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维亚回答。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佩里尼继续问道：“你要怎么证明呢，维亚先生？”
事事要求检验与佐证，并不容易。许多内心深处的本能信念，根本是分析不来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我相信财富应该要广泛分配给大众才合理，但是我也同时相信，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力；从个案的讨论当中，却常发现这两个原则纠葛不清，难以平衡。
一切取决于证据
然而，经过密集的训练之后，同学调和与辩护自我立场的技巧，很快就有长足的进步。第四周时，马恩教授在课堂上带动大家讨论如何规范娼妓的问题，我注意到同学就事论理的态度与从前大不相同。娼妓区暴力倾向与犯罪行为的统计数据，现在成为辩论的焦点；理性挂帅，一切取决于证据，情绪性的字眼愈来愈少。这种转变，却令吉娜感到不安。“马恩是不是在乎我对娼妓的感受，并不重要。”她说：“但是，我对这个议题是怎么思考的，绝对和我的感受密切相关。先有所感，后有思，对我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以为理性可以超越感性的人，不是我想做的。出于感受的见解，也可以是好的。”
有类似反应的，不仅吉娜一人。接二连三听到相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出自于我敬重的朋友）：担忧自己被学校教育限制住，压抑情感，改造成冷冰冰的纯理性动物。所言所思，虽然合乎高度抽象的理性标准，却与感性经验无涉，距离从前丰富旺盛的生命愈来愈远。
有这些抱怨的，大多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仔细想想，或许像我这样亲身经历60年代、结了婚、工作过的人，其实已经实践过一套原理原则，所以比较不担心课堂所学，会把原来的自我消蚀殆尽。当然，这不代表同学的疑虑是多余或不真实的，借着倾听他们的心声，更可以让我意识到学校教育对我的可能影响。
安娜开始埋怨，我把教授质问学生的态度搬回家，吵架时，总像咄咄逼人的律师一样，挑其语病，攻其弱点。学校的影响不仅如此，看事情的方式与习惯都已改变。在课堂上，我们学习如何抽丝剥茧，循序渐进地分析问题。结构性的思维，是佩里尼教导我们的基本技巧，从细微处着手，归纳整理，再进而广泛推演到其他层面。严密的架构与逻辑，在法学论辩中确实有效，但我怀疑是否能适用于生活中别的事务上。其实这还不打紧，最叫人不舒服的是，法律思维的根本态度。
和吉娜的聊天当中，我有感而发，冒出了一句：“龌龊的法律思维！”之后，愈想愈觉得有道理。律师看问题、想事情的基本态度，就是怀疑与不信任。反复检验别人的话，希望从中找出什么漏洞，或挑出什么端倪。为了厘清可能暗藏的玄机，再简单的话语也变得不再单纯。
一方面，你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理论的完整，以及逻辑上的一致，你又会强迫自己接受一些可笑的东西，像是：公司是个“法人”，公寓租户租的是土地，而不是房宅等等。
从法律观点显现出来的世界，与一般人眼中的世界是不相吻合的。置身于现实的我，在游走法律的过程当中，该如何自我调适，避免“法律世界”干扰到“个人世界”，是当务之急；只是究竟如何下手，还不清楚。
“每次刑法课讨论问题时，”吉娜表示：“我都好想站起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同情心。不过，马恩教授会有什么反应？要不礼貌性地点点头，说两句很好很好；要不盯着天花板，当做没听到。难道，我的想法真的错了吗？”
不管是吉娜的想法，还是她预期马恩的反应，我都赞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提供适当的解决之道。
年度大笑话10月7日（星期二）
佩里尼的课，依旧是最大的挑战。随着课程的进展，其他教授都已经放松许多。无论是侵权行为、民事诉讼或刑法课，抽点到的同学不用再讲述个案细节，只需回答一两个问题，就开放给其他同学讨论。虽然没人喜欢被抽点，但现在如果不想说话，或准备不周，无论是摩利斯、吉格曼 或马恩教授，都会放你一马。
然而，契约法就不同了，被点到的同学一定得作答，并且讲述案例仍然是必要的。虽然有时佩里尼会拉开主题，可是峰回路转之后，还是会回到开讲的同学，用一贯冷峻的态度，丢下一连串难缠的问题；所以一旦被抽点，整堂课都不好受。为了应付佩里尼的考验，读书小组在课前积极准备，模拟各种可能的情况，以防成员不幸中奖，成为被审问的主角。激烈的争执时时可见：“这个契约因为错误而无效。”“不对，不对，错误是单方面的。”“没有，本质上，双方都有错误。”
当然，被抽点不全然是坏事。在这难得的机会，如果好好表现，对成绩大有助益。众所周知，佩里尼在开讲同学的名字下面，都会标下大大的记号。
每逢契约法的课，一股紧张的气氛自然形成，大家密切关注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并且好奇佩里尼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教训”他。或许，这也是课堂上笑声不断的原因吧。另一方面，公平一点来说，佩里尼凶是凶，幽默感倒是十足。说话妙语横生，也开得起玩笑。
星期一他阐述某个论点许久之后，突然问起：“昨天有没有人去看刚上映的晚场电影？”教室立刻传来一片痛苦的嘻笑声。这个时候忙都忙死了，哪还有时间看电视、电影的。后头一个同学，猛不期然地大喊：“这也是指定作业吗？”不用说，这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佩里尼也跟我们一同笑了起来。
故事还有后续。今天课堂上，讨论发生在肯塔基州的旧案子“布恩对库伊”。被抽点的哈威尔，人缘极佳，可是却倒了大楣，得痛苦地跟佩里尼奋战。看来，他丝毫没有准备，只有支支吾吾，照本宣科；讲来讲去，勉强迸出一句：双方的口头承诺已经为时一年。
“噢，整个案例就在讲这一丁点儿东西吗？”佩里尼面有愠色地说。
天啊，这等于是在问他有没有读个案嘛。佩里尼真的生气了！事实上，案例后头的裁量意见有提到，口头契约超过一年以上无效。大家不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传言中，佩里尼教训偷懒学生的方式是很可怕的。
只见教室另一端的哈威尔，拼命翻查案例书，做临死一搏。最后，他抬起头来，语气柔弱地说：“可是，我真的去看了那个晚场电影。”
全场哄堂大笑，没有人不东倒西歪，紧张的气氛顿时解消。佩里尼也微微笑了一笑，等大家情绪平息后，辛辣地回了一句：
“是啊，哈威尔先生，绝对看得出来。”
10月初开始，每天都见到高年级生穿戴整齐地来到学校。走廊间，学长个个西装笔挺，学姊则尼龙洋装、高跟鞋纷纷出笼。
现在正是哈佛法学院的面谈季节。为期两个月，全美各地差不多800家律师事务所或政府机构，都会派代表来学校招募人才。三年级生寻觅的是长期饭碗，等暑假通过律师资格考后，就会正式上班。他们大部分的出路，是去城市的大型事务所当受聘律师。至于二年级生，
找的则是暑期工读机会，多半也是去大型私人公司做法律书记。
表面上来说，面谈季节的到来，与法学院新鲜人无涉。行政单位为了“鼓励”同学不在第一年的暑假就去工读，负责安排面谈及职业咨商的庞德就业辅导室，不提供新生任何服务。经验告诉我们，新生在经过一年困苦煎熬之后，最好利用暑假多休息，才能走好更长远的路。
当然，另一方面，雇主也多不喜欢用法律技巧尚嫌生嫩的一年级生。
话虽如此，许多同学还是排除万难，和高年级生一同参加校园内的面谈，并在暑假顺利找到工作。不过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新鲜人，都离就业辅导室远远的，对于应征过程的细节不太明了。
虽然没吃过猪肉，毕竟看过猪走路。借着观摩学长学姊的求职经过，对未来前景大致有个底。不要看还有三年才毕业，决定前途的第一轮回面谈，在一年后的今天就会展开。届时，该如何淘金，就各凭本事了。传统上，二年级暑假找到的工读，像是正式就业之前的实习；大多数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先前在哪实习，之后就在那取得长期饭票。所以说，再过一年，安娜和我心底就会有个谱，未来将去何处落脚，以及我会去做哪个领域的律师。
抱着先睹为快的心情，在这面谈旺季，我四处向学长学姊打探相关讯息。消息显示，芝加哥、克利夫兰、匹兹堡、纽约等地，工作机会较多，而旧金山、波士顿、西雅图的前景，较不乐观。从学长学姊的口中知道，他们其实很不喜欢求职的过程。尽管哈佛学生的就业情况良好，面谈的痛苦与压力还是很大。在短短20分钟之内，你要面面俱到，好好自我宣传一番，并且随时准备承受希望落空的心理打击。另外还有一种压力，是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我大学时代的朋友迈克，就对我抱怨起面谈时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你知道吗？”一天午餐时，他说：“每家公司都有得炫耀，也都有得挑剔。你选了其中一家，就失去了另外一家’更好的‘。如果挑到的不是’更好的‘，就好像白白浪费哈佛为你建造出来的优势。”
我问迈克，到底怎样的工作是“更好的”。
他耸耸肩，无奈地说：“如果是有名气的大公司，薪水较高；如果是政府机构，权力大得多。到底哪个较好，很难说。唯一可确定的是，’更好的‘工作，是留给成绩好的同学。”
成绩扮演重要的角色
身为局外人，反复听到最明确的讯息就是，成绩非常重要。原本还以为，拼命争取好成绩的唯一犒赏，仅是进入《法学评论》的光荣资格。现在却发现，原来成绩就像是教授贴在学生身上的标签，告诉你将来在法律世界能有多大的成就。
“有些公司只聘全Ａ的毕业生，有些公司只聘成绩Ａ－的学生；由上而下，如此类推。”迈克说：“当然，不是所有公司都这样；但不可否认地，成绩还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成绩挂帅的情况下，被排挤的懊恼感觉，自然生起。有的人，怨叹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另一批人，为市场中没有自己应得的工作机会，大大不平。
来校招募人才的，大部分是私人的律师事务所。事务所里面的律师，共同分担责任，分享客户与收益，就像许多医疗诊所一样。公司大小不一，从两人到上百人都有（最大型的多散布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形式不是合伙制（股东制），就是聘任制。在哈佛出现的公司，很多都是超大型的，接洽的客户个个是有钱的豪门巨富，愿意负担超高的法律咨询费。一旦进去，将是一小时60美元到100美元的身价，有时甚至会突破两百美元。
大型事务所的好处不仅如此，对刚从学校毕业的新进律师而言，大公司的训练比较完整；再加上，咨询费用无上限，审视案件的品质可以维持在专业的高标准之上。面对的问题，多半是大企业的契约交涉、合并或借贷、证券业务、税捐缴纳等，非常具有挑战性。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新进的聘任律师，终究希望成为公司的合伙人，通常需要苦上4到8年。既要尽快熟悉法律业务，又要随时以好表现吸引资深律师注意，工作压力十分繁重。许多事务所的律师朋友告诉我，一周起码要奉献出60到80小时。并且要知道，公司给顾客算帐的方式，是以15分钟，有时甚至以6分钟为单位，工作时间是不可能偷懒的。
不愿进大公司的理由，对迈克等人而言，倒不是沉重的业务，而是因为道德价值或政治信念的不契合。60年代活跃份子出身的迈克，原本就反对大型企业在社会的不当影响力，如今若要成为助长其气焰的一份子，自然感到不舒服。
“很多教授劝我，不要管政治，进去事务所接受训练就好。”迈克说：“但是，想想看，你如何能在白天帮美国钢铁公司，逃脱环境污染的指控；晚上回到家，翻阅环保团体的书报，然后说服自己不过是需要饭碗的平凡人？”除了参加大型律师事务所（同学称为“公司法”）的选择外，也各有其弊。进入政府机关，升迁的机会有限，能爬上高位者，多半是政治上的酬庸。至于所谓“白武士”的工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像是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或其他非营利的消费 、环保组织等，刚毕业的学生很难被录用。想要自己开业，成立小型的律师事务所，也不是那么容易。最大的挑战是，凭一己之力，如何与70人的团队竞争。以上种种，吸引力再高，有一点绝对比不上大公司，那就是现实的收入问题。
只要有钱 随叫随到
事务所的利润确实优渥得多，而且打从一开始就如此。拿迈克来说，他暑假头6周，在印第安保留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室服务，周薪80美元；后6周，在芝加哥的一家事务所工读，周薪高达325美元。在面谈过程中，金钱是免不了的诱因。与从前当老师的薪水相比，律师的进帐实在骇人。在史丹福的英文系，广受敬重的正教授，经过一生努力的教学研究，年薪不过2.2万美元，但那是 哈佛毕业生进入纽约律师事务所的起薪。更别说接下来调薪的飞快速度，尤其是升到合伙人的地位之后。据法学院报纸对校友的调查报告显示，现在当律师的平均年收入是7万美元。
对于居高不下的天文数字，我这个穷书生的态度是有点羞惭的。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一天，奥布瑞、史帝芬和我遇见彼得，他刚完成面谈，正兴致勃勃，准备描述经过情形。他最想去的地方是薪水特高的纽约。问起是否会对极端优渥的收入感到不安，彼得的答复是不会。
“这是我应得的。”他说：“在学校待这么久，练得一身技巧，又有人愿意出高价雇用我，哪里不对了？我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辛苦赚来的。或许，法律对我有足够的吸引力，即使他们不付我那么多钱，我还是会拼死拼活地工作；但是能多一些收入，我一点也不介意。坦白说，我是知道如何用钱的人；赚够之后，我可是要好好享受。”
组里的同学，大多没有仔细想过到事务所大捞一笔的事情。金钱与执业，不是现在关切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很早就抱定以赚钱为目标。像杰克，问起为何选择哈佛法学院，他毫不讳言地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钱。”不过，虽然金钱的诱惑等在前头，法学院新鲜人埋头苦读的案例书中，倒闻不出一点铜臭味。面谈季节中，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一年级生对未来的期望不高，预估毕业后的起薪是13000美元，而20年后的收入是2.8万美元。
许多人的志向是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同学，希望做点别的事，像是非营利事业、政治事务、平民律师等。有趣的是，在不愿去大公司的同学当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认为自己终究会卷进去。
实际一点来看，我们大部分的出路就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毕业生，都会待在私人事务所一段时间。整个情势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许多同学一进来，就热中于商业法；其他的，经过学校训练，也对这个领域愈来愈感到兴趣。并且，有相当多的同学，觉得律师的责任就是帮客户打官司，只要有钱，服务随叫随到，对自己或对客户道德上的检验与反省，不是分内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同学，金钱、权力、训练、专业品质等加在一块，大公司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去处。
我在旁观摩，深深感觉，即使逃离不了这股漩涡，恐怕也非得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挣扎。和迈克一样，我也曾积极参与过政治运动——公民权、反战，以及1972年麦高文的竞选活动。从前的政治信念，现在仍伴随着我；去大事务所执业，等于是去拥抱我所反对的不当权力。
与彼得谈过之后，史帝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去大公司，而要回到学术单位奋斗。至于拥有企管硕士学历的奥布瑞，相信就算在商业界也可以维持良好的品格，于是嘲笑史帝芬是躲在象牙塔内的懦夫；史帝芬则不甘示弱地反讽奥布瑞，是占尽便宜的大肥猫。他们问我的意向，我回答即使真的去了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将是非常为难的选择。
“但是谁知道呢？”我说：“现在愈来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
后来仔细想想自己说的话，觉得真是如此。随着闹轰轰的面谈季节，展望未来，我实在不知道，一两年后面对诱惑时，我能不能甘心放弃大公司的优厚条件，坚持自己想走的路。想着想，突然惊觉，怎么这么早就受到引诱，就产生怀疑？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特殊的晚餐 10月9日（星期四）
又是忙碌的一周，在法律技巧课上，我们必须为卡兹“提出诉讼”。每个人都得草拟一份状子；到了下星期，还必须代表另一方，为葛鲁门准备答辩。老天才知道，我该如何挤出时间来做它。
时间永远都不够用，一整周的睡眠时间，都在五六小时上下。案件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只要集中精神读过一遍，重点都能掌握得住。但是随着技巧的逐渐累积，要求愈来愈高，新的负担也就产生。教授们发下的作业愈来愈多，困难度也与日俱增。案例书中，写得愈来愈简洁，一些关键点都被编辑省略掉。前几天，契约法的一件案例最夸张，读了老半天，还搞不清楚究竟谁是原告。
在煎熬困苦之下，我的状况还算好，或者该说是好极了。对法律，依旧保持强烈的兴奋感；并且，渐渐地已经掌握住学习的模式，手边资料不再是一连串深奥难解的理论。在这里，有一些永久不变的矛盾存在——例如：法律对公民而言，享有绝对的权威，尽管时时刻刻不停地被修改，每个人还是得乖乖地服从。同时，我也看到许多哲学上两难的困境，其中一点是摩利斯常常提到的：法规的制定，一方面要具备普遍性，能适用于广泛的个案当中；另一方面，又须具备相当的弹性，能够适度调整，应用于案例的特殊情况。该如何在真确与有效之间，寻得恰当的平衡点，又不致沦为平乏单调的宣言（像是：“杀人者死”等）？
这些难题，在脑海始终挥之不去；虽然有时候，会怀疑过度思索，可能有导致精神分裂的危险。前几天，在餐厅里叫了个汉堡，突然脑筋闪过一个问题，买卖双方是否已经达成了协议？如果我此刻反悔，把汉堡退回，要负担怎样的损失？餐厅可以拿回所有标定的价格，还是仅仅汉堡本身的合理成本？
许多同学并不像我一样沉醉于法律世界。虽然大多数同学可能还兴致勃勃，但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显然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凯伦依旧每日以泪洗面；不确定的恐惧感，对很多人而言还是家常便饭。一些同学，觉得学校无聊透顶；另一些同学，对于竞争的激烈气氛，仍然无法消受。我想，或许同学们应该更诚实、更宽容地看待自己。这里的确鲜少有人，愿意不经心地混日子；但在各自奋力的情况之下，彼此排挤强出头的现象毕竟难免。
不管原因何在，我相信同学抱怨时是发自内心的。虽然已经不只一人怨怼地对我诉苦，说过去一个月来，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可是同样环境下，我却想说，这段密集的奋斗经验，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哥伦布纪念日的周末，安娜和我伙同另一对夫妻，大卫与琳恩，到纽约州北方的一个湖边度假，在那里大卫的家人拥有一间小木屋。我们除了受邀共赏湖光秋色外，也顺便让自己轻松一下。这可是进入法学院6周以来的第一个休假。
开车出发时，我和司机大卫坐在前座，谈的还是法律。抵达小木屋时，太阳已下山，因此要到隔天早晨，才能见到他们极力推荐的美丽山丘。原本以为只有什么宏伟壮观的景物，才能带引我离开法律的魔境；然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休憩地，也充分达到了效果。我们漫步于山间小径，悠闲地钓鱼，在火堆旁小酌、聊天，其乐无穷。有时进城到处走走，有时远观小山遍野的秋色。
几周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心无旁骛，与老婆好好相处。对安娜而言，这一个半月也不好过。她在剑桥北方郊区，找到美术老师的工作。虽然工作环境很好，体力上的负担却满重的，经常弄得她筋疲力竭。一个星期要教700个小朋友，还必须把教材从一间教室搬到另一间。而我，在她极需人在旁加油打气，帮忙适应新环境的时刻，却一点也派不上用场。我很少在家，就算在，也是紧张兮兮地拼命读书。面对这种情况，安娜还时时保有宽容的幽默感。她对我说，这一年使用的是五年来美满婚姻的“积蓄”，其中包括爱情、关怀与谅解。姑且不论她的容忍度，我知道这一点也不好玩。她经常是孤单而疲惫的；此外，还有一大堆家事等着要做。
趁此脑袋不受法律煎熬的时机，能在一起共享欢乐是很重要的。
“你看起来很轻松。”星期日早晨，安娜告诉我：“很久没看见你这个样子了。”
没错，精神松弛的情况之下，身体也觉得舒畅许多。充足的睡眠，胃不再紧张地收缩，脉搏跳动减低，不再不自觉地冒汗。此刻，深深感受到先前承受的压力如何之大。在这里，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与6周前相同的人。我能开始想想其他的事。不再斤斤计较用字遣词精确与否，也不会老是分析一句话，试图找出背后隐藏的意图。在阅读书报之际，我也能欣赏这片美丽的山麓，观察一只忙碌的蜜蜂，在传递花粉时飞过我的头顶。
“我想，有人把我的脑袋瓜偷走了吧。”我这样告诉安娜。
与大卫夫妇，很晚才共度早餐。餐后，悠闲地翻看星期日的报纸。下午，我们四人一起去爬木屋后的小山。大卫与我越过一棵小树，之后的路没有着手支撑的地方，脚穿拖鞋的安娜和琳恩，便留在后头信步闲逛，然后走回木屋。我和大卫则迈步前进，直上山脊。
山顶上，可以俯视整个溪谷：湖水静静地躺在浮云之下，颜色深灰地仿若石板岩；倾斜的山坡上，则挥洒着千万种神奇的原始色调。我们俩都没有出声，安静注视着这一片自然。脑子又闪过这几周的苦日子。强烈的自我要求、成功、卓越与完美——这算不算也是种疯狂？我到底怎么了？老天，我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忍不住问了问大卫，从前法学院第一年的心理状况如何。
“回头想想，”他一本正经地说：“那时的我，是疯了吧。”
“我现在恐怕也是一样。”我说。
“唉呀！别担心了，终究会过去的。”他继续回答：“并且，没人会看得出来，在法学院里，大家都一样。”大卫刻意压低嗓音，以长者的姿态拍拍我的肩，沉重地说：“你只是在学习爱上法律。”令人难堪的时刻
从乏味中寻找新发现10月18日（星期六）
法学院现在堂堂迈入第二个阶段。在头几周，对缤纷而反复的法律世界感到新奇，对才气焕发的同侪抱持惊叹之情；如今，这些热度都已冷却不少。法学院的晦暗面，逐渐显露出来。倒不是说，学校变得枯燥无味，而应该说，一种中庸的平衡之道，取代了原有的狂热。对我而言，这其 实是好事一桩。
和其他大团体一样，组里的关系变成公式化，不再有新鲜感。一同上课，逐渐看出彼此的无知与弱点，不必要的敬畏情结顿时消失。温和谦卑的气氛，成为课堂的主流。看待对方，不再像是进入展览会场，好奇地打量未知的产品，也不会再被表面上光彩夺目的假象所迷惑。
如果有进一步的交往，都是私底下进行的；没有过度渲染的感觉，一切爱恨情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块，产生友谊，也传出几件罗曼史。我和史帝芬愈来愈熟，白天就常在一起聊天，下课后一同走到哈佛广场搭车回家，晚上甚至还像高中生一样，时常通电话。我很欣赏他的机智；再加上，过去背景雷同，对许多事情的反应都差不多。
功课依然繁重，无论数量或困难度都只增不减。法律技巧课的作业持续进行，很快地，我们就要面对一大挑战：为卡兹的案子草拟摘要，提出即决审判的动议。至于正式的课程，我则开始心生不满，只对一门课没有怨言；出乎意料地，竟然是侵权行为。最近两三周以来，我对吉格曼和他的授课内容，愈来愈喜欢。浓厚兴趣的发生，是正在讲述“同意”（consent）这个概念的时候。个案讨论的主要关键是，被告坚称自己没错，因为造成伤害的行为是原告事先同意的。当时，同学对这堂课的疑惑已经累积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有些人干脆就放弃不管了。坐在我旁边的女同学，时时拿起报纸来看；另一边的男同学，有事没事就胡言乱语来娱乐自己：“动呀，怎么不动了？”他边俯视讲桌后头一动也不动的吉格曼，边轻声细语：“快点动啊！”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对于吉格曼这个人，以及他丢出的死问题、假设状况，始终感到不解。如果殴打的定义是攻击性的身体碰触，那么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亲吻女子，算不算一种殴打？在桥墩快要倒塌之际，把一个人推下桥，算不算一种殴打？如果对方同意，殴打是不是就不成立？
我心里头咕哝着：有完没完啊！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呆坐在那儿，重复心里头想的话：没答案，永远不会有答案。突然惊觉，这不就是吉格曼，以及其他一些教授，不断阐述的重要讯息吗？法规宣告后，理论上的争辩是无休无止的。如果钻研侵权行为，用一套专门惩治故意犯罪者的道德系统，足以应付蓄意开车撞人的行为，
但是该如何看待意外的车祸呢？甲故意开枪吓乙，却碰巧打中空中的飞鸭，掉下来弄伤乙，我们应该如何判定甲的罪行呢？到底什么情况，你可以说没人犯错，受害者只是倒霉而已。
了解到并不是因为自己智识的不足而想不清解答，心中豁然开朗，吉格曼的课顿时变得很有意义。他现在对我而言，像是个观念制造的魔术师；他提的怪问题，仿佛是金匠的钟子，把眼前的法律概念，打造成精致耀眼的珠宝。
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我的新发现；像左右两旁的同学，就依然无聊地翻阅书报，口中念念有辞。泰瑞也是怨声连连，上星期他才告诉我：“那个死家伙，又在做哲学式的神游了，我实在受不了。”但是，我相信愈来愈多人，可以体会这门课的真义。兴奋的程度与日俱增，现在我几乎无法安坐于位。于是，现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画面：一名女子在看报纸，一名男子嘴
永远的赢家
其他课就没那么幸运。马恩的刑法，简直糟透了。他平铺直叙地讲解个案，每节课都在比较案例与法典，烦不胜烦。除了对教书技巧有意见外，我的抱怨有时来自教授本人。像对待同学一样，现在教授的神秘面纱褪去，不再保有因为距离感而造成的尊贵形象，个人的好恶开始投射在教授身上。拿佩里尼来说，他上课的风采依旧，引领学生思索问题的技巧独到，是我见过口才最佳 的老师。契约法的三大基本概念——要约、承诺、约因，以及伴随而来的责任义务，搅和在一起并不好懂，但是在佩里尼精辟的解说之下，整个系统显得清清楚楚。话虽如此，我对佩里尼导引下的教室气氛，却愈来愈不能接受。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早晨都有契约法的课，坐在公车上，想到就生出恶心的感觉。”
上星期，史帝芬在电话中埋怨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佩里尼的课叫我浑身不舒服。每次过了星期三，我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类似的话，可从其他人身上听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佩里尼似乎对造成同学精神上的折磨，非但不以为意，甚至自得其乐。
即使原本颇受欢迎的摩利斯，也渐渐显露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他教书的态度亲切随和，只是有时候觉得，温柔之处并不是出于对同学的关心，而是纡尊降贵式地故做姿态。课堂上继续讨论管辖权的问题，只是现在情况愈来愈复杂，不像从前简单的标准，人在哪里就归那里的法院负责，许多细微的因素需要考量，才能决定司法权的归属。有时候，摩利斯为了解释复杂的过程，故意制造问题来困惑同学，然后才用先进者的语调，凸显我们相对的无知与弱智。我真怀疑，出身于足球队员、竞争性格强烈的摩利斯，是否把教书当成是战场，而他则是这个场子永远的赢家。
抱怨归抱怨，我还是觉得学校生活意趣横生，许多东西值得学习。诚如前头所言，如今的我，只是不再对哈佛法学院赋予过度美好的想像，同时认清正反两面之后，才能以更健康的态度面对。接下来几周，就是要好好学习，如何适应逐渐升起的失望感觉。
激情过后的失落感
我迟早是该把紧绷的情绪放松下来。头6周，我就像是在天空过度翱翔的猎鹰，头晕眼花，认不清方向。上回哥伦布纪念日的休假，让我了解到，无休无止的飞行，是如何地疯狂与危险。我不能再没有限度地鞭策自己，该停下来的时候就停下来。休假完的星期二，回到教室一切讲究精准的紧张气氛，咬文嚼字地专注思索，没多久就生起厌烦的感觉。
10月中外头的景象开始变化，心情也随之转变。灰暗的天空，四处觅食的松鼠，寒冷的冬天就快来临了。此刻，回想起休假日在小山丘上对自己讲的话。或许警觉得太晚了吧。现在的我，疲惫不堪。所有精力与热情几乎都已耗尽，没有一丝余焰得以燃烧。心力交瘁，还得面对同样的课业压力，郁卒感油然而生。
更糟的是，从前压抑住的一些情感，此刻也不知不觉跑了出来。在头几周内，兴致勃勃，情绪高昂，许多眼见的问题都自然搁在一边，不去搭理；像是汲汲争取成就的后遗症、吉娜提出的教育改造个人的危险，以及面谈季节中感受到的自我怀疑等。这种种困难，并没有因为压抑而消失，现在反倒伴随着新问题，联手对我产生影响。并且，法学院的神秘光芒已逐渐黯淡。对我或其他同学而言，知识的增长无庸置疑，可是过程中足以振奋人心的新奇感，早就开始淡化消失了。
总归一句话，我的期盼已经不同了；但是翻开日记，上头还是坚定不移地写着：我必须“适应逐渐升起的失望感觉”。几个大字背后，其实隐含着不可控制的痛切之情；接下来几周，这种感觉将只增不减。
激情过后的失落感，似乎弥漫在各个同学身上。郁郁寡欢的神情，处处可见。面对公式化的作息与接二连三的作业，少数人依旧无怨无悔地勇往直前；不过最普遍的反应是，对学校及其要求，生出强烈的抗拒感。当然，抗拒归抗拒，不会真的轻言放弃。中途辍学者是有，不过大多发生在开学头几周。每一年，哈佛法学院休学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离校的原因很多：婚姻、疾病、志趣不合等等；但不管是属于哪一类，辍学之后再回来的大有人在。
我们第二组，倒是个个都撑下去了。或许，每个人想当律师的志向已经稳固，或许每个人对10月中的低潮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多数同学多少都认识几个哈佛毕业的校友，对其中的困苦与灰暗面已略有所闻，但还是勇往直前地来到这里；在有所预期的情况之下，就不致惊惶地不知所措。
无论郁闷来源何在，许多同学逐渐显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虽然上课出席是强制性的，但现在每节都开始有人跷课，最严重的是马恩的课，缺席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唯一例外是佩里尼的契约法，因为他执行出席政策是非常严厉的。不过来归来，有些同学干脆坐到最后头去，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泰瑞就是其中一员。时而跷课，时而躲到教室最后排。
“我已经受够了。”他说：“那些家伙老是教训人，要求我们该如何思考才对。我才不管呢，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同学态度明显的转变，可从侵权行为的课堂上看得出来。10月中的一天，吉格曼教授正讲述“折抵”（conversion）的概念，一种对窃盗行为的救济方法。如果窃贼把你的车偷去开，即使刑事上裁定仅是好玩，并无占为己有之意，民事上仍可要求赔偿，强迫窃贼按市价把车买下。这个选择是有价值的，尤其如果你的车已遭到损坏；不过同学们常常忽略掉。
就在此刻，教室中央突然传来一句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你讲的概念，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吉格曼对同学的态度向来客气，但那句话的口吻确实太不敬了；于是他没好气地回答：“先生，有空的话，稍微翻一下个案吧。”
尖酸刻薄的话，惹得一些人笑了出来；但是没过多久，一声嘘声从四周响起。对讲者言论不苟同时报以嘘声，是哈佛大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每年法学院，受到哈佛大学部毕业同学的影响，也都感染上这个习性，我们第二组也不例外。只是从前嘘声的响起，都是针对同学政治上过度保守的发言，老师一向幸免于难。不过自从那天吉格曼受到嘘声的洗礼之后，同学开始如法炮制用在教授身上，尤其当教授不理会学生，或用严厉言词指责同学时。老师们的反应，通常不是紧皱眉头，就是和缓地加以解释。
同学不甘示弱的态度，愈来愈强烈。学期刚开始时，即使同学有不痛快的感觉，大都先自我谴责，认为是自己的无知无能。可是现在就不同了，怪自己，不如先怪学校，或怪教育。苏格拉底教学法，是不公平，也不人道的。课堂所学的，过于偏重技术面，而不关切律师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整个ＨＬＳ的气氛过于死板，像是制造法律机器人的工厂。
最激烈的批评，多半来自于哈佛法律学生会的成员。哈佛法律学生会是一个学生组织，以改革法学院教育组织与形式为宗旨。年初时就已成立，组里有多位同学参加。像读书会中的凯尔，从前常抱怨同学攻击性格太强的海伦，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刚开始时，他们比较收敛，至多互吐苦水，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但到了学期中，同学不满的情绪愈来愈高，他们讲起话来也大声许多。挑战教授已成家常便饭，而马恩是最明显的箭靶子，因为他对科刑、保释、白领犯罪等议题的政治立场极为保守。
学生会成员中，话最多的是伟德，从阿拉巴马州来的狂热份子。外表看来一点也不激进，头发短短地，穿着体面，言行彬彬有礼，态度端正严谨，整个气息倒充满了南方旧式贵族的味道。不过一旦批判起法学院的作风，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丝毫不留情面。
第一次与伟德交谈，是在9月末的时候。每星期四和星期五，侵权行为与民事诉讼都在朗德尔大楼同一间教室上课；两堂课之间，大约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那天侵权行为课上完以后，坐在附近的一名男子问起我，觉得把书留在教室安不安全。我回答应该很安全，这里不像有贼的样子。
恰巧站在一旁的伟德听了，立刻反问：“是吗？真的没有贼吗？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我看这里一半以上都是贼，只是不自知罢了。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收取高额的费用，跟去偷去抢有什么差别？况且，偷窃的例子现在就有。前不久，一个教授的皮箱，在办公室里被撬开。”
我不确定伟德的话是否认真，但我试着回答：学校这么大，总有少数害群之马。至于将来，的确会有好人，不幸沦落到恶名昭彰的坏公司。
“你该不会真的认为，这里每个人都是坏家伙吧？”我问。
“完全正确，”伟德回答：“这里大多数人都不是好东西。”
许多同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伟德抱持同样苛刻的态度。10月中时，有一小撮人，每当伟德一开口，就发出吃吃地嘻笑声。大家都知道，同样的马克斯理论又要复述一遍，进而批评课堂中研读的学理是如何保护上流阶层的利益。一天，在伟德不太理性的批判之后，
有个家伙满心不悦地走来，对着穿戴昂贵服饰的伟德频频点头，刻意模仿他的声调说：“革命完成后，每个人都有圣罗兰的名牌衣裳穿。”
所有学生会的成员，包括徒具热情不用大脑的伟德，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过，我的态度是保留的。他们多是有钱人的子弟，出身于哈佛、耶鲁、公园大道、比佛利山庄，却常以穷困阶级代言人的姿态教训你。话虽如此，他们积极直率的个性，还是值得欣赏；并且日子一久，愈来愈觉得他们所言，并非全然无的放矢。
收拾书包 怏怏离去
10月21日（星期二）
很为难的一天。午餐时发生一件叫人苦恼的事。
好一阵子以来，我一直以为读书会的成员间有股凝聚力，小组讨论的确对学习有很大帮助。平常聊天时，我觉得其他成员也有相同的感受。又到了聚会的时候，大伙凑在一块儿，看能不能在 短时间内浏览过问题，共同找出答案。会面的时间是中午12点，除了史帝芬有个午餐约会外，都到齐了。
突然之间，许多成员对读书会发出不满的意见：太松散、没组织、没向心力，讨论漫无方向，有人发言太强势（这一点是奥布瑞提的，我想他说的就是我），以及太多人了。
最后一项是凯尔提出的，而且不停地反复嘟囔着。
“我们的人太多了，使得讨论很没有效率，根本无法专注于任何一个重点。”最后凯尔下了个结论：“我们必须缩减人数至四人，最多五人。”
说穿了，就是要将某些人扫地出门。这个意见让我很不舒服。就在我反驳凯尔之际，山帝突然用一种很小声，带着罪恶感的口吻说：“你们不会只因为我参加了两个读书小组，就要把我赶走吧？”
两个小组？大家异口同声，发出不可置信的疑问。山帝很快地承认，他也是另一个读书会的成员，而那个小组讨论的方式，主要以整理课程大纲、准备复习笔记为主。据山帝表示，他之所以加入这一组，是因为我们做比较多观念上的探讨，是另一组所没有的。
“嘿！”泰瑞说：“我们不想要这样摇摆不定，爱来不来的，必须要全心投入才行。”
可是，山帝拒绝接受暗示。他坐在那里，摸着一嘴乱七八糟的胡子，试图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有他参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思想的交流；至于他不能出席时，我们则可复习功课。最后，他甚至表示愿意影印另一组的讨论内容给我们。
那绝不是个好方法。凯尔直截了当地强调：“有人一定要离开，一定得走。”
我告诉山帝，他必须自己做决定。老实说，我并不赞成他突然被踢出去。就算他想留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也提醒他，另一组的人如果知道了，也可能会重新考虑他的资格；因为就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读书会都有排他性。
山帝不同意我的说法，但表示会尊重大家的决定。小组的核心人物奥布瑞摇了摇头；打一开始，他就希望成立一个小型的读书会。
在大伙的遗憾下，山帝收拾起书本，怏怏离去。其他人则坐下来，规划将来的活动。这个事件，一整天都困扰着我。对于山帝的顽固，我是既同情又生气；但对无情地驱逐他，又觉得很羞耻。如果他自认可以同时应付两个读书会，与我们有何相干？小组成员的反应，令我不快。凯尔是那么冷酷，奥布瑞则过于现实，泰瑞自始至终对山帝脚踏两条船十分不满，明显地要他走人，而我却没有强力主张山帝有留下来的权利。
晚上电话中，把这件事告诉史帝芬，他也非常生气。
“该死的凯尔。”他说。
我必须承认，今天下午大家只有失没有得。渐渐地，我了解到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会见自我敌人吧。
“嘿！”泰瑞说：“我们不想要这样摇摆不定，爱来不来的，必须要全心投入才行。”
可是，山帝拒绝接受暗示。他坐在那里，摸着一嘴乱七八糟的胡子，试图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有他参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思想的交流；至于他不能出席时，我们则可复习功课。最后，他甚至表示愿意影印另一组的讨论内容给我们。
那绝不是个好方法。凯尔直截了当地强调：“有人一定要离开，一定得走。”
我告诉山帝，他必须自己做决定。老实说，我并不赞成他突然被踢出去。就算他想留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也提醒他，另一组的人如果知道了，也可能会重新考虑他的资格；因为就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读书会都有排他性。
山帝不同意我的说法，但表示会尊重大家的决定。小组的核心人物奥布瑞摇了摇头；打一开始，他就希望成立一个小型的读书会。
在大伙的遗憾下，山帝收拾起书本，怏怏离去。其他人则坐下来，规划将来的活动。这个事件，一整天都困扰着我。对于山帝的顽固，我是既同情又生气；但对无情地驱逐他，又觉得很羞耻。如果他自认可以同时应付两个读书会，与我们有何相干？小组成员的反应，令我不快。凯尔是那么冷酷，奥布瑞则过于现实，泰瑞自始至终对山帝脚踏两条船十分不满，明显地要他走人，而我却没有强力主张山帝有留下来的权利。
晚上电话中，把这件事告诉史帝芬，他也非常生气。
“该死的凯尔。”他说。
我必须承认，今天下午大家只有失没有得。渐渐地，我了解到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会见自我敌人吧。
“是的，杜罗先生？”马恩教授低头看了看点名表，确定没有念错我的名字。
现在是10月的第四周，我们讨论的是犯罪未遂——有意图或是被诱使，但未完成的罪行。案例的主角是个喝醉酒在酒吧内捣乱的人。他拿出了枪，威胁其他客人，最后则用枪指着酒保的头，并且扣了板机，可是枪卡住没有发射。马恩问这种行为在《模范刑法典》中属于什么罪？同学们翻过刑法典，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伤害罪、谋杀未遂罪等。马恩问可不可以算过失杀人未遂罪？我知道这个答案，并且自认为是很聪明的答案，因此赶忙举起手来。
“不可能是过失杀人未遂，”我说：“未遂罪必须是有意图的，然而过失杀人则是一种非故意的行为。”身旁的同学个个微笑，我甚至听到有人发出赞叹：“哇！”没错吧，多棒的论点啊！
马恩看看天花板，低下头来，很客气地对我说：“你有没有感受到背后风的嘘声？”
我顿时愣住了。
“我猜，是来自你刚才打开的天窗吧。”他说。在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坐回椅子上时，马恩开始解释：有意图的谋杀未遂，在某些足以减轻罪行的情况下，如酒醉或精神错乱，依法典可以归类于过失杀人未遂罪。
我犯了个错误，虽然谈不上是今年最大的失误，但还是觉得非常不好意思——说得更严重些，根本是丢脸极了。最近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几次——举手发言时不想清楚，随口说出不恰当或是完全不正确的话。课堂上犯错总叫人懊恼，更别说是经常如此。
“我是不是太差劲了？”有一天，史帝芬在民事诉讼课堂上回答出错后，焦虑地问我。“一整年来，我不曾觉得如此难受。”吉娜为了一些错误，忧心烦恼了好几小时。
一天苦读20小时
时间一天天过去，课堂表现变得愈来愈重要。现在，大家经常评论同学在上课时发言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被点到名的人。“杰克今天表现得很好。”“是啊！不过当佩里尼在那个问题上对他穷追猛打时，真是替他难受。还是麦特妮比较厉害，讲话面面俱到，真是聪明十足的家伙”。 同学们对上课时发生的事如此在意，原因相当复杂。表面上看来，不外乎是同侪间相互竞争的心理。不过也有些外在环境的因素，加强了这种趋势。两个月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相同的事，听相同的教授讲课，读一样的书，做一样的探索。课堂之余，缺乏属于个人的发展管道。在制式的团体生活当中，大家面容齐一，没有人是特别的。唯一能凸显自己的方式，就是借由课堂表现，被众人冠上优秀、聪颖、反应敏捷、法律高手等字眼。在这种情况下，确认自我与争取成就的动机，融合为一。
如此一来，也引发出其他问题。当同学愈希望有好的表现，就愈能看清底下的事实：没有一个确定的指标，可以告诉你自己到底学了多少，学得多好。尽管我们勤勉奋斗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是否能顺利通过任何一科。当然，纯粹从几率来看，不过关的担忧是多余的。哈佛法学院很少给Ｆ的成绩。40年以前，有三分之一的新生会当掉；但是现今，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成绩的原因离校。不过再怎么说，课程内容如此困难，又没有绝对不会失败的保证，一切还是小心为妙。殷殷企盼成功的心态，加上对自己所处状态的不确定感，两面极端的幻想交替出现：一会儿梦到足以光耀门楣的超级表现，一会儿被沦落街头的残酷景象给吓醒。害怕失败的病症，一直要到一月期末考之后才会结束。一试定江山的政策，让同学们早早就开始心惊胆跳。有些紧张大师，甚至从10月中起就马不停蹄，汲汲准备考试。其他人，则四处找寻蛛丝马迹，看能不能打探出影响成功与失败的相关因素。ＬＳＡＴ高的同学，就时常跑去调查课业成绩与ＬＳＡＴ分数的关联。还有一种说法，像我这种年纪稍长、又结过婚的人，通常会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心安，我不断用此坊间传言来麻醉自己。
无论各家说法如何，最被信赖的指标，还是课堂上的表现。140个同学共聚一堂，面对教授，思考同样的问题，谁能率先讲出大道理，谁就最有机会在考场上获得光荣的胜利。愈相信这种想法，力求表现的压力就愈大，许多不成文的规定也逐渐打破，比如像是发表意见不引用课外的参考书籍等。一天，契约法课讨论的个案内容是：一个宾州男子，在南北战争时志愿从军，离开家前，允诺妻子每个月会寄回20元的生活费，但后来却爽约了。妻子不甘，上法庭告丈夫违约背信，结果败诉。佩里尼用这件案例告诉我们，法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承诺，以及商业上的约定并不等同视之。这个主题，以后还会经常回过来讨论，但是山帝似乎等不及了，发表远远超越在前头的高论。“我对这件案例有个蛮不错的观点。”他说：“既然丈夫参加的是北军，他可以领取南北战争的退伍津贴；况且，如果他不幸早死，遗孀原本就可拿到一笔抚恤金。所以我好奇地查了查领取美国内战津贴的名单，发现从1877年起，个案中的逖胥太太在丈夫死后，每个月都领到8元的补贴。”
同学们对于山帝的历史解答，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纷纷报以嘘声。佩里尼原本就不喜欢我们在现阶段找课外书来读，如今正好逮到教训的机会，讥讽地说：山帝真是教人失望，怎么不跑到哈利斯堡的军墓区，看看逖胥太太的冤魂是否还在那里？
尽管山帝的努力闹出笑话，公开引用课外书籍的行径不再是禁忌。许多人开始承认常常翻查佩里尼写的入门书，并且发现佩里尼上课时的评论，往往从中原封不动地搬出。为了求好表现，入门参考书对很多同学而言，已经成为必读的功课。更有人神经兮兮地跑去图书馆，读《法学评论》里的文章、法约条款，以及案例书中提及的参考个案。
“我真不明白，那些家伙究竟想证明些什么。”东尼在图书馆里对我说。他向来在馆内的学术论文区读书，最近发现第二组的同学，一窝蜂挤到这儿查资料。“教授又不是白痴，如果老是偷取别人的观点，怎么会不被发现。等着瞧吧，那些人不会因此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不是每个人都和东尼一样乐观。许多人感受到同侪压力，纷纷找参考书籍来读，深怕功课落人之后。传言中，有同学夸张到一天浸淫于法律的时间，长达20小时，一周140小时；每天图书馆一开门，就赶忙报到。也有同学整晚关在宿舍里头读书，除了半小时的用餐时间，都在整理课堂笔记，周末时还花工夫打字，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吓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做好学生的标准已经不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拼老命，于是前后差距逐渐形成。
超人一等的表现
课堂中最能看得出差别，以往人人才赋平等的假象却除，高下立见分晓。法律怪才的传闻一直都有，他们怎么考永远都是Ａ＋。许多教授据说学生时代就是如此，我们基于好奇心，拼命打探第二组中是否有类似的人物。最近几周，似乎开始有几个厉害角色，频频发言；他们不像克雷莉莎、卡霖等人，徒为发言而发言，品质不一。这些人从来不会成为笑柄，天赋异禀，随时可以洞 悉问题的核心，发表高明的见解。其他自叹弗如的同学，以既崇拜又妒羡的口吻，称为“大明星”。
像纳德就是个明星级的人物。他瘦瘦高高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缅因腔，反应非常敏锐，对契约法很有兴趣，深得佩里尼的欣赏。一天，佩里尼问了个问题，同学都答不出来；教授左看看，右看看，最后指着纳德，叫他起来作答。结果，他精彩的见解，叫我们都傻了眼；老师频频点头，再度印证了他聪明绝顶的才华。纳德超人一等的表现，时时可见。每当一叫到他的名字，很多同学脸色都怪怪的，不如人的屈辱感由然而生。忌妒心强的人，就会说纳德其实一点也不厉害，他只不过是学术上的纸老虎，借着翻读课外的论文资料来膨胀自己。想来也真羞耻，每回听到这种说法，竟然也不知反省地跟着起舞。仿佛说出正确答案的人，都是招摇撞骗的坏东西。
等我找到机会认识纳德之后，发现他真是个机智幽默，多才多艺的家伙。不仅懂得音乐、戏剧、政治，还在学生组织办的免费大学里，教人家做中国菜。他在契约法课的杰出表现，绝对不是虚胖，而是天赋与浓厚兴趣所造成的。
当然，也有一两个所谓的“明星”，的确招人诟病。像哈诺，个子小小，头发半秃，讲起话来自以为是，态度非常傲慢。每次一开口，就把我们当成是受二等教育的次级学生，只有他才是高尚的精英份子。发表高论的同时，还随着重音摇头晃脑，仿佛管弦乐团的指挥一样。
虽然到下学期时收敛不少，但在10月末时，他已经是班上最惹人厌的家伙。差不多同一时间，我跟他有过私底下的接触，于是对他有我自己的评价。
10月的最后一周，我们正研读非法侵入的法规，吉格曼在课堂上举了一个假设，引发激烈的讨论。两条紧邻的铁路，分属不同人所有。其中一条铁路的所有者，为了排放废水，需要接条管子到外头的荒地，但水管势必经过另外一条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算是非法的侵犯吗？45分钟的争辩当中，同学壁垒分明：强烈主张财产权的，认为未经铁路主人许可的水管，应该强制拆除；另外一派，则从社会整体的考虑出发，认为这类小小的侵犯，是必要而且应该允许的。课堂结束前，吉格曼告诉同学，类似的案例曾经发生在爱荷华州。“究竟最后谁赢？”同学好奇地问。
吉格曼一如往例，不给答案，只把案例出处写在黑板上。
读书会结束后，奥布瑞和我到图书馆找这份案例，结果发现不在书架上。环视左右，见到哈诺，心生狐疑地走近他的座位旁，果不期然，案例书正阖着躺在案头上。
不消说，当组里140个同学都在找这本书的紧要关头，读完不放回书架的行径，实在太自私了。憋住心中的怨气，走上前去，表示需要借用这份报告一两分钟。他挥挥手背，叫我们自己拿去。
奥布瑞和我一同翻读案例书，判决结果是：私设水管的铁路公司，需要负担使用费，但是法院驳回了强制拆除的要求。虽然裁决正提供了两派折衷的解答，但我们根据所学，都觉得有点奇怪（日后的课堂上，我们会学到爱荷华的这个案例，开启了当代公害防治法规的大门）。
我把书还给哈诺。“不可思议的结果，不是吗？”我随口问了一句。
他蒙着头继续看书，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意思。”我又说。
哈诺还是不搭腔。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书放在桌上。
“谢谢罗！”我说。仍旧没有反应。
几天后再提起这件事，有人告诉我，哈诺用功时的原则是：不跟任何人讲话，谁也不例外。从事如此神圣伟大的工作，怎能受到干扰？在我拿书时，跟我摆摆手，已经很难得了；等我再回去时，无动于衷的态度，才是正常的。
史帝芬向来有一种可怕的黑色幽默。当我告诉他这个故事时，他开始咯咯大笑：“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哈佛情有独钟？因为像哈诺这种人，铁定名列前茅，科科拿Ａ＋。这就是伟大的精英教育制度。”
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只感到沮丧。史帝芬口中的“精英教育制度”，一而再地浮上我的脑海。也就是说，要在哈佛法学院里成功，只有靠杰出的表现；而杰出表现是高度英才与坚强毅力相互配合，才能产生的结果。想想自己，完全够不上边。我既没有能耐，一天工作20小时；也没有绝顶的聪明，可以在十几小时内，又读指定的案例，又翻阅课外的参考资料。跟哈诺、纳德这类人比起来，我上课的发言实在乏善可陈；更糟的是，我还会犯错，很愚蠢的错误。说穿了，我只是个幸运的庸才。承认自己的平庸，真是令人痛苦。放弃生活无虞、名声响亮的职业，却来到这里，面对自己才智有限的残酷事实。无能的挫败感愈来愈强烈；那一天，在马恩的课上犯下丢脸的错误，羞耻的感觉达到了最高点，自哀自怨的情绪完全淹没了我。
走出教室时，十几年来未曾流下的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我好想向马恩及班上的同学解释，我并不真的那么蠢，我也能完成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却没有机会证明，无论是对他们，或对我自己。
伤痛终会过去。走出哀怨的阴影后，我发誓再也不让那种感觉控制我。倒不是找到了什么平衡点，建立了更健全的心态；我的决定是，上课时不再发言了。保持疏离的态度坐在教室，忍住说话的欲望，旁观众人表演。没有勇气再承受那么大的耻辱，失败的恐惧征服了我。接下来好几周，我都是安静无声的局外人。
与教授共进午餐10月30日（星期四）
这个星期，有些比较轻松的活动——与教授们共进午餐。读书会的五人小组，昨天先跟佩里尼一起吃了饭，今天中午则和吉格曼有约。饭局进行得还算愉快，但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实质上的收获。
午餐约会是ＨＬＳ由来已久的惯例。老师可利用这个机会，缓和师生互动太少的严厉批评。大多数教授都会尽量排出时间，配合学生提出的请求；有些教授甚至会主动邀请同学，一起吃顿饭，喝杯酒。据彼得学长表示，去年马恩教授在午餐聚会，都会掏腰包请客。
佩里尼则有不同的架子。月初时，他用一贯犀利的目光环视四周的同学，然后说：“我有件事情要宣布。”接着愉快地举起双手。“现在起，我午餐的时间都有空。”最后再加上一句：“各付各的。”
从此，他几乎每天中午都跟三五个学生在一起。我们这一小组吃饭的地点定在费德南，一间不错的法国餐厅，位于哈佛广场。私底下的佩里尼，跟站在讲台上的，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希望周遭世界完全按照心目中的规矩运行。连吃他的龙虾沙拉，都有一定的角度，我亲眼看见他调整沙拉盘的位置。然而，他还是挺吸引人的，有一种平板的可爱。讲话时，细心地注视坐在四旁的我们。话题主要环绕在他在学校外头接的计划。身为国会共和党议员的顾问，一大串华府政治人物的名字陆续出现。我很惊讶，佩里尼对待参议员的方式，跟对付学生没什么两样。他洋洋自得地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在餐厅里吃饭时，跟顾问计划中某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起了争执。“我让他哑口无言，完全没得反驳。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里，真是有趣。”
就某些特定的议题而言，他比我想像的讲理得多。例如：法学院对女性与少数族群入学资格的保护措施等。谈话中，我跟他起了小小的冲突。争执是发生在，学校是否刻意注重商业法的发展。我其实只是随口一提，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佩里尼的反应，倒十分强烈。
“我不同意，”他反驳地说：“完完全全不同意。强调商业法的是同学，不是老师。是你们这些学校教育的消费者，来决定课程的安排。我们可没有大排长龙，等着修公司与商业发展的课。你应该去瞧瞧，相较之下，注册家庭法或刑事诉讼的同学有多少。”
或许也有道理吧。大体而言，他的想法还算公平，态度也蛮诚恳的，只是显得有点放不开。透过对话，对佩里尼个人有更深层的认识。也许具有强烈表演性格的他，要在讲台上才能无拘无束地挥洒自如吧。
至于吉格曼，就跟课堂上见到的一样，有点害羞，有点拘谨。我们去的是一家意大利餐馆，布置朴素得多，可以轻松地坐下来好好聊聊。他讲了许多执业律师的经验。来学校之前，在华盛顿一家大事务所工作，常有机会上最高法庭。他轻描淡写，分享一些关于最高法院的闲言闲语给我们听，其中最常提及的是法官道格拉斯。吉格曼在50年代时，做过道格拉斯的书记官，至今还互相有联络。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吉格曼对回到学术界的喜悦。最常听到他
对别人的赞美就是：“很精明、了不起的学者。”当他问起上课情况，我们都表示肯定与欣赏，这的确也是组里大多数人的共识。
师生互动频繁 收获丰硕 如同日记上所写，与教授的午餐约会是项传统，希望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在ＨＬＳ，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不可能频繁。想想看，一组有140个同学，怎么彼此好好认识呢？这种现象，到了二、三年级之后，也不会改善，因为大班级的课还是很多。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哈佛特有的缺点，因为学生人数太多；其实不然，它是美国法学院共通的毛病。即使学生总数没那么惊人，各个 法学院的师生比例都超低；唯一能媲美的，只有商学院。低比例的造成，又是我们已故院长朗德尔先生的“杰作”。
“朗德尔院长对法学教育的一大贡献是，”有个教授在年底时，对一群学生说：“让它变得便宜许多。靠着苏格拉底教学法，同时指导140个学生不再是神话，适切的大众教育成为可能。他向美国各大学校长证明，开设法学院可以赚钱，不需要雇用一大堆老师。”
有些教授否认大班级的产生，是出于经济考虑。教商业与税务课程的海瑞奇，刚被指派担任我们法律技巧课小组的指导老师。一晚，小组成员去他家作客。闲聊当中，海瑞奇为大班级的教育功效辩护。
“想想看，这边有史密斯想讲话，那边有詹森想讲话；另外还有个葛林，要发表不同的意见。140个学生齐聚一堂，多元性强，正可以反应各种看法，有助于更深入的探讨。”他并且提醒我们，在众人面前练习说话，可为将来法庭的公开辩护做准备。
不管大班级的好处有多少，同学们还是喜欢互动性强一点的学习环境。学期中，法学院的学生委员会，正式向学校提案建议，未来法一的课程，应该有一门课是35人的小班。这种单一课程小班制的做法，在其他法学院已经很普遍了，比如说：耶鲁、加州大学（勃特分校）、明尼苏达等学校。午餐时的聊天当中，我很意外佩里尼支持这项提案，甚至相信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所有课都改成40人的小班。然而，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反对，认为修改制度的代价太高，不切实际。
对于我而言，小班制的提议适切有理。当我还在考虑去哪一所法学院时，有朋友极力鼓吹耶鲁，因为那里的师生比例最高。那时我不以为意，不过现在可以想见，师生频繁互动带来无比的收获。
最起码，如果班上学生人数少，同学就不至于盲目地猜测自己学习的状态。在大班中，教授通常不会给你任何赞美的鼓励，无论表现是如何优异。理由可能是，避免在众多同学复杂的情绪上，增添不必要的困扰与敌意。有时，摩利斯会在同学讲完话后，迅速而有技巧地加上一句：“非常好的见解。”但也都只是点到为止。更何况，他之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比较轻松的气氛已经先被营造出来了；其他老师如果跟进，恐怕效果不彰。小班制就不同了，教授可以对学生有多一层的认识，充分掌握各个学生进步的动态；或褒或贬，因人而异。同学也因此能有个体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大群人当中不被认知的小成员。
小班制另外的优点是，教学成效会大幅提升。学习法律的过程是很奇特的，有时候一个弯没转过来，就全盘皆输。才刚领悟到的同侪，或许没办法提供什么帮助；可是有经验的教授，往往能够很快看到症结所在，一点就通。但是，要怎么找到教授解答疑问呢？现在一下课，就15或20个同学挤到前头，有的只是要吸引老师的注意，有的是不愿错过老师的任何一句话，有的则是尽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要能够逮着机会做有效果的对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办公室找老师呢？也没那么容易。一方面，教授们都很忙，常常不在；另一方面，如果在没想清楚问题之前，不好意思特别跟老师约时间碰面。坦白说，有些教授像摩利斯、吉格曼等人，都很乐意拨出时间与学生讨论功课；但是大多数教授，却常常给学生一种“不要来找我”的感觉。例如马恩，一直到第七周，才在班上公布他办公室的号码，并且还加上一句：“要来，以后再说；我现在很少会到办公室去。”
我相当同情教授的处境。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如果遇到一群求知欲望强烈的学生，是很累人。然而，我渐渐感觉到，ＨＬＳ老师与同学之间的距离感，无论在课上或课外都极端严重。造成的原因，不单只是制度，教授的个性也是关键。
“即使变成小班制，我很怀疑你们跟某些教授的关系会有任何改善。”那天在海瑞奇家中，
谈到学生委员会的提案时，他对我们说。“许多教授不善与人交际。”海瑞奇试着用委婉的语句，传递出一个事实：哈佛法学院聘了一群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妄份子。ＨＬＳ的教授，倾向于把自己当成是精英中的精英，千挑万捡之后的不时之选，怎么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学生身上？
神秘笑容 难以忘怀不仅如此，这群骄傲的家伙，为了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鲜少与人有非正式的接触。在ＨＬＳ，教授口中的称谓，都是“先生”、“小姐”的，很不亲切；即使对自己的同事，也极少直呼其名。整个文化造就了不可化解的疏离。无论是老师或同学之间，在教室外头遇到，多半只是点个头，笑一笑，一点也不像朋友，反倒像商场上的泛泛之交。我们所有的联结，都是出于“不得已
”，脆弱而无感情。
组里是有同学在私下侵犯了老师的个人空间。一个家伙，不请自来地跑到教授家里去；另一个家伙，要求教授帮他解决私人的法律难题。但是，撇开这些极端的例子不谈，正常的互动少之又少。这一年曾经出现在学生餐厅的老师，五根手指就数得清。到了冬天，很多老师为了避开同学，宁可冒着风雪走在外头，也不愿意在大楼之间的地下走道，与学生照面。
有一天，当我问起彼得，为什么从来没在图书馆内见过教授，他那神秘的笑容令我难以忘怀。
“傻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图书馆啊。”我怎么也想像不到，100码之外，有个全世界最大的法律图书馆，他们却还要在办公大楼的五楼，建造另外一个不让学生进入的藏书室。
遥不可及的教授，会增添同学的敬畏之情。他们拥有操纵生死的无上权力。既可传道解惑，又能威胁恫吓我们。要让学生的周末泡汤，就出一大堆作业；要让同学脑力激荡，就考问一连串困难的概念。最重要的，他们是法律游戏当中世界级的专家，而我们正在努力地挤入殿堂。在许多方面，教授是同学效法的典范；有些时候，甚至成为神话式的传奇人物。课堂之余的非法律式对话，常常围绕在老师身上，互相交换传言。一会儿，马恩教授从前办过什么样的大案子；一会儿又是，佩里尼跟哪个政治人物交过手。至于摩利斯，大家就更崇拜了，因为他才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在学校留下一段辉煌的成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虽然伪造的成分居多），在一个4小时的测验当中，摩利斯不仅从容地完成考试，还写出一篇因为忙于《法学评论》的工作，而忘记缴交的报告。结果两项，都得到全班最高的分数。
对我而言，由于刚卸下教职，跟教授交往的感觉格外复杂。从讲台上的权威，转换成坐在指定位置上，相当程度任人摆布的被动角色。我开始觉得，自己又回到青少年时期。事实上，从外观来看，阴暗的走廊铺着油布，旁边摆着一长排学生的储物柜，法学院还真有点高中的味道；再加上，对周遭环境的不满，年轻时候的脾气与叛逆性格，似乎又涌现出来。我的反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哈佛法律学生会的成员身上，多少可以嗅出青少年特有的愤怒。或许，这就是对学校猛烈批评的来源吧。
除此之外，内心的感觉还更推回到孩提时代，想要吸引父母注意的痛苦。在课堂上，举手等待发言，迫切希望讲出大道理，赢得老师的赞赏。这种心态，与小孩有何差异？原本以为，孩子气的阶段早已过去；没想到，孩子气的消失，其实跟外在环境相关。现在一旦被当成小孩看待，所有孩童情绪又都跑出来了。难怪在马恩课堂上的犯错，对我影响如此深远；因为它交织着两种耻辱感：一方面是，小孩无法取悦大人的伤心；另一方面是，成人丧失自尊的羞愧。
对于教授的复杂感觉，可从下面的实例略窥一二。汤姆是从前在加州朋友家中的旧识。他原本在另一所学校教书，今年才来哈佛客座。得知消息后聚在一块，愈混愈熟。汤姆慷慨大方，很快地就成为好朋友；我们之间，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师生关系。有时，我会找汤姆一道吃饭，地点通常离法学院很远。
有一天，我和泰瑞恰巧在体育馆碰到汤姆，当时才刚下完课不久。从前不曾叫过他汤姆以外的名字；但是此时此刻，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法学院的教授。因此，当他亲切地打声招呼：“嗨，史考特”时，我竟然不由自主地回了一声：“教授，你好。”
比跟妻子还亲密的关系11月1日（星期六）
细雨纷纷的11月，总带给人郁闷的感觉。但是，老天啊，我的心情简直糟透了！整个世界一片黑暗，从早上起来，到放学回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就好像身处在乌漆抹黑的无边隧道，伸手不见五指，拼命地往前走，却看不到出口处的亮光。家庭的气氛不再融洽，我们时常争吵，显然安娜已经受够了法学院学生妻子的苦。对安娜而言，很难没有不平的感觉。每当我在这儿享尽哈佛法学院的荣耀时，她却老远地跑去乡下学校，从事体力负荷的繁重工作。即使偶尔有机会共处，我都常常心不在焉。再加上，来到新地方不久，没什么好朋友可以帮忙解闷，振奋精神。法学院并不是个提供社交活动的好场所。一旦到了周末，大家都很庆幸，不必见到彼此。这是有道理的；即使好不容易安排了聚会，大家谈论的话题，还是环绕在ＨＬＳ上头。
要能排解苦闷并不容易，而安娜总是一个人想办法承担。周末时，她常常独自跑去城里，逛逛博物馆，看看展览，买买东西。我的忙碌，的确阻碍了家庭的幸福。上星期安娜怨怼地说，我跟法律的关系比跟她还要亲密，意有所指地抱怨性生活不美满（从同学的聊天当中可以知道，这种问题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凡此种种，令我生出强烈的愧疚感，但又非常无助，因为我没办法让法学院的功课负担减轻。
疲惫的学校生活持续进行，繁多的作业，令人困惑的观念，怎么样都闲不下来；为了学好法律，心无旁骛、完全专注是必要的。最麻烦的一周就要来临了。法律技巧课的重头戏即将上演，每个小组都要在近日内交出即决审判的动议、谈判过程的记录，以及一份研究报告。我们这一组排定的时程是，星期一提诉讼要旨，星期三做口头辩论。整个周末，我和组员威利聚在一块，加紧赶工。除此之外，刑法与侵权行为这两门只有一学期的课，现在正以超快的速度进行当中，每个星期差不多有60到80页的指定作业；另外像民事诉讼，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功课如此繁忙，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打马虎眼了。案例的摘要整理，我决定这星期暂时不管它，没什么大不了的。几乎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叫苦连天，沉重的压力让我们无法好好睡一觉。三或四小时的休息，已经够偷笑了；有时，忙到整晚都不能睡。严酷的折磨之下，大家自怨自艾，气氛十分低迷。
真是灰暗的季节啊。
模拟谈判 受益无穷
法学院新鲜人这整年都是起起伏伏，有好有坏；但是11月的头两周，可真是惨到谷底。感谢上帝啊！
法律技巧课的作业，把大家弄得头昏脑涨，都快被逼疯了；这种惨烈的状况，只有日后的期末考可以媲美。如今的发展，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原本还有许多同学，对法律技巧课漫不经心 ，觉得无聊透顶。事实上，我们这一小组的老师韩里倒满不错的，很细心地教导一些基本技巧。有一周，我们观赏一卷录影带，是同学奥布瑞面谈客户的模拟过程，颇为精彩。从中学习到如何录取出庭前的证词，如何草拟质询稿。再前一周，我们模拟与对方的谈判，试图协商解决卡兹的案子。
我个人觉得受益无穷，但是有些同学认为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如把精力放在要打分数的正式课程比较实际。
然而，撰写诉讼要旨的作业（法律技巧的最后一项功课）倒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几乎每个人都全心投入。诉讼要旨是律师写给法官的书面答辩，主要把先前的相关案例整理出来，印证自己的论点；并且分析对方可能引用的案例，指出关键的差异，说明不适用于此的理由。从前在课堂上，我们已经仔细讨论过法官的裁量意见，每一小点都不放过。虽然老师不希望我们借用课外的参考资料，同学们还是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查询，其中最热门的恐怕是法律百科全书。大家对自个儿努力不懈的精神都引以为傲。一天在图书馆，遇到奥布瑞和他的工作伙伴费尔，马上把他们的精心杰作秀给我看，洋洋洒洒40页的答辩状，远远超出十页的要求。
当时，我真不了解，为什么同学们的态度有如此极端的改变。组里面精明外向的女同学伊莲娜，倒给了我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一天在朗德尔大楼的电梯中相遇，两人都正好要往图书馆去。伊莲娜松软无力地靠着墙，口中喃喃抱怨，为了准备诉讼答辩，接连几天都未睡好觉。
“为什么要把这档事看得这么严重？”我问她。
“因为我输不起，看不得对手神气活现的臭屁模样。”接着，她微笑地说：“你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吗？哈诺。”
但是即使对手不是惹人厌的哈诺，大多数同学似乎也抱定非赢不可的决心，在竞争性格与成就欲望的驱使之下，战斗力强烈地爆发出来，打倒敌人成为眼前迫切的目标。回想起来，其实原因并不那么单纯。透过提出简易判决动议的练习，整个学期的挫折与沮丧有可能就此消失；因为只要好好地打成功这一仗，就会生出能够胜任未来律师工作的快感，并且证明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努力没有白费。另外，从书面答辩与口头辩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评估出各个同学的学习成果，明了自己在班上的位置。简易判决的动议，是要求法官不经审判直接裁决。法官阅读双方提出的诉讼要旨以及附带的证词，聆听口头辩论，裁定是否有一方证据确凿，明显站在法律的上风，因此不用浪费时间进行审判。如果法官接受了简易判决的动议，就表示提案的一方获胜；若是否决，则必须安排正式的审判。
在卡兹的个案当中，原告与被告都提出了简易判决的动议。虽然，两者都被驳回的几率很大，但是如果要旨写得好，辩论时找出决定性的破解之道，立即获胜的可能不是没有。压倒性的胜利，是许多同学的梦想，因为那代表自己的法律天分，已受到权威的认可。为了达成目标，他们拼死拼活，费尽心思。面对这种激烈的竞争热潮，我不愿卷入，决定适度地抽身。虽然口头辩论（阐述答辩状的重点，并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是跑不掉的，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反正顺其自然，有什么就说什么，容易得很。我企图说服工作伙伴威利站在同一阵线，一切放轻松。话才没讲两句，他满口答应。组里面，大约有5到10个同学，只想到法学院来混个学位，其余的都不在乎，威利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没有想要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因此丝毫不受竞争压力的影响。一天，威利跟我说，工作分量得缩减，因为星期四晚上他喝得烂醉，隔日早晨要多休养。
我们达成协议，准备答辩状的时间不超过12小时。星期五、星期六两天，就把它完成。这样的工作时数，是其他绝大多数同学的三分之一。要旨内容大约就是，把对手引用的最具说服力的案例（事后才知道的）拿出来，大批一番，然后就此阐述己方的论点。星期一把成果交给韩里；刚开始还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后来不断地告诉自己，担忧是多余的。
既然如此漫不经心准备答辩，照理说应该多出来很多时间才对。可是前一周，我已经答应韩里，接下一份志愿性的功课。工作主要是查询图书馆的资料，针对一个复杂的侵权问题，整理相关的法条与案例。需要的时数，大约是25到30小时。在我组里只有一些人愿意做这项工作。而我之所以接下工作，是因为原本就知道，自己会随随便便应付答辩的功课，为了弥补罪恶感，不愿意在其他人忙得焦头烂额时偷懒。多事的下场是，与大家一样承受功课落后的压力，如今我在侵权行为课的指定读物上，已经整整落后100页，其他课程也差不了多少。
精辟演讲 荡气回肠功课再多，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纳德尔（Ralph Nader；译按：美国当代消费者权益运动的活跃领导人）的演讲。星期二晚上，安娜不大舒服，于是我拎了本侵权行为的书，独自前去会场。
我对纳德尔崇拜已久。他不仅是个狂热的反对份子，并且思维透彻，想像力丰富，批判社会体制时，绝对不是胡吹乱盖、凭空乱骂。当晚，纳德尔要谈论的体制是，哈佛法学院以及一般的法学教育。纳德尔也是ＨＬＳ的毕业生，但对哈佛并没有太多的恋眷之情。在一本传记中，他形容法学院的学生是：“关在铁笼里学习自由的概念。”我迫不及待聆听他的批评；
这一阵子郁卒的心情绝对其来有自，不会只是出于我的神经紧张。
纳德尔的演讲非常精彩；一个多小时，完全不用稿子。个子细长，皮肤黝黑，比在电视上见到的要好看些。他靠着讲桌侃侃而谈，有股牧师传道的热忱。
“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纳德尔说：“在精致的伦理架构下，发展必备的分析与实证技巧，以伸张社会正义。”然而，哈佛及其他大多数的法学院，因为过于注重技巧的实用价值，把原来的目标给忽略了。
他提醒我们，仔细反省经过学校训练之后的心理机制。如同吉娜所言，法律思维会带来习惯性的谨慎与迟疑，有时反而会与一般常识，以及基本的正义直觉背道而驰。
他批评个案教学法的缺失。到底这些案例所彰显的，是属于谁的法律？个案书中挑选的，多是经过上诉过程的大案子。但是除了有钱人，谁能负担昂贵的律师费来进行到这个阶段？社会当中，有很多犯罪行为和法律问题，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法庭争辩，也因此不会列入案例书里。“你想想看，”他问：“有多少佃农会上法庭控告香吉士这样的企业财团？”
案例中显现出来标准的律师工作是什么？面谈客户、写答辩状、到法庭做口头辩论——就是我们在法律技巧课上学到的那些事。难道律师的形象，非得是谁付钱就听谁的，而不能是组织性强、理想性高的运动者吗？我们扪心自问：最复杂难解的法律问题是什么？是课堂上指定的案例问题吗？处理公司行号的税务细节，真的需要利用学校资源、花时间特别指导吗？其他既困难、又重要的问题呢？像企业与政府的腐化、消费者权益、提供贫民法律服务等？
“问问自己，”纳德尔接近尾声时说：“最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是不是应该交给最优秀、最有能力、最具信心的人去处理？以精英自居的你们不去做，谁去做？你们不必把自己的知识力量与才华，用在不顾公共利益的大财团身上。这种工作，你不去做，他们一样找得到别人去做。如果你的想法是：’我是个眼光短浅的专技人才，没有理想抱负，也能愉快地过日子，‘那你根本是在作贱自己。”
离开演讲会场时，我的情绪高昂。当然，他的谈话也是有漏洞。比如说：我就很怀疑，学校教育是不是应该像他主张的那么政治？但是大体而言，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长久以来，为自己即将成为律师的不安感觉，稍稍获得纾解。
开车回家之后，投身法律界的意义感悄然生起，这几天的郁闷与沮丧也暂时消失。不过，要如何把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还是未定之数。现在的自我敌人，不是具体可见的，而是面对压力时的无形态度。改变是必要的，但该从何处着力呢？
没想到，不到24小时之后，一个明确的目标出现在眼前。
点到没有准备的同学 星期三早晨，安娜的情况没有好转。她先前被小朋友的感冒传染，如今声音沙哑到无法教书，于是决定请假一天。上午好好休息，可能的话，下午跟我在学校碰面。趁此机会，可以看看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人物：佩里尼与吉格曼；并且还顺便见识一下，我排在两点钟的口头辩论。
她中午到达时，组里面的气氛正处于一种不寻常的高昂状态。上回的刑法课，同学参与踊跃，提出的评论打动了马恩，因此他试图赋予课程更高的活力。撇开枯燥的法条不谈，我们现在正探讨刑事诉讼上的相关议题，读的都是美国最高法院颇富争议的案例，像“米兰达对艾斯寇贝多”，处理被告的权益问题。今天，马恩找来一位警察，到课堂上模拟瓦伦法庭在审理“泰瑞对俄亥俄州”时，通过的搜身法规。马恩事先在志愿者查理身上藏了一把枪；当警察示范搜身动作时，只轻轻拍了拍查理的衣服，没发现任何武器。于是查理从口袋掏出了枪，并且直接指向警察，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此刻，窘困的警察把查理推往墙壁，重新搜身，
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对付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连两腿间的敏感部位都不放过。
这一次的演出，带给大伙相当的乐趣。接下来的讨论热烈，环绕的主题是，如何在法庭订下的规则与警察的实际作业之间，寻得适切的平衡点。下一堂是契约法课，每个人的心情仍然保持愉快，似乎预见有好事要发生一样。我把安娜介绍给一些未曾谋面的同学——吉娜、凯尔和凯伦，并安排她坐到教室最后头，耳提面命地叮咛，万一被佩里尼点到时的应付之道。
课一开始，就知道佩里尼并没有感染到我们的好兴致。自从法律技巧课答辩状的作业交代下来之后，出席率就节节下降；而现在口头辩论又紧迫眉梢，缺席的人就更多了。显然，许多同学准备口头辩论，比答辩状更下苦心。今天整整有四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佩里尼走进教室时，盯着疏疏落落的空位好一阵子。
通常佩里尼一堂课只讨论一个案例。然而，不知道是因为低出席率让他很沮丧，还是个案本身的缘故，短短40分钟，两个案例已经结束。当佩里尼低头看点名表时，同学之间酝酿出一股不安的气氛。我猜大多数人，对于指定读物中的第三个案例都不曾详读。昨天，我是什么也没看；不过，我按照规定，事先递给佩里尼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功课太多，喘不过气来，所以没有准备。”除非有极为特殊的状况，像是台风或是感染肺炎，班上同学很少会写纸条通告佩里尼。原因是，怕自己成绩受到影响。虽然在ＨＬＳ，考试是匿名的，卷子上就只有号码。老师打了分数后，交给注册组的人，核对号码与姓名，然后才登录成绩。所以，阅卷的教授根本无法知道，批改的卷子是属于哪个同学的。但是，佩里尼的威吓力量太强了，同学担忧他会把纸条留下，届时用来比对考卷上的笔迹，进而对曾经不准备功课者扣分。我是不相信佩里尼会这么无聊。
“慕尼先生！”佩里尼吼了一声。到现在，他依然使用那种慑人心魄的高昂声调，抽点同学开讲个案。
慕尼是个高高瘦瘦、个性温和的家伙，非常安静，几乎没听过他发表什么意见。表情严肃的他，抬起头来；才一开口，我的心就快要跳出来了。
“老师，很抱歉，”慕尼说：“我没有准备。”
佩里尼手握铅笔，肘臂悬在空中，眼睛盯着点名表，静止不动。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咬咬牙龈，开口说话。“你是说，没想到会讲到这里，是吗？”佩里尼目光凶狠地瞪着慕尼，声调冰冷而不齿，仿佛对待一个反叛者。没错，慕尼是背叛他了。
慕尼再一次紧张兮兮地试图解释：“我今天法律技巧课有个口头辩论要准备，所以……”
“这个教室内，也有其他同学今天要做口头辩论，不是吗？你有留条子给我吗？这个规定第一天就明白地告诉你了。慕尼先生，如果有任何原因，事先要给我解释的条子。”佩里尼怒气冲冲地走下讲台。听说，类似的情况几年前也发生过。当时，佩里尼站在那个学生旁边，强迫他当场读个案，然后一行一行地考问，整整修理了将近40分钟。但是此刻，佩里尼似乎还没想出修理慕尼的方式。
他走回讲台。
“慕尼先生，你星期一来的时候，最好先做万全的准备。”一贯的声音与面容，加上更深的怒意。下星期一，他会怎么整治慕尼呢？一定很可怕、很恐怖。现在的佩里尼，看起来简直要杀人，可怜的慕尼啊，该如何在恐惧下度过这5天呀！
不该把研究生当成小孩全班都吓呆了，一动也不动。佩里尼低头在点名表上，狠狠地做了个记号，然后改点坐在慕尼左边的人起来讲解案例。为了增加同学的压力，法学院的教授在发现有人没准备之后，通常会故意再挑邻座的同学作答。即使态度温和的马恩，也采行这种方式。用意在告诉你，如果偷懒，邻座的同学会跟着倒霉受害。因此，不准备功课的后果，除了当众的耻辱之外，还会多一份同侪的
鄙视。这可说是苏格拉底法带来的连坐酷刑。
“幸运儿”齐玛曼缓缓起身，含糊不清地解释个案。他跟在座的其他同学一样，吓得喘不过气来。
“他说了些什么？”有人小声地问。
“没什么可听的。”佩里尼厉声地回了一句。然后，不顾还在说话的齐玛曼，迳自拿起座位表，边环顾四周，边对缺席者画下记号。
痛苦的一小时终于过去了。佩里尼把点名表夹在手臂下，对着同学怒目而视。
“我本来要讲更多的，”他说：“但是，看看你们的准备如此不足。”说完，没好气地快步离去。
大伙儿跟着安静地走出教室。对于这个局面，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与安娜一同前往侵权行为课时，正好跟葛利格并肩而行，于是介绍给安娜认识。
“你觉得如何？”我问葛利格。
他耸耸肩说：“我想，佩里尼是气疯了。”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还好，”他回答：“慕尼应该很清楚被逮到的下场。”
“哎呀，你才刚从海军退役，”我笑着说：“早已经习惯了，对吗？”但是，整件事并不因为玩笑话而烟消云散。我知道自己的想法，于是脱口而出：“这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一个老师不能如此对待学生。哪里也不行，更别说在140个同学面前。”
显然，我不是唯一对这件事感到不满的人。在侵权行为上课前，琳茜决定鼓吹同学采取行动。她二十几岁，黑黑瘦瘦的，是哈佛法律学生会与法学院女联会中最活跃的份子之一。
“我希望对刚才契约法课发生的事有意见的同学，能够在课后留下来几分钟，大家做个讨论。”她说。
侵权行为课结束，等吉格曼教授离开后，伟德、读书会成员凯尔和琳茜共同走到教室前头，主持会议。事实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留下来。大多数同学都很生气，不断听到有人高声抗议，佩里尼不该把我们当成不懂事的小孩，老是以严词恐吓，还定些不通情理的规矩。我们应该借此事件，把心中的不满传送出去。
也有少数的人为佩里尼缓颊。纳德表示，这只是一个好老师偶尔犯下的错误，应该可以原谅。另外一些人，觉得这是慕尼与佩里尼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过度渲染。慕尼本人就是其中一个。
“我不希望大家有什么举动。”他一再地说：“我犯下的错误，应该由自己来承担。”
尽管如此，大多数同学还是不愿善罢甘休。凯尔认为，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心情，每个人上课都将如坐针毡，深怕遭受同等的待遇。
接下来，同学们热烈讨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比较恰当。有人建议，星期一时全体罢课；有人提案，每个同学都写张条子，告诉佩里尼我们统统没有准备。最后的结论是，大家共同递交一份抗议书。信的内容，由凯尔、琳茜和伟德负责，但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起草的工作，并且隔天还要经过全体同意才算数。
会议结束前，我和安娜悄悄地离开。我排定的口头辩论时间就要开始了，赶紧往举行的地点庞德大楼前进。在路上，边走边回想整件事的经过，以及同学的反应。坐在教室后方，看着会议的进行，到现在我还不确定自己真正的看法。
安娜突然开口：“你知道吗？我不觉得事情那么严重。”她说：“佩里尼的确很无礼，不应该用那种方式跟慕尼讲话；不过，也没那么可怕嘛。”
我惊讶地看着她。“亲爱的，”我说：“你难道没看到他注视慕尼时，眼中的恨意吗？”
“但是，那不就是你们口中的佩里尼吗？我几乎每晚都听你提起，佩里尼好凶，佩里尼好跋扈等等，不是吗？”
想了想安娜的话，或许也没错。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就身陷其中的我们而言，事情没那么简单，中间夹杂着压力、不确定感、个人尊严，以及未来前途的束缚。与佩里尼正面对决，想起来是个挺吓人的场面；不过大伙已经准备反击了，而现在正是个好时机。
“亲爱的，我想你很难了解这种感受的。”我告诉她。
她点点头，同意这是很有可能的。
称职律师的重要指标
口头辩论的情况，仿佛一场浩劫。
抵达教室前的一刹那，就知道完蛋了。我们的对手吉米和裘蒂，都穿出最正式的衣服。吉米是一套昂贵的三件式西装；裘蒂的，一看就知道是出于高级裁缝师的手笔。至于我和威利，则都只套件破旧的运动夹克。
等“法官”进场后，大事就更不妙了。在实际的法庭中，处理简易判决动议的法官，只有一名；但是如果法官愈多，问题就愈尖锐，基于这个理由，法律技巧课决定找两人充当法官：一个是学校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新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扮演法官的是谁，法庭内形式上的要求都得遵守。所以，要对法官尊称“阁下”，而法官对律师的称谓是“辩护人”。由于这类文绉绉的称呼，安排的法官最好都是自己不熟的，要不然会很尴尬。意料中，主考官是别组的老师昆利，从来没看过；但是，新生顾问委员会搞了个乌龙，另一名法官竟然是彼得。当我见到他时，一颗心立刻往下沉。彼得是多么注重卓越成就的人啊，对于法庭练习，一定抱持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我实在不想让他失望。
大伙进了教室，各就其位。昆利与彼得坐在讲台前，双方律师在第一排分坐两旁，中间以走道隔开；安娜则去教室后头找位置。
威利起身做开场白，依传统方式说出第一句话：“容我诉说几言，希望能切中法庭之意。”
恐怕，这是我们两个唯一讲对的话。威利的态度，一眼就看出兴趣缺缺。话说得很快，语气轻浮，有时甚至显得粗鲁无礼。对于法官的质疑，他常常轻蔑地予以反击。比如说，他会告诉昆利：“法官，那不过是你个人的意见罢了。”有一回，当彼得提出某个观点，他仅轻描淡写地说：“也许吧，不过我现在不想谈它。”
威利讲完回座时，明显地看到昆利与彼得两人，脸色铁青得难看。轮到我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口头辩护是律师称职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法学界的传奇人物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戴维斯（John W. Davis）等，都是高明的辩论人才。要成为好的辩护者，一般认为有两项基本要件：第一，是具备机智的口才。法官随时会打断你的话，提出质疑，再琐碎的问题都可能出现。为了对付各种可能，敏捷的反应是必要的。并且，既然问题宽广无边，辩护者还需具备的第二要件是，充分地准备，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以这种标准来看，我显然是不及格。发下来的相关案例厚厚一叠，我也没怎么细读；在写诉讼要旨时，就随便抽取了一些条文，插入答辩状内，充当立论的根据。除此之外，再没有做其他准备，反正心想，到时候照本宣科，交差了事。结果，才讲了一两分钟，昆利和彼得就把我打断，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对案子不熟的我，根本无法作答。为了度过这难熬的15分钟，我竭尽所能，用各种偷吃步，隐藏自己的无知。我拼命在最小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并试图把每一项质疑，巧妙地转移成语义上的争端；我甚至三不五时，对彼得露出亲切的微笑，提醒他我们是同一阵线的好朋友，企图把法庭上一板一眼的形式界限消除掉。
卡兹的案子，最后进入关键的法律问题。雨衣厂的老板葛鲁门，想要解雇卡兹，可不可以简单地宣称，他对卡兹的工作表现不满意；或者，必须提出任何理性的人都能够相信的佐证？威利和我是葛鲁门的辩护律师，我们把重点放在：解雇与否，原本就应该取决于雇主的主观满意度。有许许多多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立场，不过我却忽略了大半。好心的昆利，一二连三地做些提示，尝试引我入正轨。但是，心理保持备战状态的我却会意不过来，反而盲目地回击。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打嘴巴，把己方最好的论点弄得满目疮痍。最后，昆利终于放弃了。
“辩护人，”他说：“你不觉得我们一直在绕圈子吗？”
“是的，法官阁下。”我回答。回座后，我偷瞄了彼得一眼，发现他的神情，疑惑中带有痛苦。
学习如何面对挫折
在实际的法庭，恐怕法官马上会否决我们的动议；不过为了让吉米和裘蒂也有表现的机会，裁决延缓片刻。裘蒂是组里唯一的医学博士，高大体面，和蔼可亲；吉米则是康乃尔大学的中国通。与他们交手始终保持君子之争，一点也不伤感情。据我所知，有些敌对的同学，竞争趋于白热化，气氛非常火爆。像读书会中的史帝芬和凯尔，刚好分到不同的阵营，至今凯尔还四处抱怨，
史帝芬协商的技巧过于拙劣。但是吉米和裘蒂风度翩翩，从来不会显露出杀气腾腾的模样。他们只是尽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安安静静地写状子，并充分准备今天的答辩。眼前标准的典范，让我突然了解到，这整个作业，也可以是非常积极而正面的。不用说，
等过程一结束，昆利就立即宣布他们是获胜的一方。这种压倒性的胜利，并不多见。
“我想为今天的辩论下点评语。”昆利在放我们走之前，冷静地说。虽然他语气和缓，耐性十足，也没指名道姓地骂人，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他对我和威利的表现非常不满。昆利说：有些辩护人，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在讲什么；有些辩护人，一味地争论，连问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有些辩护人态度消沉，乱比手势，运动衫的扣子也不扣好，一副骄横的模样。
外头的交谊厅，准备了裘蒂亲手烘培的咖啡蛋糕。我们一伙人，边吃边聊，谈论的都是接近尾声的法律技巧课。这门课最后，有一场关于卡兹个案的模拟审判，不过没有规定非得参加不可。
我再次恭贺吉米与裘蒂，然后就带着安娜告辞离去。回到家，我迅速灌下两杯酒，希望它赶紧发挥麻醉的作用。从现在起，每当我郁郁寡欢地坐在厨房边，安娜都会拍拍我的肩膀，以恶作剧的辛辣口吻说，不用担心，她依然爱着我。可是，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
现在来看看这段日子，我学习到的就是如何面对耻辱。各式各样令人羞愧的事相继发生：挫败、情绪失控、被当成是小孩子等等。凯尔后来提及，我们对佩里尼之所以如此生气，主要是因为被使唤来使唤去，觉得很丢脸。
回头想想，其实不需要把这类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所有的耻辱与痛苦，归根究底，都是过于渲染的结果。不过即使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对口头辩论的挫折无法释怀。原本一件值得好好去做的事情，被我彻底搞砸了。漫不经心的态度，让我与彼得的友谊出现裂痕，甚至在老婆的面前抬不起头。并且，没有脱罪的借口，不能转而指责老师，或怪罪学校。一切的耻辱，都出于自己的错误。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借酒消愁，尽快把它忘记。
连署抗议书 余波荡漾星期四，对佩里尼的反弹力量，不再那么强烈。凯尔利用侵权行为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半小时空档，对大家宣读前晚赶工出来的抗议书，但是留下来听的同学，只剩下差不多60到70个，其中还有许多人在底下对信件中的语句冷嘲热讽。
经过24小时的降温，同学忿忿不平的感觉已经渐渐消退。很多人开始附和纳德的说法：这只是一个好老师偶尔犯下的错误，应该可以原谅；或者认为，应该尊重慕尼的请求，让他自个儿解决。另外，还有个没有根据的谣言传出，说佩里尼已经透过研究助理，警告同学不得做出任何令人困窘的举动。许多人担忧成绩会受到影响，害怕佩里尼把心中的怒气带到班上，从今以后，一直到6月，日子将非常难熬。
学生会的许多成员，都很生气同学的软弱，纷纷站出来批评第二组欠缺道德勇气。有些情绪激动的人，开始指名道姓地对骂。最后，凯尔终止大家的辩论，拿出抗议书，用赞成者签名的方式解决争端，并率先大笔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在教室后头观看会场的局面，还决定不下该怎么做。吉娜走到我身边。
“怎样，你会不会去签？”她一脸迷惘地问。
“不知道耶，”我说：“真的不知道。”困惑的我，实在感到痛苦。佩里尼曾经是个很棒的老师，再加上，老天啊，昨天下午我才刚刚体会充分准备功课的重要。佩里尼强力要求同学用功，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想了又想，再怎么说，佩里尼粗暴无礼的行径，对同学是太残酷了。衡量是非轻重的过程中，我记起前些时日纳德尔的演讲，一般常识性的思考有助于厘清问题。不好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为了遏止坏事重演而采取行动，一点也不过分。我应该把心中的意见表达出来。至于谣言的恐吓，不必去理会；因为如果是真的，正表示抗议是合理而必要的。
打定主意后，走到前头，看了看信件的内容，发现语气其实并不强硬。除了赞扬佩里尼教书的技巧，肯定准备功课的价值与重要之外，唯一带有批评的段落，写得谨慎小心，只表达我们的期许，希望以后类似情况再发生时，老师能够控制情绪，不要过度反应。赞同的我，把名字写在上头。
最后，全组140个同学，只有29人连署。我的朋友中，奥布瑞和泰瑞签了，而史帝芬和吉娜没有。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自己做了件对的事。
连署抗议书这整件事情，并没有因为递交出去而落幕，后继动作持续扩张，酝酿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组织性的反对行动，在哈佛法学院是头一回，信件内容很快就散布出去。
星期一，凯尔领导一群学生会成员，成立“机动一百小组”，希望结合所有新生，共同加入抗议的行列。他们决定印制宣言，表达全体新生对哈佛经验的不满；并安排横跨各组的大规模集会，让所有支持者聚在一块，商讨未来的计划。
凯尔极力拉拢我，成为“机动一百小组”的成员；但是参加过几次会议后，我有些迟疑。凯尔精力充沛，才气纵横；只是如果认真起来，丝毫不通融的顽固性格，令人难以接受。他有个怪僻，总喜欢把上课笔记漂漂亮亮地刻在昂贵的厚皮本子上，薄薄一本要4美元。同学们看了都觉得好笑，不过没有人敢当面戏弄他。显然，他觉得自己对法律的评注，颇值得珍藏。在读书会当中，凯尔每次一开口，就好像做专题报告一样，正经八百，并要求绝对的安静。他刚进法学院时，就把志向放在大学的教职上，我想他心目中教授的形象，恐怕是未来的自己。成为法律教授的雄心壮志，并不容易达成。除了要保持全Ａ的成绩，挤进《法学评论》，还得给任课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凯尔已经有了不少辉煌的纪录。哈佛大学部毕业时，获得最高荣誉奖；大三时，创办全校性的课堂笔记买卖中心，至今还存在。传言指出，这项新兴行业的设立，让凯尔声名大噪，并赚了好一笔钱。下雨天时，都见他搭计程车上学。现在，他成为活跃的运动份子。我不知道，一丝不苟的个性，结合高昂狂热的雄心，会将凯尔指领何方。虽然欣赏他坚持立场的勇气，我还是决定退居一旁，不予介入。
至于佩里尼，似乎想让事情过去，不再多提。星期一，是“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上课，大家紧张的心情不亚于开学日。许多同学窃窃私语，我则特别瞄了慕尼一眼，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脸色有点苍白。当佩里尼走进教室时，全班鸦雀无声。
“周末时，我因故离开剑桥；”他边把手中的书放在讲桌上，边开口说话：“所以必须承认，对今天的课没做好万全的准备。”
此言一出，笑声四起，许多人热烈鼓掌。这已经是佩里尼能做到的，最接近道歉的表达方式。大家不禁松了一口气。与鲁道夫叔叔（“鲁道夫”是佩里尼的名字）的过结已解，课程也能回复正常。佩里尼还是用一贯的机智与活力，掌控全场，并且不再为难慕尼。
尽管如此，凯尔和学生会的成员，并没有松软的迹象。他们认为佩里尼亏欠一份诚挚的道歉，况且问题症结，并不止于单一事件。星期四，“机动一百小组”散发传单，每个新生在朗德尔地下室的信箱都拿到一份。
“哈佛法学院到底怎么了？”传单的开场白如是说。内容避开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但包括一连串深切的抱怨：刑法课程的无关紧要、契约法课的威言恐吓、法律技巧课要求的刻板形象等等。根据可靠消息，原本还要批判摩利斯假情假意的优越感，可是最后以些微票数的差距否决掉。传单最后，鼓励遇到类似状况的别组同学共襄盛举，参加星期三的大型聚会。
抗议事件上了早报就在“机动一百小组”传单出现的同一天，另一只警钟在第二组敲起。不过，这与什么事件、抗议无关。摩利斯宣布，隔日早晨将举行测验。
话才刚讲完，立刻引起一阵骚动。“这次测验并不算在总成绩之内。”摩利斯比比手势，试图安抚大家。“我的目的只是要让你们多一些考试的经验，并且验收一下你们学习的成果。如果不
想具名，没关系；甚至不来考试，也无所谓。一切随你的选择。当然，我是建议你们试试看。不过，别太认真，准备一两小时就够了。”
除了摩利斯提及的用意之外，它也正好帮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学习状况。只可惜，时间紧接在法律技巧课口头辩论之后，大家紧张的压力与强烈的竞争气氛还未平息，就得再面对另一项挑战。摩利斯表示，问题会跟期末考类似，所以就像是个模拟测验一样。同学们听了，都觉得非同小可，考试结果，将会是个准确的排名指标。一想到这，许多人就又陷入无法自拔的恐慌情绪。
史帝芬一下课，就语气急促地逮着我说话。
“我们会碰面吧？读书小组？讨论民事诉讼？”
又来了，同学们的情绪再度摆荡于恐慌与放弃之间。泰瑞，选择了后者。当我问起要不要参加考试时，他死命地摇头。
“绝不，”他说：“我才不要傻乎乎地为啥都不算的东西卖命。没有充分准备，我不参加任何考试。别让他人在时候未到之前，逮着机会，算计你的分量。”
我决定参加测验，但不想大张旗鼓地准备。于是对史帝芬说，考前的读书会没必要。并且提醒他，摩利斯说一小时的准备就够了。
“别那么天真了。”史帝芬告诉我：“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准备了。他们将熬夜苦读；如果我们不协力合作，根本没机会。”
不仅奥布瑞表示赞同，连忙着“机动一百”的凯尔也点头同意，于是我们四人在当天下午碰了头。心里老大不愿地参加；结束后回家，翻开笔记随便读一读，就丢到旁边去。我一直告诉自己：放轻松，放轻松。星期五早晨到学校，一边口中念着放轻松，一边看见同学们彼此互问刑事诉讼课的问题。显然，史帝芬的预期是对的，他们的确很用心准备。耳边传来一些案例，几乎完全没有印象。我赶紧离去，不想多听。
在朗德尔地下室的信箱当中，发现一份我写的诉讼要旨，上头有彼得的眉批。自从口头辩论之后，我就没再见到彼得了。那天，他匆匆忙忙地离去，我也羞愧得刻意躲避他。除了把诉讼要旨还给我外，彼得还附上一张纸条，写着：
“你的答辩状比口头辩论高明许多，不过如果我对其中任何一个说尽好话，那绝对是骗人的。坦白讲，你的表现不是最差的，但我知道你的能力，我期望的并不是这样。”
此刻，我不想重拾上周颓丧的感觉；对于彼得的直言不讳，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愤。把答辩状重重地摔到地面，或许还踢了两脚。管他的卓越成就，都是废话！稍稍平息之后，我试着用理性的态度面对，质问自己：到底是谁的错？你究竟在生谁的气？想想，把地下的答辩状拾起，留给威利。闷闷不乐地回到走廊，恰巧撞见史帝芬。
“你有没有听说？”他问。
“听说什么？”
“你绝对不会相信。”边说，边递给我一份早报，翻开其中一页，上头有篇小小的报道，标题是：“哈佛法学院的抗议事件”，里面描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机动一百小组”的诞生。佩里尼的名字出现好几次，不过只在结论部分有直接的批评，一字不漏，引用29位同学连署抗议书中的关键段落。看了，我有点悔不当初。
“他们为什么要印出来？”我问史帝芬：“他们从哪取得这份抗议书？”
“也许他们觉得同学都支持吧。”史帝芬回答。接着他还告诉我，组里有个同学的同居人是记者，先前看到“机动一百小组”散发的传单，决定追踪报道。小道消息指出，女记者曾经打电话给伟德，是他提供所有的资料，包括递交给佩里尼的抗议文件。这正是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既然连署了抗议书，就有一份责任，可是我原本以为，文件属于同学与佩里尼之间的私人对话，我完全不想成为公开羞辱佩里尼的共犯。
法学院新鲜人的一般症状史帝芬的消息仅止于此，于是结束交谈，前往侵权行为的课堂，在那儿应该能获知事情最新的发展。我叫住琳茜，事情发生后主持会议的人。据说，她今天早上与佩里尼碰了面。
“他很生气，”琳茜告诉我：“非常地生气。我去办公室道歉，他几乎不发一言。想想看，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都会看到报纸，实在是不名誉啊。并且，他对抗议书的流出，非常不高兴，
认为侵害了隐私权。他还表示，所有参与连署的同学都有责任。”
“这下可好了。”我说。
琳茜耸耸肩，安慰我：“放心，过一阵子，他会冷静下来的。”
“真的是伟德搞的鬼吗？”我继续问。
琳茜看看四周，然后悄声地说：“唉，每个人都对他表达关切，但是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太单纯了！”
单纯？老天啊！是无知吧！教室内的我，显得坐立难安。如果没有刊登那封信，我还可以认为佩里尼咎由自取。但是，佩里尼说得没错，不当的侵害已经造成了。未经查证，就把对佩里尼的“恶言”登出。罪恶感愈来愈强，心情十分沮丧。彼得写的纸条还是时而出现在脑海，一想到此，我就更无精打采了。
侵权行为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空档，我们读书小组又聚在一块做考前冲刺。我依旧心不在焉。回到朗德尔大楼，增添了几分焦虑，整个人好像失去了方向。摩利斯把考试簿发下，我悲伤地摇摇头。突然想起，几年前念英文研究所，参加最后一堂考试时的兴奋模样。摩利斯宣布考题：“论述’裴诺伊尔对内弗‘的案例”。答案必须包括对司法管辖权相关概念的分析；
这正是头两个月，我们深入讨论的课题，所以似乎不显得困难。
但是，当我打开考试簿时，情绪犹如乍开的水闸般狂泄而下。过去几周的痛苦、恐惧和疑虑，沓然而至。怎么会这样？我怎么又回到必须寻求自我肯定的低潮期？我究竟想要证明些什么？顿时，涌现脑海的只有挫败与不名誉。几周下来，我所做所为获得的结果就是如此。更糟的是，耻辱即将重演。我很确定，百分之百地肯定，再度的失败就要发生在此时此地。几分钟后，预感果真应验。
我奋战许久，企图写下一点前后连贯的东西，可是怎样都挤不出来，最后终于放弃，把簿子撕毁。当摩利斯宣布时间已到，我知道自己又失败了，彻彻底底的失败。羞辱与哀伤的感觉，油然而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神愈来愈消沉，打击愈来愈重，伤痕愈来愈深，真是痛苦万分。不行了，非得讨救兵不可。
课一结束，我直奔庞德大楼的地下室，前往法学院的保健中心。其中的心理咨商部门，就如同墙上挂的灭火器一样，扮演紧急救难的角色。
抵达时，我努力控制住自己。
“哈罗！”我大叫着：“是否要悲伤地呻吟，才能进去见她？”边说，边故做姿态，想要直接闯入医师的房间。
或许是叫得够大声，马上得到反应。护士赶忙来问我，有没有自杀的倾向？才不是，当然没有，只是心里难受。这算是ＨＬＳ学生的一般症状，无须大惊小怪，所以得排队等到感恩节过后，才能看到医生。怏怏不乐地约定好时间，然后回家。
整个周末，我沉溺于苦痛的深渊无法自拔。从来不曾在考试上吃瘪，今天却尝到恶果。考试算不算分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自我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我是个可笑又可怜、没用的失败者。这种耻辱，在心中有如猛烈的火轮，不停地翻滚。全世界的人都对我失望透了：马恩、佩里尼、汤姆、彼得、我的朋友、我的父母，还有妻子安娜。这种感觉，在星期一回到学校的“犯罪现场”时变得更糟。跑到哈克中心喝杯可可亚，此刻我的神经衰弱到禁不起咖啡的刺激。头脑昏花的我，拿出杂记本，写下一段文字，印在这本书的最前头。
不管如何，我努力使自己平安度过接下来的一周半。情况没有好转，但也没有变坏。
星期一，佩里尼试着与组里同学重修旧好，不过在态度上，比上回要来得辛辣些。上课一开始，先说了些关于报纸刊登的事情，然后把慕尼叫起来，问了他一些问题。没有特别温和，也没有特别刁难。一切，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过去了。
“机动一百小组”的会议照常举行，不过只有30个人出席，很快就决定解散这个组织。据说，凯尔已经写了一封信，正式向佩里尼道歉。
星期结束前，摩利斯发下另一份测验，要我们回家做。卷上都是简短的选择题。这次，我对自己的学习稍稍恢复了信心，小心翼翼地回答每道问题。
感恩节的到来，给了我宝贵的休养时间。独处一段日子，对自我疗伤，似乎有所助益。加州的朋友马莎，趁此假期来拜访我们。共度感恩节后，安娜和她一同到康乃狄克州拜访马莎的家人。
因为还要准备功课，我独自一人留在阿灵顿。尽管学期当中，读书小组已经聚在一块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对于马恩的刑法测验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大伙利用假期空档，忙着把课程大纲整理出来。刑法的案例书是最新出版的，目前市面上还找不到相关的导读参考书；再加上，这门课上得杂乱无章，一点系统也没有，所以分工合作，共同做些归纳整理是必要的。再过三周，本学期就要结束了，我得赶快把负责的部分完成。
独处细思量 心情转愉快一整个周末，我整理大纲的进度缓慢而无效率。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空荡荡的房里走来走去，试着厘清过去这一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除了一提再提的忙碌生活与沉重压力外，我反省到另一个哈佛大班制的缺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无法建立。人一多，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就无法避免，没有紧密的结合，几乎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而且，群众的盲目与偏执，最近颇令我头痛。
“自我敌人”愈来愈多——这个名词，用来形容所有环绕在身边茫然与黑暗的集合体，似乎愈显贴切。最近的一次体会，发生在口头辩论与摩利斯的考试上头。不管是明智还是愚蠢，当时我只想在如无头苍蝇乱飞乱窜之际，放慢一下脚步；可是事实证明，我根本没有坚强到能够承担失败的后果。放眼一月的期末考，为了避免挫败的打击，我必然得放弃一些努力想保有的事物；譬如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要被牺牲的。
这个周末，对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细心思索之后，我觉得头脑清晰许多，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我想，自己是复原了，于是星期一时，就把心理医师的约会取消掉。我前些时候，是有点不对劲，但那只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过度反应，谈不上什么大危机。为了心安，我开始找关于法学院的心理文献来读，结果证实，我的情形并非罕见的特例。“焦虑症状发生在法学院新鲜人的比率，远比其他处于’正常‘环境的人要高出许多。”一个心理医生这样写着。随着时间的进展，大多数法学院新鲜人都觉得自己生活荒腔走板，很多人的情形比我严重、比我痛苦。据我所知，今年在哈佛就至少发生一起自杀未遂的事件；更别说，无以数计的同学，在这段时日都寻求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心理治疗。不寻常的现象，一定代表着什么。
不可讳言，有些人之所以过得如此艰难，是因为精神太脆弱，经不起一点打击。但是，大体而言，我不认为ＨＬＳ学生的痛苦、焦虑和沮丧，应该全部由自己负责。
后来，摩利斯曾经对一群同学谈起法律教育的问题。其中有段话，很值得在此引用：“我接触过很多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分布于各个年龄层，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法庭不足以惧‘。其中有些人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韩战，或是越战；但是尽管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大多数人居然表示，心里上的害怕、郁闷、压抑，以在哈佛念法学院时最甚。相较于斯，第一次上法庭的紧张，根本不算什么。
我很高兴知道，学生经过磨炼之后，能对自己的法律技巧充满信心，做好律师的职务。但是，自己所处的机构，带给学生的竟然是一辈子最难过的时光，想到就一点也得意不起来。
我不认为，这是法学院值得骄傲的事情；反之，这代表此地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摩利斯看着大伙，坚定地点点头。
“一定有什么不对。”他再次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