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很平静。我想找我的孩子玩，但他们都没空。星期六下午，我陪一个顾客到阿姆斯特朗酒吧附近的古董店去拿一点东西，赚了一百块钱。我们一块坐出租车到东五十四街他男朋友家，去拿衣服跟一些零碎的东西。他男朋友的体重大概比同体形的普通人多个三四十磅，态度尖酸刻薄。
“我真的不敢相信，杰拉尔德。”他说，“这个人是你的保镖，还是你把房间转租给这家伙了？不管怎么样，我还真不知道该觉得荣幸还是被人侮辱了。”
“哦，这个问题我想你自己得动动脑筋了。”杰拉尔德跟他说。
杰拉尔德说：“我以前真的很爱这个卑鄙的男人，马修，如果我能知道原因，就谢天谢地了。马修，谢谢你。我可以用每小时五块钱的代价，随便找个人充场面，但是你一站在那里，气势就不一样了。你还记得他一副想把汉德尔古灯据为己有的样子吗？他妈的，那会是他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连汉德尔是谁都不知道，更别提那盏灯了。他只知道憨斗，你听过这个新词吧？意思就是讨价还价。比如说，我现在只肯付五十块钱，而不是当初我答应你的一百块钱，就可以用这句黑话。我当然只是开玩笑，亲爱的。我绝对会付你一百块，因为你实在是太值得了。”
星期天晚上，博比·鲁斯兰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到我。他说，斯基普找我，他此刻在小猫小姐。反正我现在没事，为什么不到那里去？
外面的天气凉快多了。最强的热浪已经在星期六来过，再加上下了一点雨，街道上的温度明显下降。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辆消防车越过我们，冲了过去。等警笛逐渐消失，博比说：“这事真让人发狂。”
“啊？”
“他会跟你说的。”
过街时，他说：“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平常特别冷静，你知道的，我在说阿瑟。”
“阿瑟？没有人叫他阿瑟。”
“是没人叫他阿瑟，打我们是孩子开始，就没有人叫他这名字。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叫他斯基普。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得规规矩矩叫他的名字。”
我们一到酒吧，斯基普便朝博比扔来一条毛巾，并且叫他照顾一下酒吧。“他是一个很糟的酒保，但是他东西偷得不凶。”斯基普说。
“我可不这么想。”博比说。
我们进到后面的房间，斯基普关上了门。里面有两张旧桌子、两张旋转椅、一把高背椅、一个衣帽架、一个档案柜跟一个比我还高的旧式莫斯勒牌保险柜。斯基普指着保险柜说：“账本原本该放在这里面的。也许我跟约翰都聪明得过头了。账本偏偏放在谁第一眼看到都想打开来瞧瞧的地方，对吧？我们在里面放了上千块的现金，一些狗屁文件，包括这地方的租约、合伙协议、离婚证明书，什么狗屁都有。我们放了一大堆宝贝在里面，却被个混小子席卷一空。”
他点了一支烟。“我们搬到这里时，就有这个保险柜了。”他说，“五金店结束营业时没把它搬走，我们觉得把它留下比费劲把它弄走划算，所以，就沿用下来。这玩意儿真是大得要命，对吧？如果你想塞一具尸体进去，说不定都行。我们想，这么大的东西谁偷得走？谁知道居然会有个王八蛋会偷里面的账本。”
“哦？”
他点了点头，“有人向我们勒索了，‘我有你们的东西，你们可以把它拿回去。’”
“他要多少钱？”
“他没说，只说会再跟我们联络。”
“你认得出他声音吗？”
“听不出来。只觉得声音是装出来的。”
“什么意思？”
“反正我觉得那不是真的声音。不过，我真的听不出他的声音。”他的手指交叉，掰了掰指关节。“我只好坐在这里等他电话。”
“你什么时候接到电话？”
“几个小时前。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到这里来。我跟你说，这真是个好的开始。”
“还好他找的是你，不是把那份资料寄给国税局。”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我们现在有办法可想了。只要他掉了一枚硬币，我们就有办法把他的老巢翻出来。”
“你跟你合伙人谈过了没？”
“还没有。我打电话到他家去，可是他不在。”
“所以你就坐这里。”
“对啊，要不然我能怎么样？像神经病一样，到处跑来跑去吗？”他的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平底玻璃杯，里面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褐色液体。他狠狠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到杯里面去。“恶心。”他说，“我从没见你把烟蒂扔到杯子里去，马修。你不抽烟，对吧？”
“抽过好一阵子。”
“是吗？你曾经吸过好一阵子竟然能不上瘾？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为了戒烟改打海洛因。你认识他，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但是那些王八蛋，”他拍了拍烟盒子，“恐怕是上了瘾，不是为了好玩。来一支？”
“不，谢了。”
他站了起来。“如果有什么事是打一开头我就不喜欢的，我根本就不会去碰。”他说，“嘿，谢谢你抽空过来。现在除了等，也没别的什么好做。但是，我想随时跟你保持联络，好让你知道情况发展到什么地步。”
“这没关系。”我说，“不过，我跟你说，你并不欠我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比如说，不要再帮我付酒吧的账单了。”
“你不舒服啊？”
“没有。”
“我只觉得这是我该做的。”
“我很感谢，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啊，我想也是。”他耸了耸肩，“如果没想清楚，你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什么钱都花得出去，而且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一杯酒我还请得起吧？在我的酒吧里喝一杯吧？”
“这当然行。”
“那就快来吧。”他说，“免得鲁斯兰德把整个店都送掉了。”
每次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都怀疑我会不会在那里碰到卡罗琳。每次没见到她，我都会觉得轻松，而不是失望。我曾经想打电话给她，但觉得还是不打比较好。星期五晚上是我们两个都想要的，我们两个也都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句号。我很高兴事情这样收场。更好的是，我已经能把我跟弗兰之间的风风雨雨丢在一边，置之不理，至于我跟卡罗琳的那段，我也能当作是酒后乱性的糊涂事。我想，如果我跟街上的陌生女子混上半个小时，可能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没那么好玩而已。
我也没有再碰到过汤米。我丝毫没有失望的感觉，只觉庆幸。
星期一早上，我买了一份《新闻报》。上面说警方在日落公园抓到一对中南美洲兄弟，涉嫌抢劫并枪杀蒂勒里太太。报纸上还有一张照片——两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满头乱发，一个拼命想遮掩，另一个则对镜头傻笑。两人都戴着手铐，身边各有一个宽肩膀、冷着脸的警官。标题还特别告诉读者，哪两个是好人哪两个是凶嫌，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好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丹尼斯放下正在擦的杯子，接了电话。“他刚刚离开这里，”他说，“我见到他出去了。”他用手遮住话筒，满脸疑惑望着我。“你还在这里啊？”他问道，“是你刚刚溜出去，还是我走了神？”
“谁问我？”
“汤米·蒂勒里。”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女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把隐私告诉一个男人，你也永远不知道那个男人会有什么反应。我实在不想知道，不过，我觉得处理这种事用电话说总比面对面好。我点了点头，丹尼斯隔着吧台把电话递给我。
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汤米，我听到你妻子的事，我觉得很难过。”
“谢了，马修。天啊，这好像是一年以前发生的一样。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好像才一个多礼拜吧？”
“至少他们抓到了那两个混蛋。”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一定还没有看报纸吧？”
“我当然看了。两个讲西班牙语的孩子，还看到他们的照片。”
“我猜你看的是早上的《新闻报》。”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你没有看到下午的《邮报》。”
“没有，怎么啦？这两个人最后无罪释放啦？”
“无罪？”汤米冷哼了一声，接着他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警察今天早上来过，我那时还没有看到《新闻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抓到凶嫌了。妈的，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个消息的话，你可别不相信我。”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米。”
“那两个混小子会无罪吗？妈的，那两个人在时代广场地铁站附近租了一个房间。警察破门而入，见到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我跟他们描述过被偷的珠宝、音响的编号，什么都跟他们说了。这两个人哪会是什么好东西？”
“那又怎么样？”
“他们只承认抢了东西，却不肯承认他们杀了人。”
“罪犯通常都这样的，汤米。”
“让我讲完好不好？他们承认拿了我的东西，但是，他们却说是我拿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是半夜到你们家，把东西拿走了。”
“对，没错。不，不对，他们说是我叫他们来偷东西，好诈取保险公司的赔偿。反正我丢的东西，保险公司都会全额给付，算得上两全其美。”
“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妈的，我哪知道？我给警方一张申报损失的清单，结果在他们家搜出来的赃物多出一倍还不止。有些东西是我在交出清单之后，才发现忘了报的，有的是警察找到之后，我才知道被偷走的。他们还偷了许多没保险的东西。其中有一件佩格的皮大衣，我们一直想给它保个险，但是一直没想起来去。她的有些珠宝也一样。他们还拿走一套银器，那是佩格的婶婶送的，我没骗你，我几乎都忘了有这样东西。那当然也没保险。”
“这听起来实在不像是诈骗保险金的案例。”
“是不像啊。怎么可能是呢？不管了，最糟的是他们说，他们闯进来的时候，屋里根本没有人——佩格不在家。”
“然后呢？”
“然后就变成是我在陷害他们了。他们破门而入，把金银细软搬走，然后，我跟佩格回家，朝她猛刺七八刀，随后溜掉，把现场布置成一副劫财杀人的模样。”
“那两个抢匪凭什么说你杀了你妻子？”
“他们没说啊。他们只说，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妻子并不在家，而抢案是我安排的。整个情节是警察一片片拼出来的。”
“他们打算怎么办？逮捕你？”
“没有。他们到我暂住的旅馆，一大早，我才刚洗完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抓到了那两个混蛋，更别说他们编的那套说词了。那两个警察说，他们只是想跟我谈谈，起初我信以为真，就跟他们聊了起来，但越说越不对劲。所以，我跟他们说，只要我的律师不在我身边，我就一声不吭。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他早餐吃了一半，火速赶来，立刻阻止我说话。”
“他们没有抓你或是把你的话记下来？”
“没有。”
“但是他们开始怀疑你的证词了？”
“没有。我本来想和盘托出，但是卡普兰不让我说。他们没把我抓进去，因为这件事还没有立案。但是，卡普兰说，如果他们有办法，他们会编个案子出来。他们说我不能出城，你能相信吗？我的妻子被杀了，《邮报》的标题竟然是‘劫财谋杀案中的神秘丈夫’。他妈的，他们以为我会去哪里？难道我会到蒙大拿去钓鲢鱼吗？‘不能出城！’这种话在电视上听过，但你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人这么说。说不定这两个狗屁警察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我等了老半天，想知道他到底要我干什么，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
“我打电话给你，”他说，“是因为卡普兰说我们应该雇个侦探。他说那两个小鬼说不定到处夸耀他们的战果，说不定透了口风给他们的朋友，也说不定就能从其中找到他们杀人的证据。卡普兰告诉我，如果警察拿全副精力用来盯我，哪里会有时间把整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我跟他解释说，我不是真正的私人侦探，我没有执照，我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法律效力。
“那没有关系。”他坚持说，“我告诉卡普兰，我只想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一个可以帮我忙的人。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我身上栽什么罪名，马修，因为我可以把那段时间里，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交代得明明白白。但是警方对我的疑心一日不除，这一直会是我的心病。我希望这事能尽快解决，而且要那两个讲西班牙语的混蛋招供认罪。我要为我自己、为我工作上的伙伴、为我跟佩格的亲戚、为一切支持我的人，把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吧？很多上台领奖的人都会说：‘我要谢谢我爸爸、我妈妈、教我钢琴的老师跟许许多多支持和爱护我的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听着，你到办公室见我跟卡普兰，听听那家伙的意见。帮我一个大忙，顺便为自己赚点钱。怎么样，马修？”
他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如果卡罗琳跟他说，我到底有多值得他信任，怎么办？
我能怎么说？我说好。
第七章
我搭上地铁，只坐了一站，便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在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里，我跟汤米·蒂勒里见了面。卡普兰的办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鲁克林区政府只几条街而已。办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厅。街角有一家专门卖中东进口用品的杂货店，再过去是一家旧货店，里面全是原木家具跟铜灯、床架之类的杂物。在卡普兰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没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轮椅上，他前面有个雪茄盒，里面有一两张两元的纸钞跟几个硬币。他戴着一副玳瑁框角太阳眼镜，前面还摆着一块牌子：“别看我戴太阳眼镜就以为我是瞎子，我只是没腿而已。”
卡普兰的办公室以木头作装潢的主体，里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刚从角落里搬过来的档案柜。卡普兰和他两个合伙人的名字用旧式的黑金字体镶在玻璃门上。卡普兰的文学士和法学士两张文凭，用框子框好，挂在墙上。一张卡普兰的全家福搁在维多利亚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个铁路道钉当镇纸，压住桌上的文件。墙上有一个钟，时针指的是下午时分。
卡普兰看起来有点保守，不过衣服还算是跟得上流行。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线条西装，打黄点领带，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好像刚领到毕业证书没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点，当然比汤米矮得更多，体型削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称。他跟人握手时，态度不冷不热，他直盯着我看，难掩眼神中的打量与揣测。
汤米还是穿他的酒红色外衣、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白色便鞋。他的蓝眼珠布满血丝，嘴角全是斑点。他脸色也不大好看，仿佛紧张得血液倒流，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做的是，”德鲁·卡普兰说，“从赫雷拉或是克鲁兹的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然后，到宾州车站找到那个寄物箱，打开，把上面有他们指纹跟沾染血迹的长刀拿出来。”
“你真的要我去做这件事吗？”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我们的情况没那么坏。他们手上有的，顶多是两个从热带到美国来以后，就一直惹麻烦的两个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这两个人行为一向不检点，他们的证词就只会对汤米有利。”
“说得再清楚点好吗？”
我问话的时候，眼神转向了汤米，汤米却不安地避开了。卡普兰说：“三角恋情，手头不方便，想弄点钱来花花。玛格丽特·蒂勒里的婶婶去年春天死了，留给她一大笔产业。虽然还没有过户，但是，根据初步的估计，大概值五十万美元。”
“不过一定会被人杀价，大概不值那么多。”汤米说，“会少很多。”
“还有保险。汤米跟他妻子的保险方法也很简单，两人互为对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条款，汤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条，“大概是十五万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还可以加倍领取，总共是三十万元。所以，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案的话，总收益大概是七八十万美金的样子。”
“这可是我律师说的。”汤米说。
“同时，汤米刚好最近手头不太方便。过去一年在赌场里面，他的手气不好，有人上门讨债，当然有点压力。”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汤米插嘴。
“我在模拟警察的思维模式。他在赌场里欠了点钱，别克车分期付款也拖了两期。同时，他在办公室里搞上一个女的，每天在酒吧里跟她厮混，根本就不回家——”
“你不要太夸张了，德鲁，我差不多天天都回家，只是时间不太确定而已。我至少会回家洗个澡，跟佩格吃个早饭。”
“早餐吃什么？吃排头啊？”
“有的时候。我有班要上，有工作要做。”
卡普兰坐在角落里，二郎腿一跷：“这么多可能的动机还不够吗？更何况，有时警察根本不会注意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第一，他爱他妻子，可是他却欺骗她。那又怎么样？大家不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男子在外面有不轨行为，另外没出轨的百分之十是在说谎吗？难道他们都有杀妻的动机吗？第二，他是欠了点钱，但是他信用很好，不愁调不到钱。总归来说，他这几年钱是赚了不少，但是常常大起大落，有时候阔得要命，有时候却得勒紧皮带。”
“你得习惯这行业。”汤米说。
“保险赔偿加上遗产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一大笔钱，但是，在汤米眼里却没什么。更何况汤米说得没错，扣掉税，其实也没那么多。玛格丽特名下的房子，就是他们现在住的那一栋。给一家之主保十五万的险，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给一个家庭主妇保十五万，好像就有点怪。其实，很多保险推销员在卖保险的时候，就是这样卖的。他们刻意给你一种表面平衡的感觉，而不告诉你说，你老婆在家里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高的保额。”他双手一摊，“不管了，反正那张保单是在十年前签的，又不是他临时起意跑去改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汤米玩弄着他的铁路道钉，在肥大的两手掌间抛来抛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韵律跟时钟钟摆的节奏差不多。
卡普兰说：“其中一个凶手——安杰尔·赫雷拉，去年三四月份曾经在蒂勒里家打过零工。那时候是春季大扫除，他负责把从地下室和阁楼清出来的杂物一箱一箱拖出去，赚点零用钱。赫雷拉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汤米才会找他来演这场假抢劫案。但照常识，这是赫雷拉和克鲁兹为什么知道屋里有金银细软以及怎么进去的理由。”
“他们到底怎么进去的？”
“他们把侧门玻璃打破，再把门锁打开，就进去了。可是他们告诉警方，门是汤米替他们开的，玻璃是事后他们才打破的。他们还说，他们离开时，屋里干干净净。”
“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却好像被旋风扫过。”汤米说，“我还非得看那副惨状不可，害得我的胃难受得要命。”
“他们当然说，屋子之所以乱七八糟是汤米杀他妻子时弄的。如果你知道实情，你就会明白他们是胡说八道。时间根本就不对。他们大约是在午夜时分闯进去的，根据法医的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之间。汤米是五点钟才回家的。他跟朋友吃了晚饭，又到过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这才结束他忙碌的一天。”他看着他的当事人说，“我们运气不坏，如果他那天刚好没应酬，他的不在场证明就不会那么强了；又如果他一直待在他女朋友公寓里，拉上窗帘，也就真的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了。”
“一旦佩格察觉到迹象不对，我就会小心点，别被她抓到。”汤米说，“只要我一回到布鲁克林，我就是十足的居家男人，我在城里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
“但是入夜之后，汤米的行程就很难解释了。”卡普兰继续说，“因为其中有几个小时，他跟他女朋友留在公寓里，而且把窗帘也拉上了。”
其实不用把窗帘拉上，我想，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
“更何况有段时间，连她也不知道汤米在干什么。”
“她睡着了，可是我睡不着。”汤米补充说，“所以我穿上衣服，到酒吧里混了两个小时。我没去太久，她睡醒前我就回来了。如果我有架直升机，倒是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我家到她家来回一趟，可是靠我那辆别克可不成。”
“现在的关键是，”卡普兰说，“就算时间足够，就算他女朋友的不在场证明不算数，就算所有证人的证词都不是真的，这起谋杀案也不可能是他干的。比如说，汤米在那两个讲西班牙语的小鬼离开之后，并且在命案可能发生的最后时限——凌晨四点钟前溜回家中，那他老婆跑到哪里去了？根据克鲁兹和赫雷拉的说法，那时家中根本没有人。他上哪里去找到她，再把她杀掉？你要他怎么办？把他妻子塞在车厢里吗？”
“也有可能是那两个小贼到以前，他就把她杀掉了。”
“我居然还想要雇用这家伙。”汤米说，“我有预感，你知道我意思吗？”
“别急。”卡普兰说，“最糟糕的是时间上有点接不上。汤米最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是从晚上八点到午夜前后，之后，他就跟他女朋友单独活动，没出现在有人可以证明的公开场合了。法医确定他妻子十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活着，所以她最早被杀害的时间顶多是十点多。还有，时间也不能解释所有事情。他们怎么可能闯进公寓，把屋子都翻遍、偷遍了，居然会没看到屋里有具尸体？我想他们连哪里有指纹，都会瞧得清清楚楚。警察在那间房间里找到蒂勒里太太的尸体，他们为什么没注意到？”
“也许尸体被什么东西盖住了。”我想到斯基普那硕大无比的莫斯勒保险箱。“也许尸体是在衣柜里，所以他们没看到。”
他猛摇头，“死因是利刃猛刺而死，鲜血流得到处都是。床跟卧室的地毯都被染红了。”我们两个都故意不看汤米。“她不可能死在别的地方。”卡普兰开始下结论了，“她就是在那里遇刺身亡的。蒂勒里太太不是赫雷拉就是克鲁兹杀的，不管怎么样，凶手反正不是汤米。”
我想在他的话中挑点毛病，但一时之间却找不到。“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找我要干什么。”我说，“汤米输官司的机会好像微乎其微。”
“根本不可能立案。”
“那——”
“问题是，”他说，“为了这种事闹上法庭，就算你全身而退，也还是输。因为在你今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记得你曾经为了谋杀发妻上过法庭。没人管你是胜诉还是无罪开释，你要是没事，大家就以为是你的律师买通法官或是贿赂陪审员。”
“而且，”卡普兰说，“你也不知道法官会不会突然发神经。你别忘了，在抢劫进行时，汤米所能提供的不在场证明，是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事，陪审团固然会相信她的话，但是你看到《邮报》上那些捕风捉影的文字没有？如果他们不相信她的话，认为是他女朋友为汤米遮掩，怎么办？如果他们想到他妻子在血泊中辗转呻吟时，而他却在别的女人床上欲死欲仙，那不更是火上加油？”
“你接着说。”汤米说，“现在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有罪了。”
“陪审团不同情他，事情就很难办了。他长得英俊威武，穿得也很气派，你在酒吧里可能很喜欢这一类的人物，但上了法庭又如何？他是一个靠电话卖产品的推销员，这种职业相当获得大家尊重——打通电话给你，建议你什么时候要投资。很好嘛。但是对那些买股票却赔了几百块的人，或是用杂志订购单邮购却发现产品不好用的人来说，汤米的形象又是如何？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汤米上法庭的。只要上法庭，我就一定会赢，这点我有把握，但是谁要这种收场？我不希望这件事立案，我希望在他们给大陪审团寄通知前，就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
“你要我干什么？”
“看到底你能找到什么，马修，把克鲁兹跟赫雷拉的把柄揪出来。我不知道我要你找什么，可是如果你能找到沾上血迹的衣服之类的东西，那就棒极了。你以前是警察，现在是私人侦探，你到街角、酒吧，到处转转，说不定能找出什么消息来。布鲁克林区你很熟吧？”
“有些地方还算熟，我在那里工作过，常常来来往往的。”
“你不会在那里找不到路吧？”
“那倒不成问题。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找个会讲西班牙语的人？我能用西班牙语在杂货店里买酒，但是讲其他的话，就结结巴巴了。”
“汤米说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所以他下定决心要麻烦你。我觉得他的想法没错，有交情的朋友，干起活来总是特别卖力。”
“这是实话。”汤米说，“马修，我信得过你，这就够了。”
我真想告诉他，这世上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但我何必跟钱过不去？他的钱跟别人的钱一样好用。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他，但是我一向不会喜欢我的雇主，否则的话，如果我不努力，我就觉得歉疚。
我实在不知道能帮什么忙。就算我什么东西都没发现，警方也很难起诉汤米。我怀疑是卡普兰故意搞点花样，好提高他的律师费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只要装模作样混上一个礼拜就行了。这种事不无可能，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说我很乐意帮忙，也希望能替他们找到有利的证据。
汤米说我一定有办法洗刷他的嫌疑。
卡普兰说：“现在咱们来谈谈你的费用。除了每日的酬劳跟报销的费用之外，我想我们还应该付你一笔订金，或者你是以小时计酬？你为什么一直在摇头？”
“我没有执照。”我说，“我没有法律地位。”
“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你的头衔登记为本案顾问。”
“我不想出现在任何的公文书上。”我说，“我也不会记录我所花的时间跟费用。如果我有什么花费，我会自己掏腰包。我只收现金。”
“那你的费用要怎么计算？”
“我只说一个总数。如果在结案前我觉得不够，我会再开口。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可以不付，我是不会跟任何人上法庭的。”
“好像没有人这样做生意吧。”
“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帮朋友的忙。”
“可是你也收钱了。”
“帮朋友忙，顺便收点钱，有什么不对？”
“是没什么不对。”他看起来若有所思，“你觉得这个忙值多少钱？”
“我现在还不知道问题有多复杂。”我说，“你今天先给我一千五百块，如果我觉得不够，我会让你知道。”
“一千五百块？汤米可不知道他花了这笔钱能得到什么。”
“没错。”我说，“连我也不知道我能找到什么。”
卡普兰的眼睛眯了起来。“这笔费用好像有点贵。我想开头先付个三分之一就够了。”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那几个做买卖的朋友，他们最会讨价还价了，卡普兰显然就是这一类的人。
“其实这并不算多。”我说，“顶多是保险公司赔偿金的百分之一，你们不就是为了这笔钱才雇用私人侦探的吗？是不是？除非汤米清白，否则保险公司不会付钱。”
卡普兰的表情有点讶异。“这倒是实话。”他承认，“但是我想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理由才请你来的。保险公司迟早会赔我们。我觉得你提出的价钱不是特别高，只是一开头就全部付清，总有点——”
“不要争价钱了。”汤米插嘴说，“这价钱对我来说很合理，马修。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手头有点紧，一下子叫我拿出一千五百块来——”
“也许你的律师可以先垫上。”我建议。
卡普兰对这事显然有很多意见，所以我走到外面去，让他们两个在里面商量。接待员递给我一本《命理》杂志。里面有两幅彩色铜版画，画的正是十九世纪布鲁克林的市区景象。我正看得出神，卡普兰的房门开了，他叫我进去。
“汤米同意从保险公司的给付和变卖他妻子遗产所得中，先拿出这一笔钱来。”他说，“所以我会代付一千五百块给你，我想你不介意写张收据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我点了点钞票，十二张百元大钞，六张五十块，所有钞票都不连号。好像每个人身上都有几张现钞，特别是律师。
他写了一张收据，我顺手签了。他还为他刚才犹豫不决的态度向我道歉。“律师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被训练得非常保守。”他说，“当我碰到不是很符合正常程序的时候，难免要花点时间调整。希望刚才没冒犯你。”
“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我不会麻烦你把你的调查所得打一份报告给我，但是可不可以请你有所发现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宁可什么事都告诉我，也不要把许多细节轻易放过，谁也不知道什么事会在最后关头救人一命。”
“这我明白。”
“我相信你了解。”他送我到门边。“对了，”他说，“你的费用只是保险公司赔偿金的两百分之一。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了，保险里有双重保障条款，谋杀可以得到双重赔偿。”
“我知道，”我说，“只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规定。”
第八章
第六十八分局位于第三大道跟第四大道间的六十五街上，大约在湾脊区跟日落公园之间。路的南边有新的公寓建筑工地，警察局就在对面。这栋建筑物有点像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建筑表面有一些凸出的方块和一块休闲用的空地。我记得东哈勒姆区也有一栋样子差不多的建筑物，我后来才知道，这两栋建筑物是出自同一人手笔。
这栋建筑有六年历史了。入口处的纪念碑上说，建筑师、警察局长、市长跟其他几个值得提一笔的人物，都相互较劲，想为市民留下不朽的作品。我站在那里，从头到尾把碑文读了一遍，好像那是什么绝妙好词似的。然后我走到前台，问当班的警员可不可以见一下卡尔文·诺伊曼探长。警员打了个电话，用手一指，叫我到值班室找他。
建筑内部相当干净宽敞，而且灯光明亮。警察局已经好多年了，但依旧是当年那种簇新的感觉。
值班室里有一排灰色档案柜、一排放私人用品的储物柜，以及两排面对面的办公桌。角落里有台电视机，但没人看。那十几张桌子上一半有人。饮水机旁，一个穿衬衫的男子跟另一个穿西装的男子谈话。拘留室里，一个神智不清的汉子不着调地唱着西班牙歌。
他在填表格。我就站在打字机旁等他。他瞧了我一眼：“斯卡德？”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把脸转向我，并且朝我挥一挥手。
“你进这行的时候，他们没告诉你，”他说，“你一天到晚都得处理这些没一点用的东西？外面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好像是打字员。”
“想到这个，我对这份工作就一点留恋都没有了。”
“我想我也不会想念这种屁事。”他使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个呵欠，“埃迪·凯勒对你评价很高。我听你的话，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你不坏。”
“你认识埃迪？”
他摇了摇头。“但是我知道一个老警官的行事作风，”他说，“虽然我很想帮你忙，但是我没办法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你。坦白说，我恐怕没法在布鲁克林凶杀案上全力支持你。”
“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就把案子接走了。他们报案直接报到一零四那边去。这是不合乎程序的，这个案子应该是我们的，可是后来发生一大堆事情，这个案子就交给一零四，而不是给我们管区。”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案情的？”
“我一个线民把他在第三大道酒吧里听到的话告诉我。很棒的一件貂皮大衣，价格非常合理。不过，这件事你得暂时保密，因为这事很棘手。反正六月大热天，在日落公园里卖貂皮大衣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个人买了那件大衣，因为他想让他老婆晚上穿出去风光一下。我的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觉得米格利特·克鲁兹家里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脱手，来路不明。单凭那件貂皮大衣跟其他他描述的东西，我就相信有足够的理由申请搜查令了。”
他用手理理头发。他的头发是褐色的，如果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那蓬乱的头发会显得更浅些。那时的警察已经不把头发留长一点及蓄小胡子、鬓角当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诺伊曼依旧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诺伊曼除了鼻子曾被打断，整容手术做得不太好，显得有点奇怪之外，基本上，他是个平常人。
“东西都在克鲁兹的家里，”他说，“他住五十一街附近，就在快速道路边。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地址给你。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布什终点站大批发店在哪里？在批发店附近有个破破烂烂的社区，那里有很多空地和废弃的房间，有的人会破门而入在里面鬼混。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克鲁兹家去看看，或许不会觉得有那么差。”
“他一个人住吗？”
他摇摇头，“他跟他祖母一起住。那个老太太老得要命，又不会讲英文。她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小时候是学过英文，但却有个德文名字。很纽约吧，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