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变幻多端：暧昧的日本人 作者：李兆忠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1）
这是一本解读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与前辈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的我》唱反调。大江站在普世的价值立场，对近代以降日本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这样论述到：“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以“脱亚入欧”始，以“非欧非亚”终，最后成为没有归宿的世界孤儿，可谓目光如炬。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困境？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又是怎么形成、并且缠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论述问题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切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紧密缠绕。在我看来，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暧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暧昧。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的罕见。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过西方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他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的。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据西方的“罪文化”，将这一切现象归究于日本的“耻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绕足了圈子，给人一种背舟过河的笨重感。这也难怪，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能对日本文化作出这样的概括，已属难得，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岛国单一民族无以伦比的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2）
追根溯源，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文明起步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覆盖，固有的原始性与外来的先进性结合，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却无一脉相承的道统；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导致日本文化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日本文化种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话，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可谓力透纸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脱欧入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若将这一切还原到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孤悬辽阔的海洋，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主属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风土，无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暧昧”的终极性因素。
——以上是《暧昧的日本人》的内容梗概。
《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辻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辻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暧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暧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3）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丏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烩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昧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暧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暧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介绍。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4）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然而具体到日本，情况就不同，对日本这个曾喝自己的奶水长大，后来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 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客观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忘记。
其实，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仅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对照而被夸张甚至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当然无从把握。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日本老百姓与统治者一分为二，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固然很高明，真的这么认为，就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全民的狂热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无一例外都是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是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仿佛诺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青豆书坊总编苏元女士的诚邀，我对《暧昧的日本人》再次作了修订。时值夏日酷暑，闷热难挨，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此番修订不同以往，对全书章节作了重要调整，大刀阔斧，将次要的内容及枝蔓悉数删去，压缩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融入本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文字作了进一步的锤炼。经过这一番瘦身整形，全书精神了很多，主题更突出，文脉更畅通，私心觉得可无大憾矣。
李兆忠
2010年立秋后
活着的桃太郎
日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人物，名叫桃太郎。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物，桃太郎深深地镶嵌在日本人的灵魂里。
桃太郎的出生和成长颇具传奇性：他是从一只又大又好的桃子里跳到这个世界上的，成了一对贫苦老夫妇的掌上明珠，因此称为桃太郎。小家伙也真奇怪，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
人小志大，还是个小不点，桃太郎就要去鬼岛*恶鬼，老头老太拗不过他，为他准备了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缝制了袍褂，买了朴刀送他上路，还给他做了一面“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让他打着。一路上，桃太郎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作为随从，自己成了将军。
到了鬼岛，一开始对方根本不把这帮小赤佬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恶鬼们就招架不住，成为手下败将，桃太郎因吃了全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打起仗来格外勇武。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场面——
鬼头是个黑脸的家伙，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从那大眼珠里吧嗒吧嗒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桃太郎说：“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们为非作歹，倘不老实，决不再宽容！”黑鬼连忙说“不敢，不敢！”又叫小鬼崽们把金银财宝抬了出来，奉送给桃太郎，表示今后决不违命，这次是真诚投降。（引自《日本民间故事选》）
桃太郎就把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归来，老头老太看见小子带回这么多财富，高兴得合不拢嘴，天皇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深感欣慰，还嘉奖了他。
如果说，流传深远的民间神话故事往往积淀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桃太郎故事意味着什么？
历史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日本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尤其这一百多年来不同寻常的表现，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诠释。人们记得，在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日本的小学里，老师举着又红又大的苹果，问孩子们：想吃这么好的苹果吗？孩子们说：想；老师就说：那么就到中国大陆去吧，那儿遍地都是。
日本书人内山完造在《中国人生活风景》一书里指出：所谓的桃太郎征伐鬼岛，带回金银财宝，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行为。他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作比较，认为玄奘法师带着猴、猪、龙三种动物去西天，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经，发展精神文化，而桃太郎带着猴、山鸡和狗去鬼岛征伐，则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且，《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行程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玄奘法师本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桃太郎》的故事纯属想象，鬼岛更是子虚乌有，这表明日本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教化、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
桃太郎在日本的知名度，犹如孙猴子在中国，由此而衍生的文学作品、卡通电影、漫画，多得车载斗量；以桃太郎命名的酒屋、餐馆和商品，更是不可胜数，这表明了桃太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生存信念。
这种信念，不妨称作“桃太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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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的民族
尚武，无疑是“桃太郎精神”的基础。
尽管不少日本人一再声称日本是世界上最爱和平、最温和的民族，却无法掩盖这个民族勇武好战的一面。野蛮好斗，本是岛国人的特性，大名鼎鼎的武士道产生于东瀛，决不是偶然的。日本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寻常的表现，更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自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发动三次规模巨大的对外战争，吞并朝鲜、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一度夺取整个东南亚，将版图整整扩大一倍。由此可知日本武功的厉害。
遥想当年，丰臣秀吉受蒙军侵汉的刺激，雄心大发，打算举兵大陆，问鼎中原。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里，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回信中，就这样写到：
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有曰“日光所临，莫不透澈，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住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这番豪言壮语，充分展示了东瀛武士的勃勃野心，区区蕞尔岛国，敢对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产生“是可取而代也”的念头，没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怎么可能？其实，早在公元7世纪，为争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羽毛丰满的日本就与中华帝国作过较量，史称“白江口之战”,后来蒙古铁骑远征日本，屡派使者招降，均被斩首，借助海洋天险，日军与强大无敌的元军浴血奋战，在“神风”护佑下取得胜利。
从种族生存竞争的角度考虑，尚武是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可贵素质，尤其对于一个小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正如戴季陶所说：“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然而，日本人的尚武，令人别有一番滋味。
《桃太郎》故事里鬼头的反应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吧嗒吧嗒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对桃太郎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可见，对比自己厉害的对手，鬼头心甘情愿地认输。而桃太郎作为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取走了手下败将的金银财宝。那么，要是双方对换一下，比方说被打败的是桃太郎，那么情形会如何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桃太郎一定会像鬼头一样趴下来，磕头求饶，就像当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样。
记得看电影《远山的呼唤》时，起初曾为一个细节思量不透：那个对漂亮寡妇一直抱垂涎之心的泼皮，眼看着她被一个外来男子夺走芳心，恶从胆边生，趁一个月黑夜，怀揣棍棒向外来男子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反挨一顿揍。第二天泼皮纠集一帮哥们前来，外来男子单枪匹马迎上去，双方步步逼近，眼看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斗就要爆发，不料泼皮“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向男主人公叩头求饶，追随者也一起跪倒，求饶声响成一片。随后，泼皮起身，拿出好酒，恭恭敬敬献上。于是，外来男子成了他们的领袖，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年轻貌美的寡妇。
类似泼皮的行为，本人也有幸见识过，那是在一家东京的“居酒屋”。
厨子石井对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平常就颐指气使，十二分地不耐烦。为了保住饭碗，大家敢怒不敢言，于是更增加他的气焰。小陈是他的下手，受气自然更多。有一次石井让小陈煮饺子，小陈没按规矩一个一个下，稀里哗啦整包饺子倒进锅里，零星的热汤溅到了顶头上司脸上，石井勃然大怒，一把揪住了小陈的衣领，顶到墙边，骂道：“马鹿野郎”（蠢货之意）。小陈自知有错，并不反抗，石井见好不收，继续骂道：“你们中国人全是懒鬼。”这下激怒了小陈，小陈会点武功，一脚过去，把石井踢了个四脚朝天。我们正担心事情不好收场，不料石井站起身拍拍围裙，不认识似地朝小陈盯了几秒钟，悻悻地走开，忙自己的活去了。第二天上班，空气格外沉闷，原以为石井会有动作，小陈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石井见了小陈，竟破天荒第一次主动向他打招呼！弄得小陈不知所措。到中午吃饭时，石井第一个询问的就是小陈，给他打的饭菜也特别多。从那以后，小陈在这家“居酒屋”的地位大大提升。
佩利：日本的恩人（1）
奇妙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对外关系史上一再发生。
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有一座以佩利命名的公园，佩利何许人？此公乃一百五十年前率军舰来日本叩关，进行武力要挟的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也。公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时的各种实物、文件和出版物，形象地记录了黑船压境，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在当年黑船登陆的地方，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上面有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
在这座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如今已变成一种风俗性的民间节日。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表演节目中，入侵者被塑造成英雄，日本人自己却扮演成可笑滑稽的角色，他们身穿黑衣，蒙面蹦蹦跳跳，表现黑船来到之际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佩利，成了不折不扣的英雄。
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存逻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佩利当年倚仗武力对日本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开国，是地地道道的殖*义强盗行为。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看，而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后来的强大，同1853年此公的造访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佩利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恩人。日本近代启蒙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回顾日本开国前后的历史，类似的事件还有——
1862年，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商人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遭遇萨摩藩兵时，因不懂礼仪而被杀害。萨藩本是攘夷排外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好战强悍远近闻名。英国要求罚办元凶，并赔偿抚恤金，遭到拒绝后，派出远征舰队，炮击了萨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领教了英国军舰炮火的威力后，萨藩请求和谈，答应了英国一切赔偿条件，并决定购买英国的军舰，萨藩与英国从此建立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建立了新式学校，教授西学，学习富国强兵的知识。萨英之间的亲善关系从此开始。
1863年，长州藩执行天皇驱逐夷狄的敕令，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激怒了西方列强，为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组成联合舰队，仅用三天时间就把下关炮台全部轰毁，长州藩宣布投降，与列强签订和约。这次炮击带来的结果与萨摩藩一模一样。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述：“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败后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态度的友好殷勤，此时，广岛和长崎上空令人恐怖的蘑菇云还未散尽！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对此作了分析，其中这样叙述：占领日本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坐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们在那里受到曾是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次报复事件。美国军用吉普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在路旁高喊“Hello”和“Good-bye”，母亲们把着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手。作者于是感慨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佩利：日本的恩人（2）
这种友好殷勤集中表现在对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恭维崇拜上。据史料记载，将军抵日不久，日本一家广播电台便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发表了近乎肉麻的吹捧：“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将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福吗？”
更有甚者，还有人将麦克阿瑟抬到“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的高度来评价。与此呼应，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以麦克阿瑟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和剧场，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时尚，日本人后来还为他立了“显彰碑”，甚至还准备为他筹建纪念馆。麦克阿瑟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强大实力的象征，再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风度上的魅力，在日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无奈此公不吃马屁，对日本人的恭维并不在意，还说了伤日本人自尊心的话，声称：在精神年龄上“日本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死要面子的日本人当然受不了，筹建纪念馆一事遂告吹。
让我们把眼光投得更远些，看看一千三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
公元663年，为争夺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中日两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史称“白江口之战”。当时，大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在半岛上展开了正面冲突，日本调动二万七千人的军队前往半岛，加上百济军队五千人，与大唐军队进行了殊死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日本百济联军大败，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丢了性命。日本史书上这样记载：“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舢舻不得回旋。”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史书也有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依实力，大唐正处强盛的巅峰，在当时堪称世界文明之最，日本则刚刚开始学步，自然不是对手。这场战争给了日本很好的教训，于是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日本不仅没有因这场战争与大唐疏远，反而与大唐关系更加密切。公元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半岛上的巨大胜利。值得说明的是，高句丽本是日本在朝鲜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很不利，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证明了日本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从此之后，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引进盛唐文化的时代。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大唐帝国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它战败后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
强者崇拜的背后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包含一种小家子气，而缺少公正的气度。也就是说，当你比它强大时，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翅膀长硬了，就换上一张不耐烦的脸，与你分庭抗礼；等到你实力不如他，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
遥想大唐帝国鼎盛之时，日本谦恭有加，先后十九次派出留学生（僧）到中国，从中国引进了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等把这一切都学到手，就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到了近代更是翻脸不认人，仿效西方列强，欺负起中国来；而且比起西方列强，日本表现得更加出格。
令人深思的是，19世纪中叶日本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胁迫，“尊王攘夷”的激情中已包含对外扩张的因子。幕末维新志士、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1855年在狱中撰文，提出这样的设想——
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中国东北。
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号称“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后来将这种主张发展为“脱亚入欧”，在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明确地宣布：
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顺便提一下，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后来狂妄地叫嚷扫荡一切“汉魂”，让人看到一个吸饱乳汁之后，一口咬下母亲*的逆子冷酷无情的嘴脸。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纳闷：日本对西方强盗的模仿何以如此迅捷？仿佛天生就有弱肉强食的精神因子。
然而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却没有西方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决定了日本人的崇拜强者，就是压迫弱者，决定了它侵略起中国、朝鲜来，比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数日本最贪婪，它不只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还想在军事上灭掉中国，把中国并入自家版图。
正因为如此，面对战败对手，这个后起的暴发户才会如此的残暴，而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瞠目结舌。回顾甲午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时的兽行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见《日本外交史》）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四十年之后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这场暴行的放大。其实他们不只是对中国人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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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两副面孔
骨子里的小家子气，决定了日本成不了真正的强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跛脚的矬个巨人。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自卑感于是变成优越感。赖肖尔还发现，日本人每次向外学习最后都转向对抗，优越感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见《当代日本人》）作为一位亲日派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能够指出这一点，无疑是中肯的。
1989年，日本出了一本轰动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是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和大企业家盛田昭夫。此书是冲日本的保护者美国去的，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全书从十一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人种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作者得意洋洋地指出：日本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和苏联，对未来的战争握有举足轻重的杀手锏：在美苏的武器库中，无论中程导弹还是洲际导弹，保障武器精确度的，是一种小型的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的支柱——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只有管理水平极先进的日本能够生产。因此，不管两个超级大国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停止出售这种半导体尖端部件，他们只能一筹莫展。如果日本把半导体只卖给其中的一方，那么，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失衡。因此，高科技越是发展，美苏越不足惧。美国对日本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技术抱有危机感，表明军事上所需要的核心工艺已经掌握在日本手里。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日本能够有这种看法，不应该再在美国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必要时，就坚决地对它说“不”。
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对美国说“不”的冲动，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写二战历史的科幻历史小说《美国本土决战》（桧山良昭著），以此为契机，冒出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荒卷义雄《绀碧舰队》（1990年），虚构这样的故事：联合舰队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带着太平洋战争记忆在另一个世界转生，于“照和”十六年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重新开战，日军凭借最先进的武器，所向披靡，占领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中国东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从事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经有十五位，改写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三十个系列，发行总量逾千万册，并且向电视卡通、录像、电子玩具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从这类科幻历史小说的泛滥中，不难读出一种代偿心理，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幻觉：日本没有被打败，它将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是一种不服输的心理。然而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压倒对方、支配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只要实力赶上或者超过了对方，在合适的气候下，日本就会撕破脸皮，向昔日的师父发起挑战。
日本人的这种“周期性摆动”，根源于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务实重利；狭窄而孤立的生存空间，单一的民族，培养不出普世的、平等的思想和超越的价值观。因此，日本尽可以在科学上、技术上出色地模仿西方国家，甚至超过西方，却很难学来西方人的自由平等精神。
令人生畏的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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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级别的相扑比赛
耐人寻味的是，崇拜小英雄桃太郎的日本人，同时又着迷巨无霸，请看以下的表演——
两个超级胖子，赤身*，蹲在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圆台内，斗鸡般地对视着，随着一声令起，两座肉山撞到一起，经过一番搬、推、搡、按，一个胖子气喘吁吁地将另一个胖子弄翻在地。
这是什么——马戏？滑稽表演？
这也算体育竞技？
……
对于相扑的奥妙，外国人多不知晓，且不说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人，就连号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人也如此。说起来，相扑的老祖宗还是在中国，甚至连“相扑”（又名角力）这个词都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中国人现在却不认同它。在许多人看来，相扑是一种粗俗不堪、不可理喻的把戏，别的不说，单就相扑手那副臃肿蹒跚的模样和近乎*的打扮，就足令人退避三舍。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日本政府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派出相扑代表团访问上海，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表演赛。消息传出，整个沪上一片沸腾，关于相扑手的奇状异相，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中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那副接近*的打扮，人们一面表示厌恶，一面津津有味地谈论不休。这也难怪，那时，中国人民已被单调乏味、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样板戏搞得厌倦不堪，来了东瀛大汉，正好可以调剂调剂。这一下忙坏了市革委会当局，表演赛的当晚，安排了大批纠察维持秩序，如临大敌。据说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性观众一律不得入内。
在西方人眼中，相扑则是一种荒唐的游戏。他们无法理解，一些少年因体格超常被专门挑选出来，离群而居，过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像填鸭似地被喂得肥重不堪，就是为了从事这样一种枯燥乏味的比赛。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在有关日本文化的小册子《符号帝国》中，颇含轻蔑地描述相扑：“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总之，这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
西方人更不服气的是，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不分体重大小，参加只有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等于承认以强凌弱的合法性，根本不符合奥林匹克公平竞赛的原则。崇尚平等的西方人，无法容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平等竞赛。
按相扑选手的入门规则，选手的体重和个高只有下限而无上限，下限体重为七十五公斤，个高为一米七三，这就是说，一个体重只有七十五公斤的选手有可能和比自己重好几倍的庞然大物较量，按常理看，这显然是属于不公平竞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好事的西方驻日本记者曾联名给日本相扑协会写信，呼吁修改相扑比赛规则，并建议他们仿照西方拳击比赛的规则，按体重级别来进行比赛，结果被日本相扑协会宽宏地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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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缘何迷恋相扑（1）
然而，这样一种西方人看来不公正的比赛，日本人却如痴如醉。相扑在日本被奉为国技，受到全体国民青睐，不仅一般平头百姓，就连大学教授，乃至天皇华族，也乐此不疲。
在日本，全国性的相扑大赛一年共有六场：春、夏、秋、冬、大阪、九州。接连不断的赛事，把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卷入兴奋的狂潮中。电视电台不停地实况转播，各大报刊杂志不惜版面竞相介绍。为了买到东京国技馆的决赛入场券，人们必须提前一年预购，价格之昂令人咋舌。买不上票或者买不起票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那种装有巨型屏幕和高保真音响设备的转播室去观看，在那里亦可感受现场的热烈气氛。决赛之夜，万人空巷，静谧的夜空中，飘散着相扑决赛电视实况转播的声音。这种情形，颇有点像中国人除夕之夜团聚家中围着电视看春晚。
既然相扑在日本享有至尊的地位，相扑手的社会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受到社会的格外关注和膜拜，在日本，一个获得“横纲”（相扑手最高级别）称号的相扑手，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远远超过总理大臣。身材苗条的妙龄女郎对这些超级胖子情有独钟，常以嫁一位这样的郎君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相扑名手娶老婆，不是歌星、影星便是大家闺秀，个个如花似玉，艳福着实不浅。
还有数不清的相扑迷，对相扑选手的崇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本，每一个小有名气的相扑手身后，总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声援团”，它们由相扑迷自发组成，平时举行各种观摩、联谊活动，赛时则充当拉拉队，助威呐喊。大赛期间，东京国技馆门口的上空飘荡着五颜六色的旌旗，上面分别写着当今相扑名手的头衔和姓名，气势十分壮观。那些旌旗，都是相扑迷们凑钱定做的。一旦自己的偶像比赛胜出，相扑迷们激动得死去活来。庆祝活动没完没了：*，盛宴，记者招待会，缝制绵褂，研修旅游……
还有那种神圣的告别仪式，当大名鼎鼎的“横纲”宝刀告老不得不退出相扑舞台时，便要举行气氛隆重的仪式。告别仪式通常在豪华的剧院举行，由相扑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横纲”一副赛时的装束，赤身*端坐在舞台上，眼含泪水，神情庄严，每一个对他有过贡献的迷，都有资格上台，轮流从他头上剪取一缕头发，作为终身纪念。
日本人何以如此迷醉相扑？我曾问过很多日本朋友，回答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赤身*、返璞归真的比赛方式能满足现代日本人的怀旧情绪啦；赛场气氛激动人心啦；比赛雅俗共赏、人人都能看懂啦；有很强的内模仿性啦，等等，想一想都有道理。确实，当两位超级胖子梳着古代的发髻，挺胸凸肚，八面威风地登上用土袋堆筑成的圆形赛台，按照古法鞠躬行礼，伸开双手岔开两腿蹲下，抬起硕大的脚丫子把赛台砸得咚咚直响，以示没有任何武器的时候，当那位身着古代官服、精瘦如猴的神官裁判，在一旁挥动着扇子，忙碌不停地围着两个大胖子打转，以一种古怪的声音不断地喊着双方的姓名，为他们加油鼓动时，观众不是可以充分领略到一种久违了的原始古朴的情趣和快乐么？礼仪繁琐、等级森严、工作紧张而喜欢集体活动的日本人，在观看相扑时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人缘何迷恋相扑（2）
然而，日本人喜欢相扑，我以为另有更微妙的理由。
相扑是巨人的运动，作为力量的象征，个子越大越好。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身材最不起眼的选手，比起常人也要大出一圈，就像篮球场上个头最矮的运动员也比常人高一样。至于当今日本相扑界的巨无霸如曙太郎、小锦、贵乃花之流，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就是一座庞大的肉山，普通人一靠近他们，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日本人的身材，向来以矮小出名，战前出生的日本人，男的通常只有一米六左右，女的则只有一米五左右，无论比中国人，还是比西方人，都要矮一截。以身材矮小著称的东瀛岛国，何以会发展出这样一种独特的巨人比赛？
相扑大汉是从身材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威风凛凛的大汉，实际上代表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就像过去日本当局同外国打交道时动不动就自称“大日本帝国”一样；日本人的自卑和自大的双重性格，由此得到了彰显。遥想一百五十年前幕末时期，这些东洋巨无霸聚集在横滨码头，将上百斤重的沙袋像玩具一样随意地抛来抛去，向外国水手示威的情形，叫人忍俊不禁。然而，人种毕竟是无法强行改变的，即便日本把全国各地的彪形大汉都挑出来集中展示，也不意味日本就是巨人国。于是，那种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一种在精神上超越矮小的动力，变成对弱小者的肯定和期待，变成了以小胜大的决心，甚至变成对庞然大物的藐视。
事情于是变得复杂起来：在日本人的心理中，既向往大又蔑视大，既肯定小又克服小，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表面上互相矛盾，实质上是一回事。
相扑竞技不分级别，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相扑竞赛的公正性，日本人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选手参加同一级别的比赛不仅不会妨碍相扑比赛的公正性，而恰恰是相扑运动的乐趣所在。在日本人看来，相扑手后天的技道和意志的磨炼，比爹妈先天给予的身体更加重要；力量悬殊的对抗，比起势均力敌的较量，往往更饶有兴味。赛场上，大个子威风凛凛，固然赢得观众仰慕，小个子不畏强敌，更令人敬佩，尤其是当小个子选手凭借勇气和机敏将庞然大物的对手掀翻在地的时候，观众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日本最瞧不起的，是那种大而无当的草包，而小个子选手即使败北，只要有出色的表现，也给以热烈的掌声。可见在情感上，日本人更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弱小者。当然，这也与日本人独特的平衡观有关。生活中，日本人素来不喜欢机械的对称和均衡，而倾心于不规则的构图，就像他们喜欢奇数而不喜欢偶数一样。他们欣赏的，是那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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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英雄”的世界
这种同情弱小、超越弱小的情结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依据。
读日本的民间神话故事，可发现许多“小萝卜头”的原型，表明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着崇拜小物的远古记忆。这些故事内容结构大同小异：小英雄力大无比，骁勇过人，把貌似强大的恶魔打得屁滚尿流；或是倚小靠小，出奇制胜，甚至采取非常的手段取胜，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攫取财富（当然都是打着征服恶鬼的旗号）。这类故事有不少，除了大名鼎鼎的《桃太郎》，还有——
《五分次郎》：五分次郎为一对终年不育的老夫妻的孩子，他是从老太太的左拇指里生下来的，个子始终只有五分高，所以叫五分次郎。五分次郎能驾一枚篁叶当轻舟，能在鲫鱼肚子里跳舞，而且力大无比。有一天他告别了老头老太，学着从前的桃太郎去鬼岛征讨恶魔，可是他比桃太郎还胆大，独自一人出征，连一个随从都不要。到了鬼岛，恶鬼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挟在手指缝里一口就把他吞了下去。在恶鬼的肚子里，五分次郎拿出他的护身剑——绣花针，东一下西一下地狠扎起来，恶鬼受不了了，哭着叫着请求饶命，五分次郎就在恶鬼的肚子里讲条件：“想叫我住手吗？那你就得投降！就得把你们岛上劫来的珍宝送给我！”恶鬼答应了，五分次郎窜到他的鼻孔里，被一个喷嚏打了出来。
《皴太郎》：皴太郎是一对懒惰的老夫妻用身上的泥垢搓出来的，这小家伙饭量特别大，一顿饭能吃三斗五的米，老夫妻实在养不起他，皴太郎就请他们给他打一条四百斤重的铁杠子让自己出门闯荡。老夫妻倾家荡产地凑了钱，求铁匠师傅给打了一根四百斤重的铁杠子。这么重的铁杠子到了皴太郎手中，一只手就能呼呼地抡开。皴太郎带着它就上路了。途中，皴太郎先后碰到两位大力士——殿堂太郎和石子太郎，经过较量后均被他征服，收为徒弟。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闹市镇，发现那里气氛异常，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正在哭泣。一打听，原来今晚妖怪要来强娶民女，皴太郎决心为民除害。夜幕降临，妖怪来了，两位徒弟上去交手，均非对手，先后都被妖怪吞进肚里。皴太郎急了，抄起四百斤重的大铁杠子朝妖怪抡去，竟被拧成麻花，皴太郎自觉抵挡不住，于是心生一计，照着妖怪牛头一般大的卵子狠狠踢了一脚，这是致命的地方，妖怪受不了，从鼻孔里把两位徒弟喷出来后，就呜呼哀哉了。被救的人家见此情景喜出望外，用大锅造饭款待三位壮士，员外出于感激之心，将三个年轻貌美的女儿分别许给三位壮士。
《一寸法师》：一寸法师和小姐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两个鬼，鬼要抓走小姐，一寸法师抡着绣花针上去营救，被鬼一口吞进了肚子，“一寸法师身体小，进到鬼肚子里也能自由活动，就在里面用针到处扎了起来。鬼怎么受得了，赶紧把他吐了出来。这时，另一个鬼抓住了一寸法师，想要把他给捏扁。一寸法师看事情不好，一闪身跳到鬼的眼睛上去了，用绣花针猛地往眼睛里一刺，鬼疼得哇哇直叫，捂着眼睛就跑了。”
……
读着这些民间故事，回顾日本近代侵略扩张的历史，一些令人困惑的疑问变得清晰起来：一个后进的蕞尔岛国，能够在近代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不同寻常的角色，创造奇迹，靠的正是这种奋勇进取、以小搏大的绝活；既然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在力量不敌、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然会不择手段使出绝招，就像皴太郎在同妖怪拼搏、体力不支、眼看就要败北的时候，照着妖怪牛头一样大的卵子狠狠踢去一样，有点令人发指。这令人联想起日本军队惯用的伎俩——偷袭，甲午战争时这样做过，日俄战争时这样做过，太平洋战争时也这样做过。正如偷袭珍珠港的主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之精神不能容。”然而，知其“不能容”仍为之，何也？山本司令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写的一首“述志诗”，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身作御盾，忠心为天皇，名誉何所惜，生命皆可抛。”就是说，为了天皇，为了大日本帝国，可以不择手段地做一切事情，充分暴露了日本“武士道”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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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三次对外战争
以弱胜强，以小搏大，靠的是一种精神信念，因为欲战胜对手，必先战胜自己。然而，精神信念并不万能。凭借它，在合适的时机可以创造历史奇迹；滥用它，则可能给自己带来万劫不复之灾。日本得之于此，也失之于此。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近代的历史。
镜头一：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大清帝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并且丧失对朝鲜的宗主国权而告终。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结果都有悖于常理。据统计：当时中国人口四亿多，论兵力，陆军有九十五万，海军有军舰七十一艘，还有几十艘鱼雷艇和小型炮艇。北洋舰队实力之强，世界排位第七，亚洲数第一，尤其“定远”和“镇远”两艘大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载有巨炮的铁甲舰，此二舰当年开进东京湾时，曾令日本国民大为畏惧。而且，旅顺和威海卫海军要塞修筑多年，炮台坚固，装备的都是德国新式大炮。若论资源、国力和军力，中国当时都远远超过日本。然而，堂堂的天朝帝国终于被小小的“蕞尔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人们一般将此归结为清政府的*无能，军官的贪赃枉法，少有人从对方的角度、尤其是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这一角度去反省。
镜头二：日俄战争。这同样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其惨烈令全世界瞠目，最后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怎么会被实力远远不如的日本舰队打得狼狈不堪？身体矮小的日本人何以能打败高头大马的俄国人？这些疑问曾令西方军事学家琢磨不透。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体格矮小，不像是优秀的人种。然而，日军却以高度统一的意志，赴汤蹈火的拼搏和严守机密的纪律，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镜头三：太平洋战争。这是日本以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及其盟国为对手的一场战争，力量的悬殊大大超过前两次的战争。当时的日本，要与美、苏、中、英、法、荷、澳等二十六个国家作战，在实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一开始，日本远距离偷袭珍珠港成功，给美国以沉重打击，随后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东南亚诸国。正当日本人沉醉在胜利之时，一系列沉重打击接踵而来，中途岛海战，日本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走向灭亡。
这三次战争中，日本均有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显示了令人悚然的威力。凭借这种力量，日本赢得了前两次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日本在后一次战争中惨败。日本的惨败，令人想起一则伊索寓言：青蛙和牯牛赛庞大，用足气力膨胀肚子，胀呀胀，最后胀破了肚子。这说明，精神力量不是万能的，不能凌驾事物的客观规律。日本的惨败，败在野心太大，导致精神无节制地膨胀，达到自不量力的地步。日本人的擅长，本来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而不是“鲲鹏展翅九千里”，正如韩国学者李御宁认为的那样：“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伺机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这是日本人视野中的盲点，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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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信念
再从主体方面进一步考察这种“微型英雄”的心理特征。
中国作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留学日本时的经历：他在某音乐研究会里认识一位学医的老学生，此公毫无音乐天分，既无音程观念和手指技巧，也没有节奏感和乐谱知识，可以说完全是个乐盲，却异想天开地学起小提琴。起初丰子恺觉得他很可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妄人，不料此公自知才能在常人之下，比常人加倍地刻苦练习，终于入了门道，他不仅正确地掌握了拍子和音程，并且能够纯熟地演奏作品。作者于是这样感叹：“这个可怜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经断定他是永远不能入音乐之门的，不料他的毅力和奋斗果然帮他入了音乐之门。”
无独有偶，明治时期的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写过一篇有名的小说《锻刀记》，写一个技艺平常的刀匠，经过三年苦心孤诣的努力，终于锻出稀世宝刀。正藏原是一位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与情人私奔却没有能力养活她，让她深感失望，私奔生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一次偶尔的酒后吹牛使他声誉鹊起，变成了日本锻刀大师武藏守正光的传人。王爷听说了此事就派人把他招去，让家宰当场送给他白银五十两，限他一百二十天之内，打造出一把稀世珍奇的宝刀。这一下要了他的命，凭他的本事，怎么打得出这样的宝刀？然而，王爷之命难违，欺骗了王爷更是罪上加罪，这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男人窝囊的表现使情人大失所望，趁他酒醉熟睡之际，裹卷五十两银子离他而去。第二天醒来，正藏发现人财两空，连工也开不成了，绝望中的他，准备一死了之。就在这时，里长阻止了他，为了让他如期完成王爷的使命，又给他送来五十两银子。然而，这更增加了他的压力，左思右想，依然摆脱不了自杀的念头。就在拿起家伙准备自裁的时候，决心和信念苏醒了。这是一段精彩的内心自白——
他痛苦地喘着气，紧紧地盘着腿，*了上身，用左手摸了两三次自己便便大腹，拿起了“家伙”，瞪起了决心自裁的双目，正准备把刀戳进腹中的当儿，他一看，原来手里拿的，正是被里长夺下去的那把镰刀。太混了、太混了，我不能死，死了对不起人家呀。死了，就是恩将仇报，人家连钱都借给了我，而我要死，真是太混了。可是，我也不能这样活下去呀。那我就打造那口刀吧，可恨我又没本事；那么，不打那口刀吧，我又一时一刻也不能活下去。那么死吧，死虽然容易，可死并不能就此了事。说来说去，只有打造那把刀，除此之外，怎么想也是无路可走。那就造那把刀吧，明知造了也无济于事。不造又不行，造吧，造吧，唉唉，毫无指望。不造吧，不造吧，可还是不造不行，确确实实不造不行。那么，造一下看？应该造？应该下决心造？如果造，说不定，也许会造出一把好的来，不，不，怎么能指望“说不定”呢？那么，不应该造？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不造的道理呀。那么，应该下决心造？应该豁出命来造？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造出把像样的利刃来？应该下定决心？哎呀，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吧，造吧，造下去，造出当代独一无二的一把刀来，造出一把古今无双的宝刀来！我认啦。上感王爷对我的恩顾，下报家宰大人、里长对我的照拂。把十几年来师傅传给我的本领全副使出来。把我的精魂全都凝注在最最好的铁砧上来；单数锤报恩，双数锤酬义，咬紧牙关打，用足力气打。錾子横凿，凿掉我徘徊之想；錾子竖凿，凿掉我卑怯之心。折叠起来打，合拢起来打，锻上十五次，把四份炼成一份。把我满腔的热血，化作原铁；把我清纯的一念，倾注到刃钢上来。让我胸中的烈焰，一次又一次地铄铁成金，“注水”“去铣”这些我都小心从事，去掉“刃土”，随后就是至关紧要的“开刃”，让我至诚的泪水，化作热汤飞沫，唯期神灵加护。即使此身立即献给神灵，又何所惜。神啊佛啊，我既不为名利而祷祝，请垂慈悲。（中略）唉，过去我太糊涂了，那些“小乌”、“小狐”、“斩鬼”、“斩须”（注：这些均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宝刀名），那又是谁打造出来的呢？既不是夜叉，也不是菩萨，也是和我同样的人身，同样有十指，同样有个硬脊梁骨的人呀。我决不死，决不死，我决不白白地死去。好，我生为神国男儿，怎么能像蝼蚁一般地死去呢？——他的心机一转，颜色陡变，眼中发出血红的激愤之情，大有上冲霄汉之势。
经过三年足不出户的精心锻造，正藏终于如愿以偿，打出一把宝刀，让王爷看得如痴如醉，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王爷终于说：“外形过美，反而让人不放心，不知锋利程度如何？”听了这话，正藏勃然作色，不等王爷说完，一跃上殿，勇猛地叉开双腿，敲着自己的便便大腹，大叫道：“砍吧，朝这儿砍，保准一挥两段！”
这个故事确实惊心动魄，一个平庸之辈能够打出稀世珍宝，靠的是什么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藏下定决心、树立信念的时候，他的主体精神开始扩张、潜能得到调动，它去除了主人公心理上的自卑和猥琐，使其精神爆出火花，释放出奇异的能量。这个故事也是对日本人特有的能力观的最好诠释。日本人从不强调人与人之间先天能力上的差别，而更看重后天的努力和刻苦进取的精神，学校教育不提倡竞争，优先培养尖子，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学生，鼓励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那些弱小者，无疑是一种格外的激励。
正藏这样的人在日本比比皆是。这种决心与信念，作为一种个人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是非常可贵的。明治维新日本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崛起，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战败后又能在废墟上重建，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此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力量若被正确地引导，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若被错误地利用，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捆绑到一起，将会爆发巨大的破坏能量而给人类，同时也给它自己造成灾难。然而，在东瀛岛国特殊文化背景与时空条件下，它极可能转换成这样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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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天下”的博弈
与日本人接触，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还是日本最好”。
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一样还没人夸过口：屁也是日本的香。
与此形成微妙对应的，是日本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其结果，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大抵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讨厌的事隐藏，或者拐弯抹角，藏头露尾，总体上造成日本国不大有坏事的印象。”一本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曾风靡中国，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在日本却横遭*。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1970年首次出版时，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十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前不久作家柏杨逝世，《丑陋的中国人》再度成为话题，带动了《丑陋的日本人》。笔者曾就此书在日本的影响请教一位日本朋友，他的回答很令我吃惊：从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我又请教了一位在中国社科院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回答也是一样。比较《丑陋的中国人》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轰动畅销的情形，不能不显出日本人的小气。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的感受很复杂。必须承认，日本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之心，在我们中国是少有的。看一看日本社会的安定富裕、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很自然。正是这种小气，彰显了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对“国”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义的事。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前者是笼统宽泛的，后者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与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下”。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处和册封体系中的宗主国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由许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类似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最容易上升为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因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就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国际主义却大行其道。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识，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障碍，加上中国内部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如军阀混战、种族冲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类），更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迟迟得不到确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时代毕竟进入了现代，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否则连“球籍”都难保，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赋以这种爱国主义合理的依据。千百年来，一种无形的文化向心力总是把全体中国人拢聚到一起，两条贯流中国全土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否则，一旦洪灾发作，没有力量能够对付。惟其如此，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客观地看，大一统也有它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灾难，对付突然的事变，做一些小国想做也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到个人，最实际的爱国，莫过于从自家做起，从脚底下做起，因此中国人的爱国，首先是爱族、爱乡。华侨在海外发了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慷慨地捐款，办学校、建医院。孙中山当年感叹：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爱国的特色。
然而，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爱族、爱乡常常与爱国发生抵触，甚至尖锐地冲突，这是令中国人最感悲哀而无奈的事了。历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三桂、汪精卫一类的人不绝如缕，而且还有种种奇怪的理论，从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话——
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
到最陈旧的观念，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远交近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类，都表明了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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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民族的幸运
然而对于日本人，日本国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毫无争议的余地。这种明确性，是由日本孤悬大海，地理环境彻底孤立、民族高度单一，这样一种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事情就更清楚了。两国学习西方差不多起步于同时，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强，而中国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大清王朝气数从此断绝。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而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又*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国要富强独立，首先必须推翻这个*的异族政权。当时从事革命的志士，已经将满族朝廷排除在“中国”之外，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里强调的那样：“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结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强，迅速实现社会体制的现代转型，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时候，中国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种族革命上。
骨子里的排外
由于缺乏人类意识、世界意识的精神基础，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带着排外心，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这方面留日的中国学子有切身的感受。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中国于甲午败战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学生中，其中四人抵日仅两三周就离校归国，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读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认为是作弊的结果，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查他的课堂笔记，还有更令鲁迅难堪的，就是课余时间放幻灯片，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领教麻木的同胞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场面。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娶了日本老婆，生儿育女，没少受白眼，有一次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人”相讥，使他受尽屈辱。女作家凌叔华在一篇小说里，讲述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日中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判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一面，中国少女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日本人的这种排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老外，谁没有一点切身感受呢？租房、就业、考学，出入境登记，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内外”二重标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雄心勃勃地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发，日本的新闻传媒整天嚷嚷国际化，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这是什么缘故？一位日本人说得实在：“我们日本人是岛国之民，生性狭窄，最不善于和外国人交际，要不然现在怎么天天都说要‘国际化’呢？”
在日本的百货店里，日产商品往往赫然标着“国产品”的字样，价格高得叫人头皮发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质地看上去不错的服装，价格却低得叫人难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国家的产品。然而，生性节俭的日本人往往宁愿取贵舍贱，不在乎多花日元。这里固然有商品质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态。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正是来自日本国民对国产品的近乎偏执的迷信，对外国产品的不信任吗？平常，日本人总是喜欢贬低和挑剔他国的产品，达到大惊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国外旅行时常常大包小包，从矿泉饮料到睡觉枕头，一应俱全。最令当地人不满的，是日本人去国外旅游时，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当然也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即使到了国外，在人家的土地上寻欢作乐，日元依然只在日本人圈子里流通，肥水一点不肯外泄。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曾在夏威夷上演过一场所谓“国际化”的闹剧。在一个黄金周，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涌到了夏岛，为了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封闭排外的形象，日本传媒事先炒作，声称此次黄金周不少日本人将体验夏岛家庭旅馆的风味，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咋呼了一番。夏岛居民们也为此做好一切准备，眼巴巴等待钱包丰实的日本客人到来。结果呢，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中只有五六位实现了这个“国际化”计划，其余的人依然故我，躲藏在微型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里不肯迈出一步。
前些年东瀛列岛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在外国人看来，这未免有点大惊小怪，国产大米歉收，进口就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又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又是总理大臣亲自去农村视察，了解稻穗生长情况。看来问题就是出在日本人的那张过于挑剔的嘴，吃惯了自家产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别国的大米，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日本的媒体也跟着瞎起哄，什么“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国米不粘”啦，“美国米用化肥”啦，等等。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遗憾的是国产大米虽好，却供不应求，且价格连连腾升，最后贵到是进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为钱包计，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爱。于是，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景象：超级市场的进口大米销售场前，长龙排起，米货顷刻间告罄；同时，在旁边的试吃会会场上，表情严肃的日本顾客尝一口就沉思片刻，然后皱皱眉，摇摇头，不满地说：“太硬”、“没有香味”、“粘度不够”。
外国大米何以就一定不如日本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认为自家的大米好吃，本来无可厚非，世界上本来就有“月是故乡圆”的心理。但是，如果以此理由随意贬低别国的大米，就有点无理了。对于大米出口国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种侮辱，人家肯定会想：我们精心栽培、种植、挑选的大米，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嘴里，就变得如同糟糠一般？早知如此，何必卖给你们？我们祖祖辈辈靠它养活，凭什么就说它不香、不好吃？你们日本的大米真的就那么好么？也不见得，不是早有说法，日本的精白米吃了容易得脚气、生胃癌么？
这本是难断的纠纷，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日本人应当再明白不过，他们不是一贯标榜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遗憾的是只局限于日本人之间，一涉及到外人就另当别论。
爱国的代价
客观地看，任何一种爱国心多少都掺有排外的因素，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移民国家亦不例外。自然的排外，是一个民族的天性，无可厚非。
然而，日本人的排外，却有点离谱，简直到了残忍的地步，它针对的不仅是外国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同胞。
在闭关锁国时代，幕府政权对海外同胞和漂流民实行了极严酷的政策，任何人不得离开日本，一旦离开，就算背叛了祖国，从此别想再回来。有的海外同胞历尽艰辛回到日本，不是遭到杀戮，就是被监禁流放。记得在日本时看过一部电影，情节是：在江户时代，一队渔民出海打鱼，途中遭遇强台风，在同死神的殊死搏斗中，渔船被打翻了，他们抱着船板，经过几天几夜的漂流，终于被刮到一个岛上，那已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恢复了元气，主人公却因此而失去一条腿。经过不断的颠沛辗转，他们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开始了艰辛的拓荒生活。他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千方百计地与亲人联系，然而祖国已经向他们关上大门。记得最后的镜头是，主人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迎接他的却是一顶囚笼，在日本海的海滩上，他面对太阳久久地跪着，最后，这顶囚笼把他不知抬向何处……
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一书里，记述老一代日本侨民在南美磨难了一辈子，到落叶归根时想念祖国而不愿回去的悲怆心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农庄里打理打理日本式庭院，把木桶加工成日本式浴桶，或是捏捏寿司饭团聊以*，以此打发残余的生命。作者比较过欧洲各国与日本对本国移民截然不同的政策之后，充满悲情地写到：
在欧洲人兴高采烈地去海外冒险时，日本人却登上了依依惜别的“一辈子分手”之船。他们被送到那些早已为欧洲各国遗弃的乱石丛生的河滩，精疲力尽之状，使人想起1965年那些等待搭救的多米尼移民骨瘦如柴、眼球突出的样子。然而，明治的移民们连援救也不要求，默默地等待死去。
这方面表现得最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残忍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敌众我寡，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比如，在攻打冲绳岛的战斗中，美国死亡多达五万余人，守岛军民无一投降，二十多万人全部为国捐躯。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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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国中之国”
考察一下派驻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状态，便可知晓。正如一位日本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他们是背负大和文化“密封仓”来到国外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如果接纳了外人，或者融入当地生活，就会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坛公园以东有一栋八层楼的封闭式公寓，里面住着上百户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驻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属，外人无从知晓其中的生活，他们在里面完全过着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国中之国。听我的一位已经成了人家媳妇、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说，他们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这已是全体成员的默契。这使她深感为难，她身在祖国，却又不在祖国，好像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亲属，她国内的朋友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到她那儿去拜访过，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属们成立了各种协会，诸如烹饪啦，书法啦，花道啦，中文会话啦，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忙得不亦乐乎。若碰到必须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们决不通过私人关系，而是通过外交服务公司介绍，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人可能的介入。她还告诉我，有一个大阪商社的年轻人，因为和外人有交往，公寓的人先是劝告，后是警告，最后全体同他断绝了来往。后来他只好搬了出去。
一位日本心理医生稻村博写过一篇长达二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就叫《日本人的海外不适应》。报告里列举种种事例，细述日本商社在海外的社员及其家属因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产生的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状，读来简直惨不忍睹。这些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外语低能，不善社交，容易同保姆、仆人和异国的下属发生误会、争端，直至惨遭杀害，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人在国外呆了十多年，依然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难以应付。
驻海外的日本人甘愿以如此大的代价，拼命地维持“国中之国”，理由只有一个：唯恐丧失作为大和民族一员本来应有的民族根性和母语表达技巧。这种强烈的“恋母情绪”，不能不归因于东瀛岛国特殊的凝聚力。它使日本人一旦离开自己国度，就会六神无主，除了躲进“国中之国”成一统，别无他法。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事各种职业而在国外生活的日本人无依无靠、寂寞和焦躁的心情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内心是一种在国外被流放的囚徒一般闷闷不乐的心情。”
一位日本社会学家这样描述日本人：从外部看日本，看到的是由许多人围成的圆圈的群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背，而看不到一张清晰的面孔。这是对日本人的集团性/爱国心的一种生动隐喻。
那么，什么才是这种集团性/爱国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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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的精神风土（1）
若干年前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早在此前日本泡沫经济鼎盛的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就发表过类似的意思：“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他将日本人与西方人比较，认为日本人在西方与法国人最接近，但优于法国人；美国人不如日本人聪明，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
日本政客以“失言”的方式吐露的真音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早在三百多年前，武士道鼓吹手、狂热的民族主义学者山鹿素行就称日本为“中央之国”——“本朝当天地之正，得地之中枢。”“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国学家本居宣长说得更加彻底，他认为，日本之所以为万国之冠，在于“它是普照四海四方的天照大御神出生的本国，因而它是万国之本源的国家”。这些言论后来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资源，为“明治维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圣战”企图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理论依据。时过境迁，日本已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神国”观念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日本人，这是为什么？
草木葱茏、玲珑剔透的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聒噪声随风飘来，给那里平添几分寂静，几分阴森。亡灵，在这里出没；神灵，在这里集散；生者的希望，也在这里寄托。大和民族的精魂就栖息在这一座座古朴的建筑里。
这就是日本的神社。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据统计，日本全土目前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十三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千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说到神社，不能不附带说一说寺庙。日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寺庙和神社不分，佛教与神道合一；谈论起来，历来都是神佛并称，佛即神，神即佛。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略有不同而已。然而，这并不意味佛教和神道平分秋色，而是佛教的神道化。按照日本人最朴素的看法，释迦牟尼即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释迦牟尼在日本的“本地垂迹”。所以无论是神还是佛，都是日本人的护佑神。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寺庙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两者常常同处一地，隔壁邻居。
如此众多的神社（寺庙），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国想象成是一个由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国度里，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一切均由神所生，一切均有神的护佑。日本号称有“天地神祇八百万”，大至生育出产，小至柴米油盐，均有相应的神各司其职，在这庞大的神系中，以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高居众神金字塔的顶尖，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世界，而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作为“现人神”（也就是活神仙），代表着上天，在这片世俗的土地上保佑着大和民族，接受全体子民的顶礼膜拜。
这就是神道的基本思想，而神社，则是神道的物质载体。它是联系亡灵和生者、沟通人和神、慰问大大小小的神祇的地方，是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的神圣场所。
“神国”的精神风土（2）
日本的神社通常建筑在环境幽静、风光秀丽的地方，入口处耸有类似中国牌坊的“鸟居”，四周围有土墙，主要建筑有本殿和拜殿。神社里供奉着天皇的祖先、上古时代的诸神、民族英雄、谷神以及某些引人注目的自然现象，诸如大山、瀑布或者奇石怪木之类。所有这些神社中，以伊势神宫、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最为著名。
求神问佛，本是日本人的癖好，那多如牛毛的“年中行事” （一年中按照习俗惯例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一大半都同“神样”（神的尊称）有关。因此，日本人三天两头就往神社、寺庙跑，祈求得到神灵的护佑，消灾免祸。
正月里的“初诣”（首次参拜神社），给人的印象特别难忘，日本人对“神样”的虔诚和狂热，在此时达到了高潮。为了满足日本人的心愿，从年三十深夜到正月初一早晨，通往各大神社的地铁都是通宵服务的。
日本有所谓的“七五三”节，即男孩三岁、五岁时，女孩三岁、七岁时，穿上和服盛装，由大人带着到神社举行参拜仪式，祈求孩子健康、平安地成长。然后，还要买上一种叫“延寿千岁饴”的糖果，送给亲戚朋友，让大家分享孩子健康成长的喜悦。
日本还盛行所谓“神前结婚式”，即男女结婚时到神社举行婚礼，它是在基督教结婚仪式的刺激下，为了加强天皇、神社与国民的结合，又根据《古事记》里的神话制定的神道结婚仪式，其程序十分隆重复杂，主要有修祓仪式、神馔敬献、祝词奏读、三三九度的干杯、婚誓奏读、交换戒指、新郎新娘谨献玉串、媒人夫妇谨献玉串、亲属干杯等内容。
日本的国技——在国民中最有“人气”（受欢迎）的大相扑比赛就是按照神道的仪式进行的，并且由神官出来担任裁判。相扑手往赛台上撒盐，表示清洁赛台，祈求神佑；相扑手走上赛台后蹲下屁股，叉开双足，高高地抬起脚丫有力踏地的动作，是表示借助伟大的神力把土地中的恶灵踩到底下，使其无法兴风作浪。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种种莫名其妙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即破土典礼），以安慰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又要举行“上栋式”（即上梁仪式），保证不出意外事故。那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出来主持，做得煞有介事。
最奇怪的是，日本还有一种所谓的“厄落”的消灾仪式，日本人认定，男子二十五岁、四十二岁，女子十九岁、三十三岁，都是属于大厄之年，大厄年的前后一年，分别称作“前厄”和“后厄”。在这段时间里，须万事留意，好自为之，及时举行“厄落”的行事，以驱除邪气，防止灾难。这种仪式倒不复杂，就是去愿意给自己消灾的神社参拜，将随身所带的小件物品，诸如梳子、布手巾之类故意丢失，这就是所谓的“厄落”。这种时候，旁人千万不能上去提醒，干不知趣的事。
以上的景观告诉人们：“神”依然活跃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活跃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或许有人说，这只是现代生活的一种点缀，是现代日本人对古老民俗生活的一种怀旧，而真正试图从神道中寻找精神生活的人寥寥无几。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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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一系”的天皇（1）
作为远古的神话，天照大神的故事并不独特，世界上所有民族童年时期都创造过类似的神话。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原始部落都崇拜太阳，历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都喜欢以太阳自比。然而随着科学的昌明，社会的进步，这一类神话的荒诞本质不攻自破，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美丽的幻想，作为瑰丽的文学艺术作品保留下来，供后人发思古之幽情。但日本却似乎是个例外，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直抱着“日本是神国”的妄念不放。这从日本战后制定的宪法中也可看出端倪：日本的宪法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体的象征，而国体的另一象征是国旗，这意味着，天皇就是日本国旗上那轮普照全球的红太阳。
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所谓“万世一系”，就是指日本自古以来只有一个王朝。一百五十年前，幕末维新志士、尊皇攘夷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在幕府的大牢里激扬文字——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引自《坐狱日录》）
这段文字触及到日本文化的关键，绝对不可小觑。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作为“神国”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万世一系”的皇统清楚地摆在那儿。从世界帝王史的角度看，这确实绝无仅有。
公元八世纪，两部记载日本创世神话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先后诞生，它们集历史和文学为一体，充满怪诞不经的描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迎合当时日本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大和王国的需要，将日本民族宗教中的天照大神，从一个氏族的祖先神抬到诸神之首的最高位置，同时又将这个创世神话同当时最高的世俗统治者——天皇巧妙地嫁接到一起，天皇于是就成了天照大神的后裔，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编纂者根据中国的谶纬学和阴阳五行学说，推定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开创日本国，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完整的天皇谱系。今天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大和集团统治者精心策划的政治神话，没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可言。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杜撰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天皇的皇脉果真一直延续至今！假如从公元前660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算起，那么至今的天皇已经是第一百二十五代了。撇开前一二十代不靠谱的天皇不说，后一百多代的天皇谱系却是确凿可考，不禁令人想起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歌词取自一千多年前的《古今和歌集》，令人惊讶的是，朴素的和歌唱出的希望和祝愿，后来竟成为事实。
那么，这绵绵不绝的皇脉究竟是凭什么得以延续的呢？社会政治的动荡，草莽英雄的造反，野心家的阴谋诡计，为什么都没能危及它的存在？
比较一下中国，反差太明显。在被一些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帝王的宝座是最不稳定的。从历史上第一个皇朝——五帝算起，到1911年*成立，几千年里中国总共产生过三十六个朝代。历史上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宫廷政变、杀戮和战争比比皆是。历代帝王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帝位不能长久，江山不能永保。每逢土地与人口严重失衡，再也养不活那么多人，加上天灾人祸推波助澜，所谓的农民起义就会爆发，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这时的皇帝不再神圣，威严扫地，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给打发，一介武夫项羽看见秦始皇的豪华车队经过，便野心勃勃地对人说“彼可取而代之”，甚至像李逵这样的村夫野汉，也动不动就嚷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至于那些科举失意、不能纳入正统仕途的野心家就更不用说了，或策划于密室，或运筹于荒野，借着“替天行道”的梯子登上金銮殿的宝座。总之，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比当皇帝更加荣耀，也没有比当皇帝更加危险的事情了。事实上，历代皇帝及其家族最后很少有好下场的。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万世一系”的天皇（2）
中国历代皇帝们为了皇统的延续殚精竭力，真是伤透了脑筋，而日本的天皇却无此烦恼。史书上记载：北宋时期一位日本著名僧人来中国，在晋谒宋太宗时夸耀日本完美的国体，面对太宗的垂问，这样介绍：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外国的帝室、王室，都各自有姓，有王朝的名称，而日本皇室根本没有这东西。这是因为外国一再发生革命、篡夺等不祥事变，前后的王朝必须彼此有所区别，而日本则是开国以来就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所以没有这种必要。而且，日本在上古氏族制度时代就不必说了，就是大化革新之后，藤原以下的文武百官也大都是世职世官。
听了这一番话之后，宋太宗大为感叹，对宰相说：“日本只是岛夷，但世祚遐久，它的臣下也都世袭罔替，这当是古道。然我国一向称中华、中国，以文化夸耀，但自唐末战乱，国内分裂，五代时，兴亡盛衰最为严重，大臣世家很少能嗣续。朕德虽不及古代圣人，但日夜励精图治，建立无穷的事业，留下永恒的规范，同时，也为子孙打算，并使大臣的后代也能世世承袭禄位。这就是朕的志愿。”这番感叹可以说代表了历代有为帝王的心声。然而北宋王朝不到一百七十年就灰飞烟灭了，而日本的天皇自六十四代以后依然绵绵不绝，日本的僧人当时就自信堂堂地称天皇“万世一系”，后来的历史果然如此，可见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天定的规矩，谁也不敢破坏。
客观分析起来，日本的皇统得以绵绵不绝，与天皇的“虚位”有极大关系，事实上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天皇大权旁落，形同虚设，绝对没有中国皇帝那样的威势和骄奢淫逸。然而，正是这种“虚位”的性质，使天皇宛如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得更加不可侵略，将军利用它唯恐不及，何敢打它主意？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和朝廷内部没有皇位更替的权力斗争，但这种更替严格限定在“万世一系”的天皇血缘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严酷的权力斗争中，权势者所能做的，是废除一个天皇，另立一个天皇，而不是自己取而代之。正是这种虚位的背景，使皇统得以绵绵不绝，正如学者赵晓春分析的那样：“天皇及其朝廷始终没有被废除而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代幕府将军需要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无论天皇，还是幕府将军，他们都没有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把世俗的权力和宗教权威集于一身。天皇作为精神偶像具有至尊的权威但没有至强的权力，而幕府将军虽有至强的权力却没有至尊的权威。因此，如同中世纪欧洲的国王们需要从罗马教皇那里取得王位一样，幕府的将军们也需要通过‘万世一系’的神的后代授予‘将军’称号的形式，来证明幕府的政权的合法性与崇高性。对于那些幕府将军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相信天皇即是‘天照大神’的后代的神话，但他们宁愿维持这些神话，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增加自己的权威。日本的古代天皇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在衰微中延续。”（见《百代盛衰——日本皇室》）
除了“虚位”，日本土著的神道信仰对天皇制的维持起了重要作用。天皇与神道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天皇既是神道的产物，也是神道的核心。它与欧洲的国王、中国的皇帝不同。欧洲的国王只掌世俗的权柄，不管灵魂的归宿，精神的世界归罗马教皇掌管；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至尊至强，毕竟不是“天”，充其量只是“天”的代表，一旦他不“替天行道”，就可实行易姓革命，把他拉下马，换一个新的天子。只有日本的天皇，集“天”、“皇”于一身，合“君”、“神”于一体，是一个绝对的“现人神”。 这样的神不会犯错误，永远正确、伟大、英明，因此它虚位也好，掌权也好（当然最好还是虚位），做对了是它的圣明，做错了是下面的责任。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神道迷信，使天皇的皇脉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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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拯救日本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由于太平洋天险的护佑，历史上从未受到过异族的侵略和蹂躏。这也是世界上较少有的现象，于是成为“神国”的有力凭证。江户时期的国学家山鹿素行曾自豪地声称，与中国的“四夷相连”的地理环境不同，“中央之国”的日本“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险，自神武继天立极以来，四夷终亦不得窥伺藩篱。皇统连绵而与天地共无穷。”更奇妙的是，老天爷似乎也很眷顾日本。
公元1274年和1281年，威震四海的蒙古帝国两次派遣世界空前规模的海外远征军侵犯东瀛列岛，均遭挫败。其因不在人事而在天灾，两次都遭遇台风。有关1281年8月的那次远征，史书上这样记载：“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舰行至平湖岛，遇飓风，船为风涛所毁。诸将各择坚船乘之而去，弃士卒十余万于五龙山下。日本窥知之，尽杀蒙古、高丽、汉人，余军逃回高丽境，十仅存一二。” （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异族的侵犯，也是日本在历史上惟一的一次遭受来自外部的侵犯。日本人把这一场未遂的侵犯，把蒙军不识天时，归功于“神风”的保佑。
确实，日本人没有理由不感谢这场“神风”。假如没有它的拯救，日本会沦落怎么样的境地呢？反正当时，蒙古帝国的铁蹄，已经踏平了大半个地球，区区日本岛国根本不是它对手。东瀛列岛一旦落入蒙古人之手，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谓日本、大和民族，还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七百年前这场从天而降的“神风”，把日本人刮得晕晕乎乎，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都不能清醒。带着这种幻觉，六百年以后，以争夺朝鲜为契机，日本向大清帝国开衅，小小的岛国，以弱势的兵力，把大清帝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带着这种幻觉，十年后日本向同样是庞然大物的沙俄开战，举世闻名的波罗的海远征舰队，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日本海军，却被灵活精悍、擅长配合的日本舰队歼灭。
然而，正如《国际歌》早已唱出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神”或许能拯救日本于一时，但决不能拯救日本于永远。这个精神魔术早晚要被历史无情地戳穿。1945年8月15日，饱尝战争和美国原子弹之苦的日本人怀着黯淡的心情，在同一个时间聆听天照大神第一百二十四代子孙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一亿日本人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痛苦地看到，由他们自己吹起来的“神国”——这个金光闪闪的肥皂气球终于破灭在盟国的打击下。次年的元旦，在巨大的存亡压力下，为了维持日本的“国体”，昭和天皇不得不向全体国民发布《凡人宣言》，申明自己是人不是神——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互相之信赖及敬爱联结，并非单凭神话传说而产生者。亦非基于以天皇为现世神，且将日本民族视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具有可以统治世界命运之架空观念……
天皇不倒翁（1）
这是有史以来天皇第一次向他的人民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而是凡人，对日本人精神冲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耐人寻味的是，“神国”的神话即使已戳穿，日本人“神国”的情结却并未因此而消散，最明显的，就是战败后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统治阶层对天皇制的拼死保护。
作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决策人天皇裕仁，本来是不折不扣的头号战犯，结果却是安然无恙，甚至连被传唤到军事法庭作证都免了。这当然是美国庇护的结果。当时，眼看至高无上的“现人神”有被押上法庭受审判的危险，日本朝野人士奔走呼吁，声势十分了得，遂使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有所顾忌，不敢将天皇请上法庭。奇妙的是：山姆大叔敢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却不敢在天皇身上动一根毫毛。据麦克阿瑟将军估计：“天皇的存在，可以与驻日美军二十个师的力量相匹敌。”美国需要用他作为统治日本的钥匙，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改造日本，否则将引起极大的*，给美国造成巨大麻烦。
比较一下各战败国元首们的下场，事情就更清楚了。
且不说希特勒，他知趣地提前自杀，避过了人们千刀万剐，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被愤怒的群众杀死之后，在树上倒挂了三天，来往的人们都向他投掷石块。意大利国王艾马努艾莱，被流放到国外，他的长子虽然即位，可是仅一个月就被废黜。比利时虽然不是战败国，但因为利奥波尔国王曾与德国合作，战后一直得不到国民的谅解，只好长期流亡国外，最后不得不把王位让给其长子（即后来的鲍顿英国王）。
裕仁天皇的命运与这些人截然不同，这仅从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战败后的第二年初，天皇出于对战败道义上的责任感和收买人心的目的，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视察慰问，不但没有受到群众的攻击或谴责，反而受到热烈欢迎。在大阪和名古屋，人们为了一睹天皇尊容，成群结队地拥来，甚至踩掉了天皇的鞋，挤掉了天皇的衣扣，每逢这种时候，天皇总是特别高兴。传记上这么写着：“视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进行的。人们多半出于好奇吧，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现在的天皇，他那温和的容姿，自然无饰的态度，与过去穿着威风凛凛的军服的天皇判若两人，这似乎使人有点不敢相信。”（见《日本天皇——裕仁》）
这样一幅君民同乐的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刚过的时刻，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包括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共有250万军人战死沙场，伤残不计其数。据统计，每两户人家就有死伤的人。现在，面对发动这场罪恶深重的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天皇，深受祸害的日本老百姓居然连一点怨恨的意思都没有，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英国一家报纸惊奇而坦率地这样报道：
日本战败了，被外国军队占领着，但天皇的声望不减当年。天皇到各地视察时，群众对天皇就像是对超人的神一样地致以敬意，日本社会不管遭到怎么样的破坏，天皇却成了唯一安定的因素。
这一次出巡，使盟军最高司令部再次认识到了天皇的声望和作用，天皇制于是就这样保留下来了，万世一系得以继续。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天皇不倒翁（2）
日本人对天皇的无条件的崇拜和热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还是听听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抄译一段日本刊物上的文字，作者是一位我认识的老前辈、日本财团法人伦理研究所会长丸山竹秋先生——
天皇制——那种建立在由几千年历史培养起来的情感基础上的天皇制，是全体日本人生命的存在，这不是来自某种道理和简单的感情，而是来自漫长的历史中由那种刻骨铭心的“永远互相信赖和敬爱”结成的一体感。
这种一体感平常也许一般感觉不到，甚至还会忘记，一旦日本面临重大历史关头，它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显示出来。回顾一下历史，事情就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那次战败的关头，即使是在绝望的深处，在人们的心底里，还是有一种让人感到安定的东西，这就是天皇的存在。
这番话内容十分暧昧，并且自相矛盾，所谓“日本面临重大关头”，究竟是指日本孤注一掷，疯狂地挑起太平洋战争，把日本引向灭亡之途，还是指日本遭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沉重打击，尝到原子弹威力后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正好反映日本人对天皇的非理性的崇拜。所谓天皇与全体日本国民“刻骨铭心”的互相信赖和“一体感”，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迷狂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面对大群日本民众抬着神舆（微缩的神社）呐喊起舞的狂欢情景，周作人在赞叹日本人团结和虔诚的同时，不无忧虑地想到：在这种狂热之中，日本丧失的是可贵的自我，假如碰到的是一位愚昧、罪恶的指挥，他们同样也会毫不犹豫地跳向火坑。这种担忧，若干年后竟被历史证实。其实，从某种意义讲，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真正在背后操纵这场狂欢的，不是那个指挥，而是那尊“万世一系”的神，到了一定的时候，连它都会失灵，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神”并不存在，那是日本人自己心造的幻影。然而，陷于迷狂的日本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神国”神话已被戳穿、天皇早已发表过《凡人宣言》的今天，日本人对于天皇仍然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民意测验表明：在日本，赞成保留天皇制度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战后初期的1948年8月,《读卖新闻》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国民对天皇的支持率达到％；1984年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国民中70％的人认为天皇是处于象征性地位的，主张维护天皇制度现状的人占％，而主张废除天皇制和给予一定政治权力的人均各为10％左右；1987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会对8000人进行了舆论调查，其中83％的人主张天皇制维持现状；1989年1月《读卖新闻》社在一项对3000人的舆论调查中，有82％的日本国民不反对目前的象征天皇制。以上的数字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约有80％的日本国民是拥护天皇制的。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的实质：不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是日本创造了天照大神，这个孤立的岛国太需要神的护佑，否则就会六神无主，失去主心骨，丧失凝聚力；同样，这个孤立的岛国特别适合于神的延续。平心而论，天皇神裔、日本神国之类不足为奇，世界各国的创世神话中比比皆是，难得的是“万世一系”，搜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的奇迹不能不使日本人产生错觉：日本人莫非真是神的后裔？日本莫非真是神的国度？因此，真正把日本人凝聚到一起的，成为大和民族精神核心的，与其说是架空的“神国”神话，不如说是“万世一系”的历史现实。有了“万世一系”的事实，“神国”才有底气，右翼文士渡部升一有一段文字，将此表达得非常清楚——
我痛感“皇神威严之国”的体会，是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昭和三十年（1955），我从还残存有战荒焚野的东京奔赴了欧洲。到了德国一看，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却有先进的汽车工业，而且食品也很丰富。在文化上，有歌德、有席勒，而且还有莫扎特、有贝多芬。即使被美国占领了，德国人心中值得骄傲的东西很多很多。
另一方面看日本，当时处于很难说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的状态。曾经勇名盖天下的陆海军已经完全覆灭了，国土上又是战荒焚野，工业也贫弱之极，更无法认为日本有世界通用的文化和艺术。那时，能使我面对德国人及欧洲人挺起胸膛的东西，日本有从神话时代直接连接下来的王朝，这就是说，如同希腊神话的阿伽农王朝延续至今一样，只有这个了。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都读过希腊神话，一这么说，全场愕然。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日本的王朝有一百二十四代，一说到此，对方无一脸不变色。如此以“皇神威严之国”来伸展我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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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天皇风波的背后
写到这里，令人想起几年前沸沸扬扬的女天皇风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释。
仿佛老天有意为难日本，日本皇室自1965年以来，直到2006年9月6日一直未添男丁。现位的明仁天皇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德仁皇太子与太子妃雅子结婚八年才生下一个女儿，小儿子文仁亲王与纪子王妃婚后生下两个女儿。根据日本皇位只能男性继承的现行法律，这种局面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到本世纪中叶，日本皇统面临中断的危机。
鉴于这种形势，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修改现行的皇位继承法，2004年11月17日，执政党下属的宪法调查会就皇位继承问题，提出“依据皇室典范的规定，不问男女，由属于皇统者继承之”的意见。同年年底，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下令成立一个由资深学者、法律专家等十人组成的“关于皇室典范的有识者会议”，讨论修改《皇室典范》等事宜，会议的宗旨是，在充分考虑历史现实的状况、社会舆论的变化以及民众的普遍想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使皇位稳定地继承下去。会议结束时，通过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表示：“我们已经研究了在皇室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皇位继承的稳定性。”日本的媒体对这份声明的理解是：日本如果要保持皇位的稳定性，必须承认女天皇的合法性。
其实，女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并不什么新鲜事，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的一千余年里，日本共出过八位十代女天皇，其中有两位曾前后两次登基。从历史与文化心理看，日本有较长的母系时代，据日本的创世神话《古事记》记载，天皇的皇太极——天照大神就是女性。因此对一般日本民众来说，天皇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在皇室出现“男荒”的情况下，由女性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据日本媒体的民意调查，70%以上的日本民众赞成女性继承天皇皇位，小泉政府正是根据这样的民意，考虑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
然而，随着女天皇呼声的高涨，反对的声音越来越激烈。就在皇位继承修改法案将要递交国会讨论的时候，包括自民党成员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纷纷行动，强烈反对女性继承天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郑重地警告人们：皇位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动荡，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如果处置不当，国家将会陷于“分裂”。一个由学者和文化人组成的皇室典范研究会，在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的宪政纪念馆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发出警告：“如果按照有识者会议的报告修改皇室典范，与其说有助于皇位继承的稳定化，倒不如说反而会动摇皇室的正统性的根本。如果诞生女性天皇的话，皇位的家族就将和天皇家不同。这是共和制革命的第一步。”2006年2月1日，反对女性继承天皇位的人士在东京举行*，一百七十名议员签署了一个反对通过新法案的跨党派呼吁书。而在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由学者和议员策划，一万多名日本民众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示威，反对女性继承天皇位，会上有人指责说：“那些建议修订皇室典范的人无视传统，企图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明仁天皇的堂弟友仁亲王，竭力主张恢复二战后被取消皇族称号的男性皇室成员的身份，或收养他们的儿子，或者恢复原来的纳王妃的传统，他表示：“日本的皇室绝对不能让一个女性来领导，这有悖于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神圣的皇室继承法不需要人任何的变动。”
碰巧的是，39岁的纪子王妃此时再度怀孕，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保守派。借这股东风，保守派展开强大的攻势，并且取得明显的效果。据后来的民意调查，日本民众对女性天皇的支持率已降低了七个百分点。2006年9月6日，日本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人们期盼已久的小王子呱呱坠地，沸沸扬扬、持续两年的关于女天皇争议，随之画上一个句号，举国上下皆大欢喜。
一位有识之士曾断言：女性天皇如果成为事实，将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地震”。理由很简单：天皇的“万世一系”属于父系，而非母系。日本历史上尽管产生过十代八位女天皇，但她们都是在严格的父系体制下，或为皇后，或为皇女，在有男性皇位继承者的前提下摄政。而现代日本，天皇已是一种“君临而不统治”的象征，不需要女天皇来摄政。假如女性真的继承天皇皇位，父系天皇血统的纯洁性就无法保证，一旦天皇血统的纯洁性受到污染，神圣性就会打折扣，“万世一系”的皇统无形中就被消解，这条自古以来凝聚日本国民精神的纽带就有断裂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父系）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天皇”，一切有损于“万世一系”皇统的事物，都将受到严厉排斥，“女天皇”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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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感警报系统
1973年，一个名叫小松左京的作家写了一部耸人听闻的长篇小说，名叫《日本沉没》，轰动了东瀛列岛。此书出版后不到一年，就重版一百余次，发行量高达四百万册，打破那几年日本畅销书的记录。后来，此小说又被改编成广播剧，还两度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小说以写实的笔法，虚构了一个日本列岛沉没的世纪末故事：几位头脑敏锐、有正义感的海洋地质学家在对日本近年气候异常的跟踪研究中，发现了日本列岛将要沉没的征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质疑者有之，嘲笑者有之，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情地证实着他们的推断，内阁首相不得不向全国人民宣布：日本列岛将在10个月之内全部沉入大海中。于是，整个日本处于一片惶恐和混乱之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纷纷转移资产，想方设法逃往国外，内阁策划向世界各地输送移民，又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各种不同的对策。小说最后以日本列岛沉没在万顷波涛中而告终。
这样一部预言日本末日到来的作品，能在日本举国上下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说明了日本人超常的忧患意识。正如日本一家报纸在解释这种现象说的那样：“它准确地抓住了日本的社会现象”。
日本人似乎早已养成这样一种习性，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出来喊“狼来了”，制造一个日本即将崩溃的神话，叫大家紧张一阵。耐人寻味的是，即使狼没有来，也没人责怪那个放羊孩，大家警惕心依然不减。过若干时间，又有人出来高喊“狼来了”，大家又是一阵亢奋。因为这个原因，在日本的书店里，永远都晃动着那些触目惊心的书籍：《日本危机》、《日本面临挑战》、《日本的悲剧》、《日本即将崩溃》、《日本向何处去》等等。记得刚到东京时，第一次走进宽敞明亮的书店，看到图书广告上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书名和黑色感叹号，再看看周围井然有序的布置和丰衣足食的人们，真使人如坠云里雾中。
当你在日本待的时间长了，并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会明白，这些耸人听闻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日本人的一种特有的报警方式，就像日本的电视节目里随时都有地震、台风警报那样。日本人已经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凡事都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我的朋友向井先生就是那么一个人，尽管只是一家小西装店的老板，每次与我聊起日本，自豪的同时，总是带着忧戚，每当我对日本社会的先进文明表露赞赏之意时，他在首肯之余，总会给我泼冷水，不是指出日本缺少资源能源，土地少空间窄，就是天灾太多，最后总是这句话：“别看日本现在挺牛气的，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完蛋。”——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听多了，也让人觉得有点装模作样。
有一次向井先生问我：什么是八旗子弟？我如实相告。向井先生听了很感兴趣，甚至还有点高兴，于是我就反问：日本有没有八旗子弟？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连连摇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似乎我问得很不应该，下面的话更是让我感到悚然：“要是有，日本早就完蛋了！”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有这样强烈的忧国意识，不能不让人佩服。
不过日本人的“狼来了”有时有点小题大做。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糸川英夫的东京大学老教授写了一本书，就叫《日本危机》。此书以另一种方式制造了一个日本危机的神话，它从当今日本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各个方面，诸如石油危机啦，高科技弊端啦，高龄化问题啦，日本交响乐队演奏水平低啦，年轻人胸无志向啦，银行存款卡的防盗啦，等等，向日本人敲起警钟。其表述方式也颇为独特：你们说日本现在已经很富裕，我偏说富裕使日本人萎靡不振，精神空虚；你们说日本已是全世界数得上的老人长寿国，我偏要证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五十岁一代的社会精英正在大批死亡，山梨县的长寿村正在出现短命化；你们都说日本的高科技水平世界领先，我偏要指出日本的新技术都是从外国批发来的，韩国的高科技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日本；你们都说现在的日本人重视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流行网球、滑雪、美式自由体操、游泳、高尔夫球等等，我偏把它称作“体育公害”，并竭力证明：运动过度导致心脏病、脑溢血、骨折、还有车祸，带来短命化，而真正有益于健康的运动，是符合生活目的的身体自然活动，比如洗温泉啦、散步啦等等。在这些“狼来了”的惊呼中，固然也有一些涉及“危机”，但大部分内容只是对物质过剩的现代生活的吹毛求疵和锦上添花的期待，读了叫人有点啼笑皆非。
尽管如此，老教授的拳拳忧国之心，不能不令人感动。我想，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警报器，构成了一套性能极佳的超敏感报警系统，时时提醒日本人，不要得意忘形，要有杞人忧天的精神，防患于未然。
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1）
这一类事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对日本的警告。
1840年6月，大英帝国舰队的猛烈炮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最后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求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不但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它在日本朝野引起的震动，更是非同小可。当时，正是幕府政权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时期，全面海禁，只留长崎一地作为对外贸易交流的窗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日本对外界情报的接受和掌握。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的警报系统就迅速启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幕府政权当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报告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报告称作“和兰风说书”。通过这些风说书，有关鸦片战争的消息及时地传到了东瀛列岛。比如关于中国禁烟运动的消息，最早在 1839年的“和兰风说书”里就有，它这样记载：“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 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十九件，其中有一件《蒙问今为阿片一件》，是一个名叫周蔼亭的中国船主提供的，其中这样记述：由于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皇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付与大黄、茶叶作为赔偿，隐匿不交者，查出后处以死刑。英国商人共交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九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份报告叙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大致符合事实。
除了这些“风说书”，日本人通过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迅速获得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846年大陆出版了一部叫《乍浦集咏》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浙江乍浦地区文人们撰写的悼念本地的殉难烈士、声讨英军暴行的诗文。令人惊奇的是，这部诗集到同年十一月，就有了日本的刻印本，这种近乎同步的刻印速度，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重视的程度。
这些“风说书”和书籍资料通过那些担任翻译的“通事”和负责抄写的幕府文职人员传到社会上，迅速流布开来。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出现许多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其中代表作之一、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战争的场面，还介绍了英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告诫“海防志士决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视”。正文前的序诗这样写道：“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略）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笑。唯我神州屹海东，四沿青涵苍波中。”诗的最后，作者点出写作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
好一个“天赐前鉴”，四个字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性格。请看看日本的仁人志士当时的表现——
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2）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当时幕府总理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立即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原本以为清朝是一个大国，夷狄不敢轻易侵犯，听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甚至还建议，为了应付这次紧急事态，应推迟参拜日光的时间，并将参拜日光的费用用于军备。1853年7月，他就海防问题向幕府上书，指出：“近来清朝鸦片烟之乱，乃前车之覆辙。”
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时，也忧心忡忡地说：“今清朝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
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鸦片战争尘埃尚未落定的 1842年11月，就提出了关于加强日本海防的意见书——《海防八策》，提醒人们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之后很可能来侵犯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像《南京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因此，日本必须把铸大炮、造军舰、兴海军作为当务之急——“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
精通西洋炮术的军事学家高岛秋帆有感于鸦片战争中英军炮火实力，在更早的1840年秋天，就通过长崎地方最高官员向幕府提出改进武备的意见书，他认为日本诸炮家的炮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毫无可用之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
著名诗人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勿恃海内多礁石，*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诗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倚仗大海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海路相通，西方列强的巨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
仁人志士们还从各个角度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清政府*、武备不修，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皇朝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遭此惨败的更深层原因。斋滕正谦谈到中国战败的原因时就说：“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
不仅如此，日本还从鸦片战争中了解英军的侵略伎俩，汉学家广濑旭庄就说：“清国之乱虽盛，然视鄂罗斯、英吉得掠取其地之道，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俩也，唯我邦一向有备，见清之被侮，更应慎矣。”江户末期的经济学者佐藤信渊还编了一部《防海策》，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说：“本邦与西洋夷无战，难得其议。然天保十一年（公元1840年），清国数十度之战，皆大败，不能与其对阵，最终割地、赔款、求和，因此特地记录清英水陆几十仗的战法并加评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这个天赐前鉴给日本带来三个好处：一、吸取了中国失败的教训；二、及时地加强了军备；三、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列强的脾气，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使日本在十三年后遭遇黑船叩关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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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1）
如果说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朝野，及时地为他们提供了前车之鉴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包含着复杂多重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日本朝野各界由于利益背景的不同，对之的看法各有不同。比如，幕府统治集团对太平天国革命当然是深感恐惧，严加防范，惟恐危及自己的统治；一般日本庶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同情之心，实际上表达了对*的德川幕府统治的不满；而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幕末维新志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缺乏正统性和摒弃周孔之道、信奉基督教而加以责难。然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引出的结论却是高度的一致：日本必须加紧实行变革维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幕末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一书中这样认为：“中国的治乱往往和我国的关系至大，决非离我遥远的欧美诸夷可比。”因此，太平天国革命的这一变乱对日本自然会有重大影响，他还举了历史上有名的例子：“过去天平宝字时，唐代安禄山谋反，天朝就命筑紫，加强武备，可见古代朝廷的用心，现在也应如此。”他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变乱为殷鉴，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止内忧外患联手，酿成不可挽回的败局。
对于日本有识之士来说，这种忧虑是极其自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增加了他们的危机感，他们担心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日本，转化成本国的“外祸”与“内乱”。早在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6月2日，萨州的藩医藤龙栋在一封信上就表示：从中国兵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将发生动荡的时代了，因此他预言“日本在十年之内也将发生战争”。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
1862年一批日本藩士乘坐“千岁丸”到上海，亲眼目睹了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现状和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据大树藩的藩士土峰源藏的细致观察：“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见《清国海上见闻录》）他们叹息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煸乱”的可悲处境，感到日本“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患引起内乱，而内乱又加深外患，因此对同样处在西方势力冲击下的日本也可能发生大规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吉田阴松指出：如果国家混乱，流民蜂起，黠夷就会乘机而至，而最危险的，莫过于流民与黠夷相勾结，内忧与外患相结合。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必须以“厚民生，正民心，养民力”为最大急务。
就这样，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了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鸦片战争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睛。其实，岂止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日后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哪一个事件没有对日本产生过震动或深远的影响？当然，仅有这些外部因素存在，而没有日本那样的敏感的接受系统，纵然天赐良鉴，也会漠视无睹的。
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2）
英国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在《日本谍报史》里指出：“日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谍报概念比其他国家更加广泛，也更富有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日本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充实自己。这一点始终是日本谍报思想的基础，也是日本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支柱。今天日本已经跻身世界上最伟大强国之列，靠的是收集情报。”的确，日本人都是广义的“间谍”，构成了这个“超敏感警报系统”无数灵敏的小触角。
在一本西方学者《南蛮文化渡来记》的书里，记载“铁炮传来”的故事：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萨南的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子的葡萄牙人，穿着奇装，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骚动。同船的中国人通过笔谈告诉日本人，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岛民极大的兴趣，而更吸引人的，是其中两位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铁炮”（火枪），试之果然威力不凡。看见这样的东西，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手下的工匠金兵卫尽快地学习制作。为了学得技术，金兵卫甚至不惜使出“美人计”，向船长献出自己的女儿。
这使我想起战后日本人到世界各地到处“偷”技术，许多企业就是依靠这种“偷”逐步发展起来的。汽车、手表、半导体、彩电、照相机……无不如此，只要世界上存在比自己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收入囊中，经过改造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本能。
一位留日学生在自传中写到：他曾在日本一家生产电器零件的小公司和一帮家庭妇女一起打工，工作较简单，就是用手工将很细的金属线穿进一个部件里，一开始他干得很慢，速度远不如日本娘们，后来由熟生巧，他发明一种新的穿进办法，别人都是一根一根往里穿，他却能一次同时穿三根，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一下引起日本同行的警觉，不断有人窥视他的动作。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所有日本娘们都采用了这种新技术，使他不胜惊讶。
普通家庭妇女尚且如此，遑论别的日本人。行文至此，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比起日本这个近邻，我们中国人显得何其的迟钝和麻木！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没有唤醒中国人；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内乱，没有真正触动昏聩的大清政府；甲午一役，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东瀛蕞尔小邦，惊动朝野，但对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意义不可谓不大，但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少数仁人志士；甚至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主要也限于知识分子，而大多数中国的民众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直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到中国全土、刺刀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才真正摆脱麻痹的状态。还是毛泽东说得对：要不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不会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一个如此从容不迫、感觉迟钝的民族，与日本这样一个超敏感、进取心十足的国家为邻，实在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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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1）
日本人常常喜欢自比犹太民族，甚至把自己比作“岛国上的犹太人”，与犹太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情。我读到过不少日本作家、学者写的书，对犹太民族总是大加推崇，对历史上犹太人在失去国土、横遭驱逐的险恶环境下顽强生存的意志、能力和智慧，以及在获得了领土之后依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日本人同情犹太人，有其内在原因。千百年来，这个民族一直为生存问题而困扰：日本列岛狭窄的空间，匮乏的资源，稠密的人口，加上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频袭击，使这个民族时时处在生存危机中。试想一想，要是有朝一日东瀛列岛真的沉沦海底，岛上的人有幸脱出，不就和没有国土的犹太人一样了吗？由此可见，日本作家产生“日本沉没”的危机感，并非空穴来风。
也许除了犹太民族，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家园情结。37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生存着亿人口，换句话说，每一平方公里上，就有320多个日本人在吃喝拉撒，这样的人口密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少有；而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乐园，而是整天都在晃动，时时叫人提心吊胆。
正是这种超常的危机意识，使日本未雨绸缪，在近代以降严峻的国际生存竞争中占据先机，先是战胜大清帝国，割取朝鲜和中国台湾，尔后击败北极熊，将俄国势力逐出中国东北，然后将整个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属国，短短几十年里将领土扩大一倍以上。由于过于贪婪，见好不收，吞进去的东西后来不得不再吐出来，日本重新缩回东瀛列岛。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战后，趁着东西方冷战的气运，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奇迹般地再度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元成为响当当的世界硬通货，日本的电子产品畅销全世界，日本的国民人均收入接近世界第一。然而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一如既往。
这一切在《日本沉没》里有恰如其分的表达，那位对日本政坛有举足轻重影响力、来路神秘的百岁老人的一番话，不啻是大和民族自强不息生存意志的悲壮宣言——
怎么样？仔细瞧瞧吧！尽情领略一下日本的湖光山色吧。正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是辽阔的。从东北到西南，纵横二千七百公里，四周布满大小岛屿，三千米以上的高山，蜿蜒纵列一片，总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在这上面居住着创造了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第三位的一点一亿人。这样一个日本……这个巨大的岛屿，现在，你还认为它真的会下沉吗？当真现在还相信，它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迅速下沉的事吗？
这近乎神经质的发问，把日本人的生存危机感和对生存空间的渴望表露得无以复加。百岁老人委托的三位日本学界精英，对日本未来的命运分别预设了三种方案：第一，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在世界什么地方建立一个新国家；第二种，把日本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归化到所在的那个国家里去；最后一种情况是，世界上哪一个地方都拒绝接纳，为此，他们设计了另一种极端的方案，那就是听其自然，以不变应万变，其中一位还声称，“也许这正是——日本人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地方”。
然而这个极端的方案遭到了否定，百岁老人中气十足地对三位精英说：“假如‘日本’真的化为乌有了，也就是说，把日本从日本人中消失了，把日本人搞成无国籍的普通人了，那么，问题倒简单了。但，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文化和语言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日本这个国家，日本的民族、文化、历史，都能同归于尽，那倒也干净利索，然而，日本民族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还拥有极大的冲劲，这个民族的‘气数’还没有到头哩……”
东方“犹太人”（2）
令人悚然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这本书，就可发现，书中的许多期望和预测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作者当时对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构想是：日本垄断资本应当往发展中的国家渗透，实行迁厂和对外投资，同美国、欧洲共同体竞争，将日本作为“亚洲工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请注意以下的文字——
官房长官在答记者问时说：“不管怎样，日本经济不同海外联系，就无法维持了。整个日本社会似乎已经到了如果不飞向世界，不飞向海外，不到外面寻找为人类做些贡献的新工作，就寸步难行的时候了。如果再陷在国内事务中，不能自拔，那就只会自己害了自己了。”
一家杂志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这样说道：“‘国家’变成了从前的‘家’，世界变成了从前的‘集体’。为日本民族的健全发展着想，今后，日本也应把国内事务交给妇女和老人，男人都飞向海外，把自己锻炼成新时代的‘世界的大人’。”
读着这些文字，想一想当今遍布东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日本企业商社，日本本土的“企业空洞化”现象，想一想世界各大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日本产品的广告，想一想中国众多家庭所拥有的“松下”、“日立”牌的电器产品，想一想日本与美国、欧洲的持久不断的贸易摩擦和日本产品强劲的竞争力，想一想日本以金元为后盾，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并正在努力变成政治大国，真使人毛骨悚然。听听那首当时流行很广的、仿照昭和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煽动侵略中国而谱写的歌曲吧：
动荡扶桑岛，实在住腻了，你走我也去，成群朝外跑。
歌中所唱的，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看一看蜂拥而出、到国外寻找发展空间的日本企业，就足够了。“从前军队，现在商社”，日本公司社员经常挂在嘴上的这句得意的口头禅，不也恰好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吗？以前用武力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用经济的手段都达到了。东瀛列岛并未沉没，向外扩张倒是变成了事实。
日本不愧为是一个善于化逆境为财富的民族，他们由频繁的地震培养出无以伦比的建筑才能，日本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是世界一流的，东京的地铁，其规模和密度之大超过欧洲；他们由资源贫乏、领土狭窄发展出先进的加工技术，日本的汽车、照相机和电器产品，总能以青出于蓝的优势击败对手，在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切，正如《日本沉没》的作者自诩的那样：“从某种意义来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特别是大灾大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五、“*”
二十年前，日本列岛又响起“狼来了”的惊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的经济秩序还能维持吗？日本还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吗？
1990年5月，一个名叫村井友秀的大学副教授在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此公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变化深感不安，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耸人听闻的声称： “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模式’，即强者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此公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这种“*”在日本近二十年来不绝如缕，引发一轮轮“日本沉没”的忧思。新版大片《日本沉没》人气火爆，日本陆沉的时间由小说原著的三百天之内，缩短到九十天之内，形势迫在眉睫！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中国成了日本想象的“灾源”。据《平成三十年》一书的预测，到2018年，日本的经济将极度萎缩，曾经多达六十万家的建筑公司只剩三家，除了修路别无事情可作，日本在制造业、医疗和保健业的地位完全被中国取代，长江中游沿岸住着五万名无力在本国生活的日本移民。这种惨状在《日本封印》中有更严重的描写：日本因秘密开发军事卫星激怒了美国，中美两国联手对付日本，中国要求日本交还冲绳，中国和美国还对日本实施封锁，并将大批难民输入日本，企图占领这个岛国。日本一位研究所的所长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将影响日本人的基本生活，中国对食品的巨大需要将占领国际市场，使日本出现粮荒副食荒，十几年后，普通的日本家庭很可能再也吃不上他们喜爱的生鱼片和寿司等。凡此种种，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宣扬同一个意思：中国的崛起，导致了日本的“沉没”。
凡此种种，究其实质，其实不过是自私阴暗的岛国心态的反应。纵观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直至今日，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戒之心，想尽一切方法加以扼制。事实上，他们已先后两次成功地阻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是1895年，日本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之后割让台湾，巨额索赔，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其时中国近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却被这股力量无情截断，使中国陷于战乱的深渊。现在，就在历史给中国提供第三次机会的时候，日本跳出来叫嚷“中国威胁”，其目的昭然若揭。日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强大。他们希望的，是一个不死不活、勉强维持、停滞不前的中国。读一读明治维新的*、大军阀山县有朋面对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讲的一番话，一切就清楚了——
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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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与“突发”
生活在南方沿海城市的人，一定知道台风的厉害。那是何等的狂暴肆虐，摧枯拉朽，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然而，在台风来到之前，或者过后，往往是出奇的平静，平静得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一个民族的性格就像台风，你会作何感想？
碰巧的是，一个名叫和辻哲郎的日本著名学者在他的《风土》一书里，就将日本人的性格比喻为台风。按照他的看法，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人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它“既不是单纯地感情横溢，也不是单纯地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出，变化中有静静的持久。”
这位学者还指出：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变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所以又可以将它称作“急性的、决断的忍从”。
这些听起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至少在现象上，很到位地把握了日本人性格微妙的脉搏，不愧为一位一流日本学者对本民族的灵魂血液设身处地的体察和表达，外国的“日本通”无论怎样高明，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无疑，和辻哲郎完全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评价这种性格的，他写这本书时，正是日本自我膨胀、自大自恋发展到极点的上世纪40年代。此公只看到了台风性格美妙的一面，对其可怕的另一面则视而不见，这一点不奇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通过一位日本一流学者的这种自画自赞，人们可以更加确认：日本是一个情绪型的民族，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精神结构中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缺陷；当年，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龄上“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恐怕与这种台风性格不无关系。
台风性格的最基本特征，正如和辻哲郎所言，就是“忍耐”与“突发”，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具体的条件而发生转换。忍耐，意味着能量的积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要求释放；然而，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节控机制，这种要求一再受到压抑，惟其如此，一旦发作起来，就格外的厉害。日本社会很多不寻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讨仇之类，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残忍行为，都可以从这种压抑机制中找到答案。
这种台风性格，可以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印证。
喜怒无常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脸就像日本的天气，说变就变。”在东京时，常听中国留学生这样抱怨，就自己的经验而言，也相当真实。
记得在一家酒吧打工时，常为这种事情束手无策：几分钟前还在夸你如何能干的老板娘，突然沉下脸来，说你这也干得不对，那也干得不对；还有，顶头上司的山本动不动就跟你板脸，好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可是一高兴，又同你亲热得不得了，简直叫人莫名其妙。有一次闲聊，我问起他的脾气，山本吐了直言：他的情绪变化非常快，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西方传教士无法理解这种事情：对下人一直很和蔼的主人，为了某件不可饶恕的冒犯，有一天突然就把下人杀了，事先一点迹象都不透露。电影《人证》里，道貌岸然、风度幽雅的母亲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从美国远道而来认她的亲生混血儿子，看了叫人毛骨悚然。我们中国人一般把这理解为日本人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以前读郁达夫评传，为其中一件事纳闷：郁达夫在东京留学时结交了日本进步作家佐藤春夫，郁对佐藤十分崇拜，执弟子礼，佐藤对郁也很欣赏，他们的交情之深，达到了郁可以随时上佐藤家登门拜访的程度。然而，佐藤突然就翻了脸，写文章骂郁达夫，还在一篇内容拙劣的剧本中对他进行影射，郁达夫十分惊异，并且愤怒，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予以回击。传记作者从中日关系的恶化来解释这件事，将此归结为佐藤歧视中国的民族偏见和殖*义思想。这自然不差，但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简单，至少还有性格上原因。或许在交往过程中，因性格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差异，郁无意中有冒犯对方的行为，佐藤一直忍着，待到两国矛盾激化时，在狭隘的民族情绪煽动下，一举发作出来。
日本电影中，最令日本观众着迷的男子汉形象是这样一种类型：平常沉默寡言，表情冷淡，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受着各种各样的压抑和委曲，可内心深处却蕴藏着非凡的生命激情，一到紧急关头猝然发作，显示不凡身手，平定乾坤，创造奇迹。大牌影星高仓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这种“忍耐——突发”模式的翻版，日本观众百看不厌。高仓健以出众的天资和出色的表演，天衣无缝地演绎了大和民族男子汉的性格，多少年来，在影迷偶像榜上一直名列前茅，享受着日本影迷的崇拜，如今廉颇虽老，宝刀依然闪闪发光。同样，由三浦友和主演的一系列爱情加暴力的影片，巧妙地将美国模式和日本趣味结合到一起，男主角性格内向，铁一般的意志与突发性的歇斯底里交织在一起，为了夺回爱情，一场昏天黑地的打斗之后，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地恢复了平静，英雄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的恋人（美人），把日本的观众迷得一愣一愣。
与银幕上的日本男子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的民歌。日本的民歌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跌宕起伏的旋律和一唱三叹的情韵，使人感受到日本人内心深处丰沛而悲壮的生命情怀。日本民歌的旋律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宁静单纯的，像《樱花》、《四季》那样，旋律简单到了极点，音域只限于一个八度，平淡中带着一股伤感的美；另一类刚好相反，旋律动荡起伏，音域跨度很大，浅唱低吟中潜伏着突发的高潮，听来令人心荡神摇，唱到最高处，往往会发出一种令人悚然的颤音，电影《车站》的主题歌就是典型的例子，歌手在演唱这一类歌曲时常能煽起听众狂热的激情，自己亦被狂热所裹挟。日本的歌手好流眼泪，突发的激情喷涌时，宛如徘徊盘旋的雄鹰突然跃升，直冲云霄，坚强的歌手这时拼命克制自己的感情，感情的滚滚波涛却因此而加倍翻腾，终于冲破理性的堤坝喷涌而出。歌手的眼泪，把观众激动得忘乎所以，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能乐：面具下的情感火山
在东京时曾应日本朋友的邀请，看过几场传统的“能乐”和“文乐”，每次看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由于日语功夫欠到，听不懂那些古奥的台词，对于剧情的细节也不太清楚，然而，那沉重缓慢的节奏，单调迟缓的动作，鬼哭狼嚎似的人声伴奏，那断断续续、不屈不挠、一声催一声的太鼓声，还有那零乱滞涩的三弦琴，无不给人一种阴森静寂、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一座封压已久、蓄满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在无奈地呻吟。邀我看戏、以画文乐人物著名的水墨画家今冈琴子告诉我：能乐和文乐，寄托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情感，所谓的寂静与幽雅（日语称作WABI和SABI），是一种非常高雅的艺术。对于这种艺术境界，老实说一开始我不能理解。
后来看了黑泽明导演的电影，我的看法改变了，我惊奇地发现；黑泽明的镜头处理和画面效果，与能乐何其相似。他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贯穿着能乐的精神，画面再热闹，也给人静的感觉，画面再静，也有一种逼人的紧张感。有一个镜头，出自哪部电影已经忘了，至今烙在我脑海里：黑夜里，武士手擎旗帜，在敌人的枪林箭雨中巍然屹立在阵地上，一个武士刚倒下，另一个武士跟上来，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安详肃穆，仿佛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武士如此平静地面对死神，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感觉。
其实，岂止是黑泽明的电影，放眼日本的艺术世界，音乐、诗歌、绘画、茶道、插花、陶器、工艺制品，不约而同都有一种受抑制的含蓄之美，内含着丰富的张力。这种艺术魅力，来自一种引而不发的节控。对于日本人来说，由“忍耐”到“突发”的过程，是最引人入胜的，把这个过程尽量地延长，于是就成了日本艺术家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和拿手好戏；把玩和吟味由“忍耐”到“突发”临界状态，也成了日本人特有的嗜好。日本的国技相扑，最有魅力的，其实并不是大汉们搂到一起拼搏的情景，而是起跳前那一阵漫长的、斗鸡般的双眼对视，日本人称此举为“仕切”。在这段时间里，相扑手静静地蹲着，一边以眼神威慑对方，一边调整自己的呼吸，捕捉战机。这种“仕切”通常要持续好几分钟，而且会反复多次（因为双方必须同时跳起才算数，否则就得重来）。因此在看到正式的肉搏之前，往往要等上很长时间。外国人不解此中奥妙，常常觉得无聊，中途退场的也有。其实，相扑比赛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仕切”，取决于眼神与眼神的较量，日本相扑界一大霸主横纲曙太郎，就以眼光狠毒著称，一些心理尚欠磨炼的选手尚未交手，就已气馁，像小鸡遇到老鹰一样被逐出赛台。正是这种漫长的、有意味的沉默，给最后的一搏增添无穷的兴味。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起跳前的“仕切”，过去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选手双方可以在赛台上无休止地对视下去，由此可见日本对此是多么的入迷！直到昭和三年（1928年）大相扑比赛开始在广播电台转播时，相扑协会才对“仕切”规定了时限，以后又连续四次缩短“仕切”的时间。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仕切”的时间也逐渐缩短，即便如此，“仕切”仍然是相扑比赛必不可少的程序，它所占据的时间，依然超过相扑选手正式肉搏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