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暖亲切的好地方
9月3日（星期三）
……一个温暖亲切的好地方……我如此猜想。
9月的第三天，我们550个法学院新鲜人，即将开启踏入法界的大门。头三个日子，整个哈佛法学院可说是属于新生的天下，一连串的迎新活动及学前教育排得满满的。接下来的周末，学长姊才会陆陆续续返校；然后，星期一就正式开学了。
所有法学院新鲜人在8月时，都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小册子，上面告诉我们，法学院新鲜人注册时间：早上10点；地点：庞德行政大楼。一早，我从邻近的小镇阿灵顿（与爱妻寄居之处）搭巴士，抵达学校所在的坎布里奇。
哈佛法学院对我而言并不全然陌生。早在暑假时，就曾经找机会参观过；当时是有位刚毕业的好友大卫，带领我四处巡游的。ＨＬＳ总共有15栋大楼，位于校园的最北边，紧临着坎布里奇交通最拥挤的麻萨诸塞大道。建筑是折衷式的，没有特定的形式与风貌。学生宿舍与交谊场所，一个个四四方方、淡黄色的功能性建筑，谈不上美不美。上课地点是在古奥斯汀大楼，乌漆抹黑的，看起来像是附有拱门的堡垒。院里最大的建筑是朗德尔大楼，放眼望去，净是灰色的混凝土。当时，整个ＨＬＳ建筑给我的印象就是结实、耐久，与拥有悠远传统的法学界相得益彰，我很荣幸自己得以成为其中一员。如今，从巴士下来，光荣的感觉不再，有的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到了具有现代感的庞德大楼，一踏进大门，就有人递上厚厚一叠注册资料。还来不及翻看，就被领到走廊另一端的教室，那是第二组同学的聚集处，大伙忙着填各种卡片与表格。
每年哈佛法学院的新生都会拆成四组，每组140个同学，除了第二学期的一门选修课外，整年所有的课都是一起上。未来的一年，这140个同学将成为同甘共苦的伙伴；另一方面，他们也将成为我竞争的对手。组里同学的关系，要不密切也难。对大多数法学院新鲜人而言，即使住在学校的宿舍，真正接触的对象，除了一两个他组的同学或高年级的学长外，都是自己组里的同学。有朋友形容，这就如同置身于一个小小的独立世界：宇宙的中心是掌管生杀大权的教授，140个同学则环绕在侧，紧密地按着某种轨道互动运行。
对于组里同学初步的印象并不算好。大多数人都各自坐在位置上，拼命填写个人的资料卡；有些也许在大学时代就已相识的同学，要不三五成群，站在一起聊天，要不隔老远地互打招呼。暗地里观察，同学大多比我想像的要年轻，有几个女生，几个黑人，男生则多半留着非常短的头发。
黑板上写着各种卡片、表格的名称，并交代缴交的顺序。负责收缴资料的注册人员，就等在教室后头。填妥后，我注意到坐在身旁的同学，小心翼翼检查他的资料卡；有样学样，我也跟着做。抬起头来，发现他正注视着我。
“全都在这儿了。”我开口说了一句。他点点头。然后我们握握手，互相简短自我介绍。这位仁兄的大名是赖斯基，从俄亥俄州来的。他问我，认不认识组里的教授；我说，除了新生手册上印的教授名字外，一无所知。
“那么你呢？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不多，”他回答：“只有听说教契约法的佩里尼教授十分严格，还有教民事诉讼的摩利斯教授颇受欢迎。”
缴交资料卡后，所有同学还要在一本厚重的名册上签名，交代年龄与学历。我悄悄瞄了一眼周遭同学的资料，发现有两个从牛津大学毕业，另外一个拥有博士学位，还有个名字签在我上方的女生，已经拿到令人称羡的医学博士学位了。
这不过是其中一页罢了，我告诉自己。
签完名后，一位女士把塑胶制的学生证递给我，注册手续算是告一段落了。
绝对的第一志愿（上）
走到外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此刻风和日丽，天气良好。坐在庞德大楼旁的砖壁上缘，我对着自己说：总算来到这里了，享有盛名的哈佛法学院，校友遍布美国法界，包括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大法官、参议员，还有一个总统。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大人物，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绝对的第一志愿”，一个朋友这样称呼ＨＬＳ。春天时，他就一直鼓吹我来这儿。ＨＬＳ傲人的特点不胜枚举：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注册的学生总数最多（总共1800。包括研究生在内），超过65名的专任教授，无论量与质都独占鳌头。在法学教育本身，如果与耶鲁等竞争名校相比，ＨＬＳ课程的安排的确比较不具弹性，老师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也略逊一筹；但无论如何，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法学院院长眼中，哈佛教育还是排在第一位。
尽管哈佛光环如此耀眼，此刻的我并不真的满足。对法学院新鲜人而言，自我怀疑是个相当普遍的征候。我没有信心，自己的能力可否与哈佛光荣的传统相配；我甚至没有把握，选择法律这条路正不正确。就个人而言，进来法学院的道路迂回曲折。26岁的我，年纪大了许多；比起其他多数的法学院新鲜人，我花上更长的时间才决定研读法律。
期坦福英文研究所毕业后，我留下来担任三年的讲师。教授的课程是关于文学创作，平常课余也尽可能地写点东西。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但是，写作的过程当中遇到许多法律问题，渐渐地发觉自己对这玩意儿愈来愈感兴趣。它迷人之处，是我从前无法想像的。大学时代，反战与公民权运动正闹得不可开交，法律对我而言，不过是掌权者巩固自己优越地位的工具罢了。每当朋友下定决心进入法学院，我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五年后的今天，想法已经大大地转变，法律并不仅是特权阶级玩弄的把戏，它其实与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无论你是要结婚、租房子，还是买车，都离不开法律。无以复加的影响力，着实令人咋舌。并且，当初遭我批判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执业，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也成为我羡慕的对象。
1974年春天，我参加了全美法学院入学测验（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简称LSAT），成绩相当不错，满分800分就拿了749分，差不多排在最前面的百分之一。尽管如此，我还是犹豫许久；因为实在放不下教书与写作的生涯，再加上考后没多久，我就接获通知，被另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逼不得已，得费神好好思量，未来一生的职业规划到底该如何。最后的结论：如果对法律的浓厚兴趣不能满足，铁定后悔一辈子。
于是接下来的秋天，我填妥申请资料，投递到全美各地的法学院。当不只一所学校录取我时，又面临了另一个困难的选择。许多先前进哈佛的朋友警告我，ＨＬＳ规模庞大，课业繁重，有时会让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但是，它响亮的名气和丰富的资源，深深地吸引住我。况且，那些朋友进去时还是小毛头，一定比不上我现在的成熟稳重；再加上，60年代的环境大不相同，对法学院的期待与现在也许会有一大段距离。尽管如此，要做出决定还是很难。最后，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是向哈佛学历的金字招牌低头；另外还有个原因，我老婆安娜有志于中小学教师，而哈佛旁边的波士顿有相当丰沛的就业市场。
刚下决定不久，心里还是彷徨，担忧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毕竟要放弃教书生涯，也不是说舍就舍得的。一天，我把心中的犹豫告诉系上的好友，他其实也认真考虑过要进法学院。
“如果我真决定进法学院，”他说：“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去见我的敌人。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我决定去会见敌人，一定往哈佛走，那里铁定有敌人存在。”
我勉强笑了一笑，心头有些狐疑，“会见敌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英文系的人，老爱用些看起来很有学问，但实在搞不清楚真正意涵的词汇？含糊归含糊，它的魔力倒不小，接连好几周，盘据在心中挥之不去。总括而言，我对要进入法学院的感受就是：对不确定感的担忧害怕，以及对迎接挑战、成功渡过难关、发掘新事物的期许。有了“会见敌人”这四个字的指引，不知不觉激发出旺盛的战斗力，我愈来愈相信自己的选择正确。
此时此刻，坐在砖壁上缘，重新思量一遍，心中更加笃定。没错，会见敌人是我想要的，只希望一切困难最后都能迎刃而解。
绝对的第一志愿（下）
从注册资料袋中取出时刻表，知道下一步该往庞德大楼的三楼去。那里备有咖啡点心，一排排的展示桌后坐的是各社团组织的代表，对大批涌进的新生展开宣传攻势。安娜特别交代，要我加入已婚学生的组织。他们先前就已寄出传单，保证未来会办一系列针对夫妇设计的活动，以免学生配偶太过孤单。
结束后，我到隔壁的哈克活动中心。那里除了学生交谊厅、一间杂货店外，二楼还有个自助餐厅。现在正是午餐时刻，正打算去觅食时，看见一个高高壮壮的金发男士，似乎是从前大学的朋友。试探性地叫了一声——果不其然，正是迈克。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边说，边热切地握着他的手。最后有他的消息，是听说他跑去耶鲁念研究所。巧逢故人的感觉真好，尤其是在注册的第一天。
坐在一块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是去年来到这的。学术界的就业环境不佳，让他望而却步，放弃做历史学家的美梦，改吃法律这行饭。话虽如此，他很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其他高年级的学长学姊都还没有回到校园，迈克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他加入了新生顾问委员会。这个顾问组织，由二三年级的旧生（2Ｌ & 3Ｌ）组成，主要就是帮新进来的菜鸟，度过艰困的第一年。他们的工作包括，担任法律技巧课的助教。那是一门非正式的课，教导新生如何写状纸、如何帮人辩护。今天下午，就有第一次的聚会。另外，他们还负责办理明年春天所有法学院新鲜人都会参加的“实习法庭”竞赛。
午餐用毕，迈克问我分到哪一组。他知道是第二组后，眼睛瞪得大大地对我说：“天啊，导师是佩里尼。”
我点点头，回答：“是啊，听说不大好惹。”
“没错，我从前就是遇到他。很特别的老师。”
“到底怎样，难道会揍学生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迈克露出诡异的笑容，然后若有所思，摇摇头说：“别担心，你会撑过去的。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他很棒。”
我继续打探其他老师的消息。可惜，除了教民事诉讼的摩利斯，他也不清楚。据迈克表示，摩利斯年轻、思想先进，很受学生欢迎。
两点钟左右，我与迈克道别，赶着去上第一节的法律技巧课。这门课介绍性质浓厚，主要是用来补充正式课程的不足，为期10周（差不多比半个学期多一点点），上课的讲师并不是院里的专任教授。然而，接下来的三天，将以此为重心，希望能帮我们在星期一正式上课之前，做好应有的准备。
一般而言，法律技巧课采用小班制，差不多25人一小组；但是今天例外，三个小组一块上，因此教室挤得满满的。一开始场面有点凌乱，同学们忙着相互自我介绍。旁边坐了个热情的家伙，频频找人握手寒暄，没一会儿就轮到我了。
“敝姓纳札里欧，名叫泰瑞。”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身材细长，皮肤粗糙，但长得倒满帅。他的言谈举止，让我想起年少时在芝加哥遇到的一些“油脂小子”，与
ＨＬＳ强烈的常春藤气息相较，显得有点不搭调。显然，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当我问起他的来历时，除了简单的伊莉莎白镇、新泽西州、蒙特克雷尔大学外，他还加了一句：“老实说，我能进来这的惟一理由就是，我有波多黎各的血统。”
“不骗你，我的信箱每天都有一大堆拉丁裔学生组织的宣传品。”
他是认真的，并对这样的现象丝毫不以为意。神气活现的家伙，我小心翼翼地回以礼貌性微笑。泰瑞看看我，使了个眼神。还没来得及回应，前面的老师就叫大家安静下来。
“我叫韩里。”他说。老师个子矮小，留着满嘴胡须，看起来大约30出头。“欢迎来到哈
佛法学院。今天的课十分简短，主要是介绍一下课程，让你们有点基本概念。”
正式授课前，韩里简单地交代了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华盛顿做了7年的律师；现在，正攻读法律研究所的高等学历。明年毕业后，很可能到另一所学校担任教授。接着，他引介三位新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将分别成为三个小组的助教。负责我们这一小组的是彼得，三年级生。很快地，韩里步入正题，讲解课程纲要。
“法律技巧这门课，”他说：“基本上是从练习当中来学习。每个同学都把自己假想成律师，处理相同的个案。比如说，今天你所属的律师事务所接到了一个案例，是关于公司裁员的问题，你该怎么着手进行？”
尽管一切都是虚构的，我们仍将按部就班，希望能从中体验律师实际遭遇的每个环节。这其中包括与客户会谈、提起诉讼、演练案情摘要等。当课程进入尾声时，我们会观察到两个有经验的律师，在虚拟的法庭上对簿公堂。韩里的谈话中，出现了几个我似懂非懂的专门名词，像是证言、诘问、简易判决等，看来这门课将挺有意思。
为自己保留一点时间
最后，韩里发下第一件功课。一张由事务所老板下达的公文，上面列出某个特别的“案例”，要我们负责研读。所谓“案例”，是指从前法官对某件诉讼的审判报告。判决书上包括案情的描述、相关法律议题的分析，以及法官的裁决。报告中属于法官主观斟酌的部分，称为“裁量意见”；对法学院学生而言，各个案例的客观事实与法理裁量，将成为学习的重心。
几乎所有美国的法学院都采用“个案教学法”，透过对判例的研读、分析、讨论来学习法律。大多数案例，都是被告律师不服初判，上诉到高等法院之后的判决；因为这些案子多牵扯到法学上的定义问题，高等法院的裁量意见，是让学生学习如何做精细推论的好教材。
第一份教材是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韩里要求我们仔细研读，准备在下一堂上课时讨论。看来，分量并不算重。
解散之前，韩里不忘叮咛我们注册、迎新剩下的行程：下午院长要来演讲，另外还有一场各组分别举行的啤酒宴会；明天就更忙了，小组聚会、上课，以及图书馆查询资料的训练。最后，韩里再语重心长地加了几句话。
“希望在未来的一年，你们能为自己保留一点时间。”他说：“虽然日子一定很忙，但不要一股脑地整个精神都钻在法律上；这点很重要，偶尔离开一下课业，才不会变成没有方向的书呆子。放心，出去呼吸点不同的空气，回来功课还在那里，不会跑掉。”
我心想，这点倒不用担心，在加州的五年，我早练就一身忙里偷闲的工夫了。
韩里讲完话后，大伙到前头拿了指定作业，就不约而同往地下室走。据韩里表示，正式课程的先修作业已经公布在那儿了。
法学院从第一堂课起就正经八百，不像从前大学时代的课都还有个轻松的“开场白”；显然这里的老师不用为了怕学生退选，先来一段偏离正题、伶牙俐齿的脱口秀。学校发下来的资料明白写着：“开学第一天就是正式上课，没有介绍式的引言。”并且，课前就有指定作业要读，同学得在星期一上课前做好充分准备。
教“刑法”的马恩教授，只指定了一章阅读教材；但佩里尼教授就不同了，长篇大论地规定以下的功课：
上星期一的课之前，要先读好指定教材——保德瑞吉与佩里尼合编的《契约法案例选集》，第1页到43页。另外，还有第46页的“赫尔利对艾丁费尔德”案件，以及50页上“波克基普吉收购公司对波克基普吉报社的案件”。
所有指定和补充的教材，都要带到课堂上来。
并且，所有指定的功课都得仔细精读。
这可不是好惹的。当我正抄写规定的作业时，旁边有个同学叹着气说，他已经稍微翻了一下教材，不好读，至少得花上好几小时。抬起头，再看看佩里尼的宣告，发现仔细精读几个大字下头，还特别画上了两条线。
回到楼上时，院长已经开始演讲。对新生的欢迎辞，不外乎是一些劝勉的话、蕴含大道理的小故事；但院长说起来，倒也生龙活虎，有声有色。他提醒我们，几乎所有执业的律师回想起来，都觉得法学院的第一年，是法律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年，我们一定得善用这一段时光。解散后，同学纷纷走到哈克活动中心后头的草皮，每一组各据一方，边喝酒边聊天。
除了在走道上打打招呼，随便寒暄几句外，这是头一次大伙有机会认识彼此。组里的同学显然迫不及待，热切地找人谈话，打探对方的背景，交换来到法学院的心得。我遇到的同学形形色色，有曾经担任国会助理的，有在纽约法律界工作数年的，有拿过全美空手道冠军的退役军人，当然还有一群大学时代就在哈佛念书的家伙。另外，那位我注册时就特别注意到的医学博士，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离开加州大学来到这攻读法律，“纯粹是为了好玩”。
组里同学在各行各业的成就，真叫人傻眼。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人，大学毕业超过一年；但显然地，没人闲闲地蹉跎岁月。不是拥有其他高等学历，就是已经事业有成。根据后来对同学的认识，知道组里有一个银行投资业者、一个建筑师、一个科学家、一个农场主人、三个记者、三个社会工作者、几个生儿育女的妈妈、几个大学讲师、几个退伍军人，还有许多生意人、许多曾在政府单位服务过的高阶公务员。直接从大学毕业进来的同学，也都非同小可。他们的在校成绩，比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混过的更加出色；年纪轻轻，多半是各顶尖大学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班上同学不仅学经历耀眼，与他们相处几周之后，就可以感受到一股说不上来的魔力。从前大学时代，不是没有与厉害人物接触过；但再怎么样，也不曾像现在置身于一个人人光芒四射的团体。同学个个能言善道、活泼外向、亲切有礼，又同时能把精力与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前曾被警告过，法学院的学生在功课的竞争上，心狠手辣、不通情面；不过此刻踏在哈克草皮上，酒酣耳热之际，倒觉得自己像是个幸运的太空人，即将与一群再优秀不过的同伴一道出发探险。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夸张。要知道，ＨＬＳ筛选的过程可是严苛得很。近10年来，竞争法学院入学许可的情况尤其激烈。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64年以来，投考ＬＳＡＴ的人数已经增加四倍；从1971年以来，实际申请法学院的人数，每年都以倍数增加。
法学院炙手可热的原因很多。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征兵的停止、大学教职市场的萧条导致其他研究所乏人问津等，都是重要因素。另外，越战、水门案件等国家大事，也让许多人感受到法律无以复加的影响力。然而，申请人数骤然上升最主要的理由，或许应该是从前几乎被排除在外的女性、少数族群，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一窝蜂地赶来接受法学教育。
法学院人数的增加，自然造成律师数量的暴涨。1974年，刚毕业的新科律师高达3万名，比10年前的数字要多上三倍。不幸地，法界就业市场的空缺并没有大幅增加；根据劳工部的估算，同年大概只有16500个工作机会给新出炉的律师。
僧多粥少的情况，让知名法学院的入学竞争趋近白热化；因为只有从哈佛、耶鲁、密歇根、哥伦比亚、芝加哥、斯坦福、加州大学、宾州大学、弗吉尼亚等排名最前头的法学院毕业，才能确保工作饭碗。哈佛现在大概每年都有六七千个申请者，奋力争夺区区的550个入学机会；耶鲁、斯坦福的情况更糟，3000人申请，只录取165名。
各方好汉齐聚一堂
学校通常根据两项指标来做筛选的依据：一是学生的大学成绩，二是ＬＳＡＴ的分数。这些标准其实是招人诟病的。由于每个学校打成绩的标准不一，许多知名的法学院不免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长春藤盟校打的分数比较可靠，这就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吃亏不少。至于ＬＳＡＴ，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考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准确性却令人怀疑。短短四小时的测验，
究竟能证明什么？一试定江山的规则，让许多充满抱负的年轻人，接到成绩单之后，非得放弃梦想、改变志向不可；要知道，如果成绩低于中位数的500分，就很难挤进任何一所法学院。
负责入学许可的行政官员，为了加速审核作业，根本无视于其他可能的变因，只凭着上述两项标准，就判定申请者是否为可造之材。现在，顶尖学校的平均入学成绩已经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像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法学院的新生，大学成绩几乎都是Ａ，而ＬＳＡＴ的平均分数则高达720分（排在全美考生的前百分之二）。
可想而知，我身旁的这些同学，帐面成绩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们一生恐怕都出尽风头，没受过什么打击，得天独厚享尽成功的喜悦。曾有个念头，期盼班上同学的成员结构呈现出宽广的多元性；可是放眼望去，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长春藤盟校，再加上许许多多的权贵子弟，这些人原本就占尽优势，接下来从ＨＬＳ毕业后，在社会上的优势又将增加不少。不可讳言地，我也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教育完整，出身良好，如果原本的优势成为淘汰的理由，我恐怕会第一个被踢出门。不管如何，在这里的头几天，发现周遭同学个个非同小可，各方英雄好汉齐聚一堂，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除了有点惊吓之外，就是无比的骄傲。
向法律举起白旗
9月3日（近午夜）
晚上拿起个案来读，蓦然发现没有想像中容易。
刚开始时，还想着既然法律技巧是门非正式的课，应该不至于太困难吧。“老板”发下来的公文上面写着：“事务所”的“客户”卡兹，在一家生产雨衣的公司当主计员好几年了；几个月前
，遭刚继任父亲职位的公司总裁葛鲁门解雇。原因起自于葛鲁门与卡兹对公司扩建计划有不同意见；当卡兹在董事会上传达反对声音之后，葛鲁门便下令要卡兹走路。
从公文上看来，卡兹似乎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当初他并没有与公司签下任何保障的契约，葛鲁门自然有权叫他滚蛋。可是，“老板”还是要我们这些“属下”，好好研读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孟菊对比吉橡胶公司”的案件。案例中，指出一些关于雇主开除员工的限制。
从9点钟开始，仅仅四页长的案例，一直到10点35分才看过一遍。眼睛都快脱窗了，还搞不清楚一些字的意思。前前后后，把《布莱克法律辞典》翻了至少25次，对许多专有名词仍旧一团模糊，整个案例像是天书一样，到最后连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把握。
更糟的是，韩里还要求我们做案情摘要——把相关的事实、议题，以及法庭斟酌的推理过程与结果，做个简短的报告。早已听说过案情摘要的重要；所有法学院新鲜人都要借此过程，熟悉各个案例，只是学生手册上把这玩意儿讲得太简单了。我根本搞不清楚怎样的报告才是好的案情摘要，甚至连怎么起头都不会。举例来说，到底什么叫做“事实”？案例中，花了整页的篇幅，巨细靡遗，叙述一名名叫孟菊的女员工，因为不跟领班出去约会而遭解雇。当然，我不可能再从头到尾把故事重述一遍，但是该怎么取舍呢？要精简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要不要提及她的工资多少？还有，摘要的格式有没有特别的规定？该不该留意撰写的语气？法官不采纳的部分，是不是就不用管？或许，这就是许多学生对“个案教学法”恨之入骨的原因吧？
受不了啦！20分钟前，我终于举白旗投降了。
整个人头昏脑涨，心头又紧张又沮丧。要不是想到今后每天都得受这种折磨，我是不会如此气急败坏的。案例与法律，根本是分不开的。这点是先前暑假时，大卫苦口婆心让我茅塞顿开的。我原本以为立法院把一切法则制定好，法官只不过是根据法则加以诠释罢了。这种幼稚的想法，也不知是从高中时代种下的毒，还是从电视节目中胡乱学来的。
无论如何，事情没想像中单纯。没错，如果立法院已经把法则订下来，法官当然要遵守；但是，大部分的情形，都是法官走在立法院之前，自己决定法律。先前的判例是很重要的。法官要斟酌案情，看看是否从前已经有过类似的案子，然后根据前例，做出最后的裁决。在法庭上，双方律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说服法官，此刻的案情与某个对自己有利的判例最接近。
借由判例累积形成法律的系统，称为“习惯法”或“普通法”。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当初在申请学校时，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难怪ＨＬＳ在学校简介第一页中，就开宗明义点出：法学院的训练，是培育“普通法系统”中的律师。
今晚，我彻底被普通法打败了。这绝对不会是仅有的一次；只是，此刻的我，心乱如麻，又焦虑又气馁。不管它了，先去睡觉再说。
恐惧愁云，挥之不去
幸好，隔天早上的法律技巧课，让我心安不少。25个学生的小组，加上韩里平易近人的授课方式，气氛轻松得很。首先，他把一份关于孟菊案例的摘要样本发给同学。看了看，虽然与我的草稿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至少从今以后，有个依据可循，不会再像无头苍蝇般蒙头乱撞。接着，韩里慢慢地解释个案的来龙去脉，前晚堆积的疑云总算逐渐散去。照韩里的讲法，全美有51个独立
的法院系统，除了联邦系统外，各州都有各自的规定。不过基本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各系统都包括了三个层级。第一阶是初审法庭，由法官或陪审团裁决争端；第二阶是上诉法庭，在初审中的败诉者有权提出上诉，交由高等法官处理，如有不当之处，可以驳回初审的判决；第三阶是最高法庭，重新审理上诉法庭中深富争议的案子，通常要不就是议题复杂，要不就是相关法条疑义重重。
不管是在联邦系统还是州系统，几乎所有上诉法庭和最高法庭审理的案子都会出版；可想而知，分量多么惊人。韩里把一些常用的标注方法告诉我们，将来才知道如何去查形形色色集结成册的判例书。透过韩里的讲解，我已经能从昨晚的迷宫中走出，真正体会到状似混沌的案例中，其实蕴涵着清楚的规则与道理。
与个案辛苦奋战的经验把我从梦中打醒，法学院第一年的种种，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趣闻轶事，而是即将要亲身面对的现实。挫败与胆怯的深切感受，紧紧地围绕在心头。尽管努力尝试自我消遣来松弛紧张的情绪，恐惧的愁云还是挥之不去。
一点钟，我们小组要与新生顾问委员会的彼得碰头，听听他宝贵的意见。彼得试图公平陈述每件事的优缺点；有了前晚惨痛的经验，我特别注意他时而发出的警告。比如说，班上同学人才济济，共同学习的加乘效果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同侪之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课堂的表现，或争取入选《法学评论》的编辑（译按：意指学术期刊《哈佛法学评论》，哈佛学子在讲这份刊物，常会省去“哈佛”两字），竞争都十分激烈。
对于任课老师，彼得也提出了一些正反两面的看法。大体而言，师资水平还算高标，不过有些教授并不好惹。最受欢迎的，恐怕非摩利斯莫属。
“他才31岁，很好相处，并且非常非常聪明。”据彼得透露，摩利斯23岁就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校期间，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平均成绩创下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译按：1882～1965，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时的法律顾问，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来的新高点，并且还担任《法学评论》的主席。毕业后，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部门工作一年，之后担任农业联合组织的法律顾问。“他学习能力之强，无人能比。”彼得最后加了一句。
至于教“侵权行为”的吉格曼，彼得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离职许久的回锅教授。教刑法的马恩，彼得曾修过他一门课，看来反应平平。马恩是从前纽约南区的检察官，博学多闻，只可惜上起课来不清不楚。
最要小心的是佩里尼教授。
“棒是棒，”彼得说：“但非常难应付。我在法学院新鲜人的时候，他第一次点到的同学恰巧是全美辩论比赛的冠军得主，没想到，佩里尼才听不到40秒钟，就叫他闭嘴坐下。”
彼得再三叮咛，上他的课之前，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精读个案，字字句句都要斟酌；如果觉得不对劲，就干脆别去上课，要不然，被佩里尼当众羞辱的难堪经验，保证一辈子难以忘怀。
接着，到图书馆听取关于查询资料的演讲报告。同样地，听到的消息有好有坏。馆员迅速介绍一些重要书籍的所在，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用到它们。其中包括州法律、结集成册的案例书、学术论文、百科全书、期刊、参考书目等等。如果你知道如何善用图书馆，各式各样的法律疑难大多能得到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查询资料的技巧，不是像今天四处参观走走，听取简报之后就能具备。一定要亲身经验，跟馆员交换意见，碰碰钉子，尝试再尝试不可。
这并没有吓倒我。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我决定努力去做。几天下来，知道前面的路并不好走，但旺盛的战斗力驱使我勇往直前。视线所及，尽是艰困的挑战；不过伴随着艰困的，却是享不尽的资源。探险吧！再大的险阻，都是为了更丰硕的成果。
接下来的周末，我拼命苦读，不愿再经历前晚的那种无知困惑。先把契约法与刑法案例的大纲整理好，然后翻出佩里尼交代下来的两份个案，反复咀嚼。我花了很大心力做案情摘要，字字精读，左思右想，不愿意遗漏任何面向。为了应付被抽点的可能，面对镜子自我练习是免不了的。裁决意见中出现的词汇，我每个都查过字典，清清楚楚牢记它们的定义。
佩里尼，放马过来吧，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自我沉浸之际，一个敌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俨然成形了。学习爱上法律
随机抽点 穷追猛打
9月8日（星期一）
在上学之前，先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录。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从现在起，正式迈入法学院的生活。处处可见陆续返校的学长学姊，各组的课程也将逐渐展开。这学期的课包括契约法、民事诉讼、刑法、侵权行为。后两门是一学期的
课，在一月时会有个考试；至于契约法与民事诉讼，要上一整年。到了第二学期，除了这两门课外，还有财产法和一门选修课。
已有所闻，今天的刑法与契约法，将和先前“见习”的法律技巧课大不相同。法学院的标准课程都以分析为主，不仅仅是指导你应该如何如何。当然，正式课程是要打成绩的，并且上课的老师都是教授级；学生人数就是每组的140个同学，不会像技巧课再拆成好几个小组。最令人担忧的，是教学上都采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
这种对话式的教学法，早在申请学校时就听说过。抱着既期待又好奇的心，想早点探其究竟。先前大卫引领我参观校园时，曾把一般同学对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反应，言简意赅地描述过。当时，他逐一介绍每栋建筑，除了名称之外，还告诉我许多相关的事实。走到朗德尔大楼前，他步上阶梯，指着几根花岗圆柱与屋顶交接处，刻着几个名字。
“这就是朗德尔大楼，”他说：“哈佛法学院最大的建筑。除了四间大教室外，高层楼都是法学院的图书馆，藏书量全世界首屈一指。”
“建筑是为了纪念克里斯多福？哥伦布？朗德尔，19世纪末的法学院院长。使他声名远播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教学法。”
大卫缓缓地把手放下，望了望建筑，然后郑重地说了一句：“希望他永不得超生！”
苏格拉底法在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大量而密集地采用，清清楚楚把ＨＬＳ与其他法学院的差异凸显出来。根据我教书的经验，要把超过30个同学的课用讨论方式进行，根本不可能成功；大班唯一的选择，就是讲演式的教学。但现在，ＨＬＳ的苏格拉底主义，竟然要引领140个同学进行对话式讨论。大体而言，苏格拉底法的过程如下：教授出其不意，抽点一名假设叫做琼斯的同学，通常会叫他开讲当天的案例，把相关事项做个摘要报告。然后，充当苏格拉底的教授会针对报告内容，穷追猛打，不停地提出疑问，迫使琼斯把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如果琼斯说案例中的法官发现合法的契约已遭侵害，他就必须把哪个条款以及为何违反规定阐述得明明白白。随着讨论的进展，问题会愈来愈细。如果琼斯无法作答，教授就会让其他人发表意见。虽然此刻随机抽点仍不无可能，但多半都会开放给同学，谁抢先举手，谁就取得发言权。被点到的同学，或与教授进行另一波你来我往的问答，或仅仅针对琼斯答不出来的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让教授继续质问琼斯。
然而，每个教授实际演练此套教学法的方式各不相同，若说上述过程是标准版本，其实并不恰当。有些教授从来不叫学生开讲案例，直接就进入细节问题的讨论。有些教授考问同学的时间不长，一人大约只有30秒钟；但也有些教授，一旦点到某个倒楣鬼，整堂课都会对他穷追不舍。当然，有些老师比较仁慈，习惯于一问一答，不会再针对同学答案的毛病，进一步追问；不过那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老师都以同学的回答为本，稍稍加以说明，然后就再丢下一系列可怕的问题。
不管细节如何，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实施，怨声连连。像纳德尔就称这种教学法为“只有一个人能玩的游戏”；一代接着一代，无以数计的学生，频频对朗德尔院长发出恶毒的诅咒。法律技巧课的彼得学长也曾警告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140个你想留下好印象的同学面前，想要力图表现的压力实在不好受。无视学生的苦痛与抗争，教授个个乐此不疲；即使在法学教育其他议题上展现自由、激进风格的教授也不例外，纷纷为苏格拉底法辩护。他们认为，透过苏氏教学法，同学可以熟悉法界的语句，养成抽剥丝茧、追根究底的好习惯，这对律师而言，是很重要的分析模式。
至于我，只担心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感受。无论是好是坏，苏格拉底法本质上与公众行为的潜在规范相抵触。一般而言，当参与者多到某个程度时，每个人都似乎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说话者侃侃而谈，听众则乖乖地在下头接收讯息——被动、无我、充满距离感。然而，在苏格拉底教学法之下，原本认为是安全的个人空间，随时都有被侵犯窥探的危险。
研究能力 师资考量
9点12分，教室前的马恩喃喃自语：“我想，是开始上课的时候了。”然后看看天花板，慢慢地打开话匣子。马恩差不多60岁，满头白发，西装笔挺，看起来相当谨言慎行；但是面无表情，没什么笑容。说话时，在讲台上蹒跚踱步。
在发觉他实在不是好老师之前，心神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一点也不意外；根据彼得的说法，老师的安排不是随便的；为了让各组师资的总品质能够旗鼓相当，每一组分配到的教授势必有好有坏。和其他学术机构一样，教书本身的能力，毕竟不是ＨＬＳ筛选教授的主要标准。
大体而言，能够进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在法律界都是响叮当的人物。几天下来，我发现同学们对老师卓越的智力与显赫的经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大多数也出身于法学院，无论是从哪儿毕业的，成绩个个名列前茅，在《法学评论》多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都曾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的书记员，那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荣誉。他们毕业之后，几乎都曾在法律界执业，成就非凡；许多教授中途被政府挖角，入阁当助理、总统顾问或其他高级官员。不过在学术界，最主要的还是研究能力，出版品的量与质，一直是各大名校选择师资的主要考虑。像马恩教书平平，但出版了一系列对无侵害性犯罪（卖淫、吸毒、赌博等）的研究报告，颇受好评。我想，他对法律界的努力与贡献就在这里吧。
谈起马恩的教书技巧，实在不敢领教。他似乎总在自言自语。当然罗，三不五时，他会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确定还有人在听讲；然后嘛，回过头去，看看天花板，继续讲他的大道理。如果有什么评论，要不无关紧要，要不天马行空，没什么关联。
“当然，每堂上课前，你们都要好好地准备。”他突然停下来，插上这么一句。“真正充分地准备——就好像……你们要来与我个别的讨论功课。这点很重要，不过……当然……”马恩低头看了看教室的音响设备，支支吾吾地继续：“当然……如果你真的没准备，还是来上课吧，不要害怕。点到你时，就告诉我，‘没准备好’。一两天后，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着教授来回踱步，摇头晃脑地不知所云，真是难过。终于，他开始步入正题，谈到这门功课：与其他课相比，刑法在许多方面是很特别的。它专讲政府与个别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且是惟一一门法规与案例并重的课程。我们将花一大部分的时间，研读《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那是一群美国法学会（American Ｌaw Institute）的学者，在60年代时撰写完成的。后来，许多州都依此为法，加以采用。
下课后，遇见泰瑞。他问我对马恩的看法，我回答：期盼每门课都精彩，是不可能的。“想想他对同学上课不准备的宽容，”泰瑞说：“至少并不难缠吧？”
旧书买卖的天堂
下一堂是佩里尼的契约法，距离上课时间还有半小时，泰瑞想要趁此空档买本书，我自告奋勇陪他去。虽然上星期已经把所有教科书都买齐了，我很想跟泰瑞去瞧瞧着名的“省钱法书店”，那里是法学院买卖旧书的交易天堂。
经过几次交谈，对泰瑞的认识愈来愈深。他进入法学院的历程，与一般同学大不相同。虽然年纪与我相仿（他今年25岁），但他去年6月才从大学毕业。照泰瑞的说法，读完高中以后，他就游手好闲，是个十足的浪荡子；不过到了20岁时，遇到好对象，结了婚，借钱开了家音响店，白天工作，晚间则去大学修课。接着，生意愈来愈好，妻子也顺利生出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乘胜追击，开了第二间店，并雇用人分别看管这两家生意，自己则转进日间部专心念书，成绩斐然。去年12月，一家大型的连锁厂商出高价买下他的音响店。
“价码之高，可以让我们不愁吃不愁穿地度过三四年。”他说：“拿了这笔钱要干什么呢？去欧洲游玩，还是搬到加州享受沙滩阳光？这些，我们都想过——只是，唉！没办法，我太
喜欢待在学校了。于是，决定放弃一切，继续深造。一般研究所不列入考虑范围，因为出路不好；我可不想研究所毕业后，还回到老本行开音响店。于是，法学院成为我的目标。然后嘛，既然ＬＳＡＴ的成绩超高，就申请哈佛看看，不论别人怎么想，我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结果，居然中奖了！我的父母、老婆丹娜的父母都不敢相信，觉得中间一定有问题，要不然哈佛怎么会让我进去。”
泰瑞边笑边说自己的故事。在我眼里，他韧性坚强，独立而自负，乐观进取，又有城市人特有的敏捷反应，颇令人欣赏。
我们到达时，“省钱法书店”挤得水泄不通。书店位于奥斯汀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由一名法学院学生的老婆主持；现在二三年级的学长学姊刚回到校园，纷纷赶来抢购便宜的旧书。
面对人潮，我决定在外头等就好。
教科书对学生而言，是生活的一大重心，或许我多少该谈谈它吧。大体而言，法学院的书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案例选集，通常一册都是上千页的，而学校上课的指定教材，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案例多经过筛选，根据相关性把重要的部分挑出来编排整理。第二类是学术教材，硬邦邦的“入门书籍”，由知名的学者专家撰写，分析着名的案例，推引相关法条，
并对各领域的发展做描述性的介绍。虽说是入门书，教授通常不鼓励一年级新生阅读，一来
怕初学者被教科书牵着走，丧失了自己判断与推理的能力；二来怕同学对上课不再感兴趣，因为教授分析个案的模式，与书里面大同小异。第三类则是所谓的“坊间参考书”，从学术观点来看似乎毫不入流。内容完全是针对教材与案例的消化整理，把重点标示出来，让同学容易准备，价值完全是商业性的。最有名的，恐怕是一系列的《基尔柏法学摘要》（GilbertＬaw Summaries）。尽管已在同学之间广泛流传了好几世代，许多教授仍然宣称，从未听过“基尔柏”三个大字。初次听闻这档事时，我总抱持疑惑的态度，为什么同学不自个儿准备、自个儿分析思索，而要借助这类参考书？挪用别人的观点，难道不算一种抄袭吗？
不管是上述哪一类的书籍，法学用书的共通点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又厚又贵。为了能把厚厚一叠书籍携带在身，我已经投资购买一个超容量的登山用背包。至于价钱嘛，新书大约是在16到25美元之间；厂商也知道，这些教科书对学生是必备的，所以售价拼命往上涨。
要指望老师们鼓动书商自动调低价格是没有用的，尤其大多数的指定教材，都是任课老师或编或写的。我一年级所有的课，除了一门之外，用的案例选集，都是出于ＨＬＳ的教授之手。想减少购书成本，惟一的途径就是到“省钱法书店”找寻旧书。等到泰瑞出来，见他手里抱着一本厚重的绿皮书，对着我问：“你有没有这本？”瞧了瞧书名，是本契约法的入门书，类似我们的案例选集，作者是保德瑞吉和佩里尼。
“两个朋友告诉我，整门课的精髓全在这儿了。”泰瑞这样说。
“咦，佩里尼也写入门教科书呀？”我摸着书皮，问了一声。
“也写入门教科书？拜托啊，他在这行可是不折不扣的权威。这不是普通的教科书，这是必读的经典之作。”
“可是，教授不是告诉我们，暂时先别读那些入门书？”
“哎呀，说归说，大伙做的是另外一套。至少，我听到的是这么一回事。”
我把书还给他，心里开始担忧起来，到底怎样才是对的？我应该对教授有信心才是；但又不甘因为一个差错，功课落在别人之后。
“再看看吧。”我对泰瑞说。
“随便你。”他这样回答。
“我想先瞧瞧佩里尼是何方神圣再说。”
泰瑞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往奥斯汀大楼的教室前去；在那儿，答案马上就会揭晓了。
最困难的一门功课
大部分法学院教室的格局都差不多，座位分为左右两区，桌椅半圆形，从讲台往后方扩散，有点像古时候的露天剧场。在庞德大楼（先前遇到马恩教授的地方），教室重新改建过，比较精巧；奥斯汀大楼的教室则大而破旧，黄橡木制的桌椅，由前往后、从下而上一层层排列。在最高点，恐怕超出讲台地面40英尺。窗边托着又长又重的布帘，墙上挂着几个英国法官的肖像，头戴假
发，身穿法袍。整个设计严肃得很，加上先前所闻佩里尼教训学生的故事，更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周遭不时传来同学低声的谈话，有人紧张兮兮地喃喃自语：“佩里尼，拜托，千万别点到我。”
走到座位旁，跟两边的同学打声招呼。其中一个当过海军，从俄亥俄州来的；另一个名叫唐恩，年纪轻轻，刚从德州大学毕业。我们窃窃私语，互相交换关于佩里尼的情报。据唐恩说，佩里尼是德州人，从德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ＨＬＳ授课已达20年之久。教书生涯因为被尼克松总统找去当顾问，曾经中断过。
现在10点出头，已经超过上课时间好几分钟。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各自在座位上等候。唐恩问我，知不知道佩里尼长什么样子？
我摇摇头回答：“完全没概念。”
海军出身的葛利格插上一句：“来了，亲眼瞧瞧吧。”
佩里尼正从后方一阶一阶缓缓地往下走。头抬得高高地，脸上没什么表情；整个样子，比我想像的温和许多。身高六英尺（183厘米），有点肥胖，看起来并不很体面。他手里拿本书，另外还有张座位表夹在臂窝下。
“这里是法一第二组的契约法，”他说：“有没有走错教室的啊？”笑了笑，继续他的开场白：“在讨论指定的案例之前，先交代几点该注意的事项。首先，课程的规定必须说明白，免得将来搞不清楚。”
他刻意放慢语调，几乎每个字都加了重音。一听，就知道是南方腔。
佩里尼举起手上的书。
“这堂课的教材是《契约法案例选集》，由保德瑞吉和……”佩里尼顿了顿，感受一下教室的沉寂。“……等人所编。”他闭着嘴，再度露出微笑。许多同学，也暗地里吃吃地笑。“当然，我希望你们买的都是新书。”佩里尼终于笑出声来。
“我们基本上会按照书的进度，逐一处理每件案例。”他继续说：“有时，或许会跳过一两件案子；我会事先告诉你们，或把消息贴在布告栏上。每天都要读个案，至少要超前三件案子。”
前排座位与讲桌之间，有块窄小的区域，佩里尼把手插在背后，开始在那里缓缓踱步。当往我们这一区移动时，发现他眼神锐利，注视着周遭的同学。看起来，佩里尼年逾50，皮肤黝黑，头已半秃，剩下的几撮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眼角与嘴边，清楚透露出他严酷的性格。
“这门课处理的尽是关于责任义务、买卖契约、商业往来，以及保证允诺的法规。”佩里尼说：“恐怕将是整年度最困难的一门功课。契约法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复杂难度最高的领域；这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法学评论家多半是契约法出身的，比如说：威廉斯顿、寇尔宾、傅勒、路维霖、保德瑞吉、还有……”他停顿一下，比了个手势，然后依例轻轻地道声：“等等。”严肃的面容总算露出比较灿烂的微笑；大多数同学也跟着笑出声来，甚至还传来零星的掌声。稍微平息后，佩里尼继续踱步。
“别组的同学，或许会认为下学期的财产法才是最困难的；但你们不同，因为你们的契约法是我教的，而我……”他抬起头说：“真的不容易应付。”
“我会要求你们每堂课都出席，而且要按照分配好的座位坐。别跑去后头的‘旁听席’，那是留给想要来感受一下恐怖气氛的外来客坐的。”许多同学又忍不住迸出笑声。
“不仅要出席，而且是准备好才来的。我要再三强调，每堂课都得下工夫好好地准备。我们这堂课，没有‘换人讲’这种事情，也不容许‘没准备’这类字眼。当然，每个人偶尔都会碰到私事烦身的时候，所以百分之百万全的准备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种情况，我要求你们在上课前两小时，写好书面声明，交给我的秘书。地点在教职员办公大楼二楼281室。”
我一字不漏，赶忙把所有规定抄在笔记本上：不得缺席，不能“换人讲”，不能“没准备”。遇到特殊情况，书面报告两小时前，送到办公大楼281室。
天啊！心头不禁害怕地叫出声来。
果不其然，佩里尼要我们除了指定的案例教材外，别去碰其他书，包括那本我们或许已有所闻的“某入门书”。“放心吧，忙都忙死了，哪有余暇顾及其他。”这点倒是言之有理。接着，他把课程介绍得更仔细，只是冷酷威吓的口吻依旧。认清现实吧，不管从前是由哪儿混来的，来到哈佛法学院，一切都不会太容易。
有时，我会怀疑佩里尼严峻的态度只是装出来的，不用太认真。看看他伴随言语的手势，以及适时的笑容，仿佛都设计过了。不过如果确是演戏，也实在太逼真了，没有丝毫破绽。当他说到停顿处，抬起头来，铁石般的朴素脸，着实教人不胜胆寒。
佩里尼一点一点介绍课程的主题，包括报价、承兑、契约解释……这么多内容，心想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应该和马恩的课一样安全，没有人会被点到。出乎意料地，十分钟过后，佩里尼竟然走回讲桌旁，看了看座位表。
“我们还是多少步入今天的正题吧。”说完，拿起铅笔往座位表一指。短小的铅笔，活像一把刺人的匕首。拜托，千万别是我！
“卡霖先生！”佩里尼大声叫了个名字。
说时迟，那时快，砰然一声，传出巨响。隔了五六个座位之外的一个家伙，正慌忙地握住一叠书，其中几本已经散落在地面。不用说，铁定是饱受惊吓的卡霖。大大的块头，戴着黑边眼镜，脸色苍白，笨手笨脚捡拾地上的书本。对他，我个人施予无限同情；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之余，也不由生出些微的罪恶感。
“卡霖先生，”佩里尼往前走了一步，说：“怎样，为我们报告一下‘赫尔利对艾丁费尔德’的案件吧。”
摊开笔记，颤抖说话（上）
卡霖手中的笔记本已经摊开，声音颤抖地开始说话。
“原告的……无遗嘱处分（intestate）……”
“什么，那是什么意思？”佩里尼从教室的另一端大吼，然后神情激昂 地走到卡霖前头。“无——遗嘱——处分？”他说：“无——遗嘱——处分，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跟我们的胃肠
有关（译按：此处原文用stomach，意指in-tes-tine肠）是不是？我们 这堂课，难道是解剖学吗？”佩里尼的语调有点歇斯底里，夸张的口吻引来一 阵哄堂大笑。
站在五六英尺外的卡霖，望着教授，战战兢兢地回答：“不是。”
“我想也不是。”佩里尼点点头说。“那么，如果把字‘无’去掉（从 intestate变成testate），又是什么意思？从我们的胃……”佩里尼顺势举起 手来，边指边问：“跑到哪儿去了呢？”不用说，又是一阵爆笑。
“我想，”卡霖依旧胆怯地说：“那就表示他留有遗嘱吧。”
“喔，我明白了，加了个‘无’字，就表示他没留下遗嘱。”佩里尼摆 摆头，再问：“卡霖先生，那么你讲的‘他’，指的是谁呢？”
卡霖哑口无言，显得坐立难安。随后，一群手兴奋地飞舞在空中，佩里 尼点了两三个同学，答案都不一样。有的说是赫尔利，有的说是艾丁费尔德， 有的说是原告。最后，有个家伙回答，个案中并没有提。
“没错，案例根本没提是谁！”佩里尼咆哮地说：“案例从头到尾都没 有提！你们要读清楚个案，听到没有？小心翼翼、仔仔细细读它！”他边说边 指，一个字一个字强调地说。愤怒的眼神从教室中央转回卡霖。继续问：“我们需不需要在乎这个‘他' 指的是谁？”
“在乎？”卡霖一脸疑惑。
“就是说，这个’他‘对于个案的结果有没有差别？”
“我想，应该没有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佩里尼又吼了一声。“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答案。不 过，卡霖先生，我倒有个疑问，如果他已经死了，还能提什么诉讼？”
卡霖仍然紧绷着脸。
“我想，是他指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吧。”
“喔，行政管理人员。”佩里尼继续：“怎样的行政人员呢？我们学校 办公大楼里面的那些职员吗？”
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好几分钟。佩里尼丢出一系列的问题，比手画脚， 穷追猛打，卡霖则尽可能妥善回答。过了中午，佩里尼终于宣布暂停，明天继 续，然后夹带座位表走出教室，留下议论纷纷的同学。
整个景象着实吓人；还来不及回过神，就见一群人涌到卡霖面前，向他 道贺。平心而论，他的表现的确不错，连佩里尼都有点惊讶，其间曾经问他， 怎么有办法把每个词的定义记得如此详尽。要是我，绝对做不到。想到此，不 免有点沮丧。准备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楚谁在告谁？“无遗嘱处分”一词， 我是听过，但去了个“无”字，恐怕就反应不过来；更何况在众目睽睽的沉重 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好好回答呢？我的信心跌落谷底，根本不敢想，什么时候 就要轮到我跟佩里尼对话了。
原本就够害怕了，但整个教室的气氛与同学的反应，更让我迷惘。佩里 尼夸张的教学方式，的确激起同学的活力和参与感；但是，也用不着如此嘻笑 呀。尽管不是真的在嘲笑卡霖，也该礼貌地留点情面。还有，一旦卡霖吃瘪停 在那里，同学的手就好像脱缰野马似的，纷纷高举在空。为什么大家都如此期 待发言？初次听闻苏格拉底教学法时，我一直很怀疑，同学真的会迫不及待纠 正彼此的错误。然而在这种气氛下，要不是心中过于胆怯，我的手恐怕也是高 举在空的其中一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我不该如此疑惑。答案恐怕很 简单，就是佩里尼的魅力。不管赞不赞同他吓唬人的方式和戏剧化的表演，佩 里尼的教学的确不同凡响，彻底掌握整个上课的进程，紧紧抓住同学的注意力 ，并且无论是下评论也好，提问题也好，都清楚而直接，没有拐弯抹角的废话 。一言以蔽之，佩里尼绝非浪得虚名。
走出教室时，卡霖周遭仍围绕一群祝贺的同学，虽然拍了拍他的背，想 向他打声招呼，可是根本没机会讲到话。恰巧，遇上先前就已认识的凯伦，身 边站了一位男士，于是上前打探他们的看法。
“卡霖一定是什么法学专家，”凯伦说：“要不然，也是受过什么特殊 的训练。”
“是啊，他的表现真好。”我附和地说。
“应该的，”那位男士插上嘴：“听说，他暑假就已经把整本佩里尼的 入门书读遍了。”
我愣了一愣，不敢相信，希望他是开玩笑的。
“真的，我没骗你，卡霖自己亲口说的。”
“没错，我也听到了。”凯伦向我确认。
此时，泰瑞跑来打招呼，我要他们把这档事重述一遍。
“听到没有，暑假哦。”我不厌其烦地强调。
泰瑞看了看我，严肃地说：“先前就警告过你了吧。”然后摇摇头。
“来这混的，是没有真正打混摸鱼的。”
我们四个，边笑边离开。吃完中饭，我老大不甘地回到“省钱法书店” 。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我终于掏出钱，买下那本佩里尼的入门大全。
摊开笔记，颤抖说话（下）
为什么我要那么在乎？我在担心什么？管他什么佩里尼？把他当成是个爱耍威风的纸老虎，不就得了？有什么好害怕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恐怕你得用点想像力了，这是我唯一可说的。
无论是26岁也好，22岁也好，承受的风险都一样，没什么差别。或许你是放弃了大好工作才来到这儿，或许成为律师是你一生的梦想。不管怎样，我想你从前在学校的表现一定很好，所作所为也大抵没什么差错。你知道，仅有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才能挤进哈佛。然而，现在却得花上好几小时，读差不多半页的案例。起初，眼睛看过的有大半都不了解；一页一页来来回回地钻研，画图表、写摘要，到最后觉得自己准备得再充分也不过了。
然后，兴匆匆地去上大师的课，却发现另一个同学，比自己准备得还要充分。他能用清楚、精确的语句，说出独到的见解；更糟的是，脑子装满了各个专业词汇与概念，自己怎样都无法比得上。
是啊，我也曾风光过，借着追忆当年勇，或许能稍稍疗伤止痛，恢复一点信心。但是，当教授在140个同学面前考问你，“我从前是毕业荣誉奖得主”毕竟不是恰当的答案。
萦绕心头的，尽是焦虑、急躁，以及严重的不确定感；我相信，在头几周，大多数新生都有类似的感受。有时，甚至发现上了老半天的课，还不明了自己究竟是哪里不懂。看着同学应答如流，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许他们都是天才吧，相较之下，我恐怕是最愚笨的。
该去哪里找救兵呢？有谁能指引迷津呢？如果，披着狼皮的佩里尼是带领我步入法律殿堂的牧人，我可一点也不能松懈。步步为营、面面俱到是不二的法门；要不然，一失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为了清楚了解法律条文，任何一个重点都不可轻忽。此刻，吸星大法成为我练就武功的绝活。虽然很想苦读那本新买的入门大全，但实在没啥机会，因为它并不比个案好读。尽管如此，装饰在书桌上，随时可查，还是让我安心不少。严禁剽窃、学术良心、独立思考等冠冕堂皇的金科玉律，已不在考量之列；怎样能够搞懂案例的真义，才是当务之急。
狗急会跳墙，没多久，一些奇怪的举动纷纷出笼。记得在某本学生手册上看过，最好用多颜色的笔抄写课堂笔记。最先还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但才第二天，看看自己的笔记散乱不清，毫无章法可言，就赶紧跑到哈佛广场，不惜巨资，买了五颜六色、深浅不一的原子笔。案情摘要用黑色，上课笔记用蓝色；特殊的法律条文用红笔，不太明了的地方用绿笔。每种颜色各买两只，插在背包的外口袋上，像一个装得满满的箭筒。泰瑞笑我是“彩虹仙子”，其他同学也常投注奇怪的眼光，但是我都不以为意。渐渐地，笔记整理得愈来愈好，虽然很可能只是因为对法律熟悉度增加的关系，我还是不愿意割舍那堆彩虹色笔，随时携带在身，红黑蓝绿四色并用。
回头想想，当时最让我头痛的是，书上写的、老师讲的每个字都认识，但合起来就是不懂。加州的律师朋友曾经警告我，法学教育在许多方面，就跟学习外国语言一样；亲身体验之后，发现他所言不虚。一开始，不熟悉法律语句的我，就被强迫用它去阅读、思索，一天16小时，无休无止。当然，法律语句和英文不是全无关联，说是第二语言或许太过夸张，不过起码像是个特殊的方言。除了夹杂了成千上百的法文与拉丁词汇，英文本身的语句也都重新定义，不容许日常用法的含糊。比如说，Judgment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你对他的’看法‘如何？”“我认为他的’品味‘不错。”“’最后审判‘日来临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等等。不过，在法律上就只有一个意思——“法院的判决”。
择我所爱，爱我所择
除了旧词新用之外，书面论证也有很大的学问。随着个案的累积，我渐渐发现无论是法官或律师，说话时都不喜欢以一般人自居，所以发语词很少会是“我……”怎样怎样，使用的语言也大半不是简单的直述句。他们希望自己的话，带有法律的权威，而不仅是个人意见的抒发。为了避免平民化，增加专家的说服力，放眼望去，尽是“何以”、“至此”等文诌诌的辞汇，以及委婉
含蓄的长句子。
以下是我们研读的第一件民事诉讼个案，上头写着：
“根据答辩第二段所言，于原告书面文件之审议当中，发现足有1975元的债务无力支付，而被告之抗辩确认了上述审议中之违约债务，至此被告得偿还原告25元……”
要搞懂这类天书，实在不容易，得花上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上学之前，打死也不会相信，读几篇个案需要多久；现在却发现，即使开始的案例都不过两三页长，为了整理案情摘要、查询字典，也教人忙得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无论清晨或夜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就得苦读；即使周末，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奋力，我还是没把握能跟得上进度。星期二晚上，是一大挑战；因为接下来的星期三、星期四，课都排得满满的。上午会遇到的吉格曼与马恩教授，早就把洋洋洒洒的指定作业贴在公布栏上；而契约法与刑法的功课，也只多不少。另外，法律技巧课的韩里，凑热闹地把一叠案例丢下，要我们在一周之内，交出8页的报告。这么多的功课，怎么做得完呢？此刻，安娜早已呼呼大睡；而我还苦哈哈地挑灯夜战，准备明天的侵权行为课。
无论如何，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所爱。
“学习爱上法律”是流传已久的一句戏言，讽刺性地描述法学院新鲜人所受的教育，语气显露出些许强迫的味道。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但对于我而言，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紧张、困惑、劳累、害怕，这种种感受，苦归苦，却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吸引力。来到法学院的一大希望，就是能借着法律知识的增长，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有全新的观点；这个希望很快就得到满足。比如说，契约法的头两个案例“赫尔利对艾丁费尔德”、“波克基普吉公司”的案件，牵扯到的都是私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的冲突。佩里尼要我们思索的问题是：对于像艾丁费尔德那样拒绝治疗某种病患的医生，社会是否有责任采取强迫手段？如果医生有治疗病患的公共义务，波克基普吉报社能否拒绝刊登波克基普吉收购公司的广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社会到底能不能干预私人的商业行为？还是应该完全放任，让所有公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并不是认为，这类关注比起其他问题（像人类何时登陆月球、怎样建造出更进步的内燃机，或是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运送物资到奥马哈市等等）来得伟大；只是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在想这些问题，而现在能有机会系统地深入探讨，自然感到兴奋。坐在课堂上听讲，与同侪好友讨论功课，再加上苦读个案与相关资料，我总觉得距离疑难杂症的解决愈来愈近。
*** *** *** ***
星期三，第一次上吉格曼与摩利斯的课。由于先前佩里尼的契约法拖得很晚才下课，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到“侵权行为”的教室时，吉格曼教授已经站在讲台等候了。个子小小的，身穿黑色西装，太阳穴旁长了许多明显的黑痣，头发留得很长，可以稍稍遮掩中间秃去的部分；放眼望去，有点像是年轻的史帝文森（Adlai Stevenson；译按：美国伊利诺州选出来的参议员）。
根据小道消息，吉格曼十几年前曾在哈佛待过，后来转到英国某大学任教；虽然说已经回来美国执业好些年，言行举止仍然充满了英式风味。他的性格不是很主动，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除非偶尔要写黑板，否则都站在讲桌后头，一动也不动。
吉格曼简短地介绍一下课程，但没有提及任何上课规则、教科书、指定功课等。含混的介绍中，只说明了这门课是法学概念与法律条文并重。接着，便抽点后排的一名同学讲解第一件案例。
“侵权”本身就多少隐含了“过失”或“不法”的意味，为了减轻公民因他人过失而造成的伤害，法律提供了一些补偿的规定。因此，受害者（原告）可以提出法律诉讼，要求加害者（被告）负担金钱上的赔偿。我们研读的个案形形色色，包括船难、殴打、医疗过失、劣质商品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可能的加害行为；有些伤害古怪得很，完全超出想像的范围。看过这些案例之后，不免感叹父母的教训是对的，一切还是小心为妙。
这门课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在理论上清楚定义出公民之间的基本义务。对于别人的权益，到底该如何小心维护才是？从第一件个案起，吉格曼就慎重提醒我们，定义问题是如何复杂难解。案例中，一名老妇的座椅被五岁男童拉开，因而摔在地面弄伤脊骨；老妇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案子的关键点，落在恶作剧的男童是否蓄意伤害老妇；而法官最后的裁决是肯定的。
“’蓄意伤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吉格曼对开讲案例的同学提出这样的疑问。“这跟恶意开车撞伤仇家的行为相同吗？”同学的回答是不同。
“或许吧，”吉格曼继续追问：“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法庭裁决的根据在哪里？怎样的心理状态，足够让男童被判定是蓄意的暴行？如果他还不能明辨是非，我们怎能加以责难？他难道真存有伤害别人的心吗？难道不是仅仅无意的过失吗？”
吉格曼质疑的态度温和谨慎，不会给人强烈的压迫感；但是最后，种种问题仍然不得解答。其实不仅是第一天，接下来好几堂课，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取得确切的答案。什么叫做“过失”？怎样的行为会判定是“过失伤害”？怎样的伤害可以寻求合理的补偿？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开车撞伤路人，不用负担半毛钱的责任；然而，仅仅因为卖一个烤面包机给别人，发生意外，就得赔偿所有的损失？
一团迷雾时时笼罩在课堂上空。好不容易一个疑难似乎解决了，吉格曼马上丢下另外一个。他常常想像一些假设性的状况来考问同学；而那些假想情境大多稀奇古怪，徒增我们的疑惑。如果一名侏儒挥拳攻击拳王阿里，算不算非法伤害？如果厂商拒绝花20万元建造水坝，来防止可能造成的10万元财物损失，算不算一种过失？
当疑惑累积到最高点时，班上往往一片寂静，此刻就是吉格曼跳到另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答案，其实连小小的暗示都没有。穿着黑色西装站在讲台上，不管我们懂不懂，一股脑地拼命丢下问题；除了问题，还是问题。随着困惑的增加，同学对老师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没有人能了解，吉格曼的用意到底在哪里。难道是我们太笨了吗？还是问题太愚蠢了？我们究竟该从这门课学到些什么？一堂接着一堂，深深困扰我们的不确定感丝毫没有改变，难道吉格曼是有意来折磨同学的吗？
广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星期五时，不安与焦虑已经转换成浓厚的怨气。尽管大家都同意，教授其实很有耐心，问问题时从来不会给人难堪，不会指名道姓，指责谁说的不对，也很少出其不意抽点同学回答难题；但是，不讲答案的方式，让许多同学无法忍受，纷纷抱怨几堂课下来丝毫没有收获。凯伦（佩里尼第一节课后，与我有短暂交谈的金发女子）就是其中一个。据她表示，星期四课后回到家，她
沮丧了很久，最后还难过地泣不成声。或许泰瑞的简短评论，道出了绝大多数同学的心声。
“吉格曼根本不是教书的料，”泰瑞说：“难怪学校从前要解聘他12年。”
摩利斯教授就完全不同，一开始立即广受学生欢迎。打从他踏进教室的第一步，同学立刻感受到他无以复加的魅力。
“我叫摩利斯，很高兴来到这里，与你们一同讨论民事诉讼上的问题。”他的开场白，包括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单单这点就与其他教授大有差别。或许自我介绍对摩利斯是必要的，因为显然班上还有人不相信台上站的，正是这堂课的教授。据我所知，他从前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时，兼打美式足球，还当选过整个长春藤盟校的明星球员；现在出现在眼前的他，黑黑壮壮的，依旧保持年轻球员矫健的模样；蓝色牛仔裤与红色休闲衫的穿着，加上深色长发，的确和一般教授大不相同。他身子半靠在讲桌上，亲切地与学生对谈，就好像神气活现的运动员，频频找机会跟啦啦队员闲聊一般。
正式上课时，他还是保持轻松的态度，手插在口袋，边踱步边说话。无庸置疑，整个课堂气氛十分融洽，老师与学生的距离也不会拉得那么远。摩利斯很年轻，才31岁，甚至比组里一些同学还小；穿着的方式跟我们大同小异，言谈中也不时夹杂我们这一代熟悉的俚语。除了外表的言行举止之外，摩利斯的内在观念显然与ＨＬＳ的主流思维格格不入，仿佛是学校系统的圈外人；这对刚进法学院的我们而言，又增加了许多对话的空间。三不五时，可以听到他毫不保留，批判法学院及整个法学教育。
“等你们毕业之后，掌控的权力恐怕是现在无法想像的。”摩利斯侃侃而谈：“在法律界，要糟蹋别人生命的机会多得不胜枚举。别以为这很好玩；大多数教授不喜欢谈论律师拥有的破坏力，但这是将来你们踏入实务界必然面对的问题。我希望能有机会多与你们聊聊这方面的事；当然，也谈谈律师能做的好事，虽然那是比较难达成的。”
至于课程进展的方式，摩利斯也有“非正统”的做法。据他表示，按照座位表抽点学生，才能让同学都有均等的发言机会；但是，如果被点到的同学因任何理由不愿意发言，尽可大
胆地说不，没必要勉强。“我绝对不会强迫你说话。如果没有话说，不用花心思设想各种理由搪塞。”摩利斯唯一的要求是，当同学还在发言时，其他人不要抢着举手。
一般认为摩利斯是属于理论派的人物，教书抽象而不着边际。民事诉讼处理的是一整套有别于刑事系统的法律规章。记得注册时，彼得学长告诫我们，摩利斯倾向于用哲学的思维切入，探讨条文规范的后设问题。但是，最少在头几堂课还看不出来。他很体贴地顾虑到我们对法律语言不熟悉，为了免除同学更深的疑惑与挫败感，整个讨论是自由不拘的。虽然案例重点仍在民事的诉讼上头，任何疑难杂症随时都可以提出。不难想像，许多被佩里尼吓倒而不敢显露自己无知的同学，纷纷趁此机会，问起关于契约法的问题。
组里同学对摩利斯的方式，大都表示肯定与感激。“我真是爱上他了，”凯伦兴奋地说：“他实在是太棒了！”在紧凑课程当中，总算有一门课让人比较安心。对于刚进法学院的新生而言，头一周是最难熬的。虽然我的情绪一直很高亢，许多同学却显得垂头丧气。沉重的功课压力，持续的焦虑不安，真会叫人心神耗竭。整个星期，不断传来有人失眠、胃痛、病倒、痛哭、酗酒、过度饮食、过量吸烟的消息。我的高度兴奋，并不值得沾沾自喜，恐怕只是衰颓的另一个不祥的极端。此刻，同学们都站在一块儿，互相倾诉各自的苦恼，彼此寻求适当的慰藉。
同舟共济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周。这点固然不错，但渐渐地，随着课程难度增加，大家发现除了功课，实在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所有谈话内容，尽是法律。不再有人会问我从哪来的，英格兰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校园仿佛是独立而密闭的法律世界，关切的话题只有一个。对于法律，同学愈来愈健谈，也愈来愈多人喜欢在日常言辞当中卖弄新学的专业术语。刚开始的确不大习惯在走廊上听到：“去质问一下，那个立场是否站得住脚？”或是：“让我给你一个正式的警告。”不仅是用词如此，整个口吻与腔调都刻意装得一板一眼；奇怪归奇怪，大家似乎乐此不疲。
结果，反倒是摩利斯对我们的术语狂热调侃了一番。一天，在民事诉讼的课堂上，老师问了个问题，一名女同学回答：“法庭对此主题并没有合法的管辖权。”
“我并不确定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摩利斯笑着笑说：“不过，我很高兴你用这样的方式说话。毕竟，要先学会如何呱呱叫，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鸭子啊。”
马不停蹄地工作
9月14日（星期日）
工作，工作，马不停蹄地工作。
整个周末都耗在法律技巧课的作业上。要赶紧完成，才能应付周间密集的功课。
不行，我快崩溃了。怎么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精神上，从来不曾如此疲累过。每天紧张兮兮的，全神贯注地应付书本与教授，就连跟同学的交谈都无法放松。到了周末，情况并没有好转；满脑子尽是功课，就连睡觉时也无法安心。仿佛锁在一间小房间，四周墙上写满了“法律”两个大字。
没错，我喜欢如此，我真的喜欢。但无论如何勉励自己，情绪上的波动还是无法避免。读书当中，感觉好像爬得愈来愈高，欣喜地享受知识与人际网络带来的宽广视野与权力。可是，一想到明天要再见到佩里尼，心情马上跌入谷底。忐忑不安地拿起契约法的书，害怕明天万一被点到名，该怎么办？匆匆忙忙花了45分钟的时间研读个案，演练可能要讲的话。
匆忙而辛苦地工作，根本无暇深刻反省。感觉好像在雕琢精致的象牙手工艺品，眼睛所见尽是细微的小环节，对整个真实的模样却不清楚。或许手中雕琢的正是自己的生命吧，盲目奋战，疲惫不堪，但究竟完成之后的结果如何，浑然不知。
也许，渐渐上轨道之后，日子会好过一些。昨晚去参加法学院已婚学生联谊会的迎新餐宴，整晚的话题都环绕在法学院新鲜人刚开始的困境。一位二年级的学长语重心长地说：“这一辈子最难熬的时日，就是刚进法学院的头一周。”
座位旁的女同学，立刻感慨地说：“阿门！”
是呀，阿门！
*** *** *** ***
星期一时，奥布瑞在走廊上叫住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读书小组。迎新周活动中就遇到过奥布瑞，年近30，与我念过同一所学校。虽然他早了四届，我们还是有些共同的朋友，并且交谈起来相当投缘。城市风格，深色头发，长得一表人才；斯文的谈吐，以及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奥布瑞在60年代疯狂学潮当中，独树一格。
“现在还没正式成立，”奥布瑞对我解释读书会的进展：“只是三五个人凑在一块，随便讨论讨论。”读书小组是新生学习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心。通常由四到八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功课上的难题。进行方式并没有一定的规则，有的小组天马行空地交换意见，有的小组针对指定作业重点讨论，有的则分工整理课程摘要，以便共同准备考试之用。大多数老师都鼓励学生组织读书会。毕竟上课时间有限，不能让每个同学畅所欲言；多了个读书会的管道，更密集地讨论法律问题，对学习帮助很大。除了教育上的功能之外，读书小组还兼备集体治疗的效果，借着互动的过程，彼此倾诉内心的困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会大大地消减。读书会的成员，是你充分信赖的对象，任何问题都可以搬到这儿讨论。
学习咨询这玩意儿，对于自信满满的我，是想都没想过的；至于读书会，没来到法学院之前，也觉得多此一举。现在的我，成熟稳重，不需要小组的帮忙；况且，向来就是自个儿做自个儿的，早已习惯了。但是从第二周起，眼见读书小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蔓延，再加上学长迈克和彼得都极力鼓吹，我也开始心动，于是对奥布瑞的提议大表欢迎。只是有两点需要沟通一下：第一，先前泰瑞就曾提到跟我讨论功课的事，因此希望还有空间让他也加入。第二，我不想增加整理功课的负担，因此不赞成许多读书会轮流指派成员摘要报告的作风。
奥布瑞点头同意，于是午餐时，我们两人、泰瑞，以及其他七八个还不熟识的同学，聚在一块商量。大家似乎都语带保留，毕竟才开学第二周，要承诺长时间的付出，多少会有所顾忌。不管如何，读书会成立了。安排的聚会时间当中，有一场是排在佩里尼课前一小时，成员都显得颇为紧张，因为佩里尼至今仍保持紧迫逼人的质问态度，没有同学不担忧的。
第二天首次在佩里尼课前聚会，竟然涌进一大批人，想必是成员招朋引伴的结果。长桌旁坐满了15或16人，奥布瑞大感头痛；而我则对同学只想讨论契约法，专心应付佩里尼的态度深不以为然。
没多久，我们俩就找了些人脱队，另起炉灶。星期四下午，小组聚在哈克活动中心的交谊厅，讨论马恩指定的刑法作业。成员除了奥布瑞、泰瑞和我之外，还有三名男士。凯尔刚从哈佛大学部毕业，瘦瘦高高的，一头卷曲的金发。他是奥布瑞引介进来的，我先前并不认识。一本正经，讲话有点逢迎拍马，不过幽默感十足，反应敏捷，暑假在爱荷华州的律师事务所工读过，对民事诉讼方面的常识丰富。山帝前不久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工程学位，留着一嘴大胡子，作风慢条斯理，讲起话来平平板板，丝毫没有阴阳顿挫，但是直接爽快，绝不拐弯抹角。才短短几天，就已成为课堂发言的热门人物；对他而言，恐怕再小的问题都有思索分析的空间。山帝究竟是怎么进来小组的，我根本搞不清楚；不过见识到他精密推理的技巧，没有人不伸出双手欢迎的。
最后一个是史帝芬，当天下午我才临时邀他参加的。个子矮矮壮壮，契约法课就坐在我后头，一直都想找机会多认识他一些，因为感觉上，我们似乎有很多的共通点。史帝芬拥有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跟我一样在大学教过好几年的书。他成长的芝加哥市，我和安娜都待过。
掏心剖腹的好友
马恩交代下来的案例，是关于一名强暴犯，以酒醉不省人事为罪行的借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搞清楚，这样的辩护在《模范刑法典》之下是否有效。法典的规定错综复杂，得花好几小时反复地仔细阅读，试图从外表矛盾的冲突点寻得平衡解决之道。困难的作业却让小组讨论发挥极大功效。很难想像在时间精简的原则下，还能保持深入的高品质对话；不仅有充分的机会，自我分析
问题，又可以从别人处得到不同的见解，以及批判性的善意回应。智性上的交流与论战，真是一种精神振奋的愉快经验。
除了奥布瑞太过礼貌，不好意思提高嗓音或插入对话，其他每个人都进入备战状态，随时攻击对方的弱点，然后滔滔不绝阐述自己的论点，直到有人中途打断为止。
聚会结束后，每个人都显得心满意足，马上拍桌定案，正式成立读书小组，并安排往后固定的讨论时刻。比较年轻的凯尔与山帝先走一步，剩下来的四个“老头儿”还意犹未尽，继续闲聊瞎掰。我们各自谈论如何放弃原有工作，来到法学院的心路历程。
“唉，”泰瑞说：“有时候就是不服老，频频告诉自己，不要就这样定下来了，还有很多新鲜的事物值得一试。”
听了，心有戚戚焉。
奥布瑞和史帝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各自有比较具体的理由进入法学院。对史帝芬而言，法学院的学历可以帮他找到稳定的教职。虽然已经拥有博士学位，但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在学术市场并不吃香，除非有特别的专长，要拿到终身聘并不容易。
至于奥布瑞，故事就精彩得多。1968年完成哈佛商学院的学业，投入进口市场，混了一阵子之后，在洛杉矶开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出售东亚的艺术作品。四年下来，一直弄到身无分文的破产地步，才把画廊结束。现在嘛，苦哈哈地来到这儿寻觅另一片天地。话虽如此，奥布瑞讲起来眉飞色舞，看不出有一丁点感伤的味道。据他表示，60年代中期，法学院学风保守，大多数人都还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当然，现在就不同了。无论如何，奥布瑞已经受不了商场上大起大落的风险，决定找份铁饭碗，支领固定的优渥收入，过着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那晚回到家，觉得十分充实。从前刚开学时，还有点怨叹，不能住在学校宿舍，与同学的距离会愈拉愈远；但现在有个读书会，定期与他人互动，孤立无援之感顿除。事实上，小组几乎每天都有聚会。一周三天早晨上课前，讨论佩里尼的契约法；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则用较长的时间讨论刑法、民事诉讼或侵权行为。
更令人开心的是，我和奥布瑞、史帝芬和泰瑞马上就成为要好的朋友。常常在一块儿吃中饭、打球、聊天、共度周末。我们彼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谈。这一年，我的世界跟这三个好友，将密不可分。
*** *** *** ***
第二周之后，我开始尝试在课堂上发言。
决定开口说话的动机，并不简单。其中一个理由是，实践从前对自己的承诺。记得还在考虑要不要申请法学院时，跑去旁听了几门法律课程。课堂中，我对学生消极冷漠的态度不以为然。有一节课，感受尤其深刻。那是高年级证据法的课程，当天教授正讲解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许权，问了个连我这个门外汉多少都能回答的简单问题。结果，居然只有两三只小猫举手回应。教室沉默的气氛，究竟是因于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还是惊吓胆怯的畏惧感？无论如何，我下定决心，绝不让这种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三思而后言，从来不是我的本性。尤其在紧张时刻，经常不用大脑地胡言乱语。课堂之外，一找到听众，就像公车上的醉汉，劈哩啪拉，说个没完；在课堂上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旦话匣子开了，滔滔不绝地胡吹乱盖，要停也难。开学迄今，让我如此克制自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怕讲错话，丢人现眼。星期二佩里尼的课堂上，我终于不管三七二十一，勇敢地站出来了。当天讨论的是着名的“哈德利对巴克森德尔”案例，着重在原告对违背契约者要求赔偿的上限。佩里尼问我们，怎样的原则是哈德利应该忽略的，并且透露答案非常简单。同学热烈地回答，从“求胜”到“取得意义”，各种想法纷纷出笼，但似乎都切不中核心。佩里尼频频摇头，边叹气边说：“不对！”“绝对不是！”“怎么可能？”“根本说不通！”
好不容易，他见到我高举的手，要我回答。
“惩罚。”我战战兢兢，说出心中的答案。
佩里尼走上前来，再问一句：“为什么？”
“根据法规的精神，它并不是要惩罚违反契约的人。”
“惩不惩罚有什么差别？”
“这表示赔偿不是用来警惕违约者。”
“那赔偿是为了什么？”
“只是弥补原告的损失。”
“完全正确！”佩里尼终于停止追问。“契约法中的赔偿，完全是针对损失而来。你们别把刑法或侵权行为课中学得的惩罚性正义搬到这里。”
说完，佩里尼转身往讲台走去。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骄傲。整天，都有同学跑来恭贺我的表现。其中凯尔最夸张，说我能透视佩里尼的脑袋，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尽管第一次的尝试顺利成功，对于往后是否要积极主动发言，却举棋不定。想想看，佩里尼质问同学的态度如此吓人，而我又容易紧张，何苦折磨自己。况且，现在一种诡谲的政治气氛已经逐渐形成，课堂上的发言不再那么单纯。
从第二周起，同学们开始对某些人的攻击性言论与强烈竞争态度不满。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平等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伦理准则，任何想要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都视为不道德。再加上，组里同学原本都有高人一等的辉煌历史，每个人的才干与天分都不容小觑，如果不刻意压制内在的企图心，恐怕到头来落得的仅是失望与挫败感。毕竟学期末，教授会对每个同学进行评鉴，打下成绩。头几周，大家似乎平起平坐，表现不分轩轾，而多数同学也希望维持这种假象。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没有差别，你就不会像从前一样，总是个中翘楚，当然也就不会有可能被别的同学比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大家都不争出头，不求表现，彼此半斤八两，相安无事。
记得在第二周末了，跟组里同学海伦聊天时，她向我表达对法学院的厌恶。问起为什么，她的回答是：“这里的人攻击性太强了。”我知道海伦从前也是普林斯顿的高材生，于是问她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攻击力。
“没错，”她说：“但是我努力不显露出来。”
隐而不显成为班上的主流态度。许多人打从一开始就非常收敛，几乎不发一言。我好几次在私下场合与组里同学交谈时，才惊讶地发现眼前如此活泼外向的，竟然与课堂中闷不吭声的是同一个人。
达尔文式的竞争环境
另外一种控制求胜心的方式，就是拒绝承认。很多同学挂在嘴边的，尽是如何不在乎成绩，如何不关心老师或同学的看法（我恐怕就是其中一个）。这些人，大多和海伦一样，喜欢把自己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归咎于别人。
但是无论怎么说，几乎班上所有同学都是好强的竞争能手。这种本性，是让我们能够聚在哈佛法学院，而不是其他次等学校的主要原因。并且，事实上我们在这儿受的训练，也是在为将来竞争性超强的行业做准备；走进法庭，一旦陪审团或法官宣告判决后，赢家与输家马上揭晓。对大多数同学而言，达尔文式的竞争环境，造就了我们的成功与喜悦；争强斗胜的性格，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
吊诡的气氛随时可见。走廊边、餐桌上、体育馆内，各种非正式的聊天场合，你会发现自己成为被注意的目标。别人用某种角度把你放大来看，你也免不了如法炮制。更别说在课堂上，老师一丢出问题，140个同学都在准备，人盯人地注视对方，不管承不承认，求胜的竞争本能马上激发出来。
应付之道，除了自欺欺人一味否认外，就是努力把真才实料搬出来，用好表现求得光荣的名声。但是，唯一有权力承认同学表现的就是教授，难怪每堂课结束时，都有一大批人（往往是同一批人）挤到讲台前，争着与老师讨论功课。当然，最容易赢得老师青睐，留下好印象的，还是在课堂中回答出艰困的问题。渐渐地，你会发现有一小组的人特别积极，几乎每堂课都抢着发言，希望展现出比其他同学更高的知识，以及随时能与教授对话的胆识。克雷莉莎就是其中一个。23或24岁的女子，刚结束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高挑的身材，外表出众，穿着时髦，非常引人注目。每次找到机会发言，都是高分贝的长篇大论，神情激动，
像是参加辩论比赛。卡霖或许受到第一节课被佩里尼抽点而表现优异的鼓舞，接着好几堂课都连续听到他的声音；另外像我读书小组中的工程师山帝，也是个善辩高手。再过几周，更多的发言常客将陆续出笼。比较夸张的是，一些从州立大学出身的家伙，或许早习惯于大班级的课，已经钻研出人群夹缝中的成功之道，即使没被教授点到，也迫不及待吼出心中满意的答案。
在课堂中汲汲求表现的同学，虽然名目上常受到其他人的赞扬与钦羡，私底下却是许多人怨恨轻鄙的对象。
“我真是受不了克雷莉莎。”一天，从别人那听到这样的评语。“真难想像，我还得忍受她一整年。你瞧瞧那个声调与模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在听歌剧呢。”
史帝芬也转述给我类似的回应：“课堂外的克雷莉莎是满好相处的，但是一进入教室，她就是我们梦魇的开始。”
爱说话的家伙愈来愈惹人厌。他们总被视为是自我中心、争名夺利的爱现鬼。
感受到这种气氛，我实在很矛盾，是否该乘胜追击，继续在佩里尼的课崭露头角。踊跃发言的利多面，明显可见。法二、法三的学长学姊早已警告过我，如果不想被抽点，最好多举手。况且，在这么大的班级上课，要时常开口说话，才有参与感。但是，跟着别人争先发言，只为赢得老师注目，实在太幼稚、太小家子气了。再加上，现在同学对好言者的敌意与日俱增，搞不好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牺牲也未免太大了。如果常常发言，但讲出的话平庸陈腐、了无新意，或是更糟的，错误频频、漏洞百出，哪还有脸见人。
现在，我常对那些好言者的讲话内容感到不耐；想想，要是别人也如此看我，怎么办？种种担忧，让我十分犹疑；尽管如此，我还是尝试再发了几次言。虽然没像克雷莉莎、卡霖、山帝等人那么夸张，偶尔也是会传来批评我的耳语。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一直伴随着我。究竟是要开口，还是闭嘴？究竟我心里的答案是对，还是错？每节上课，一旦脑子出现了想法，同样的困扰就产生，一直到我，或别人把类似的想法说出，才稍微告一段落。
这种迷惑似乎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跟奥布瑞提了一提。到目前为止，他发言的频率和我是差不多的。
“每五堂课发言两次。”奥布瑞马上给了我明确的答案。据他透露，这是考虑各种心理状况与情绪反应之后，精心计算出来的公式。
很难想像奥布瑞是认真的，但他煞有其事地频频点头，我还笑着嘲弄他几句。结果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竟然也跟着按照公式，计算起自己的发言次数。
议论纷纷一只死鸭子
9月22日（星期三）
马恩与吉格曼教授的教学，原本就很糟糕了，如今还每下愈况。
一直到上周，我还能勉强忍受马恩的课，并对课程进展保持相当的期盼。然而，今天却赫然发现，原来我对刑法课的兴趣，其实来自一些马恩根本不想多谈的主题。
现在他依旧在教室前头走来走去，自言自语。零散的评论，根本搞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即使偶尔听懂了，也对他保守拘泥的思维方式不以为然。有时，你会发现马恩的想法其实博大精深，只是他总喜欢像社会学家一样，把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套到既定的范畴来分析。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丧失正常智能的犯罪行为，比如说因为吸毒、酗酒、精神耗弱，或未成年而犯下罪行，刑法上该如何惩治？马恩的答案是：一定要经过法定的公听程序才能裁决。话是不错，不过如果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假精神罪犯呢？我们该如何在信守公平原则的情况下，有效地防范他们呢？这类问题，马恩总避而不谈。或许以后会讨论吧，但为什么不是现在呢？此刻正是做深入哲学探讨的好时机呀。
至于吉格曼教授，就更不用提了。我跟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学一样，完全不知所云。迷惑之余，对他只有气愤与怨怼。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该上的课突然取消，到了教室才获通知。消息传来，班上欢声雷动。
上周的课，是个最糟的例子。我们连什么是“意图”（intent） 都还搞不清楚，就要讨论什么是“故意的侵权行为”（intentional torts）。探讨的个案是关于伤害的问题；案例本身其实非常简单，却给吉格曼弄得一团迷雾。一个人用枪抵住“受害者”的背后；枪并没有发射，“受害者”也不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法庭判决不构成伤害罪，因为并没有人受伤。大家都觉得判决是有道理的。可是，吉格曼接着却丢下一连串莫名其妙的问题。要是受害者是面对持枪者呢？要是枪已经上膛了呢？或是没有上膛呢？要是真枪没有发射，但是却用事先录好的爆裂声来吓唬受害者呢？要是持枪者对天空发射呢？要是手枪意外走火呢？要是持枪者有意开枪呢？
没人真的尝试去思考这些问题，只有一脸疑惑与不满。这回，吉格曼倒是有所反应。
第二天早晨进教室时，发现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蓄意伤人：有意图地进行攻击或造成可预知伤害的行为。”面对同学，吉格曼忍住内心的不悦，笑着说：“我把定义写在黑板上，是因为感受到教室的紧张气氛。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定义根本没说清楚太多东西。”
不管定义的实用性如何，每个同学都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抄在笔记上。就算吉格曼的这个举动真让同学比较安心，其实也持续不了多久。
“现在，让我们再来动动脑，回到昨天的讨论。”他说：“如果持枪者有意吓唬受害者，把枪对空发射，结果刚好飞来一只鸭子，不幸中弹，落下来打到受害者，这样算不算构成伤害呢？动动脑吧。”
接下来连续好几天，我们都在讨论那只死鸭子。
当然，老师还是没有给我们答案！又是个无解的“难题”！
但是奇也怪哉，居然还有人欣赏吉格曼的作风。星期五时，遇到海克尔，一个先前去英国剑桥念哲学的家伙，就对吉格曼赞不绝口。
不过那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已经开始放弃案例，决定自个儿找教科书来读。最受欢迎的入门书，是蒲罗塞教授着的《侵权法大全》，新生几乎人手一册。我也有一本，只是到现在还没考虑去读它，或许再过一周，想法就会改变了。
有人欣赏我写的摘要9月23日（星期四）
法律技巧课的韩里，非常欣赏我写的摘要。听了非常高兴，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我担任写作指导已经有三年之久，要是被批评成文句不通，就该上吊了。
卡兹的解雇故事，现在进行到另外一个阶段。韩里再把律师事务所“老板”交代的工作发下来，要我们负责研读卡兹提供的信件，虽然不是正式的契约，却说明了与雇主葛鲁门之间的承诺。看来，正式上“法庭”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哈佛独特精神的代表9月25日（星期六）
学生生活依旧平板单调，白天上课，晚间研读个案，日复一日，无大改变。并且，睡眠永远不足。周间，唯一能见到安娜的，只有晚餐时刻。至于周末，我努力腾出时间，和老婆去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吃吃馆子；但即使如此，我确信自己也不是共度休闲时光的好伴侣，因为老惦记着
功课，常常心不在焉。现在，最能让我提起精神的，就是法律问题；不过可想而知，安娜绝对不感兴趣，尤其见我整周都神游于法律世界之后。就算她偶尔愿意倾听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复杂的专业用语，转换成日常语句，让她能与我分享其中精彩神奇之处。尽管我讲得眉飞色舞，安娜还是意兴阑珊，觉得无聊透顶；为了能够产生对话，我也尝试转换话题，但都撑不了多久，就又回到我目前的“专行”。过了几周之后，我渐渐了解到，二、三年级学长学姊所面对的世界，与新生大不相同。他们没有必修课程，学业负担也轻松许多。于是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参与一些与法律相关的课外活动。他们主要的精力，已经不放在学校，而是暑期工读，以及毕业后工作的寻觅上头。这些，都是法学院新鲜人暂时搁置的问题。
然而，高年级生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已经安全度过初学者的混沌期。注定要成为律师的他们，没有迷惘，不再迟疑，朝着预定目标稳健地前进。几乎所有新生，都会找学长学姊请益，当然我也不例外。
迈克是我的智囊后盾；但我更常咨询的，还是新生委员会的助教彼得。彼得是个很热心、很称职的向导，带引我们熟悉法学院的特殊文化。一开始，我就被彼得的热诚所吸引，不像一般学长，总喜欢嘲讽学校及法律这一行；对他而言，法律是需要认真探索的，ＨＬＳ是值得善用的好地方。
记得9月中时，我提起法学院新鲜人是如何奋力地用功读书，功课负担是如何沉重，同侪之间的竞争是如何激烈。他告诉我：“这正是哈佛法学院可爱的地方。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最好，也因此要求自己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这才是真正检验成就的标准、卓越的证明。”
好熟悉的语句呀。“卓越的证明”不正是克莱斯勒的汽车广告吗？刚开始时，我还听听就算，不当一回事；但是愈到后来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从同学的态度，从自己身上，渐渐发觉每个人的自我要求，的确比一般标准来得严苛。就如同彼得所言，哈佛法学院的声名会逼促同学充分发挥潜能，完成真正让自己骄傲的事情。这股动力绝对是正面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彼得的言辞当中表露无遗。法律是神圣伟大的事业，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每当法律技巧课小组聚会时，他都不忘强调“成就”与“卓越”，而最常提及的相关话题，就是《哈佛法学评论》。
对彼得而言，《法学评论》是哈佛独特精神的代表。很早就听他解释，为何不是其中的一份子；这是他介绍自己的第一件事，语气充满了歉意与惋惜。彼得又钦羡又伤悲的面容，令我印象深刻。
《哈佛法学评论》神秘的魔力无以复加；完全不明详情究竟的我，也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课堂中，老师三不五时就会提及；学生报纸，几乎每周都有《法学评论》的相关报道。在我还没进入法学院之前，就有朋友半开玩笑地鼓励我：“放心吧，你一定能成为《法学评论》的一员。”即使其他学校的新生，也似乎听过这玩意儿。到了9月末，我们渐渐了解到，《哈佛法学评论》是高年级生的专利，法学院新鲜人没有置喙的余地。
一天泰瑞和我在哈克活动中心碰到彼得，忍不住问他，究竟什么是《法学评论》。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一本杂志，一本法学期刊。”哦，原来如此。《法学评论》是一本学术刊物，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文章不外乎是为困难的法律问题提供解答，或是为某个法学领域开创新的方向。作者大多是自己学校的教授，内容绝对不能是空谈的学术垃圾。它的权威性很高，无论律师或法官都常引以为本，做为辩护或裁量意见的根据。在这一行，精确是很重要的，所以出版法律刊物的一大挑战，就是不厌其烦地检查错误，校对注释与索引。此等琐碎烦人的工作，教授能避就避，难怪《法学评论》的成员都是法学院的学生。
大概了解情况后，我还是很好奇实际运作的细节。
“要怎样才能进得去呢？”找到位置坐下后，我继续发问。“只有二、三年级的同学才有资格是吗？”
“没错，”彼得回答：“并且要看你一年级的成绩。”每年暑假，法一各组大概会挑出5到6名成绩最好的同学加入。另外到了秋天，会举办二年级生的法学论文竞赛，得胜者才有资格加入。“现在差不多就是比赛的时候，”他说：“竞争可是激烈得很。大约90名参赛，仅录取10到12名。有些学校像耶鲁，完全靠论文比赛决定成员；不过哈佛，有大半是靠成绩。”
“一旦进去之后，”我问：“除了校对之外，还做些什么？”
“书写摘记。”
泰瑞问是怎样的摘记。
“有点像是教授文章的简易本。”彼得说：“进去《法学评论》后，你就像是资浅的助理教授，帮权威教授整理文章，撰写摘要。每篇文章都要细读，都要消化。”
“要花很多时间吧？”我问。
彼得笑了笑，回答：“大概，一周40到50小时吧。”
“再加上上课时间，还得了？”
“是啊，如果他们还有余力去上课的话。”
哇，简直比新鲜人还要辛苦！彼得同意地表示：他们如果有一个星期假日，不用钻研法律，就值得放鞭炮庆祝。
“这么辛苦，到底为了什么？”泰瑞问：“有什么好处呢？”
彼得耸耸肩，不置可否地说：“建立人脉？打好与教授的关系？其实，一旦成为《法学评论》的一员，很多事都变得格外顺利。”
“比如说？”
“寻找教职。”彼得继续回答：“许多知名的大学征求师资时，会看你学生时代的经历，没有在《法学评论》待过的，很难得到青睐。另外，最高法院的书记官，对他们而言，也是理想的出路。”
法院的书记人员像是法官的研究助理，帮忙整理资料，撰写裁决书。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都喜欢担任这类职务一到两年，当然如果能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就再好也不过了。尽管附加利益如此吸引人，我还是有点畏缩，毕竟《法学评论》的工作压力又烦又重。
“我不明了，为什么大家把它视为什么神圣伟大的事。”
“这是一份光荣。”彼得说：“哈佛法学院是个精英聚集的地方，凡事讲究荣誉。如果能进入《法学评论》，代表的就是精华中的精华。要知道，《哈佛法学评论》是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刊物，受人敬仰，堪称所有法学评论刊物中的顶点。一旦成为其中一份子，荣耀将伴随你一生。”
“你从前有想要进去吗？”泰瑞问。
彼得神色落寞地点了好几个头。
“是啊，”他说：“一年级的时候就想要参加，只是成绩不够；后来去论文竞赛，也铩羽而归。看着几个三年级生，因为二年级的成绩突出，终于挤进去了，实在眼红。是啊，我想加入，想死了！放心吧，你们到时候也会想的，这里没人例外。”
彼得语气哽咽，愁云满面。就这个情形看来，自己显然对ＨＬＳ还有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许追求卓越的动力太强了吧。或许斯坦福朋友所说的自我敌人，就在眼前吧。但是我实在无法感受，目前有的只是困惑与害怕，希望自己不要掉入危险的漩涡。
我摇摇头，表示不能理解。泰瑞也有同样的反应。
彼得对着我们两个说：“等着吧，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福尔摩斯式的解码过程10月1日（星期三）
现在课程进入另一个阶段，概念性的挑战愈来愈重。头三个星期，教授把基本架构勾勒出来，强调必要的原理原则；下一步，则是把种种材料拼凑联结成一个整体。各个法规不再只是约略介绍，而是要细心专研，妥善运用在特定的领域。在民事诉讼上，我们研读关于管辖权的个案，探
讨法庭何时何地对谁有司法的审判权力。在侵权行为上，继续钻研意图犯行（殴打、伤害、冤狱等），以及合理的辩护借口（同意、正当防卫等）。
随着课程的进展，传统法学院的教育特点逐渐显现出来。和其他知名学校一样，哈佛是所谓的“全国性法学院”。也就是说，探讨的问题与法条，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州。案例的来源遍布全国各地；所以重点是在综合性的法理，以及美国共同法规下一般的思维方法与策略。
刚开始时有点不能适应，但日复一日研读个案，愈来愈能领会其中的奥秘。
举例来说，现在契约法课在讨论诠释的问题。法官是怎么来解释契约上的语句？是按照立约者、还是受约者的角度去理解？是综合两种立场，思索一般正常人会怎样理性地去看待？或者是，就依据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
好几堂课下来，佩里尼都是用固定的形式引导主题。首先，指派一个同学讲述案例的事实面，然后要求同学说明影响裁决的关键点。记得有个案例是关于地表租赁的问题，于是重要议题落在契约上“房产”一词，指的仅是地表的房屋，还是包括房下的土地。等这个问题解决后，佩里尼会要同学从裁决的结果，思考法官是依何种角度看事情的，用怎样的标准来解释契约中的语句？并且，这个标准跟其他案例有什么不同？经过比较，在状似冲突的解释背后，能否找到共同的一致性原则？而这个一致性的原则，又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做不同的运用？另外，解释标准在书面契约与口头承诺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差别？佩里尼最后还会问一些深入的“政策问题”。比如说，在解释契约上头，法官究竟可以赋予多大的自由权限？弹性空间太大，私人契约就没什么效果，干脆都交由法官决定就好。反之空间太小，一切按照白纸黑字，很多伪证不公平的案件就都可能成立。
并不是每个教授都按照佩里尼的形式，一节课一个案例，循序渐进地探索问题。像摩利斯，常常一节课好几件个案，浅显地比较分析。吉格曼则总是把案例讲完后，天马行空地假想各种情境，借着提出问题，看看事实的细微改变如何影响普遍原则的运用。至于马恩，通常以演讲为主，讨论为辅。不管如何，比较与区隔是精研法律的基本方法。拿刑法来说，我们现在正陷入《模范刑法典》的泥沼当中，痛苦挣扎于各个法规条例之中。马恩每天都要我们比较法典的原则与个别的案例，并且还要学习区隔共同法与州定法的不同。
这种福尔摩斯式抽丝剥茧的解码过程，描述起来比实际操作要容易得多。形形色色的案例与法规碰在一块儿，什么可能都有；要能顺利解套，真得费尽工夫。今天，吉格曼交代的功课，是比较两个表面事实相同，判决结果却不同的互殴案例。一个伤害罪成立，另一个不成立，理由是双方都有错。同学们细心地尝试比较两者的差异：一个是用酒瓶当武器，另一个则是用小刀；一个发生在白天，另一个发生在夜晚。搞了半天，才发现到最重要的差别是，两件案子发生在不同的州，因此有不同的裁决（这个结论，我是从蒲罗塞那本教科书学来的，
吉格曼还是跟以往一样，不给答案）。通常，比较与区隔的着重点，不在如此琐碎的地方，有些细微的差异巧妙得多，经过反复思索，会渐渐寻得规则。由小而大，再由大而小，来来回回不停地观察揣测，得以学习到律师分析问题的方式与过程。
非理性的胡言乱语
当民事诉讼的课进入到管辖权时，摩利斯下了一段重要的评语：
“从现在起，你们所受的法学教育，不只是熟悉法律语言，而是要开始真正地学习理解法条。很快地，你们会发现精通法规之后，很多利益会伴随而来。可是千万别忘记，审慎的道德思索与反省仍是必要的。要知道，法律是不同价值系统竞争后的产物。一个法规，反应了一种价值，而 这个价值是需要经过道德检验的；学习法律条文，不代表就要接受背后隐含的价值观。”
摩利斯的谈话，在同学之间引起不小的震撼。午餐时，我与吉娜聊起这个话题。吉娜是个难缠的厉害角色，刚毕业于巴纳德大学，言行举止充满了纽约大都会的战斗气息。此刻，受到摩利斯的影响，语调却显得有些哀怨。
“他们企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人。”吉娜指的是法学院的教授。
我告诉她，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啊。她立刻反驳，指责我沉溺于其中而不自知。
“他们想塑造的，是我不希望变成的样子呀。”她说：“难道你没有被洗脑的感觉吗？”
我不确定自己的感觉。但是从吉娜言语当中，我发现有股危机正逐渐在同学之间形成。明显的问题，就是像摩利斯指出的，同学感觉到自己被强迫接受并不认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拿契约法的例子来说，佩里尼就是标准的自由市场拥护者，强烈反对政府用法规来干预经济。他用众多不成文的契约法则，来印证自由市场的假设；当问起对自由市场有何质疑时，同学惧于佩里尼的严峻面容，无人敢挑战。
另外，还有个更细微的难题，在于法学思惟的习惯。我们从课堂中，学习分析与辩论的方式。透过与教授的对话，得知自己思考上的漏洞，以及言语上的缺失，进而调整法庭论证的态度，寻得最具说服力的策略。当然，辩论上的基本原则，就是推理清楚，合乎逻辑。一切讲究证据，没有什么是视为理所当然的，再强的直觉感受都无济于事。所有教授不厌其烦地强调，感性诉求对法官而言，丝毫不管用。摩利斯就常指责同学的情绪反应，是“非理性的胡言乱语”；当佩里尼听到同学重复一样的原理信念，也会毫不留情地制止。
一天课堂上，佩里尼问了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交易与立约权是所有成年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只留给特定的对象？
有位同学以耳熟能详的金科玉律回答：人人生而平等。
“哦，是吗？”佩里尼问：“维亚先生，人是你创造的吗？还是，你做过问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