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视而不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只要是感到这样做比较安全，并且什么也不说，只要是保持心平气和感觉更有好处，虐待就会继续。我们维护自尊的渴望往往会使别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新兴的脑科学为浪漫和母爱的牺牲品所经历的情绪波动提供了一个物理证据。伦敦大学的一组神经系统科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对浪漫的配偶和母亲们的大脑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知道爱本身拥有一种进化优势，我们相爱、相伴，并且照顾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就是种族繁衍的方式。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想知道大脑的哪些区域会对爱做出积极的反应，哪些区域又与此无关。
他们发现，爱激活了那些与奖赏有关的大脑区域，对食物、饮料、金钱或可卡因有反应的脑细胞也会对爱做出反应，这一结果并不令人非常惊讶。这也就是爱和被爱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很好的原因。此外，有些证据表明爱甚至可以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得出我们沉溺于爱的结论可能不太准确，真实情况是我们需要爱。
受到抑制的大脑区域比被爱激活的大脑区域更能说明问题。在自愿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中，想念他们的孩子或是伴侣时，大脑的两个特定区域不活跃。第一个是负责注意、记忆和负面情绪的区域，第二个区域与负面情绪、社会判断和辨别他人感情和意图的能力有关。换言之，被爱激励的大脑的化学作用会让我们丧失对所爱之人进行大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为大脑从不对幻想提出挑战，我们的幻想得以持续。就像许多神经科学一样，这为诗人们已经知道的那句话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现实的证明：爱不做评判。
神经科学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提醒我们盲目的爱并不等于愚昧或者无知，它是那种对富人、穷人、受过教育的人或其他什么人不会区别对待的物理存在。我们会对所爱的人产生幻想，并且会保护这个幻想，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它。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那些受到虐待和不幸婚姻关系折磨的男男女女成功地克服了自己的视而不见，并且坚持面对真相时，他们便克服了非常真实的、非常令人畏惧的障碍。
当这样的障碍受到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强化时，尤其难以克服。这也是为什么儿童虐待丑闻会在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教堂里屡屡发生的原因。对教堂的崇敬、对父母的爱戴和对传统的尊重全都在暗地里促使整个社区的人对他们以某种方式总能知道的事实不闻不问。
“长久以来，每个人都假装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太悲哀了，太可笑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会处理它们。可是多年来，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没有人知道。你还能再说什么呢。”
科尔姆•奥格尔曼（ColmO'Gorman）管理着爱尔兰的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组织。他在爱尔兰是一个强势人物，众人皆知，组织性很强，而且效率很高和敢作敢为。但是，他也不是总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奥格尔曼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度过了童年，他曾被当地一个叫做肖恩•福琼（SeanFortune）的牧师虐待了两年半。奥格尔曼被他对父亲的爱、对母亲的爱和他们对基督教会的爱逼入了困境，进退两难。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非常脆弱。当福琼威胁他要把所发生的事告知他的父亲时，奥格尔曼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不能允许它发生。
“恐慌笼罩了我的全身，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我想要逃离，想从汽车上跳下，想做任何让我摆脱那个可怕时刻的事情。只要能阻止他做他说过要做的事情，让他做什么事情都行。我父亲……知道我做了什么，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会杀了我的。他会羞死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了，尤其是我父亲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奥格尔曼认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对他所做的事，他的生命所依托的一切将会毁于一旦。所以，在虐待继续进行，而且此后又维持了数年的情况下，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经历虽然悲惨，但远非个例。2005年的弗恩斯调查（FernsInquiry）发现，单在奥格尔曼所在的主教管区，就有针对21名牧师的100项指控。一年以后，墨菲报告（MurphyReport）审查了46名牧师的履历，他们是从指控已经被提交的102个案例中挑选出来的。仅仅是对这46名牧师的质询就获得了320多名儿童有待证实的指控。“有一名牧师承认他对100多名儿童进行过性虐待。另一名牧师则认可，在长达超过25年的任职时间里，他每两个星期就会进行一次虐待。”该报告称，“仅仅是档案中记录在案的针对这两名牧师的投诉就超过了70次。”2009年的报告发现，对受害者来说，“保护隐私、避免丑闻、保护教会的声誉以及保护教会的财产”比公平正义更重要。报告总结说：绝大多数的牧师对虐待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对爱尔兰警方提出强烈的批评，因为警方认为牧师没有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教会和警方的关系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这只是发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情况。
到了这一地步，已经是什么纸也包不住火了。奥格尔曼说，它成了人人皆知的丑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他所在的村子里，人们谈到牧师的时候，会说单独一个人时要躲得牧师远远的，他们是一伙你不应跟着一起走向墓地的人。同样，爱尔兰警察也在非正式的场合提醒人们，或许不要让某个牧师与你的孩子待在一起太久。广为人知却又普遍被人视而不见，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正如奥格尔曼所说：“他们告诉你，却又没有告诉你。”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都不知道。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7）
最后，奥格尔曼离开了家乡，四处漂泊，经常失业，无家可归，游走在都柏林和伦敦的大街小巷，成了一个无立锥之地的流浪者。很多年以后，他才有了需要知道对他做了些什么的自信。当他最终向父母吐露了这个秘密时，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家门，他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他起诉了肖恩•福琼，并且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设立了一个求助咨询热线电话。
“出于对家庭破裂的担心让儿童们噤若寒蝉。”奥格尔曼说，“家庭是孩子所知的爱和安全的唯一来源。他们如何敢伤害他既爱又怕的父母呢？那他会怎么办呢？我不能阻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又无法逃避，于是我就只能拒绝承认它的真实性。我会只盯着看天花板上的一个地方，让自己的思绪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分离开来。在那种地方，拒绝承认让我精神健全，不至于发疯。发现墙上的斑点表示我没有在房间里。”
实际情况是奥格尔曼的遭遇不是独立的个案，虐待儿童的事件很普遍，表明并不只是奥格尔曼一家受到了威胁。当时的爱尔兰充斥着高度的神权文化。教会管理着多数重要的机构，而政府大都是听之任之。因此，对教会的任何攻击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威胁着它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敢于质疑这个国家最具权势的机构的道德权威可能会让任何一个人犹豫不决。
“如果一个人感觉与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质疑的破坏性是恐怖的，”奥格尔曼说，“确实无法想象，不能想象。它是安全感的丧失，它让你怀疑任何安全感的真实性。猛然之间，危机四伏。我被教会和上帝接受是因为我接受了对它的信仰。如果我指控所有的人，谴责这一切，我不就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了吗？更不用说教会的权势了……”
教会的彻底不妥协甚至让一些最虔诚的信徒都目瞪口呆。教皇派到爱尔兰的使者拒绝在爱尔兰的立法者面前作证，没有揭发那些有恋童癖的牧师的主教一个也没有被除名。奥格尔曼同样被震惊了。
“爱尔兰是一个拒绝接受现实的国家，”奥格尔曼说，“如果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现实，你就真麻烦了，因为你相信你的生存取决于你要对真相闭上眼睛。所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的自我意识从天堂跌落到了地面，而这种担心又被证明是有确凿的事实做根据的。
“不过，我们当时没有质疑的是这种视而不见是否为一件好事情。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纯洁美好的天主教社会里，善意善行存在，神职人员都戴着硬白领。但是，当我们最终明白了这种幻想的代价时，我们必须要放弃它。代价如此之高，伤害如此之巨。”
虐待奥格尔曼的肖恩•福琼在审讯结束前畏罪自杀了。其他的牧师和主教退休的退休，消失的消失。当教会了解到虐待事件的规模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受害者，反而迅速行动保护自己的财产，办理保险手续，以防备未来诉讼费用的所需。但是，某些牧师对他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大失所望，因为教会的这种等级制度让他们无从知晓，也没有经验来处理这些案件。
“我知道虐待儿童的事情确实存在，不过对累犯和对受害者生活的长期影响知道得不多。”一位牧师向我吐露了心声。
毫不奇怪，他坚持要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多年以前，当坐在优雅的都柏林酒店的大厅里时，他可能是众人关注的中心，握有实权，习惯了别人的敬意。而现在，我们的谈话要压低声音，他出现的时候没有了那种排场，几乎是偷偷摸摸。他向我形容道，谣言如何传到他的耳中，可他对如何应对并不十分清楚。
“让我十分惊讶和几乎不能相信的是，我发现20年后，在我请教过无数次的法律、医疗和咨询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建议我：向警察揭发犯罪，或是把他撤职。”这位牧师说，“我了解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出现，无数的美国主教正在着手处理，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助益。事实上，他们似乎正在重蹈我们10年之后在爱尔兰将要犯的所有错误。在爱尔兰，我们显然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我想，人们是希望：如果我们闭口不谈，它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不谈论它，它就会消失，这个幻想持续存在了几十年。是教会和警察合力促成的这种局面。最终，教会没有行动，而是像奥格尔曼这样的受害者鼓起勇气，把牧师们告上了法庭，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众。当时许多牧师畏罪潜逃了。如果丑闻不消失，他们就消失。
此外，教会继续保护施虐牧师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和不会被审判。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仿佛已经非常明确，视而不见的教会希望继续保持盲目，并且希望教徒们也这样做。对奥格尔曼而言，这是教会的失策：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而他们没有站在真理的一边。
“出于对自身罪恶的恐惧，我们所做的，或者跟我们亲近的人所做的，或者机构所做的，就是否认，而这就是我们的应对之策，”奥格尔曼说，“通过假装不知，我们让自己变得软弱无力。”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8）
就在奥格尔曼和我讨论这些丑闻对整个爱尔兰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我被他的怜悯和论证的广博震惊了。他似乎认为，虽然对孩子们的最大伤害是由牧师造成的，但进一步的伤害仍然是由教会在道德上不能为受害者提供支持造成的。外界的批评给教会及其牧师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内心的深处加以反省，寻找自身的美德，可是他们既缺乏这样的眼光，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最终错失良机。目前，有1/3的爱尔兰人“完全”不信任教会，警方、超市和媒体享受着更高的公共信任。我把和奥格尔曼的谈话与之前和那位牧师的谈话进行了对比，我发现，尽管奥格尔曼受尽了折磨、惶惑、贫困，又被人身中伤，但是他的生活更富有意义。那位牧师生活安逸，受人尊重，但他现在仍然陷一场战斗之中，只不过斗争存在于他自己和真理之间，他在设法决定谁会占上风。
有些批评者可能会对这种解释不以为然，称那位牧师并不是在表示关心，他的道歉和解释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为的是确保自己重新过上一直以来的生活，不想有什么改变。许多人所说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r）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是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在1942年以后他成了纳粹德国的二把手。他是纽伦堡审判之后没有被判处绞刑的少数几个纳粹精英分子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对希特勒政权的罪行直言不讳，作为希特勒政府的一个成员，他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施佩尔最简单的选择，他信仰集体责任、但是，施佩尔难以看到的是他要为什么承担责任。
“施佩尔看不到他不想看的东西，”施佩尔的传记作者姬达•塞雷尼（GittaSereny）说，“我认为他很想拥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他做不到。事实上施佩尔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绝顶聪明，而故意健忘是他的自我防御。这种自保方式的存在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
塞雷尼在纽伦堡看到过施佩尔，只是到了1978年开始与他对话时，才对他有所了解，这次谈话几乎就是一次讯问，一直持续到1981年施佩尔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她的书《施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AlbertSpeer:HisBattlewithTruth）里，她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施佩尔那种自欺欺人的自我争辩，以及随后与她进行的骗人的狡辩，正如他设法看清，又设法逃避看清他作为一个纳粹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一样。塞雷尼是一个老道的对抗大师，她对细节纠缠不放，对施佩尔讲述的事实提出质疑，不断地将他在伦理上洗脱自己罪责的逃跑路线一一封堵住。他们之间的斗争非常具有戏剧性，原因在于施佩尔甚至比塞雷尼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塞雷尼想要知道真相，而施佩尔需要知道真相。这两个人相互较劲的一个障碍是施佩尔坚持了一生的自我克制和视而不见。按照塞雷尼的说法，施佩尔的盲目深受他对希特勒的爱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施佩尔对希特勒非常关心，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塞雷尼说，“它与政治相去甚远，更多的是一种父子般的感情。施佩尔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他依赖这种情感。他需要它，这样才能感到完整。”
确实，当施佩尔向塞雷尼描述他在1933年第一次会见希特勒时，他的讲述一反常态，已经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华丽的辞藻很是接近。
“你能想象到吗，”施佩尔说，“那时我年轻，不为人知，一点也不重要，而他是个大人物，引起他的注意，就算是瞥你一眼，就堪比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当他对我说‘来吃午饭吧’，我想我晕了。”
因为建筑师施佩尔在与希特勒会面之前参观了一个建筑工地，他的上衣满是灰尘，希特勒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给他穿。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施佩尔再次问道，“当时我28岁，在我自己的眼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紧挨着他坐着吃午饭，穿着他的衣服，事实上被选为和他单独交谈的对象，至少那天是这样的。我都激动得昏头昏脑了。”
其实是希特勒的权力让施佩尔头晕目眩的。希特勒很看重这个年轻的普通建筑师，虽然施佩尔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他被赋予新的第三帝国的巨大任务，显然希特勒相信施佩尔是一个富有才能、重要的和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所有这些特点是施佩尔一直渴望被人认可，而他的父母显然没有从他身上看出来的。正如施佩尔后来说的那样，希特勒成为他的生命。
“他把自己当成希特勒的儿子，”塞雷尼说，“所有他的运气，所有他的机会都是经由希特勒获得的。他喜欢希特勒，他爱希特勒，这也是一种报答。希特勒的确欣赏施佩尔，而施佩尔逐渐爱上了希特勒。”
对于施佩尔来说，施佩尔对希特勒的感恩戴德和围绕在德国独裁者身边的政治气候形成了一个致命组合。由于自己的身份如此完全地依赖希特勒，因此，在施佩尔的意识里不允许有任何对元首的批评。他曾在他的某个建筑工地附近看到过一摊一摊的血。纳粹在德国全境突袭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过后，有一名实习的建筑师辞职了。但是，施佩尔说：“我心里装着其他的事情。”当1941年开始从柏林驱逐犹太人时，施佩尔写下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邪恶事件的预兆”，但是，塞雷尼对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不过是施佩尔的推诿之词。她惊讶的是，如果施佩尔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感到不安呢？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9）
“到了那个时候，”塞雷尼写道，“我对施佩尔在感觉难以置信时从浓重眉毛下射出的突然尖锐的目光非常熟悉。不但他的表情变得机警和谨慎，连他一向轻声细语的嗓音也突然发生了变化。‘我选择了看不见，’他冷淡地说，‘但我不是无知。’”
1942年，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战争生产部部长，他想继续保持视而不见和一无所知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施佩尔不再为有千年历史的德意志帝国设计集会和纪念仪式，现在他负责德国的军需生产和确保战争机器所需的劳动力。由于任命他担任此职务，希特勒挖掘出了施佩尔的真正天赋，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建筑师，而是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和行政管理者的才能。但是，就在施佩尔发现了自己真本事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让他卷入了种种暴行之中。现在他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聚在一起，参与到涉及犹太人的会谈中。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施佩尔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现在认为，当时如果我想要知道的话，我肯定能发现一些线索。”
塞雷尼曾经问过施佩尔：如果他知道了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会做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而且不断地希望我能给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吗？”施佩尔把头枕在他的手上，“我给自己的答案总是一样的，”施佩尔说，声音阴郁，略带嘶哑，“我会想办法继续帮助那个人赢得战争。”
塞雷尼说，施佩尔的道德堕落“根源在于他对希特勒的情感依恋，他把它比作是浮士德与恶魔靡菲斯特的交易。多年以来，施佩尔的成就和成功深深地根植于此，他生活在一个日益增强的需要和依赖的恶性循环之中，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施佩尔小心谨慎地避免视察任何的劳改营或集中营，他唯一的一次参观集中营去的是毛特豪森，当时他和其他的视察员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不让他们看到任何感到震惊的事情。但是，施佩尔的新角色使得他离他这个部长犯下的罪行越来越近。1943年8月，他视察了位于哈茨山脉深处的多拉劳改营，这是一个地下工厂，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vonBraun）的V-2型火箭正在这里生产。在劳改营里，奴隶般的工人每天赤手空拳地工作18个小时，睡在他们挖出的隧道里，1000多名战俘睡在4层的大通铺上，长度达到了100码。这里没有暖气和通风设施，也没有饮用水或是洗漱用水，寒冷、污秽和痢疾导致30000人死于非命。
“我毫无准备，”施佩尔告诉塞雷尼，“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地方……我看到了死人……他们无法掩盖这一事实。那些活着的劳工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3个月后，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和准军事部队成员聚集在波兹南（Posen），了解“最终解决方案”的有关情况，以便他们参与其中。有一个争论悬而未决，仍然激烈，那就是施佩尔是否还在那里听取了希姆莱（Himmler）关于灭绝犹太人的讲话。施佩尔认为他在希姆莱讲话前就离开了，但是塞雷尼和施佩尔本人都对他的记忆表示怀疑。可是，不管施佩尔是否真的出席了希姆莱的演讲，毫无疑问，他对讲话的内容是知情的。
1944年1月，施佩尔在与其他希特勒核心圈子成员的权力角逐中败下阵来。他现在也不可避免地知晓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的身份所依赖的一切逐渐坍塌。施佩尔对希特勒的爱以及对希特勒塑造的施佩尔的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故意忘记不再奏效，施佩尔崩溃了。他们之间的结合突然断裂了。当他3个月后重新返回工作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再次见到希特勒让我震惊。当他走进房间时，我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快步走向我。但当我也伸出手时，我有了一种特别陌生的感觉。当然，我已经差不多有10周没有见他了，但这不是原因。这就是他的脸？我看着它并且想道：‘天哪，我怎么没发现他如此丑恶？蒜头鼻子，皮肤灰黄，这个人是谁？’”
魔咒被打破了。施佩尔发现希特勒所犯累累罪行的证据无处不在，他开始背地里无视他的命令，暗中破坏命令，并抵制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当他被捕和接受审讯时，施佩尔承认负有“共同责任”，但不承认犯罪。在羁押期间和被释放之后，施佩尔进行了激烈的自我斗争，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恶人，但他并不愚蠢。仿佛一个情侣大梦初醒一般，对于所发生之事，或者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并不十分了解。
“他曾经爱过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爱德国，这就足够了，”塞雷尼告诉我，“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错了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希特勒同样错了，德国错了，自己也错了。施佩尔的悲剧在于，经过波兹南和多拉之行后，他真的想到了死。但是他求生的欲望很强，因此，实际上他是在用自己的余生挣扎着努力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塞雷尼对战后施佩尔生活的记述描写了围绕着施佩尔知道的事和必定知道的事之间的巨大斗争。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把施佩尔看成是奸诈之人表示怀疑。虽然塞雷尼的确喜欢施佩尔，却不是替他辩解的人。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施佩尔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为了看清真相最终准备要做的事有多么地艰巨。她受到吸引，加入到了他的战斗之中，因为它极富人性。
“不知道，那没关系。装糊涂也容易。知情可能就困难了，但至少它是真实的。最坏的情况是你不想知道，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一定是很坏的事。否则，你就不会那么不想知道真相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施佩尔在战后寻求真相的奋斗也是德国人的奋斗：不希望知道真相，又意识到面对真相是构建一个富有意义的未来的唯一途径，两种想法交织在一起。然而，施佩尔仍然对希特勒打造的自己的形象情有独钟，他无法变成另外一个人，恰如当德国人仍然沉溺在对过去的热爱之中时，德国就无法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挣扎所带来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们产生了爱，并且不愿知晓真相的时候，痛苦就会产生。并不是说你一定是个战争罪犯才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国家、机构和个人全都可能会因为爱、因为相信自己是美好的、有价值的和受人尊重的这些幻想而受到蒙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可是，当我们对缺点和我们所爱之人或物的短处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而是在自欺欺人。正如科尔姆•奥格尔曼所说：当我们假装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让自己失去了力量。这正是故意视而不见的悖论所在：恰恰在它将我们置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我们正以为它会让我们安然无恙。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1）
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是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也一定有。
为了生存，你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
——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2008年10月23日
爱上一个思想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容易。“大思维”尤其让人着迷，它们给世界带来秩序，让生活充满意义。当我们加入政党、教会或政府时，我们会找到具有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灵魂伴侣，并且感觉生活变得完整。我们甚至会说与思想“结婚”了。我们的很多个性是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积极地寻求对这些信仰的认可所界定的。实际上，我们甚至更进一步：我们的大脑会区别对待任何可能挑战我们坚守的信仰的信息。
2004年，一个由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开始探究这个过程实际是什么样的。埃默里大学的德鲁•威斯顿（DrewWesten）对心理学家称为“动机性推理”和弗洛伊德称为“防御机制”的概念——人们调整他们的已知来避免焦虑和内疚等不良情绪产生的过程——产生了兴趣。威斯顿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大脑的神经网络会设法满足两种约束条件：认知约束条件，即人们会按照感觉合理的方式将信息汇集起来；以及情感约束条件，即人们会对吸收的信息感觉良好。
为了验证他的理论，威斯顿和他的研究小组招募了15名坚定的民主党人和15名坚定的共和党人，在他们读政治材料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他们的大脑。当他们躺在扫描仪中时，要阅读两个人写的文字，一份是布什总统的言论，一份是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Kerry）的言论。而且在每一对引文中，一个陈述完全符合候选人的身份，而另一个陈述则正好相反。威斯顿想要弄清的是：大脑会像处理不喜欢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那样处理中意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吗？
实验发现，与候选人是同一个党的受试者对他们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表现出更强烈的不满。
“他们毫不费力就能看出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之词，”威斯顿写道，“但是，当面对另一个人令人不安的政治信息时，神经元网络开始活跃，产生焦虑。大脑不但会通过错误的推理设法关闭焦虑，而且是迅速地做。充满情绪状态指令的神经回路似乎会为消除焦虑和冲突的信仰补充能量。”
威斯顿说，大脑不会停止消除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矛盾之词。它会超时工作以“感觉舒服，激活给党羽所偏爱的‘理由’以少量正向强化的奖赏回路”。
在威斯顿的实验中，大脑正在使用的奖赏回路与当吸毒者注射一次毒品时所激活的是同一回路。换句话说，当我们发现与我们一致的想法，或是能够消除让我们不安的想法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与一个瘾君子再次享受他的首选毒品时同一类型的幸福感，并且重拾信心，这种感受和吸毒者得到毒品时的感觉一样：世界一切美好。至少有片刻如此。
大脑不喜欢冲突，它会拼命解决它。当我们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时，我们更容易找到一致之处，而不是找到分歧之点：毫不夸张地说，感觉好极了。但是，即使当大脑并不理性时，它也会感觉到理性。这意味着：当我们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信念时，我们就是在冒险，即对那些能告诉我们做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让我们身处险境。
1942年，爱丽丝•斯图尔特（AliceStewart）医生来到牛津，担任拉德克利夫医院住院内科医师，她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医生，也是当时加入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TheRoyalCollegeofPhysicians，RCP）的最年轻的女性。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她精力充沛，渴望应对重大挑战和攻克疑难杂症。在战争期间，医生奇缺，但是爱丽丝•斯图尔特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因此不能被征召服兵役，这让她更显得物以稀为贵，而她又经历了一桩失败的婚姻，这意味着她能够去需要她的任何地方，只要她愿意。
在牛津期间，爱丽丝不但治病救人，还领导了一批科研项目，专门研究让人费解的疑难疾病形态，其中一个项目是要弄清楚用TNT炸药填充弹壳的弹药工人为什么容易患上黄疸病和贫血症。战争期间，军工厂招收的工人都是“社会底层民众”，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因为体质虚弱容易患病才得病的，还是因为TNT炸药是罪魁祸首呢？最初这个作为实验室研究的课题很快就变成了现场调研。通过说服她健康的医学生到工厂做工，模仿工人们的生活，她得以证明：该疾病不是由于工人们虚弱的健康状况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接触TNT炸药（三硝基甲苯）造成的。后来她还进行了一些科研项目，如利用四氯化碳研究较高的工人流失率，以及调查患肺病的矿工等，爱丽丝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不过这并非是她有意为之。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随着对疾病高发率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联系的日益关注，牛津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Oxford’sInstituteofSocialMedicine）在1942年应运而生。为什么较为贫穷的人在婴儿死亡率、耳疾和乳突炎、呼吸道疾病、溃疡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要高出接近两倍呢？贫困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即将构建的英国国民保健体系的角度，对此会有什么作为呢？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赖尔（JohnRyle）将爱丽丝招聘到了该研究院，于是，她满腔热忱地投身到工作之中，她就是这样一个潜心研究的人。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2）
“对这些重大问题问都不问就行医，无异于隔着柜台卖杂货，”爱丽丝说，“你得了一种病，来看医生，而医生卖给你药丸。还有什么事情比它的责任更大的。没有人站出来问：‘谁因为病得太重了而无法前来就医？为什么这么多人得这种病，而很少有人得那种病呢？’”但是，在1950年赖尔去世后，爱丽丝的研究停顿下来。赖尔的研究所被降级为“社会医学研究室”，爱丽丝失去了导师，也失去了身份地位。
被牛津大学的研究所弃用，只剩下了微薄的薪水，没有研究用房，没有科研基金，没有研究项目，研究领域又很少受人关注或得到称赞，爱丽丝能够做出业绩来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识别难题，并且攻克它。当时热门的研究课题如肺癌、心血管疾病和脊髓灰质炎已经是人才济济了，这种情况下，就只剩下了一种病：白血病。白血病的发生正在逐年增加，发生率之高使得它像是一种流行病，但是，患此病的人数还是较少，因此，这一研究领域难以利用统计数字进行研究，而统计数字是流行病学研究的传统工具。白血病的两个异常特征引起了爱丽丝•斯图尔特的注意。白血病正在侵袭2～4岁的儿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通常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很健康，他们刚安全地度过婴幼儿期，还没有开始上学。而死于白血病的儿童也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生于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低的整体死亡率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爱丽丝决定拜访一位白血病患儿的母亲，看看能否在她们的生活中发现可能导致这种疾病类型发生的因素。她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具体是什么，因此先从怀孕开始问起。
“这是一件大海捞针的工作。”盖尔•格林（GayleGreene）说，1992年，她第一次见到了爱丽丝•斯图尔特。即便已经是86岁的高龄，爱丽丝的风采仍然让人赞叹，受此激励，格林决定为她写传记。
“爱丽丝不知道她正在找什么，因此她就问了所有的事：接触传染源了吗，是否接种，接触过猫、狗和母鸡吗，吃过商店出售的炸鱼和土豆片吗，喝过颜色很深的饮料吗，吃过彩色糖果吗，以及是否做过X光检查？”
爱丽丝计划访谈在1953-1955年期间所有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儿童的母亲。但是她得不到主流基金对她工作的支持，只从塔塔夫人纪念基金给了1000英镑的白血病研究资助，用于支付爱丽丝的前期研究费用。她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利用好这笔最低限度的财力。因此，她设计了调查问卷，带着它们亲自拜访了整个国家203个县级卫生部门的所有卫生官员。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说服这些官员让她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的医疗档案，来回答她所有的调查问题。当她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携带着沉甸甸的复写纸和牛皮公文袋，她把少得可怜的拨款都花在了往返的火车票上。
“当美国人想要做跟我们同样的研究时，”爱丽丝后来回忆道，“因为花费太大，他们放弃了。而我们花钱就非常少，因为我们利用的是现存的医疗档案。”
爱丽丝将500个白血病死亡病例外加500个死于其他癌症的病例与1000个相同年龄、相同性别和来自同一地区的活着的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当调查问卷开始回收之后，真相逐渐大白。罪魁祸首不是有人工色素的甜点，不是宠物，甚至也不是炸鱼和薯条。
对于“你是否做过X光产前检查”这一问题，每个死亡儿童的调查问卷中，选择“是”的答案出现的次数是每一个活着的儿童调查问卷中出现次数的3倍。“是”的答案为3∶1，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它们就像是两个难兄难弟，不是生就是死。除了在这一个百分数上有差别外，在其他方面全都相同。放射剂量非常小，照射时间很短，只做一次诊断式X光检查，只有很少部分的人体接受辐射照射，这被认为是安全的。但这足以导致早期癌症死亡的风险成倍增加。
“做过X光检查的孕妇会极大地增加儿童癌症的患病率”这一认识是流行病学家梦寐以求的那种发现：有一个难题，具有良好的数据，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但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当爱丽丝的激动逐渐冷静下来，她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她的结论，并且请求同事们在她发表之前认真加以检查核对。当她的文章《研究动态：儿童恶性疾病和子宫的诊断性辐射》发表在1956年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时，引起了轰动。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并受邀在苏格兰重做她的调查。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爱丽丝和她的研究团队继续收集数据。在3年的时间内，她们对英国1953-1955年间因癌症而死的全部儿童病例的80%进行了跟踪调查，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发表在195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MedicalJournal）上，至此，他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接受X光照射的胎儿在接下来的10年内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接受过X光照射的胎儿的两倍。
“我们料想，每周将会有1名儿童死于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医生即便怀疑我们的正确性，也会停止使用X光检查，而且我们感觉必须加快进度，要把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发生的所有病例全部加以研究，因为一旦他们停用了X光检查，也就没有更多的病例了。”
爱丽丝的担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25年里，医生们一直在使用X光为孕妇检查身体。直到1980年，大多数美国的医疗机构才最终建议这种做法应当被抛弃。用X光为孕妇检查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英国。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停止呢？全世界这么多的医生怎么会如此视而不见呢？爱丽丝的研究结果非常清楚，她获得的数据非常丰富，而且最初她也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现在的我们，还是对于当时的爱丽丝，对孕妇进行X光检查这种做法应该停止，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发生了什么事呢？
很多人愿意将它归罪于她与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Doll）的个性冲突。
“多尔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他任职于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ResearchCouncil），并且他真的不想让爱丽丝出人头地，”爱丽丝的自传作者盖尔•格林认为，“我想，他知道她是一个比他强的科学家，而且我认为她有他不具备的信念，因为这，他不能饶了她。”
多尔草草撰写了一篇论文来批驳爱丽丝的论文。他写道，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草草研究，“质量不是很高”，而且他后来评述其结果是“不可靠的”。但是，多尔在英国的医学研究所是个占主导地位的权威人物，他的话影响深远。爱丽丝•斯图尔特的女儿安妮•马歇尔（AnneMarshall）仍然记得多尔的抵制对她母亲产生的影响。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3）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因为多尔让她心烦意乱，但是他确实让她想了又想。然后，她平静了下来，专心研究，她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她不喜欢与人争斗，但是，如果某件事让她受刺激的话，她也非常坚持。”
爱丽丝是一个打破常规的科学家，这不会带给她什么帮助。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当时，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非常少，当了妈妈的女性则更少，而离了婚的妈妈更不会受到完全的尊重。独自照顾孩子使得爱丽丝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建立关系网、结交盟友，或者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她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盖尔•格林说，“她只是做她的研究，养家糊口，这些事就恨不能让她一天要干两天的活！相比之下，多尔则是一个健谈之人，是那种政治动物。非常圆滑！当我与他相遇时，我想这个家伙已经做了大量的公关活动了！但当你遇见爱丽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她真实、坦率，是一个不会让人产生戒心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喜欢她，但是她不会耍手段。”
多尔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单从性格这个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用X光检查未出生胎儿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继续存在。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布赖恩•麦克马洪（BrianMacMahon）也开始反驳爱丽丝的结论，但是，他的发现实际上与爱丽丝的发现一致：在其母亲做过X光检查的儿童中间，癌症死亡率要高出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其中一项最大的辐射研究调查了纽约、马里兰和明尼苏达的600万个X光检查的案例，它也同样证实了爱丽丝的结论。新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问世共同助力，使得收集和分析数据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加准确，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爱丽丝用问卷和复写纸调查得到的结论自始至终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被接二连三的研究证明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医生们还继续使用它呢？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所有的数据视而不见呢？
在某种程度上，X射线的趣味性也应受到指责。自从1895年被人们发现之后，X射线就显示出了一种统治力和神秘的光环。在19世纪90年代，X射线被用作一种精致而昂贵的人像摄影方式，甚至实在没有办法时还用来寻找误放入烘烤蛋糕里的戒指。鞋店也夸口X射线仪能够确保你选到完全合脚的鞋子：“售货员、买鞋的人甚至是买鞋人的参谋朋友能够形象化地准确地看到鞋子有多么地合脚，在匆忙之中或者在其他情况下都一样。”鞋店还声称拥有1927年“鞋荧光检查器”的专利权。“将这样一台仪器摆在店里，鞋商可以自信地向他的顾客保证：他们再也不会穿不合脚的靴子和鞋子了……父母也能直观地确信他们在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买鞋时，不会让儿女们敏感的骨关节受到伤害和变形。”
因为在X光设备上投资了很多，所以不管是鞋店老板还是医生都不愿意听到有任何的风险与这种新技术联系起来。他们已经与它捆绑到了一起。
“没人喜欢被告知你这一辈子都在做错事！”安妮•马歇尔就人们对母亲的发现做出的反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放射治疗师和产科医师从我妈妈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一直在做错事，他们人数众多，喜欢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并且想继续做下去。”
“医生们对放射学充满热情，热情之巨大使得医疗中心投资购买了全部种类的X光设备。”盖尔•格林解释道，“他们不喜欢有人告诉他们非但帮不了病人，反而实际上是在残害病人！我认为，对于知道如何去做，并且已经拥有了专业的知识，也确实投入了很多资金的做法，要想改变的话，人们会非常地抗拒。”
爱丽丝对儿童癌症的调查要比质疑标准的医学实践更为激进，也更容易引起争论。她的研究结果击中了当时作为科学观点核心的一个大思维的要害——阈值理论（thresholdtheory）认为，某种事物的大剂量是危险的，比如辐射，总存在一个点，即阈值，低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点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临界点）。但在这一案例中，爱丽丝想要证明的是：对胎儿来说，不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安全辐射水平。科学正统观念的基石受到了攻击，影响的可不只是鞋店和医疗中心。
她只能是错的。如果她对了，就会有太多的假设要被重新审视。爱丽丝在她的科学界同行中激起的是认知失调：当大脑试图接受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观点时引起的思维混乱。“阈值理论是正确的”可能不正确，但是，“如此小剂量的辐射会导致癌症”也可能是不正确的。“X射线是一个新式的神奇工具”可能是不正确的，“它能杀死孩子”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医生治愈了病人”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让人们得病”可能也是不正确的。由相互排斥的信念所产生的意见不统一让人们感到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减轻痛苦（不一致）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其中一个意见消灭掉，使不一致变成一致。对科学家来说，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死抱住他们的信念：阈值理论和X射线都是有效的，医生继续维持着权威、聪明和善良人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个大思维，爱丽丝及其研究结果就成了牺牲品。当人们对于矛盾的主张视而不见的时候，不一致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维护我们最珍视的理念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4）
差不多就在爱丽丝研究儿童癌症的同时，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最早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一理论的大部分是他在研究19世纪宗教千禧年运动时发展起来的，但是，他极想找到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事例，为的是验证他的想法。1954年9月，他在一篇报纸的新闻中发现了机会。
来自行星号角的预言，呼唤市民们：逃离那场洪水。
它将在12月21日淹没我们，
这是来自太空的信号。
新闻讲述了一位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玛丽安•基奇（MarianKeech）的故事，基于扶乩中的自动书写，她相信地球会在12月21日被洪水淹没。这正是再好不过的实验材料，有一群人对在一个特定的日期注定会发生的事件持有如此一种特殊的信念，对利昂•费斯廷格的研究来说，这一事实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测试案例：当一个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信念（一个大思维）被最终证明不成立时会怎么样呢？况且，世界末日即将在数月内来临，而不是数年后抵达，这也使得研究更具可行性。不出费斯廷格所料，当洪水没有如期而至时，基奇太太会根据这次经历而放弃她的信念吗？费斯廷格的理论认为，她会继续忠于她的信仰，而且，要命的是，她的信仰会比从前更加坚定。
与爱丽丝的研究方法相比，费斯廷格更是不按常理出牌，他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几个同事动身渗透到基奇所在的社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对一小群人的信念和不同的相信度进行追踪监视，这一群人都是与基奇一起尝试过自动书写的人，而她相信自动书写是经由外星人的使者传达给她的。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是科利奇维尔（Collegeville）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内科医生，他和她的妻子戴西（Daisy）成了基奇的忠实信徒，他们轮流招募了为数不少的学生，直到最后拥有了15名左右的狂热信徒。
基奇太太的神谕向人们描述了一幅预示世界末日的景象，按照她的说法，恶魔撒旦将会乔装打扮重返地球，正在带领科学家们建造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他们造出的武器不但会造成地球的分崩离析，就连整个太阳系也将四分五裂。灵光会拼命地召唤人类，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向灵光敞开心扉，才能避免又一次的宇宙大爆炸。
费斯廷格特地指出，基奇和阿姆斯特朗夫妇并没有疯狂，他们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确，基奇太太拼凑出了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理念组合，这一组合又特别地适应我们当代社会，这个焦虑的时代，”费斯廷格写道，“但是，她的理念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新奇或者缺少广泛支持的。”在基奇的信念体系里并没有什么人们之前或以后并不相信的内容。
这些信念的核心是基奇接收到的预言：世界将会在12月21日那天结束于一场滔天的洪水，只有虔诚地相信这个预言的人才可以幸免于难。“通过将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大陆板块沉降，将现在淹没在海水中的大陆板块升起，至高无上的力量将要清除一切不良分子。洪水将要荡涤地球上的一切。有些人将会乘坐宇宙飞船离开地球，从而得救。”
这些神谕如此地异乎寻常，信念体系也是非常地受人讥笑，以至于费斯廷格要煞费苦心地记录下这群人的信仰是如何地真诚和如何地真实。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有一名特别虔诚的信徒名叫基蒂•奥唐纳（KittyO•Donnell），她辞去了工作，退了学，靠她数量不多的储蓄生活，并且搬进了一套昂贵的公寓，因为她认为不再需要她剩下的这点现金了。另外两名成员弗雷德•布尔登（FredBurden）和劳拉•布鲁克斯（LauraBrooks）则放弃了大学学业，劳拉还扔掉了许多私人物品。阿姆斯特朗医生最终也被要求辞去他在大学的职位，因为他花时间向学生们谈论飞碟引起学生家长一连串的投诉。但他并没有垂头丧气，认为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则选择不去修理她的洗碗机：“没有价值了，因为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当基奇太太接到墓地推销员打来的电话时，她平静地解释说葬礼“是我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不管在我们看来这些预言有多么地荒唐，但这群人却怀着“洪水即将来临”的真诚信念过着他们的日子。
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随者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在大洪水发生前飞碟会把他们运送到另一个星球上。他们发出了几次错误的警报，当神谕承诺要抵达的太空人好像未能抵达时，这对他们的信仰是一个考验。不过每次这群人总有借口，要么重新解释神谕使之符合所发生的事件，要么就归咎于自己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在如期应该到来的洪水来临的前夕，这群人聚在一起，一整天处于“宁静的无所事事”状态，满怀信心地等待营救。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名叫亚瑟•卑尔根（ArthurBergen），他诉起了苦，因为他母亲威胁他说如果第二天早上2点前他再不回家，她就要报警了。“信徒们微笑着向他保证，不必担心，在那之前，他们全都登上了飞碟”。因为预先下达了通知，他们不能穿戴任何种类的金属制品，大家就一丝不苟地把拉链、按扣、腰带扣、胸罩扣从他们的衣服上去掉了，并剥掉了包装口香糖的锡箔纸，还从手腕上摘下了手表。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5）
最后的10分钟很是紧张。当其中一个时钟指向12点05分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另一个走得较慢的表才更准确。但即使是走得较慢的表也证实时间已经到了半夜，没有人出现，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洪水，没有飞碟。基奇太太继续收到“造物主”发来的长长的、令人困惑的神谕，但是，到了早晨2点，亚瑟•卑尔根必须乘出租车回家找他妈妈了。到4点30分时，大家开始心烦意乱，快要哭出来了，有些人则露出了怀疑的苗头。他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热诚坚持的信念没有兑现这件事呢？这正是费斯廷格花费2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的要点所在。
4点45分，基奇太太接收到一条新的神谕：“自从地球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这样一种美德和光明的力量涌满了房间，就好比是在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里发生了洪水一样，在这个房间里的洪水没有受到限制，现在它洋溢到了整个地球。”这伙信徒们的善良拯救了世界，让地球免遭洪水的灭顶之灾。
这群人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的信念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但是，基奇太太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她是非常谨慎含蓄的人，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急切地给当地报纸打电话，分享她这个好消息。这个团队中的另一名成员则坚持认为这个新闻应传得更远，还应当通知美联社，造物主肯定不愿意这个报道变成独家新闻。尽管（或因为）他们的信念最初受到了挑战，但他们现在却变得比原来更加坚信，信徒们则更加积极地宣传这种信仰。证据并没有让信念颠覆，正如费斯廷格所假定的那样，神谕没有灵验实际上让他们更加相信神谕。
这些信徒们从未放弃这个信念。即便基奇太太最后离开了盐湖城，她仍然不断得到自动书写的神谕，然后再转告给信徒们。阿姆斯特朗夫妇比以前更加虔诚，他们“对信仰无限忠诚，对失验的抗拒更加极端”。盐湖城那个团队的11个人都亲眼目睹了神谕的无效，一点也不含糊，却只有两个人完全地放弃，不再相信基奇太太的自动书写，他们俩是从一开始就最不相信的人。
不可否认，费斯廷格对这一故事情节的学术分析带有某些幽默成分，但是，他的论点的确切含义却是非常严肃的。他以及后来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全都会努力保持言行一致、安定、有能力和善良的自我形象。我们最为珍视的信念是“我们是谁”的至关重要和核心的组成部分，在自己眼里我们是什么，在朋友和同事眼里我们又是什么人。任何威胁到自我感觉的事情或人都会让我们痛苦，这种痛苦的感觉就像饥饿和口渴一样危险和令人不快。对我们大思维的挑战感觉就像是在威胁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会拼命地减轻痛苦，而方法呢，不是对证明我们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就是对支持我们的证据重新解释。
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AnthonyGreenwald）将这种现象称为“极权主义的自我”，他认为它就像极权国家一样地运行：封锁有威胁的和唱反调的思想，隐瞒证据，重写历史，一切皆为核心思想或自我形象服务。玛丽安•基奇的追随者会对事件重新解释，使之符合他们的预期，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威胁，破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的感觉。如果在阅读了爱丽丝的研究报告之后，医生和科学家相信了她的观点，并且在行动中加以体现，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曾经伤害过病人。但是，医生并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是伤害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投身医学是为了行善，而且确实也在行善。接受爱丽丝研究结果的科学家至少会受到阈值理论的那个大思维的质疑。但是，科学家或许比其他人更喜欢大思维和组织原则。他们就是将数据结合起来的人，其方式如同信念和价值观将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成一体一样。在那些对于我们的自我界定至关重要的领域认识错误代价太大了。直到1977年，美国辐射防护委员会（NationalCouncilofRadiationProtection）才认定：让那些胎儿注定罹患癌症的唯一可能原因是医生用X线检查过胎儿。对于他们应当知道的这些情况程度如何，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解释。但是，科学家会开发出非常令人费解的论点来解释这件事，说明了理智会付出多大的努力来维护其最珍视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信念。
费斯廷格认为，作为个人，我们都会被迫去理解世界和我们在这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恕我直言，我们会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将我们周围的思想汇集起来，并且将能够证实我们想法的人聚集起来。德鲁•威斯顿和其他科学家最近所做的研究可以用来证实认知失调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物理现实，它表现为大脑处理我们喜欢的信息的方式，以及处理引起我们焦虑的信息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被与我们相似的人吸引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强化了这一过程。如果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随者彼此分隔而孤立，那他们就难以坚持他们的信仰，通过彼此保持信仰的安全，他们得到相互的确认。同样的道理，医学界的同人会团结在一起，在老滑头理查德•多尔的领导下，拒不同意爱丽丝的研究结果。
有了社会支持，做事情就会更容易，或者更容易相信某些思想，如果我们仅凭一己之力，那就会感到非常大的不安。社会支持通常来自于家人、朋友或同事，他们拥有共同的大思维，也会遵循它去做事，大思维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但是，制度性权力是社会支持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形式。毕竟，如果你身居有着巨大制度性或政治性权力的要职，那么，你就能得到与你有共同信仰的同事们的巨大肯定，但你若质疑它们将会威胁到你的一切：工作、职位、名誉和未来的职业生涯。
埃洛•莫里斯（ErrolMorris）拍摄了一部关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的电影，名字叫作《战争迷雾》（TheFogofWar）。在这部电影里有一段很微妙的镜头，是麦克纳马拉谈论在越战结束数年后他与北越南前外交部长萨奇（Thach）会面的情景。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内阁同僚一样，冷战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正如他当时看到的那样，他的职责不是质疑越战，而是有效地作战。他不仅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意识热情高涨，而且对他事业的成功也充满了渴望，后来他发现，正是这种热情蒙蔽了他的双眼，使得他对对手一无所知。
“麦克纳马拉先生，你肯定从没有读过历史书，”麦克纳马拉回忆起萨奇对他说，“如果曾经读过，你就会知道我们并非苏联的爪牙。麦克纳马拉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吗？我们在为独立而战，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下定决心要为此而战。即使有再多的轰炸，即使美国施加的压力再大，也永远不会阻止我们一往无前。”
冷战意识蒙蔽了麦克纳马拉和他同事们的双眼，使得他们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动机。他们并不是为要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而战，而是为了自由而战，为了摆脱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战。在当时的约翰逊政府里，任何质疑冷战这个正统信仰的人都会有地位、声誉和职位不保的危险。麦克纳马拉的视而不见注定了他的失败，因为他不理解他的对手，所以他不会赢得战争。对于时事的理解太过于偏差，大思维使得他没有能力理解他们。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6）
经济模型的作用机理与这种思想意识很相似：输入并且整合符合模型的信息，忽略掉不适合的信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将这种模型与古代的地图进行了比较。起初，这些地图谬误百出，不过却混杂了大量的信息，如二手的旅行者报告、猜测和奇闻异事等。随着对精确度要求的提高，这些信息很多被认为不太靠谱，因此被删除了，造成的结果是，到18世纪时，非洲的很多地方变成了空白。但是，尽管克鲁格曼那些漂亮的经济模型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但他认识到这些模型并不完善。
“我想，这可以用作一个很好的案例，与那些无法将它们模型化而被我忽略掉的东西相比，我在模型中所强调的东西并不如它们重要，比如信息溢出和社交网络。”
换句话说，模型的问题在于它们暗含着这样的意思：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不适合模型的就是不相关的，可是这个被认为不适合的东西有可能是最为相关的信息。我们对自己的模型和个人的大思维视为珍宝，因为它们能帮我们做出决定，包括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谁可以友好相待，以及我们支持什么。它们是“我们是谁”这一概念的意义深远和内在的组成部分，已经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在我们过滤看到的、记住的和吸收的东西时，它们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就在大脑让我们喜欢的观念畅通无阻，并且阻碍让我们痛苦的矛盾时，我们信念的河床变得越来越深，同时河岸变得越来越高。
至于像基奇太太这样的人，很明显她的理念非常与众不同，除了她及其追随者外，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她的这些理念广为散布时，它们没有受到太多的怀疑。我们可能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思想意识，我们也没有把它们的支持者看作是狂热分子，他们看起来可能就是正常人。但表面现象是会骗人的。
“格林斯潘的视而不见是不可思议的，”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他把市场运行的机制看得太过简单了，在他的灵魂最深处，他相信市场会自我纠错，金融模型会有效地预测风险。”帕特诺伊并非在轻率地批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也不是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高高在上地观察金融骗局。从1993年到1995年，帕特诺伊在华尔街销售金融衍生品，他亲身体验过这些金融产品有多么复杂、阴险、晦涩不明和充满了风险，只是对很深的细节还不是太了解。最终他离开了这个行业，如此充满欺诈的行业风气让他彻底地幻灭。但是，今年的华尔街向他展示了衍生品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现在是圣地亚哥大学法学和金融学教授，但打从帕特诺伊离开衍生品市场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的发展。当所谓的“大师”格林斯潘对衍生品市场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帕特诺伊的失望和怀疑与日俱增。
“格林斯潘对市场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甚了解，因为这与他的世界观不相一致。”帕特诺伊说，“它的确可以说明以下做法的危险性：拥有一个特殊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观，并且非得等到不可救药的时候才会睁开眼睛瞧瞧那些表明‘你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证据。”
格林斯潘的世界观在他30岁左右时才有效地形成，那时他是美国小说家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安•兰德（AynRand）的一个忠实追随者。在这时，格林斯潘放弃了随同一个大的巡回演出乐队演奏比博普爵士乐，转而研究经济学。他退出了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课程，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并且与兰德及其信仰客观主义哲学的同道中人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以及强烈的知识上的联系。安•兰德对男人的吸引力仍然有些神秘，她是一个不贞的妻子和失败的剧作家，是从俄罗斯来的移民，对于一个企业巨头和经济权威来说，她似乎不应该成为他的女神。她对市场运行的理解产生自她经历过俄国革命的惨痛经验，在那场革命中，她的家庭失去了一切。但是，她从未接受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培养，从来没有经营过企业，写出的东西也很是惨不忍睹，经常写一些难以理解的散文，却声称是哲学。尽管如此，当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在一个书评中受到批评时，格林斯潘却神魂颠倒，挺身而出为她辩护。格林斯潘在评论这本书时写道：“法官是铁面无私的。有创造性的人、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合理的行动获得了快乐，得到了满足。让那些坚持避而不谈目的或理由的寄生虫见鬼去吧，一如他们就应该消亡。”格林斯潘就没有想到，有着如此特点的一本书也可能存在着缺点。
格林斯潘欣赏兰德的，以及他如传教般热诚地接受的，乃是这样的信念：如果他单单从政府强加的管制和限制中解脱出来，人类才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力和富裕的高度。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管制，”兰德说，“我赞成一种绝对自由放任的、不受管制的经济，我拥护将政府和经济分家。”
在兰德的世界里，那些做得好的人是免受所有的约束，并且将他们的天赋充分展现出来的人，他们获得了快乐，并达到了目的。那些不能胜任的寄生虫将会失败，让出道来。这是一个动人的浪漫想法，只要你设想自己将会成为成功人士中的一员就行了。
格林斯潘没有爱上兰德，他爱上的是她的观念，这些观念构建了他所做的一切。在格林斯潘的自传《动荡的年代》（TheAgeofTurbulence）中，他把兰德描述成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稳定力量”。格林斯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改变信仰者，他对兰德的确充满了敬畏，当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赶上她的思想”时，他感到自豪。当格林斯潘在1974年宣誓就任杰拉尔德•福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安•兰德就在现场，紧挨着他站着。当他在1987年8月接管联邦储备委员会时，他的理念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个虔诚地相信“管制有害”的人现在掌管着货币供应。
“我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格林斯潘对国会说，“我的看法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到目前为止组织经济的无可匹敌的方式。”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7）
“他竭尽所能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对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进行过多年批评性研究的帕特诺伊说，“但是他对此非常聪明，他没有事先游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是催促做了一系列增量式改变。我觉得这很像瑞士干酪：在上面打几个洞，然后打更多的洞，到最后就剩不下奶酪了！格林斯潘深信：如果受管制的市场越来越小，而且放松管制的市场越来越大，我们全都会更加富裕。这就是你如何适彼乐土的办法。”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始终在一点一点地削弱管制，而市场却正在被一系列的警告性震颤摇得动荡不安，这些震颤强烈地证明了放松管制最大的那部分市场威胁着要摧毁一切，而这些市场正是格林斯潘非常渴望要帮助它们成长起来的那部分市场。
1994年，当格林斯潘将利率从3%升到3.25%时，市场上充斥着假定利率会保持在较低水平而开发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当利率不降反升的时候，天下大乱。最活跃的复杂贷款抵押衍生品投机商之一的戴维•阿斯金（DavidAskin）投资银行经营的一笔6亿美元的基金在几周之内化为乌有，不得已在4月7日向法院申请破产。5天后，吉布森礼品（GibsonGreetings）公司、空气化工产品公司、戴尔电脑公司、米德公司和宝洁公司都承认在衍生品市场上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其中许多公司，就连它们的内部融资人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其中，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作证说：“衍生品太多了，其中一些太深奥了，有关的风险就算是资深的投资人可能都无法完全理解。”
5月份，格林斯潘领导的联邦储备银行又将利率提升了0.5%，华尔街遭到血洗。财险和意外险公司的损失超过了安德鲁飓风期间的赔付，对冲基金、银行、证劵公司和人寿保险行业损失了几十亿美元。按照帕特诺伊的说法，实际上，来自各个经济领域的所有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有一个70岁的司库名叫罗伯特•塞特隆（RobertCitron），他是一个大学退学生。塞特隆挪用了200亿美元的公款，将赌注押到了美林证券公司卖给他的金融衍生品上，结果导致该县在1994年12月申请破产。无独有偶。从圣地亚哥、乔治亚、缅因一直到蒙大拿，许多较小的市政府将公用事业经费、市属高校教育经费和养老基金一起投到了担保抵押债券（CMO）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结果损失了几百万。
1994年，宝洁公司因在金融衍生品上遭受巨大损失而对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Trust）提起诉讼。原告律师使用了磁带录制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表明这些银行家是如何蓄意地和老练地误导宝洁公司的。只此一次，有几丝光明照在了金融衍生品这个“黑暗市场”上，看到的是不美妙和没有管制。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公司基德•皮博迪（Kidder,Peabody）发现损失了3.5亿美元。面对如此混乱的市场，当时由传奇人物杰克•韦尔奇（JackWelch）领导的通用电气公司也难逃一劫，事实证明没有人真的理解该公司的经纪人都在忙什么。披露亏损的那一财季是52个财季中第一次收入小于前一年。但是，这场极其混乱的状态过后，当1995年国会对证劵诉讼加以限制时，出现的唯一一次立法实际上让想要成为原告的人生活更加艰难。
弗兰克•帕特诺伊对这些大崩溃逐一做了记录，从1987年他称作“零号患者”的公司直到2002年的安然公司，以及20年以后的银行业危机。他写道：“仅仅是因为大型金融机构而不是个人牵涉其中就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是愚蠢的。存在大面积掺杂造假和信息空白的市场是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原则。市场越是被瓜分，风险就越难被密切注意。”
每一个大崩溃都是在强化同一个教训：金融衍生品是一个“黑币”。没人知道这些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因为没有法令要求提交任何报告，即便是交易双方常常也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倘若有任何的报告需要提交的话，至少最为利害攸关的人可以在他们自己披露的材料中看出一些门道。相反，什么报告也无须提交则意味着，不仅政府对交易的实际进展一无所知，而是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全都等同于瞎子。
这种情况得以持续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太多的人持有与格林斯潘同样的观念。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记者吉琳•泰德（GillianTett）将这种盲目的信仰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了比较。
“如果这是宗教，那么艾伦•格林斯潘就是教皇，”泰德说，“他祈神保佑金融衍生品。然后，你登上祭坛要做大祭司该做的事，并用信徒并不理解的金融拉丁语传达祝福。教皇说，它是神奇和美妙的，祝福会以廉价抵押贷款的形式降临。”
少许持有异议的人凭着蛮勇站出来直面格林斯潘，他们认为金融衍生品带来了重大危险，需要加以监管。1988年，缪丽尔•希伯特（MurielSiebert）在电信和金融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当时，1987年的市场崩溃刚刚发生。他说：市场的主要问题就在金融衍生品。
“程序交易和指数套利最终将期货市场的反复无常和猖狂投机行为带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席。期货已经是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了。”
1996年，布鲁克斯利•波恩（BrooksleyBorn）受命担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管理者，负责整顿价值高达27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1994年发生一连串的金融灾难之后，她是少数几个强烈要求加强一些市场监管的人之一。但格林斯潘对此毫不理会。当波恩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概述管制可能如何发挥作用的“概念公告”（ConceptRelease）时，格林斯潘立刻发表声明加以谴责。
“对我来说，这完全搞不懂，”波恩事后回忆说，“仿佛其他的监管者在说‘我们不想知道’。”
6周以后，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了，受害者包括格林斯潘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副主席戴维•莫里斯（DavidMullins）。这次市场失灵的规模足以威胁整个美国经济。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确实一直让我担忧，”波恩说，“管理者根本不知道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的任何信息。”
最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成为有些国会议员支持监管的原因。但格林斯潘再次迅速做出回应，撤销了监管。
“我知道没有现成的监管措施供我们采用来阻止人们犯下愚蠢的错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为了监管而引入监管。”
格林斯潘和他的朋友们占了上风：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市场没有引入任何监管措施。它们得以继续交易，不存在任何资本要求，也没有禁止操纵或者是欺诈的法令。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大范围的许可，于是布鲁克斯利•波恩辞职了。
3年以后，到了2001年，美国的第六大公司安然走向破产。位于错综复杂的渎职犯罪网内部的是致命的金融衍生品，它们被与公司的股票价格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导致投资者颗粒无收。这些人并非都是安然公司的雇员，许多是小投资者，比如玛丽•皮尔森（MaryPearson），她是一位拉丁语教师，在安然公司破产后她曾在国会面前作过证。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8）
我只是河流中的一颗小石子，一个小小的股东。我的损失没有几十亿那么多，但是对我来说，我的损失就像是10亿那么多。我打算把安然的股票用作我的长期医疗保险，我对几年前委托的那些人感到失望。很短的一段时间过去后，痛苦变成了现实，并且如果你放任不管，它就会活吞了你。但是有时候，在夜里想起自己的损失真的会感到心痛不已，因为那是我未来要用的很大一部分钱，现在我不知道将要如何面对未来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并且祈祷自己千万不要生病。
这不是格林斯潘能看到的讲述。在他看来，“有创造性的人、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合理的行动”继续“获得快乐，得到满足”，并且寄生虫们也会灭绝。更确切地说，是直到2008年银行业危机来临之前。
“这简直是我最可怕的噩梦成真了，”布鲁克斯利•波恩说，“没有人真的知道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最大银行的不良资产都集中在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让我们失去了储蓄，丢掉了工作，而且无家可归。”
正如兰德所希望的那样，政府和经济被分开了，格林斯潘生命中的大思维被证实是正确的，但他对生活的现实却视而不见。即使在他有生之年最大的金融灾难过后，当格林斯潘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向国会作证时，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大思维。它没有错，只是有缺陷。
韦克斯曼（Waxman）主席：你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的看法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到目前为止组织经济的无可匹敌的方式。我们试过监管，但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效。”这是引用你的话。现在我们整个经济为此付出了代价。你是否觉得，正是你的思想体系驱使你做出了你希望没有做出的决定呢？
格林斯潘先生：嗯，记住，无论如何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拥有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也一定有。要生存，你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问题在于它是否存在，准确与否。我要跟你说的是它的确存在，我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它有多么重要，或者持续多久，但是我被那个实际情况搞得很苦恼。我在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我发觉，这个模型是反映世界如何运转的至关重要的运行结构。
韦克斯曼主席：换句话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体系不正确，它不起作用，是吧？
格林斯潘先生：说得没错。这的确是让我感到吃惊的原因。因为我用大量证据表明它运行得非常好，我热恋了它40多年。
格林斯潘的表现具有迷人的戏剧效果：一位骄傲的老人在设法免受尖锐而激烈的事实的刺激。他的反对者为了这次调查蓄谋已久，艰苦准备，而且不管是他们还是整个国家都不准备给他留出任何闪转腾挪的余地。他们要求格林斯潘改变主张，但他极力避免事件中隐含的认知上的不一致，而这些事件是不会削足适履来迎合他的思想体系的。尽管节节败退，格林斯潘仍然不能否定他的大思维。他可以承认理念存在缺陷，但不承认他的理念是错的。这令人恐惧地联想到基奇太太，格林斯潘也是只准备看到自己在轻微细节上犯的错误。他看不到，或许是不愿意看到他在位期间金融业的尸横遍野，反而坚决认为他的大思维40多年来一直运转良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曾说过“没有理论，事实就会无语”。但是对格林斯潘来说，因为他的理论，事实消失于无形。
“格林斯潘对两件事情视而不见，”弗兰克•帕特诺伊说，“他没有注意到，在实行监管的现代国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市场。总是会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市场，因此，人们就有机会利用信息陷阱。格林斯潘也不理解，即使到了市场不受监管的地步，在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争论中，也会发现市场存在的严重的潜在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和英国存在习惯法（commonlaw）的原因。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些事情，你就会有麻烦。不只会产生不公平和不公正，而且还会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和动荡不安。”
当然，格林斯潘也并不是单枪匹马。他得到了有权势之人的支持，也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前提是只要经济运行良好。你可以说他视而不见，但是，他是在一个集体近视的环境里运作，而这种集体近视又强化了他的思想体系，所以他没有公开承认错误。
“格林斯潘不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帕特诺伊说，“这对他来说非常难以做到，他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溜掉。”
几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托尼•布莱尔（TonyBlair）身上。他不顾伊拉克战争前成千上万人沸沸扬扬的反对之声，以及标志着这场战争的完全不可预期的混乱，布莱尔仍然坚定地认为，开战是一个恰当的、必要的和正确的决策。虽然从没有发现萨达姆（Saddam）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齐尔考特调查小组（ChilcotInquiry）前作证时，布莱尔显然在暗示正是战争阻止了这些武器的生产：
“不要问我2003年3月的问题，而是要问2010年的问题。假如我们打退堂鼓呢？我们现在知道的结果就是：在武器稽核员离开，以及制裁政策被改变之后，他绝对会有意愿和知识技能启动一个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
在这一点上，布莱尔就像格林斯潘一样，也让人奇怪地想起了紧抱着陈旧大思维不放的玛丽安•基奇。布莱尔一定比理查德•多尔更坚信自己的大思维。在多尔去世前8年，由于证明了吸烟和癌症之间的联系，他的名声得以保全，尽管采用的是最羞怯的一种道歉方式，多尔还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97年，多尔发表了论文《致命辐射导致儿童癌症的风险》，等于是他无声地宣判了阈值理论的死刑。
“子宫中的胎儿会在放射诊断时受到低剂量的电离辐射（尤其是在孕期的最后3个月），这种辐射与随后儿童患癌症风险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直接否定阈剂量存在的证据，即低于此剂量同样有风险，并且导致医疗实践的变革。”
但是，等到多尔改变想法的时候，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孕妇接受了X光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