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坛一无所知，只不过从书店的杂志中看到有什么小说，就站在那里读什么。说到那时的杂志，有一种叫《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武雄对小说来稿进行每期评论。我虽然也曾想投稿试试，但缺乏那种勇气。因此，关于当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是茫然无知的。
但是，在八幡制铁所做工的朋友们，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让东京把杂志直接送来，好象是《文艺战线》。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在报纸社会版头条位置登了“文坛之雄”的大字。楼下的太太特意把报纸拿上来给我看。我看了报上文艺春秋社的广告，便汇去钱，让他们给我寄来了龙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摄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笔签名。
征途
可能就在那会儿，仓刚百三（剧作家，评论家，擅长于宗教文学）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坛一无所知，只不过从书店的杂志中看到有什么小说，就站在那里读什么。说到那时的杂志，有一种叫《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武雄对小说来稿进行每期评论。我虽然也曾想投稿试试，但缺乏那种勇气。因此，关于当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是茫然无知的。
但是，在八幡制铁所做工的朋友们，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让东京把杂志直接送来，好象是《文艺战线》。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在报纸社会版头条位置登了“文坛之雄”的大字。楼下的太太特意把报纸拿上来给我看。我看了报上文艺春秋社的广告，便汇去钱，让他们给我寄来了龙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摄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笔签名。
征途
学徒时代
我总算找到了工作。
但是，准确地说，我不如道这算不算工作。前面已写过，我家做饮食店生意，但不知不觉地，父亲又开始被酒店和房东催租要帐。最后落得个只能从酒店用现金买一升装的酒喝的下场。我找不到工作，整天游游逛逛，心里焦急，如坐针毡。
假如我会一门手艺，就能找到工作，可我一不会做木工，二不会当泥瓦匠、石匠。我所以想靠会一门手艺来做工，是因为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倒闭后，有一位在同一个公司的职员，苦于衣食无着，抱着被子寄宿到我屋里，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以工资为生者的软弱无力。这位事务员已年近四十，也是因为没有学历，在同行当中工资最低。他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边找工作，一边晚上就到我家里来睡觉。
一天，我正在小仓的小巷中转游，看到一家小印刷厂贴着“招收画匠学徒”的广告，就是招石版的原版画工。我从小学起就喜爱图画，图画的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我想与画画有联系的活我还干得了，就走进了那家印刷厂。
厂主出来对我说：“学徒都是小学刚毕业就马上录用的，象你这样快二十的人用起来可不顺手。”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在狭窄的场所里忙忙碌碌工作着的工匠。
我想起来了，旧日的邻居中有个叫高崎的。他是小仓最大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的弟弟。我把此事对母亲说了，一天晚上，母亲去拜托高崎先生说情，看能不能让我到那家印刷厂作石版的学徒工。那家印刷厂的活，分活版和石版两种，但以活版为主。
就这样，我当上了高崎印刷所的见习工匠。对我来说，石版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怎么个搞法，我一无所知，最初是按见习画匠把我招来的，但印刷所里连当师傅的画匠都没有。所谓原版画，就是在象誊写纸似的透纸上，涂上油性的药，然后用油墨画画儿或写字。如果手指尖稍稍碰到纸，纸就会沾上手指上的油；可到石版上就成了一块黑。处理这些是需要技术的。
我入厂时完全是个门外汉，所以不可能顶事。最后，成了真正的石版工的学徒。把五六贯（一贯=3.75公斤）重的石版石从手工印刷机上拿起放下，运到厨房附近，加上金钢沙，擦掉石头的感光部分。这样的工作，本来是由小学刚毕业的少年做的。
最后我被比我年轻的小伙计们狠命地支使着。干着干着，我明白了，画原版画，完全外行的人是干不了的。我偶尔画的原版画，不能用，不得不让连画匠都不是的普通工人修改，因此，总叫我去磨石头。磨石头的地方在印刷所的厨房里，每天闻着咸菜的味道和出白色碱水的石板石的气味。
但是，我不想做普通的石版工匠。我觉得即使在这里做工，也学不成画匠，于是重新找到一家可以当画工的小石版印刷所当学徒。新去的这家印刷所的店主，教给我从基础到画原版画的方法。与此同时，广告图案开始兴起。比起用油墨绘原版画来，我倒更喜欢用油画颜料画底图，俗称为“写生”。
如今，广告图案杂志多起来了，随手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这类专门杂志，但那时的参考书，只有诚文堂出版的《广告界》。这本杂志，是我学绘图案的教科书。
这期间，作为我师傅的店主，迷上了打麻将，对工作弃置不顾。没有办法。逼得我不得不画原版画，甚至连图案也得接过来。不过，这使我很快学会了工作。这家有两台手动式印刷机。后来，添置了八开印刷机，一座小型印刷所已初具规模。
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夜里十一点以前从没有回过家。有一年冬季，一天，我坐在木板地上，用冻僵的手画着原版画，觉得脊背阵阵发冷。对店主的妻子说了，她说工作多，不能回去，要留下来干活，可是她连盖脊背的东西也没有借给我。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好，发起了高烧。
那时，我家已从过去的最近的房子搬到偏僻的地方。还是开饮食店，这次却小多了，很可怜。在那样的地方，买卖也不可能兴隆，这段时期是父亲最艰苦的时期。我的身份搞不清是学徒还是伙计，薪金只能拿十元左右。因为原来说的就是当不拿薪金、只教会工作的学徒，而最初的半年，也的确是白干的。父亲那会还作饮食生意，还算过得去。
尽管生意萧条，可父亲却不管不顾，又开始向同行们炫耀起他的“政治知识”。有一次，在当地警察署的帮助下，饮食店工会的组成大会召开了。父亲似乎在会上向警察提过什么问题，便被选为工会干部，他颇为得意。只要饮食店工会一开会，他就匆匆忙忙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父亲一生都没有改掉这种老好人的秉性。
再接着前边的说，我感觉不好，得了肺炎，卧床在家，病势沉重，又住不起医院，就靠在家休养，总算脱离了危险期。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盘尼西林疗法，所以肺炎的死亡率相当高。在我枕边，可以听到要帐的声音。至今我仍然记得父亲的样子：他的脸伸向火盆上面，专心致志地考虑着如何筹措钱。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垂着头，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来，长长的口水滴在火盆的灰烬上。
我一心想千方百计维持住一家人的生活，急于尽快地拿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在小仓的小印刷所，我的技术提高不了，就又调换进了当时九州最大的博多岛井胶版印刷所。
岛井冢是博多的世家，他的祖辈岛井宗室是富商，秀吉出兵朝鲜时，往返都叫岛井宗室同行。
在岛井印刷所，我学习了画图案，但依然拿不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那半年，我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我这个独生子，一生中与父母分开，只有这一回和以后被抓去当兵那一回。
怕是有些语无伦次，昭和三年（即1928年）发生三.一五事件，昭和四年（即l929年）发生四.一六事件，检举共产党就是在这前后发生的事情。
昭和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有个刑事来到我家，把还睡在床上的我拉起来。父母被吓得惊慌失措。我穿上厚棉袍，来到小仓警察署的二楼上。楼上有个圆火炉，我在火炉边等了一会儿。为什么抓我，我全然不知，不过心里多少也猜着了一点。
那是因为，前面也写到了，八幡制铁厂爱好文学的伙伴们接受过别人散发的非法出版的《战旗》，受到八幡署特高课的注意。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把我也当做小组的成员之一，抓到这里来了。后来，搜查了我的住处，在我稀稀拉拉的书架上，没有发现一点可以被他们当作把柄的东西。
我正在烤火炉，刑事进来问我；“你是什么人？”“是今天早晨被叫到这儿来的人。”我刚开口，他大喝一声：“混蛋！”马上把我赶到没有火烤的寒冷处所。在拘留所里，我与五六个嫌疑犯关在一起，我一个人是所谓“思想犯”。在这里，我同诱拐妇女、盗窃、诈骗的嫌疑犯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天。与现在的拘留所不同，那时的拘留所极不清洁，屋角堆积着大小便。最初的两天，那种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饭。
刚进来时，我们吃的是早就褪了色的木盒里的配给饭。我的喉咙火辣辣地疼痛，吞咽不下去。我没有发觉到这是口渴的缘故。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吃饭就象吞石头那样疼痛。厕所只是用两块板子搭在四角的罐子上，在同屋人眼前可以随便大小便。
拷问时用的是竹刀，由把我抓进来的那个叫近藤的酒红脸的人负责，他要我非得说出同伙的名字。拘留所上面是练武场，打人不需要任何顾忌。大概是看我的嫌疑较小，所以没有把我倒吊起来，也没有用烟头烫。
在拘留所关了十几天，我出来的时候樱花已经开放了。母亲哭了。
我被释放以后，那个叫近藤的刑事还多次来过我家。每次来，父亲都让他白白喝酒，我这时才领教了刑事的讨厌劲儿。在后来的小说《流浪人外传》中，我写下了这个模特。
从拘留所回到家一看，我的书全都被父亲烧光了。父亲虽然嘴上口口声声地说大话，讲政治如何如何，其实，心里胆小怕事得很。他说，看了那些书，思想上会受影响，从此严厉禁止我读小说。
不过，我也顾不上搞什么文学一类的事了。我觉得不尽早使生活安定下来，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看到被逼债的父亲，我越发下定了决心。
彷徨
虽然我因“赤色嫌疑”被小仓警察署逮捕，印刷所的雇主并没有因此解雇我。换了大企业，就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这是身在小企业的值得庆幸之处。
印刷所的店主还年轻，与我只相差四岁。这个人过去在门司的胶版印刷厂里当过工匠。为了和现在的妻子结合，私奔到了东京。他的妻子经常提起东京或小田原。夫妇二人好象在小田原的印刷厂也工作过。我这个离不开小仓的人，听她很自豪地谈起东京。
在东京，虽然父亲的弟弟依然健在，但同我们已不通音信。
那时最头痛的工作是压商标模型和上金粉。我虽是画图案的学徒，但因为是这样一个印刷店，工匠只有三四人，最下等的活非得由我全部包下来。现在，听说出模子也实行了机械化，当时却要一件一件地用手使用装订厂用的手动式裁切机。我把一张印有几十种椭圆形、梅花形、樱花形的纸，摞上几十层，转动裁切机的手把。这活儿很需要力气，不用劲就切不透底下的。
上金粉时，先用渗有青漆的茶色墨水刷上去，然后在棉花上蘸上金粉涂上去，再用羽毛掸子掸完后，有墨水的地方就沾上了金粉。所谓金粉，自然是些铜粉之类的，极轻。干这个活儿，不管用布怎样掩住脸和身体，金粉都会飞进来，弄得一鼻子金粉。这工作因为要一张一张地上金粉，数量越多越辛苦，与现在不同，现在可以使用机器了。
父母的生意每况愈下。尽管我不愿意，可还是必须干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要加班到将近夜里十二点，而且每天晚上不断。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二十五岁，却依然是学徒待遇。有时遇到过去的小学同学身穿西装走在大街上，便觉得自己太悲惨了。我身穿和服，脚趿木屐上班，在印刷所里，再换上脏乎乎的工作服。
不久，那家印刷所也倒闭了。印刷所的技术不错，遗憾的是因为没有资本，才不得不去承包别的印刷所的活计。虽是一个劲儿地忙碌着，却赚不到钱。加上店主沉迷于打麻将，置工作于不顾，情形就更加困难，最后两口子象趁黑夜逃跑私奔似的逃到东京去了。
到那时为止，我见到过很多流浪工匠。那时石版印刷最受重视的是“色版画工”。所谓分色版，就是把三色印刷、四色印刷的印刷物分别画上颜色，制出原版，在原色版不发达的时代，就是这样靠大家手绘分解。浓淡的渐浓渐淡，是在叫做“胶片”的膜的网眼上擦上墨水，从上面拓到版上的。掌握浓淡法非常需要技术，技术不好的工匠，不会很好地印出印刷物。其效果，取决于工匠的感觉和本事。
不管哪个石版印刷所，都苦于色版画工短缺。画匠了解到这一点，四处游逛，雇主让他们干两三次，测验后雇用。这样的手艺人能拿到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过着放荡的生活。
那些工匠，让主人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后，转眼就去妓院或三等莱馆搞女人。人们刚说怎么两三天不见他们影子啦，马上就会有人来找雇主，让雇主支付他们逛妓院的钱。他们也是抓住了雇主的弱点。还有的家伙早晨出来时，竟然满不在乎地把女人的腰带当成自己裤子的皮带系了来。他们在一个印刷所呆不长，总以为有了本事，在日本国，天理和饭菜都会跟着而来。他们手拿一把刻刀，四处流浪。刻刀是制版的一种工具，这同服装店的裁缝手拿剪刀、理发店的理发匠怀揣剃刀四处奔走，是一样的。
流窜的工匠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其中也有人觉得自己是个画匠，也象画家似地穿上黑大褂。似乎荒废的生活不会使任何一个男人感到直爽。但因为他们聊起天来天南地北。我着实羡慕他们，他们不象我，被父母束缚着，十年如一日，连小仓的街道都走不出去。
一天晚上，我受印刷所店主的吩咐，带着一位这样的工匠去旅馆。
工匠们大都长期借宿供应伙食的房子，眼下让他住在一个破烂的旅店。当我拿着那个工匠可怜巴巴的一点行李通过黑暗的过道时，我禁不住感到冷清。
印刷店的店主夫妇从小仓车站去了东京，我和一个青年机械学徒工去车站送行。那女人有一个哥哥，过去在乡下作过细木匠，后来来到兄弟夫妇这里，跟着搞装订。他是细木匠，所以手很巧。
“真够奢侈的啊！”哥哥来到兄弟夫妇家的二楼客厅，环视着四周。就摆设家具而言，当时奢侈的东西他家都齐备了。他这个哥哥在别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和这个人虽然年纪上差了一截，但却很合得来。他脾气好，但多少有些狡猾。
店主夫妇往东京逃的时候，我在车站月台上悄悄地送行。店主的妻子为了弱小的后代，把辛尔牌缝纫机的部分零件带走了。因为他们债台高筑，怕被人拿走。然而，这对青年夫妇没有一点儿阴郁的表情。
这家印刷所垮台后，我不得不重返以前呆过的那家印刷所。那时，我已经多少象个工匠了。前面讲过，因为技术水平太低，我曾进过博多的岛井印刷所当学徒。
在博多的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种初次离开父母身边的自由。那时我工资很少，休假日连看电影的钱也没有，只能在市里转转作为消遣。
父亲经常给我来信。到换季时，便把我的衣服打成小包裹寄来。母亲因为不会写字，父亲信中总夹带着母亲的叮嘱。
对博多那种寂寞的生活，我终于忍受不了了。五月初，我又回到了小仓。我穿着皱皱巴巴的斜纹哗叽衣服，从火车窗口眺望着香惟一带油菜花正在开放的景色。今后将如何生活下去。我对前途感到渺茫。
在博多时，我大约一个月回来一次。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生活越来越艰难，最后我从博多回到家里，又在过去干过的印刷所工作，那时父亲也由于欠债所迫，终于干起了卖鱼的行当。这时，父亲已年近六十。想来，父亲得意一时的时期，就是在前面市场附近的那家饮食店了，规模虽小却很兴隆，他还曾幻想着将来增建房屋。那时，我家楼下是普通的饮食店，二楼虽然脏，把它作了进出顾客的客厅。
店中有个待客周到的女佣人，因此出入过往的顾客很多，以后女佣人回到她的老家佐世保以后，店里顾客减少了。那个女佣人有个男人。父亲曾特意去佐世保乡下找那个女佣人，徒劳地求她无论如何回来干。父亲这次确实急躁不安。但是生来无忧无虑的父亲并不那么沮丧，他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讲着佐世保的见闻。父亲打着手势，对随便什么人都讲着；“九十九岛（位于长崎县北松浦郡西部海面大小一百七十个岛屿的总称）等等简直就象松岛（位于日本北部仙台市附近的海湾内，是一些风景如画的小岛被誉为“日本三景”之一）。”似乎游览时还是那个女佣人作的向导。
父亲和母亲到这般年纪又开始做鱼贩子，是由于有了开办那家饮食店的经验。这买卖是把鱼箱装上两轮车，到离小仓三里（日本的一里约为三点九五公里）或四里远的农村出售。母亲走不了太远的路，便在二里左右的乡下转。
市场位于过去我家全盛时期那个饮食店附近。因此，如果被过去的邻居们看见，肯定会很不好意思。不过，这恐怕只是母亲的心思，父亲似乎并不觉得难堪。因为他体格魁梧，单手握住铁把子，那已是习惯的动作了，摇着肩头，拉着两轮车，形象并不逊于年轻人。
但是在开始时，鱼卖不出去，几乎全都剩回家。到那么远的地方，跟过去的同行者混在一起，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就这么硬挺着，顾客范围一点点地扩大。顾客多是在山里，要去旁边的村子，还得有半里或一里的距离。父亲已经六十岁了，回来时却并不显得很累，只是身上有股强烈的鱼腥味。
父亲照例喜欢发议论，卖鱼时大概顺便也对乡下的顾客们吹嘘过他的“博学”。他回家后，时常引以为自豪。虽然赚不到多少钱，但家计总算有所好转。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拿到多少象个工匠的工资了。从那时起，委托印刷的商店开始重视图案设计，象我这样的人也受到了印刷所店主的重视。他甚至避开别的工人，给我一点特殊的补贴。
然而，我干活的地方依然在厨房的后门。在那里放上机器，晚上工作到很晚。我工作的地方离不开咸菜的气味和打洗澡水的声音。
尽管我的收入有所增加，可并不富裕。我依旧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和磨秃了的木屐去印刷所上班。
这家印刷所的铺面是旧店中常有的榻榻米的账房，有三四个事务员坐在那里。经营方法是旧的一套，店主辛勤工作，不辞辛劳地活动着肥胖低矮的身体，到各个公司去定货。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因此他的名字“金太郎”倒象是绰号。
店主一回到工厂，就大声训斥工人。印刷所的主体是活版，石版是附属性的。从活版伙计混出来的店主，不怎么了解石版，所以多少有些怵头。
一次，我有事去店里，看见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穿西服的矮胖的男人，正站在房间没铺地板的土地上，向主人请求着什么。他是新来的画匠，也是流浪工匠，他有妻室。因此他规规矩矩的，不同于那些放浪形骸的单身汉。然而，看到他带着妻子到一个又一个印刷所求情的样子，我真忍受不了。我明白了，置身子这种工匠世界的可怕。
只要没有资金，就必须一辈子过着印刷所工匠的生活。实际上，活版那边有好几个已经秃头了的工匠。他们日子艰难，一贫如洗。冬夜，坐在厨房阴冷的工作地方，我也不得不想到自己的下场，但又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
仅有一点聊以自慰，我绘的图案多少被定货的主人看上了。一次，一家漂亮的西式糕点店要在小仓开张，它的包装纸决定请著名的东京画家来画。好象是老板的侄女出身于福冈女专，因为与画家熟识，拜托了画家。听说这些以后不久，我被叫到印刷所的二楼。
印刷所的二楼是店主家属的住房，家具摆设在我眼中奢侈之极。十二叠大小的客厅，正中间放着紫檀木桌子，那位来自东京的年轻画家，翻着象是图录似的东西，他是个很象早川雪洲的漂亮男子。店主的两个女儿和女专毕业的侄女站在他身边，诚惶诚恐地伺候着画家。
东京的画家从古董店的图录中选出象是陶器似的纹样，命令我把这些东西适当地展开，画成包装纸的图案。这是怎么回事？这不过是只拿图录的画配合一下吗？那个画家说：“不过字由我来写。”当时，他算是立体派什么的，被人评为二流的新进作家。
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黑暗的铅字
那是为了从天上来到地面却惨遭折断的子。在昏暗天空降下的土砂雨拍击中仍旧保持倾斜。
这里，想作一点回忆。
我没进印刷所之前，由于饮食店不景气，父亲在南边离小仓一里远一个叫北方的地方的兵营前面，摆起了卖糕团的露天小摊。他让我去帮忙，我便跟了去，在火炉上架上铁板烧糕团。糕团是从糕团店里买来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不致烧焦糕团，我一边不断地用小竹刀翻动着，一边看着过路人的脚下。一发现有人过来，就觉得是顾客，赶紧从柑桔箱上探出身来迎接。
那时，我有一本岩波文库中的书。其中有一篇翻译过来的唐西尼（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的《上帝的笑》。我时常从火炉前溜开，爬上练兵所的山坡，掏出怀里的书读起来。那里有枯黄的野草和在寒风中抖动的松树。我们拉着货车往返要走一里路，当买进的糕团又剩了一半拉回去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车上吊着的水桶咔嚓咔嚓地摇晃着，令人焦躁不安。
这辆货车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要用每天赚来的钱支付租金。因此，我们赚不到饯。把车还给车主也是我的差使。父亲常常托付我，让我跟人家说这两三天没交的租金，以后再付。我拉着已卸下货的咔啦咔啦啊的空车，去水沟旁边的房屋，四十岁左右的老板娘走出来，检查货车的破损情况，然后挖苦我们说：“要是租金欠多了，就不再借啦！”
父亲不成器，不会算计，不管做什么买卖，都不会成功。情况稍有好转，他马上就穿戴整齐，踏上直木纹的木屐，神气活现地来来往往。他把生意全推给母亲，自己跑到熟人那里大聊特聊。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正是父亲卖鲑鱼的时期，我们在木造的小屋中生活。我的班丰任中村老师曾来家劝说我继续升学。他看到在我家的地上爬着鼻涕虫，大吃一惊，此后再也不提让我复习考试的事了。在我拥挤的家中，只有一个窗户，白天也很昏暗，连站在土地上的（不是能坐的榻榻米）中村老师的脸也看不清楚。
在路边卖糕团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读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书，想来是藏原惟人翻译的，那已是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在印刷所学徒时期。要是准备从事文学事业，这决不能算是早的了。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掌握石版画匠的本领，使生活安定下来。于是，有时去向日本画家求教，有时则一个人练习写字。到头来读小说便成了余暇的事情。
——写到这里，为了呼吸夜里的冷空气，我走出来站在房前，猎户星座已经升到头顶，位于一点半的位置。在群星之中，冬天我喜欢猎户座，夏天喜欢天蝎座。这也带给我青年时期的回忆。
忘记是谁教给我认识了猎户座，我觉得象是从短歌开始的。那人高声朗诵着那首短歌，指着天空告诉了我猎户座。在小仓，猎户星从足立山的山顶升上来。象用扦子穿起来的饭团，三颗星星一字排开，周围有四颗星，四边各分布一颗成正方形。其中有三颗星星恰似船上桅杆的信号旗。冬天清澄的夜空很美。星星在夜空中闪闪发亮。
猎户座连结着我过去的生活和感情。从印刷所加完夜班回家，猎户星贴在足立山上。我根据它的高度，可以知道当时的时间。进了报社以后，每年冬天，也是望着星星回家。被拉到部队的时候，在朝鲜又望了两个冬天的星星。朝鲜的天空比日本清澈，因此就更显得美丽。不论身在何方，我只要一抬头看见这些星星，大都会陷入绝望和悲哀中。
在小仓的中岛开办不景气的饮食店时，也就是父母做鱼贩子之前，祖母雅子因衰老去世了。她于庆应年间生人，活了八十多岁。
这个相当父亲峰太郎父母的祖母，是米子人。因为父亲谋生无方，她六十多岁了还去给别人家里当佣人。我的父母一吵架，她一边说：“我说谷呀，一早就吵架，家里兴旺不了呀！”一边给佛坛上供。母亲为祖母只制止她一个人而气愤，
不过，母亲为这位婆母尽到了责任。她从未与婆婆吵过架。我也常受到祖母的爱抚。她常说：“你不要作象你爸爸那样的人。”这不是因为父亲没有志气，祖母说：“你爸爸耳朵小，命不好。而且老婆运也不好。男人的女人运要是不好，是不会出人头地的。”她觉得父亲的不走运是天生的，也是不幸的配偶造成的。
我缺零花钱时，祖母叫我别告诉父母，她从后门出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让我握住五角钱的银币。这情形有过好几次。这钱不象是从邻居那里借的，她也没有从我父母那里讨零用钱。如果她有一些钱，早就会被父亲全部拿走了，因此，这钱的出处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的五角钱是很可观的。
祖母晚年失明，脚也站不起来，只能用手摸索着在狭窄的房间里爬来爬去。七十岁时，作为高龄者，穿上了市政府发给的红色法兰绒短袖衬衣衬裤，爬过来爬过去的，底襟不断地显露出肮脏的火红的颜色。母亲把祖母的头发剪短了，露出光秃秃的额头，只有脑后是乱蓬蓬的白发。
她眼睛失明前，自己从附近的药店买来眼药，扬起下颌一个人点眼药，但那些药是顶不了用的。失明以后，母亲背着她去过澡堂，因为腰直不起来，也常在家里让人用热水擦澡。她耳朵背了，我大声地喊“奶奶！”她便顺着声音慢慢爬过来，亲热地抚摸我。祖母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六叠大的房间里。
父亲和母亲要忙店里的事，顾不上照看祖母。母亲一面斜眼看着祖母的样子，一面可怜巴巴地对来客说；“我死之前，可千万别成了瞎子呀。”
母亲后来也衰老而亡。死前三四天，她突然叫起来：“啊，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他爸（指我），我这是怎么了！”她与祖母没有什么两样。
祖母去世那天，是个雪天。第二天，去火化时，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火葬场在一里半外的山里。当然，那时也有灵柩专用的汽车，而父亲却没有雇车的资力，只能把白木棺材放在排子车上，由住在附近的母亲的妹夫拉着，走在雪路上。我穿着长靴，与父亲及其他父辈们一起跟在后而。当祖母的棺材被送进火炉时，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奶奶！”
后来，叔父对我说：“你爸爸已经成了没有出息的穷光蛋。”他们认为在邻居面前，没有雇灵柩车是丢了脸面。
我与人素无交往，却经常到一个比我大九岁的H君那里去玩。他是前面提到过的与我一起交换读原稿的伙伴，他不写小说，爱读评论、哲学书籍等。他曾在小仓的陶器工厂工作过。有一次，他与一个来照顾他父亲治病的出诊护士谈起了恋爱，后来不顾他父母的反对，与那人结了婚。这样，他在家里呆不住了，在妻子的劝告下，他为了开办出诊护士会，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但他的计划进展不顺利，就又回到小仓，借住在小巷里一家理发店的二楼。
H君到市政府从事失业对策的工作，他的妻子还是当出诊护士，我每次来到他居住的只有两间房子的二楼，看到他过去的书都摆在那里，没有卖掉。他对我讲了奥伊肯（德国哲学家，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纪德（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背德者》、《空门》等。1947午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和托马斯·曼（德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布登勃格克一家》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等人。当时纪德和曼的作品很流行。
他的妻子是个很好的女人，但有些任性，为了早些成家，在出诊护士中，也只是想照料那些法定传染病的患者。她说：“那样可以拿到最高的工钱，虽说辛苦，可想到二元五角钱，也就忍下来了。”日薪二元五角钱在当时算是高薪了。
这位护士因为疲劳过度患了病，那年年底我去探望，看到有个二十二三岁的女人在那里，她对我道谢说：“姐姐给您添麻烦了。”原来是她在大分的医院里当护士的妹妹。后来，H君决定在筑波④地方幸袋的城镇就职，先离开了小仓，接着，他的妻子和她辞去护士职业的妹妹也跟去了。
我觉得有些寂寞，有时每月我到幸袋的H君那里去两次。他妻子一见我来，就买来牛肉，鸡蛋里掺上切碎了的油炸豆腐，做炖菜给我吃。先不说牛肉，那煮蛋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来，H君以低微的薪金来招待我，也是不轻松的。
他们那里借用农家的二楼，前面有一座寺庙，有一棵很大的白果树，对面是远贺川。远贺川的中流是饭塚、直方一带。
那条河边，绿草覆盖着和缓的土堤。土堤上放牧着牛群，很象一幅牧歌式的图画，使人感觉不到水路的所在。早春时，H君的妻子、妹妹就在这条河边摘芹菜，采笔头菜。正如我写到这里时那样，我还从未感到比此处更欢快一些的心绪。樱花开放时，姐姐让妹妹陪我出去。到了五月，我们两人走在青草茵茵的河堤路上，往返二里左右。河岸边的麦田里，青年人吹着悦耳的麦笛。
我曾经想过和这位护士的妹妹结婚。似乎H君和他妻子也在等着我这样提出来。但是，凭我自己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成家。那时，我二十六岁了，从所见到的许多印刷工匠的不安定的生活中，我失去了结婚的自信心。父亲、母亲还在做鱼贩子。我没有勇气把她的妹妹带入这样贫困的家庭。我永远保持了沉默。
夏天，他的妹妹同附近寺庙里的年轻和尚订婚，秋天结婚后去了长崎的寺庙。
这样，我自然只有去看书了，可是工资差不多都要交给父母，我买不起太贵的书。在俄国文学中，革命成功后的作家中，有个皮利尼亚克（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荒年》，《机器和狼》等），他似乎还来过日本，我觉得他的小说很有趣。他对西伯利亚自然的描写很美，我觉得对狼等等的处理很好。
美国的厄普顿·比尔·辛克莱（美国小说家，“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代表作有《屠宰场》、《石炭王》等）也是那时的流行作家，主要是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他接二连三翻译着布哈林的革命文学理论。那时候，戏剧方面，金子洋文（日本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有《地狱》等）发表了《飞翔的歌》。
我无心去搞文学创作，因此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这类东西。所以，我连《播种人》都不知道，对中央文坛的信息，一窍不通。
就在我做石版画匠的时候，小仓出了《瞭望镜》同人杂志。玉井胜则（火野苇平）、刘寒吉、原田种夫、岩下俊作等，后来的《九州文学》的同人汇集起来，搞得热热闹闹的，当然，这些都与我无缘。还在这之前，成立了北九州儿童文学协会，以九州电气轨道公司（后来的西铁）的职员河南铁郎为主体，叫来了北原白秋、久留岛武彦等人。白秋是柳河生人，武彦是丰后森的藩主的后裔。这个协会的后援者，是一度从大阪到小仓来的一个叫桥本丰次郎的土木建筑商，在中原海岸有别墅。他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来到桥本别墅，颇引为自豪，不过又象是他有意想让人注意姿色漂亮的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丈失去世后，回到大阪，后来以俳句成名，是写出了《天狼》的桥本多佳子。
我过去工作过的印刷所已沦为店主不能不趁夜出逃的境地。后期买不起印刷用纸，是让一个在市内旧纸批发店工作的年轻店员特别通融来的。这个店员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大概想到是他把纸通融给我的店主的，所以，对在店里当学徒的我极为轻蔑，连话都不说。
可是，那家纸店不久也倒闭了。据说店主为一个叫梅若的唱歌唱得很好的年轻妓女赎了身。梅若即后来的赤板小梅。
不管是小仓城里发起的文学运动，还是老店铺的老板玩艺妓的传闻，都与我毫不相干。有谁把我这个身穿皱巴巴的裤子、脚趿木屐、拿着饭盒去印刷所的人放在眼里呢？文学的空气根本吹不到我的身边。我在咖啡馆等地方结识了合唱着《倒下倒下，啤洒杯》的《瞭望镜》杂志的同伴，与社会上的人们是不同的。
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我愈发对没有喜悦的回忆，感到索然无味。我一心想尽早建立自己的生活。二十岁过后当小伙计，晚上没有十一点前回过家。回家后，还要摊开习字的字帖，为了把字写好一些，独自练笔。字写不好，就没有资格作原版工。我因为从小学时起，习字成绩就不好，所以就是钻进被窝，还要在被子上用手指默写记下来的字帖的字样。一切练习都是与生计相连的。双亲年事越高，越使我焦躁不安。
山路
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底，我有了一个转机。印刷所的店主去世了。作为一家顶粱柱的店主倒下后，印刷所也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随着战争的进展，纸张的供应紧张起来，企业合并甚至也涉及到印刷所。店主死后，他家只剩下已被叫去当兵的长子和初中生的次子。
我考虑趁此机会辞去工匠。所幸的是，我的工在家里也可以做。也就是说，如果各印刷店来订原版品，我可以独立营业。不过说是这么说，独立营业也有难处。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能这样订货的印刷店为数不多。而且开办所谓原版画店的人之多，简直没有我进去的余地。
我犹豫不决，如果别人不来订货，那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或许也是因为印刷店的工作不那么忙了，我便早点回家，慢慢准备着绘外来的原版画，就算是搞副业吧。这样，如果前景有望，我就准备下狠心辞去印刷店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慎重，还是因为担心家庭的生活。那时，我已经结婚，双亲年老力衰，不能再继续做鱼贩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朝日新闻》见报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二月一日，《朝日新闻》将在小仓创办西部分社，并将在那里发行报纸。我想，既是要在小仓出报纸，那么就一定会在本地上征集新闻广告。作广告，自然需要图案设计。如果在本地录用画原版画的人，这对我可是个机会。
不过，《朝日新闻》的牌子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会不会录用象我这样的人，首先，上面并没有登出招人通告，我不知求谁好，又没有这个路子。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
我直接给报纸上登出来的分社社长H氏写了一封信。对我来说，除了这样做便再没有其他办法。
过了四五天，印有《朝日新闻》字样的信封来了。我一边推测着多半是拒绝我吧，一边拆开信封，只见上面用铅字写着：关于来信所淡之事，请到本社营业部广告股K氏处面谈。并附言：如有作品，请带来样子。我对这封出乎预料的回信很是高兴。
但我还是有些不安。到底能不能录用，带去的样子能不能使对方满意呢？直到去的那天，我画了好几张新广告图案，穿上唯一的一件西服，前去拜访位于小仓东头砂津的报社。
那是刚刚落成的新社址，圆型的建筑后面连接着方型的工厂，建筑是乳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畏畏缩缩地推开大门，这座建筑大都是玻璃。进去后，就象在室外一样明亮。我向门卫说明了来意，他推开玻璃门，引我来到营业部里面。柜台对面，靠里摆了三排桌子。其中最中间那排的中间位置，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留着整齐分头的人接见了我，他就是广告股的主任K氏。
K氏看了我的履历书。当他盯着我可怜的学历和职历时，我已经泄了一半气。K氏拿着我蹩脚的原版图案的原稿和印刷物，到在里面的上司那里去商量。他们俩在那里悄悄商议。我掩饰着不安，环视四周，广告股仅仅还有一个年轻职员，只有两张桌子。现在与K氏说话的上司是Y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营业部的次长。与广告股相连的，是会计股的桌子。只有一个胖敦敦的、脸红红的主任和一个小个子科员。人员稀少。
不论观察哪一位，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上等的西服。没有一个人穿着象我这样的、还是几年前做的褪色的西服。在新落成的辉煌的建筑中，我变得渺小了。这里与肮脏的印刷店的厂房相比，简直完全是两个世界。
K氏终于回来了，他告诉我：“那么，你从明天起，来吧！”由于太轻而易举了，一瞬间，我有些迷惑。
慢慢地听话音，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入社，而是隶属于报社，与报社订合同，按原版画的数量逐张付钱。也就是象我过去那样——画从普通的印刷店带来的原版画，领取画费，这和过去没有丝毫不同。
我担心的是，报纸发行后能有多少主顾。一无所知的我，认为报纸广告都是由报社制作的。据K氏说，大部分广告是从大阪本社转来的纸型，因此只需要画地方的广告，让我干这些就行了。但是，凭这些为数不多的东西，能保证我的生活吗？我提心吊胆地去问，他们问我：“你在现在的印刷所里挣多少？”我同答说：“大体上是日薪，月收入在四五十元左右。”K氏说：“拿这点收入不成问题。”
距二月十一日报纸发行日还有一个来月。我向工作多年的印刷店提出辞职。已故去的店主的遗孀四十岁左右，也许是因为店主很能干，所以她生性慢腾腾的，总是盘着圆发髻，坐在账房。印刷所的合并问题正在进行，那时她正在考虑是决心停业还是合并，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我的退职要求。我拜托她说：“今后要自己办原版画店，欢迎订货。”
那时，我家租借的房子只有两间六叠的房间，里间父母住，我在靠小巷的这间屋里的玻璃窗边摆上桌子，开始绘各印刷所来订的原版画。尽管现在有活儿做，我仍然担心日后没有活儿干。我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十一点钟。那时，我二十八岁。
报社的工作渐渐多了起来。这与石版原版画不同，是用墨在两用纸上画，画坏的可以用白色涂改液。这一点要比石版原版画省劲多了。
因为广告主是地方的，没有什么大篇幅的广告。大多是豆腐块（两栏五厘米高左右），偶尔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的广告。不过，广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满了铅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轻松。
如K氏所说，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资，足足比在印刷所时挣的钱多。而且，幸运的是，出于客气没有提出来的金额，K氏也适当地更改，给我增加工资。记得整两栏左右的原版画，大约得二元五角钱。其实也就是制作简略的大标题，所以开始时拿这些钱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想来K氏是从大阪来的，他大概是参照着大阪同等的价格付给我的吧。况且，从报社来说，要是整两栏的广告，就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所谓的图案费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还没有广告承办店、专属店，差不多全由报纸出售店来兼营。为教导现有的出售店，让他们来开展新闻广告介绍业务，社里还特别要了一些外勤员。当时所谓北九州，范围包括小仓、门司、下关、八幡、户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冈、熊本、长崎。出售店的店主们不知道征集广告的要领，K氏作为开拓者，相当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领，明白了比起卖报纸，广告的手续费要有利得多，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着手进行。后来，报纸出售店不断停业，转为广告承办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报社，要一张空桌子，展开两面纸，从书包中掏出鸟嘴笔等工具和广告画颜色，描人家拿来的原稿。大约下午两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再去画不在家时转过来的印刷所的原版图。那时我的收入比例是报社三分之二，市内印刷所的工作作占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实现了告别印刷工匠生活的愿望，但仍然被不安缠扰着。这担心是由于收入不固定造成的。报社方面，那时也开始企图加强营业部，广告股升格为科。传闻说从大阪要大规模调来职员。那时，要是从大阪来了图案设计员，我的工作就会终结。因为几乎全部收入都依赖着报社，这也使我非常担心。
报社的原版图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报社的。只要干报社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被报社拴着。因此，市内的工作渐渐减少。这种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营业部主任大声训斥十二点过后才到来的我。他说，报社每一点钟都是珍贵的，你既然干这里的工作，就必须排除一切，不误时间，负起责任。这话说得诚然不错，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画活，然后去上班，能十二点到达，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从本社来了图案设计员，我失去了报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须重视市内的订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以哪边为主了。因此，我去问K氏，他说：最近大阪是要来一大批人，但没有图案设计人员，你就象现在一样干吧。原来如此。我下决心放弃了市内的工作。
报社地方版广告越来越多。那时，日中战争发展着，国内被战局所煽动。我不知道画了多少次“祝皇军进入北京”、“祝皇军大捷”的版头画。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从大阪本部新来了许多人，分社社长、两个次长、一个外勤主任、一个上版主任和几个校列部的人。我也领了一张桌子，象《朝日新闻》的社员一样每天上下班。广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时期，正值上海失陷，日军进占南京，成立了冀东政权。得胜新闻接二连三。每逢有这种新闻，连地方也出一页广告。是所谓联合广告，这成了我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
在技术方面，我也总算适应了新闻广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头画上使用喷雾刷色器。我便到福冈，买来一台手动式喷雾刷色器，使用这种机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浓淡。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为不习惯，相当地慌张。技术上，用海萝在两用纸上贴上薄薄的纸，用照片修正笔把薄纸的部分按图形切开，在那上面加用喷雾器上的刷子来刷色。这海萝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随心所欲。
我做了大约三年这个工作。这期间我的大女儿出世了。
报社的机构越来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笔带过这个时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嘱托（即特约人员），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为正式社员入社。
当时报社的社员身分，分社员、预备社员、雇员三个等级。大学毕业、经过入社考试的人以社员试用，也叫做练习生，过一年时间后转为正式社员。预备社员是高等学校（旧制）或专门学校毕业的，经过同样的入社考试进来的。中学（旧制）毕业的全是雇员。雇员也可以随着年月晋升为准社员、社员。因此，练习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补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嘱托，分预备社员待遇和社员待遇，我是社员待遇，到解脱嘱记后，正式入社时，我才取得了社员的资格。
然而，当时的《朝日新闻》实行等级制，根据阶别，待遇不一样。例如，发薪日，社员和准社员是二十五日，雇员二十六日。在纪元节（日本神道教的节日，也是二次大战前日本重要节日之一）、天长节（即天皇诞生日，日本明治以后规定的四大节日之一。明治元年(1868年)制定。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或报社节日的集会时，只把社员、预备社员叫到礼堂，雇员没有参加的资格。这不知勾起雇员的多少自卑感。
纸上的尘埃
我在《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工作了约二十年，前两年是社外人员，后两年是嘱托。不算正式的社员。剩下的十六年，是作为“朝日新闻人员”的任职时期。其中，夹带着三年时间的兵役。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乏味无聊的。因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饱肚子的那种紧迫感。
想来，我并不具备当图案设计家的素质。只不过有一点所谓“灵巧劲儿”，碰上了个偶然机会，便成了我的职业。为了不失掉这种职业的资格，我进行了一番学习。比如，我生来就写不好字，字写得歪七扭八，（现在也依然如故），为了好歹写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奋发努力，总算可以搪塞过去了。
虽然图案也画不好，但还勉强看得过去。在乡下，既无合适的指导老师，也无相互激励的同伴。尽管如此，我试图要成为名正式的画匠，去搏多的岛井印刷所，就是为了这种“学习”。
但是，自从进了报社的广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图绘制分配给我的画稿。既没有发挥自己独创能力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工作完全是复制性的。因为地方上没有大的广告主，画一些小东西，没法发挥才能。那时，我对从东京、大阪送来的大篇幅的广告纸型，真不知有多么羡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虚。身居大机构中小角落的岗位，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评价，其实，就连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认。象这样被压在最下层的人，是绝对翻不了身的。这里虽然挂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总之是九州的支店，是办事处。在本地录用的社员，从来没有过从这里进入“本店”的。多少算是“发迹”吧，也就是在那个“支店”升主任、当个股长或者科长。
那时，很少见到从东京调到九州来的社员，差不多都是从大阪来的。这些人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社员，调动工作，在九州呆上两三年，很快就被召到东京、大阪。不用说，他们是作为候补干部，为了实际见习而暂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大多是从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具有“练习生”身份的人。年纪大些的人则是为了以后的提升，来九州镀金的。另一种是，中央给打上了“没什么用处”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来的。他们中也是年龄大的人居多。
对这两种类型的调动工作的人，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么人呢？是连调动的资格都没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是到车站为那些调动工作的人送行之际。在“万岁”和鼓掌声中，荣升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小仓车站。在车站上，他们互相说着：“你也快点改邪归正，从九州回来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从地方录用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处于一辈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这象征着一生的命运就是如此。送别结束后，人们都奇怪地沉默着，大家寂寞得或一个人去电影院，或去玩赌搏游戏。另一方面，从中央来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发泄着“自己没有回去”的怨气。尽管如此，这些人将来还有希望。他们与绝望的这伙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当我见到从车站一个个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觉得自己就象被风刮下的落叶一般。
在调动工作的人员中，要换得最频繁的是部长。作为晋升的过渡，到九州来是形式上的缓冲。大阪本社的次长到这里当部长，不久又变成大阪的部长回去了。
他们很有活动能量。不过也有最后并不一定如愿以偿的人。我印象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贯（日本的一贯约等于3.75公斤），是个大胖子，因为他身材矮，就更显得很宽很胖。他也是原来大阪的次长，到九州当上了部长，从体格上看，也是派头十足。T是鸟取县米子人，听说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惯例，为他举办了类似就任后的联欢会，在饭馆，社员以上的人参加了有艺妓坐陪的宴会，而雇员只是第二天在中华饭馆吃顿饭。那时，我还是嘱托，只参加了雇员的会。
这时候的T部长，也许是由于朋友的影响，谈吐涉及民俗学、考古学、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他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在场的都是些年轻人，没有能和他淡得起来的，因此，尽管多余，我还是不时地插嘴。T无可奈何地寥寥做个回答，好象尽量不愿同我谈话。这样重复几次，我不得不承认，T部长对我是很歧视的。
不仅仅限于这位T部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社员以后，从其他上司那里所得到的这种待遇也没有改变。比如，在宴会上，部长、次长按照惯例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来的。他们在那里同每个部下简短交谈几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转身便到旁的人那里去了。其中还有的人明显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烦的表情。这也是由于我生来不善社交的缘故。不过，不管哪个部长、哪个上司都是如此，这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我个人的脾气了。这中问包含着有意的蔑视。
在从当地录用的人员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别待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是画图案的。大概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