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心理学>
引言
“去吧，去吧，去吧，鸟儿说：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现实。”
——T.S.艾略特（T.S.Eliot），《四首四重奏》（FourQuartets）
2011年7月19日，阿德里安•桑德斯（AdrianSanders）议员向詹姆斯•默多克和鲁伯特•默多克（JamesandRupertMurdoch）提了一个问题，让他们二人无言以对。
“你们知道‘视而不见’这个词吗？”
我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这件事，文化、媒体、体育特别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让默多克父子坐立不安。
当我阅读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前董事长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Skilling）和肯尼思•莱（KennethLay）的庭审记录时，我的头脑中第一次产生了“故意视而不见”这个概念。在结案陈词中，法官西米恩•莱克（SimeonLake）就法律要点给陪审团做出了如下说明：
如果你发觉被告对那些原本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故意紧闭双眼的话，你就会发现被告早就知道真相。如果被告对于既存事实装瞎的话，就可以推定他是知情的。
莱克法官当时引用的是对视而不见的司法解释：如果你本来能够知晓某事，或是应当知晓某事，可是你却想方设法装作看不见，那你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斯基林和莱不但本来应当知晓，并且完全有机会知晓安然公司糟糕的经营状况。他们却声称对情况一概不知，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本应知情，所以他们罪责难逃。
一旦“故意视而不见”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产生，我就开始到处观察它的身影。我在婚姻中看到了它的存在：为什么她对所有的出差从不过问？我也在医院里看到它的存在：为什么他会逃避体检？为什么他会开始吸烟？董事会的会议室里也充斥着视而不见：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那个注定要失败的交易呢？
当我向来自各种背景的朋友和同事们说到“故意视而不见”这一现象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对于我所谈论的，他们也深有同感。政客会回忆起他们通过的法规，其实当时他们就知道它根本不起作用。医生则描述他们会应患者的要求进行治疗，然而，病人得到的这些治疗却是不必要的。律师则详细地讲述他们如何费劲地忘记委托人不应与他们分享的信息；而由于公司错失明显的流行趋势，导致产品设计师大发脾气，他们发泄着心中怒火。当我向会计师和审计师谈论“故意视而不见”这一现象时，他们就会以神秘兮兮的口吻描述他们如何被客户道德伦理的“灵活多变”所同化，可是，公司的总经理却向我描述，即便在一个小企业，想要了解它的经营状况到底如何也会非常困难。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变暖：这都是政府铸就的大错，而造成它的原因，或者说使其恶化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意面对令人不安的现实。
“故意视而不见”开始为世人所知是在19世纪，当时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提出来的。在里贾纳（Regina）诉斯利普（Sleep）一案中，一位法官做出了如下裁决：除非陪审团发现，被告要么知道财物来自于政府库存，要么“对事实装作看不见”，否则，他就不能被宣判犯下了侵占政府财物罪。从此之后，英国的司法机关就将“故意闭眼”的人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称为“默许”或“推定知情”（constructiveknowledge）。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大量其他的说法，如蓄意或故意忽视、有意逃避和故意漠视等。这些称谓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有机会获知，也有责任被告知，但两种责任都被逃避了。现在，这一法则最常用于洗钱和贩毒的案例：如果有人给你一大笔钱，托你捎带一个手提箱，那么，如果你不查验箱子里是什么，你就属于故意视而不见。
对“故意视而不见”这一法律概念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它并没有表示“对于事实的回避是有意为之”这个含义。法律不关心你为什么一无所知，只关心你不知道这件事。而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被蒙在鼓里。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使得我们可以无视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呢？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看到隐瞒使消息变得更具破坏力，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它的攻击呢？在经历了重大失败或灾难之后，为什么总会有人站出来说他们看到了危险，也发出了风险提示，但是，他们的警告却被人置若罔闻呢？作为个人、公司和国家，为什么我们特别习惯于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并且狂喊道：我们怎么可能会视而不见到如此地步？
我对“故意视而不见”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调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直观察到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随着调查的进行，我将自己的考察范围进行了限定，仅仅考察公司这个领域，因为这个领域的资料最丰富。但是，有一个正在影响我们视而不见的根源在于生活和工作的人为分隔，这让我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每个公司的员工都是个体的集合，这些人在被雇用之前其行为和习惯都表现得很好。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还是处于团队之中，个人都容易感染视而不见的毛病。企业间的区别就是员工的视而不见所能造成损害程度的大小。
个人也好，集体也罢，视而不见不是受到单一因素的驱使，而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会屈服，不管面对的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无法注意和获知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有限，仅仅这一点就让我们不能了解一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吸收的东西加以过滤或编辑。因此，是让其“通过”，还是忽略它的存在，我们的选择就成了关键。我们多半会接受那些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信息，而对动摇我们脆弱的自负和最重要信仰的信息，我们会很随便地加以过滤。爱情是盲目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众所周知，但有一点并不明显，那就是爱情可以对多少征兆视而不见。思想观念非常强势地隐藏了那些对于未被迷惑的头脑来说明显的、危险的或荒唐的东西，以及大量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甚至我们在哪里生活的信息，从而让我们受到蒙蔽。害怕冲突、害怕改变致使我们闭塞视听。对于服从和顺应的无意识冲动（以及更多否定的冲动）使我们免于正面冲突，而从众的心理又给我们的懒惰提供了一个令人舒适的借口。金钱也有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力量，甚至是对于那些精英也不例外。
当然，故意视而不见并非总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我们看不到真丝领带上的污渍、女友脸上长的粉刺或者邻居的邋遢时，这种视而不见就会对我们的社会交往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对政治分歧的不予理会则可以营造平静的工作氛围。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视而不见会给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伦敦大轰炸其间，相比面对一个恐怖的未来认命了，不如跳舞和参加晚会这种方式更能鼓舞人们的士气。正因为不必每天面对人类必死的命运，我们才能保持乐观和生活的劲头。
或许正是视而不见这种纯粹的实用性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养成了习惯。它似乎无伤大雅，并且感觉还有效率。但是，导致我们看不清世界真实面目的作用机制也会置我们于险地。忍受着父母的虐待而长大的孩子在成人之后会感到疯狂、迷惑和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生活的现实一直在被人否定。由于拒绝观察那些改变他们理论的数据和事件，理论家们注定要与时代脱节。骗子大行其道，乃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的渴望，使我们对有可能让他们骗人的伎俩大白于天下的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公司到处是唯唯诺诺的员工，等于是提高了公司的风险级别，而且这种风险远远超过他们能够挽救公司的能力。如果这些危险一直不能被人公开承认，它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越来越危险。
故意视而不见虽然十分普遍，但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本书出现的最鼓舞人心的一些人就有这个勇气去关注，而且有坚定的决心去观察，这正是他们能够做出非凡成绩的原因所在。他们并不是知识特别渊博，也不是位高权重，更没有天赋异禀。他们不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人。但是，他们有勇气直面现实的行为揭示了故意视而不见的一个核心事实：当视而不见实际上让我们变得行动不便、易受伤害和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却在想当然地认为这会让我们平安无事。但是，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和恐惧，我们就会获得真正的力量，释放出我们寻求改变的能量。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1）
生活中，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一。
我正在寻找那个让我免费搭车的人：我正在寻找你。
——《便宜货》（Bargain），谁人乐队（TheWho）
来认识一下丽贝卡（Rebecca）。
你首先注意到的是她个子很高，略低于6英尺。35岁左右，健康，朝气蓬勃，即便今天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去上班，她仍然精力充沛。
再看看罗伯特（Robert）。
他也很高，略高于6英尺，35岁左右，漂亮，轮廓分明。即使有迫在眉睫的事情，他也不当回事，总是彬彬有礼。
如果你同时遇到丽贝卡和罗伯特，你会注意到他们所有朋友的评论：他们看起来太像了。当然，不是完全一致，毕竟不是双胞胎，他们是夫妻，而且没整过容。
“惊人的相似，”罗伯特也承认这一点，“我没注意到我们的背景也相似，不过我越来越喜欢这一点。我们不富也不穷，上的同一所大学，都在广播行业，都是基督徒。不过也有不少细微的差别，比如我们看待家庭和朋友的方式，以及对努力工作的信仰。当然，我们在同一个行业工作，而且，”他看了一眼丽贝卡，面露微笑，“穿着非正式的制服：整洁的牛仔裤，挺括的衬衫。”他们都笑了起来。
丽贝卡和罗伯特对于他们相似这一事实感到很愉快，因为这让他们感到舒服、安全，并且能够互相理解。
“并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全都要一样，”当她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丽贝卡说，“我喜欢散步，而罗伯特就得学着喜欢散步！但是生活的最基本部分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非常稳定的家庭生活，父母仍然生活在一起，这总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当我们开始外出约会时，没有故意思考过这些事情，只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才会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方式。”
丽贝卡和罗伯特对于他们非常相似这一客观存在感到愉快。但是，这种相似性已经对他们构成了限制，使得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变得狭隘，或者对更广泛的意见、经验以及思维和存在的不同方式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此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人类有一些基本的偏好，比如喜欢熟人而不是生人，喜欢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领域，喜欢和谐而不是不一致，这些偏好在这对夫妻身上都有所表现，它们正在暗中为害，并且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偏好在我们的自我界定中根深蒂固，我们建立了关系、制度、城市、系统和文化，而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观是一种制约，让我们对可替代方案熟视无睹。我们的故意视而不见恰恰源于此：在天性之中，人们总是期望得到熟悉的或相似的东西，这正是我们的大脑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
因为他们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确切地说丽贝卡和罗伯特是很典型的例子。大部分人会与跟他们非常相似的人结婚：相似的身高、体重、年龄、背景、智商、国籍和种族。我们也许觉得跟自己相反的人会很吸引人，但不会和他们结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这种现象几十年了，他们称之为“正选型交配”，实际上只不过就是表示我们会跟和我们相似的人结婚。当爱情降临时，我们的视野便不再那么宽广。
在离职加入在线约会网站宜合（eHarmony）之前，吉安•冈萨加（GianGonzaga）是一名高级研究科学家。该网站宣传提倡的“兼容性的科学”认为“仅仅匹配还不够！有29个维度的方法可以预测出令人满意的关系”。
但是它并不浪漫，这是生意。所以，约会网站宜合将其成功依靠或寄托于让人们发现真正相互喜欢的人。2007年，该网站声称确信有44000对新人通过该网站喜结连理，占全美当年结婚总数的2%。目前，他们宣称每天平均能促成236个婚礼。这些人都在寻觅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们会以貌选人，这也是你为什么要上传照片的原因。我们的调查问卷会提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基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信息会起作用。因此，我们会问很多私人问题，你喜欢整洁的程度如何，有多守时，还有一些是关于价值观的：你如何评价宗教信仰、利他主义和志愿活动？价值观是一个人所坚持的信念，即使在艰苦困顿时也不会改变，也是你最希望得到他人认可的东西。当然，兴趣爱好也值得重视，但是爱好会改变。你可以学着喜欢散步，但价值观一旦确立就难以改变。”
涉及婚姻的时候，当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在已婚人士中，英国人一向比美国人表现得对婚姻更满足，这与他们在婚姻中的体验是一致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做决定的方式和处理家务琐事的方式较为满意。这种惊人的一致甚至影响到他们夫妻的性生活：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相比，英国夫妇是最不可能报告说“对性生活的厌倦已经成为婚姻的一个问题”。根据约会网站宜合所述，所有的配偶在有关职业选择、友谊、休闲活动和交友问题上都希望彼此同意，但英国的夫妇特别在乎家庭、平等地分担家务和对礼貌行为的界定。
冈萨加和他的妻子希瑟•塞特拉坎（HeatherSetrakian）并不只是在实践他们所鼓吹的说教，他们就是他们所提倡的人。他们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婚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时相识的，当时两个人都是30多岁，黑头发，在朋友眼里都是才华横溢、幽默风趣而又机智聪明的人。冈萨加说，只是她妻子在填写调查表时，说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人，宜合系统就把他们撮合到一块了。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2）
那份调查问卷确实考验耐心和打持久战的能力，要用一个半小时才能答完它，如果你是认真地想寻找一位伴侣的话，花的时间还会更长。这些问题都是用来确认你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它涉及29个维度的内容，人们会将它们和在这些维度上与你尽可能接近的某个人相匹配。它可能是个软件，但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在做媒。不会乱点鸳鸯谱，不会出现对立的组合或奇异的配对。
“人们可能会对与自己有差异的人感兴趣，”冈萨加说，“但是他们不会结婚。他们寻找的是认可、是舒服。”
冈萨加的结论建立在2500万份调查问卷所获数据的基础上。这些数据告诉他，无论你是利用自己的大脑在思考，还是使用宜合网站的软件作比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让我们感觉舒服的人，因为他们与我们非常相似。我们可能会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产生好奇，但最终我们还是不会接受他们。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和看起来跟我不同的女士拍拖，”罗伯特告诉我说，“她们几乎没有共同点，真的是差别非常大。经过这些关系的扰乱之后，我反而回归了平静。你认为这样会扩大社交圈，其实根本不行。我试过了，可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阿尔巴尼亚女人！确实有些阿尔巴尼亚妇女相当不错，我可一点也没有冒犯阿尔巴尼亚人的意思，但是，我想我知道了，老天给你的惯性是不可改变的。有一套规则加到了你身上，让你几乎不用思考，就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并不是罗伯特对其他类型的女人和另外的文化不感到好奇，他其实挺好奇。他比很多人更想探索在他的直觉知识和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不过，最终在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做了我们大多数人做的事：他拒绝了那些与他截然不同的人。这让他感到迷惑，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选择左思右想了，但还不足以改变他的想法。
“当我看着丽贝卡的时候，仿佛感觉在看我自己，我觉得不可思议。”罗伯特说，“我选择了我自己吗？”
罗伯特和丽贝卡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怀疑论者，他们不会倾向于以表面价值来决定取舍。他们尝试分析和讨论他们的相似性对他们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这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俩都承认，彼此相似是愉悦和舒适的源泉，但他们担心，只是与他们的同类人缠在一起会让他们的生活经验变得狭隘。如果选择在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群中生活和工作，是否会限制人们所看到的事物呢？
我们多半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结婚并生活在一起，这些发现总是让人感到烦恼。在数据面前，最普遍的反应是驳斥：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丈夫也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如此地愤愤不平呢？因为我们都想相信我们做出的是自己的选择，它们不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会愚蠢到选择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是更自由的灵魂，相比数据所体现的内容，我们应该具有更宽泛、更兼收并蓄的经验。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对那些与我们不相似之人的吸引视而不见，我们也不喜欢看到我们陷进了与自己的个性一致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思维和宜合网站的软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一生之中，我们都在寻找好的伴侣，当我们找到一位时，就会很开心。而且跟我们相似的地方越多，我们也就倾向于更喜欢对方。这种思维习惯不仅适用于真正举足轻重的事情（比如选择妻子），也同样适用于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某个实验的实验对象受到诱导，相信了他们和拉斯普金（Rasputin）是同一天出生的时，在对这个魔僧做评判时，相比那些与他们没有丝毫共同点的人，他们对他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仅仅是想到他们分享了同一个生日，就会让人们喜欢拉斯普金更多一些。
即便是在我们姓名中的大写字母这样的琐事上，我们仍然信守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在对1998~2005年期间发生的最狂暴的飓风进行的一项整合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飓风的名称和人们姓名的首字母相同，人们就最有可能向这个飓风的救助基金捐款，所以，凯特（Kate）或凯瑟琳（Katherine）更有可能向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Katrina）救助基金捐款，而不是把钱捐给佐伊（Zoe）飓风救助基金。我常常被毛巾和衬衫上的花押字母搞得迷惑不解（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哪条毛巾是谁的吗？），但是很显然，这些熟悉的字母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内容。
在其他的实验中，当被要求从几对字母中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字母时，参与实验的人趋向于从他们的姓名中选择字母，而且非常肯定。这些发现让人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字母本身毫无意义，做出选择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发生。然而，参与实验的人还是被他们每天都会看到和签写的字母所吸引。
当你将这一发现从实验室中带出，并把它放进现实生活当中时，你会发现同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卡罗尔（Carol）似乎更喜欢喝可口可乐，而皮特（Pete）则会选择百事可乐。利奥（Leo）爱用李施德林（Listerine）漱口水，而凯瑟琳（Catherine）则偏好高露洁（Colgate）牙膏。这些选择可能无关紧要，可是它表明了我们生活中的选择也可能会被我们非常喜欢的首字母所左右。找牙医（Dentist）看病的人中很多都是首字母是D的人，你也会发现住在佐治亚州（Georgia）的人有很多人叫乔治（George），其数量之大超出了你的想象。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3）
事实证明，熟悉不会导致蔑视，而是产生舒适的感觉。在20世纪80年代，密歇根大学做了一系列实验，其中一组有64名学生，每周向他们展示一位男大学生的照片，连续展示4周；另外一组学生也有64名，他们每周会看到不同面容的照片。4周以后，两组学生被要求对以下问题做出评价：如果将来遇到他们已经看过其脸部照片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会有多么地喜欢他们。他们也被问到他们认为照片中的那些人与他们的相似度有多大。
同一张照片看了4周的学生更强烈地认为这些人是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会喜欢的人。他们还认为这些面庞属于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除了照片外没有其他证据）。换句话说，熟悉的面孔感觉更亲切，只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以佐证的证据。女性对于该实验的反应与男性完全一致。有一个类似的实验，使用了不规则的八角形，也产生了同样的反应模式。熟悉让我们感觉安全和舒适。
即使在我们寻找情感体验时，比如当我们听音乐时，这种反应模式也适用。第一次听一首新曲子时，你很难完全地欣赏它，只有反复听几次之后，才会让你喜欢上它。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你试着听音乐，比如第一次听马勒（Mahler）的第八交响曲，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接受：两支管弦乐队、两个合唱队和8名独奏者，在超过80分钟的时间里不会即刻留下什么印象。况且听音乐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认知活动。即使摇滚乐队白色条纹（WhiteStripes）的单曲《七国联军》（SevenNationArmy）也需要一些时间才会适应它。但是，一旦我们听上它几遍，我们就会习惯，并且喜欢上它。那么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想听其他风格的音乐了，只想听更多同类的乐曲。
“我们对每一首歌的几百种属性进行打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歌曲之间相互匹配的地方。之后便是我们对你的建议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喜欢一首音乐，就会很可能喜欢另外一首具有共同特点的乐曲。”
蒂姆•韦斯特伦（TimWestergren）不是在谈论约会，他在说自己的公司潘多拉网络电台。它就像宜合网站处理约会那样对待音乐。每首歌曲都由音乐人对其400项属性进行人工打分，仅声音一项就有30种属性，从声音的音色到分层，再到颤音，无所不包。那么，这种“得分”就会与其他得分极其相似的歌曲相匹配。潘多拉网络电台的软件对待音乐的做法和我们在碰到人时的做法是一样的：寻找匹配者。当找到了匹配的人，人们就感觉很快乐。
“天哪，我喜欢潘多拉！”波士顿的歌迷乔•克莱顿（JoeClayton）说，“我喜欢它。我总是在找新的乐队和新的素材，我只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在音乐商店肯定找不到。这是一种缓慢却是良好的方式，因为他们几乎从来不让我听我不喜欢的东西。几乎从来都不。”
2007年5月，潘多拉网络电台被禁止在英国运营，但许多铁杆粉丝仍然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到它。直到现在，世界各地超过5000万人试用过潘多拉，这些听众都是它的热心鼓吹者。但是潘多拉网络电台也有自己做不到的事，它无法向听众提供随机的建议，介绍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完全不同的曲目。我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弗兰克•扎帕（FrankZappa）和白色条纹乐队，但我也喜欢韩德尔（Handel）。如果输入我的前三个偏好，潘多拉从来不会向我提议听听韩德尔的音乐。
韦斯特伦承认存在这种局限性。“我们会扩大你的选择范围，但会将你对音乐的鉴赏变得狭隘。如果你喜欢爵士乐，那你就想听更多的爵士乐。如果你喜欢嘻哈音乐，那你就想听更多的嘻哈音乐。但是，潘多拉不会让你从斯普林斯汀的歌迷变成爱听韩德尔乐曲的人。”
无论是宜合、潘多拉、亚马逊的图书推荐，还是“我的体形”网站（MySm）选择服装的建议，所有个性化的软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通过减少铺天盖地的选择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这种做法和我们的大脑所做之事相同，就是寻找匹配者。不管是在线还是离线，我们的生活好比是一个“捉对儿”的大型纸牌游戏！它的效率极高：它表明大脑能够走捷径，因为它在用已知的信息进行加工，而不必从零开始学习一切。当我们找到我们喜欢的人时，部分乐趣来自于识别出来之后的愉悦。
正如韦斯特伦所说，我们正在缩减我们的欣赏范围，远离了可能会拓宽我们视野的音乐、书籍或人。我们的大脑不是为把我们引向狂乱和各式各样的体验而设计的，在做风险很大的事情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此，通过专注于某一个方向，并将其他方向排除在外，不做考虑，我们对不匹配的经验就会视而不见。
这并不是说那些奇怪的意外所获就从来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们当然会出现。你碰到一个正在干活的人，他向你介绍了韩德尔，你因此喜欢上了巴洛克风格的音乐。或者很有可能你的儿子给你推荐了重金属乐队德国战车（Rammstein）。不过，这些偶遇是随机和冒险的。请记住罗伯特在阿尔巴尼亚女子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我们喜欢自己，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了解自己，对自己很熟悉。所以我们会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或者是那些我们想象着可能和我们有某些共同特性的人。他们也会感到熟悉和安全。这些熟悉和安全的感受使得我们更喜欢自己，因为我们不再感到焦虑。我们有了归属，我们的自尊得到提升，我们感到了快乐。人们都喜欢自我感觉良好，也希望有安全感，置身于熟悉的环境中，而相似性非常有效地满足了这些需求。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亲密而安全的圈子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我们的盲区。
我们不只是不欣赏那些与我们不匹配的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做出重要的决定。我曾经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当我第一次有机会挑选自己的团队成员时，我希望雇用那些能够向我挑战以及相互之间可以提出挑战的人，雇用那些把丰富的智慧和活力投入到整个项目之中的人。怀着这种坚定的想法，我挑了一些人文科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她们全是女性，会说好几种语言，就连生日也都在6月的同一个周内。换句话说，她们与我很相似。
我是有意想要这样做的吗？当然不是了。就像世界各地职业经理人的做法一样，我打算只雇用那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以及那些我认为我正在寻找的人。但是，我也想过要雇用那些一起共事时会让我感到舒适、能够跟他们快乐地度过之后的时光，并且共同分享项目价值的人了吗？那是自然。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4）
我有点先入为主，更喜欢那些和我相似的人。每个人都会有偏见。但是，正如我们得知我们很可能是和非常类似的人结婚和交往的时候会感到愤愤不平一样，大多数人会激烈地反对他们存在偏见这一说法：其他人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不是。《圣经》是这样说的：“为什么看见你的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当然，我们认为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才是最有偏见的人。
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AssociationTest）简称为IAT，近来，通过内隐联想测试的一套测试题可以很容易地对偏见加以识别和衡量。IAT是由三位心理学家设计的，利用计算机进行测试，它能检验出存在于我们意识深处和控制之外的思想和感觉，它们可能和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有关。在测试过程中，参试者会得到两组图像和两个单词表，一个是积极的词汇，一个是消极的词汇。图像和单词随机显示在屏幕上，受试者需要将它们与积极或消极联系起来。你可能会把“男性”和“聪明”联系起来，或者把“年迈”和“感觉迟钝”联系在一起。当在做一个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连接时，我们用的时间会比较长。据研究者讲，这种延迟告诉我们的是：克服偏见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接受一个匹配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成见也就越深。
自1998年以来，超过450万人进行了内隐联想测试，研究者发现，不管人们是否认为自己存有偏见，偏见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无一例外。白人医生对那些不认识的白人患者比黑人患者要友好得多。在34个不同国家中，有70％的人会把科学与男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联想到女人。在我们之中，超过80％的人对老年人存有偏见。在涉及各种社会团体的时候，普通人（包括指导项目的研究者）会怀有一些负面的联想，尽管他们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并且常常十分热切地说自己没有偏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存在着偏见。请走进任何一家大型企业，四周看看。尽管各种各样的运动搞了几十年，数百万美元也投入到了程序的编制中，以保证在招聘和留人活动中减少偏见，实现更大的公平，多数企业中存在的那种同质性还是大行其道。浏览一下哈佛大学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名单，你会看到同样的现象：年复一年，就业大军纷纷进入银行、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
尽管有大量良好的愿望、承诺和要求平等的立法，事实证明，还是难以让妇女跻身高层领导人的位置，难以将风险资本投入到民族企业，或者难以培训出更多男性助产士，这就是原因所在。当然，偏见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我们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是对他们有利的无意识的偏见影响很大。模板是一种省力的器具，它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快捷的方法，感觉还不错。这就是它们如此持久被人使用的原因。
交响乐团在招收新成员时进行匿名试听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意，这一研究成果形象地证明了上述观点。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劳迪雅•戈尔丁（ClaudiaGoldi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Rouse）发现，如果乐师被允许隔着幕布试听，那他们的性别因素就不会影响到对他们演奏音乐的评价，女性在第一轮顺利过关的成功率就会增加50％，而在最后一轮的过关率则会增加300％。盲选在美国如今已经成为标准的做法，带来的结果是大型管弦乐队里女性演奏者的比例从5％上升到了36％。
在欧洲，这种做法并不是遍地开花，因此，许多音乐家认为，这种现象导致性别和种族歧视的长期存在。有些类似的偏见甚至是不加掩饰的，直到12年前，维也纳交响乐团还不接受女性成员，即便是现在，在137名演奏者中也仅有3名是女性。此外，尽管近来许多优秀的亚裔音乐家迅速崛起，维也纳交响乐团还是从未聘用一位明显是非雅利安人的演奏家，因为这会让人感觉此类人会“破坏乐队合奏的纯正奥地利形象”。音乐可能是一种通用语言，但显然并没有普及。
近年来，很多主张赞成多样化的声音单单没有甚至是主要没有受到“社会正义”概念的鼓励。多样化的主张是：如果把很多不同种类、拥有更大领域的教育和经验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就能拿出更多的解决方案，看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这要比任何单个的人或是同质的一群人更有利。换句话说，群体具有比个人更聪明的潜力，这是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在他《群体的智慧》（TheWisdomofCrowds）一书中提出的主张，咄咄逼人吧！但问题在于，因为我们的偏见会持续地告诉我们谁是我们要雇用的，谁是我们要提拔的，我们将多样性连根拔起，造成的结果是，公司的大本营中充斥着非常类似的人，他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世界观，他们不能分享不同的经验。他们无法赞美差异，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
工作中发生的事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工作领域。就像我们选择与那些和我们类似的人一起工作一样，我们也选择与这些人一起生活。截然相反的人没有吸引力。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DavidMyers）说，我们四处搬迁和建立邻里关系的方式折射出我们挑选配偶的方式。
迈尔斯说：“人口迁徒或流动性使得‘同型交配’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概念。”既然我们非常享受搬家的自由，选择我们喜欢的工作，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区。总的来说，我们选择“那些让我们感觉称心如意的地方，以及与自己是同类的人”。
在美国，比尔•毕晓普（BillBishop）对这种形态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最近30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正在积极地转向更为同质的生活方式，“聚居在同类人组成的社区”，这就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晓普把这种现象称为“大排序”，而让他吃惊的是这些社区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一位独孤的共和党人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一个坚定支持民主党的社区，当他敢于在局域网上发表政治见解的话，他得到的回信就会毫不含糊地说：“我对我的收件箱里收到的右翼邮件根本不感兴趣，不管你打着什么样的幌子。它让我感觉糟透了，我讨厌它。”我孩子所在英国学校的一位学生的妈妈在2010年大选期间大胆地给其他的妈妈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在这之前，最初我一直以为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封信对当地议员的大加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恳求别人借你一件游戏装备可以，但是交换政治观点不受欢迎。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5）
随着我们在工作上要在更多的自由或较低的安全感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搬家的次数更多了。每年差不多有4000多万美国人选择搬家，其中超过1/3的人迁移到了其他的县或州。每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迁14次，而这只是其中的一次。人们搬家的时候，绝大多数会选择生活在与自己有着相同爱好的人中间，他们喜欢同样的咖啡馆、书店、节日和政见。当比尔•毕晓普继续想对整个美国发生的这种现象绘制出一张趋势图时，他的数据表明：人们这种选择与类似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偏好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地图明显产生了影响。在1976年，只有26%的美国人居住在大选时出现压倒性胜利的县，而到了2000年，这个人口数就增加到了45.3%。这非常有助于对近年来困扰着美国政治运动的尖锐和两极分化现象做出解释。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
“我们在伦敦所住社区的邻里关系处得很愉快。”丽贝卡说，“邻居们挺快乐，在我们家对面的保罗（Paul）和朱丽叶（Juliet）一家和我们一样，35岁左右，有两个男孩。虽然他们的孩子更小一点，但确实是同龄人。朱丽叶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职。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家的人简直就是在复印机上复印出来的同一类人。”
在他们购置房子的时候，丽贝卡回想起他们受到了价格、上下班的远近和学校的选择这些因素的驱使。她的所有邻居也在参考同样的标准，所以他们最后能聚到一起也许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
“我猜你就会说这个。”丽贝卡承认道，“不过其他地方也适合我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不仅仅是从使用功能上来考虑的。我们喜欢这里，现在仍然喜欢这里。我们感觉找对了地方。”
毕晓普认为，我们更愿意接受不会对我们形成挑战的生活安排。即便是娱乐消遣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寻求周围的人的认可和确认。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通过为学生提供28种不同风格的宿舍，以迎合这种渴望，这些宿舍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进行安排，其中包括为信奉“折中主义”的学生设计的宿舍（显然，甚至不喜欢某些主题也算是一个主题）。设在纽约的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University）有一个宿舍是专门为爱看外国电影的学生安排的。
生活在伦敦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过去常住在斯托克韦尔，这个地方曾经被当时的地产公司称为“混合区”，表示这是一个种族混杂居住区，早期维多利亚式的连排别墅和20世纪60年代地方当局营造的简易住宅交叉错落地分布着。但是，在这两种建筑物之间你看不到有什么交往，邻里之间借杯糖的事也不是很多。老师、教授、商人和电视制片人住在粉刷过的、漂亮的房子里，十几岁的未婚青少年和父母则住在他们的对面。至少我们能够相互看到，可是我们非常疏远。
后来，我们搬到波士顿，选择住在北角区（NorthEnd），这是富有特色的意大利人聚居的城区。我们来自欧洲，选择这里是因为与其他的城区相比，这里几乎不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外国人。我们习惯了也喜欢在街上听到意大利口音，我们也喜欢在晚间闻到飘来的大蒜香味。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大利朋友，只有一位意大利裔的码头装卸工做邻居，但是，我们知道路易斯（Louis）只会说意大利语的“ciao”打打招呼，不是“你好”就是“再见”。那么，我们和什么人一起消磨时间呢？跟我们一样的人：受过教育的、有小孩子的白人专业人土。
现在我们住在英国的萨默塞特（Somerset），这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乡下邻居们很少去伦敦旅行，但当他们作为游客去伦敦的时候，不仅吹毛求疵，还多少有点害怕。不过这也是互有利弊。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剧作家皱着鼻子，对我讲述了她在多赛特郡旅居的故事。虽然她喜欢那里的风景，但是因为在周末来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缩短了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她所渴望的是伦敦那样的生活，但也想让门前开满玫瑰。她想居住在乡村，却不能融入其中。随着更多的伦敦人搬到乡下去住，每年我都能发现他们在寻找同样逃离城市的人，这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在学术圈子里情况也是一样。芝加哥大学很有名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而是以清一色的货币主义学说而知名。同样，当我参加一位剑桥大学知名心理学家的退休欢送会时，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一整天的学术论文交流完全没有其他学科的身影出现在房间里。我们正在谈论人类大脑和社会行为，但神经系统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哪里？整个活动室的一致性让人感到不安。
凭借着本能，我们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组成的社区里，减少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经验的接触。我们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将目光锁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们可能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狭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传媒企业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当人们购买报纸或是杂志时，并不是想找人打架。天空新闻台（SkyNews）的忠实粉丝并不是一个定期阅读《卫报》（Guardian）的读者。我们是在故意地选择媒体，排斥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节目、报纸和电视台，因为陈陈相因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对于熟悉和舒适事物的搜寻构成了我们媒体消费习惯的基础，这和让我们想念妈妈做的面包、奶油布丁的习惯是一样的。
这种习惯出于本性，但却不是中性的。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在他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中发现，当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群体聚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不会怀疑，并且使得相互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值得一提的是，桑斯坦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与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Power］结婚，现在两人都在假期为奥巴马政府服务。）就像潘多拉网络电台会让你的欣赏口味变得狭隘一样，志趣相投的人对舆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6）
2005年，桑斯坦和他的几位同事将两组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一组来自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自由主义者，另一组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在他们各自的组内，每个人按照要求思考三个问题：民事伴侣关系（civilpartnerships）、平权运动和气候变化。但在探讨开始之前，每一个受试者要把自己对每个主题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将两组人打乱，混编在一起，鼓励他们就各自的观点展开讨论。
分组审议继续是礼貌地进行，投入而且独立，但当他们完成讨论时，几乎每一个成员最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比他们刚开始时更加极端。在气候变化条约问题上，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原先是保持中立的，现在开始反对它。在民事伴侣关系问题上，博尔德市的自由主义者原先只是多少有点赞成，现在则坚决地肯定了他们的成就。桑斯坦说，在讨论开始时每个小组在意见上的小分歧被“震慑住”，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逐步增大。
即使当面对大量的数据和争论时，桑斯坦关于群体的研究表明，当个人在阅读时，他会关注那些支持他当前观点的信息，而对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则很少注意。总体而言，相比寻找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人们可能会投入大约两倍的精力去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讨论过程本身并没有让人们增长见识，反而导致他们对其他可能的选择视而不见。正如罗伯特不再与阿尔巴尼亚女性外出约会一样，我们也不再正视那些看来让我们感觉非常不舒服、非常纷乱的地方、工作、信息或人，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自己坚持的信仰。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可以接受挑战，但我们真的做不到。和我们有形的家一样，我们在心智上的家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专属和排外的。
从理论上讲，因特网将要改变这一切。能够访问到世界知识宝库应该让我们免受认识之人和所属制度的限制。毕竟，通过因特网的链接你能够结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然而，尽管我们大家现在能够接触的信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却多半不加以利用。就像看报纸一样，我们只阅读那些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博客，但是，我们实际上踏进了一个无限的回声室，85%的博客都会链接到其他具有相同政治倾向的博客。网络从电脑到手机的转移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对手机应用程序的依赖表明，我们消费的信息比从前受到了更多的筛选，或许跟网络变成大众传媒之前的时代一样地受到限制。
实际上，网络的力量之强大在于它具有发展和联系同好群体的能力。它不仅仅可以把一些茶党成员与另一些茶党成员联系起来，或者是让伊斯兰圣战士找到另外的伊斯兰圣战士。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年龄有多大，是否喜欢兰花、合气道或观念学，你都可以发现志趣相投的狂热支持者，并与他们建立联系。为什么人们想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等于你走上了一条捷径：从你类似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你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你不懂得兰花如何起苗和分盆，兰花爱好者社团会让你节省很多钱，也不再那么地忧心。不管是离线还是在线，聚集在由共同爱好的人组成的界限分明的社群中会有什么好处呢？你相信邻居给你的建议或者推荐。如果他们喜欢一个学校、饭店或是某个电影，那么你也有可能会喜欢，你不必将它们逐一尝试，或者阅读全部的评论。我们抱成一团，乃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舒服和安全，更是因为这样做效率很高。我们没有必要亲自去了解所有的事情，那是一种费劲的、缓慢的方法。
在捷径把我们引入歧途之前，捷径使得我们更聪明，效率更高，而且能从很多方面获得收益。这正是伯纳德•麦道夫（BernieMadoff）接触到一个投资者社群时所发生的事，所有这些人都非常相似，并且热心地传递他们了解到的市场信息。
欧文•史泰博（IrvinStalbe）说：“我的账户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我们是在史泰博位于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比奇（PompanoBeach）的简朴公寓里交谈的。他55岁时在那里退休，然后继续在一家银行里做兼职，仅仅是为了有人陪伴。他从麦道夫基金账户里挣到的钱用在了额外的假期和购买少量的彩票，并用于支付孙子们的学费。
“我对这个账户知道得不多，我是在父母去世时得到了它。他们并不富裕，只是每年存上那么一点。我也试过自己投资，不过我不擅此道，我只是想它是稳定的，而且奏效。
“当我把文件带给我的会计时，他看到了收益数，他说他想往里面添加点钱。于是我们商量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向任何一个想向里投钱的人发表一个声明。最后，我有40个朋友和亲戚投资了这个账户。”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联合投资之前，那个会计或者任何人就没有做过调查吗？
“没有，确实没有。我们这个账户已经25年了，在我之前，我的父母就已经用了20年了。多年以来，我们将朋友和孙子们吸收进来，全都是在我的名下。很多年了，它非常棒。当然，现在我搞明白了，我本来应该记住这个黄金法则的：永远不要把你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地方。可是在当时，我是说，每个人都在里面。我们没必要担心。”
麦道夫骗局是一种亲缘式犯罪，诈骗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人，欺骗的都是不会提出质疑的人，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感到非常舒适以至于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做任何调查，他们在抄近路。如果与史泰博及其家人坐在他们佛罗里达的客厅里，你就会觉得他们并不是贪婪之人，他们只是想得到一个可靠回报的安全感，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处在同一个投资产品中可以相互验证。尽管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走的捷径。
“我没事，”史泰博说，“我还有一些收入，我在我儿子的外卖餐馆打工，擦桌子，在后台帮忙。我喜欢和别人聊天。可是我的妹妹被毁了，她现在一无所有。我嫂子也是一样的情况：她的钱有90%放在了账户里。都怪我。”
那些日子里，最困扰史泰博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损失，而是他把很多其他的人拉了进来。他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的自信造成了他们的自信。每一个人彼此感觉非常舒服，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以至于从未有人提出什么异议。也正是这种亲缘关系才使得麦道夫诈骗达到了天文数字。每个人都在把其他人的确信当作捷径，以此进一步地确定他们的投资策略。
捷径是很实用的，不过当你选择走这条道路时，一路之上你会失去很多：这就是捷径之所以为捷径的原因。和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和做出决策，不仅让我们感觉舒适和有效率，而且它也会大大地限制我们的思考方式，让我们的视野狭隘很多。我们的关注点越集中，我们忽视的东西就会越多。
第1章 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7）
这样的盲点也真实地存在于大脑之中。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过去曾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锡安山医学中心（MountZion-UCSFHospital）的神经内科主任，他不断地在思考，一直在寻找理解和挑战“偏见导致我们确信”的方法。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无休无止寻求匹配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拒绝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开阔视野和睁大眼睛的信息，或者拒绝那些让我们有点不太确定的信息。
伯顿说：“神经网络不会给你一条直达路线，比如，从光的闪烁直接变成你的意识。沿途投票的委员各种各样，不管闪光是否直接变成了你的意识，如果获得了足够的‘赞成’票，那么肯定你会看到它。如果支持票数不够，那你就看不到它。
“事情就是这样：你的大脑喜欢什么？什么可以得到它的‘赞成’票呢？大脑喜欢它已经认可的资料，它喜欢熟悉的东西。所以你会立即看到熟悉的资料，其他的资料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大脑才会注意到，或者它就从来不会让你感觉到。”
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Sausalito）的一个美丽清晨，我们在谈话时俯瞰着海港。时间还早，周围还没有很多的人，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喝第一杯咖啡之前，伯顿已经开始热切地扫视着远处的地平线。
“我意识到人们开始四处活动，镇子开始醒来。”伯顿继续说道，“但是背景不清楚，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注意。但是如果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大街，我马上就会看到他。嗖，直接进入我的意识，从头到尾全是赞成票，一个完美的匹配。”
伯顿非常清楚人们对匹配的喜爱和对确定性的渴望。这正好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探索精神相抵触，因而多数情况下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这阻止了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他把在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的开发比作河床的形成。
“想象一下河床的逐渐形成。最初的水流可能是完全随意的，开始时没有哪条线路更可取。但一旦小溪形成，水沿着这条新生成的、阻碍最小的渠道流淌的可能性会加大。随着河水继续奔流，溪水变深，一条河流产生了。”
这是一个美妙的隐喻，也是一个有用的隐喻。我们生活得越久，积累的相似的经验、朋友和想法也就越多，水流动得就会更快、更容易。阻力越来越小。阻力的减少让我们觉得容易、舒适和确定。然而，与此同时，河的两岸也在长得更高。当我们追随志趣相投的人，加入志同道合的社团，在同质的企业文化里做着相似的工作时，河床下降，越来越深，而两岸却在上升，越来越高。感觉很好，水流高速流动，畅通无阻。只是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了。
这就是故意视而不见如何开始的，“失明”并非有意识的、审慎的选择，而是一连串的决定造成的，这些决定虽然缓慢，但无疑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洞察力正在被封闭，尽管多数人的意愿是让视野保持开阔和丰富。但是，我们的盲目正在从我们做的小的日常决策中生长起来，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确立的思想和价值里，我们感到更加温暖而舒适。而这一过程最让人感到惊恐不安的是，随着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窄，我们感觉更舒服，有了更大的确定性。即便是风景在缩减，我们却认为我们看到了更多。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1）
爱情常会对缺陷视而不见，
永远以欢乐为念。
——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
1970年，风疹疫苗首次被接种，但是，在此之前若干年，怀孕时患上风疹对于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迈克尔（Michael）的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的家庭成员中有许多位医生，但是，她却无能为力。因此，迈克尔在1948年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缺陷。
长大以后，他身体虚弱，不能从事体育活动。但是，仿佛他知道他的未来必须依靠头脑而不是发达的肌肉一样，迈克尔非常聪明。所有他的耶稣会的老师都知道他是一个需要爱护的学生，他肯定能取得好的考试成绩，进入一流大学，有可能将来做一名牧师。“牧师”的愿望没有成真，但其他期望都实现了。迈克尔成长为一个聪明得让人震惊的人，几乎是第一眼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也非常幽默，这成为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偿缺点的优点。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广播行业，开始是在广播电台，之后转入电视台。电视工作非常紧张，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时间与他第一次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时间相冲突。通常，他会勇敢地正视现实，以掩饰内心的恐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心脏手术不是在他们二十几岁时需要考虑的事情。后来，在公共游泳池中，当孩子们对他胸口上从上而下厚厚的红色伤疤感到惊讶时，他会解释说自己是一个仿生人，只是利用一小片发出滴答声的塑料来维持生命，这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多少有点吓着他们。
就像19世纪的结核病人一样，濒临死亡让迈克尔比其他人更加想要活下去。每一次的经历都是那么地生动，每一次的遭遇都是如此地致命。当心脏中的塑料瓣膜开始失效，需要再做一次心脏手术时，他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知道惯常的程序。对朋友们来说，在医院里坐在他的病床前，被那位手指修长的、喜欢保时捷汽车的心脏外科医生马格迪•雅克布（MagdiYacoub）的故事逗得开心快乐，这是小镇上再好不过的社交场景之一了。但是，有一点越来越清晰，一旦涉及婚姻和家庭的问题，迈克尔可就不是令人满意的家伙了。无论女士们发现他有多么地魅力超凡、体贴周到，并且见解深刻，他都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在第三次手术前，与他相处了9年的女友莱斯利（Leslie）下决心是时候要离开他了。莱斯利约他喝茶，跟他解释说，尽管她非常爱他，但她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之路需要她认真考虑。谈话结束之后走着返回办公室时，他想到了几种心脏可能会停跳的方式。
不过几年之后，迈克尔重新回到了广播电台，他与一位同事相爱并且结了婚，有一段时间，他拥有了自己曾经梦想的一切：美满的婚姻，可以为他赢得尊重的令人兴奋的工作，可以让他与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们聚会，他们都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智慧。迈克尔开始打算生第一个孩子，但之后他再次病倒。这一次他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但在手术安排好之前，他离开了人世，当时他38岁。
当我嫁给迈克尔时，我是故意视而不见吗？当然，我是的。我了解他的心脏状况，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与他坠入爱河，我认为这没有关系。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想办法呗。现在我知道了一些实际情况，我们有相同的姓名首字母，都是外国移民，上过同一所大学，同样的中等身材，这些事实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坚决。但是，我应该早做研究就好了，发现他的寿命会很短，或者与心理学家谈论悲伤的痛苦，或者读一些讲述孀居忧伤生活的书。但是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做。我不去看这些让人伤心却又确定无疑要发生的事情，假装它们不存在。
爱情是盲目的，并非神话中描写的那样因为丘比特的箭是随机射出的，而是因为一旦被这些箭射中，我们就变成了睁眼瞎。当我们爱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看得比在别人的眼里还要聪明、机智、漂亮和强壮。对于我们来说，心爱的父母、配偶或孩子有着无限的才能、潜力和美德，仅仅是个陌生人是不能够识别出这么多优点的。当我们出生时，是爱让我们得以存活。如果母亲失去对孩子的爱，任何一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如何能够悉心照料孩子呢？任何一个孩子又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如果我们在爱的怀抱里成长，我们会确信其他人信任我们，可以维护和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受到爱护，因此我们可爱，这种自信是构成我们的个性和自信心的基本材料。我们相信自己，至少部分相信自己，因为别人信任我们，而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又非常地依赖。
作为人类，有很大的动力驱使我们去寻找和保护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和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和我们相似的人结婚，跟与我们相似的人比邻而居，并且要和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的原因：那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爱情也在做同样的事，只是它蕴含着无限多的热情和动力。我们之所以赞赏自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别人的爱，为了保护我们的尊重所依赖的重要，我们会激烈地战斗。纵然我们的爱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它看起来也像是真的一样。的确，似乎有些证据表明，不仅是所有的爱基于幻想，而且爱也积极地要求幻想，为的是让爱得以持续。
当心理学家对约会中的青年未婚男女进行研究时，他们分析了一方对爱侣的看法，然后将它与爱侣一方自己的看法加以比较。他们发现两人的看法相去甚远，因为情侣把她的爱人看得比爱人自己认为的要好，而且在这种对伴侣的理想化发生时他们的关系更有可能得以继续保持。当人们在伴侣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伴侣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优点时，他们就会对他们的关系更加满意。换句话说，对所爱之人理想化有助于关系的持久。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2）
这些积极幻想的有益作用远不止于此。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他们就会开始适合你对他们的幻想。因此，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你对爱侣的想象越好，爱侣就会开始不辜负你的幻想，你也就会更爱他们。这听起来有一点像神话故事，但是，亲吻青蛙会让他们感觉真的是在扮演王子或公主。这确实有一种魔力：幻想变成了现实。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才爱他们，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才爱他们，或者需要他们成为我们认为的那种人而爱他们。
所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认为是病残的人，而我们在一起很快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就像他什么毛病也没有那样地生活。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视而不见，缺少了它，我们的关系就没有了希望。即便是无关生死，这也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忽视缺点，不顾虑失望，关注那些积极的方面。彼此的爱让我们看到彼此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是强迫我们去看。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疑惑，我们当然会有怀疑。但是，这样的疑惑倾向于在我们已经对关系投入了很多之后才会浮出表面。尽管这样说会让人听起来非常冷酷无情，但是它和我们其他的投资是一样的，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的发现：损失隐约可见，而且远大于相应的收益。当你把这一发现应用到爱情生活时（而不是股市）时，它就意味着：当一个亲属关系开始让人不开心时，失去它的恐惧对我们来说可能要远远地超过对自由的珍惜和对解脱的希望。如果交往中出现了毛病，我们会把它搁置一边，努力适应，或者我们尝试着弱化我们的担忧。我们会寻找借口（他今天倒霉透了，或者他的童年很惨），我们会编织替代性的解释（她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是误会了），或者我们可能只是削弱失望情绪（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生日）。我们会挖空心思来维持幻想，对麻烦或痛苦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用幻想来保护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个性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任何威胁。因此，在嫁给迈克尔以后的绝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去想他的虚弱，或者是他的心脏。我们继续徒步旅行，还经常游泳。我可能是这样进行合理地解释的，通过让他保持身材，我就能让他保持健康，或许我也会保持健康。但是，我也是在做戏，似乎我的丈夫跟我的同龄人一样地强壮和健康。我只能相信这一点。
我的情况也许是一个爱情蒙蔽了所有物理现实的极端案例。但是，当涉及爱情的时候，理性的理解产生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就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和最理性的人也会对此大为吃惊。
一天晚上，迪克（Dick）告诉我：“我记得母亲打电话给我，向我诉说她的手臂和胃部正在疼痛，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多分钟了。”迪克是一名内科大夫，经验丰富，头脑冷静，而他说话做事喜欢一针见血，从不留余地。像许多医生一样，他喜欢诊断所带来的智力挑战，不可能做事后诸葛亮。“她对我说可能是她吃的东西的事。我立刻回答，是的，肯定是你吃的什么东西造成的。我就挂断了电话。”
当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迪克的妻子林德赛（Lindsey）看着他，一脸的茫然。她也是一名医生，但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她的父母那边的事。
“所以我就挂了电话，把谈话讲给林德赛听，她看着我说：‘不对，不是她吃的食物的事，她是心脏病正在发作。’当然她是对的！所以我马上把电话打了回去。”
迪克讲述这个故事时啼笑皆非，他竟然把如此简单的问题搞得错得如此离谱。当然了，这就是医生不应该给自己的家人治病的原因，因为爱让他们看不到病情的真实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家人向他们寻求建议，甚至有时还会要求免费的家庭看护。事实证明，专业的组织也没有办法禁止医生治疗自己的家人。这种危险是双重的：不是倾向于将病情轻描淡写（我爱你，不能接受你生病的事实），就是倾向于小病大治（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痛苦，最小的病也要治）。我所遇到的每个医生都经历过其中一种的反应，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对家人做出正确的诊断，他们也知道这并非自己医术不精的体现。
我们的特性非常依赖于我们所爱的人，家庭生活的核心作用是保护我们对彼此的幻想，这就是组建家庭的意义所在。在电视剧中，因为对家人的爱而变得盲目的典型人物一定是卡梅拉•瑟普拉诺（CarmelaSoprano），她的丈夫是残忍、淫乱的恶棍，而她则徘徊在知情和不知情之间。她将如何获知真相呢？这会摧毁她所爱的一切：她的家庭、她的住宅、她的孩子，以及她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好人的感觉。对她的孩子麦东（Meadow）和小安东尼（AnthonyJr）而言，面对这个事实更为容易，他们不能选择父亲，也不觉得他们的身份完全依赖于他。但是，卡梅拉选择了托尼（Tony），所以，对于她来说，面对她已经宽恕的一切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是天主教徒的罪恶，她还要对难以想象的“可怕行为”负责。她非常希望托尼能成为一个好父亲，让她的家庭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幸福之家，她的身心能量的大部分都用来维护让她的生活值得一过这个幻想之上。她对托尼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
卡梅拉的困境是极端的，但也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这正是这部电视剧受欢迎的原因。许多夫妇发现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担心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因而宁愿假装不知道。就像卡梅拉一样，人们更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一举一动就像是一切正常。在这方面，虚构的文学作品与现实并不一致。与卡梅拉极力表现得富有魅力而又生活阔绰大相径庭的是，据大家所说，普瑞罗斯•希普曼（PrimroseShipman）显然拒不承认她的丈夫哈罗德（Harold）是英国犯罪史上最残忍的连环杀手。尽管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罪行累累，她依然坚决主张她的丈夫是清白的。在她的丈夫被定罪之后的调查中，她回答“我不知道”的次数已然过百。但是，没有人认为她是虚伪的。主持调查的珍妮特•史密斯（JanetSmith）女士对普瑞罗斯的描述是“诚实而直截了当”。在希普曼的3个病人死亡时她到了现场，或者说在他们死亡之后她马上就出现了，并且站在其中一个病人艾琳•查普曼（IreneChapman）的身边，而她的丈夫去看另外一个病人。然而，所有的迹象表明，她没有看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3）
尽管邻居们对她的忠诚感到吃惊，并且很是反感，而其他的观察者并不这样认为。唯一与哈罗德•希普曼会谈过的精神病医生理查德•贝德库克（RichardBadcock）描述了他对于控制的可怕欲望，并发现妻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理想掩体。普瑞罗斯•希普曼毕竟要完全依赖她的丈夫。当她在17岁怀上哈罗德•希普曼的孩子时，父母就与她断绝了联系，在她草草举行的婚礼上，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甚至没有出席。她识字很少，只能靠当保育员和经营一家三明治店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因为她有4个孩子需要照顾，这使得她在情感上和经济上都要依赖于丈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有亲密的朋友，或是其他能够给她带来角色和地位感的社会关系，虽然她的婚姻是屈辱的，但她是有婚姻的，这些社会关系本应由她的婚姻来提供。在她的人生中，显然没有这样的时刻，让她有力量或者具备自立的能力去看清在她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不必应对拒绝相信的普瑞罗斯•希普曼生存下去所要面临的苦恼。我们更有可能揭露的秘密是婚外情。众所周知，虽然存在外遇的夫妇有多大的比例难以确定（理由显而易见），估计占到婚姻的比例介于30％～60％之间。在离婚期间，有24％的离婚要引证外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艾米丽•布朗（EmilyBrown）说：“在夫妇中间，当有人出现外遇时，没有人真的想知道。”艾米丽•布朗是一位婚姻治疗师，对婚姻不忠的深刻认识和研究似乎并没有毁掉她的乐观态度。她55岁左右，依然穿着色彩浓烈而鲜亮的服装。在她的一间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只有一个陶罐，上面贴着一个标签“认知超载”，暗示有时知识也会成为一种负担。
在她执业的实践中，艾米丽•布朗的工作就是帮助婚姻受到外遇威胁的夫妇或个人。在客户来找她之前，婚外情通常已经被发现，她所看到的部分表现是受到背叛的配偶感到没有留意到事情的进展而感到的愤怒。
“他们可能已经怀疑了，”布朗说，“但即使是在一方有疑心的婚姻中，你如何才能要求并且让婚姻完好如初呢？如果对方没有外遇，那你就是凭空怀疑的挑衅行为。如果对方有外遇但拒不承认，那么就会被揭穿。如果对方有外遇并且承认了，那么一切将会土崩瓦解。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让婚姻关系完好如初。”
处于知道又不知道的状态非常痛苦，它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者好几年。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让人们更容易视而不见，不那么戏剧性，也不易受到伤害。
“所以，我知道人们的想法：我应该问，但我不会问。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的许多客户都是在从来没有人谈论危险话题的家庭中长大，大量的谈话是彬彬有礼，却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进行这些对话。但另一方面，他们会想：如果我们谈论它，就意味着它确实存在。因此，通过对任何事都闭口不谈，他们试图使其消失不见。”
根据布朗的经验，夫妻双方都会视而不见：不忠的配偶对于被发现的可能性视而不见，拒不考虑可能导致的后果，更喜欢保持没有人会受到伤害的幻想。这可不是愚笨，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外遇和家庭能够和平共存，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另一方面，遭到背叛的一方绝对会拒绝理清头绪，因为只要怀疑还是不连续的点，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用改变，爱情如故，涛声依旧。
“我有一个案例，”布朗回忆道，“丈夫有外遇，但是妻子没有猜忌。妻子得了性病，为此去看医生。当她告诉丈夫时，他尽量掩饰，轻描淡写地说：‘你一定是在和孩子们露营时感染上的。’于是，她就没有多想。
“10年之后，妻子去理发店里美发，在那里她阅读了一篇有关性病的杂志文章，她这才恍然大悟！直到那时，她才去找她老公当面对质。在这个案例中，双方都视而不见：他对被逮住一事视而不见，而她则对正在发生的事熟视无睹。”
根据布朗的看法，许多人凭直觉就能发现事情不对头。这些婚姻难以修复的一个原因在于受到背叛的一方感到非常愤怒，不仅是恼怒对方，更是生自己的气。“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每次发问都感觉自己如此愚蠢、如此幼稚。突然之间，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观看一场拼图游戏的自我组装：所有的拼图块咬合在一起，产生了一幅谁也不想看到的极其丑陋的画面。被维持爱情的幻想所滋养的宝贵的自我价值，也就是自尊，随着真相的暴露而被摧毁了。
我们会奋力拼搏来保护自尊，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与人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没有关系。人们全都需要感觉他们是完美的人，甚至或者尤其是当他们其实处境糟糕的时候更需要如此。
“我明白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给自己解脱说：这不能用常理来解释。我认为，不管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侥幸成功。”当涉及自己的婚姻时，甚至是老虎伍兹（TigerWoods）也会视而不见。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4）
“成功自会带来其盲目，”布朗说，“成功的人相信他们能够摆脱它。我曾经与一小组4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并且有外遇的男人交谈，他们甚至看不到危险！这不是一种对风险的爱好。他们觉得妻子永远不会知道，所以哪里还会有伤害呢？他们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某种魔力，他们的成功意味着他们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而且他们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已经造成的伤害。他们只是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好男人，他们做的却是坏事。”
跟布朗交谈时，她感觉好像是一名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她的咨询室就是妻子和丈夫们为了保护自尊而发起宏大规模战斗的战场。她说，视而不见在帮他们战斗。如果有孩子被卷了进来，不忠的配偶尤其是睁眼瞎。他们让自己相信，不管什么年龄的孩子都一无所知，什么都不关注，就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对成年人的生活无法理解。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欣慰的谬论，却常常被孩子们的表现所加强；孩子沉默不语，因为他们努力想维系家庭的完整。每个人都在合力进行集体幻想：家庭依然完好。
“有一对夫妇，我曾经跟他们共事，他们处于半分居状态，”布朗回忆说，“他们在孩子面前发生过多次争执，丈夫搬到外面一个公寓里住，就在车库上面。因为一个孩子过生日，他们又聚到了一起。夫妇双方都说他们认为孩子们不会怀疑家里的变故。咳，他们的孩子一个13岁，另一个10岁，而且爸爸不再住在家里了……”
通过跟布朗交谈可知，很明显这种视而不见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已经不能让她感到吃惊了。但是，她也认为伴随着外遇的视而不见常常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居住在周边的邻居常常是跟我们相似的人，这样的社区里有许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很少经历冲突。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培养出需要管理冲突的方法，而且对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冲突也缺乏信心。我们说服自己，相信不存在冲突同样也是一种幸福，但是相机抉择让我们不可思议地变得虚弱无力。
“在很多情况下，外遇的开始是由于人们想回避冲突，或者对熟悉产生了厌烦。人们对需要处理的事情敬而远之，他们认为他们无须说出任何消极的话，他们不知道如何用一种非攻击的方式清楚地表达批评或质疑。于是，当他们最终通过外遇表达他们的不满时，结果它就真成了一种攻击，而且激起了更多的攻击。很多时候这都是产生于没有处理好思想情绪，没有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与处理不舒服的感情相比，视而不见更容易做到。”
贯穿在布朗的谈话和她从实践中所获经验中的是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对可能看到的或可能感觉到的事情非常害怕，我们才变成了睁眼瞎。我们的个性和自我价值感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已经到了即使他们伤害我们、我们也依恋他们的程度了。
路易丝•米勒（LouiseMiller）回忆说：“我们希望父母爱我们，而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他们期望我们成为什么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路易丝是布朗的一个客户，在经历了多年屈辱的婚姻之后，她找到布朗寻求建议和治疗，她很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注意婚姻中那些纷纷扰扰的事情。路易丝说，她十分渴望取悦于自己所爱的人，从不敢真的提出任何质疑。
“我是在20岁出头时结的婚，我真的不想结，但是我想那是我该做的。我约会了，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结婚了。之后，30多岁的时候，我有了几个孩子，我想我要拥有父母认为的那种完美人生。我有了漂亮的大房子，带有一个大花园，周围的邻居也很好。我想：现在我拥有了美满的生活。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了解了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父母期望我做的事，做我丈夫希望我做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们快乐，我就会快乐。可是我单单没有看到自己！”
路易丝竭尽全力想要获得父母和丈夫的认可和爱，她对“幸福和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理解是千篇一律的俗套，她从不敢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提出严肃的问题。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从没有见过酒，甚至做饭也不用。因此当我遇到现在的丈夫时，全然不知他是一个酒鬼。我与他是在大学相识的，当时他有一些粗野，我仅仅认为那是聚会时才有的行为，他以后会改掉的。但是他从未改变。我抱怨过，但他无法戒掉。后来有一天他父亲对我说：‘你知道你嫁给了一个酒鬼吗？’那时我都40多岁了！我怎么会和一个酒鬼生活在一起，却浑然不知呢？”
路易丝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尝试打破了其他所有人对她的期望，她和一位工作上的同事谈起了不正当的恋爱。
“我从没有想过有什么事会发生。我变得沮丧和内疚，一天晚上，我将这一切告诉了丈夫。我认为，一旦我对他坦白，我们就会和好如初，再次坠入爱河！这个时候我去咨询艾米丽。我真希望她能够看到故事的结局，是否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原来我也有选择。那是我的人生。”
当路易丝给我讲述她的故事时，感觉层层的迷障仿佛正在消除，她对父母的爱，她对丈夫的爱，她对孩子们的爱，一个一个地在她眼前移开。她曾经苦苦挣扎，为的是坚守这些爱，因为多年以来，她简单地相信没有了对他们的爱，她就什么也不是了。艾米丽说，她对路易丝的思想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但是，路易丝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不能正视她自己和她的婚姻，她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
婚姻中这种视而不见的故事太多了，剧本是高雅的正剧，却被演成了低俗的喜剧。从奥赛罗（Othello）到《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Bezukhov），再到《广告狂人》（MadMen）中的贝蒂•德雷珀（BettyDraper），我们能够与这些看不到真相的角色产生共鸣，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那就是我们可能相互看错，或者不能正确看清我们自己。我们释然一笑，因为这些角色不是我们；我们流泪哭泣，因为这些很容易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没有什么比在被虐待儿童摧毁的家庭里上演的“戏剧”更激烈或更可怕的了。虽然我们都能清楚地认识到“陌生人的危险”，并且尽一切所能确保我们的孩子远远地离开任何不认识的人或可疑之人，但是，一直以来，大多数虐待儿童的事件却是发生在家庭里面，或者是被孩子们所熟知的作恶者所为。根据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统计，在满16周岁之前经历过性虐待的儿童达到了16％。看到这样的数据，你会情不自禁地怀疑：在像家庭这么小的单元里，怎么能够存在如此的虐待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在大多数虐待儿童的案例中，施虐者通常是家庭成员或是朋友。”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儿童保护意识部部长克里斯•克洛克（ChrisCloke）说，“这种行为通常很难看出，因为经常是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深深的爱让人们不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很多人甚至压根儿就不愿意承认存在虐待儿童这档子事。他们更愿意关心来自陌生人的危险，而不是考虑多数虐待来自家庭这一事实。”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5）
费利西蒂•威尔金森（FelicityWilkinson）是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许多工作在一线的人员之一，他负责接听慈善求助咨询热线。“你经常会发现，一位妈妈与一位虐待她孩子的男人交往。这个男人是她的恋爱对象，最让她想不到的事是他们会做出那种事情。即便是证据确凿，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充分理解。
“一个案例闪过我的脑海，某位女士说她知道了她的老公曾经因为性虐待而被定过罪。她努力说服自己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因此他一定改过自新了。她确实打热线寻求确认，她抱着一线希望，想听我告诉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不必担心。她爱上了这个男人，他为她做了很多事情，还帮她照顾孩子。她只是不愿意去设想她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我问费利西蒂，让父母了解在他们自己的家庭里可能存在危险是不是很难的事情？
“总是很难，非常难。当我在某个地方政府做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时候，父母总是为此而斗争。难以让父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麻烦。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希望这就足够了。难度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他们在NSPCC给我们提供信息，表明孩子真的有危险，我们有义务联系儿童服务局。所以，他们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害怕启动整个程序。”
“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发觉，”艾莲娜•吉尔（ElianaGil）说，“而是他们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吉尔博士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救助儿童”组织（Childhelp）工作。她有着多年的经验，亲眼看到家庭成员所经历的痛苦转变，从一开始的毫不察觉，到最终看到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她说，事情的败露遵循着一个模式。
“这个方式我想是这样的：就像是某人受邀去参加什么聚会，他们抵达，门被打开，他们看到原来是为他们准备的一个惊喜生日派对。在惊诧的瞬间，他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早上在床上看到了丝带，为什么哥哥取消了今晚的晚餐，为什么简（Jane）的行为如此地奇怪。原来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碎片毫无意义，现在它们突然被联想起来，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这是我从妈妈们那里得到的经验。当有人说你的孩子被父亲虐待的时候，她们突然会想起：为什么我发现她晚上在屋子里转悠，为什么她的衣服在我的卧室里……所有这些记忆当中毫无意义的细节突然获得了意义。”
吉尔博士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受到虐待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她说，对于在自己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些母亲已经发觉，而有些母亲却还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都很常见。
“看见和看不见，这种反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虐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当然，它无法解释最初为什么会发生虐待，但它确实解释了虐待如何在家庭内部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果你继续存有幻想，你就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只不过是让这种生活继续。但如果你接受现实，那么就要被迫做出重大决定，许多人都想逃避现实。”
根据吉尔博士的说法，常常是几种担心暗中发挥作用，阻止人们不去思考不想知道的东西。如果施虐的父亲是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害怕失去经济支持和收入可能压制住对真相的了解。害怕羞耻和社会的排斥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但是，在所有这些威胁的背后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担忧，存在于她们的意识之中，那就是知道了虐待的事实会摧毁现有的一切。
“了解这种想法太危险了，这是任何人最不愿意想象的。母亲们感觉仅仅是提出疑问就等于在质疑她们的现实生活。而来自于不幸家庭的母亲们尤其如此。她们太理想主义了，以至于她们想要保护孩子。心存幻想和保护幻想形成了合力，她们无法突破屏障，去探究有些事情出错了的可能性。”
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孩子对于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价值来说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她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怀疑之心。
“对于我试图影响过的许多妈妈来说，她们的个性与做一个好母亲或好妻子的角色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她们很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将‘个性’当作一件外套穿在身上，对她们来说非常地重要。她们不能把这件外套脱下来，否则就会让她们变得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似乎她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角色之中，简直承受不起再向这个幻想发起挑战。它就是一个这样被投入的过程。因此，当事实证明它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的时候，她们常常感觉自己绝对是一无所有了。”
对于一个为如此痛苦的问题做指导的人来说，吉尔博士非常地自信，她非常肯定地认为，这种家庭的灾难中可以产生有益的收获，但是，只能通过认清已经发生的事实才能实现。她热切地相信，如果故意视而不见使得虐待得以长期存在，那么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让它停止。
“我曾经为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提供过援助，她的丈夫因为在他的电脑中存放有大量儿童色情作品而被捕，由此我开始与这位母亲以及她的孩子打交道，因为当这一切发生时，她们惊呆了，身心受到了重创。起初，除了她们被父亲以非同寻常的姿势拍过照片外，孩子们似乎没什么事。
“随着我开始与这位母亲的相处，帮助她学会在缺少丈夫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其他事情开始浮现出来。这对夫妇已经两年没有过性生活了，她觉得有些奇怪，不过当时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吧，可能这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后来，她意识到他与他们10岁大的小女儿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她还有一点点为孩子们高兴，他对孩子们有着如此强烈的依恋，但她也开始感到疑惑。‘我很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担心，’她就是这么说的，‘我很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担心。’”
在与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相处了大约9个月后，吉尔博士开始担心那个10岁的女儿，她的行为表现得与一个受过虐待的孩子一样。于是她就此询问女孩的母亲。
“她说：‘好吧，我猜测有一次我走进卧室，他们在床上搂在一起，我能够看出他勃起了。’于是，我问她是否与他谈过此事。她所说的全部内容就是：‘我提及此事，他否认，因此我想我一定眼花了。’”
对于她所有的经历，甚至吉尔博士都感到惊讶，这么多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而且还没有被看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位母亲渐渐地树立起勇气，将她记忆中的图片拼在一起，这给吉尔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逐渐地，事情在她的思维中变得更加清晰，但当时它们太可怕了，以至于不能细想。现在她的眼睛变得明亮多了，仿佛对自己有了新的感觉。然而在那时，她不能与她的自我意识妥协，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希望。而她的女儿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她的母亲不敢正视摆在她面前的事实。”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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