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才感到平静了许多，克托和阿尔贝特使我感觉很安全，很欣慰。想起弹坑里，我实在是一派瞎说八道。
“就比方那儿。”克托指着一个方向说。
有几个狙击手正通过步枪的瞄准镜站在战壕的堤上观察着敌方情况。不时扣动扳机，子弹便“啪”地飞出。
他们正得意地叫喊着。“又打中一个!”——“他跳跃的姿势真有趣。”厄尔旅奇中士趾高气扬地反过来，作了一个记录。他今天以准确无误地三枪命中而在射击记录上保持领先。他自己也非常洋洋自得。
“可这又如何解释呢?”克托问我
我点点头。
“如果保持这样，他晚上肯定会得到一只小彩鸟①了。”克络普说。
“也许就快提拔当副军长啦。”克托说。
我们彼此相视。“我是不去干的。”我说。
“都是一样的。”克托说
厄尔中士还拿着步枪来回搜索着。
“你又何必为那事而失眠呢?”阿尔贝特也劝我说。
此刻，我一片混乱，什么都不懂了。
“我在那里与那家伙呆得太长的缘故。”我说。但无论怎么解释，战争就是战争。
厄尔中士的步枪还在不停地扣动着响动着。 ①小彩鸟：士兵行语，指勋章
有一份很好的差事分派给我们八个人，任务是去守卫一个已经放弃了的被轰击的支离破碎的小村子。
那边军粮库还没完全清空，所以我们的主要对象也就是照管它了。那个军粮库同样也为我们提供给养保障。这是我们几个最专长的工作，除了海依早死之外，其他几个包括克托、阿尔贝特、米罗、恰德、罗尔、德特林，都到齐了。我们都很庆幸，因为好几个部队，损失远比我们惨重。
我们找了个地窖当掩蔽壕，从上到下都有台阶相通，主要是用混凝土加固了四周。为加强防护，我们又在入口地方树立一道用混凝土砌成的土墙。
我们终于能有时间放松一下了。这确实是一个全身心稍稍解脱一下的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不愿放过这样的时间来舒展一番，毕竟我们仿佛身陷绝境根本没有思考忧愁的工夫。而现在的情况就好一些了。可一切都还是离不了切中实际。每次头脑中偶尔闪出战时的一些想法都会让我不寒而栗。但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刻意地去把一切都看开一些。所以总是找出各种闲言碎语来抚慰扎根在心底的恐慌担心。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来麻醉劝勉自己，我们精神十足地工作，把日子装扮的像在农庄一样，怡然自得，成天就是尽情地去吃去睡，别的都不去想。
我们从其余几所房间里把褥垫抽出来在住的小木屋里铺好。每个人都愿意让屁股舒服一点儿。只剩下屋子当中一处空闲了。我们又到村子里找来了毛毯、羽毛垫子，和别的高档舒适的东西，反正这里什么都能找来。阿尔贝特和我还找来一张搭着蓝绸帐铺着花边床单的而且便于折叠的桃花心木床。我满头大汗地把它搬到屋里，虽然如此也不能白白让它浪费在外呀，谁知道什么时候它还是不是这样完美，可能早已经支离破碎了。
我和克托一块到几个屋子里挨着转了一圈。没多大工夫，我们便满载着十二只鸡蛋和两磅非常鲜美的黄油回来。正说着话呢，冷不丁就听见客厅一声“轰”响，一只铁炉子从墙中飞入，又从我们头顶经过，然后穿过我们一公尺远的后墙飞出去了，正好打了两个大洞。原来是对面的房子被炮弹击中，碰巧打在那东西的上面。“王八蛋，”克托笑着咒骂了一句。我们又出去捕寻。突然又一声特别的响动传入耳畔，我们急步赶过去。眼前的情景竟让我们惊呆了，原来居然有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在猪圈里“哼哼”呢。我们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瞅确确实实是两只小猪，它们就在面前。我俩上去一把抓住，是两只实实在在的小肥猪呢。
我们掩蔽壕约五十步左右有一所原来供军官住宿的小房子。我们想好去那里做一餐丰盛的美味佳肴。厨房是应有尽有；有两个格栅，其余锅、碗、瓢、盆、壶样样俱全。甚至木栅栏里连碎劈柴都准备齐了。这里真是个舒适的好地方。
我们分好工，早上我去野外农田里找来土豆、胡萝卜和扁豆。我们全部都用鲜菜，军粮库的罐头制品连动都没动，厨房里已经早准备好了两个大大的卷心花菜。
克托动手把两个小猪都宰杀了。我们本想和烤肉调配做些油炸土豆饼，但又没削皮刀削土豆皮。不过很快便有了主意。我把一个罐头盖用钉子打了许多眼。然后戴上厚皮手套，保护好手指，很快便动手削起来，没多大工夫就完成了。
分好工，克托负责小猪和胡萝卜、扁豆、菜花。我专管油炸土豆饼，每次炸四张。克托还给菜花添了白酱油做佐料。我干了十分钟便找到一个窍门儿，炸好一面以后，把锅往上一掀土豆饼就会自动在空中抛起翻过个来，又落到锅来。烤小猪时，我们像在祭祀神灵一样围成一圈看着，它们整只猪身油光可鉴的情景。
我们又热情地请来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到这里来做客，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便一人弹奏，另一人和唱起《威尔河上》。他的歌声宛转而充满深情，甚至还有乡土的萨克森味。但它还是感染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站在摆好的美味佳肴前充满了感触。
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要有倒霉事过来了。炮弹已根据侦察气球指引的我们烟囟冒出的烟柱的方位向这边袭来。那些东西看上去小，而且落地后也只不过一个小坑洞，但却能向四周扩散，紧贴地面。连续不断地散片落在我们附近，一次比一次离得近了。我们又不忍心丢下这些东西不管。弹片不停地飞射过来。甚至有几块已打穿厨房的顶窗。烤完了小猪，但土豆饼就不好往下炸了。炮弹更加急促，弹片纷纷打在厨房墙壁上，窗户里。一有东西破窗而入，我就赶紧端着煎锅和炸饼弯腰在窗子边的墙根蹲下，躲一会儿。然后再抓紧时间继续炸烤下一张。
一块弹片打中钢琴，结束了两个萨克人的表演。一切都完成就绪后，大家决定把东西带到掩蔽壕里去，每次等轰炸过后；俩人带些东西迅速跑五十公尺的距离进入掩蔽壕里。不一会儿他俩就不见了。
爆炸一来，大家都蹲下躲避好，马上便有俩人飞快地拎着两大瓶高档咖啡跑出去了。等爆炸再来时进入掩蔽壕。
紧接着，克托和克络普把最为重要的东西：两只棕黄色烤乳猪，用锅端着弓着身子；高呼一声，箭一般穿过空旷的原野直扑五十公尺外的掩蔽壕。
我耐着性子煎完最后四张饼，为此我甚至只好爬在地上，我终于完成了四个我最爱吃的土豆炸饼。
我贴靠在房门背后，两手各端一盘隆得很高的油炸饼。只待炮弹飞驰而来，一声轰响我便迅速把盘子用双手抱紧，贴在胸部，飞奔而去。眼看越来越近，就听见空气中有什么声音呼啸而来，我像逃命的小鹿飞步狂奔，炮弹的碎片飞射到那墙防护的水泥墙上。在下地下室时我不小心摔下台阶，还擦伤了胳膊肘但油炸饼却都纹丝没动，就连盘子也都完好无损。
我们从两点多开始聚餐，一直持续到六点钟。接着又拿出军粮库中为军官们准备的高档咖啡和纸烟、雪茄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又进行到七点半。然后，便又开始吃晚饭。我们把小猪骨头扔到屋外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高涅克白兰地和朗姆甜酒也都是军粮库的好东西，随后还有长而且粗的中间贴着商标的高级雪茄烟。恰德咧着大嘴说现在惟独美中不足就是军官中心的妓女。
夜阑人静，听到有猫叫的声音。发现确实门口蹲着一只小灰猫。我拿吃的东西把它引进来，喂给它吃。但却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于是大家边嚼吃着东西，边躺在垫子上睡了。
但我们满肚子都是油脂，整整一个晚上都没休息好。鲜美的烤乳猪折腾着我们的肠胃。人们来回进来出去个不停。一会儿就有两三个人放下裤子，在外面一边蹲着，一边还骂个没完，而我已经蹲了九次了。早上四点多，我们满屋的人，包括客人和卫兵十一个人都在外面蹲着。
外边被点燃的房子像个红红的大火炬。不时听到炮弹轰鸣着飞来，又向四周散落。大街上弹药车队飞快地行驶着。军粮库一面临街，被炮弹给炸开了。车队司机见此情景，竟蜂拥而入，好像纷飞的弹片根本没有似的，只顾大肆地抢拿着面包。我们都干看着，不敢吭气，否则必将被狠揍一顿。我们只好想了个别的主意。对他们说，我们是些卫兵，所以知道一些这里的事情，我们用罐头食品去换取这里没有的东西。反正都无所谓，不知什么时候这些都会被炸得一无所有的。我们把库房里拿来的一些巧克力掰开吃了。克托告诉大家吃这东西有利于肠胃。
我们成天就是吃、喝、闲荡，无所事事。慢慢地已不知不觉过了十四天，没人过问过我们。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习以为常地眼看着这个村庄被炮火渐渐毁灭。对我们来说，只要军粮库还没有被完全炸掉，我们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还真希望就在这里住着直到战争结束。
恰德居然变得奢侈起来，整整一只雪茄刚抽一半就顺手扔了，还很傲慢地说，他己养成这种习惯了。克托更是容光焕发。他总是在早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把鱼子酱和咖啡给我端过来，埃米尔。”我们都扮演出一副有身份的阔绰形象，都让别人做自己使唤、命令的公务员。“克络普，快把脚底下的虱子抓走，痒死了。”罗尔学着电影里的女演员把一条腿伸到他那边，克络普抓住这条腿便往台阶上拖去。“恰德!”——“怎么啦?”——“稍息吧，以后别用‘怎么啦’，要改成‘是，遵命’!——那么好，恰德!”恰德就很熟练地脱口说出歌德《葛兹·冯·贝里欣根》剧本中的那句名言来答复他。
我们的快乐日子又继续了八天。上级来命令要我们调回去。我们是专门被两辆大型载重汽车接运走的，车上有堆得很高的许多木板，但阿尔贝特还是和我把那张能折叠的床，还有那顶蓝绸帐，垫褥以及花边床单都拖了上去，一并带走。又把一大袋最好的食物放到床头后边。袋里各种美味：结实的瘦肉香肠，可口的肝酱灌肠、各种罐头，成箱的纸烟。每次摸进去，就总会乐得喜出望外。大家每人都装了满满一袋随身携运。
我和克络普还抓紧时间又拿来两把大红靠椅。把它们往那张床上一放，然后俩人都舒展开往里一坐，就像包厢一样。头顶上蓝色床帐被风高高扬起，像贵族的华盖。我们嘴里都叼着一支大雪茄，坐在高高的汽车上尽情地领略着野外的风景。
我们把那只猫也带来了，装在一只小鸟笼子里。它咪咪地细声叫着，面前还摆放好一盘肉食。
我们自由自在地唱起歌来。汽车向前慢慢地行驶着。身后那所遗弃的村庄里，一缕缕泥灰被炮弹地威力高高掀起。
几天后，我们受命要去撤走一个村庄。沿途尽是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用手推车，婴儿车，或肩膀后背，拖带着各种生活用
…品和财物，他们躬腰驼背，满脸忧郁，哀伤和痛苦无奈的神情。他们成群成伙地在一块儿，妈妈拉着孩子，大一点的女孩领着稍年幼一点的，步伐沉重地边走边回头看着。还有的带着玩具娃娃已经不成形状了。我们与这些人擦肩而过时，都变得沉默寡言了。
我们走成一列。那边应该不会轰击一个还居住大量居民的村庄的。但我们的想法却错了。仅隔了一瞬间，就听见空气中一声巨响，大地随之动摇，喊叫声一片混乱，在队尾处正好有一发炮弹爆炸了。大家往四周一散，便扑倒在地。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昔日在炮火中安然无事地机敏却突然没有了；“你完了，”我脑子划过一个念头，惊恐和无奈登时都闪现出来。刹时我感觉左腿好像被鞭子狠狠抽打了一下。身旁传来阿尔贝特的尖叫声。
“起来，快跑，阿尔贝特!”我冲他大声喊叫，我们刚才的地方太平整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掩。
他跌跌绊绊地向前跑，我就紧随其后。前边有一处篱笆，我们跑了过去，它比我们高出一些。克络普抓住树枝，我把他的腿举起，他大叫一声便翻了过去，我也跳上去，又翻下来。但那边却是一处池塘。
我们沾了满脸水藻和污泥。这里倒适合隐蔽。我们身体都泡在水里，只探出头来。一听到有“嘶嘘”地响动，我们就把头也扎到水里头。
连续十多次，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阿尔贝特埋怨着说：“咱们还是出去吧，我快被沉下水里淹死了。”
“你哪儿受伤了?”我问。
“好像是膝盖那儿。”
“你还能跑步吧?”
“好像能——”
“那好，咱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到了路边一条沟边，弓着腰沿着它就往前跑。身后炮火紧紧跟着我们。但我们很快改变了主意，斜对角往野地农田里横插过去。因为先头那条路靠近军火库，要是那爆炸了，我们肯定必死无疑了。
阿尔贝特越来越慢：“你先走吧，我一会就跟上。”边说着，身体便倒了下去。
我赶紧摇着他的胳膊说：“阿尔贝特快起来，再坚持一会儿，我扶你，一躺下就很难站起来了。”
我们总算躲进一个小掩蔽壕里。克络普一下瘫倒在里面，我就给他把伤口包扎好，伤口正好在膝盖偏上一点的地方。这时才发现。我自己的裤子和胳膊也都在淌血。阿尔贝特又用他的急救包帮我把伤口包扎上。他的腿已显然不能动了。我们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自己是怎么从那么远跑过来的。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度恐惧和紧张的情形中才可能发生；甚至双腿全无了，还能用残留的部位继续向前拼命地奔跑呢。
我勉强爬出去一段路，叫喊住一辆经过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一块拉走了。车里坐满了伤员，有个一等兵护理员给我们胸口打了一支预防破伤风的针。
到野战医院后，我们解决了一下，然后肩并肩躺着。我们每人又分了一碗稀汤，便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虽然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好日子，吃的是好东西，但在这里却不同了，毕竟我们己饿得饥不择食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希望是这样，”他说，“我只想知道我的伤势怎样。”
伤口巨痛，绷带下火辣辣的。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水。
“我的伤口，离膝盖有多远?”克络普问我。
“十多公分吧，阿尔贝特。”我欺骗他说。事实上可能就三公分左右。
“要是没辙，一定得给我截肢锯腿，我就干脆一走了之。我不愿意残废着活后半辈子。”他坚定地说。
我们都心潮起伏，静静地躺下来，等待着。
我们被送到“刑场”已经是傍晚了。我不禁一愣，但很快明白我应怎么做；野战医院医生给伤员动不动就总切除手术，这一点大家都有耳闻了。在伤员繁多的情况下，切除往往比修补简单快捷的多。克姆里奇的影子一下跃到我眼前。我就是疼到动手抓他们的头也决不去注麻药。
还算可以。那个医生把我伤口挑动了半天直疼得我双眼发黑。“别装蒜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又开始扎起来。手中的器械像疯狂地野兽在灯光下闪亮着。我钻心般疼痛。旁边一边一个护士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但还是被挣脱一只。那家伙发现我挥拳往他眼镜砸去，往后一跳躲开了。“快给这个混蛋注射麻药。”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我便恢复了平静：“对不起医生，我肯定不再动了，请别给我上麻药。”
“那就这样，”他笑出声来。这个家伙不到三十岁，金黄头发，脸上有几块伤疤，一副眼镜让人看了难受。他拿起医疗工具，开始动手。但我很快感觉到他是故意在戏弄我。一边不停地挑动我的伤口，一边用斜眼偷偷地透过眼镜看我。我强咬牙关，双手拼命地抓着把手，宁死我也不在他面前叫喊。
他把挖出的弹片扔到我身上。现在他看上去对我的举动比较满意，他还细微地给我上好夹板并对我说：“你明天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又打上石膏。我准备见到克络普时对他说：“明天早晨也许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得找找那个中士医生，好把我们弄到一块儿，阿尔贝特。”
我递给那医生那支中间贴着商标的大雪茄，事情就解决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只闻了闻雪茄说：“你还有这玩意吗?”
“好多呢，”我对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又用手指指克络普，“他更多，不过我们想明天从运伤兵的火车窗口递到你手中。”
他一听就明白了，又深深闻了一下雪茄说：“好吧。”
我们俩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们病房里先后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临终前残喘着粗气，呻吟着，还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唱了一个钟头的男高音赞美诗。另一个，从病床摸索到窗前好像再也看不到外面了似的，又沮丧地躺到床上去了。
我们被担架抬到月台上等待火车驶来。下起雨来，月台上没有地方可以蔽雨，我们的被单又窄又薄。在这里已经整整淋了一个钟头，还没来车。
我预感会有什么意外，心里坎坷不安。那个中士医生像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我们，我不时地假装整理背包给他看，还先给了他一支雪茄。那中士为了表示感谢又给我们盖了一层帐篷布在上面。
“阿尔贝特，”我又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那张折叠的大床，和笼子里的那只猫还有……”
“从活动中心搬来的那两把安乐靠椅。”他接着说。
那几把舒舒服服的用红丝绒包装的活动中心的安乐靠椅，它曾和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几个夜晚，我们像雍荣华贵的王侯一样端坐其中，还想以后用它们出租挣钱呢。隔一个钟头抽一颗烟，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以此为业来轻闲度日呢。
“阿尔贝特，”我又想起一件事说，“那袋食品也留下了。”
说完俩人都神色沮丧起来。我们还很需要那些东西呢。克托肯定会明天把东西都带来给我们的，只可惜火车不会推迟一天的时间再出发。
命该如此了。医院里的伙食尽是些干巴巴地面食，可惜我们那装着罐头食品、烤猪肉和其他美味的几个袋子。但现在我们却显得很安静，身体己极度虚弱了，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担架已经湿透了，火车才在早上开到。我们被那中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些红十字会的护士也在里面。克络普睡在下铺，我被特意安置到他上铺去，他们把我小心地抬了进去。
“我的老天!”我惊叫起来。
“怎么啦?”护士问我。
我铺位上的雪白色亚麻布床单新新的，一个褶皱都没有，而我的衬衣却又脏又旧在身上连续穿了六个礼拜了。
“你行动不方便是吗?”那护士关切地问我。
“没事，”我汗往下淌，“您可以把被褥抽走吗?”
“怎么啦?”
我自己浑身像一头脏兮兮的猪似的，怎么睡进去呀?“那里太——”我犹豫着说。
“怕脏了是吗?”她怕我不好意思，说，“没事我们还会再洗干净的。”
“我，我不是那个——”我有些结巴。她的热情，我竟有些不习惯。
“你们在战壕都睡过，我们还怎么在乎洗一洗床单呢。”她轻柔地说。
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皮肤健康细腻，我真难以置信，她为什么不去服侍军官呢?他们肯定会不平衡，或者有些不可理喻呢。我悄悄看了她一眼。
她是在跟我做游戏，让我不得己说出实情来。“可那是——”我说了一半，我想她应该听懂我的意思了。
“我不明白是什么呀?”
“我有虱子嘛。”我还是憋不住喊了出来。
她忍不住笑了：“它们也应放假休息休息了吗?”
我也不在乎了，躺在铺上，把被子拉开钻了进去。
中士的手在被子上搜寻着，然后带着雪茄下去了。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感觉到外边的东西在推移。我们行驶开船。
夜深人静，我却辗转难眠。克络普也在下边翻来覆去动着。外面火车有节奏地在铁轨上滚进。我的心难以平静，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那张床，这列军车，还有家。“阿尔贝特，”我轻轻地向下喊他。
“嗯——”
“你说去那边方便?”
“我想，在车门右侧有厕所。”
“我得去一趟。”车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从床边慢慢往下踩，但脚没法找东西，腿上了石膏却也没多大用，“咚”的一声便掉了下去。
“妈的，真没用。”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吧?”克络普问。
“你没听见吗?刚才我的头都——”我小声地埋怨着。
那个女护士拎着一盏灯，从后面车厢门里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面掉了下来。”
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她又问。 “好像是……”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护士小姐，”他向那个女护士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他好像要——”。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是这样，”护士很温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怎样”，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还是大的?”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只来小的——”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接纳了我们，还把我们分到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自己所在的这所医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疗素质和可口饭菜的综合医疗机构。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里挤得满满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后被带入。由于医生人手不够，我们今天并有被检查。常常有橡皮轮平板车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推着一个个平展展躺下来的躯体匆匆地经过。
我们几乎整夜都被乱糟糟的声响吵得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早晨大亮了，我才睁开眼睛。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说：“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做祷告，并把我们病房门都打开，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这种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们浑身都觉得酸疼。
“我们都在熟睡，她们却愚昧地干这些事。”我说。
“正因为那些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才选中在这儿作祷告的。”
我气急了，看着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那个穿着像咖啡壶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护士进来了。“护士小姐，您可以帮我们带上门吗?”有人问。
“我们要把开门为大家做祈祷呢。”她回答。
“那还让不让我们再睡觉了——”
“睡觉能和祈祷相比吗，”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着说，“反正都七点钟了。”
那边阿尔贝特呻吟声又开始了。我愤怒地吼道：“快关上门!”
她吓得不知所措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做祈祷也是为了你们呀?”
“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
她没有关门转身出去了。外边此起彼伏的祷告仍然在继续。我不由地怒火中烧，便冲外面喊道：“要是我数三下之内，你们还吵吵，我就往外扔东西了。”
“我也不客气。”又一个人也随后大声说。
我数完五以后，毫不犹豫抓起一个瓶子照准门口扔了出去。摔得一片粉碎。那些护士涌进来纷纷指责我们。
“关上门!”我们齐声吆喝着说。
那些人离去了，先头那个矮个护士说了一声“外教徒，”便带上门最后一个走了。我们终于战胜了。
医院巡查中午时进来，严肃地训斥我们一番。并拿关禁闭作威胁来吓唬我们。但我们谁都不在乎，因为医院检查员和军粮处检查员一样都是文职军官。这一点连新兵都知道了。“即使他们去告去说，又能把我们这些人怎样呢?”
“是谁扔得瓶子?”他问。
“我!”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承认，却听见有人答应道。
就见一个胡子拉茬的人从床上坐起来。他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呢，大家都不禁捏了一把汗。
“你?”
“是我。她们无聊的吵闹声使我们无法入睡，神志不清，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他一口气很流畅地说了一大堆。
“告诉我你的姓名。”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索夫·霍姆赫尔。”
检查员离开了。
我们满腹疑惑，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你干吗要把事情尽往自己的身上揽呢?何必那样说呢?”
他微微一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有狩猎资格证书①。”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了狩猎资格证书就可以不受限制，想怎么就怎么样。
“他们说我脑袋瓜不太正常，就给我开了一张证书。并指出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我就舒服多了，谁都害怕招惹我。没人敢对我怎样。我感觉刚才下面那一下恼气十足，猛摔猛砸很过瘾，我很高兴，便自然应为他承担责任。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得继续砸给她看。”
大家登时兴奋起来。这下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有约索夫·霍姆赫尔在就足够了。
平板车不声不响地进来，把我们推走了。
我们被紧紧的绷带粘着，公牛般大声地嚎叫起来。
我们八个人住一间病房。满头黑色卷发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弹，伤势很重，而且比较复杂，旁边那个胳膊受伤中弹的叫弗兰茨·威希托尔。他的伤势开始很不甚于太重，但第三天夜里，便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不停地滴血。
我没完没了的按铃，也没见夜班护士进来。大家都换了新绷带非常疼痛，所以那天晚上她忙坏了。这边刚要求把腿放在那边，而那边的人却又喊着这么放，还有人又要她端水喝，第四个枕头太实又要她弄松软一些；最后老太婆不停地咒骂着，一甩门走了。她又以为还是那些事，便装没听见不过来。①狩猎资格证书(Jagchevn):士兵的行话，意思是精神错乱的医院证明书
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再试一下。”
我又一个劲地按，她还是没过来。这儿就这么一个夜间值班护士，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兰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吗?”我问他，“可别让她再骂我们。”
“都湿透绷带了，不信谁给开灯看看。”
开关在门口，我们没人能起来去打开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不放，让它响个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祷告，现在疲劳过度给睡着了，听不到铃响。
“干脆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狩猎资格证的约索夫·霍姆赫尔说。
“铃声她都听不见，更何况这个呢。”
好一阵子，门“砰”地开了。老太婆一筹莫展的样子走了进来。但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有些急了，还埋怨着说：“怎么也没有个人告诉我呀?”
“我们按了铃。这儿又谁都没法走动。”
她忙着替他包扎。血确实流的太多了。头一天睡觉前他还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脸色已变得瘦小蜡黄了。有个护士便来来回回进来看看。
有时候一些亲切可爱的红十字会志愿护士会来护班。但她们都笨手笨脚的。每次换床时总要疼得我们伤口发麻，而她们便吓得手忙脚乱，结果疼得更厉害了。
修女们都能很灵活准确地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多少再活泼开朗一点就更好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丽贝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使每一处的病房都充满欢快轻松的气氛，甚至离她很远都能感受到。还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为了她，我们甚至甘愿奋不顾身。修女们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埋怨，她们像平民百姓一样对待我们。这与野战医院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恰恰相反。
弗兰茨·威希托尔终于没能好转。一天有几个把他抬走后，便再没回来。“我们不会再见他了。他已转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重伤快咽气的伤员住的病房呗。”
“那它到底怎样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这边拐弯的一间很小的病房里，屋里摆着两张床。人们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那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离去太平间的电梯又很近。何况他们也为别的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别的病人的情绪。到那里他一个呆着。他们照料起来也能更方便、更细心。”
“他难道没感觉吗?”
约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什么不好。”
“已经有好些都听说这个事吧?”
“住久一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下午，又一个病人抬到了弗兰茨·威希托尔那个铺位上。他只呆没两三天就被抬走了。约索夫耐人寻味地挥了挥手。很多人不停地进进出出。
那些泪流满面，不停地叮嘱久久不愿离开的亲人坐在床边的情形接二连三地进行着。有个老太太一直坐着舍不得走开，但又在这里陪着过一夜。第二天她一大早便赶来时，已经好些更早的人都来了。那个铺位上却已换了一张面孔。她木木地把苹果分给我们，往太平间那边去了。
小彼得情况开始糟糕了。体温记录卡上已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天，他们推着平板车停到了他的床边。“要去哪儿”他恐慌地问。 “到包扎病室。” 于是他被抬出去了。但那个护士用一只手拿下他的衣帽和军装时，彼得拼命地在手推车上挣扎着想滚下来。嘴里还大喊大叫着：“我不去，我要留在这里!”
他的肺被子弹打穿了。声音有气没力地发出：“我不去死亡病室里去。”她们用手按住他。
“我们是去包扎室的。”
“那又干吗要连军服一块儿带上呢?”他已经无话可说了，嘶哑着，颤抖着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吧!”
她们执意把他推走了，快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起来，眼里泪水如注，乌黑的卷发随着身体甩来甩去。“我不会走太久的!我很快会回来!”他哭着那么哀伤悲凉。
安静了，门关着，大家心情复杂一言不发地躺着。只有约索夫还在说着：“出去时总是那么说，可进去了是不可能再出来的。”
手术后，我连着两天呕吐不止。医生的文牍员说我的骨头还没合上。还有两个人骨头弯了没长到一块儿，后来又断了。很令人感到晦气。
主任医师在病房检查时发现我们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长着扁平足，他非常兴奋。“你们的脚在这里很快就能矫正，”他微笑着对他们说，“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你们的双脚便很快能跟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护士小姐，请替我把他们记下。
约索夫见他一出去就忙不迭失地告诫他们：“那个老东西对科学技术非常狂热，像个变态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你们动手术。他专爱给人做手术开刀，简直着了迷。要是他给你们矫正扁平足，放心，脚是不平了，但也成畸形了。那以后你们就只能和拐杖扶手打交道了。”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关切地问。
“就直接告诉他不愿意做!你们只想治疗枪伤。反正上了战场你们都不曾感到脚有什么不舒服。要是给那个老东西带上手术台，你们就成为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残废了。他只不过是想拿你们作试验研究。战争是他和其他所有医生的资源宝库，往往他们会因此而辉煌起来。你们到下边看看现在还有十几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都是他手术矫正的。有好些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来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比开刀以前更好走，而且多数腿上还打着石膏。老家伙每六个月便把他们重新找来；弄断骨头然后说这次一定能好起来。记住，只要你们不点头；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让你动手术的。”
“好阴险呀，一个人听完说。但另一个早就厌烦了约索夫。他说：“那也比上战场丢了脑袋强呀。这儿最多残废一只脚，但我可以因此回家了，总比死在前线舒服多了。他想给我做手术，就由他做好了。”
另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却不肯答应。老头次日一早就叫他们过去了。软硬兼施，又讲道理，又恐吓，好一阵子之后他们便答应下来了。他们仅仅是两个普通士兵，在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又能怎样呢?当他们送回时上面绷着石膏而且用了麻药。
阿尔贝特病情加重，伤势恶化。被他们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一条腿全部被锯了去了。之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甚至他说要是有一天手里再有一把枪，那他将首先给自己一颗子弹。
我们病房又从刚到的运输车队里送来两个病号。他们都己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师。为了以防万一，护士不用刀具给他喂饭，他曾突然从护士手里抢过一把。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护士给他喂晚饭时把餐具放到他旁边的桌上，有人喊她便出去了。那音乐师迅捷地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穿到心脏上，又拼命地用一只大鞋往里敲打。有三个男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叉刺很钝，但他用力过猛扎得非常深。我们整夜都被他骂的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嚎叫了。
又空下一个床位。我们就一天天地在绝望、惊恐、呻吟等痛苦地氛围中度过。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天不亮就死了。护士还没来的及去处理。太平间空间太小，都有些周转停放不开了。
有一天，忽然有人推开房门，只见那个满头卷发的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嘴乐得合不拢，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后面丽贝亭护士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开始的床位上。我们都以为去了死亡病室他便真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大的，已经四十了。他在医院十个多月了，等着重伤的腹部渐渐治愈。他的伤势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慢慢好转，有时还能一瘸一拐地弓着背走几圈。
她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连续几天激动不已，信中说，她攒了些钱，准备当做探望他的路费。
她已经出发了，很可能随时就到，莱万多夫斯基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只吃了两三口的赤蓝香肠也大方地给了人。那封传看了几十遍的信，在他手来不停翻来折去，举在眼前绕着病房踱来踱去。邮戳的数字日期已经推算过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脏物已经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难辨了。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熬不住发烧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虑，期盼地等待着。
在他和他妻子分开两年期间，她有了他的孩子，并一起要带到这儿来。可有一些别的事却让莱万多夫斯基联想不断。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到外边呆一阵子，毕竟双方分离得太久，要有条件还是要相互在一块儿温存一番，干些别的事情呢。
我们曾听过莱万多夫斯基给我们大量灌输这种事情。在部队这又是很公开的。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有几个外出过的人说有几块很隐蔽的地方，根本没人知道，甚至有个人还能说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莱万多夫斯基愁云笼罩着，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那种事已成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了。我们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帮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这个女人羞答答地站着，身材矮小，头发纷乱，眼睛在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已经很旧的带花边和饰带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识地站在门口，不停地小声自言自语着。我们屋里的六个男人把她给唬住了。
“你进来吧，玛尔雅，他们都很欢迎你呢。”莱万多夫斯基居然试着咽下一口唾液冲她说。
她先绕着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时，小东西正好把尿布又弄脏了。她从一只花色手提包里拿一块布给孩子铺好垫上。她开始自在一些了，他们便亲热地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总是向我们哀伤无奈地眨眼。
医生查房过后，比较安全。有时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看看便走了。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便朝莱万多夫斯基点点头说：“约翰；外边什么人都没有，很安全，你们开始吧。”
他们小声聊着。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们摆摆手冲她一笑，告诉她无所谓，别在乎这些。我们才不管那些闲话呢。在这里被枪弹残废的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谁晓得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了。
为防护士干扰好事，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只要她们一过就设法拖住。两个人在外边大概看守了一刻钟。
我们又把几个枕头堆垫在莱万多夫斯基侧着的身后，小孩由阿尔贝特照看。于是我们转身背对着他们，黑斗篷很快便钻到被窝里去了。我们这边也有说有笑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还拿出牌来。
我手气不错，拿了一手梅花牌，有四张杰克，一圈便赢了。我们几乎想不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不一会儿，阿尔贝特用尽一切办法都止不住那孩子的哭声了。细细地吸吮声音响起，我无意抬头，只见那孩子已在母亲怀抱里了，嘴上还咬着一个奶瓶。约翰的事情已经完成。
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似的，彼此又近了一步。莱万多夫斯基眉开眼笑了，汗水早已满身都是，而那女人却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约翰把花提包里的鲜嫩的香肠，挥舞小刀分切成片，让他的矮女人微笑着分给我们吃，她头发蓬乱但却漂亮多了，我们都叫她妈妈。她便很亲热地为我们打一打枕头。
几个礼拜过去了，每天早上我得到山德尔学校去接受治疗。我要在那里把勒得硬绷绷地一条腿变得能够活动起来。胳膊已经痊愈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前线送来的病号，便由过去布料绷带改用白色皱纸绷带了。前线非常匮乏那种纱布绷带。
阿尔贝特的腿也很快恢复起来了。已基本上愈合了伤口。听说就要给他接人工假肢了。但那些日子他却越发阴沉着脸，沉默寡言了。经常说着话便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没我们这些人，他早就死了。不过这两天，他已渐渐有所好转了。也经常凑过来看我们一块玩牌。
我准许休假回去几天。
母亲更憔悴了，她拉着不让我走开。
不久我便又被调到团里，再次奔赴前线。
我真有些不舍得阿尔贝特·克络普，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但这种朋友在部队已经很平常了。
我们已不习惯一周一周地计算时间了，刚来时还是冰封的冬日，炮弹炸起的弹片和冻土四处飞射都很危险，转眼间，却已草木嫩绿了。我们却在战场和营棚之间来回地调换生活着。我们对于战争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癌症和结核，重感冒和拉痢疾一样，只是在战场上死亡来的更快、更残酷、手段更多一些罢了。
我们大脑就像一块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泥团。平时它平平整整地很完好，一打仗上了战场它便被轰炸的光怪陆离了。
过去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毫无用处，差不多都淡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没什么依据可以区别，学识、修养并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些东西有利的一面可以因此而占据一些环境；但也有不利的因素，会自然不自然地束缚人的思想。打个比方就如过去是每个省自己铸造发行硬币，后来统一了模式，把它们都溶化了。那就只能验明金属才能发现与过去的不同。我们也同样，先是个兵，再才是一个个具有温和而怪异等特性独立的人。
歌曲唱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犯人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死囚之间的可爱品质汇合成了这种博大而宽容的手足之情。它诱惑我们从那种紧张、危险充满恐慌和孤单的情境中所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一切乐观轻松的生活态度。它既是高尚的又是卑微的，但又怎能那样去生活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每次敌人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他就迅速把那碗肥肉青豆汤和其他东西用小汤勺送到肚里。他也不敢相信自己一个钟头后还能不能活着。我们也为此而有过激烈的争论。克托不同意那种看法，他说要是腹部受伤的话，肚里满满的就比空着肚子更危险。
这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困难，对于我们都很重要，但却只能这样了。最普遍而平常的东西往往决定着死亡与生存，别的都只不过像是在睡梦中飘浮而已；我渴望在那里得到存活和继续本能的要求。我们若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早已进入疯人院、当逃兵或一命呜呼了。正如瞄准北极去考察，所有视线都会聚到那一点上，一切都为继续活下去。不管别的东西，免得分心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获救。夜阑人静，回忆过去我们思考自己此刻的境况，我们仿佛对自己都很陌生，始终都想不明白，那个难以把握的生命中所蓬勃的东西，却与这个形态能息息相通。别的东西都藏在意识底层“冬眠”起来，对死亡的亲切关爱，生活时刻都在保持警惕。我们被它塑造成愚蠢的动物，使我们天生就能防范危机。我们接受着它的引导，从而在面对恐怖时能多坚持一会儿。恐怖时常作梗，我们一愣过神来，有些明白它就发作。我们能不急于沉浸在孤独寂寞当中，它还燃起我们心底那种同肩作战的战友的感情。为了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于一种主动的环节，它使我们像野兽一样无情。或者就联结一体，来应付空洞的攻击。我们的生活简单乏味艰辛肤浅，只偶然地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事情发生。很快就会发出不可思议的凶猛的对世界充满期盼的熊熊烈火。
那个时刻是万分危急的，它只是非常勉强地显示出适应来，那并不只是平常那样单纯的休息，而是为争取努力休息继续投入更为紧张的奋斗。我们单从生活形式的表象上来看，几乎和丛林里居住的黑人毫无差异。但是那些黑人却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他们与生就有的，最多也不多开发出他们的一些智慧和精神力量，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不是作用于更新而是着眼于落后退化。他们那种原始蒙昧的生活是合乎他们逻辑的，而我们却是经过一番努力和抗争非常不情愿地过着这样的原始生活。
夜里从睡梦中惊醒，被一拥而上的许多幻觉所压倒，睡梦蛊惑，便会奇怪地感觉脚下的立足点摇摇欲坠，面前那道黑暗所形成的阻碍又是那么不堪一击。我们只不过是一些细小的火苗，仅仅靠一道单薄的残垣断壁来挡住那疯狂的毁灭和袭击。我们在猛烈的攻击和压制下，不停地摇曳着，有时几乎很快就要熄灭了。战斗的令人室息的沉闷的吼叫声像一个环子把我们紧紧地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出来。我们也都一块儿不由自主地爬了进去，瞪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黑暗的夜幕。惟一能给我们一丝宽慰和鼓励的东西便是周围一片沉寂，传来了熟睡后的战友们那均匀的呼吸声，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天亮。
我渐渐地失去了那种支撑我精神的东西，几乎每天，每时，每发炮弹每次死亡都在缓缓地吞噬着它，时光很快就会让它在我四周慢慢倒掉。
德特林犯了致命的愚昧的一次错误。
他太喜欢独自一人走动了。一颗花园里的樱桃树成为他不幸的开端。我们从前线返回，忽然偶尔发现在新宿营地近旁有一株樱桃树，就在过路的拐角处，只有一团雪白的花丛并没有绿叶衬托。
傍晚时分，德特林便出去了。之后很久他才拿着几支鲜艳亮泽的樱桃花返回来。我们便调笑地说他肯定是要举行一场别致的婚礼了。他只顾把花小心地放在床上，一声不吭。半夜他的一阵响动把我惊醒，仔细听好像是在包好什么东西。感觉有些不妙，我便走近他。他见我来了，作出一副很坦然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你可要多长个心眼呀，德特林。”我对他说。
“没什么，就是睡不着而矣。”
“你折那些樱桃树枝有什么用吗?”
“我想折就去折呗，”他生硬地回答道，想了一会儿又说，“原先我家的果园里也栽着樱桃树。现在这个时节最合适站在存放干草的阁楼上向下眺望，一片雪白的景象。”
“你很快就可以休假回家了，而且又是种地的农民，也可能被允许在家干农田呢。”
他麻木地点了点头，早已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神不守舍，表情怪异。一会儿神气十足充满希望，一会儿又呆滞迟疑。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便故意管他要一块面包，但一向非常小气的他，这次却毫不犹豫地递给我。令我感到越发有问题。我一夜未合眼。到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他又很正常了。
他一定感觉我在留心他的举动了。他还是在第三天早晨逃走了。我一直都盯着他，但并没有声张。就想多给他一会儿时间，也许还真能溜过去呢。已经有不少人从这里逃到荷兰去了。
直到点名，别人才发现他不见了。一个星期后传来他被战地宪兵抓获的消息。他非常愚蠢地往本国的那边前进，自然是不可能的。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太思乡了大脑一时浑浊而开的小差，但这些上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上是没用的。后来德特林便从此杳无音讯了。
被压抑太长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换一种方式爆发出来，好像锅炉燃烧过度一样同样危险。贝格尔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在前线组成一条可以来回扩展收缩的防线，原来的战壕早就被炸得荡然无存了。我们也就无所谓什么阵地战了。双方来来回回互为攻守，主要就在零乱的战线和各种弹坑之间的猛烈争夺。前面的防线被冲散了，各个部队便随处都有自己的立足点，只有在一个个弹坑之间展开交战了。
英国部队从我们弹坑的侧翼夹击包抄过来，我们背部的阵地很快要被攻入。他们围困着我们。烟雾缭绕连举手投降都看不清。何况我们并不想投降，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连自己都分不清。手榴弹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向我们逼近。我们的机关枪成弧状疯狂扫视。很快冷却水都耗尽了。只好把每个人的尿聚到一个盒子里，然后不停地喷射。身后枪声大作，敌人越来越近了。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就要玩完了。
干钧一发之际，贝格尔又弄来一挺机关枪架在我们旁边一个弹坑里，向离得最近的一端射击起来。于是从后面反攻开始了，我们才算自由了而且联系到了后方。
我们躺到一个安全疏散的地方。送饭的炊事员对我们说，那边有只受伤的警犬倒在离这儿两三百步的地方
“什么地方?”贝格尔问。
那人话音一落，贝格尔转身就往那边出发了，他准备抓那只狗，要不就直接打死他。半年前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从不过问与己之外的事情。我们拦都拦不住他。他这种前线疯狂，应有人马上上去把他摔倒在地，然后按住。否则他会非常可怕。贝格尔又粗又壮，一米八的大个，没人能突然制服他。
他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往上面的火网狂奔过去，没几步远，就被头顶上的子弹给击中了。他更加狂乱地吼叫着，向前奔跑。还有几个人也同样跟他一块这样。有一个人则手、脚嘴并用拼命往外挖土，想往地里钻。
当然有时候是在装蒜，但却也是一种不祥之兆。贝格尔不但没见着那条狗，反而自己被打伤骨盆。有人出去抢抬他时，小腿肚子也被打伤了。
米罗被离得很近的一发信号弹射穿肚子后便死了。起初八个钟头，他神志很清晰，痛苦万分。死前他把一只皮夹给了我，并又把克姆里奇那双长统靴也给我留下了。我穿到脚上也挺合适。我还跟恰德说，我要死了这双靴子就归他。
把米罗埋葬后，我们的战线开始撤退。米罗在地下也不会平安地长眠，英美军队增援了大批生力团队，还有罐头咸牛肉、白面包和最新型大炮和飞架。
我们这边却在闹饥荒呢，我们的劣质伙食里还掺着大量代用品，许多人都吃出病来了。德国工厂老板用我们疼痛难忍的痢疾腹泻堆积成了腰缠巨富的大富豪。满满的一个挨一个的人蹲挤在茅坑大便池上。一张张灰浅蜡黄瘦小尖细的脸真应该让后方的人好好瞻仰一番。人们蜷缩着，甚至肚子痛得直拉血；嘴唇不停颤动几乎变形了，自我解嘲地苦笑一下说：“拉起裤子吧，什么东西都没了……。”
我们由于炮弹数量不足，炮筒严重受损，弹片分散；找不准目标，有时候就打到自己人群里去了，所以炮兵连干脆停止用炮轰。连马都没有多少匹，一些营养不良，体质弱差的小孩却被运来当我们的后援生力部队，他们背包都背不动，来了就去送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往前冲着一死了之。看上去成千上万的。可只要上面飞行员来回转几圈，就能报效掉两个连的人。他们还没学过一丁点隐蔽便直接从车上赶到这里来了。
“德国，很快就会变成一所空城。”克托叹口气说。
我们再也不去幻想着“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了。并不需要想得太远可能正好撞在一个子弹上便死了，也可能受伤后把军医院当成新的开端了。但只要没有截肢军医官便会晃动着胸前的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没事，一条腿稍短一点，上了前线用不着怎么奔跑，你要太有胆量就再K．V．rl|吧，去吧!”
有一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广为流传。克托讲给我们听，说一个军医官正不断宣读着一份体检名单，他并不看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只是机械地反复说：“K．V．，前线还要①K.V.: Kriegsrewendungsfahig的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作战的。人去呢?”他连一个装木腿的人都没注意到。依旧是“K．V．”。克托说到这儿提高了嗓门，那人便说：“我己带着木腿上去了，但这次他们却把我的头打了下来，等我装上木头脑袋后，却变成了一个军医官。”听完这句话，我们哈哈大笑。
也有不少很好的医生，但士兵在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不小心碰到一位造就英雄的医生手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乐此不疲，把名单上a．v．①和g．v．②都想办法给说成K．V．。
有许多这类尖锐讽刺的故事。但这些并不是招摇惑众和诬陷诽谤，仅仅是实话实说罢了；在部队欺诈、狡猾、卑鄙下流的事比比皆是。虽然那么多支团队一次次冲锋陷阵，但却无法扭转溃败的大势。可进攻还是一个接一个，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们再不能嘲笑那些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滚驰来的笨重的坦克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可为恐怖的战争机器了。
敌军的大炮虽密集但我们却看不见，步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些活生生的人。但坦克却是能到处宛转驰骋的机器，它们若无其事地从弹坑里滚进爬出，一路锐不可挡，喷烟吐火，到处毁灭。它们身披铁甲，刀枪不入，像一支铁做的凶残饿兽。我们惊慌、恐惧、无可奈何，我们显得微不足道。面对这些庞然大物，我们的四肢不过是几根稻草，而手榴弹也变成了一支火柴罢了。
炮火，毒气硝烟和坦克群——粉碎，腐烂，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喘病，发烧，死亡
战壕，医院，奔向坟场——没有别的可能性。
我们连长贝尔廷克在向前冲锋发起进攻时阵亡了。他是很杰出的一个前线军官，只要有危险局面他总能挺身而出。在带我们两年时间里，他从不受伤，但最后并未能幸免。我们被紧紧地包围在一个弹坑里。油和汽油的臭味，伴随着火药的浓烟吹了过 ①a. v.：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工作的。 ②g.v: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防卫的。来。有两个人一个背箱子，另一个抓着软管，向前喷着火舌，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们。要是火能喷到我们可就全完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撤退逃跑。
我们举枪射击却无济于事，他们步步紧逼情况越发危急。贝尔廷克和我们躺在一块儿，见对方火力压制太密，我们又不好瞄准他们，便自己拎起步枪，机敏地爬上弹坑，用胳膊肘撑着上肢卧倒，小心地举枪瞄准。他猛扣了一下扳机，一颗子弹飞出，但与次同时他已被人发觉，挨了一枪。他若无其事地重新举枪瞄准屏住呼吸，缓缓地调整着，好一阵才扣动了扳机。然后手一松，说了声“好”便掉进弹坑里了，枪扔在外面。那两个用火焰喷射器到处扫视的人中前面一个被打倒了，后一个不留神软管滑落，火焰乱射，他便被活活烧死了。
贝尔廷克被击中胸部。不大工夫，他的下巴颏又被一块飞来的碎片给打伤，而且还正好扎到罗尔屁股里。罗尔惨叫着，鲜血直流，他用一条胳膊撑着上身，但谁都救不了他。他就像逐渐被抽干的皮管，一会儿便摊倒在地上了。他原本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但这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很快又逝去几个月的时；一九一八年的夏日血流成河，暴尸万里。日子一天天地像是身披蓝衣的天使静静地呆立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圆环上面。大家都明白，我们最终失败了。我们只是不停地溃退，至于那件事，都不愿提及，当我们发起这次攻势以后已经软弱无力了，兵员和弹药的严重不足注定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进攻了。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战争的延续，无法阻止死亡的发生。
我们永远忘不了一九一八年那个残酷的夏天。我们迫切地渴望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对生活的要求；红簇簇的罂粟环抱着营房周围，甲虫到处爬动，房间里阴森潮湿，傍晚时树木黑漆漆一片幽暗晦色。星星狡黠地眨动，下面细流哗哗地流淌；静静地酣睡和缤纷的梦乡；一切都如此，人生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日。我们对重返前线显得那么哀伤和悲凉，无言地抗争默默地承受。我们的心绪已被不时流传的战争与和平的呼声弄得烦乱如麻，竟如此地厌恶重返前线。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日，暴力、血腥，在炮火的轰击中变得更加明显，令人心寒肉跳。脸色苍白惊恐地深埋在污泥之中。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闪过：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却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天。战场上横尸遍野，硝烟弥散。暖人的轻风徐徐吹过。心情极度焦虑，期盼，等待，失落，对死亡的更加恐惧纷纷困扰。内心一直在大声置疑：为什么?他们还要往下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战争就要结束了?
上空飞机成群结队的自由飞翔着。它们常常像苍鹰捕捉野兔一样追击一个仓惶逃跑的人。他们用五架以上英、美飞机围歼一架德国飞机，用五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攻击一个精疲力竭的德国兵。我们仅有一条军粮面包，他们却享用五十听罐头肉。我们都是勇猛顽强、富有经验的优秀士兵，怕的并不是枪炮的攻击，我们是被敌人的气势给冲垮了。
好几个星期阴雨连绵。天空灰雾迷蒙，地上污泥遍野，死亡步步紧追。只要一出屋子外套和衣服就会被湿个透心。浑身雨水浸透地在前线窥视对方。好些日子，身上都一直湿淋淋的。有穿长统靴的为了减少泥沙流入就用沙袋缠在上面。雨水不停地流淌着、飘洒着锈蚀了枪筒。把军服粘在了一处。大地便成了一块烂水泥沟，黄澄澄地淤池和蜿蜒流动的血水在上面分割成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渐渐地吞没了那些已死去的，受伤的和幸存的人。
风雨交加，弹片夹杂在雨点中在阴暗的空气中和黄色的大地上到处飞溅。受伤的人在混乱中凄楚、尖锐地叫喊着。那些伤痕累累的躯体一到晚上便呻吟着向夜幕哭泣。
我们被雨水淋着，浑身泥尘，粘满脏水。眼睛里湿汪汪地集流着雨水。我们都不知自己现在是否还活着。
潮湿、闷热、憋闷在雨水之后很快被占据了我们的弹坑。一个接近尾声的夏天，克托给人送饭时，突然倒了下去。只剩我和他了，我给他包扎好伤口。他被击碎了胫骨。克托深情悲伤绝望，低声哼叫着：“就是时候了，该到时候了。”
我劝慰他说：“克托，你倒是因此得救了，这仗不知还得打多久才完呢——”
血像小水流一样从伤口淌出。我不能为找担架而把克托丢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医疗站在什么地方。
我便驮着瘦小的克托，赶到了急救所。
我歇了两次。他痛得不停呻吟着。我们一路上都少吭声。我气喘吁吁累得汗流浃背，便把上衣领子都解开。我因用力憋气，脸都肿胀起来了。但我还是要他一定得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们还往前赶吗?克托?”
“赶吧，保罗。”
“那好我们走吧。”
我扶他起身。他靠在一棵树上，用另一条好腿站着。我先轻轻地用胳膊肘绕住他那条中弹的腿，然后他向上一跃，另一条好腿也弯曲着套在我胳膊肘上。
我们艰难地向前行进，身后炮弹仿佛就在跟前嘶鸣着。克托已经开始往地上淌血了，我咬紧牙大步地向前赶。也顾不上去躲避炮弹的轰炸，往往还没来的及隐蔽它便呼啸着过去了。
我们在一处小弹坑里停歇下来，等待着炮轰停止。我拿军用水壶给克托喝了点茶。默不作声地抽了一支纸烟。我伤感地说：“克托，也许我们不能在一块了。”
他听完呆看着我，一声没吭。
“我不会忘记咱们一块烤鹅肉。你从还在我困难时帮助我，我第一次受伤时，还是个不懂事的新兵呢，我不停地抹着眼泪。那应该是三年前的事了吧，克托。”
他点着头。
我顿时感到一阵伤感和孤独，要是克托没了，我就不再有一个朋友了。
“克托，要是和平之前你没能回来，那我们终久会再见面的。”
“你说我的胫骨伤会不会又成为K．V．?”他有些苦楚。
“你只要休养一阵就能痊愈了，关节又没事。我想没准能复原呢。”
“我想抽支烟。”他又说。
“咱们回去后合作做些事吧，克托。”我知道眼下他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了，说话时心情很不好受。我的战友，克托，瘦小的肩膀，湿透了的胡须，他是我最知心最了解的亲人，这么多年我们风雨同舟，也许很快我们就要永别了。
“克托，无论如何把你家地址给我一个，这是我的。”
我在笔记本上抄好他的地址，心里一片凄凉与孤独。我真想给自己腿上也打一枪，和他一块离开。
克托忽然不停地咳喘起来，很急促。脸色变得又青又黄。“咱们往前赶吧。”他轻声说了一句。
我起身，把他小心地背了起来，扣紧他的双腿大步向前跑去。
我拼命地咬着牙往前赶，只觉得喉咙在冒烟，眼前直闪着各色的金星。最后我终于跌跌撞撞赶到了医疗站。
一到那儿，我仿佛力气耗尽，直挺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抓紧他那条瘦腿。好一阵子我才缓缓站起来。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于是我摸索着打开军用水壶，可这是就连嘴唇也不停地颤动着。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毕竟克托有救了。
好一阵子，我才能听清原来周围是如此杂乱混沌。
“你其实不必要那样拼命。一个卫生员对我说。
我纳闷地看着他。
“这个人早已经死了。”他用手指了指旁边的克托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他的伤口是胫骨上边呀。”我说。
卫生员直挺挺站着说：“都一个样……”
我眼睛朦朦胧胧的，汗水又从头上滑入眼里。我抹了一下，又仔细看了看躺着的克托。“他是昏过去吧。”
卫生员“嘘”了一声说：“我还是能判断出这一点的。不信我们赌一赌，他确实死了。”
我麻木地摇头说：“怎么可能呢?我在十分钟前还和他说话聊天呢。一定是昏迷过去了吧。”
我伸手摸去克托的手还温热着，我从他肩膀下伸手想用茶叶擦他的太阳穴。但感觉手上湿乎乎的，我从他脑袋后把手拿出来一看却已粘满了鲜血，卫生员小声说了一句：“你自己看见了吧……”
我只顾奔跑，根本不知道克托后脑上被一个弹片扎穿，打开一个小小的洞。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碎片，却已经了结了。克托死掉了。
我木然地站起身来。
“他的士兵证和随身物品你要带走吗?”旁边那个一等兵问我。
我点了点头，从他手把东西接过。
卫生员有些奇怪。“他不是你的亲属吧?”
我和他都不是亲属，我们根本不是亲属。
我在往哪?脚是在走吗?我抬起头任它们到处乱转。过了很久我又停下脚步，周围一切如故。只不过是死掉一个国民军斯坦尼斯劳斯·克托辛斯基。
我便不知自己又怎么样了。
秋风萧瑟。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一块七个人就剩下我自己了。
和平与停战已成为大家最热衷的话题。大家众目期盼着，惟独这点希望还给他们以生存的力量，都已经经不起失落的打击了。要是没有什么大的事件，这种众心所向的愿望是不会被破灭的。失去了和平，就很可能爆发内乱。
我中了点毒气，允许休息十四天。我便成天在一个小花园里沐浴着柔和的阳光。就要和平了，我也开始深信这一传闻。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我一直只想着这些，不愿意在思考其他。我的感情的潮水以巨大的能量让我为之遐想，为之等待。那里包含着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故乡的渴望，和对亲人们的思念之情。我终于开始沉浸在被解放的愉悦中，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一九一六年要是我回家，那么我会把所受的痛苦和磨练成的各种力量浓集成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便只有疲倦、绝望、悲观、和无助了。我们脚下已经无路可去了。
谁都无法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虽然和我们一块呆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很快会因工作、家庭把战争淡忘。而我们之后的年轻人，像我们那时一样，与我们无法沟通，会把我们置之不理。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呆着是很索然无味的。我们会因年龄增长而去适应，去顺服，但我们终将有多半的人茫然若失在岁月的推移中毁灭。
但我的所有想像在我又站在沙沙作响的白杨树下时便成为过眼烟云了。我们久久地想那些温柔，那些朦朦胧胧、扑朔迷离的东西。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和女人们亲切偎依的感觉都在脑子里幻灭了，是不能的；但也并没有在强烈的炮火和怅然绝望或军官妓院中变得无影无踪了
金黄色的树叶在秋风中闪放着亮丽夺目的色泽，通红的山楂的果子在一簇簇绿叶非常饱满地挺拔着。一条宽敞而笔直地大路光亮洁白地向远处地平的尽头延伸着。营房食堂像一窝蜂似的都在喋喋不休地争吵着种种有关和平的传闻。
我站起来。
心情异常的平静。是啊，岁月轮回、时光荏冉，可对于我它又能带走些什么呢?孤寂、绝望已经使我非常坦然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脑海中所浮现起这些年来所饱尝的各种辛酸与痛苦，屈辱与愤怒，依旧历历在目。我并不在乎我是否已经把它征服，但只要它还存在，便总会有一条新的道路，也不管我内心里的那“真正的我”会想些什么。
他阵亡了，在一九一八年的十月。那里，整整一天都出奇的安静与沉寂。也就在当日的战报新闻上，仅仅用一句话做了概述：西线无战事。
他死时轻轻地向前扑倒，静静地躺着。像是沉睡在梦乡中一样。当人们把他翻过来时，他的表情那么从容、那么安详、那么惬意，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痛苦与悲伤。毕竟从此一切也都结束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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