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重要但很明显的是，这也意味着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我们刚刚开始在诊所案例中考虑成本效应。”布伦特·詹姆斯回忆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保险可以报销，但他们却控制花钱的过程。詹姆斯对此感到很尴尬，他觉得他必须要向IHC的执行团队道歉，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因道歉遭到了批评。“你已经让病人有了更好的医治效果，无须道歉。”首席财务官比尔·纳尔逊说道，“如何平衡财务收支，是我们管理人员的职责。”然而最终的情况是，与美国其他医院的平均收费相比，IHC医院的常规收费整整减少了30%。
财务状况只是一个并发症。最难的事情是改变医务人员的思维定式。布伦特·詹姆斯解释了个中缘由：
作为一名医生，挑战我的医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挑战我的能力、我的专业能力，挑战我个人……对于很多医生和护士来说，这是很具有威胁性的。
为此，医生需要在如何看待自己这方面做出重大转变。事实上，过去我是拥有自主能力的个体，只对上帝和我自己负责。我可以告诉你我为病人做了哪些，告诉你我多么优秀，但差别是，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衡量它。我们发现，在与病人有关的治疗效果方面，我们并非那么优秀。当然，我们希望有所改进。
当然，这个问题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医生们的天性就在于竞争。在质量竞争方面，他们不想落后于他人。
已经退休的帕克仍然热衷于追求质量。他非常看重新想法，他去了所有他能够学习的医院进行交流。他与如此多的医院董事成为朋友，他们带给他奇思妙想，以较大的折扣采购和购买保险，这再一次节约了数百万美元。业内人士尊敬他，推举他为美国医院协会会长，并最终成为国际医院联盟的会长。
在帕克的想法中，高质量与低成本不可兼得这一铁律是错的。通过一切措施，IHC的医疗保健质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这项成就完成了IHC的使命，使其成为医疗保健服务的典范。研究医疗保健体系多年的达特茅斯学院的约翰·温伯格博士说：“这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典范，它告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改变医疗保健行业。”《华尔街日报》写道：“如果美国的其他地方也能提供山间医疗保健的高质低价医疗服务，美国的医疗保健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吉姆·诺曼只是做了小规模的尝试，而IHC团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尝试。IHC已成长为一家具有23家医院和50万病人的连锁医院，它正在蓬勃发展第3选择，来替代陈旧的假设，即医疗服务必须按量分配，否则成本将飞涨。诺曼和帕克对医疗保健的大辩论都不感兴趣，他们抛弃过去的理论，因为他们明白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提升治疗效果，同时不断降低成本。大辩论只会失去创造第3选择的机会。
但现代医学并没有失败，它是一个奇迹。随着病人与医疗保健人士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协同效应，正如布伦特·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远远超过了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
地球的健康
当附近城镇的垃圾堆积如山时，曾经美丽的黎巴嫩赛达海滩上的有毒废物已越来越多。这些垃圾山有4层楼高，体积为50万立方米，小山一般的垃圾堆像冰山一样涌入大海，污染着地中海，使本地海龟窒息，堵塞的海滩蔓延至叙利亚和土耳其。
附近国家的每个人都希望这堆垃圾能够得到清理。
赛达市说，这是国家的问题。国家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双方的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当双方争论不休时，垃圾山变得越来越大，毒物侵入水和空气，不少鱼类死亡，当地居民感到呼吸困难，很多儿童都染上哮喘病。
赛达的“垃圾山”仅仅是两种选择思维模式中的一例，这导致世界范围内环境的不断恶化。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未幸免于难。这不是“自由与保守”的问题，但人们为了它疯狂地争辩。对于每个社会来说，地球的健康都是人们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我们的“严峻挑战”调查受访者选择“环境管理”作为三大全球问题之一：
·智利：“大多数世界问题都源于人们没有可持续地生活。”
·印度：“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环境。我们滥用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荷兰：“处于海拔较低位置的国家可能会遭受环境破坏带来的惨重损失。”·美国：“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除非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太贪婪了，未来的人们将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但它们反映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恐惧。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热情空前高涨，正如人们对“地球一小时”行动的大规模回应一样，“地球一小时”是一场互联网行动，要求全球的人们和组织在每年的某个特定时间熄灯一小时。像埃菲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这样的地标建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都会关灯变黑，以节省一个小时的电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球一小时”在很多国家以火把游行的方式庆祝，黑色的烟又污染了空气，这表明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社会的每个级别，环境辩论都有可能走向两极化，从最私人化到最全球化。这种下滑速度非常快。正如我写到的，在我居住的美丽的犹他州，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于政府决意拆迁他们的房屋以修建马路的举措非常愤怒，他们质问政府为何不向西修建马路，穿过野生生物密布的湿地。“谁更重要？”他们喊道，“我的家庭还是罕见的青蛙？”其他人反驳道：“你总能找到一栋房子，但青蛙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正如戴维·佩珀所总结的：“关于环境开发的冲突，我们能实现双赢解决方案而不是‘零和’解决方案吗？我们能像丰富环境那样丰富我们自己吗？”
在全球的层面上，人们对于科学团体的研究非常担忧，担心人类活动会让气候变得更糟。大多数科学家都在真诚地努力，以尽可能客观地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结论，他们显得审慎而严谨。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但它也给应做决定的人造成了一些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似乎都倾向于这一观点，那就是，工业科技使地球以非自然的方式变暖，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孙辈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美国宇航局太空研究所的物理学家詹姆斯·汉森说道，“地球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他预测到，大量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度上升将导致“北极海冰消失，融化成小冰层和冰碴，不仅会对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造成威胁，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许多有名的科学家也认为这种威胁被高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理查德·林德森总结道：“全球变暖这一预测根本没有实质性基础，他们只是从观察到的几种温室气体的增加得出来这样的结论，例如二氧化碳、甲烷和含氯氟烃。”
如果它与我们社会没有太大关系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一定趣味的学术讨论问题。如果气候向着我们无法生存的方向发展变化，必须有人做出决定该怎么办？什么都不做跟采取措施一样，也是一个决定。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而且两种选择的思考者正忙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妖魔化对方。一方声称，需要对气候变化做出响应：
（环保主义者）想让你生活在一个更小、更方便、更舒服、更昂贵、娱乐活动更少和希望更少的地方。环保人士的道德恐吓仅仅是个开始，他们还会以不耐烦的热情通过法律效力限定你的活动、饮食、家庭能源使用、住宅的大小、你可以旅行多远，甚至你可以有多少孩子……绿色生活是指别人微调控你，缩小你的梦想，把我们每一个人塞进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中……让你生活在环保人士的控制中。
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这种怀疑是错误的：
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它的证据或理由并不充分，任何试图将注意力放在科学发现的行为都会遭到激烈的谩骂。这一领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些书和网站都迎合新的文学市场：具有低智商的人……宣称自己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会相信任何过时的哗众取宠的观点，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非常震惊。
当然，这些都是来自拥有两种选择思维模式的人的声音。谁会知道相互侮辱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给反派打上有精神病、险恶或愚蠢这样的标签很容易。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球观点倾向于这两大类。
我们属于哪一类人？
很明显，对有着强烈情感的一些人来说，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是一个痛处。左派和右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但是大多数人都仅仅只是渴望不以牺牲文明为代价得到清洁的空气、水和多产的土地。这些目标具有竞争性，或者说是矛盾的。但是作为一名协同主义者，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只有两种选择时，我们都要意识到这是两难的困境，我们要高兴、激动地向第3选择前进。我们同样知道走向第3选择需要什么。
我们必须将自己看成是学习者和困难解决者，而不仅仅是主张一种观点，要用尊重和同理心的眼光看待别人。我们找寻他们的意图在于理解他们，而不是加入令人厌烦的辩论怪圈。最终，我们共享达到协同的目标；共享创建第3选择的目标，使全世界（包括土地、空气、水、野生动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家庭）实现多赢局面。
当教授人们这些协同原则时，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这里有多少人能够强烈地对保护环境、水和空气的纯粹方法产生共鸣？通常约有一半的人会举起手来。我接着问：有多少人认为纯粹的方法有点儿遥不可及，且没有足够关心我们要求进步和发展的需求？通常另一半人会举起手来。然后我从两组中分别邀请一位代表加入。我同时问他们：“你准备好去寻找一个比你现在的想法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如果他们回答“是”的话，我就会强调他们当前的共同目标就是达到协同——寻找一种比他们任何一方想法都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得去思考讨论结果的协同。如果他们不能充分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不能确保自身的完整和对他人的尊重，我将质疑他们是否会达到协同。出于深深的信念，他们不能评判他人。当他们同意去找寻第3选择时，他们将都拥有一个暂定的互利共赢的态度，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需要创建第3选择。
然后我让他们开始谈话。下面是由我主持的一次会议中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的讨论过程。
她说：“他们在污染我们的星球，我们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看看他们在雨林里做了些什么，你再看看我们的峡谷。森林、山谷，应该保持原始状态，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自然资源。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进步。”
他说：“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取得一定的科技进步。”
她说：“但是为什么呢？人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但是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他说：“我理解你的说法，让我们看看能否帮助你厘清观点。你穿合成纤维的衣服吗？”
她说：“不，这是蚕丝做的衣服。”
他问：“那鞋子呢？没有死去的动物的话，哪里有皮革呢？”
她回答：“我不知道。”
他说：“我喜欢我的皮鞋。”
她说：“嗯，牛也喜欢。”
他反问：“这些不是科技产品，来源于石油吗？”
她说：“不，它们是棉花，这只是棉线。”
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需要在进步和维持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吗？”
她说：“虽是如此，您难道不认为科技进步已经走得太远了吗？”
第40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8)
他说：“很明显你是对的。一定数量的生产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人说机器的过度使用破坏了环境。我们应当谨慎些，应当学会合理利用。你赞同吗？
她说：“那是他们一贯常说的（却并没有落实行动）。”
很明显，这里并没有相互理解。讨论过程变得有些不耐烦，双方一直在兜圈子。因此，我教他们采取“发言权杖”的方法，教他们用同理心倾听的思维模式和技能。基本规则是，你不能发表你的观点，直到你能够复述其他人的观点并使对方满意为止。这样，其他人就会感觉获得了理解。
这位女士尝试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她看着他的搭档说：“你认为，如果谨慎些，可以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当生产需求增多而环境监管不力时，就很容易触碰到底线。因此，如果适度保持平衡，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不对环境造成引起小动物死亡的恶劣影响。”
这并不表明她赞同这一点。她并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她仅仅是试图去理解。然而，对她的理解，他并不感到满意。他感觉她在模仿他。她必须从他的立场考虑问题。
我问这位男士：“如果从1到10打分，她对你的理解有几分呢？”他告诉我有5分。而她只给自己评了1分，我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虽然对方并没有理解，但尝试用“发言权杖”沟通会让人感觉自己被理解了。当你努力去理解一个人时，你其实是在劝说自己，你告诉自己：“我不要评判他，我要坚持，我要换位思考，理解他的感受。”
现在轮到他来理解她了。我要求他尽可能地表达她的观点，传递相同程度的理念，在这方面尽力达到8分、9分，甚至10分。他说：“环境的质量在下降，动物、自然环境都在遭受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随着环境恶劣而下降。子孙后代将生存在比现在更差的环境中，垃圾正在毁灭动植物的生活环境。”
她给他打了7分，而他给自己的评分要低一些。我认为他的音调、表达的感情和她传达的一样丰富。我们越来越趋向共鸣。
我问他们俩：“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回答？感觉该你说了？抑或真的理解对方了？而且真心地向对方打开心扉了？”
他们认为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这位男士问我：“那我们现在进展到哪里了呢？换位思考有什么用呢？”
显然他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我说：“你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是协同，这是比你以前想到的更巧妙的解决方法。你们俩都生活在地球上，你们，你们的家人，整个人类都是相互关联的。”他点点头，看似刚开始明白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花费时间得到的结果，他们之间开始出现的共鸣鼓舞了我，因为这对协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们两人看似对对方都更加尊重和敬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或许最终可以解决世界性问题也未尝可知。
归根结底，自然环境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也会延伸到其他生命身上。说到我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要我们摸着良心说出我们心底的动机是很残酷的。我们浪费？冷漠？故步自封？心胸狭窄？贪婪？盲从？用一些思维缜密的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回答做什么之前，先问问我们是什么人”。
“像山一样思考”
理想情况下，对所要做的工作达成共识是协同的第一步。不为成功设定标准，你就不知道怎样才算成功，而你取得成功的方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也是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要进行换位思考的关键原因。老是讥讽，侮辱彼此，你是不会获得第3选择的。只有更加仔细，从各个方面周全地理解所要做的工作，你才更可能取得成功。
当热心的群众熄灭电灯来减少发电厂的污染，并举着冒烟的火把在大街上游行时，思想更深邃的人们会坐下来沉思：“有没有人真正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如果对这份工作没有理解，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失效，由此产生的结果也会很无力，甚至适得其反。”
例如，几十年前在美国西北部，工程师们疏通了河里由于大量漂浮原木沉积造成的阻塞，并把水通到了普吉特海湾。他们这样做不仅打通了水上运输，而且使要产卵的鲑鱼更容易迁徙到上游。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那片水域以渔业为生、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美洲原住民。然而很快，那些水域中曾随处可见的大鳞大马哈鱼就开始神秘消失。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斯卡吉特人或斯诺夸尔米人可以告诉工程师们，大鳞大马哈鱼最喜欢的栖息地就是原木经年累月所形成的堰塞湖。一旦没有这些阻塞，大鳞大马哈鱼就流离失所了。但这只是普吉特海湾里鲑鱼减产的开端。几十年来，西雅图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污染了普吉特海湾，鱼类中毒，氧气缺乏。大坝和过度捕捞使得鱼类数量急剧减少。今天太平洋的鲑鱼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鲑鱼的产量下降了40%，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1/3的原栖息地里的鲑鱼已经完全消失。科学家们发现，每年普吉特海湾丧失50万吨的营养成分，其周围的森林和野生动物都在饱受饥荒之苦。最终的结果对整个地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西雅图科学家约翰·隆巴德通过对整个普吉特国家的观察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任由它沦落为一个孤独、贫瘠、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就是丧尽天良。”
当然，没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指责：渔民责怪伐木工，伐木工责怪开发商，而每个人都责怪政府。一些人耸耸肩说失去鲑鱼也是进步的代价。其他人则感到很震惊，他们要求禁止伐木、捕捞或施工。要么要鱼，要么要人。但按理来说，对于环境，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满足“你赢我输”或“你输我赢”的心态。我们要的是双赢，不然最后我们都是败者。
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生态”一词基本上描述的就是自然中的协同：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在这一关系中，创造性的部分被最大化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星球上，这里的整体并不意味着部分的组合，因此我们不能单个地来对待每个部分，抑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正如一个工作小组一样，如果单个成员不能取胜，整个团队也不能获胜。彼得·康宁博士警告我们必须以协同的思维模式看待整个世界。
在加深对系统中所有“部分”的理解，以及系统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模式方面，我们不断被挑战。我们的短见令我们不愉快，让我们无比惊讶，而这种危险是永恒存在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学着找出更加复杂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更大的后果。
世界的协同奇迹取决于整体的完善。只有在环境恶化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正如我们所见，我们也是这样对待健康问题的。我们透过“工业时代”的透镜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机器坏了，是可以“修理”的。我们也是如此看待环境，把它视为机器。正是这样的心态，才导致保健成了一种疾病产业，而非健康产业。
然而，正如康宁所说，“认为生物过程是确定性、机械化的思维模式有本质上的缺陷。”世界是个鲜活的体系，不是一部僵死的机器。它相互依存的本性使得各部分的福祉和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数的例子佐证了这一点，而非洲的向蜜鸟尤为典型。这种鸟住在蜂蜡上，但不能进入蜂箱吃蜂蜜。当它发现一个蜂巢时，它就向一种叫作密獾的像貉一样的动物发出信号，当密獾刨开蜂巢取出蜂蜜进食的时候，这只鸟就在蜡上取食。这种鸟只能食蜡是因为它们肠道的细菌能把蜡分解成营养物质。更有意思的是，肯尼亚的博洛南部落人也加入了这场盛宴中。博洛南部落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地上放牧，给草地施肥。蜜蜂们则采集草的花粉和花蜜来酿蜜。
我需要了解每个人眼中的真实情况。记住关于协同的老生常谈：从更多的人那里尽早地了解更多的想法。在开始调查普吉特海湾之前，最好听一下斯卡吉特人怎么说。如果我想在东非拥有健康的草场，我就需要和博洛南部落人一起生活、工作，并向他们咨询。和人换位思考就是和土地换位思考。
我需要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我是一个好斗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我可能会和别人疏远——农民努力种植粮食，家庭努力谋生。我可能会单独行动，结果可能无效或者更糟，就像靠点燃火把来节约电一样。以对抗行动来拯救大鳞大马哈鱼是在“修理它”，而不是从整体上来思考。
另一方面，如果我不尊重环保人士，我就抛弃了那些有知识和活力的人士所贡献的解决方法。我可以致力于思考经济增长和知识产权，同时仍和那些稀有的青蛙以及关心它们的人士进行换位思考。对于第3选择思维者来说，方法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
正如约翰·隆巴德所说，普吉特海湾的健康或者任何其他的脆弱环境都需要“关注大局的整体愿景，不仅仅是海水、鲑鱼，而是整个区域的自然遗产统统流入海湾……普吉特海湾恢复原状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白日梦”。隆巴德自己正努力改善一种叫作“低影响开发”的第3选择，这种方法是指回收靠近源头的受污染的雨水，而不是将它排入大海。人们还可以开发，鲑鱼还可以繁殖，但这种方法需要至少一个人相信第3选择。这个人不应该抵制协同的可能性，并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可以实现的愿景。
怎样才算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很显然对于普吉特海湾以及整个世界来说，成功必须是全面的，对人类和人类的自然家园来说是双赢的。
想象一座松树覆盖的高山，里面活跃着狼群和鹿群。如果我们横加干涉，杀死所有的狼来拯救鹿，那么这座山面临的就是鹿将繁衍成灾。它们会把山啃成荒山，继而荒山被风和水侵蚀掉。正如伟大的生态学家阿尔多·李奥帕德所说，“我们都没有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因此我们才有了尘暴区，河水会把一切都冲进海里。”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山一样思考”，促进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协同。在说明协同时，李奥帕德用了“保护”这个词，一种真正的第3选择就是一方面制止开发，而另一方面又从“毁坏性人类”手中拯救自然。
第3选择的风景
如果我有协同的心态，我会比前两种选择想得更深入。我知道，要想实现协同，正如彼得·康宁所说，包括“严谨、纪律，甚至单调乏味的工作，它和那种肤浅、一味追求技术创新的快速而粗糙的文化心态截然不同”。达成第3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
肤浅的人总是忙于贬低彼此。在纽约，激进的环保人士怒斥“砸钱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贪婪导致城市疯狂扩张，资本主义已经将纽约港变成了海上沙漠。麻木不仁的商人目瞪口呆地问：“那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做？把曼哈顿拆了？把它还给印第安人？”争论双方都没有尊重他人换位思考，也没有一步步走向协同。
但是如果他们能将保护环境的热情和企业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他们可能会想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第3选择。澳大利亚环保活动家娜塔莉·杰里米金科就是一个鲜活的协同例子。她想在不拆毁的情况下，把纽约改造成一个城市生态乐园。作为航天工程、生化学、神经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全才生，杰里米金科融合了所有学科的知识，用她设计的小项目做出了大成绩。
历年来，纽约港已经被这座大城市的污染弄得满目疮痍。虽然政府在隔离港湾与污水系统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下雨的时候，街道还是会向水中流入大量的镉、汽油、柴油等毒素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制动造成的灰尘。除了娜塔莉·杰里米金科，没有人能够在不拆掉纽约所有柏油马路的情况下制止这种污染。
她的想法是在每一个消防栓的周围建一个小花园。植物将会过滤排水道内雨水的有毒物质，同时也会给城市增添亮色。即便有几辆紧急车辆停放在那，也只会压平很少的植物，而且也是可以恢复的。这会有什么不同呢？当你意识到纽约有大约25万个消防栓，你就会知道每个街区的小花园相当于多少个过滤器了。
不幸的是，河口的海洋生物由于许多工厂排出的多氯联苯而中毒，因此杰里米金科沿河岸放置了精巧的荧光浮标，当鱼在周围游走时，浮标就会闪动。这样人们就可以给鱼群喂食，避免它们摄入有毒素的食物。
杰里米金科还设计了一个太阳能烟囱，一个清除二氧化碳的过滤器，以排出建筑物中的热气。她的烟囱能将纽约成千上万的建筑物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过滤掉，效率达80%~90%。过滤出来的炭黑还可以用来做铅笔。
杰里米金科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是城市农业。如果城市能够种食物，那我们就可以避免营养的流失，节省农场运输的费用。建筑物的顶层是建造厨房花园的理想场所，但大多数房顶都承受不了成吨重的泥土。因此，杰里米金科在建筑顶层用轻型钢和合金外壳制成了一个巧妙的吊舱，就像小说中有支撑的宇宙飞船。在每一个吊舱里面，植物在水培花园里伴着光线和雾气成长，而吊舱的支撑将重量传递到建筑的架构部分。有一个独特的管道系统可以调节建筑物的冷暖，灰色的废水可用来浇灌植物。总有一天这些蛹一般的银色结构将铺满纽约的天际，提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并节省大量的能源。
作为“另类艺术世界之星”以及发明工程师的杰里米金科轻松地跨越了艺术和技术、自然与人工的传统界线。她看见“我们存在于自然的风景，并和它交互，城市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系统一样发挥作用”。她认为她的成就不仅仅是解决了环境问题，更是回答了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水里的那些管道是什么？房顶上的亮仓是什么？为什么城里面的天竺葵都长在消防栓附近？”她想让人们思考下他们能创造什么。用第3选择来点缀城市的风景，杰出的娜塔莉·杰里米金科真是一位专业而罕见的协同实践者。
从纽约绕半个地球来到印度的新德里，这里每年都有一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虽然当局正勇敢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新德里的确拥有世界上最不健康的空气。新德里一个办公园区的业主卡迈尔·米拓发现呼吸能杀死人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当局打赢这场空气战争。他自己也做了研究，发现某些植物能够在室内提供人们需要的新鲜空气。因此，他在办公室种满了含氧量高的槟榔和清洁空气中毒素的黄金葛。为了在夜间也使大楼空气清新，他引入了“岳母舌”（这么叫是因为它有尖利的叶子），这种植物不需要阳光也能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
第41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9)
有了这3种常见植物，卡迈尔说：“你可以不需要其他新鲜空气，待在拧着盖子的瓶子里。”追踪结果发现，这些植物可以使眼痛减半，呼吸道疼痛减弱1/3，头痛减弱1/4。“我们的经验表明，人们的生产率神奇地上升了20%，而大楼里的能源需求下降了15%。”世界上接近一半的能源都消耗在建筑物通风、保暖、降温上，而种植这些植物节省的能源是惊人的。
在西印度，一位叫作曼苏赫·普拉杰帕提的陶工发明了一种低成本的冰箱，起名为小酷陶。它是一种设计独特的接地锅，能一次性使水果、蔬菜甚至牛奶和水连续几天保持凉爽。它的成本低于60美元，不需要电，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这种冰箱已经卖出了数千台。一般来说，冰箱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能量。因此，像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节约数百万吨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
大地的福祉
土壤流失是对地球生命的威胁。一位学者曾说过：“我们正在慢慢地耗尽土地资源……每年美国农场流失的土壤都能装满这个国家里每个家庭的垃圾车。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世界上每年失去大约240万吨的土壤——平均下来地球上每人几吨。每一秒钟，密西西比河都把一卡车的表层土倾入加勒比海。”由于现代的农业技术、人口压力、过度放牧等，世界上的大多数可耕地都在向沙漠转变。大约40%的土地是干燥的，沙漠面积在增多，生物多样性在减少。由于产生一英尺的表层土壤大约需要500年，因此土地再生是个令人畏惧的挑战。“技术也不能解决消费比资源再生快的问题：终有一天资源会消耗殆尽的。”那么，我们是宣布放弃为世界提供口粮的农业革命呢，还是留下一个贫瘠、饥饿的地球来毁灭子孙后代呢？
第3选择思维者、津巴布韦生物学家艾伦·萨沃里舍弃了这种虚假的两难选择，赢得了巴克明斯特·富勒挑战奖。这个年度奖奖励的是那些协同冠军，那些为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伟大而全面的解决方案的人。萨沃里提出的土地再生方案其实很简单：超密家畜放养。牲畜四处走时，蹄子会分解土壤并使之肥沃，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百年内生成新的表土和植被。当政府想要通过禁止放牧来保护土壤时，萨沃里却反其道而行之，生成了上万亩新土壤。
萨沃里把这种模式叫作土地的“整体管理”。直观上来讲，当你看到牛吃光所有草后，你会想要使土地休整，所以你赶走了牛。但这是工作中的一种修复心态而不是健康心态。萨沃里说，真正的工作是管理整个自然系统，这是有悖直觉的。因此，当你想要拯救土地时，不要用快速修复来破坏它。
以有害植物入侵为例，如果你把它们当作独立的问题来解决，你就会失败。蒙大拿的领导花费了5000万美元来消灭矢车菊。但他们现在索性封它为国花，因为它比原来更多了。这是因为它本身并不是问题，而仅仅是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得克萨斯州花费2亿多美元控制、毒杀、铲除豆科灌木，如今这种植物也比以往更多了。它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是缺乏生物多样性的征兆。
生物多样性是土壤健康的标志。当你拿着铁锹铲起一块好土时，你能看到、感受到细菌、霉菌、蚯蚓、植被丰富的活力以及死亡、生命和腐烂之间的平衡。死土是贫瘠的，如果你知道人类的将来取决于土地的好坏，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现实。如果无法通风和施肥，土壤和多样化生物会相继消亡。30年来对非洲草场上生命的观察使艾伦·萨沃里意识到，在工作中要一直依靠这些原则而不是违背这些原则。
尽管有人批评萨沃里的方法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更有效，但他有着协同者的天性和逆向思维，他不愿接受传统的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法，而是寻求简单而令人兴奋的第3选择。他看到了人类文化和动物、野生生命、土地、水、整个地球的福祉之间的广泛联系。
整体管理牛及其他食草牲畜，能迅速恢复由于人类农耕流失的地表土。新的地表土富含大量来自于空气的碳，能够减少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空气水平带回工业革命前的平衡。
我不知道萨沃里的第3选择是否恰当。但我尊重像他一样的人，他们摆脱了非此即彼思想的束缚和大辩论的乏味。一方面，他们不是细心的观察家口中“约束而非释放和引导人类的志向、抱负和能力的环保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只看到自身掠夺性的经济利益而无视地球家园的愤世嫉俗的无知者（尤其是当他们靠无视赚钱时）。他们也没有被困于两者之间，觉得看不到希望。
是毁灭我们的地球，还是宣布放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创造第3选择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模式。节能的方法比比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第3选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释放协同的力量，我们可以重见世界的荣耀和美丽。
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
也许我们的社会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就是贫穷，它是众多犯罪、暴力、虐待和大多数其他社会弊病的根源。我们痛苦无奈地关注着穷人，很多情况下选择了忽视。当然，贫穷是与文化有关的，某些国家的穷人在其他国家可能称得上是富人。不过，任何地方的穷人都受苦受难，心怀慈悲的人对他们的苦难也感同身受。我们的“严峻挑战”调查的受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深切关注因经济严重不平等带来的贫困问题。
·“贫穷往往是导致愤怒、仇恨、贪婪、战争背后的嫉妒、恐惧和失业的催化剂，解决贫困问题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步。”
·“还有很多人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却认为这些保障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应该在贫困中度过他的一生。贫困是其他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比如受教育程度低、环境问题等。”
·“贫穷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普遍的，这是恐怖主义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很容易被洗脑。”
·“与花在其他方面的钱相比，用在解决贫穷、毒瘾、失业上的钱少之又少。我们已经并继续受到欺骗，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付出我们的金钱甚至生命。”
·“我们国家的失业率迅速飙升到失控的状态……很多失业人员都前途暗淡。”
·“我的国家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是战斗的号角……我们的民众大多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一个就业岗位不足、教育落后、基础设施匮乏、背负巨额债务、治理不善、腐败猖獗的国度。”
·“在我的心目中，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
左翼和右翼认为，实现没有贫穷的世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我们服用他们开出的处方。两派对问题的看法鲜有一致的时候，在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两派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
一些研究者声称，每个冬天，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英国，都会有25000~30000人死于寒冷，其中大多是老弱者。左翼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奇怪为什么在气候相对温和的英国死于寒冷的人数比在西伯利亚的人还要多，并把这怪罪于“商界精英对他人的不幸无动于衷”。他们认为高油价使穷人受损，能源公司得利，这根本就是不公正的。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价格管制和“劫富济贫”。
另一方面，右翼主张穷人停止依靠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英国保守党指出，一代又一代人都有着依赖福利的“恶性循环”，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数已近500万。他们指出，社会福利制度“最初设计的目的是帮助和扶持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现在却把人们困在它本来想解决的困境中”。在供暖、食品或健康方面，更多的支出只会让穷人变得更有依赖性。
每个人都同意承担更多个人责任的倡议，但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很困惑，为什么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备受煎熬，而社会中还有一些人却过得很舒服。这对两种选择思维者来说是一个困境，他们被迫选择立场。与此同时，中产阶层拿不出解决方案，也不抱期待，只是感叹道：“穷人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不想把左翼或右翼视为假想敌，双方都遵守着他们的个人和社会责任原则，双方都对我们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间往往只是相互制衡的问题。但简单的拔河理论对打破贫困循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救济金让某些人依赖性更强，“重新振作，找个工作”一类的口号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作为协同者，我们厌倦了两种不同立场思维者之间的扯皮，我们希望他们加入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走向更高、更好的层面。我们伟大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主要财富与次要财富
这种更好的方法从我开始。我看穷人的时候会自以为是吗？我是否相信如果他们像我一样道德高尚、足智多谋就不会贫穷？另一方面，假设我没有这么幸运，我会不会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在我的意识形态中，左翼倾向是不是比右翼倾向要强，抑或相反？我的身份被某个党派盗用了吗？
无论是迫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有可能对解决问题做出贡献。
只要有诸如身心或情感障碍——不论是自己造成的，还是遗传的，又或者是运气不好——我们总要依赖社会中的其他人。我认识一个叫弗兰克的年轻人，他患有肌肉萎缩症，除了勉强敲敲键盘，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每周只挣几美元。他需要像一个新生婴儿那样被喂养和照顾。除了穿的衣服，他没有家人，没有任何财产，甚至他的轮椅也是国家给的。然而，我不认为他是贫穷的，因为他有很多朋友，他智商高、性格温柔。我所说的没有贫穷的世界，意思是一个充满弗兰克喜欢的那种财富的世界，一种不一样的财富。
金钱只是财富的一种，是次要财富的标志。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主要财富来自我们的人性品格，是由我们所做的贡献来衡量的。正直、诚实、努力工作、有同情心，如果我们用这些原则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将永远不会贫穷。在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贫穷，即使是残疾人士。精神财富是主要财富，次要财富往往会随主要财富而来（但无法保证）。能带来物质财富的因素不会改变，它们是品性、教育、技能、长时间积累的人际关系和耐性。有一些行之有效的自然法则，用它们来指导生活的人能够兼具谦卑与自信。有一些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可能通过出身、运气来致富，但他们的财富很容易变质。如果我把自己视为受害者，那么我会等待社会变得更“公平”，而不是积极开发这些可以让自己变富有的特性。相反，如果我把穷人视为懒惰的寄生虫，我会认为施舍他们是一种社会道德危险，而且他们不劳而获也是不公平的。
然而，作为协同者的我们最关心的不是公平，我们想超越公平，达成第3选择。我们一致认为主要财富比物质财富重要，因此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提升自己和社会的主要特质。同时，我们不认为穷人是牺牲他人、不劳而获的下等人。相对于世界上的所有人，穷人更需要我们的尊重和同情。我们以乌班图精神对待他们，他们是一群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他们人类就不完整了。我们改变他们的视角，让他们也能看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获得了能给自身带来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
像许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样，年轻的威尔登·朗无家可归。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特长的辍学的高中生，有点钱的时候，就买啤酒和毒品来寻求慰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我的价值。32岁之前，他因抢劫3次入狱，没有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他是一个失败者，他从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遗弃了他3岁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家，他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在绝望状态中度过的。”威尔登·朗是穷人中的穷人。
在监狱里，他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地看书的时候，发现了爱默生的著作。这个伟大哲学家的见解深深触动了他：“你整天想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当他在狱舍的镜子里盯着自己时，他会凝神思索这些话，在脑海里不断地重复。
他专注地想着这句话，仿佛看到了自己悲惨的现状。他凝视着，思考着，生活还有什么？如何才能找到？他能不能通过他“整天所思考的东西”来改变他那似乎已经注定的人生轨迹？
尽管成功的机会寥寥无几，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开始踏上了改变生活的旅程。他决定孤注一掷，孤注一掷的人做孤注一掷的事，他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开始思考一个“新”的威尔登·朗：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丈夫、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诚实的商人、一个社会的贡献者。他给自己讲述这些角色的虚构故事。每一天，他的脑海里都充满了这些景象。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引起了他行动上的变化。他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爱默生的作品、《圣经》、励志文学等。他每星期都给他的小儿子写信，并且参加了监狱里的所有课程，最终获得了学士学位和优异的MBA成绩。（“我去的是监狱，不是耶鲁！”他开玩笑说。）
我开始相信，我对改变自己的过程全权负责，我没法控制我身边的人或事，所以承担责任意味着没有抱怨、没有借口。我没法保证我能成功地实现想象中的自我。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承担责任……尽我的一切力量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2003年，第三次被释放出来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已经改变了。我不再做我以前一直做的事——喝酒、吸毒和犯罪，我清醒了。我全心全意地追求成功，打造一个勤奋、诚信、有个人责任的人生。
作为一个重获自由的人，威尔登面临着他最大的审判。他会回到从前，还是克服恐惧创造新生活？幸运的是，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生活。找工作很困难，因为很少有雇主愿意给曾经的罪犯机会。最后他得到了一份卖加热器和通风设备的工作，第一个月就打破了公司的销售纪录。他平生第一次过上了诚实的生活。不久，他成立了自己的设备公司，由于他的努力，公司发展得非常好。如今，他在科罗拉多和毛伊岛都有美丽的家，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共享天伦之乐。
我认识威尔登·朗并且钦佩他。如果他没有发现自己是谁，一切都不会发生：一个强大的、有潜力的个体只是受到了自己选择的限制。精神意向驱动感知、驱动行为，从而驱动结果。如果让人们从个人贡献方面思考，会立刻让他们进入一种心境。当你聆听穷人的心声，当你帮助他们看到自己无限的生命价值时，他们将踏上摆脱贫困的旅程。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第42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10)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威尔登·朗所做到的，但从“平凡的失败者”到有才华的、机智的、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功人士的转变，对他来说是一个惊人的飞跃。如果你问他，他会告诉你，实现这个飞跃的最大障碍是恐惧：“我意识到，恐惧是我所有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惧思想是自我应验的预言。”穷人面临的困境是精神上的沮丧。许多穷人的生活始于糟糕的健康状况和不健全的家庭。他们受的教育不多，没有文化，也找不到好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挡在穷人面前的鸿沟越来越宽，这需要不同寻常的力量和勇气才能跨越。因此，很多穷人害怕尝试。对他们来说，要么一次又一次地跳跃和失败，要么在日益贫困的人生中苟活。
为什么他们不找一份工作？
当然，像大多数困境一样，这不是真正的困境。威尔登·朗的故事说明第3选择是存在的。不过，残酷的文化力量击退了想突破自己的穷人。我们的社会夹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沮丧地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另一种人出于善意，以可怜的失业救济金接济穷人的生活。在当今社会，对于健康、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找一份工作”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为了向穷人展现善意，给他们提供好生活却不需要他们付出努力的做法，伟大的伦理学者刘易斯是这样评论的：“爱比单纯的善良更加严厉和灿烂。”社会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向穷人提供食物那么简单。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32年的戴夫·菲利普斯并没有退休后到高尔夫球场清闲度日的打算。多年来，他和妻子利亚纳在闲暇时间加入了各种非营利组织，渴望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社区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他们惊讶地得知辛辛那提的贫困率在过去的10年里从12%飙升至24%之后，他们决定将余生投入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事业中去。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但戴夫有很强的业务背景和天赋，于是他开始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问题，确定他们可以提供哪些帮助。经过对各种就业计划的研究，他们集思广益，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辛辛那提就业组织（CW）。该组织现在被誉为“创造穷人与需要入门级员工企业之间双赢方案的最佳实践”。这一模式很快在美国推广开来。
对穷人来说，辛辛那提就业组织是一个真正的第3选择。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网络支持，穷人通常会求助于公共职业介绍所，其中大多数会尽力为你找工作，教你写简历，提供面试机会。一旦客户得到一份工作，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但相对于真正要做的工作来说，这种方法是远远不够的。长期失业者得到工作后很难守住工作；3个月后的工作保有率大约是15%~20%。用利亚纳的话说来说，真正要做的工作是“全面分析求职者”。她将穷人视为一个不仅需要物质支持而且需要情感、心理、精神全面支持的整体。
在CW，长期失业人员不是“客户”，而是相互支持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的目标是通过建立长期关系实现职业发展。大部分成员是非洲裔单身母亲，她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CW专家雪莉·史密斯说，“把孩子丢给姐妹们，挤公交车，努力地挣钱……她们需要听到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们，‘是的，你可以做到’。因为她们从别人那里听不到这些，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成员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关怀与奉献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将伴随他们走过摆脱贫穷的每一步。”
这种可靠的情感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研究中，戴夫发现60%的成员患有慢性抑郁症，这才是真正的长期贫困。不只在辛辛那提，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抑郁症症状常常被误认为是懒惰。利亚纳说道：
我们发现人们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穷人都不懒惰。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煎熬，要不断地解决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任务，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来解决：没有车上下班，没有车去寻找和购买食物，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兑现支票——如果他们有支票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理解他们不断尝试又不断失去工作的那种深刻的沮丧和绝望。
心理健康专家现场帮助成员疗愈贫困带来的心理创伤。长期遭受失败和排斥让他们充满恐惧。一个成员说，“找工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被拒绝让我对自己感到失望，我想知道我错在哪里”。另外一个人说，“就是害怕离开家出门找工作，害怕被拒绝或被排斥，担心他们不给自己回电话”。他们湮没于自我隔绝与社会所传递的“他们有问题”的大量信息中。对许多人来说，不管他们的生活多么糟糕，冒更多的失败风险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
因为这些敏感的情感创伤，他们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找工作，而是保住工作。这是戴夫的一个深刻领悟。被录用之后，如果在工作中不被尊重，或错过公共汽车，或孩子生病，许多人都会选择放弃。一次又一次的放弃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更加难以就业。“在关键时刻或问题面前，他们下意识就想放弃，没有意识到保住工作对他们的未来来说是多么重要”。借助他的会计思维，戴夫研究这个问题后发现，对一般成员而言，维持一份工作的稳定要花一年的时间，最初的3个月最可能失去工作。因此CW制定了一个严格的3个月方案，期间会有频繁的交流和随访。他们的口号是“放弃之前先打电话”，遇到困难、不堪重负的成员可以打CW热线寻求帮助。
工作一年通常标志着物质和情感上的稳定。一位会员说：“我认为没有工作会放大我的抑郁，我会拒绝与人交往……我有负罪的感觉。但是在工作时，我感觉很好，我有一个目标，我感到一切顺利。我觉得我有了归属感，好像和世界上每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了。”
CW致力于丰富成员的精神生活。工作室教他们工作场所的“潜规则”，如何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如何应对苛刻的老板，永远不要不打招呼就辞去工作。成员学会致力于摆脱贫困的“下一步”：学会销售技能，取得证书、学位或驾照。
CW的成功在于，它让员工具有了较高的工作留职率：通过帮助4000名贫困和长期失业者找到工作、培养他们留用的能力，CW已帮许多公司大大减少了辞职率，有些公司的辞职率甚至减半……在五三银行，与公司50%的一年工作留职率相比，90%通过该计划找到工作的员工至少工作了一年。就CW整体而言，一年工作留职率为80%。
CW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通常，政府每年用在每个辛辛那提贫困家庭的开支是30000美元，而CW一次性支出1200美元，就能帮助一个人获得并保有一份工作。10年间，CW帮助社区节省超过1亿美元。利亚纳·菲利普斯说：“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对于长期失业而言，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这个惊人的金额恰好也是美国每个贫困家庭最低的社会成本。”
长期失业者的选择往往是放弃或转而求助于不堪重负的公共就业服务机制。CW是一种真正的第3选择。有些人能像威尔登·朗一样，通过自我思考，靠自己的力量脱离贫困，但对于美国3700万贫困人员来说，戴夫这样的第3选择，这“严厉和灿烂”的爱，是他们自给自足、摆脱贫困的开始。
由内而外消除贫困
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贫困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全世界有8.78亿人负担不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干净的水、食物和住所。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街头流浪儿童。超过1100万名贫困儿童活不过5年。对心存善意的人来说，减轻这些困难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好消息是，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2005~2010年贫困人口的数量下降了近10亿。布鲁金斯学会的劳伦斯·钱迪观察到，“如此大规模的减贫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摆脱贫困”。看来，发展中国家终于真正发展起来了，或许终结贫困也指日可待。
数千万人效仿威尔登·朗的做法摆脱了贫困，进入了职场。当然，其中的催化剂是全球市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大。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机遇，很多人以自己的行动抓住了机会。
世界各地的贫困者都在寻找摆脱贫困的第3选择，或等待着人们的拯救，而答案取决于他们自己。政府和慈善组织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减轻贫困最有效的方法来自于内在。外界善意的努力赋予人们金钱和资源，但在内在发生改变前起不到什么作用。所谓的内在，就是自我尊重。
人们可以自外围推动这一变化。几年前，杰里·斯特恩和莫妮卡·斯特恩代表一家慈善基金会尝试在越南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由于营养不良，无数村庄的健康婴儿变得瘦弱不堪。于是，越南政府邀请斯特恩，看看他们能否提供帮助。他们不是第一个被邀请来的。许多组织来了又走了，带来了牛奶和高蛋白饼干。但是当供应商和帮助的意愿消失的时候，他们放弃了努力。“他们来了，带来了食物；他们走了，一切都没改变。”杰里·斯特恩说道。
在斯特恩看来，“失败的原因并不难辨别，村民是被动的项目受益者，没有人鼓励或要求他们改变那些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根本因素”。尽管带着一些供应品，但是斯特恩决定不让食物供给毫不费力地从天而降。相反，他们开始从村民身上寻找问题。
首先，他们拜访了4个村的村长，发现以前从来没有人告知他们哪些做法不利于孩子健康。当被问及时，村民们非常热情和踊跃。志愿者称了每个孩子的体重，跟家庭收入一起画成图表。村民们惊讶地了解到，有些营养最好的孩子来自于贫穷家庭。每个人都很困惑，都想知道这些家庭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于是他们开始认真地倾听。村民们学习邻居告诉他们的一切，即使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
不久，真相大白。最穷的人在他们的米饭中添加了营养丰富的小虾，以及从稻田里清理出来的野地瓜绿叶。这些被大多数村民视为不适合孩子的“垃圾食品”是蛋白质、维生素的来源。这一发现以及其他发现最终解决了成千上万个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答案就在那里。但由于缺乏自我尊重，父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他们总是说“我们村子很穷”，“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饱受煎熬，直到一些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来帮助我们”。
作为第3选择思维者，斯特恩知道，如果不转变思维模式，村里的孩子们仍然会是两种选择思维的受害者，这种思想也困扰着很多穷人：“别人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帮助自己。”斯特恩在越南了解到，“传统的社会和组织改革没有发挥作用，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作用。你不能从外面带来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但一旦允许他们从自身找出解决贫困的方法，把自己视为有天赋、有能力的个体，穷人就可以成为优秀的问题解决者。
斯特恩还展示了如何进行逆向思维这一通过逆转传统思维来找到协同的技巧。作为受过高等教育、掌握高端技术的西方专家，他们被邀请到越南来拯救“原始”的村民。但是斯特恩把一切都反了过来。他们来学习，而不是教导。他们倾听，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他们与村民协同合作，而不是命令他们。他们发现最睿智的答案来自最穷的人。
在谈到解决贫困的第3选择时，魔幻剧场没有学科或教育的界限。穷人当中的创新无处不在，他们经常非常直接而巧妙地把问题解决了。当我们提到创新时，我们想到的是有着巨额预算和研究实验室的苹果、谷歌和一些大型企业，但在当今世界，某些最引人注目的创新来自独出心裁的穷人。
第43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11)
印度管理学院的学生每年有两次、每次8~10天的农村朝圣之旅。在这个探索之旅或徒步过程中，学生们寻找的是第3选择——奇特的想法，一些诞生在遥远的印度村庄里的新奇的创意。探索之旅感兴趣的是小改进、小发明。当他们发现一些由农民或车间工人发明的不寻常的方法或设备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以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的全国性组织——蜜蜂网分享。
蜜蜂网由阿尼尔·K·古普塔教授创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蜜蜂、花和蜂蜜之间是共生关系，就像基层创新者、风险投资家和学者的协同方式一样。印度最大的知识资源蕴藏在乡下而不是大学，这是创立蜜蜂网的前提，这是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古普塔坚持“当我们谈到印度的知识经济时，我们假定农村人做低附加值的工作而从未把他们看成知识提供者，这是荒谬的”。
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或公民社会的作用仅仅是给穷人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即物质资源、技能、资源或就业机会，这一发展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模式没能建立在一种资源的基础上，一种穷人所拥有的丰富的资源：他们自己的知识。
经济上的贫穷并不意味着知识上的贫困。但处于经济金字塔底部的穷人通常被认为也处于知识金字塔的底部。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
蜜蜂网将长途跋涉得到的数据反馈到国家创新基地。国家创新基地记录了超过5万个来自全印度的创新发明，并将其传播到投资者或任何能将它们资本化的人那里。探索之旅忠实地记录了草药疗法、小马达的奇怪用法（比如用一个古老的索尼随身听驱动风扇），甚至还有当地的咖喱食谱。他们也遇到过小奇迹，比如一个能背诵超过300种当地植物的名称和使用方法的孩子。通常，他们能找到可以改变贫困人口生活的真正的创新想法。一个成功的发现是曼苏赫·普拉杰帕提的“小酷陶”冰箱，它由一个巧妙的矩形陶壶组成，不需要使用电力，现在数以千计的人在使用它。他还发明了由一辆摩托车驱动的犁和一个据说性能跟聚四氟乙烯一样好但成本只有1美元的黏土不粘锅。
在谷物磨坊不接受小型农民订单的地方，人们发明出了一个有两个轮子的便携式小麦研磨机，可以自行收割庄稼；如果你想洗衣服的话，它还有一个洗衣机附件。爬椰子树装置的发明者现在在国际上出售他的爬树机。来自一家农场的湿疹治疗草本霜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非常流行。还有一个男人发明了水陆两栖自行车，这样他就能骑车过河去见他的女朋友。他说：“我迫不及待地要见我的爱人。”绝望让穷人成了发明家，爱也需要科技的辅助，这个自行车不是搞笑的玩意儿，投资者把它用作水患地区的救援装置。
从古普塔教授和他的蜜蜂网来看，整个印度就是一个有着第3选择传统的魔幻剧场。网络本身就是一个逆向思维，它把来自农村贫困人口的革命性、获利性的想法而不是来自大公司的实验室的想法资本化。值得称赞的是，古普塔一直致力于保护蜜蜂网中成千上万的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他表示，“当我们从他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时，必须与他们共享”，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必须共享。
对古普塔来说，比经济效应更重要的是精神价值。当他们的知识受到人们的尊敬时，当有人重视他们的贡献时，穷人会用心回应。很久没有引人注意的农村突然成为了药材的知识宝地。村里的孩子争先展示他们的发明，他们取得的成绩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大协同
“贫困不应属于人类文明社会，它应该待在博物馆里。”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如此预言。作为小额信贷业之父，尤努斯明白，贫困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挑战。它涉及整个人。你不能把物质贫穷同头脑、心灵和精神分裂开来。克服贫困，就需要我们天性的每一个部分积极地进行内部协同。衰弱和饥饿的身体，低落和不受重视的内心，没有受过教育的心智和绝望的精神，构成了我们称为贫困的负协同。
尤努斯相信，贫困人口可以释放出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来改变自己。20世纪70年代，身为孟加拉国的经济学教授，他认为，物质贫困主要是两种选择思维带来的后果：穷人需要小额信贷开创事业，但银行因为他们穷不贷款给他们，他们的贷款微不足道且具有风险。因此，他们被迫向高利贷者借取高利率贷款。穷人根本无法逃脱这种恶性循环，他们赚的钱都到了高利贷者手中。
因此，尤努斯提出了第3选择：建立小额信贷银行，借小额资金给贫困的手工艺者和农民，使他们逐步获得成功，避免放贷者利用他们收取高利贷。他知道，在正直和诚实等方面他们值得信赖，他们的还款率超过了许多大银行客户。今天，超过100万人在小额信贷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尽管他的小额信贷理念受到一些人的阻挠，但它仍然是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希望。与尤努斯博士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毕生目标就是看到贫困终结。
尤努斯认为，有关贫困的政治大辩论只是浮于表面，因为它仅仅关乎政治经济学而“没有人性的一面，毫无人情味”。希望通过简单的资金转移来解决贫困的左翼人士认为，他们关于穷人的信息正在弱化：“你做不了任何事情，政府会照顾你，你会变得更有依赖性。”而右翼人士的看法是：“不受束缚的市场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贫困，导致疾病、污染、腐败、犯罪以及不平等。”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双方都没有看清真正要做的工作：提升穷人的尊严。
尤努斯想在企业和穷人之间建立起大协同，将资本力量与个人抱负结合在一起找到第3选择，即所谓的“社会企业”。他说，社会企业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为股东们创造利润。法国食品巨头达能集团建立的非营利性公司，在孟加拉国雇用了数千名贫困工人生产强化酸奶，一种该国的贫困儿童能够买得起的酸奶。这一改善儿童健康、购买本地奶、提供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商业模式将远远超过其各个部分的总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协同。
尤努斯认为，社会企业的第3选择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给我们带来一个脱离贫困的世界。这是无法预测的。达能的投资者知道，他们唯一的回报是“在心理和精神上帮助地球另一半的穷人”。也许主要财富将吸引足够的资本带来这种改变。尤努斯是这样认为的：“企业总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它还可以有另一个目标：服务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企业，它们的驱动力不是金钱而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
无论尤努斯的理想是否可以实现，我深深佩服他的第3选择思维模式，它激励着数百万贫困人口通过自己的机智来主动争取更美好的未来。他看到了企业和政府的关键作用。个人责任和组织相结合，可以促进社会公正，提升穷人尊严，结束他们的苦难。在这本书中，我尝试了一次第3选择的探索之旅。第3选择无所不在，像暗夜中的篝火。这些星星之火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采用协同而不是防卫和攻击思维模式的结果。
我看到自己。最贫困的威尔登·朗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后意识到：所谓精神、物质、情感上的贫困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他有权力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看到你。文质彬彬的管理学教授阿尼尔·古普塔看到的不是贫困的南亚村民无奈的眼神，而是能使世界更加美好的知识宝库。他说：“人们可能经济条件差，但他们的心不穷。大脑的边际并不是思想的边际。”
我找到你。严厉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抓住失足未成年人却不逮捕他们，而是找到他们的优点表扬他们，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一起工作。他看到的不是“罪犯”，而是未来为子孙后代建设公民社会的贡献者、家长或合作伙伴。
我和你协同。娜塔莉·杰里米金科，一个融合了艺术家、工程师、园艺师和海洋生物学家思维模式的魔幻人物，通过协同来改变一个伟大城市的生态环境。
如果我是像这些杰出人物一样的协同者，我会审视我们的社会，将转变的障碍与机遇视为我创造未来、实现前所未有的梦想的邀请。如果我们都是协同者，我们之间的鸿沟会渐渐消失。无论我们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无论是影响一个小家庭还是整个社会，我们的行动成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丰硕。我们不会受困于虚假困境，我们不必等待社会的改变，我们可以主宰我们自己的改变。
从教导中学习
学习本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本书的内容再教给别人。大家都知道，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学到的东西比学生学到的要更多。所以找一个人——同事、朋友、家人——把你所学到的都传授给他。向他提出以下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再想一些问题。
·艾伦·格林斯潘提到：“这个社会普遍的分裂状态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分裂的任何一方对社会有着怎样的假定呢？两方分别存在哪些局限？
·什么是“相互依赖”？为什么第3选择思维者如此重视它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价值？教义如何帮助我们直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就处理我们与街道、邻里、社区的冲突而言，我们能从时代广场复兴的故事中得到什么启发？我们如何认识多样化人群的价值？他们是如何使用原型法找到第3选择的？
·针对犯罪问题，强硬和柔和的思维模式分别有哪些局限？沃德·克拉彭为何要创造一个协同型警察组织？他是怎么做到的？奖励单和迷你库珀街头赛
车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逆向思维的价值又在哪里？
·卫生保健大辩论的辩论双方分别是谁？为什么这场辩论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两难困境中？
·关爱自身健康，个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全面健康”是什么意思？
·“最大的医疗产业其实是‘疾病产业’”，这句话是什么含义？从乐活健康中心、诺曼诊所和山间医疗保健的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关于同理心倾听，两类人关于环境的讨论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们从娜塔莉·杰里米金科和艾伦·萨沃里关于小规模第3选择具有大规模影响潜力的故事中学到了什么？
·主要财富和次要财富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主要财富比次要财富对人们的幸福快乐影响更大？
·威尔登·朗说：“恐惧是人们试图冲破贫穷时的最大障碍。”这种恐惧来自哪里？威尔登·朗的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
·当我们说“贫穷的消失是由内而外的”，我们指的是什么？杰里·斯特恩和莫妮卡·斯特恩和蜜蜂网的故事是如何证明这一理论的？
试试看
环顾你所在的社区，你发现社会问题或机遇了吗？启动第3选择吧，邀请别人也加入进来。使用“协同的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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