所都去不成。躺在过道口的人也同铺在他们身下的脏烂报纸一样，破烂不堪。
半夜里听到的途经小站上车站职员的无精打采的呼叫声，倒唤起了我向没有见过的故乡前进的激动心情。天亮之际，快到岩国了，到广岛车站又用了两个小时。
我背上的背囊里插着扫帚的样品，装着饭团。我准备乘夜车去、夜车归。因为牵扯到旅费，同时我还有工作，必须尽量节约时间。
我想象之中的广岛是一片烧过的废墟，而现在，街上已经建起不少木板房。清晨，车站前的黑市就开始了，穿着复员军服的男人们四处徘徊。我也身穿从朝鲜带回来的军装，脚踏高腰鞋。
在车站前打听了一下，原来杂货批发店在过了猿猴桥后一町（日本的一町大约等于一百零九米）远的地方。
猿猴桥是令人怀念的名字，母亲的妹妹就是在这座桥上去向不明的。十五年后，我的这位姨母突然作为矿工的妻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智江在猿猴桥上不见了，我们连夜去找。最后还是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没想到过了十五年了，她又突然来看我们。”母亲常常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