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
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
虽然我不打算离开意大利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例，但是我不想忽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锡拉库萨的耶罗内。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人被锡拉库萨人推举为军队的长官，他随即发觉那些象我们意大利雇佣军那样组成的雇佣军是无益的，并且觉得自己既不能够保有他们又不能够将他们解散，他不得不把他们全部斩杀。以后，他就率领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外国的军队作战。
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查理七世由于自己的幸运和能力，把法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军队武装自己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制定了关于步兵和骑兵的规章制度。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路易国王废除了本国的步兵，而开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危难的原因。因为路易国王使瑞士兵享有盛名，于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丧气，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步兵废除，同时他的骑兵又仰赖于外国军队，因为法国骑兵和瑞士兵协同作战已成习惯。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瑞士兵就不能够战胜。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对抗瑞士人，而且没有瑞士人就不敢对抗别人。法国的军队于是成为混合的军队，一部分是雇佣军，另一部分是本国的军队。这种军队整个地说来比单纯是雇佣军或者单纯是外国援军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了。上述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查理七世的制度得到发展或者坚持下去，法兰西王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人们没有能够慎思明辨，就开始从事某一件起先看来认为不错的事情，而没有能够察觉其中的隐患，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消耗热病一样。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①。
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②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赖的。
①原文是“quod nihil sit tam in firmum aut in stabile quam fama poten—tiae non sua vixa”，
引自塔西佗《历史纪年》XIII，19.
②即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锡拉库萨的耶洛内、大卫和法国查理七世。
第14章、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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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①。它的效力②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王位。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①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
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
②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③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
③此处原文“figliuoli”，实指“后嗣”。
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关于行动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脉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
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卫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主如果缺乏这种专长，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
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①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
①菲利波门(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
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外为“希腊的最后一人”。
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②，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①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②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③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
这样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②马基雅维里此说，殆采自古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此书将希腊罗马的伟人并列对比，并加评论。
①恺撒(Ceasare，GaiusJulius，公元前100—44，罗马名将及政治家。
②西奇比奥(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绰号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罗马将领，
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
③色诺芬(Senofonte，公元前434？—351)希腊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
曾从斯巴达军队，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位，战败率兵涉险返国，著《远征记》述其经过。
第15章、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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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①。
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②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
①自本章开始，马基雅维里摆脱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和神学传统的束缚，从历史与生活实践的经验出发，进行逻辑推理，
揭示“典范的君主”(即一切剥削阶级统治者)所必需有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作者预见自己大胆提出创新的政治理论将引起强烈的反对。
②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
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
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
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表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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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意]尼利洛·马基雅维里著 潘汉典译
第16章、论慷慨与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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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将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
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的；可是，为着能够进行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多的鸿图伟业了。
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如果有人说：“恺撒也曾由于慷慨取得统治权，而且其他许多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赞为慷慨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我回答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君主，否则就是正在争取君主的地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慷慨是有害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被人们誉为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恺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统治下去而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假如有什么人反驳说：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曾经被称誉为最慷慨不过。对此我要回答你说：君主所花费的钱财，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钱财，否则就是别人的钱财。在头一种场合，他必须节约；如果在第二种场合，他不应该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机会。
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
第17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
现在谈谈前面①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②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严峻的形势、崭新的邦家，命我森严壁垒，警戒着海角天涯。”①
①第15章列举关于引起赞扬或者责难的第二对品质，见第74页。
②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两派之争，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
①维琪尔(Virgili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Aeneid》，
原文为拉丁文：“Res dura，et regni novitas me talia cogunt moliri，et late fines custode tueri.”
但是，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不过，也不要杯弓蛇影，妄自惊慌。他应当慎思明辨，人道为怀，有节制地行事，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
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del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①。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①这是东西方学者经常摘引，用以指责马基雅维里的一句话。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②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
②汉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
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
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那确是不够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奇比奥①的事例中看到。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全部史纪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可是他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他，其原因不是别的，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他让自己的士兵享有同军纪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为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被称作罗马军队的败坏者。
①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
洛克伦斯居民曾经遭受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西奇比奥既没有替他们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性情和易使然。因此，在元老院里想替他辩解的人就说，许多人懂得怎样不犯错误，比懂得怎样矫正别人的错误来得清楚。如果西奇比奥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
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
第18章、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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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②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③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①此章是在马基雅维里的名著中受到后世许多评论家最严厉非议的一章。
②阿基里斯(Achille，即Achilles)，传说是希腊英雄，从小就由半人半马的基罗尼教养，学会狩猎和作战的本领。
③原文(Chironecentauro)，事见希腊神话。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①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②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①原文“...insullòne”，意谓“总是象狮子般行动，使用公开的暴力”。
②此处马基雅维里改用“一位明智的统治者”(unosignoreprudente)。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①，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②，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①指第15章所称的良好品质。
②指本书第15章第2段。
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①——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
①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如果马基雅维里写作时点名，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
第19章、论应该避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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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面提到的君主的品质①，我已经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品质，现在我想根据下述总纲扼要地讨论其余的品质。这条总纲就是正如前面已经稍微提到的②，君主必须考虑怎样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轻视的事情。如果他能够避免这些事情，他就尽到自己的本份了，即使有其他丑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③，贪婪，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特别使君主被人衔恨；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
①见第15章。
②见第15、16、17章。
③见第17章。
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
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①那样抵抗一切攻击。
①纳比德，见第9章第47页注①。
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②，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①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②见第9章、第17章。
①意谓将阴谋向君主告发的人可以指望获得重赏。
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②，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①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
②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MesserAnnibaleBentivogli)于1445年被波洛尼亚另一个大家族首领巴蒂斯塔·坎尼斯基 (BattistaCanneschi)杀害，但遭到群众反对，巴蒂斯塔·坎尼斯基亦被杀死。
①梅塞尔·焦万尼·本蒂沃利(MesserGiovanniBentivogli，1438—1508)，安尼巴莱·本蒂沃利之子。
其父被杀时，他才七岁。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1462—1504)。
因此，我的结论是：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
因此，妥善组织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族背城借一，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①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②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③，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
①“议会”(“parlamento”即法语的“parlement”)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能与现代“议会”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
以“法国议会”或者“巴黎议会”之名，开始作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来；
其后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使这个机构进一步确立。
②权力者(potenti)，此处实指贵族。
③第三者的裁判机关(unoiudiceterzo)指上述“议会”。
有些人研究了罗马皇帝的生平与死亡，也许会觉得，实例同我的见解相反，因为他们察觉在罗马皇帝当中有些人立身行事一向卓尔不凡，而且表现出精神伟大的品质，然而，这些皇帝都丧失了自己的帝国，并且被那些谋反的臣民杀害了。
为着回答这类反对意见，我想讨论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质，并且证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并无不同之处。同时我想把研究那个时代的行动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列举那些继承罗马帝国帝位的皇帝们，上起哲学家马尔科①下至马西米诺②为例就足够了。这些皇帝包括马尔科、他的儿子科姆莫多③、佩尔蒂纳切④、尤利亚诺⑤、塞韦罗⑥、其子安托尼诺·卡拉卡拉⑦、马克里诺⑧、埃利奥加巴洛⑨、亚历山大[10]和马西米诺。
①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Aurelio，121—180)，罗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
②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③科姆莫多(CommodoMarcoAurelio，169—192)，罗马皇帝(180—192)。
④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
⑤马尔科·迪迪奥·尤利亚诺(MarcoDidioIuliano)，193年佩尔蒂纳切被杀后立为罗马皇帝，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
⑥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
⑦安托尼诺·卡拉卡拉(Antonino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
⑧马尔科·奥佩利奥·马克里诺(MarcoOpelioMacrino，164—218)，217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
⑨埃利奥加巴洛(Eliogabalo)即瓦里奥·阿维托·巴西亚诺(VarioAvitoBassiano，204—222)，
以卑劣的怪癖出名，马克里诺被杀后，为罗马皇帝(218—222)，222年，时十八岁，被杀死。
[10]亚历山大·塞韦罗(AlessandroSeviero，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
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
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依靠军队更甚于依靠人民。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
由于上述原因，结果马尔科、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这些全是温和谦让的人、正义的热爱者、残暴的敌人、既人道又善良的人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唯独马尔科例外。
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
但是佩尔蒂纳切被选立为皇帝却是违反军队的意愿的。那些军队在先皇科姆莫多皇帝时代就过惯了放纵的生活。现在佩尔蒂纳切想要约束他们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就受不了，于是怨恨由此而生。加之由于佩尔蒂纳切垂垂老矣，为人所轻视，因此当他执政之始就被消灭掉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亚历山大吧，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在他受到赞扬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年中，不曾有一个人未经审判而被他处死。然而，由于他被人们认为懦弱无能，是一个听任自己的母亲支配的人，于是，他为人所轻视，军队谋反了并且把他杀死了。
现在，谈谈同他们相反的科姆莫多、塞韦罗、安托尼奥·卡拉卡拉、马西米诺等人的性格。你会发觉，他们全是最残酷、最贪婪的人物。为着使军人得到满足，他们不惜给予人民以任何的危害。而所有这些人都落得了可悲的下场，只有塞韦罗除外，因为塞韦罗非常能干，他虽然压迫人民，可是能够使军队对自己一直很好，因此，他始终是称心如意地统治着。因为他的才能使他在军队和人民的眼中都显得十分神奇，人民对他惊讶恐惧，军队则尊敬他，对他感到满足。因为，作为一个新君主而论，他的行动是伟大非凡的，我想扼要地说明他是怎样善于运用狐狸与狮子的性格，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而这两者都是君主必须效法的。
塞韦罗因为知道尤利亚诺皇帝怠惰昏庸，便说服他所统帅的驻在斯基亚沃尼亚①的军队，要它相信进军罗马替那个被罗马禁卫军杀害的佩尔蒂纳切复仇是正当的。在这个幌子之下，他没有泄露出自己对帝位觊觎之心，就向罗马进军。在人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到达意大利。塞韦罗一到罗马，元老院就害怕了，便把他选为皇帝，并且把尤利亚诺杀掉了。
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②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③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
①斯基亚沃尼亚(Stiavonia)，地在今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附近。
②尼格罗(PascennioNigro)，194年称帝，195年被士兵所杀。③阿尔皮诺(DecioClodioSettimioAlbino)，193年称帝，197年被杀。
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骗。他给阿尔皮诺写信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并剥夺了。
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是一头最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高的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
但是他的儿子安托尼诺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民的眼中是可敬爱的，在军人方面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馐美味和任何其他奢侈品，这一点使他赢得全体军人的爱戴。可是，他的凶暴残忍却是前所未闻的，他杀人无数，其后又杀害罗马大部分居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居民。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右的人们对他也感到恐惧，以致他后来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队”(Centurione)队长杀死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
但是，让我们谈谈科姆莫多吧，因为他是以马尔科的太子身份根据继承权而享有帝位的，他只要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前进，使人民和士兵满意，他就能够容易不过地保有这个帝国。可是，由于他秉性残忍和野蛮，为了自己能够鱼肉人民，他要买好军人，让他们放纵不羁；另一方面，他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常常走到竞技场同搏斗者格斗，并且做出其他卑鄙的、同皇帝的尊严极不相称的事情，因此，他受到士兵轻视。由于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视他，于是人们合谋反对他，并且终于把他杀害了。
现在，还要谈的是马西米诺的性格。
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身卑贱：他曾经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
这样一来，全世界对他的出身卑贱抱有轻蔑之感，并且由于害怕他的残暴而产生憎恶之情，于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和全罗马的人民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合谋反对他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军队也加入谋反了。因为他的军队包围阿奎莱亚(Aquile—ia)，要夺取它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于他的残酷感到恼恨，同时因为发现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于是把他杀死了。
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①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①指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埃及的苏丹。1517年埃及王国合并于土耳其。
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①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
①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mammalu—cehi)控制之下。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
第20章、堡垒以及君主们每日做的其他许多事情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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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
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①；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
所以，正如我说过的，在一个新的国家里一位新的君主常常在那里整军经武。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例。
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②。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①见第2章。
②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
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
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
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
我认为，威尼斯人基于前述的理由，在他们那些附庸城市中培植格尔夫和吉伯林两派①；虽然不让这些派别达到流血的地步，可是威尼斯人却在他们当中制造分歧，使那些市民们纠缠在自己的纠纷中，而不会团结一致反对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样做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当威尼斯人在维拉战败之后，这些城市的属民当中的一部分人立即鼓起勇气，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所以，这样一种方法表明君主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里，绝不允许这样的分裂，这只是在和平时期有用，借此可以比较容易地驾驭属民；但是当战争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就表明是谬误的。
①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
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
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
毫无疑问，当君主克服种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他就变成伟大人物。特别是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获得盛名，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人，并且使他们从事反对他的战争，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战胜他们，并且凭借他的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许多人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①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
①潘多尔福·佩特鲁奇(PandolfoPetrucci)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耶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
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
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赢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做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赢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
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①。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②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③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
①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
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
②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③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于1506年被尤利奥二世所驱逐，于1511年重新恢复了统治权。
因此，堡垒是否有益，要根据情势，在一种情况下对你是有利的，那末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对你只是有害的。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①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
①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
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
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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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意]尼利洛·马基雅维里著 潘汉典译
第21章、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怎样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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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②，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①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②这样，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他的活动。
再说，一位君主，如果类似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③的传说那样作，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作出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他就抓紧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大谈特谈的关于给以奖励或惩罚的方法。这对于君主是大有帮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
①原题拉丁文：“Ouodprincipemdeceatutegregius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
(“…perchòsia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acquistarsireputazione”)。
②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diAragona，1452—1516)，西班牙王国的创建者。
原为阿拉冈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IsabelladiCastiglia)结婚，又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
在意大利，他占有半岛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岛。经过十年战争，格拉纳达于1492年被费尔迪南多征服，于是全部统一西班牙。
①对穆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来人，称为马拉尼人(Marrani)，这是带有侮辱性的外号。
他们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后并多次被赶逐，对西班牙王国的繁荣造成严重的损害。
②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
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
③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
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
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
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
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
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
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情况必定是这样：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用害怕它。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