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①，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②
①事在公元前192年，参看第3章。
②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
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
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
事情总是这样：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采取中立；而他如果是你的朋友，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难，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灭了。但是，当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获胜的话，虽然胜利者是强有力的，你要听他支配，但是他对你仍然负有一种义务，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人们也绝不会这样地不要脸，作为忘恩负义的例子压迫你。再说，胜利从来不会那样彻底以致胜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考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仍然会受到他的忆念，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伴侣。
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决定；而在你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一个君主应当注意，绝不要为了进攻别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除非有此必要，迫不得已，正如上面说的。因为即使你获胜，你仍然成为强国的俘虏。然而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听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威尼斯人同法国人联盟反对米兰公爵——他们本来可以避免结成这种联盟——结果使他们自己毁灭了。但是当君主不能够避免结成联盟的时候，就象教皇和西班牙出兵攻击伦巴底时佛罗伦萨人的情况，那么，由于上述的理由，他就必须联合一方。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①，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①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inartiointribu)，前者指手工艺、商业、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
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
第22章、论君主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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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①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①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
第23章、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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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①的宠臣卢卡神父②谈及皇帝陛下时说。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
①马西米利阿诺(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
②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第24章、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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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①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①，他们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
①那波利国王是指阿拉冈的费尔迪南多(见第1章)。米兰公爵是指鲁多维科·莫罗(见第3章)。
①见第12、13、14章。
马其顿的菲利普②，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
②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
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
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
第25章、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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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
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
①例如第7章、第24章。
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①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①指威尼斯人。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②，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②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
第26章、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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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①，如果为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
①见第6章。
虽然最近在某个人身上可看到一线希望，使我们认为可能是上帝派来赎救意大利的。可是后来在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被命运抛弃了。①于是意大利仍旧缺乏生气，她等待一位人物将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在〔那波利〕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郁抑苦恼的恨事消除。我们看到她怎样祈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行为与侮辱中拯救出来。我们还看见，只要有人举起旗帜，她就准备好并且愿意追随这支旗帜。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如果你想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人物②的行迹与生平，这件事就不是很难的。而且，虽然那些人物是希世的、奇迹般的，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而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当时的机会都不如今日，因为他们的事业比这件事业并不更加正当些、更加容易些，上帝对他们比对你并不更加友好些。伟大的正义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无希望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③在这里，有极其伟大的意愿，在具有伟大意愿的情况下，只要你的王室采取我已经作为目标推荐的那些人的方法，这里就不存在巨大的困难。除此之外，现在我们还看见了上帝所作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大海分开了，云彩为你指出道路，巉岩涌出泉水，灵粮①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经为你的伟大而联合起来，而余下的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去做。上帝不包办一切，这样就不致于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应该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光荣夺去。
①当指切萨雷·博尔贾，参看第7章。
②指摩西、居鲁士、提修斯。
③见李维：《罗马史》，第九卷，第1、10节，
原文拉丁文：“iustumenimestbellumquibusnecessariumetpiaarmaubinullanisiinarmisspesest”。
①灵粮(manna)，《旧约圣经》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食神赐之物。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②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①。
②“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当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见第7章)，可能也包括教皇朱利奥二世在内(见第11章)。
①塔罗(Taro)之役在1495—1513年；亚历山大(Alessandria)之役在1499年；卡普亚(Capua)之役在1501年；
热那亚(Genoa)之役在1507年；维拉(Vailà)之役在1509年；波洛尼亚(Bologna)之役在1511年；梅斯特里(Mestri)之役在1513年。
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②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③，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
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我无法表达：在备受外国蹂躏的一切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来欢迎他！什么门会对他关闭？有什么人会拒绝服从他？怎样的嫉妒会反对他？有哪个意大利人会拒绝对他表示臣服？蛮族的控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臭不可闻了。请你的显赫的王室，以人们从事正义事业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希望，去担当这个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她的旗帜下日月重光，在她的指示下，我们可以实现诗人佩脱拉克①的话语：
“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古人的勇气，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②第三种部队(unoordineterzo)即第三类型的步兵。详见马基雅维里《兵法》第2章论武器、军事训练等问题。
③拉文纳(Ravenna)战役在1511年4月11日。
①佩脱拉克(GrancescoPetratca，1304—1374)意大利诗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和但丁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
(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0章。)下面诗句引自佩脱拉克的诗篇，
原文拉丁文是：
“VirtǔcontroafuroreEprenderàl’arme；efiaelcombattercorto，chél’anticoValorenell’italicicornonèancorm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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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意]尼利洛·马基雅维里著 潘汉典译
本译本使用和参考的主要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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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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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节译本，题名为马加维里著《霸术》，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译者序。其次是曾纪蔚译，题名为意大利麦克维利著《横霸政治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出版，在版权页上无出版日期，根据译者四十年代在该校任教时了解，是1930年出版，有译者序。第三部译本题名为《君》，1934年中国文化学会出版。这些译本均系根据英译本转译，早已绝版。
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世界学术名著选题计划，即向译者约稿。译者根据英译本译出后，为了译文信达起见，曾取英、美、法、德、日各国译本互相核对，发现文义莫衷一是，订稿甚难，决定以意文本为准据另译。为此苦攻意文。
其后借到《君主论》卡塞拉(MarioCasella)审订本及列宁格勒外文图书馆藏本，即根据此两个版本，对照英、美、法、德、日各国多种译本(见参考书目)重新译出，第一稿于六十年代初完成。七十年代陆续借到：马佐尼(M.Mazzoni)审订本及邦凡蒂尼(M.Bonfantini)审订本，又根据两者，同时对照各国译本，先后进行两次较大的修改，择善而从，不拘泥于一个版本。这是第二稿和第三稿。1982年和1984年，笔者先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院及东京大学法学部进行学术交流研究，搜集到各国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资料，对译稿又进行了两次修改，成为现在的这第四稿。本译本全部脚注系由译者汇集各国(包括意大利)有关资料写出，仅供读者参考。此书由于反复推敲，求其忠实可读，多次修改，以致迟迟脱稿。同时由于能力所限，对作者研究不足——愈研究愈知昨日之非——绠短汲深，纰缪难免，期待读者通人指正。
此书执笔于十年动乱期中，完成于我国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期，法治开始实行，香港回归祖国在望。译者庆幸何似，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祖国和欣欣向荣的法学界。
出版之际，译者不能不表示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志们，特别骆静兰同志在长时期中的鼓励与催促以及付排前后的辛助劳动与帮助；如其不然，此书至今也未必能够定稿。
潘汉典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985年4月10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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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意]尼利洛·马基雅维里著 潘汉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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