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的四个步骤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你愿意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答案是愿意，到步骤2。
2.界定成功的标准
在以下空白处列举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要点。成功是什么样的？真正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双赢”是什么样的？
3.创造第3选择
在以下空白处建立模型，画图，集思广益，逆向思考，迅速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达成令人兴奋的协同之前，暂不下结论。
4.达成协同
在此处描述你的第3选择，如果你愿意，描述你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四步协同指南
协同的四个步骤。这一过程有助于你发挥协同原则的效力。（1）表明寻找第3选择的意愿；（2）界定每个人心中成功的标准；（3）寻找解决方案；（4）达成协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用同理心倾听。
如何达成协同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在冲突或有创造性的环境中，这个问题帮助所有人放弃固执和成见，向着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发展。
达成协同
你在人们的兴奋与激情里识别出第3选择，新的选择符合成功的标准。注意要避免将错误性妥协与协同相混淆。妥协令人满意，但并不让人感到快乐。妥协意味着人人都有损失，协同意味着人人都有赢的可能。
第44章 全世界的第3选择(1)
多元却统一，多种宗教及多种语言同时并存共荣的瑞士，向世界展示如何建设第3选择的文化。世界上没有无法解决的冲突。瑞士的成功绝非偶然。几个世纪以来因为种族与宗教的分歧而兵戎相见，最后他们选择了改变。其他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出相同的选择。
你不能用紧握的拳头来握手。
——印度甘地
在去特拉维夫海滩度假的路上，穆罕默德·达贾尼和他的家人在以色列国防检查站前加入了排成长龙的车队。达贾尼患有哮喘的老母亲开始变得焦虑起来，非常困难地呼吸着。这次出门时她忘记随身携带呼吸器了。突然间，她因为急性心脏病爆发而倒下了，达贾尼尽最大努力让自己不要恐慌，诚恳地向以色列士兵求情，想尽快通过检查站把她送到医院。
此刻，达贾尼的人生陷入了一个危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要经过这些检查站。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国家的巴勒斯坦人，他觉得不停被武装士兵叫住搜身是件很耻辱的事情，他感觉在自己的国家倒像一个外国人。达贾尼家族已经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百年。几个世纪之前，苏丹就因他们家族对位于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陵墓的保护而予以嘉奖，这件事在家族中流传至今。但是随后以色列于1984年宣布成立，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许多像达贾尼这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家庭都被视作“大灾难”，这是一个异国政府和文化对他们施加的不公正的负担，达贾尼的家庭被连根拔起。
“许多年之后，”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摆脱以色列人的这片土地。”在贝鲁特大学，他找到了他的事业，他要用雄辩的口才施展自己的抱负。今天，他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新闻照片，他向无数人讲出了巴勒斯坦解放的诉求。不久，他成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一名中尉，阿拉法特则是一位反抗犹太国家的领导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只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熟悉。它始于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要返回古代故乡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圣地”建立他们的国家。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由于最后发展成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导致许多世界领导人反而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家，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发布一项声明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家。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公正的，是盗窃其祖先家园的行为。他们立刻起来反对新建立的以色列。在随后的几年中，双方都饱受自杀性炸弹袭击、火箭弹袭击、暴动和暗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早已演变成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根源。大联盟曾威胁对此使用武力，但使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却屡次受挫，和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古老性，像其他问题一样，这个血腥的争论是两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基本上每一方对另一方，都会说：“我对土地的要求优于你，我的宗教优于你，你必须让路。”这是一个不可能取得平局的游戏，一方必须失败，否则另一方是不会取胜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扩展思维，运用第3选择思维方式来审视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充满争议的世界，灾难性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的“严峻挑战”受访者将“停止战争和恐怖主义”列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下面是他们的一些想法：
·“恐怖仍然是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它会带走自由和进步，而这些都是民主政权赋予全球公民的。”
·“对于公民来说是非常残忍的，建筑物被毁，生命逝去，无尽的资金被消耗来制造破坏，为的是什么？”
·“随着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蔓延，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战争的蹂躏。”
·“如果不打仗，恐怖主义也不存在的话，我们会更加致力于提高经济水平，减少贫穷。”
·“战争会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使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没法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
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痛点。我们都应该运用这种和平的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这是第3选择能带给我们社区、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辩论和外交方式。有许多人试图在中东地区使用第3选择，这些人是很好的范例，他们可以教会我们很多种协同方法，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自己的影响范围里。
内部外交的革命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穆罕默德·达贾尼。在检查站那让人绝望的一天，在母亲的病危时刻，他发现了一些改变他生活的东西。以前他与以色列唯一的接触就是检查站，那里年轻的士兵扛着机枪。但现在，这些士兵放下了工作，来帮助他病危的母亲。他们叫来两辆救护车，没过几分钟就已抵达。他们将他的母亲送到以色列军队医院，因为那是最近的医院。“那天下午，我看着我的敌人试图挽救我的母亲。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从‘我们或他们’到‘我们和他们’的转折点。”
圣城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达贾尼现在是巴勒斯坦第3选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内心的显著变化使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瓦萨提亚（Wasatia），目的是教育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针对两种思维模式进行培训。该组织的名称来自于《古兰经》中的经文：“我们已经给你一个‘瓦萨提亚’的社会。”尽管译文略有差异，但“wasatia”的意思近似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因此瓦萨提亚组织的宗旨在于摆脱极端方法，使用更平衡的方法对待所有生命。
达贾尼教授说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学习两门课程：解决冲突或分歧的唯一途径是一个非输即赢的过程；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不能并存，更不用说共同繁荣”。当然，这是典型的两种选择思维方式。
伊斯兰的“瓦萨提亚”概念给我的印象是，它非常接近第3选择这种概念。这是一种对长期禁锢人们的两种选择的否定，达贾尼称之为“激烈的党派之争，部落的团结、狂热、种族主义、偏见和不宽容，这些倾向会使人们变成死敌”。那些拥戴“瓦萨提亚”的人，追求更有效更好的方式，朝着第3选择发展，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繁荣。
是什么导致达贾尼在他的巴勒斯坦同胞中开展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色列士兵的同情心引起的。他的父亲在一家以色列医院接受癌症治疗，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印象。“这位工作人员跟他开玩笑说，并没有把他当作阿拉伯人，这真使我大开眼界。”达贾尼说道。
以色列宗教间协调理事会（ICCI）的罗恩·克罗尼斯是一位拉比，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能彼此聆听对方的机会。这绝对是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实施和平的第3选择的前提，其他地方也是。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面。”克罗尼斯拉比说道。“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停留在媒体报道中的那种老套形象。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大多是在检查站相见，巴勒斯坦人认为犹太人是占领他们土地的士兵；对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人被视为恐怖分子，伊斯兰教被认为是一个鼓励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宗教。”然而，他将这些人召集在一起，他们经常进行长期、系统、实质性、敏感的会面谈话。让女性、青少年、年轻人、教育家、宗教领导者相互会面，这些人都会在他们的社区和社会放大他们的观点。“我们在ICCI做什么？我们让人们进行对话，就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和给现在和未来带来的好处，交换他们的心声和思想。”
对于加入严肃对话的人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敌人——他们都非常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其实也都是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通常也涉及更大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此外，当他们对彼此宗教有一点儿了解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宗教都有相似的人文核心价值。对话组中的犹太人从来没有看过《古兰经》，同样，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对犹太教也没什么了解。在其中一组，一个穆斯林宗教领袖生平第一次听到《塔木德》中的句子“如果你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拯救了整个世界”，并大声说道，“在《古兰经》中我们有同样的句子！”通过学习对方的经文，以色列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会彼此建立起信任。
ICCI为卷入这场冲突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理解对方、聆听彼此的环境。克罗尼斯博士报告说，“他们分享自己关于问题的感受。有时候，讨论变得非常焦灼，我们认为也许应该停下来，但有的参与者坚持要继续”。虽然ICCI中的对话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但大多数参与者都会留下来，因为他们很想聆听对方的心声。这些人想要了解对方，想知道如何能共同生活。最近，一个犹太参与者说：“我在新闻中得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我的对话小组中，我想听听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此事的看法和感受，他们对此真正的想法，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将国家性的问题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讨论。
为了能在年轻人中普及，ICCI成为纽约的奥本神学院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在它们长达一年的对话过程中，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学生以及来自南非、北爱尔兰、部分美国地区的高中生参加了夏令营。在纽约州每个夏天举行的“面对面/信仰到信仰”夏令营中，他们一起吃犹太食物、清真食物、素食，他们睡在一起，他们相互争论。当他们离开彼此时会哭泣，就像在任何其他夏令营一样。
玛格丽特·克拉姆在ICCI与克罗尼斯一起工作，她是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她说：“我的身份很复杂，我是信仰以色列天主教的基督徒，但同时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与卡梅尔山坡上邻居家的犹太小孩一起玩，她总是受到欺负。他们模仿成年人做的事，喊着对方的名字，向对方投掷石头。“我总是在哭。”她回忆说。有一天在打完架之后，她一瘸一拐地回家了。她不同寻常的母亲正在烘烤面包，她叫她邀请犹太孩子来厨房一起吃饭，在那里她把阿拉伯面包分给每个小孩，让他们带回去给家人。不久犹太人就来感谢她，很快他们就参加对方的节日。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开始逐步建立。
15岁时，克拉姆参加了普世博爱运动，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天主教运动，其目的是促进各个层次、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克拉姆学习她母亲的做法，在普世博爱运动的精神价值的熏陶下，她关爱她的犹太朋友，想了解他们更多的信息。她前往洛杉矶的犹太大学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6个月没有开口说话。”她说道。其他学生认为她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们最终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惊呆了，他们竟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起学习律法和犹太法典。她向他们解释说，她来此的目的正是帮助去除他们和她的人民之间的鸿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要了解你们。”她说道。经过5年的用心聆听，她毕业了，之后回到了她的家乡，一个阿拉伯人获得一个与了解犹太人有关的学位。
现在玛格丽特·克拉姆教授“犹太人—基督徒—阿拉伯人”关系方面的课程，尽她最大努力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她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创建对话和促进换位思考上。“我不能做出很大的改变，”她说道，“只有一步步地来。”
我认为玛格丽特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当他们一起讨论时，玛格丽特·克拉姆和ICCI、Wasatia等组织的成员会聚到一起，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他们知道，对话是不够的，但它是创造新可能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以我的观点来看，正因如此，才会有这么多正式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如中东冲突。这些努力都忽略了人们情感上联系的需求，因而，标准的外交政策没有“心理成分”的存在。
取得和平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在人群中进行合理谈判协商来完成，伟大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文化”。每年，世界顶级的政府和商界精英都会在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一次首脑会议。他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并形成了一种“跨国共识，他们控制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许多国家的政府、大部分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但达沃斯在心理上考虑的成分比较少，没有关心到真正受到伤害的数百万人。
例如，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被称赞为“达沃斯式”的突破，人们认为它将改变一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同意承认对方的“自决权”，并分享领土。代表们希望结束冲突，认为所有工作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具体细节问题可以留给律师处理。
如此顽固对立的双方是怎样实现这次突破的？那是因为谈判采取的实际上不是典型的外交官式的交流方式。他们采取其他渠道讨论的方式，保持低调并远离媒体。代表们在奥斯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一同在挪威的森林里散步。这段期间内，他们逐渐了解对方。令外交官们感到吃惊的是，双方达成了一个他们都支持的协议。
不幸的是，所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在实际中得以实施，执行协议的人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心理成分。尽管已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上签名，但很多年过去了，《奥斯陆协议》的实施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马克·格平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为中东和平做出贡献的实践者，他十分理解情感和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要实施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仅有正式协议是不够的。“解决冲突是发展的初级阶段。”他说。“理论家似乎不是很善于面对自己的感情和不足之处。外交官对会发生的创伤完全不了解。他们会逃避它。”谈判家的理性思维让彼此之间不能真正看清对方。
然而，在奥斯陆会议中取得的进展因1999年以色列领导人和巴勒斯坦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之间的戴维营会议而毁于一旦。虽然阿拉法特被自己的人民称赞，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恐怖分子。以色列代表团非常不尊重阿拉法特，他们让他等待几个小时，然后带着一份书面计划进了房间。把它扔在桌子上，他们告诉他应该说什么，然后他们会怎样回应。于是，阿拉法特离开了他的座位，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和这些以色列人见面。戴维营会议以失败告终。自那以后，阿拉法特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过的历史，并否认他们口中的圣地的存在。
第45章 全世界的第3选择(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在戴维营，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相同的会议桌上面对对方，针对一个和平协议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作为第三方，吉米·卡特总统努力与双方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萨达特也愿意签署协议。但是，贝京却不愿意做出最后决定。第13天，当这个会议似乎要以失败告终时，卡特让他的秘书查找贝京所有孙辈的名字。然后，他将三位领导人的照片洗出来，并在照片上面写下对每位晚辈的寄语。在场的人说：“当看到照片上每位孙辈的名字时，贝京开始为之动容。过了一会儿，贝京便同意排除阻碍和平协议的最后一个障碍。”
卡特的同情心姿态是否是带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和平的突破点？总理看到他孙辈的名字时，是不是想起了他们的面孔，想象他给子孙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卡特在苦心经营双方的关系。两国领导人进行着长时间的私下交谈。卡特总统和夫人与贝京及夫人私下共进早餐，卡特期间听到贝京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他的父母和弟弟。贝京知道，卡特赋予了他一些“心理空气”。毫无疑问，当他因看见孙辈的名字而颤抖时，当他静静地看着这些照片默默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时，这个男人的心里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
马克·格平认为，这样的心理姿态是寻找第3选择必不可少的。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最激烈的时刻，格平有机会与阿拉法特面对面交流并摆出这样的姿态。
缩小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2002年的春天，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街道发生了激烈交火，很多无辜平民死亡。以色列人隔离了阿拉法特，将他监禁起来。马克·格平对这次交火深感震惊，于是他决定试着通过封锁线并找机会跟阿拉法特面谈。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格平内心充满了恐慌，他想：“我应该拥抱他，给他礼物吗？”格平不得不暗下决心，说服自己超越偏见和恐惧，并坐下来与他的人民的死敌谈话。
当我跟他坐在一起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杀了很多犹太人的人，并且他仍然在下命令残害犹太人。但是，我想“如果这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就值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每天都有杀戮存在，他是这个无尽暴力循环的主要操纵者。只要他能说几句话，就能让事情平静下来。
所以，我看着他的眼睛，仿佛他是一个和蔼的老人，我还向所有死去的巴勒斯坦儿童表示真诚哀悼。我告诉他，犹太教里有一个悼念仪式。我告诉他，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中，与他人分享这段经文是一个神圣的行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契约。《塔木德》有一段文字，说全世界只有3件事情：真理，和平，正义。穆纳拉比说，没有正义的地方，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阿拉法特知道，我在为他的人民伸张正义，但我也批评他实现正义的方法。大多数时间他选择沉默。然后，他深情地看着我说：“你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对着墙祈祷。他们说他们的祷告，我说我的。”
我惊呆了。他的同伴也都惊呆了。你必须了解这里的微妙之处。他对我说了什么？他承认，耶路撒冷西墙确实是犹太人的圣地，犹太人和穆斯林可以肩并肩膜拜。这是同一个人，他在戴维营中否认耶路撒冷有过犹太人。在此基础上，他推翻了自己在戴维营上的言论。
在格平访问后的第一天，阿拉法特向他的部队发表了一份官方公报，让他们停止攻击以色列平民。
格平指出：“现在，阿拉法特是黑暗的、腐败的，私藏有数百万美元，同时还支持恐怖主义，但我的故事的出发点是用实例说明尊重的力量。有时候，它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在卡特、贝京和萨达特之间，卡特提到贝京子孙那一刻，和国际关系理论又有多少关系呢？”
理性外交主义者和谈判代表绝对对这样的姿态毫无准备，但它是可持续解决所有冲突的第一步。
在2003年的巴勒斯坦起义中，耶路撒冷的街道均被荒废。没有游客，商务人士也很少。格平说他是耶路撒冷一家大酒店里仅有的几位宾客中的一个。晚上他走出宾馆，乘坐出租车。在他身边的街道上有5个空闲的出租车，街道的另一边也有一辆。5名司机中的一名走上前来对他说：“不要去那边坐车，他是一个阿拉伯人。”然而，格平本身就是一位消除鸿沟的人士，他走到街道对面，钻进了阿拉伯人的出租车里。
他独自坐在那里，非常煎熬。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他知道我是故意走过来的，他很安静。我对他说了一句话：“您和您的家人一定不好过。”当然，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没饭吃，因为没有生意。令人惊讶的是，他开始倾诉，
说的内容可能会让他陷入巴勒斯坦同胞制造的困境。“阿拉法特这个人摧毁了
一切，在他来之前，我们过得很好。是他造成这一切。”现在，他的如释重负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礼物，但它的到来是因为我对他表示了一点儿
同情。他知道当我坐他的出租车时，我背叛了我自己的人民。
这就是当你愿意走出这一步时会发生的事情。这种尊重和同情的姿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就像愤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样。那天晚上我从他那听到比任何愚蠢的外交对话都要诚实的话语，在外交对话中每个人都在演戏，并且不说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话。真正解决冲突要从个人关系开始。
协同效应的交响乐
有一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伦敦的酒店走在了一起，这是一段来自格平口中的一段奇特的个人关系。伟大的以色列钢琴家和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坐在酒店的大堂中，和他旁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打招呼。该男子叫爱德华·赛义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著名的文学教授。从这天晚上开始，这两个政治立场本应该截然相反的人交谈起来，他们的交流持续了数年。
巴伦博伊姆和赛义德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2003年赛义德去世后，巴伦博伊姆说道：“爱德华不属于任何一个范畴。他体现人性最本质的部分，因为他了解它的矛盾……他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斗争，但同时了解犹太人的痛苦，他并没有把这个处境看作一个悖论。”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赛义德是一个第3选择思维者：“他总是寻找理念中的‘超越’，眼睛‘看不到的’、耳朵‘听不到的’东西。”
对于赛义德来说，他对巴伦博伊姆的观察是：“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挑战，对通常温顺的大众来说，他甚至有些愣。”巴伦博伊姆可以说是历史上具有争议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曾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歌剧院，录制了比其他任何表演家更多的音乐，且是一个中东和平倡导者。他是第一个应邀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表演的以色列音乐家（赛义德安排了此次邀请），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对两国人民都感同身受。
在他们关于中东危机长达一年的谈话中，赛义德和巴伦博伊姆对通过政府层面上僵硬、正式的接触来解决和平问题，感到非常没有信心。他们的结论是，问题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彼此的无视。
当人们都不愿相互了解时，他们会将对方简单化——这正是我所说的“我只从我的立场来看”的后果，当我照镜子时，我看到的只是属于我的部分——我的政党，我的国家，我的性别，我的宗教，我的民族——我永远看不清自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他人也是一样。身为一个阿拉伯人的赛义德这样总结道：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这么多年拒绝去了解和分析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造成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这一直是一个愚蠢的、没用的政策。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我们希望以色列犹太人不用大屠杀证明巴勒斯坦人骇人听闻的人权侵犯行为，而是非常愚蠢地说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么所有以色列人，男人、女人和孩子，注定是我们永远的仇敌。
在巴伦博伊姆和赛义德对衰落的和平进程的幻想中，他们想知道，作为第3选择思维者，他们可以做什么才能帮助双方相互了解彼此。他们想到组建一个由年轻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音乐家组成的乐队。赛义德回忆说：“当时的想法是看一看，如果把这些人放在一个乐队中演奏会发生什么。”首先，他们向在德国魏玛举行的研讨会发出了邀请，想知道是否会有人响应。申请者络绎不绝。像大多数第3选择实验一样，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有风险的、不可预测的。该项目很快成为巴伦博伊姆和赛义德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巴伦博伊姆每天都带领大家彩排，赛义德每天晚上都举行研讨会，“讨论音乐，文化，政治……没人感到有任何压力抑制任何事情”。这里有从以色列、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来的犹太学生，以及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学生。赛义德在开始讨论时问道：“那么，人们对整个事的看法是什么呢？”马上有一个音乐家抱怨说，他受到了歧视，因为阿拉伯人不让他在课后的即兴演奏会上学习演奏阿拉伯音乐。“他们对我说，‘你不能演奏阿拉伯音乐，只有阿拉伯人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
巴伦博伊姆坚持认为，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是向对方表达想法。他告诉学员们：“这不是说，我们都是音乐家，让我们忘记一切尽情地表演吧，这难道不是很好吗？不，这是一个项目，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也有权利，事实上更有责任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经过几个星期紧张情绪和心理上的发泄，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曾声称只有阿拉伯人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的那个孩子开始教马友友如何给他的大提琴调音。所以，很显然，他认为中国人也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圈子渐渐扩大，他们所有人都在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这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事情。”
本次研讨会之后，诞生了一个青年管弦乐团，取名为“西东合集”，包括来自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的音乐家。该乐团的名称来自歌德的诗集，其中他称赞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美丽结合。自1999年以来，中东数百名最有天赋的年轻人都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这支屡获殊荣的乐队已经在几十个国家表演过，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表演，这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当西东合集乐队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时，参加音乐会的人员必须要通过金属检测器才能入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
西东合集乐队被视为是一个反对无知的项目……这对于人们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在这里，人们可以去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看法，而不必同意这些观点。我没有试图让这个乐队中的阿拉伯成员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不让以色列人从乐队中阿拉伯成员的观点来看问题。但我想创建一个平台，在此双方可以不同意彼此的意见，但又不以刀枪相见。
还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梦想着一觉醒来，巴勒斯坦人已不复存在。对方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对对方完全不了解，将对方视为怪物。但是，他们可以一起演奏贝多芬交响乐，日复一日演奏着同样的音符表达着同样的思想，我们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但我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
这个乐队究竟有没有影响到参与的音乐家呢？一名以色列表演家对这段经历是这么说的：
主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世界包围着，笼罩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对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对我们也一无所知，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彼此都要永远生活在一起……我们应该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起，我们要打破脑海中的屏障，我们要开始了解对方。
以色列大提琴家诺亚·科林说：“当我在叙利亚人达娜身边演奏时，我不认为她是来自叙利亚的。我认为，她是我的朋友。”当他们在一个巴勒斯坦城镇表演完之后，科林回忆道：“一个女孩说，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不是士兵的以色列人。而到了临别之际，我们则以不同的方式向对方道别，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乐队的两位天才钢琴家，沙伊·沃斯纳来自以色列，萨利姆·阿布德·阿什卡尔来自巴勒斯坦，很快他们就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巴伦博伊姆回忆说：“他们想在一起演奏，而不是单独让我指导，他们开始准备莫扎特的双钢琴奏鸣曲。当他们一起演奏时，效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音乐制作充满了对彼此演奏风格的理解和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场景。”巴伦博伊姆喜欢它的象征意义：“当我看到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小卡里姆在弹钢琴，以及来自以色列的因巴尔在弹大提琴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喜悦。”
巴伦博伊姆淡化了自己在这个小奇迹中的角色。通过这个乐队，他已成功地把中东地区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领进了第3选择思维的大门，用卡尔·罗杰斯的话来说，他创造了一种情景，其中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会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对方。人们愿意从对方角度理解他人，并在生活中践行这一点。”
像其他勇敢追求第3选择的人一样，巴伦博伊姆受到很多批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指控他为以色列的侵略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不在场证明”，并维护一个不公正的现状。与此同时，许多他的以色列同胞不信任他，他们不同情阿拉伯人，也不与阿拉伯人交往，认为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但巴伦博伊姆对西东合集乐团并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乐队本身并不会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他也不相信某种程度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应该受到同等指责。他公开批评自己的政府，但尽管如此，乐队还是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了解对方的机会，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2004年，巴伦博伊姆因其艺术上的杰出贡献得到了沃尔夫奖。在颁奖典礼中，面对以色列议会，他描述了他促进家乡和平的第3选择：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等这样的解决方案成为现实呢？因此，我和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为来自中东、犹太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音乐家建立了一个音乐研讨会。就其性质而言，音乐可以把以
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感受和想象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2008年，巴伦博伊姆为拉马拉的慈善事业举办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之后他得到了巴勒斯坦的护照。这使得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重护照的人。他非常高兴，他说护照“象征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永恒的连接”。
双重护照让巴伦博伊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第3选择。在这方面，他与世界上其他人不同。在这片两种选择思维使很多人丧失人性的土地上，巴伦博伊姆没有受限于任何一种选择。作为一种道义责任，他深深感到，他看到的是在两种选择之上的第3种可能性：同时成为两个伟大文化的公民。
和平建设模式
第46章 全世界的第3选择(3)
从这些典范人们的工作中，我们是否能看到第3选择在中东地区解决争辩并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的前景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协同是无法预测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协同作用能够行得通，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我所描述的第3选择思维者虽然无法控制别人的思想形态，但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影响范围里发挥了协同作用。
像穆罕默德·达贾尼这样的穆斯林和玛格丽特·克拉姆这样的基督徒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产生的强烈的积极协同作用可能会对最终解决问题有很大贡献。如果是这样，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因为他们已经打下了感情基础。他们向很多人都灌输了“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的基本模式。他们也帮助对手在理解对方时，让其采纳这种模式——“我找到你”。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这些模式的存在，所有的外交会议和文件都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
我们能从这些中东和平的开拓者身上学到什么？从他们的经验中，有哪些我们能运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首先，我们学习典范中最核心的内容——“我看到自己”。对于真正寻找第3选择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必要的自我检查，而不是全部被动地接受同一教派人士强加给他们的狭隘思想。他们会对这些思想提出质疑，他们拒绝被这些极端的边缘思想所限制。
马克·格平反思了他的同事们与其他人在和平奋斗中存在的不同之处，他说：“我们十分注重内在的东西。在我与这些和平工作者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真正的和平工作者，是这个星球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在所有宗教的历史中，正如格平所指出的，无形的爱、同情永远是最重要的，但因为它们太普通，所以总是被忽略。相比之下，着装、食物或仪式规定变得显而易见。爱我的敌人？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制定仪式和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容易得多了。
对于犹太人来说，“爱人如己”是全部精髓。对于基督徒来说，“爱人如己”是伟大的诫命。但我怎么爱我的邻居呢？难道也要爱拿着斧子向我砍来的人吗？这个规则是很强大的，但它需要努力反省才能做到。
这种反省实际上是每一个伟大宗教的基础，包括中东的宗教。对于犹太人而言，它被称作“cheshbonha-nefesh”，即灵魂的反省。“cheshbon”的意思是“思索”。当急躁、恐惧或愤怒就要淹没我的时候，我必须停下来想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如何应对呢？后果是什么呢？我怎么做呢？我这样做对不对？
伊斯兰教将其称为“musahabah”，意思是“对自己评估和判定”：“这是对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个真实评判，这需要我们真实而频繁地思索自我。”格平说：“你反思的那一刻正是对心灵的救赎。如果你被激怒，你要说，‘我要坐在这里，反思下我的愤怒’。对于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思想家来说，这是最基本的。”
在所有刺激和我们对它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个精神空间。这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我们不是被本能驱动的动物，我们有能力选择对任何给定的情况、人、思想、事件做出反应。我们有一个内置的暂停按钮，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我们要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这是高效率人士的基本习惯，这也是缔造和平的基础。
其次，我们要学习“我看到你”模式中最重要的东西。之前，你会把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思维——和老套的东西，与跟你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1990年春天，一天早上5点钟，5个阿拉伯兄弟正在他们东耶路撒冷的家里睡觉。以色列士兵破门而入，用枪指着他们喊道：“你们有没有扔石头？”他们把18岁的哥哥塔伊西尔从床上拉了出去。此时，他们的母亲已经醒了，向士兵哀求着，但是他们把塔伊西尔带走了。他被打了两个星期，直到他终于承认向以色列汽车投掷石块。差不多一年后，塔伊西尔未经审判便被关进了监狱。他最后被释放出来，病重吐血，3个星期后就死了。
10岁的弟弟阿齐兹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回忆说：“我非常痛苦和愤怒……我从小在怒火中长大，我想要正义，我想要报仇。”阿齐兹成了一名记者，写了很多“传播仇恨”的文章。然而，他说：“我写得越多，就越感到生气、空虚。”阿齐兹知道，如果要在耶路撒冷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不得不学习希伯来语。他拒绝学习“敌人的语言”，但现在他报名到一所希伯来学校学习。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一个犹太人的房间里，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与检查站的士兵面孔不同的犹太人。这些士兵带走了我的兄弟；这些学生和我一样。我糊涂了，心想：“他们怎么能是正常人呢？他们怎么能和我一样呢？”我很惊讶，我还可以与这些学生建立起友谊，并同甘共苦。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我们一起学习。对我来说，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我这才明白，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一个10岁的小孩无法阻止士兵把他的兄弟带走，但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些伤痛的反应。他们办事不公、谋杀了塔伊西尔，但我有选择的权力，现在也一样，即是否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今天阿齐兹·阿布·萨拉已经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中东项目组任主任。他曾在欧洲议会和联合国会议中就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解问题发言，是冲突分析和解决组织处马克·格平的助理。
当阿齐兹接触到“仇人”的正常生活、斗争和希望时，他开始以“我看到你”的模式指导他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模式作为指导原则，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想到像阿齐兹和穆罕默德·达贾尼这样的人是如何克服他们痛苦的挑战时，我们意识到，要真正去理解一个人，就不要将他们边缘化。
如何强调这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都不过分。马克·格平说道：“我不关心，是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国家的问题。阿齐兹和我对此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关系，理性的讨论可以随后到来。没有人可以控制政治局势，我们能控制的只有个人关系。”
虽然有些人把宗教作为战争的借口，但像格平和阿齐兹这样的人在其不同的信仰中却找到了人类的爱、慷慨、包容。这些都是“我看到你”模式的特征。
对于格平来说，犹太教传递的铺天盖地的消息是“爱你周围的陌生人”。他说，即使这个诫命在《圣经》中重复了37次，但外面世界的仇恨已经让许多犹太人对这个词做出了重新定义，“陌生人”只包括犹太同胞。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模式转变，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由持续不断的战争引起的。
同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如此仇恨以色列人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根据另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耶路撒冷穆斯林和平主义者谢赫·阿人杜勒·阿齐兹·布哈里所述，“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穆斯林，除非你内心真正热爱所有人”。布哈里因把伊斯兰概念中的“jihad”解释为“人类克制愤怒的日常努力”而远近闻名。他恳求犹太人与他的穆斯林同胞停止战斗：“何必纠结于经文中那3%的不同内容，而忽略了经文中有97%的内容是相同的？”
布哈里解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那些失去人性的人改邪归正。
对于耶路撒冷的和平主义者而言，信仰不是人们之间的隔阂，而是理解对方的桥梁。与反抗或拒绝自己的宗教传统相反，他们在这些传统中发现了“我看到你”模式：我尊重你，我包容你，我尊重你和我存在差异。
再次，我们要学习“我找到你”的模式，它的意思是：“你不同意我？让我听听你的想法。”
我们见过的和平先驱者，大多致力于创建这种思维模式。300多个不同的组织正在努力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宗教对话。虽然他们的工作比较零散，认可度很低，资金不足，但他们正积极把学生、社区领袖、犹太教、伊玛目、母亲带入对话中。简单说，就是所有愿意参加的人。
你不能低估这些对话中存在的情绪上的困难，但它们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上却有惊人的效果。马克·格平说：
如果你想让别人的感情发生模式上的转变，你必须真正倾听他们的诉说，这样才能迷惑他们。他们说什么我都听。我要听一些出格的事情，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荒谬的——完全把我和我的人民妖魔化，逃避他们自己的罪行。我真想反驳他们。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一直训练自己首先要去理解。他知道，他的投入会收到很大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地区的人内心都非常温暖，他们都非常有耐心。恰当的尊重和关心完全可以改变中东地区的情况。”
在伊斯兰国家这一边，布哈里也体会到了理解其他人激情和能量的价值。“强者是一个可以吸收其他人暴力和愤怒，并将它变成爱和理解的人。这样做很不容易，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这是真正的圣战。”
最后，我们要学习“我和你协同”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问“你愿意寻找第3选择吗”。它让人们带着这种模式——像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和爱德华·赛义德他们——与其他人交往。然而，除非有大量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承认对方对尊重和同情的需要，否则第3选择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因如此，穆罕默德·达贾尼、罗恩·克罗尼斯和其他人不再谈论“制造和平”。厌倦了令人窒息的地区政治，他们现在讲的是“建设和平”，这是替代顽固的两种选择思维方式的第3种方法。他们所说的传统的制造和平，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建设和平不涉及任何谈判。它是协同——“通过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来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正因如此，他们自称是“和平建设者”。
和平建设的思维超出了那些将文件看得比冲突引起的情感更重要的协约。格平说：“27年里，我看到很多协约完全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协约完全没有考虑到冲突中人们对尊严和荣耀的需要。”
关于暴力姿态存在一个盲点，例如，在以色列的检查站，你使用铁栅栏，让青少年用机枪驻守在那里。他们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可怕的记忆。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温馨的部队，给人们一些尊重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说：“欢迎您，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您的行李？”谈判的姿态和行为，可以将矛盾化解。
“欢迎队伍”的概念是第3选择思维的一种体现，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需要做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禁锢在两种思维模式里，他们的人民也因此卷入战争的负协同效应中。
负协同效应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我让你丧失人性，让你成为我的敌人。历史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人们总是受诱惑，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圈内人和圈外人，我们这些文明人和他们那些野蛮人。学者们从东方和西方的角度来分析世界……穆斯林的传统是把世界分为伊斯兰地区和战争地区。”作为一个野蛮人，你必须要受到控制。如果我的团队无法控制你，那么，我就必须攻击你，希望能带来一个新的协同作用，一个有害的、消极的第3种替代方案，让你丧失人性，否认你和你的故事，让你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因此，许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梦想着，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其他人”将会消失。他们被自己所迷惑，认为这种破坏性的第3选择将会比现状更好。
这是所有战争爆发的驱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周期性的疾病，人们用一场战争回应另一场战争，直到最后辉煌的希腊黄金时代结束。这种不加思考的循环带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也纳，柏林，伦敦，圣彼得堡都做出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羞辱和被征服一方的复仇愿望，最终导致疯狂而愤怒的反击。你打我，我就打回来。如果我可以打得你更狠，让你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一切就会变得更好。战争是零和模式的最终体现。
与之相反，积极的协同作用是战争的反面。它是积极的，而不是反动的；它是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这意味着做出第3选择：“维护和平需要对极富想象力的外交有一个积极承担……而不是一次次的绝望和军事冲突，希望某些东西变得更好。越希望某些东西变得更好，它往往会变得越差。”当然，有想象力的外交比没有想象力的外交要难。
在历史上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外交是“马歇尔计划”，这是对欧洲正在发生的战争的一次第3选择。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变成了废墟，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冻和挨饿，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向他们之前的敌人捐款130亿美元，用于食品、住房、重建基础设施。（如果你觉得这些钱听起来并不多，那么考虑到它占194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可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了。）“马歇尔计划”的思维模式是我可以帮助我的敌人，我可以分享，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富足的未来。由此产生的复兴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暴力的恶性循环。
我与美国穆斯林的领导小组合作过。我们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会集的会议，其目的是增进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个房间里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外交官和和平实践者，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穆斯林进步会主席伊玛目·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马克·格平博士。他们让我在会议开始的那晚教授“发言权杖”的概念，自此两天内所有人都在说话时提及“发言权杖”这个词。
我看到，这些杰出的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所有方面——文化、社会、信仰，人们开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爱。
我见证了它的发生。奥尔布赖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东西，它可以彻底改变国际外交。她向我解释，大多数外交都是在搞清楚谁有权，可以跟他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在大多数人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妥协。他们只是希望互相做出让步，而不是得到真正有实效的第3选择。
我读过《古兰经》、《旧约》和《新约》，它们都非常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相信中东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传统信仰中，发现解决战争的第3选择。
第47章 全世界的第3选择(4)
这个小组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宗教间对话，使人们可以了解彼此，从他们共同的信念中，找到一个通向未来的桥梁。最重要的是建立位于分界线两侧人们之间的关系，于是，无数人开始了解和信任对方。这些交流，可比达沃斯风格的会议有效得多。当人们感到同情和理解时，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开放。当这些转变足够多时，你已不能阻止第3选择的产生了。你已达到一个临界点，人们将不再接受以前不能接受的，而是一起向前迈进富足的未来。
最关键的是心。除非我们了解人的心，不只是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创建提供人与人之间用心、思想、精神聆听对方的机会是如此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跨过古老的破坏性方式，迈向“更好的未来”。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把第3选择理解为“更好的东西”：
现在，我们再次瞥见了更好的东西……这时世界充满了同情和慷慨，人们因爱而结合在一起，战胜国建立一个马歇尔计划，以帮助其前对手重建家园。
如果世界冲突的主角，开始摆出和平的姿态，改变他们对待敌人的方式，并开始与其交流，他们的行动也可能会改变。
当我们进入新千年时，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够来到和平王国，那么这将是给世界的多么美好的礼物。
一个国家不应该做的事
如果要我解释一下我对第3选择的哲学理解，我用一个词就可以回答——瑞士。但我的有些想法会引来一些争论。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瑞士是一片和平、繁荣的土地，有美丽的山脉和很棒的巧克力。但是，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它还是在国家范围上第3选择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协同是瑞士思维的标志。如果正午你走进巴塞尔一家制药公司里的餐厅，透过窗户俯瞰莱茵河，你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吃午饭。你会听到100种语言。你可以偷听到无数关于科学和医学，艺术和治疗的讨论。治疗疾病的创新产品从这个地方流出。你会感觉，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人都在这里。
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里？
作为一个国家，毋庸置疑瑞士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瑞士工人的效率世界领先，瑞士人均收入排名第一，瑞士政府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透明的政府”。此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瑞士已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它有“优秀的创新能力……它的科学研究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术和商业部门之间有很强的协作关系，公司对研发保持高额投资，确保了大部分研究成果能转换为市场产品和流程”。幸福工程世界数据库报告显示，最幸福的国家排名中，瑞士只比丹麦低一点儿。
但是瑞士却不应成为一个国家。
瑞士没有什么有利的建国条件。它的地理位置不好，瑞士人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不同侧面，自然资源较少，不临海。语言上也不利，西部说法国，北部和东部说德语，南部说意大利语。宗教也很不利，很长历史时间里新教和天主教处于决裂状态。历史学家感到奇怪：“怎么才能将这些特别独立的农民和商人团结起来，尤其是当他们的信仰、语言、诱惑他们的权利都不同时？”
瑞士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它也经历了多次征服、战争、分割。瑞士的22个州、县，1000多年间一直不断发生冲突。各州小心守护自己的权利和界限。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商业依靠的是“一块布、奶酪或其他流通的产品……对往来货物征收约400种税”。货币也是一个烂摊子，因为每个州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有700多种不同类型的铸币。
但最严重的问题是宗教。“从中世纪的天主教内部争论到改革的冲突”，瑞士也没有能够逃脱搞得欧洲鸡犬不宁的宗教暴怒。到1845年，各州逐渐变成新教和天主教联盟，1847年内战爆发。彻底崩溃就在眼前，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准备瓜分破裂的瑞士领土。
瑞士政府部队有幸被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领导。他是一个全能的士兵和工程师，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但他也是一个被战争伤害过的热爱和平的人。人们说：“他是一名士兵，但是他将人性的一面从士兵身份中拉出来；他发动战争，但他把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前奏。”
当杜福尔开始掌握瑞士的军权时，他给他的士兵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规矩，“它值得被记住，因为具有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当你穿过边界时，放下你的愤怒，只想着履行祖国赋予你的职责……只要我们有胜利的优势，就要忘记复仇的感觉，表现得像慷慨的士兵那样，这样你才会证明自己的真正的勇气……保护所有手无寸铁的人，不要让他们受到侮辱或虐待。不要摧毁任何不必要摧毁的东西，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总而言之，以赢得尊重的方式来指导你的行为。”联盟军在战争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制能力，历史学家认为，取得这样的成就要归功于杜福尔。
通过会谈和签订和平协议，杜福尔在26天内就结束了战争。战役能免则免，最终有128名士兵死亡。（与之相比，8年后，美国内战中死了618000人。）杜福尔对受伤的敌军士兵的特殊照顾和他优厚的条件，赢得了反政府武装的钦佩，这也帮助统一瑞士。杜福尔的贡献不只是这些，在1863年，他主持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签订，从而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1847年，自由的工业抗议者与保守的农村天主教徒发生了内战。今天的瑞士，在政治、经济、宗教冲突上都实行的是第3选择。迈克尔·波特说：“在19世纪后期还是一个穷国家，（瑞士）主要出口的是移民。到20世纪的前几十年，瑞士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其有限的国土面积。”
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士是怎么从一个快要分裂的国家变成全球最成功的国家的？
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杜福尔的领导、慷慨、慈善，和向对手表现出的宽恕态度。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仇恨自新教改革以来就一直存在，双方都认为对方罪有应得。W·H·奥登写道：“我和公众知道学生学的是什么，恶人有恶报。”
然而，内战之后，事情发生了转变。瑞士建立了一个与其他国家都不同的政府。为了打破导致战争的仇恨循环，根据1848年的宪法规定，他们采取了直接民主制度。虽然法律是由立法组织制定的，但通过上诉流程，任何公民都可以挑战法律，然后，整个选民区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这个“投票”程序每年约举行4次。“投票之后，就会以国家的名义公布结果。”据分析家所言，这个系统教育了公众，鼓励权力分享，尊重少数族群，并鼓励决策者态度温和并协商解决问题。当然，也会有失效的时候，如果一部法律不尊重人权，联邦最高法院会推翻这部法律。
不知何故，这种第3选择的政府形式结束了瑞士各州之间的争端。最后，当所有瑞士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声音会被听到，国家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变。通行税、造币和混乱的法律都消失了。和平成为管理原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瑞士完全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
不过，虽然民主对瑞士的“多样性统一”有一定帮助，但仅有民主是不够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教育系统，它非常重视创造性统一，并不再强调之前旧有的怨恨。此外，法律不以种族区分公民。据卡萝尔·L·施密德教授所说：“这种尊重少数族群的态度，意味着并不是族群的人数越多，便具有更多的决定权，个人也不会因为它所在种族人数较少而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心中，瑞士成功的原因是我所说的“道德的尊重”。在施密德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中，她指出：“种族共存的成功依赖于种族之间的平等……各种族之间意识上的不平等很可能会加剧紧张的局势。”这种意识是协同作用的巨大障碍。她说，种族冲突通常是由其中一个较大种族的自高自大引起的，“社会暴力是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多元化却又统一，多种宗教和语言仍在流行，瑞士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建立一个第3选择文化。它推崇各州的古文化，尊重所有个人、宗教和语言；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照亮了未来”。当瑞士人向彼此做出这些尊重的姿态时，“使人变成对手，然后敌人，并最终变成奴隶的野蛮偏见被打破了”。其结果就是一个协同，瑞士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弗雷德里克·拉阿尔普写道：“把德国人的深度与法国的优雅和意大利的品位结合起来。”尊重道德、努力从周围丰富的多样性中寻求利益的人们，都属于协同作用范畴。
被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划分的土地能成为另一个瑞士吗？只有当他们决定采用第3选择思维模式，相互尊重和重视差异时，这才会成为可能。他们的矛盾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种不可解决的冲突，不可解决的冲突是不存在的。瑞士的成功不是偶然。瑞士的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因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也血战了多个世代，但他们愿意做出改变。学者们知道“瑞士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能够在关键时刻克服巨大困难”。换句话说，瑞士是一个选择。
其他人也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许多人称之为圣地的地方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瑞士。试想一下把阿拉伯的能量和以色列的聪明才智结合起来的第3选择！这不是一个天真的梦想。世界政策研究所的安德鲁·雷丁建议将瑞士作为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的一个范例。活跃的拉美作家阿尔瓦罗·瓦尔加斯·略萨在2010年走遍该地区的家庭、企业、街道市场。他所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震惊：“以色列经济蓬勃发展，在巴勒斯坦领土（西岸），自由贸易经济也为该地区带来了很大发展……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种经济活力和以色列的创业精神让我们感到，在这两个社会中能发生很多奇迹。可悲的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有多遥远，而是想象这件事实有多么容易。”
不过，我很乐观，因为世界整体趋势是走向和平的。也有令人沮丧的冲突地区，但它们正在减少。一些心理变态的人会做出恐怖的举措，但他们越来越被孤立。我认为，全球贸易和民主化将继续进行。我们看到，在新兴国家中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从摩洛哥来到印度尼西亚，他们摆脱过去的约束，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记者罗伯特·赖特也说起第3选择思维在人类历史冲突中那梦幻般的角色，他指出，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已经经历了许多“零和”的阶段，其中少数人掌权，而且总是有赢家和输家。征服者到来，将人们变成奴隶，并最终被另一个征服者打败。但是赖特认为，历史的方向总是向着“非零和”的阶段发展，这一阶段大众掌权，每个人都赢，“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买一辆车，有多少人在不同的地方对制造这个汽车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和你一起做‘非零和’游戏的人”。人的协同可以结束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紧密相连在一起创造未来。由于我们的兴趣转到为全球社会做贡献，根深蒂固的仇恨便不复存在。在赖特的结论中，我看到了智慧：
总的来说，我认为历史是一个净正的非零和游戏。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让我感到吃惊，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最使我欢欣鼓舞——“对历史来说，总有一个道德层面，上面有一个道德箭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看到了道德的进步”。
从教导中学习
学习本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本书的内容再教给别人。大家都知道，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学到的东西比学生学到的要更多。所以找一个人——同事、朋友、家人——把你所学到的都传授给他。向他提出以下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再想一些问题。
·就第3选择思维的道德力量而言，我们能从穆罕默德·达贾尼的故事中学到什么？
·玛格丽特·克拉姆关于进入犹太大学是这样描述的，“我6个月没有开口说话”，你认为她为什么会选择沉默？关于同情的价值，她的例子能教给我们什么？
·1993年《奥斯陆协议》是怎么诞生的？关于协同作用，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
·吉米·卡特是怎样促成戴维营协议的？为什么他的故事成为展现“心理空气”的重要例子？
·根据马克·格平的观念，“同情姿态”在解决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一名“第3选择思维者”？
·你认为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寻求中东和平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从该乐团的音乐家们身上可以得到什么见解？
·解释下在追求和平过程中每个协同模范的重要性。
·根据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自我认识和反省在解决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反思的那一刻正是对心灵的救赎。”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段时刻为什么对解决冲突如此重要？
·“如果你想让别人的感情发生一个模式上的转变，你必须真正倾听他们的诉说，这样才能迷惑他们”，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聆听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解释一下和平制造与和平建设的区别。说“和平建设是协同”，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下为什么积极的协同是战争的反面。
·为什么学者们说，瑞士甚至不应该是一个国家？通过比较瑞士和以色列–巴
勒斯坦冲突，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
·关于历史的方向，有哪些是让我们感到乐观的？
试试看
当你考虑自己的关系、邻里或社会关系时，有没有哪些冲突是你可以帮助解决的？启动第3选择思考模式，邀请他人一起参加讨论。使用“协同的四个步骤”。
协同的四个步骤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你愿意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答案是愿意，到步骤2。
2.界定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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