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功能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提日本的茶道。
茶道通常被认为是日本艺术的最高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日本近代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的代表作《东洋的理想》和《茶书》里，就是将茶道作为抵抗西方现代文明入侵、向全世界宏扬东洋文化精神的利器来推崇和宣传的。
与中国的茶艺不同，所谓茶道，是一种修炼精神，调整身心的仪式，其精义包含在“敬、清、和、寂”四个字中。敬，是尊敬长者、敬爱朋友；清，是洁净、清幽；和，是和睦、和平；寂，是悠闲入定。质而言之，就是在与喧嚣的尘世短暂的脱离中，通过一系列饮茶的仪式，使人的精神恢复平静和清明，可见茶道与日常生活中的品茗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新渡户稻造这样论述茶道：“茶道的要义在于内心平静，感情明彻，举止安详，这些无疑是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情感的首要条件。”“茶道是超越礼法的东西——它是一种艺术。它是以有节奏的动作为韵律的诗。它是思想修养的实践方式。”
茶道空间分茶庭、茶室两部分。茶庭与一般的庭院不同，这里没有春花秋红、小桥流水的赏心悦目，只有绿萌幽深的寂寥。在正式进入茶室之前，客人先要在这里徜徉，净身净心。日本茶道界将茶庭称作“露地”，此名取自于佛经，是说修行的菩萨冲过三界的火宅到达露地。这意味着，茶道中的茶庭，不是供人玩赏的，而是修行的道场。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条篱笆，每一个石灯笼，无不凝结着主人的苦心，散发着“和、敬、清、寂”的气息。经过这样一番洗礼，来到茶室时，客人内心的火躁之气已经消尽，面对半米多高的小门，虔诚之心油然而生，双膝不由自主跪下。这道茶道小门，是日本茶道祖师千利休创造的，据说是从渔船上的舱门得到的启发。
茶室通常只有四叠半大（九平米），除了壁龛和地炉，就是空旷的榻榻米，壁龛里挂着高僧的墨迹，内容与茶会有关，进入茶室后，客人首先要向墨迹行礼，仔细拜读，体会它的奥义。狭小而封闭的榻榻米空间，对于茶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茶道才可能凝聚成一整套严格有序的仪式，主客才能如此近距离地面对，观演欣赏，互相问答，亲密无间地交流。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那些价值连城的茶具看上去都十分朴素，造型歪歪扭扭，绝无豪华富贵之气。在喝下那两口墨绿色的浓茶之前，先要反复欣赏茶具，茶具有各种流派的，名堂很多，什么“有田”啦、“美浓”啦、“织部”啦、“志野”啦，等等，每一件东西都有一番不平常的来历。在欣赏茶具的过程中，客人不知不觉被引入超凡脱俗的清静世界，胸中的块垒和不平之气，就在这斗室之内，在半碗墨绿色的茶中得到平息。
茶道的世界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其中每一件道具、每一个动作都具有隐喻性，地炉里的灰炭，象征山川风光，白色的枝炭，代表淙淙雪水从初春的山顶流下；茶勺在茶碗口上轻磕一下，是为了磕掉沾在茶勺上的茶粉，发出的声音却让人联想深山伐木的斧声。茶室为日本提供了另一种时空，这里禁止戴手表，也没有钟，估计时间全凭主人的第六感觉；这里不许谈论金钱、女色、生意，不许东长西短，议论他非，话题限于艺术自然；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在对苦涩的茶味的品尝中，对朴实无华的茶碗的欣赏中，人们返朴归真，同化于自然。
日本的茶道，兴盛于战乱频仍、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它的起源与发达，几乎与日本的武士道同步。这种“茶与刀”互补的现象，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茶道的文化内涵。据茶道专家研究：至16世纪中叶，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在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京都、大阪、界市，每天都举行各种茶会，几乎形成全民参与的局面。茶道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是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战乱时代，室町政权解体，接替它的势力还没有成熟，各个武士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最强的一派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系统。群雄争霸的自由风潮，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发达，而对于日日征战、性命朝不保夕的武士来说，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自己的心灵，使他们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静下心来点一碗茶，于是就成为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武将出征时，经常在阵地前沿举行茶事，有了这一碗茶垫底，武士就能消除内心的紧张与狂乱，带着恬淡的心情走向刀光剑影的战场。（见滕军著《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茶道来自佛教的启悟，茶道的内在精神，就是禅宗的“无”，所谓“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最脱俗的艺术，竟被如此广泛地利用于野心与权力的较量，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说明在日本这个国度，貌似清高的茶道其实并不能真正脱俗，反而成为世俗生活的重要调剂品。千利休的茅草庵，到底敌不过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一介茶人的他，最后终于成为虚荣矫饰的权力者的牺牲品，象征性地说明了茶道在当时的地位。然而，茶道对于日本人，其作用和价值之大，无论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假如没有了茶道，日本人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多愁善感、躁动不定的心性又怎么安顿？日本人对茶道的迷恋依赖，说穿了，是“台风性格”的脆弱和缺失需要弥补，正如川端康成在小说《千只鹤》里描写的那样，一帮红男绿女一天到晚忙于茶会，以此填心灵的空虚颓废。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缺什么，补什么。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理平衡机制，茶道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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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偷袭的民族
一般来说，情绪型的民族擅长艺术，不擅长军事，日本却有点例外，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出产于东瀛列岛，日本在近代武力扩张的劲头和能力，令人瞠目结舌。日本考古人类学家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农耕民族的双重属性，对外是游牧式的，对内是农耕式的，善战与爱和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则用“菊”与“刀”来概括日本既好战又爱美的双重性格。这些都证明，日本是一个有很高军事才能的民族。
日本人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擅长奇袭上。中国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嗄》中，有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进村袭击的情节，这些并非凭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借助这种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袭，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忍耐”，就是不管如何艰险漫长也能忍耐的劲头儿，二是“突发”，就是时机成熟给对方以致命打击的爆发力。这两个条件日本军队都具备，日本人的“台风性格”，早已为此作了铺垫。
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日本五十五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必须横越太平洋，航行将近三千英里的路程，途中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而前功尽弃。凭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耐心，日本海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攻击目标，趁周末美军戒备最松懈之际，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和瓦湖岛上的飞机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于瞬间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从战术上看，奇袭的威力无需置疑，但也不是万能，假如对方防范严密，它就无机可乘。而从战略上看，它是一把两面刃，有可能带你走向胜利，也可能导致灭亡。就日本而言，由于缺乏理性的制约，这种特长不可避免地变成灾难的根源。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向灭亡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道理很简单，日本向美国开战，本来就是非理性的、疯狂的军事行动，就像日本对中国全土发动侵略一样，战术再奇特，爆发力再凶猛，从长远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没办法。这是“台风性格”的宿命。指挥本次偷袭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并不是不知道双方实力的悬殊，美国的厉害，仍然怀着搏一把的心理，把日本送上了灭亡之途。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里这样描写，山本在华盛顿驻美大使馆工作时，和一位名叫法华律孝太的人下将棋——
饭后，山本走到法华律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律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两个人下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时，山本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律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律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棋艺的特点。他发现，山本只注意猛烈的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法华律针锋相对，先是主动采取守势，以软克硬，顶住对方的猛烈进攻后，再转守为攻。这一招使山本进攻受阻，处于被动状态，结果连失三局。据说从那以后，山本再也没有主动要求同法华律下棋。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律，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将领——山本五十六个性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山本的性格，可以说是日本军人性格的典型代表，这种“台风性格”用于战争，确实有相当恐怖的一面，感觉迟钝的民族碰到这样的对手十之*要吃亏，通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失去还击能力。中国吃过这种亏，俄国吃过这种亏，美国也吃过这种亏，历史的教训太值得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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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与虚无
和辻哲郎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日本人“台风的性格”作了自恋性的评价，一叶障目，思路却有可取之处。理解地看，台风的性格产生于文明起步较晚、文化缺乏原创品位、原始风情浓郁的东瀛岛国，有它相当的根据，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说得很到位：“日本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思想与哲学的贫乏，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存在缺陷；感性压倒一切的发达，意味着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竞争中，凭生存的本能行事，随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出发，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说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感情生活上的这种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这种虚无，必然导致短视的功利主义、眼前主义和简单的二元对立主义——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个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归罪于“日本”的时代。然而，既然战争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只有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同样，战争中一切都应当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外国，战后一旦被判明不是一无是处，立即变成了一切皆是。于是，人们连有缺点的日本也有优点，有优点的外国也有缺点这样平凡的道理都不顾了。
加藤周一进而指出日本政治家在国际政治方面所表现的极其幼稚的“敌我方对立”及其造成的诸多错误：“就在认定希特勒是我方，苏维埃是敌方的时候，我方与敌方已经结成了同盟；‘自由诸国’是我方，就在认定我方的总大将是麦克阿瑟的时候，‘自由诸国’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压力，罢免了总大将。就在认真地相信世界本来就分敌我两方，中立不可能，鼓吹中立的家伙是敌方的间谍的时候，科伦坡诸国中尤其印度，*同盟中尤其埃及对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力眼看着大起来。‘*’是将来要发动侵略、我方必须防范的假想敌，台湾‘政府’是我方，就在认定自由地吃到台湾的香蕉比同‘*’贸易全体还要重要的时候，敌方提出了调整外交关系，我方却妨碍了日本国加入联合国。”
虚无者健忘。心理学研究表明：遗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既然认定这个冷酷的世界没有是非曲直可言，还是干脆忘掉过去为好，免得良心和神经受到牵累。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作“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对于理解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是极有说服力的——
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那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里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并不是因为没有战争责任者才出现“一亿总忏悔”的说法，而是因为健忘这才变成了一亿人的责任。这样的事绝不仅仅限于战争责任者。比如在多亏了敕语战争才告结束的时候，人们忘记了由于同样的敕语战争才得以开始，于是天皇陛下的恩情深入人心；当美国人成了日本的主人的时候，“英美鬼畜”、“该死的”之类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在风俗、学问等方面均以美国人为榜样，搞得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热闹；国内*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忘了自由主义本来就与日本的国体相对立，于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便劲头十足地随时准备投身于*共产主义的行列——这就是由败战的休克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的表现类型，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最有穿透力的表述，也是人们理解日本人“台风性格”的一把钥匙。台风性格，从本质上说是非理性的，无论是“忍耐”，还是“突发”，都不是遵循理性的法则，而是依据“现世主义”的行为本能，“感伤”则为其共同的底蕴。加藤周一指出了“伤感”的虚无本质，可谓目光如炬。虚无必定导向感伤，感伤进一步加深虚无，两者互相激荡，爆发巨大的能量。被虚无裹挟的民族，在生存竞争的非常时期，容易产生“豁出去一搏”的冲动，而不在乎是非曲直；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遭遇惨败时，又容易认命：“命运无非就是如此”。想一想日本挑起二战时举国上下的狂热，以及败北后的突然转向，对占领军的绝对服从，就可知道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政治假如为这种虚无所统辖，“其结果肯定是，在本能上是感伤的，在意识上则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既无法把握自己的思考，更无法想象非感伤的理想主义。”——这是对“台风性格”的最到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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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无常观
与“台风性格”相契合的，是日本人的无常观。
日本学界曾经就“无常”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人“无常”思想来自佛教，为舶来产品，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无常”作为日本人的自然观或人生观，古已有之，佛教传来之前，日本的诗歌中就有很多咏叹万象频更的作品；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基础，佛教进入日本才那么顺利。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文学评论家山本健吉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与创造出坚不可摧的石结构城堡、寺院、都市的民族不同，在易朽的木结构房屋中居住的民族，有某种以断念、达观为美的意识。他们缺乏把可以永垂千古、可以引以为荣的东西造型化的执拗欲望，但他们却以造出临时的瞬间氛围为首义，即使为了那瞬间的荣光而即刻死亡，也在所不辞。因此，他们的艺术经常而且多半是片断的、瞬间的。人世无常生灭迅速，断无惟独艺术可以例外之理。勿宁说，恰恰在无常与迅速中显现出瞬间生命光辉才正是“日本的美”。（引自《关于“日本的美”》）
东瀛列岛的地理结构，本身就是最不规则的，缺乏整体感的，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突发性灾变，更使这种不规则变本加厉，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人们只能被动地、一个一个地去应对，而无法有计划的、整体性的驾驭。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是容易产生“无常”之感的。另一方面，东瀛列岛的自然风光又是如此的优美多姿，瞬息万变，正如戴季陶形容的那样：“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足供人们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琢成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他们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如此丰富精致的自然之美，容易使人沉湎于其中而不可自拔。这两种因素相加，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美感与审美意识。
这种美感与审美意识，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的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学者加藤周一在分析日本语的特征时指出：日本语的句子是从局部开始，尔后发展到整体；这种结构，与中国语或西方语正好相反。这种倾向同样也反映在摆脱了中国大陆影响而建造的日本大建筑物的结构上，比如德川时代诸侯的宅邸平面图，不是把大空间分割成小空间，而是连接许多居室而自然形成自己的体系，看上去像是经过多次扩建才完成的那样；因此日本的建筑家与中国或西方的建筑家正相反，他们是从局部出发达到整体的。同样，在文学写作中，“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或多或少都愿意在局部的细节中游弋，而很少考虑整体的结构。”这样的日本散文，与将作品的整体结构分成若干类型并规范化了的唐宋文章，或者与秩序井然的十七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正好形成相反的一极。（见《日本文学史序说》）
这种对“特殊性”的执着，同样表现在日本人的时间观上，学者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神话中表现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神话中的“现在”，并不是在有始有终的历史时间的整体结构中占有位置，而是“现在”无止境的相继而起，自成时间的整体，那里没有历史时间的整体结构。对于日本人，所谓历史就是“继续继连地逐渐形成”的东西，也就是无数偶然性的连续。这种时间观，不仅表现在上古时代神话的世界里，而且贯穿到以后各个时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换句话说，日本人的时间观，是随波逐流式的。
不匀衡的世界（1）
这种无常观，体现在审美趣味上，是对不匀整之美的爱好和迷恋，放眼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例证俯拾皆是——
日本人不喜欢偶数喜欢奇数，比如七、五、三，就是从一、三、五、七、九中所取的吉数。日本有所谓的“七五三宴”，即第一道七个菜，第二道五个菜，第三道三个菜；还有所谓“七五三”祝贺式，即男孩三岁、五岁，女孩三岁、七岁时，在11月15日举行的祝贺仪式。同样，在给朋友送结婚礼物时绝对不能送双，如果送钱的话，可以送一万，也可以送三万，甚至可以是一万五，惟独两万送不得，因为这个数字不吉利，意味着两人分离。这与中国人喜双不喜单，买东西论对，送礼送双，视二、四、六、八（尤其六和八）为吉利数字，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参加同一个级别、也是惟一一个级别的比赛，庞然大物的巨无霸经常与不起眼的小个子相遇，给比赛增添无穷兴味。日本人特别迷恋这种大小对垒、四两拨千斤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力量悬殊的较量比起势均力敌的对峙更加激动人心，尤其是当小个子选手凭勇气和机敏将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的时候，全场总是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日本的俳句、短歌及长歌，格式都是不对称的，俳句由五七五三个句子、十七个音节组成，短歌由五七五七七五个句子、三十一个音节组成，长歌也是类似的格式，只是规模更大些，既不押韵，也不对仗。这与中国的诗歌，不管四言、五言，还是七言，都遵守严格的对偶韵律，又是一个对比。
日本风格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常常处在吟味细节的过程中，与中国小说那种按时间顺序讲故事，从头到尾，或者是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最后大团圆式的结构完全不同。
日本的绘画以构图的奇巧著称，通常不取全景，不求纵深，而是抓住自然的一个角落，以特殊的构图画出，追求奇特的装饰效果。这与中国的山水画，强调“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追求浑厚华滋、严整有序的艺术效果，是大异其趣的。
日本的庭院总是顺乎自然的地理形势，巧妙利用空间，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完全对称、规则的结构，与欧洲的庭院由人工剪裁而成的几何图案、分布均匀的喷水、花坛和草坪截然不同。
日本的神社格局也是不对称的，这与中国的寺庙、欧洲的教堂刚好相反。一般来说，宗教建筑总是以庄严稳健为特征，多采取对称结构，然而日本却是例外。
甚至连天皇居住的皇城，其建筑的布局也是不对称的，这与中国的宫殿严格的左右对称、层层叠进的格局判然有别，皇城的正门居然不是开在皇城的正中，而是开在左侧，城中诸建筑的排列，也是错落有致的。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现象：日本绳文时期（公元前七八千年至两千年前）出土的陶器，其海滔纹图案，就是不对称的，而同时期的中国彩陶图案，基本上都是对称的结构。这表明，在文化发展的源头上，中日两国就表现出不同的平衡感与平衡观。
不妨比较两首主题相同的咏月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望着十五夜的明月，终夜只续着池走。（日本佚名古俳）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匀衡的世界（2）
前者从主题内涵，平仄音韵，到诗脉的起承转合，都严丝合缝，前后响应，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后者却是一个朦胧不确、充满暗示的片断的世界。
再来看两首同样以“禅意”著名的诗——
古池呀，——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松尾芭蕉）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
应当说，王维的这首五言绝句与日本俳句的意境很接近，但比起芭蕉的《古池》来，仍然显得过于完整，有“说尽”之嫌。前者只有两个意象：“古池”、“青蛙”，显得高度洗练，后者却有“空山”、“人语”、“返景”、“深林”、“青苔”五个意象。然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这已经是最简洁、最低限度的文字，再少就不成其为诗篇。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单独的一句，拿出来看往往就像一首俳句，比如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这一句诗，就是很地道的俳句的意境，然而在中国，仅仅这7个字，绝对算不得一首诗，它意境虽好，但太短促，无法将诗意深深印入人的头脑，所以只能作为一首诗的一部分，就像一幅全景山水画里的一角小景，作为点缀，同时起发展的作用。王维的整首诗是——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庄作》）
中国诗歌与日本诗歌的差别，犹如一轮圆月与一钩残月，一条大河与一抹溪流，一座建筑与一间茅庵，一座桥与一根独木。前者体现着执拗的造型意志和强大的理性，形式上钩心斗角，犬牙交错，后者则飞动着瞬间的灵感，率性而为，形式上朴素单纯到了极点。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漠漠水田白鹭飞”后头，假如不接上“阴阴夏木啭黄鹂”，“疏影横斜水清浅”后头，假如没有“暗香浮动月黄昏”，是一件令人不得安宁的事情。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总之在中国，对于对偶、完整的迷恋，不只局限于文人雅士，连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是如此，世代相传的中国民间年画，从来都是构图饱满、对称，表现为“超稳定结构”，而每年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贴表示吉利的春联，从前是“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之类，后来就是“保卫果实，学习文化”、“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什么的。总之，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政权，在哪个地方，它都是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点缀。这说明，追求对称与完整的观念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
不过，中国人对于对偶的妙处确实特别能领会，平平常常的事情，一用对偶的方式表达出来，立刻变得很有兴味，民间流传的顺口溜、精彩的政治笑话大抵如此，比如时下人们常说这句俏皮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这两句话如果分着说，并没有特别好玩的地方，放在一起，味道就大不一样，有种弦外之音，可供人咀嚼。还有这样一个笑话：一对上年纪的人结婚，有人搞恶作剧，送去一副这样的对联：“两个老家伙，一对新夫妻”，颇有点调侃的意味。
日本书人内山完造对中国人迷恋对偶深有感触，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在讲中国的福神《福禄寿》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人后来在“福禄寿”之外，又凭空加出一个“喜”，纯粹是出于对偶数的喜爱，他这样写到：“*人喜欢偶数，例如结婚、葬式以及其他种种场合，包封贺仪时，日本总是一元、三元、五元，*则总是二、四、八等偶数，……财神菩萨由三人变成四人，大概也是有上述的原因罢。”
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从地理上看，北向浩瀚大漠，西靠世界屋脊，东南面临大海，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结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形成从容不迫、安详自信、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也容易养成一种崇尚稳定、对称、充实、圆满的审美情趣，中国人对偶数的喜爱，对对称的执着，对对偶的迷恋，都是出于这个根源。这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反差。
飘散的樱花
日本人无常观的另一个美学特征，是对瞬间之美的迷恋。这典型地表现在日本人对樱花的崇拜上。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自古以来，日本人对樱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怜。古谚云：“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樱花与武士，构成“大和魂”阴阳互补的两极。
据史书记载：日本很早就有赏樱活动，公元七世纪，持统天皇特别喜爱樱花，每年都要到奈良的吉野观赏樱花。有一天，天皇泛舟行乐，忽有一瓣樱花飘落酒杯里，情调甚为浪漫。然而欣赏樱花成为一种全民风气的，是17世纪以后的事，当时的情景是，“或歌樱下，或宴松下，张幔幕，铺筵毡，老少相杂，良贱相混。有僧有女，呼朋引类，朝午晚间，如堵如市。”可见当时的盛况。
如今，赏樱已成为日本人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每年进入到三月中旬以后，樱花开放的信息随着春天的步伐由南向北悄悄传递，不久，东瀛列岛从南方到北国整个笼罩在一片粉红色的海洋里，岛民的心情，犹如那盛开的樱花，沐浴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这时，走出家门，来到樱花盛开的野外聚会，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
平心而论，单株地看，樱花并不起眼，比起牡丹、月季，它显得太秀气，比起玫瑰、蔷薇，它又显得太柔弱，总的来说，它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充其量只是一种秀美。而且樱花色彩比较单调，比起别的花来又显得逊色。
然而樱花自有其独特的美，其魅力与其说来自单株，不如说来自成片；只有集中到一起，樱花方能显示与众不同的气派和风貌。那是一种铺天盖地、汪洋大海般的美。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朵樱花并不强烈地表现自己，只是静静地展示自己的一份美。也许看久了，会感到些许的单凋，但不至于感到乏味。因为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氛围里。正是这种笼罩天地的集合之美，使樱花焕发出一种它花不具备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光辉。当你凝视着樱花树下如痴如醉、集体狂欢的日本人，不难悟到：樱花国的人民，不也正好具备了樱花的性格吗？然而，这还是表层的看法。
古时代身佩双刀的职业杀手武士，常以樱花自况，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雄强刚烈的武士与纤弱秀美的樱花难道还有什么共性？或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武士粗糙刚强的心亦需柔和清凉的露水来滋润，这是人之常情。这个解释虽然不错，但还没有说到点子上。
对于武士来说，樱花的真正魅力，在于那种不滞不沾、随风飘零、转瞬即逝的美，它恰到好处地搔中了武士心中的痒处。所谓武士道，就是寻死之道，正如《叶隐闻书》的口述者山本朝常说的那样：“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而樱花成为武士的心爱物，在于它开得干净干脆，完美地绽放之后，就无悔无恨地随风而散。因此对于武士来说，最过瘾的一件事，莫过于目睹一阵狂风吹过，樱花雪花般地从树上纷纷飘落，那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美丽，又是何等的富有诗意！
时过境迁，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犹在，构成日本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目前，日本仍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有两万左右的人自杀。日本作家、诗人自杀的不少，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江藤淳……而且，日本的作家也喜欢描写自杀，江户时代的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过十五部谈自杀的书，在当时备受欢迎。对此，西方人道主义者颇感诧异。我曾见过一幅西方记者画的讽刺漫画：一家人集体上吊自杀，周围的日本人在热烈鼓掌。
显然，对于迷信神道、崇拜天皇的日本人来说，死亡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犹如樱花飘落返回土地。二战后期，为挽回败局，日本军部研制了一种“火箭推进式自杀飞行炸弹”，以对付频频光临本土的美国Ｂ29轰炸机和强大的美军航空母舰，这种飞行炸弹挂在战斗机下面，接近目标后投下，由关闭在里面的特攻队员操纵。这种飞行炸弹的正式名称就叫“樱花”，机头两侧画有粉红的花瓣。操纵这种飞行炸弹的年轻特攻队员，没有一个生还的记录。一位特攻队员在出击之前，留下这样一首诗：
我马上要开始突击
魂归故国
如樱花散落
悠久化作护国之鬼
别了
我们是光荣的山樱
将回到母亲膝下开放
对于那位年轻的特攻队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报效天皇的绝好机会，也是一次体现“瞬间之美”极致的行为艺术，何乐而不为？
感伤与进取
“无常”的生命感受，给日本的文学艺术带来浅唱低吟、含而不露的感伤风格。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伤感并不导向悲观消极，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进取的精神动力，因为“无常”的背后，有“有常”——万能的“天照大神”垫底。比如日本的国歌《君之代》，伤感舒缓、哀乐般的旋律里，包含着无限的柔情和虔敬，尽管没有表面的激越与亢奋，却内含无穷的生命张力和决绝的意志。比起中国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绵里藏针的《君之代》另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当年，日本军人们就是在它的激励下，纵横中国大陆，攻城略池，屠杀生灵，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立下汗马功劳。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发现，日本小说、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而这恰好是美国观众渴望看到的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永远幸福，希望好有好报。如果剧中人结局悲惨，必定是因为他性格有缺点，或者是成了不良社会的牺牲品。然而，“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惨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一夕欣赏的高潮。人们去戏院就是为了欣赏这种情节。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所爱的人；或者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是，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勉励丈夫磨砺才艺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无需欢乐结局，但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以上谈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日本人“无常”观念的具体表现，其中当然有对命运无条件顺从的消极的一面，但这都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对于大和民族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的前提：对既定社会秩序、对日本整体的维护。而且，这种“无常”的低调手法甚至表现在日本的战争影片中，给这些影片蒙上了低沉黯淡的色彩，导致外国观众对它的误读，其情形，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有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说，它是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难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中人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英美骑兵那种动人场景在日本电影中是看不到的。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反战情绪的。
作为一个对日本社会缺乏切身体验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拐弯抹角地阐述了这个复杂的现象，假如她对日本人特有的“无常”精神乃至东方的“虚无”哲学有所了解，或许可以更加直接地切中问题的要害。古代日本武士的气质中，本来浸透着“无常”的精神，使他们重荣誉，轻生死，甘愿为主君牺牲生命。到了近代，这种“无常”与效忠天皇的迷狂结合到一起时，便释放出更加可怕的能量。“神风特攻队”驾着飞机炸弹对美国军舰作自杀式俯冲时，脑子里浮现的，就是樱花在空中飘散的情景，为了这个“瞬间的荣光”，他们不惜粉身碎骨。
日本民族令人惊叹的“无常”精神，就像江户时代艺术大师葛饰北斋以如椽之笔，在《神奈川冲浪》里描绘的那样：一排冲天巨浪，扬起雄狮一般的头颅，汹涌咆哮，占据了大半个画面，造成一种突兀动荡、大开大合的气势。远处，白雪闪耀的富士山像一朵凝固的浪花时隐时现，更衬托出海浪的强大和吞噬一切的威力。浪尖滔缭里，三条小舟犹如芦苇的叶子随势飘荡，形势千钧一发！舟子们屏神凝息，像一排小老鼠，紧紧贴着船梆，同命运作着殊死的较量，在似乎就要倾覆的一刹那，又奇迹般地挽回了平衡。好一个惊心动魄的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