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确是如此。吕夫将军在临战之前的最后时刻，发现原来归属于他的约五万之众的三个后备师已不属于他了，他为之暴跳如雷。为了对付鲁普雷希特可能的进攻，霞飞不声不响地抽走了这三个师，把它们和从其他方面凑拢来的四个后备师一起专门组成一个洛林军。这支部队是8月21日开始建立的，由莫努里将军统率，驻扎在凡尔登和南锡之间，用以支持德卡斯特尔诺集团军和掩护右翼冲过阿登山区。这是最后时刻重新所作的部署之一。这说明法军还有可取之处，还有灵活性，不过在当时却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它削弱了吕夫的兵力，使七个师在关键时刻按兵不动。吕夫后来一直说，这五万人，他已作了部署，维尔通一战，要是这些兵力在手边，他是可以打赢的。他当时的怒气冲冲说明了他有些不够老练。总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在作战时来到他的司令部，吕夫大发雷霆，他说：“你们总司令部的人从来不看我们送去的报告。你们象敌人袋子里的牡蛎一样愚昧无知。……告诉总司令，他指挥作战，比起1870年来还要差——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什么地方都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所欢迎的，霞飞和随从们这些众神总是喜欢把责任归咎于指挥官和士兵的无能，吕夫就是被归咎者之一。
也就在8月22日这天，德朗格尔将军经受了一个指挥官最痛苦的时刻——等待前线的消息。他“如坐针毡”，硬是把自己约束在马斯河畔离色当二十英里的斯特内的司令部里，失利的报告一个紧跟一个而来。按他的性子真想奔赴战场，但他提醒自己，一个将军不应淹没在部队之中，而只能在远处指挥，这样一想他才克制下来。可是要在部下面前保持镇定自若和做到“一个首长在关键时候必不可少的自持”是同样困难的。
日暮时分，殖民兵团伤亡惨重的情况分明了。另一兵团，德朗格尔认为由于司令指挥不当，也正在撤退之中，且危及了友邻军。他于是不得不向霞飞报告：“在坦蒂尼遭严重挫败，所有部队的战果都不令人满意。”并称，由于所部损失巨大且已被打乱，要在8月23日完成任务的命令已无法遵办。但霞飞就是不信，甚至在收到德朗格尔的报告之后，还泰然自若和怡然自得地向梅西米报告说，各路部队都部署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以确保我方兵力优势”。总司令部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得看“有兵力优势之利”的部队和司令们了，霞飞于是几次三番要德朗格尔放心，并一再坚称在他面前的敌军只不过三个兵团，因此他必须重新进攻。
事实上，法军在阿登山区并不占据优势，而是恰恰相反。王储的部队除了法军已查明的三个兵团外，还有与现役兵团等同兵力的两个后备兵团，而符腾堡公爵的部队也是如此。这两个集团军所集结的兵力和大炮要比法军第三、第四集团军多得多。
8月23日继续打了一天。但不待日落，法军射不中的，箭断矢折的局面已明，阿登山区的敌军毕竟不是“一攻即破的”。尽管德军在右翼集结了雄厚的兵力，但在中路并不薄弱，法军没有“把它们劈成两半”。鼓足法军引以自豪的勇气，挥舞着军刀，高喊着“前进！”，军官们率领着各个连队攻向据壕坚守和使用着野战炮的敌人。土灰色的军服消失在迷雾里，苍茫暮色湮没了十分显眼的红色军裤，扎实的、按部就班的训练战胜了勇气。法国在阿登山区的两支部队都在撤退，第三集团军在向凡尔登退却，第四集团军在撤往斯特内和色当。布里埃的铁矿没有夺回来，它在以后四年里将给德军用来铸造军火弹药，进行长期战争。德国没有这些矿石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
霞飞到8月23日夜晚，还不了解阿登山区的败绩全况。他打电报给梅西米说：攻势系“暂时受挫”，“我将尽一切努力再一次发动进攻”。
那天，王储军队从隆维经过，留下攻城部队攻打隆维要塞，其余所部按令继续前进，从凡尔登拦截法国第三集团军。这位王储，在不到一个月以前，父王曾告诫他要事事服从总参谋长，要“按他的吩咐行事”，今天在这胜利之日，他又接到“威廉爸爸”的电报，向他和向鲁普雷希特一样，奖授一枚一、二级铁十字勋章。他“深为感动”，电报给所有的参谋人员传阅了。不久，王储自己也授发勋章，据战争后期一个崇拜者的描写，他身穿“眩眼的紧身白外衣”，在两列士兵中间走着，从副官捧着的篮筐里分发着铁十字勋章。当时一个奥地利盟友报道说，只有自杀才能避而不受二级铁十字勋章。今天，这位不久将被人赞扬为“隆维英雄”的人，已获得与鲁普雷希特同等荣誉。在这种阿谀奉承声中，如果史里芬的幽灵对这既没有包抄又没有歼灭敌人的“一般的正面进攻的胜利”发些牢骚，或是对“疯狂地猎取勋章”的行径有所微言，是不会有人理他的。
在这期间，在桑布尔河畔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已奉命过河进攻，“以那慕尔要塞为砥柱”，由其左翼绕过沙勒罗瓦前进，而以敌人的“北方集团军”为目标。同时，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兵团将驻守两河之间的夹角地带，保卫马斯河防线，防范德军从东面进攻。霞飞无权指挥英军，但在命令中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配合这次行动”，“向苏瓦尼总方向”前进，也就是要他渡过蒙斯运河。蒙斯运河是桑布尔河的一条支流，通埃斯考河，使航运从那慕尔经桑布尔河而下，在沙勒罗瓦转入运河，东与埃斯考河相接，直通海峡。因此蒙斯运河是这一连续航道的组成部分，它横切着德军右翼的通道。
根据德军的时间表，冯·克卢克集团军应于8月23日到达这条水上天堑，比洛集团军应在途中攻陷那慕尔后先期到达，和克卢克部大致同时越过运河。
根据约翰·弗伦奇进军命令规定的英军时间表，英国远征军也应于23日，也就是和德军同一天到达运河。这两方面的部队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巧合。英军的先头部队按时间表要早到一些，须在22日晚到达。所以，在21日朗勒扎克奉命渡过桑布尔河这天，原来期待能前来“配合行动”的这支英国远征军落在法军后面整整一天的路程。由于英军出发迟缓，加上两军指挥官之间关系不睦造成了联络不好，这两支军队，尽管双方司令部相距只三十五英里，终未能如计划协同作战，而是各管各地打了两个战役——沙勒罗瓦战役和蒙斯战役。
在朗勒扎克心里，进攻主义已告寿终正寝。当时他虽不能怎么清楚地看到德国三路大军压境的全貌，但已能感到这些压力。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从东杀来，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从北杀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正在奔向他左侧兵力不到其一半的英军。朗勒扎克不了解这些部队的番号和人数，但知道这些部队就在跟前。他也知道——或许是通过侦察推算出来的——奔向他来的敌军，兵力要比他所能对付的大得多。对敌军实力的估计不是绝对的，而是由零星的侦察材料和情报拼凑而成的一幅图景，如有可能也许会得出一种合乎预先的设想，或是合乎一定战略要求的图景。一个参谋机构从现有的材料中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则取决于它的人员乐观或悲观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想相信些什么或怕相信些什么，有时还取决于个人的敏感性或直觉。
同样一份有关马斯河西岸德军实力的报告，在朗勒扎克和法军总司令部眼中，所表达的图景不同。总司令部认为阿登山区德军中路兵力薄弱，而朗勒扎克则认为一股巨浪在向第五集团军滚滚而来。总司令部估计马斯河西岸的德军兵力为十七、八个师，同时估计迎击德军的兵力，有朗勒扎克的十三个师，两个后备师组成的一支独立部队，英军五个师和比利时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总共二十一个师。总司令部因此认为人数上占到绰绰有余的优势。霞飞的计划，就是用这支大军将德军阻挡在桑布尔河彼岸，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突破德军中路后，两路大军合兵一起向北挺进，将德军撵出比利时。
在职份上不是由亨利·威尔逊主管而实际上却由他主宰的英国参谋部，同意法军总司令部的这一估计。威尔逊在8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马斯河西岸德军数目也是十七、八个师，并且还下了个“越多越好，那就会削弱他们中路兵力”的结论。而返回到英国远离了前线的基钦纳勋爵，则是惴惴不安，预感不妙。他曾告诫过约翰·弗伦奇爵士，要他提防德军席卷马斯河西岸和北岸。8月19日，他又电告爵士：德军席卷之势，“看来肯定会有发展”。他责成所有的报告都要让他知道；第二天，他重申了这个要求。的确，此时此刻在马斯河西岸的德军不是十七、八个师，而是三十个师：七个现役兵团、五个后备兵团、五个骑兵师和其他部队。冯·豪森集团军，当时还没有渡过马斯河，但已是右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还得加上这四个兵团或八个师。就整个边境战役来说，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是一点五比一，而右翼的优势则近乎二比一。
这支兵力进攻的焦点是朗勒扎克集团军，朗勒扎克也知道这一点。他在和英军司令惨痛的会晤之后，就认为英国人既不会及时准备好，也不可靠。他也知道比利时的防线将在那慕尔崩溃。新近在部队对调中派给他去沙勒罗瓦西面担任左翼的一个新编兵团，到8月21日还未进入阵地。所以他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渡过桑布尔河发起进攻，向他的左翼潮涌而来的德军就会对他翼侧包围，德军也就会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巴黎。“在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进攻”，是他在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授的指导原则，也是训练法国军队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他现在看来，所见的只是一副骷髅罢了。
朗勒扎克踌躇了。他写信给霞飞说，他如在桑布尔河北岸发动进攻，由于英国人不可能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第五集团军“会陷于孤军作战境地”。如要双方协同作战，则第五集团军必须等到23日或24日。霞飞回答说：“由你全权决定发动进攻的时刻。”但敌人可不是这么随便答应的。
比洛集团军的主力在攻打那慕尔，而其分遣队于8月21日就冲到桑布尔河，并在那慕尔和沙勒罗瓦之间两处地方进行了强渡。朗勒扎克曾叮嘱第五集团军各部须待“友邻军”到达才发动进攻，但在此期间必须打击德军渡河的任何企图。法国军事词汇中是没有防御准备这个词的，驻守这地区的第十兵团在南岸既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架设铁丝网或构筑别的防御工事，只是等着用肉体去猛冲敌人。“军号嘹亮，战鼓隆隆，旗帜飘扬”，至于大炮则一无准备，法军就这样冲向前去，袭击敌人，打得非常剧烈，但终于被赶了回来。夜幕降临，敌人仍占据着塔明和桑布尔河南岸的另一个村庄。
步枪声和炮弹爆炸声之外，还可以听到远处更深沉的响声，如巨鼓擂动。德军攻城大炮已开始轰击那慕尔要塞。四二○和三○五毫米的攻城炮，从列日拖来后在轰击那慕尔的射程内构筑了火炮阵地，这时正在向比利时这座第二要塞倾泻着两吨重的炮弹。曾率领志愿救护队去那慕尔的一位英国妇女写道，这种炮弹“带着经久不息的刺耳啸声”，不论你站在哪里，总象是在向你飞来，不论它实际击中何处，总象是在你周围咫尺之内爆炸。破坏之神从天空雷鸣而降，扑向那慕尔四周堡垒。这座城市在两整天可怕的雷鸣声中萎缩了。结果是列日的惨剧重演：煤气爆炸，钢筋水泥碎如泥灰，藏身地下室的人们给吓疯了。卫戍部队和第四师跟比军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它们感到被抛弃了。朗勒扎克驻那慕尔的联络官迪律伊少校回到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在他看来，法军如不拿出一些援助行动，这座要塞连一天也顶不住。他为守军请命，“他们必须看到法军浩浩荡荡开来，旗帜飘扬，军乐响亮。必须有个军乐队。”法军三个营——约三千人的一个团——当夜出发，于次日上午参加了那慕尔的保卫战。守军仅三万七千人，而8月21日至24日几天里投入进攻的德军，为数在十万零七千到十五万三千人之间，大炮计四百到五百门。
8月21日夜，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报称，他不认为24日前会有大战。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想我对战局了如指掌，我认为战局对我方有利。”可是他对战局并不如他所想那样了如指掌。第二天，当英军朝“苏瓦尼总方向”在去蒙斯的路上前进时，骑兵巡逻队报告说，有一个德军兵团在从布鲁塞尔至蒙斯的公路上开来，也是在向苏瓦尼进军。从这支德军的位置判断，它当晚可以到达这个村子。看来敌人是不会等到约翰·弗伦奇爵士所预定的24日这个日期的。一个英国飞行员又带来更为叫人惊恐的消息说，另一个德军兵团正沿着一条公路开来，并已经逼近到可从西边对英军左翼进行翼侧包围。包围啦！顿然间，英国军队，至少是情报部门，清晰而可怕地看到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基钦纳一贯说的“席卷”已不再是个概念，而是一队队活生生的人了。可是那些参谋长官们在威尔逊的影响下不以为然。由于威尔逊的关系，他们墨守法军战略，同法军总司令部一样地不愿接受关于德军右翼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你们得到的并转给总司令的那个情报，看来有点夸大”，他们就这样作了决定并保持进军命令不变。
他们知道他们正踏在过去曾在这里打过胜仗的土地上。他们在蒙斯南面十英里的地方走过了法比边界上的马尔普拉凯，在路旁看到一块标明马尔巴勒在此打败路易十四军队的石碑，马尔巴勒曾为此赢得了一首法国民歌对他永世不忘的传诵。滑铁卢也就在他们前面，在蒙斯和布鲁塞尔之间。今天他们在滑铁卢战役将近一百周年之际来到英国人曾高奏凯歌的这个战场，能不信心十足！
当先头部队于22日接近蒙斯的时候，在运河北面公路上侦察的一部分骑兵中队的人，看到一队四骑人马向他们驰来。这些人看上去很陌生。就在同时，这些陌生人也看见了英军，勒住了马，双方屏息相视片刻之后才意识到碰到了敌人。这些德国枪骑兵掉转马头和中队的其余人员汇合疾驰而去。英军急起直追，在苏瓦尼的大街上赶上了他们。在小规模的激战中，枪骑兵的“长旗杆矛碍手碍脚，很多人把它扔掉了”。英军杀死了三、四名德军，离开了这个取得有限胜利的战场。骑兵中队长霍恩比上尉，作为第一个用新式骑兵刺刀杀死德军的英国军官，被授与杰出战功勋章。战争以合乎常规的方式开始，战果非常鼓舞人心。
首次接触，既然如所预期是在去苏瓦尼的路上发生的，也就没有理由使参谋长官们改变他们对敌人实力和位置的估计。威尔逊认为，和英军对阵的德军兵力只有一个或两个兵团加上一个骑兵师，同英国远征军的两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相比处于劣势，至多也不相上下。威尔逊性格刚强，情绪高昂，对这里地形和对法国人的熟悉了解又是众所公认的，这一切都比情报官的报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尤其是作战处的军官们向来认为情报处总是从最坏处着想，对情报处的估计历来不以为然，因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英国对德国军事理论和德国军事实践研究得最细致入微的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的逝世，又使得威尔逊的那些理论——它是全盘抄袭法军总司令部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参谋和兵团司令们，对第二天的战斗都满怀信心，虽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未必如此。
弗伦奇的情绪仍然阴沉忧郁，其犹豫不决同朗勒扎克几不分轩轾。21日，刚到达法国前来代替格里尔森的史密斯-多林将军来请示时，得到的吩咐是“在孔代运河防线作战”。史密斯-多林将军问这是说进攻还是防守？吩咐是“听从命令”。弗伦奇焦虑的一个因素，是他不了解朗勒扎克在他右翼的作战计划，担心他们两军之间会形成缺口。22日上午，他乘汽车出发去和这位令人不愉快的邻居商量，但在途中得悉朗勒扎克已前往设在梅泰的兵团司令部，第十兵团正在梅泰激战。他没有会到朗勒扎克就这么回来了。在司令部里迎接他的是一条好消息。起初留在英国的第四师已经到达法国，现正在前来途中。这是德军在比利时向前推进投下的越来越长的阴影以及比军的撤往安特卫普，促使基钦纳下决心把它派来的。
冯·克卢克将军对苏瓦尼公路上的骑兵冲突比英军更为吃惊。直到此刻，他还不知道英军已在他面前，英法的保密措施何其得力！克卢克知道英军业已登陆，因为他从一份比利时报纸上看到有关消息，该报登有基钦纳宣布英国远征军已平安到达“法国国土”的官方公报。英国、全世界以及敌人知道英军登陆的第一个消息，就是8月20日发布的这项公报。不过，克卢克仍然认为英军是在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登陆的。这主要是出于他的主观愿望，他打算在跟法军交锋之前将英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一并“击溃”。
现在，他从布鲁塞尔挥师南下，不得不担心比军会在他后方从安特卫普突然出击，不得不担心英军可能会对他的翼侧猛扑过来。他总认为英军神秘地部署在比利时他右面的什么地方，因此他一直设法让部队朝西徐徐前进，好寻找英军进攻，然而比洛则是始终害怕产生缺口，不断令他靠拢。克卢克反对，比洛坚持。“不这样，”比洛说，“第一集团军就会走得过远而不能支援第二集团军。”克卢克发现英军在苏瓦尼，正在他前面，又想往西转移，寻找敌人翼侧。可他再次为比洛所阻，他怒不可遏，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然而，统帅部对英军的行踪比协约国对德军右翼更为模糊。“本部看来，并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登陆行动，”统帅部说，因此否定了他的意见。克卢克给夺去了包抄敌人的机会而被迫作正面攻击，只好怒气冲冲地向蒙斯前进。给他的命令要他在8月23日渡过运河，占领河南阵地，迫使敌军退往莫伯日，同时从西面切断其退路。
8月22日那天，比洛跟左侧的豪森之间和跟右侧的克卢克一样，矛盾很大。克卢克倾向于赶在前面，而豪森则倾向于拖后。鉴于先头部队已渡过桑布尔河在同朗勒扎克的第十兵团作战，比洛计划由他的部队和豪森的部队联合大举进攻，打一场歼灭战，可是豪森在22日还未准备就绪。比洛苦苦埋怨友邻军的“不够合作”，而豪森则不堪比洛再三要求帮助，同样怨气冲天。比洛决定不再等待，对桑布尔河一线投入三个兵团，发动了猛烈进攻。
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比洛和朗勒扎克两军在这场沙勒罗瓦战役中鏖战不舍，第一天日暮时，豪森部队加入战斗。而这两天，也正是法国第三、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大雾弥漫的森林中与覆灭之灾进行搏斗的两天。朗勒扎克坐镇在梅泰指挥作战，但主要是痛苦地等待师长和兵团司令们送来他们那里的战况报告。而这些师长和兵团司令要了解他们部队里的情况，也是相当难的。这些部队，不是处于密集炮火之下，就是在村子里巷战肉搏，即使有一个军官精疲力尽、负伤淌血、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也已支持不住不能向上司报告的了。活生生的人证比报告先到梅泰，一辆汽车载着一名受伤的军官开进广场。朗勒扎克和参谋们由于烦躁不安在屋子里呆不下去，这时正在广场上焦急地来回踱着。这个伤员经认出来是第十兵团的一位师长博埃将军。他脸色灰白，目光凄惨，其声微微，痛苦地、断断续续地向奔到汽车旁边来的埃利·杜瓦塞尔说道：“告诉他……告诉将军……我们在尽力……坚持。”
在沙勒罗瓦北面，在第十兵团左方的第三兵团报告损失“惨重”。沙勒罗瓦这座乱七八糟地延伸在河流两岸的工业城镇，已在白天被德军突破，法军还在猛烈战斗，想击退它们。当德军在未学乖以前按老规矩以密集队形进攻的时候，就成了七五毫米大炮的极好目标。可是这些每分钟原可打十五发的七五毫米的大炮，所供应的炮弹却只够它打二点二五发。在沙勒罗瓦，志愿应募入伍的两个阿尔及利亚师的步兵们（Turcos），打得象他们父辈当年在色当那样勇敢。一个营冲向德军一个炮兵阵地，用刺刀捅死了炮手，归来时全营一千零三十人只有两名没有挂彩。法军到处遭到炮击，而敌人的炮兵阵地通常不是看不见就是打不着。它们在不同战区不同的情况下，有的人被打得怒火万丈，有的被打得意志消沉。它们对在头顶上空充当炮兵弹着观察员的德军隼式飞机，既火冒而又无可奈何。这些飞机在它们阵地上空飞过之后必然跟来又一阵炮弹。
及至黄昏，朗勒扎克不得不报告第十兵团“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三兵团在“苦战”；军官“伤亡巨大”；左面的第十八兵团虽完整无损，可是左端的索戴将军的骑兵兵团已“精疲力尽”，也已被迫退却，使第五集团军和英军之间造成了缺口。这个缺口确有十英里之宽，足可容敌人一个兵团。朗勒扎克焦急得只好传言给约翰·弗伦奇爵士，请他进攻比洛的右翼，借以减轻法军的压力。约翰爵士的回答是不能照办，不过答应将坚守蒙斯运河防线二十四小时。
夜间，朗勒扎克的处境更岌岌可危。豪森带来四个生力军的兵团和三百四十门大炮攻打马斯河防线。他在夜间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河对岸的桥头堡。弗朗歇·德斯佩雷的第一兵团进行了反攻。第一兵团的任务是守卫沿朗勒扎克阵地右面的一段马斯河，它是第五集团军唯一掘壕坚守的兵团。
豪森的意图是，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挥戈西南，进攻吉韦，希望由此直扑朗勒扎克军的后方，陷该军于他和比洛所部夹攻之中而歼灭之。而比洛——他在这战区虽已重创敌军而所部同样遭到重创——则决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最终解决战斗的攻势。他命令豪森西指梅泰直接攻击第五集团军的主力，而不是进军西南，切断第五集团军退路。豪森照办了。这是一个错误。它使豪森在8月23日整天缠于正面进攻弗朗歇·德斯佩雷兵团防守严密的阵地，对付这位将才横溢的兵团指挥，听任朗勒扎克的退路敞开无阻，打一场歼灭战的机会就此错过在这条敞开的通道上了。
8月23日，晴朗酷热，夏日的天空终日密布着炮弹的团团黑色烟雾。法军不加思索地把它比作法国家家户户火炉上的铸铁锅，给这些炮弹起了个“煲汤锅”（marmites）的绰号。倦乏不堪的法国兵所能记起的那天情景就是“炮弹如雨”。有些地方，法军还在进攻，想把德军赶回桑布尔河那边；有些地方，法军还在固守；有些地方，法军已在踉跄溃退。公路上都是一长列、一长列的比利时难民，途为之塞。他们满身尘土，给婴儿和大包小裹压得弯腰曲背，推着手车，毫无生气，疲惫不堪，漫无止境、漫无目标地流浪着，无家可归，无藏身之所，只求躲开北面可怕的隆隆炮声而已。
难民队伍走过离沙勒罗瓦二十英里的菲利普维尔，朗勒扎克的司令部那天正设在那里。朗勒扎克穿着红裤的两腿叉开，双手反剪，站在广场上看着他们，忧郁凄恻，默默无言，黝黑的面孔在黑色紧身军装上衣上头显得近乎苍白，丰满的双颊业已下陷。他感到“为极度忧虑所困”。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总司令部除询问对形势的看法以外一无指示。他很敏锐地意识到索戴骑兵兵团撤退造成的缺口的后果。正午时分消息来了，比利时的第四师正从那慕尔撤出。这个消息是预料得到的，但仍然是难以置信的。这座控制着桑布尔河和马斯河汇合处的城市及市区外围高地上的堡垒群，即将落入比洛手中。那天早晨，他曾给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去信，要求他调兵加强两军衔接的那部分地区。然而，德朗格尔杳无回音。
朗勒扎克的参谋力劝他同意弗朗歇·德斯佩雷的反攻要求。据德斯佩雷报告，一支追击第十兵团的德军已将其翼侧暴露给他，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机会。也有一些热心为人说项的人则敦促他让十八兵团从左端发起反攻，减轻英军的压力，英军这天正在蒙斯同冯·克卢克的全军作战。朗勒扎克厌恶这种头脑发热的做法，拒不应声。他始终不置一词，不发一令，只是等着。后来批评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就沙勒罗瓦战役进行了纠缠多年的争论，对朗勒扎克这天下午的灵魂深处各有各的看法。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优柔寡断就是麻木无能。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个在情况不明、形势危殆的局面下能冷静衡量各种可能的人。既然总司令部对他不置可否，不作指示，朗勒扎克只有自行决定。
傍晚时，一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豪森所部扩大了马斯河对岸迪南南面翁埃耶的桥头堡。这是个大威胁，有从第五集团军后方进行袭击的危险。弗朗歇·德斯佩雷立即派出一个旅，由芒让将军率领去处理这个危局。也就在这时，朗勒扎克终于收到德朗格尔的消息。这是个不能再坏的消息。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不仅没有象总司令部先前在公报中所暗示那样打了胜仗，而且正在被迫退却之中，这将使色当和朗勒扎克右翼之间的这段马斯河失去掩护。豪森的撒克逊部队在翁埃耶的出现顿时成了严重的威胁。朗勒扎克认为——他说，“我确实认为”——这是支先头部队，由于德朗格尔的撤退，它就可以恣意行动，如果不立即把它击退，它还会得到增援。这时候他当然不会知道——因为事情还没发生——芒让将军率领的那个旅会以刺刀在一场漂亮的冲锋中把撒克逊人赶出翁埃耶。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沙勒罗瓦北面的第三兵团在遭受攻击之后未能守住阵地，正在退却。迪律伊少校来了，又带来消息说德军已占领那慕尔北面的堡垒群，并且已经入城。朗勒扎克回到希梅，在兵团司令部里，“收到证实第四集团军受挫的消息，该集团军自早晨起一直在退却，使第五集团军的右翼完全失去掩护”。
在朗勒扎克看来，他右翼的危险“似乎很严重”。他一直惴惴不安，担心在德朗格尔将军撤出的地方会发生另一场灾难，“四十四年前，我军曾在这里遭到德军的包围而被迫投降——那场令人可恨的灾难使我国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多么不能忘怀的一页！”
要使法国不出现第二次色当战役，就必须使第五集团军免遭覆灭之灾。朗勒扎克此刻很清楚，法军从孚日山脉到桑布尔河在全线撤退。只要军队还在，就不会出现象色当战役那样不可挽回的失败；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假使第五集团军被歼灭，整个战线就会动摇，接着就是彻底失败。不论打得如何英勇，也不论如何迫切需要，反攻已不能挽救整个局势。
朗勒扎克最后开口了，下令全面撤退。他知道他会被作为一个“闯下大祸的人”，是肯定会被搞掉的——他后来果真被搞掉了。据他自己说，他曾和一位军官讲过：“我们打败了，但这个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只要第五集团军存在，法国就不会灭亡。”这些话尽管有着事后着笔的回忆录的味道，但可能是这样说过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特别是在法国，往往会激起豪言壮语。
朗勒扎克自行作出了决定，他认为霞飞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未征求总司令部的意见。“敌军威胁我马斯河右翼，”他报告说，“翁埃耶已被占领，吉韦受到威胁，那慕尔已被攻下。”由于这种形势以及“第四集团军行动阻滞”，他已令第五集团军撤退。随着这份电报的发出，法国想在一场短期战争中打败这个宿敌的最后希望全都化为乌有。法军最后一次进攻已告失败。霞飞果真不同意这个决定——不过不是当晚。8月23日（星期日）夜晚，是一个堕入五里雾中和难受的夜晚，此刻，法国的整个计划正在土崩瓦解，谁也不能肯定各战区的目前情况如何，色当战役的幽灵徘徊不去，除朗勒扎克以外人人忧心忡忡，总司令部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撤销该令。霞飞默不作声，算是批准了这个决定；然而对此他是不会饶恕的。
关于沙勒罗瓦战役，官方后来的说法竟然是，朗勒扎克将军“自认为他右翼受到威胁便命令撤退而没有反攻”。这是法军总司令部要为第十七号计划的失败找替罪羊而强加在这位第五集团军司令身上的不实之词。朗勒扎克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刻，总司令部里谁也没有象战后那句话所暗指的那样，向他提出过：他完全是自“认为”他右翼受到威胁，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远在左面，英军和冯·克卢克所部自清晨起就在六十英尺宽的蒙斯运河展开了争夺战，打得难解难分。8月的朝阳冲破了清晨的迷雾细雨，预示着这天是个大热天。礼拜天的教堂同往常一样敲起了钟声，矿区的村民也同往常一样地穿着礼拜天的黑色服装去做弥撒。运河两边是些铁路支线和工厂堆货场。煤泥以及工厂和炉子里的化学废渣、废水把运河污染成一股黑水，臭气四溢。菜地里、牧场和果园里的灰色煤渣堆，象是女巫戴的尖帽子似的，给原来的景色添上了一种古怪异常的样子。在这里，看来与战时气氛有些不大协调。
英军在蒙斯两边都建立了阵地。史密斯-多林将军率领的第二兵团在蒙斯西面沿着蒙斯到孔代计十五英里长的一段运河布下了防线，而且进驻了紧挨在蒙斯东面运河向北拐弯形成的一块大约两英里宽、一英里半长的突出地区；黑格将军的第一兵团守着第二兵团右面从蒙斯到朗勒扎克左翼之间的一条斜形阵地；而未来的耶路撒冷征服者艾伦比将军指挥的骑兵师则留作后备部队。黑格对面是克卢克和比洛两集团军的衔接地区。由于克卢克部在尽可能向西推进，因此黑格兵团在历史上和传说上以蒙斯战役出名的8月23日的战斗中没有遭到攻击。
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司令部设在蒙斯以南三十英里的勒卡托。他在一条二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着五个师，同朗勒扎克在五十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十三个师的情况相比，他是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前线那么远的。他之作出这种抉择可能是犹豫不决所致。弗伦奇既给空军和骑兵的侦察报告弄得惴惴不安，又苦于对友邻军捉摸不透，而对和友邻军共同守卫的这段敌人在在有机可乘的弯弯曲曲的防线也很不自在，所以，他对进攻并不比朗勒扎克感到高兴。
在战斗前夜，他将兵团和骑兵师的高级参谋召到勒卡托，对他们说，“由于法国第五集团军的撤退”，英军将不进攻了。其实这时候的第五集团军，除了第十兵团外都未撤退，而第十兵团又不和英军相邻，但约翰·弗伦奇爵士是必须归罪于人的。朗勒扎克前一天在这种同志式的精神的驱使下，也曾把自己的未能进攻归咎于英军的没有到场。那时朗勒扎克给各兵团的命令是固守桑布尔河防线而不是渡河进攻，如今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命令同样是固守运河防线。尽管威尔逊仍然在按向北大举进攻把德军撵出比利时的路子着想，不过也给指挥官们表达了采取全属另一套行动的可能。有鉴于此，史密斯-多林将军便于凌晨2时30分下令做好炸毁运河桥梁的准备。这是个切合实际的预防措施，但这类措施是法军所不取的。正由于此，1914年8月的法军伤亡率达到惊人程度。战斗开始前五分钟，史密斯-多林进一步下令，指示“一旦必须撤退”，要按师部命令破坏一切桥梁。
清晨6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各兵团司令发布最后一道指令时，他——或许是他的参谋们——对于将与之交锋的敌方兵力的估计仍然同前不变，仍是一个或至多两个兵团加上骑兵。事实上，那时在英国远征军攻击距离内的克卢克集团军拥有四个兵团和三个骑兵师，计十六万人和六百门大炮。而英国远征军的兵力则仅为七万人，三百门大炮。至于克卢克的两个后备兵团，一个还差两天路程，尚未赶到，一个留在后方防范安特卫普的敌军。
上午9时，德军向英军阵地发射第一批炮弹，这次攻击首先是指向运河拐弯形成的那块突出地区，而其北端的尼米桥又是攻击的焦点。德军以密集队形冲将过来，给掘壕坚守有方、专门训练有素的英国步兵提供了“再好不过的目标”，他们打得又快又准，德军以为碰上了机枪。德军在一浪接一浪的冲杀遭到击退以后，调来更多兵力，并改用了疏开队形。英军在“顽强抵抗”的命令下，尽管伤亡逐渐增大，而在突出地区的火力仍然不衰。10时30分起，德军的炮队，起先是第三兵团的，接着是第四兵团的，相继投入战斗，战火便沿着运河的平直地段蔓延到西面。
及至下午3时，守卫突出地区的英军各团已饱受了六小时的炮击和步兵的进攻，鉴于人员越来越少，压力过大，便炸毁尼米桥，逐连逐连地撤到二、三英里后面准备好的第二道防线。由于突出地区的放弃危及守卫运河河道平直地段的两支友邻部队，因而后者也当即奉令于傍晚5时开始撤退。地处运河弯道和平直河道交接点的热马普及其西面两英里的马里埃特，因缺少雷管无法炸毁桥梁，顿时陷入千钧一发。值此撤退之际，倘德军冲过运河，不仅会使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一场溃退，甚至会就此突破整个防线。一个霍雷肖斯[注：霍雷肖斯（Horatius），罗马传说中一位守桥抗敌的英雄。——译者]是决不能守住桥梁的。然而英国陆军工兵的赖特上尉则在马里埃特的桥下一只手转一只手地悬着身子荡过去，想给炸药接上引线。在热马普，一名下士和一名士兵在不停的炮火下，也为接上引线努力了一个半小时。他们两人事竟其成，并且荣膺了维多利亚勋章和杰出战功勋章；赖特上尉尽管不顾身负重伤，作了第二次努力，但终未能成功。他也得到维多利亚勋章，不过，三星期后却捐躯埃纳河畔。
傍晚时分，在零星炮火下脱离战斗的微妙过程告成。一团一团依次掩护友邻部队撤退，直到全部到达第二道防线的村子和宿营地为止。看来德国人在白天战斗中也同样伤亡重大，他们既没有认真地强攻未遭破坏的桥梁，也没有追击敌人的任何兴趣。相反地，撤退的英军在暮色苍茫中可以听到他们“停止射击”的军号和尔后免不了的歌声。最后，运河对岸一片寂静。
英军是何等幸运，冯·克卢克竟没有利用他两倍多的兵力优势。由于比洛命令的掣肘，他不能寻找敌人翼侧兜而围之。他只有用他中路第三、第四两个兵团和英军迎面交锋作正面攻击，结果损失惨重。第三兵团的一个后备役上尉发觉他是全连中唯一幸存的军官，也是全营中唯一幸存的连长。“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少校嚎啕大哭地说，“这个营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我那引以自豪的、美好的营啊。……”这个团也“被击败了，打垮了，只剩下少数人”。这个团的上校，象战争中的任何人一样，只能根据自己队伍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战斗的过程，他整夜焦虑不安，因为如他所说，“英国人要是对我们的情况稍有怀疑并发动反攻的话，那他们简直会把我们踏扁。”
冯·克卢克军的两翼，右面的第二兵团和左面的第九兵团都没有投入战斗。它们和第一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样，十一天行军一百五十英里，这时候长长的队伍正在沿着公路前进，距中路两个兵团的后方还有几小时的路程。各个兵团如果在8月23日都参加了进攻，历史也许会改观。冯·克卢克在下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命令中路两个兵团牵制英军，等待翼侧的兵团调集上来进行包抄，打一场歼灭战。可就在这之前，英军已被迫果断地改变了计划。
亨利·威尔逊对十七号计划仍然怀着中世纪骑士般的热情，一心想冲锋陷阵，而不了解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执行这计划跟使用中世纪的长弓几无不同。威尔逊和霞飞不分轩轾。霞飞在接到德朗格尔关于阿登山区惨遭灾难的报告后六小时仍然坚持发动攻势，而威尔逊，甚至在运河战线已被迫放弃之后，仍然热中于第二天发起进攻。他作了“仔细核计”，得出了“我们对面只有一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也可能两个兵团）”的结论。他要约翰·弗伦奇爵士和默里“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我被允许草拟明天进攻的命令”。晚上8时，正当命令草拟完毕的时候，霞飞发来电报通知英军说，各方面汇集的证据表明英军现在面对的敌军为三个兵团和两个骑兵师，命令就此作废。霞飞的电报比威尔逊更具有说服力，从而一下子结束了任何进攻的念头。接着是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
晚上11时，斯皮尔斯中尉慌忙乘车从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赶来，带来了令人难受的消息：朗勒扎克将军已停止战斗，正在将第五集团军撤往设在英军后方的防线。斯皮尔斯对这种既不和英军商量，又不通知英军的做法，就象阿德尔贝上校听到国王阿尔贝将部队撤往安特卫普的决定时那样既忿懑又沮丧。十七年后，他写这件事仍然有声有色。
朗勒扎克的撤退使英国远征军失去掩护，顿时处境危殆。经过紧张讨论，决定一俟命令拟就并送达前线，就立即撤出部队。但由于史密斯-多林兵团司令部的地点选择得离奇，以致耽误了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史密斯-多林的司令部设在萨尔拉布律耶尔的一幢不好不坏、不过名字倒很有气派叫做岩石堡的私人乡村住宅里。这个住宅坐落在偏僻的村道旁边，既不通电报也没有电话，白天已经难找，深更半夜就更困难了。即使是马尔巴勒和威灵顿，他们选择司令部的地点，也比较注重便利，要设在大道旁边，纵然房子不太体面也无妨，他们的司令部，一个设在修道院，一个设在小旅馆里。给史密斯-多林的命令只得用汽车送去，直到凌晨3时才送到，而还未投入战斗的黑格第一兵团早一小时就接到电报命令，从容做好了撤退准备，天不亮就开拔了。
但在这时，德军已将两个翼侧兵团调集前来，重新开始进攻。整天挨到炮击的第二兵团只得在炮火下开始撤退。混乱之中，有一个营始终没接到命令，一直打到四面被围，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只有两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逃了出来。
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英国士兵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首次和欧洲敌人作战，也是滑铁卢战争以来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仗。但多么令人失望！冒着酷暑，仆仆风尘兼程前来的第一兵团，几乎一枪未发，现在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往回走了；尤其是对那个以能同有名的劲敌较量引以为荣的第二兵团来说，失望更甚。他们既对敌人的人多势众和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一无所知，因而对撤退的命令也就无法理解了。
这在亨利·威尔逊是个“极大的”失望，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基钦纳和内阁没有派六个师而只派了四个师来法国。他使出了不承认错误的惊人本领，他说：如果六个师都在那里，“这就不会是撤退而是前进，不会是败绩而是胜利”，他这种本领使他后来终于做了陆军元帅。
威尔逊的自信和兴致勃勃的劲头开始消失，而那个说起来最多也不过是反复无常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则是沉陷在沮丧之中。他到法国只一个多星期，可是紧张、焦虑、职责，加上朗勒扎克的不义行径，战幕初启时已使他心灰意懒，对指挥作战感到失望。第二天，他在给基钦纳的报告的结尾就提出了一个灰溜溜的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将注意力转到勒阿弗尔的防御方面”，这说明他已开始从撤离法国来考虑问题了。勒阿弗尔位于塞纳河口，在英军原先登陆的基地布伦以南约一百英里。
这就是蒙斯战役。英国的这次首次出战，既是大战的序幕，在追溯的时候，也就变得意义重大，被推崇备至，它跟黑斯廷斯战役和阿甘库尔战役一样，在英国众神殿中也要同占一席。这场战役还被安上了蒙斯天使那样的传说。战士个个英勇，亡者都是英雄。凡经命名的每个团的事迹，都写到最后一分钟，写到最后一枪一弹，直写得蒙斯一战在这种英勇壮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地好似一场胜利。毫无疑问，英军在蒙斯一战中确实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出色，打得比法军某些部队要好，但是并不比很多其他部队都好；不比哈伦之战的比军、或沙勒罗瓦之战的阿尔及利亚步兵、或翁埃耶之战的芒让将军的那个旅以及各个战场的敌军为好。这场战役，到开始撤退打了九小时，投入作战的英军计两个师，三万五千人，总共伤亡一千六百人，把冯·克卢克集团军的前进拖住了一天。它是边境战役的一部分。而在整个边境战役中，法军有七十个师，约一百二十五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天。法军这四天的伤亡达十四万多人，也就是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数的两倍。
紧接在沙勒罗瓦战役和蒙斯战役之后，比利时尽是残墙断垣，遍地垩灰，满目战争疮痍，一片废墟。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士兵做垫褥用的满是污泥的干草、丢弃的背包和血迹斑斑的绷带。正如威尔·欧文[注：威尔·欧文（WillIrwin，1873-1948年），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14-1915年作为随军记者发表过一些作品，1916-1918年为《星期六晚邮报》记者。——译者]所写的那样，“到处臭气冲天。我从未听说在描写战争的任何书本中提到过这种情况，这是五十万没有洗澡的士兵散发出的汗酸臭……在德国人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这种臭气多日不散”。混杂一起的，还有血腥气、药品气、马粪和尸体的臭气。人的尸体理应由它们的部队在午夜前掩埋掉，但往往是尸体太多，时间太少，至于掩埋死马就没有时间了。那些死马久未掩埋，都已腐烂膨胀。军队开拔之后，可以见到比利时农民拿着铁铲、弯着腰在田野里清理尸体，这种景象宛如一幅米勒的杰作。
在尸体中间，零落可见弃掷下来的第十七号计划片纸只字，以及印有“……法军今后应以进攻为唯一法则……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结果……”字样的耀眼的法军野战条例残篇。
边境已被突破，各部队不是在退却就是在作死守的困兽之斗，对这场灾难应负最终责任的霞飞，在法国的所有希望彻底破灭的这个时刻，竟不可思议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内疚。他立即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为计划制订者开脱责任。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对自己、对法国的信心白玉无瑕。这样，也就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条件。
24日上午，在象他所说“事实证据俱在，回避不了”的这个时候，他向梅西米作了汇报。他说，部队“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势”，必须靠其筑垒的防线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敌军，一方面等候有利时机，重新展开攻势。他立即着手部署退守的防线，并着手变更部队部署，编成密集队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线上恢复攻势。帕莱奥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来电使他深受鼓舞，德军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随时都会被迫从西线撤军东去，对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灾难之后，便引领等待俄国这部压路机的响声。可是传来的只是一份女巫占卜未来似的电报，说对东普鲁士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同时答应“进一步采取进攻性行动”。
查明战败原因是霞飞仅次于重组战线的当务之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原因在于“指挥官的严重缺点”。有些指挥官确实为肩负的可怕责任压垮。炮兵部队的一名将军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罗瓦北面第三兵团司令的职务，因为那位司令在战斗最关紧要的阶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兵团的一名师长在阿登战役中竟然自杀了。人，就象计划一样，在演习中所没有的那种危险、死亡、真枪实弹等情况面前，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可是，霞飞这位不承认计划会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任何人难免犯些错误的。他查问那些表现得软弱无能的将领们的名字，无情地扩大了免职、降职的人员名单。
跟亨利·威尔逊一样，霞飞不承认理论上和战略上的错误，因此他只好说：“尽管我认为已为我军准备了优势兵力”，但由于“缺乏进攻精神”以致进攻失败了。其实，他与其说“缺乏”，倒不如说“太过”。在洛林的莫朗日，在阿登山区的罗西尼奥尔，以及在桑布尔河畔的塔明等地，导致法国败北的不是胆量太小，而是胆量太大。法军总司令部在大溃败后的当天发出的《给各军的通知》中，曾把“缺乏”进攻精神改为“错误理解”进攻精神。通知说，各军对野战条例“理解不透，应用不当”。步兵发动进攻的地点太远，又无大炮支持，因而受到机枪射击，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后，占领阵地之后，“必须立即从事防御的编成，务必挖掘堑壕”。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配合协作是“主要错误”，纠正这一错误事属“绝对必要”。七五毫米大炮务必以最大射程射击。“最后，我军一定得仿效敌人，使用飞机作为炮兵耳目”。可见不论法军还有其他什么缺点，不愿吸取经验教训则不在所谈缺点之列，至少在战术方面是如此。
法军总司令部就是不那么敏于寻找自身在战略方面的疏忽的，甚至在8月24日第二处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发现敌军现役兵团后面跟随着使用同样番号的后备兵团之后，还是如此。这是在前线使用后备部队的第一个证据，它说明了德军是在如何想方设法使右翼和中路同时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兵力。但是，霞飞却没有因此怀疑第十七号计划的制订依据可能有问题。他仍然认为计划是好的，其失败是执行不当所致。对于导致法国敞开大门遭受入侵的这场大灾难，议会在战后调查原委要他作证时，曾问及他对战前总参谋部关于德军右翼越强对法国越有利这个理论的看法。
“我仍然是这样看的，”霞飞回答说，“事实说明我们的边境战役计划正是为此制订的，如果这一仗打赢，我们的出路就打通了。……再说，如果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打得好，这一仗就胜利了。打得好，那就意味着整个德军先遣部队的歼灭。”
在1914年8月开始撤退那天的阴暗早晨，霞飞责怪的主要对象是第五集团军和它的司令，而不是第四集团军。尽管英军也把怨恨一古脑儿地发泄在朗勒扎克身上，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军发言人终究说，朗勒扎克8月23日命令撤退而不作反攻的决定，避免了“又一次的色当大败”。在朗勒扎克及早地坚持将马斯河西岸的第五集团军转移到沙勒罗瓦的问题上，这位发言人也说，“毫无疑问，计划的这一改变挽救了英国远征军，也可能挽救了法国军队，使它们没有遭到覆灭之灾。”
8月24日，整个战局已经明朗，法军各路都在撤退，敌军则在以长驱直入之势向前推进。然而法军溃败到怎样的境地，公众直到8月25日德国宣布攻下那慕尔、俘虏五千人之后才知道的。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使人难以置信。伦敦《泰晤士报》曾说那慕尔可以经得起六个月的围攻；可是如今四天就陷落了。在英国，据惊慌失措而又克制的说法，那慕尔的失陷“普遍认为是个明显的不利……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已大为减少”。
结束的可能究竟减少到什么程度，又究竟多么遥远，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意识到，就可比较的作战期间的参战人数、伤亡人员以及伤亡率而言，这场大战中最大的一个战役已经打过了。也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战役的后果，能预见到德国最后占领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后，将如何拥有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列日的制造工业、博里纳日的煤、洛林的铁、里尔的工厂，以及河流、铁路和农业之利；将如何助长德国的野心，将如何迫使法国下定决心打到每寸失地都收复、每分钱都得到赔偿，从而堵塞了后来所有谋求妥协性和平或“没有胜利的和平”之路，使战争延长达四年之久。
所有这些都是事后的认识。8月24日，德国人心潮澎湃，无限自信。他们看见前面只不过是些残兵败将；史里芬的才华业已得到证实；德国人看来已稳操胜券。在法国，普恩加来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既要后撤也要进袭。过去两星期的梦幻结束了。现在，法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抵抗能力。”
光有冲动是不够的。
第十五章“哥萨克来啦!”
8月5日，在圣彼得堡，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驱车在路上遇到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往前线。团长看到大使车上的法国国旗，便勒马侧身与大使拥抱并恳请大使惠允检阅他的部队。在帕莱奥洛格从汽车上庄重地检阅他的部队时，这位团长在发号施令之间，还慷慨陈词，振臂高呼：“我们要消灭那些卑鄙的普鲁士人!……普鲁士必亡，德国必亡!……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检阅结束后，团长跃马在队伍后面疾驰而去，挥动着马刀，呐喊着战斗口号，“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
俄国人同奥地利的争执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俄国人感激法国人信守协约，并很想通过支持法国的计划来表示他们对协约的同样忠诚不贰。沙皇为了克尽厥责，只好言过其实，俨然很有信心和勇气地宣称：“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要歼灭德国军队”；他向法国保证，他认为对奥作战是“次要的”，他且已命令大公“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总司令一职，尽管向往此职的苏克霍姆利诺夫曾为自己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但在危机最后几天，终于任命大公担任。俄国政权，虽说已经到了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可还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在他们两人当中竟会选择倾向德国的苏克霍姆利诺夫来领导对德战争。不过，他仍留任陆军大臣。
大战一爆发，法国人由于不能肯定俄国是否确实愿意和能否履行其诺言，便开始规劝这个盟国赶紧行动。8月5日，帕莱奥洛格大使在谒见沙皇时恳求说，“请求陛下命令麾下军队立即采取攻势，否则法军有遭覆没之虞。”帕莱奥洛格不以谒见沙皇为足，还拜访了大公。大公向大使保证，为了遵守动员第十五天行动的诺言，他拟不待部队全部集结完毕，于8月14日就开始大力进攻。大公的出言吐语，向以不妥协著称，有时甚至唐突得不堪入耳，可是，他却立即拟了一份富有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文稿，致电霞飞：“坚信必胜”，他还将高高并举他自己的旗帜和1912年演习时霞飞赠送给他的那面法兰西共和国国旗，向敌人进军。
可是，向法国许下的诺言跟履行这些诺言的准备工作之间，差距委实非常明显，这也许就是大公流泪的原因。据说，大公被任命为总司令时曾泪流如珠。根据他的一位袍泽所述，他“对这项任务，看来毫无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到上谕之后哭了很久，因为不知道如何着手是好”。俄国的一位著名的军事史家认为他是“非常胜任”此职的，大公的哭泣，也许不是为了本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整个世界。1914年笼罩着一种气氛，使感受到的人都为人类前途不寒而栗，即使最有胆识、最为果敢的人，也会为之泪下。8月5日，梅西米在内阁会议上的开场演说，充满勇气和自信，但讲到一半，突然中断，掩面而泣，难以为继。温斯顿·丘吉尔在送别亨利·威尔逊，祝上帝保佑英国远征军一路平安和胜利时，曾“控制不住，泣不成声，不能终句”。在圣彼得堡也多少可以感到大致相同的情绪。
大公的袍泽并不是一些最得力的台柱。他1914年的参谋长是雅努什克维奇，是个四十四岁的年轻人，唇上一撮黑髭须，头上一把黑鬈发，而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颔下没有胡子，因此，陆军大臣说他“仍旧是个娃娃”。他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朝臣。他没有参加过对日战争，但他跟尼古拉二世同在禁卫军的一个团服过役。这就是他迅速提升的原因。他是参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该院的院长，担任过陆军部的参谋，战争爆发时任参谋长才三个月。他同德国王储相似，完全是在副参谋长指引之下工作的；严肃、寡言的副参谋长达尼洛夫将军是位工作勤奋、纪律严明的人，是参谋部的智囊。参谋长雅努什克维奇的前任吉林斯基将军是宁愿免去本职、说服苏克霍姆利诺夫任命他为华沙军区司令的。如今他在大公手下，在前方全面负责指挥西北集团军对德作战。在日俄战争中，他任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将军的参谋长，没有什么功绩，也无大错；在幸免那场身败名裂的厄运之后，这位既无个人声望也无军事才干的将军仍旧在军队的上层应付着。
俄国答应法国提前进攻，但未作任何准备，直到最后时刻才不得不临渴掘井。有关“提前动员”计划的命令下达了。为了赢得几天的时间，计划中略去了一定的预备阶段。巴黎的电报源源而来，加上帕莱奥洛格大使转递时的口若悬河，压力频仍。8月6日，俄国总参谋部的命令说，必须准备“尽快对德发动一场有力的进攻以缓和法国面临的局势。当然，这只有具备足够力量时才能进行”。可是，到8月10日，“具备足够力量”的这条但书，则避而不谈。那天的命令写道：“鉴于德国对法国准备突然给一猛击，支持法国自属我们的义务所在。而这一支持，又必须以尽快的方式进攻德国，攻打其留在东普鲁士的部队。”第一、第二集团军已奉命“整装待发”，于动员第十四日(8月13日)出发，不过它们势必在没有后勤部队的情况下开拔，后勤部队要到动员第二十日(8月19日)才能完全集中起来。
组织工作困难很大：正如大公一次向普恩加来所承认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命令发出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送达了。缺乏电话线，缺乏电报设备，缺乏受过训练的通讯兵，在在都使得通讯无法做到迅速可靠。机动运输工具的缺乏也使俄国人迈不快脚步。1914年，陆军只拥有四百十八辆机动运输车，二百五十九辆客车，两辆救护车(不过，它却有三百二十架飞机)。因此，补给品在离开铁路末站以后就得依靠马匹输送。
补给充其量也得碰运气。对日战争后，据审讯证词透露，陆军暗底里的贪污贿赂，象是密如蛛网的鼹鼠穴道，比比皆是。甚至莫斯科总督赖因博特将军也曾因办理陆军承包工程受贿，被判刑入狱，不过他终究长袖善舞，不仅获得赦免，而且重又得到一个新的职位。大公身为总司令后第一次接见其军粮部门人员时，就对他们说：“先生们，不许盗窃。”
战争的另一个传统伴侣，即伏特加酒，被禁止了。在上次(1904年)动员的日子里，士兵们来的时候个个都是摇摇晃晃的，团队的兵站里乱糟糟地尽是些醉汉和破酒瓶，整顿这种混乱状态，曾多花了一周时间。现在，由于法国人把每延迟一天都说成事关生死存亡，因此，俄国颁布了这道作为动员期间临时措施的禁令。这除了表现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特有的轻率作风以外，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确切说明俄国人是在真心诚意地满足法国人要他们赶速行动的恳求了。俄国政府又于8月22日下令将禁令延长到整个战争期间。出售伏特加是政府的一项专卖事业，这道禁令就此一刀砍掉了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惶惑不解的杜马议员议论说：众所周知，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课征各种捐税以增加收入，“而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竟放弃岁入的主要来源，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个迷人的夏夜，大公在第十五天的最后时刻晚上11时离开首都，前往设在巴拉诺维济的战地司令部。巴拉诺维济是莫斯科-华沙铁路线的枢纽，地处德国与奥地利战线的中点。他和幕僚以及他们的家属，一群一群地拘谨地聚集在圣彼得堡车站的月台上，恭候沙皇驾临为总司令送行。可是，皇后猜忌，无视礼仪，尼古拉没有露面。人们低声告别、祝福；大公及其幕僚默不作声地上了火车；启程了。
在后方，调集军队的工作还在努力进行。而俄国的骑兵侦察部队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深入德国国境进行刺探。它们的这种袭击，功不在于侵入了德国的警戒线，这算不了什么，而倒是为德国报纸上的惊人的大标题以及关于哥萨克暴行的种种荒诞故事的出笼，提供了口实。早在8月4日，德国西部边境城市法兰克福的一位官员就听到谣传，说城里将要收容来自东普鲁士的三万名难民。不过保全东普鲁士，不让它受到斯拉夫游牧民族入侵的要求，则开始分散了德国总参谋部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致志于集中全部军力对付法国的工作。
8月12日拂晓，莱宁坎普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部队，由戈尔科将军率领的一个骑兵师组成，它在一个步兵师的支援下，在主力推进之前，拉开了入侵东普鲁士的战幕，占领了德境内五英里的马格拉博瓦镇。俄国人跃马鸣枪，穿过郊区和进入空旷的集市广场时，发现该镇没有设防，德军已经撤走。商店关门闭户，只是些居民在窗内张望。在农村，居民们在先遣骑兵队到达和战斗打响之前，仿佛经过事先安排似的，都已仓卒逃走一空。在向前推进的第一个早晨，俄国人看到沿着他们前进路线升起了柱柱黑烟，走到临近一看，并不是逃走的物主在焚毁庄园和房舍，而是一堆堆的草料在燃烧，作为信号，标明入侵者前进方向。德国人曾作过系统准备的迹象在在可见。山顶上有木料搭建的了望塔；当地农村十二岁到十四岁担任通讯员的男孩子都发有自行车；派作密探的德国兵都伪装成农民，有的甚至打扮成农村妇女。后者大概是在非军事行动中从他们所穿的政府发给的内衣发现的；但是，很可能有许多这样的人始终没有被逮住。戈尔科将军遗憾地承认说，要在东普鲁士撩起每个妇女的裙子来看看是不可能的。
莱宁坎普将军在接到戈尔科将军关于市镇撤空、居民逃走以及据他推断德国人在维斯瓦河基地以东地区不打算进行认真抵抗的报告后，更是热衷于勇往直前，更少关心他不完善的补给勤务。他是一位年已六十一岁的军官，整洁、挺拔，目光射人，留着两撇挺劲的翘须髭。他在镇压义和团期间，在日俄战争中身为骑兵师师长期间，以及后来作为讨伐军首领，远征赤塔，残酷歼灭1905年革命余部期间，都以勇敢果断、胸怀韬略而享有盛誉。但他这位杰出的将材，却蒙有一层薄薄的阴影，一是因为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再是事出某种未经说明的纠葛，而这些纠葛，据戈尔科将军所说，“使他的道德名誉遭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在以后几周中，他的不可思议的行动，令人又想起这些因素，可是，他的袍泽们还是深信他是忠于俄国的。
莱宁坎普不顾西北集团军群司令吉林斯基将军——这位司令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的告诫，赶紧集中了三个兵团和五个半骑兵师，于8月17日展开攻势。他的二十万人的第一集团军沿着三十五英里长、间有罗明滕森林的战线，越过了边界。它的目标是距边界三十七英里的因斯特堡峡口，按照俄军行军速度约计三天行程。峡口是一片约三十英里阔的开阔地，北至柯尼斯堡要塞区，南至马祖里湖区。这是一个分布着小村庄和田地未作圈拦的大农场的地区，从间或隆起的高地眺望，视野广阔。在这里，第一集团军将可以如所希望地与德军主力作战，直至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由南边绕过湖的障碍，从翼侧和后方给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俄国这两支集团军预期将在阿伦施泰因地区会师后并肩作战。
萨姆索诺夫将军要到达的战线跟阿伦施泰因平行，距边界四十三英里，如果一切顺利，约三天半到四天时间可达。可是，在他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之间，有很多机会会碰上料想不到的战争风险——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由于俄属波兰和东普鲁士之间没有横贯东西的铁路，所以萨姆索诺夫要比莱宁坎普军晚两天才能越过边界，而且在到达边界以前，得行军一周，路线是沿着沙砾路，穿过一片未开发的荒原。荒原上，森林、沼泽遍布，居民寥寥，只有少数几个贫苦的波兰农民，而且一进入敌人地区，粮秣来源就很少了。
萨姆索诺夫将军跟莱宁坎普将军不同，对这个地区是生疏的，对他的部队和幕僚是不熟悉的。1877年，他十八岁时，同土耳其人打过仗：四十三岁时，当上了将军；在日俄战争中，他也是一位骑兵师长；1909年以后，任土耳其斯坦总督，从事半军事性的工作。战争爆发时，他五十五岁，病假住在高加索，直到8月12日，才到达华沙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他的部队和莱宁坎普部队之间，以及与设在后方协调他们两支部队行动的吉林斯基司令部之间，通讯联系都很不正常。讲究时间的精确性，说什么也不是俄国人的长处。战争爆发前，在4月份曾举行一次军事演习，其司令和参谋人员大部分就是这次战争在8月份披挂上阵的那些司令和参谋，总参谋部在这次演习之后曾忧郁悲观地感到问题不少。由苏克霍姆利诺夫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军事演习，已经表明第一集团军出动过早，可是战争发生时，这张时间表却未变更，仍遵行不误。莱宁坎普先出发两天，而萨姆索诺夫所部还有四天的路程要走，这样，德军就会有六天时间只消对付一支俄国军队。
8月17日，莱宁坎普担任警卫他左右两翼的两个骑兵兵团，奉命不仅要掩护部队前进，而且要切断铁路两侧的支线，阻止德国车辆撤退。俄国既已蓄意使用了不同于德国的铁路轨距作为防止入侵的一项措施，现在也就无法将自己的车辆调集过来，也不能利用这些宝贵的东普鲁士的铁路网，除非缴获了德国的列车，而德国人当然不会留下许多车辆拱手送给俄国人的。俄军从基地向敌国推进，越走越远，差不多转眼就非马匹拖拉的而又完全没有组织好的补给车队所及了。至于通讯，由于缺乏电线架设自己的线路，俄国人只好依靠德国的电报线路和电报局，当发现这些设施已被破坏时，就使用无线电明码发送电讯，因为他们各部门的参谋部、处都没有密码和密码员。
他们很少进行空中侦察，也很少使用飞机指点大炮射击。大多数空军已派往奥地利前线。俄国兵一见到飞机——在他们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不问国籍，就用步枪连续射击；他们深信象飞行机器这种聪明的发明，只有德国人才可能有。士兵吃喝着大量的黑面包和茶，据说这会使他们身上发出一种特有的味道，至于道理何在就不得而知了。这种味道很有点象马的臭味。他们备有四棱刺刀，装在步枪上，整个武器就和人一样高，在白刃战中，使他们比德国兵有利。可是，就火力和战斗力而言，德军在大炮方面的优势，可使两个德国师抵得上三个俄国师。身为陆军大臣的苏克霍姆利诺夫和身为总司令的大公之间的相互怀恨，当然无助于改善这种不利条件，前后方联系糟糕透顶的情况和还要糟糕的补给问题，则更是帮了倒忙。作战还不满一个月，弹药短缺的情况已非常严重，而陆军部则漠不关心，也可说是麻木不仁。这种态度益发使人灰心失望，因此，大公于9月8日被迫径向沙皇呼吁。他报称，在奥地利前线，如炮弹储存达不到每门炮一百发，将势必被迫停止作战。“目前，我们每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我感到有必要请求陛下催促速运弹药。”
“哥萨克来啦!”响遍东普鲁士的惊叫声，动摇了德国只准备给这个省留下最低限度防御的决心。驻东普鲁士的第八集团军，计有四个半兵团，一个骑兵师，柯尼斯堡的卫戍部队以及一些地方部队，人数相当于俄军两个集团军中的任何一个集团军。毛奇给第八集团军的命令是保卫东、西普鲁士，不得让自己为优势兵力所压服或被赶进柯尼斯堡要塞区。如果发觉受到非常强大的部队的威胁，就撤到维斯瓦河西面，将东普鲁士放弃给敌人。按照当时任第八集团军作战处副处长的马克斯·霍夫曼上校的看法，这些命令含有“对意志薄弱者的心理威胁”。
在霍夫曼心目中，这位意志薄弱的人就是第八集团军司令冯·普里特维茨·加夫龙中将。作为朝廷的宠臣，普里特维茨的戎马生涯是飞黄腾达的。据一位和他同事的军官说：他“懂得在餐桌上如何以滑稽可笑的故事和淫秽的闲话来博得德皇好感”。他现年六十六岁，向以大腹便便著称，是一个德国式的福斯泰夫[注：福斯泰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译者]，“仪表堂堂，妄自尊大，冷酷无情，甚至粗鄙下流，恣意放纵”。他的诨名叫“胖子”，没有动脑筋或搞军事的兴趣，是能不动就不动的人。毛奇认为他力不胜任，多年来一直力图撤掉他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但都枉费心机；普里特维茨的一些人事关系使毛奇的种种努力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毛奇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委派了他自己的副手冯·瓦尔德泽伯爵担任普里特维茨的参谋长。时至8月，身患手术后遗症的瓦尔德泽，按霍夫曼的意见“是不能胜任的”，而普里特维茨也从未胜任过，霍夫曼因此便乐滋滋地确信指挥第八集团军的实权将操在最合适的人的手中，而此人就是他自己。
8月15日，日本宣布参加协约国，使大量俄国部队得以脱身出来；因而德国人对东普鲁士的安危更为焦虑。交友和保持友谊一向是德国外交深感困难的一项任务，而今又告失败。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自身的最高利益何在，日本有它自己的打算，受日本蓄意侵害的国家是洞察其奸的。袁世凯总统就说过：“日本将从这场战争中渔利，主宰中国。”事实证明，确如所述，日本趁战时欧洲列强无暇他顾而制止它不得的时机，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使二十世纪的历史发生了意外的转折。但日本参加协约国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使俄军从远东脱身出来。想象到斯拉夫游牧民族实力增加后的情景，德国人对于把东普鲁士交由第八集团军单独守卫的问题，现在又有了新的理由为之感到紧张不安。
从一开始，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就感到难以驾驭其第一兵团司令冯·弗朗索瓦将军，那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军官，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晶莹的眼睛给人一种坦率、天真、入世未深的印象，看来很象是个德国的福煦。第一兵团的士兵都是从东普鲁士招募来的，它的司令是决意不让一个斯拉夫人践踏普鲁士领土的人，他向前推进很远，大有打乱第八集团军战略之势。
第八集团军根据霍夫曼的分析，认为莱宁坎普所部会先进军，预料8月19日或20日，可于该部到达因斯特堡峡口以前，在距俄国边境二十五英里的贡比楠[注：贡比楠(Gumbinnen)，现名古谢夫(Gusev)，属苏联（校制者按：这是80年代的情形）。——译者]地区迎击该军。因此，派三个半兵团与一个骑兵师，其中包括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去迎战莱宁坎普，派第四兵团去东南与正在逼近的萨姆索诺夫所部接触。8月16日，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向前移到接近因斯特堡前线的巴滕施泰因，发现弗朗索瓦业已到达贡比楠并在继续前进。弗朗索瓦认为应立即采取攻势，而霍夫曼的战略则是让莱宁坎普所部在头两天尽可能向西推进，他的理论是，莱宁坎普推进得离基地愈远就愈易被击溃。霍夫曼并不要莱宁坎普的前进受到阻挡，恰恰相反，他要让莱宁坎普尽快到达贡比楠地区，以便德军在必须转而对付萨姆索诺夫以前，好有时间同莱宁坎普单独作战。
弗朗索瓦于8月16日在贡比楠设下司令部，并继续前进。这个架势，是要把第八集团军其余的部队拖在他后面支援他的翼侧，这样就要把第八集团军展开到原非它力所能及之处。16日，普里特维茨断然命令他停止前进。弗朗索瓦在电话中愤然不服，坚决主张在愈近俄国的地方作战，德国领土损失的风险愈少。普里特维茨回答说，牺牲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发了一道书面命令，提醒弗朗索瓦，他是“唯一的司令”，并再次禁止继续前进。弗朗索瓦置之不理；8月17日下午1时，普里特维茨收到弗朗索瓦的一封电报，“大为惊愕”，电报说，他已在贡比楠前面二十英里、距俄国边境仅五英里的施塔卢珀楠投入战斗。
17日这天上午，当莱宁坎普所部大举越境时，由于协调不够而不是出于有意安排，居中的第三兵团比其他两个兵团早出发了几小时。俄军侦察队探明弗朗索瓦的部队在施塔卢珀楠后，第三兵团遂下令进攻，在镇东数英里处投入战斗。冯·弗朗索瓦将军及其参谋在施塔卢珀楠教堂尖顶上观察战况，“就在这使人心烦的紧张气氛中”，教堂里忽然响起了吓人的钟声，声震耳鼓，尖顶为之摇晃，望远镜也在三脚架上颠动。原来是镇议会负责人以为预先通知人们俄军已经逼近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却激怒了军官们，他们信口对这位倒霉的镇议会负责人进行了一通日耳曼式的咒骂。
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弗朗索瓦的电报时，同样怒不可遏。用电话、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战斗，并派了一个少将赶往当面落实这一命令。他登上钟楼，那里已是怒气冲天，而他也毫不逊色地吼道：“主帅命你立即停止战斗，向贡比楠撤退!”弗朗索瓦对他这种语气和神态不禁火冒三丈，便放肆反唇回敬说，“告诉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冯·弗朗索瓦将军击败俄国人后会停止战斗的!”
在这期间，德军已自右翼派了一个旅带着五个炮兵连，从后面攻打俄军。由于俄军第三兵团，特别是它目前正在施塔卢珀楠作战的第二十七师开拔过早，因此在该兵团和它左翼友邻兵团之间敞开了一个缺口，以致对德军的攻击毫无防御。遭受德军攻击的一个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不仅连累了第二十七师全师退却，而且为德军留下了三千俘虏。虽然莱宁坎普所部其余的部队到达了规定当天应到的战线，但由于第二十七师不得不退回边境改编，原定第二天进军的时间表也就不能执行了。弗朗索瓦满怀胜利的喜悦撤出施塔卢珀楠，并于当夜退回贡比楠。他深信不疑，拒不从命是有好处的。
莱宁坎普的部队不顾挫折，重新前进。不过，到8月19日，才这么几天时间，就开始感到原不完善的后勤补给已捉襟见肘。距国境才十五英里，各兵团司令就报称补给供应不上以及兵团之间和兵团与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电讯不通。前面的道路，被逃难的人群和他们赶着的大批乱窜的牛、羊阻塞住了。不过居民的逃跑和弗朗索瓦兵团的后退，使莱宁坎普及其上级西北战线司令吉林斯基将军，都认为德国在撤出东普鲁士。但这并不符合俄军的意图，如果德军退得过快，就会逃脱俄军的钳形夹击。莱宁坎普遂此下令20日停止前进，这主要倒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困难，而是要诱敌前来作战，并留出更多时间好让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赶来，从德军后方给它以决定性的打击。
冯·弗朗索瓦将军正是求之不得。19日，他再次嗅到战斗将临，便打电话给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普里特维茨将军，吵吵嚷嚷地要求准予反攻而不再继续后撤。他断言，这是一个绝好机会，因为俄国人的推进松松垮垮、零零落落。他深有情感地描绘居民们离乡背井的情况，慷慨激昂地力陈拱手让普鲁士国土遭斯拉夫人践踏的可耻。普里特维茨被弄得心神不定。由于打算在贡比楠后面打一仗，第八集团军已在安格拉普河沿岸据有准备得很好的阵地。但是，冯·弗朗索瓦过早挺进了，打乱了这个方案。他现时在贡比楠以东约十英里的地方。要是让他在那里进攻，那就是说要在远离安格拉普防线的地方应战；另外两个半兵团就得跟着他拉走，就会和派往监视南下的萨姆索诺夫部队的第二十兵团分开得更远，而该兵团又是可能随时需要支援的。
另一方面，德军没有经过认真作战就自行退却的情景，即使仅退二十英里，也令人反感，特别是在丧魂落魄的居民面前退却，就尤其令人反感的了。德军截获了莱宁坎普停止前进的命令之后，更难于作出决定。莱宁坎普的命令是以简单的密码用无线电发给俄军各兵团的，这种密码，对一位派来第八集团军任密码员的德国数学教授来说，是不难破译的。
现在的问题是莱宁坎普会停多久?德军可以放手打一支俄军而不受另一支俄军牵制的时间已为时不多；到那天晚上，六天就剩下三天。要是德国人在安格拉普等莱宁坎普来犯，他们就会立即陷在两支俄军的夹击之中。也就在这时，第二十兵团发来消息：萨姆索诺夫所部已在那天上午越过国境。钳子的另一翼在前进中。德军必须要末抛开它在安格拉普准备好的阵地，立即打莱宁坎普；要末脱出身来对付萨姆索诺夫。普里特维茨及其参谋选定前一方案，命令弗朗索瓦于次日(8月20日)晨发动进攻。唯一的困难是，在安格拉普河谨候命令的另两个半兵团，不能及时赶来同弗朗索瓦并肩作战。
黎明以前，冯·弗朗索瓦的重炮开火了，给了俄国人一个突然袭击；炮击继续了半个小时。凌晨4时，他的步兵在莫辨东西的黑暗中，越过收割后的田野向前推进，直抵俄军步枪射程以内。拂晓，战斗遍及全线，势如烈火燎原。俄军野战炮兵连也炮弹如雨，向前进中的那些灰色的队伍倾注而来，前面白色的大路眼看突然变成了灰色，尽是德军的尸体。接着第二个灰色浪潮又冲了过来，而且越来越近。俄国人已经可以看出尖顶钢盔。炮兵连再次开火。这一浪退了，另一浪又涌上来了。俄军大炮的炮弹是以每天二百四十四发的发射率供应的，而现时的发射率则为四百四十发。一架具有黑十字标志的飞机掠过上空，轰炸了俄军炮兵阵地。灰色浪潮滚滚而来。就在浪头到达五百码内的时候，俄军大炮结结巴巴地终于沉静下来，弹药已经用尽。弗朗索瓦的两个师重创了俄军第二十八师，使它伤亡百分之六十，基本上把它歼灭了。弗朗索瓦的骑兵同三连骑炮兵横扫了俄军毫无掩护的末端阵地，没有大炮的俄国骑兵不事抵抗就撤走了，听由德军进攻俄军后方的运输队。这是莱宁坎普最右面几个兵团的遭遇；至于其中路和左方情况则迥然不同。
这些地方的俄军在弗朗索瓦黎明前的炮声警告下，已作好迎战准备。这时候，三十五英里宽的战线上，德军只是在零星地进攻。在中路，德军第十七兵团直至上午8时才到达前线，比弗朗索瓦晚四小时；在德军的右方，第一后备兵团也直到中午才抵达。第十七兵团的司令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他也是参加过1870年战争的那批六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以上的宿将之一。第一后备兵团是由奥托·冯·贝洛将军统率的。19日晚，他们接到要他们于次日晨参加弗朗索瓦在贡比楠那边进攻的意外命令时，他们都一直驻扎在安格拉普河西岸。马肯森赶紧集中部队，星夜过河，但在河对岸的路上，队伍就困陷在难民、车辆和牲口群里，前进不得。等到他清理好队伍，推进到可与敌军接触的时候，已失去奇袭的有利时机，俄国人首先开火了。不管谁受到炮击，重炮的杀伤力都是很大的；在这次炮击中捱揍的却是德军，这是1914年罕有的情况之一。步兵俯伏在地，不敢抬起头来，弹药车爆炸了；无人驾驭的战马在乱奔。到下午，马肯森的第三十五师在炮击下溃散了。一连人扔下武器逃之夭夭，另一连人陷于惊慌失措；然后是整个团，再后是它两侧的部队。很快地，成营成营的人，铺天盖地从路上、从田野里向后方涌退。参谋人员、师的将领以及马肯森本人，乘车冲到前面，企图制止溃散；可是在他们止住以前，部队已陆续后撤了十五英里。
马肯森右面的冯·贝洛的第一后备兵团，也无法给他以任何帮助，因为它出发得更晚，而且在它到达罗明滕森林边缘的戈乌达普这个指定地区时，就立即被俄军咬住，鏖战一场。中路马肯森兵团的溃败，使冯·贝洛的左翼失却掩护，迫得他也不得不后撤，既借以掩护马肯森的退却，也保护他自己。冯·贝洛的右面，由冯·莫根将军统率的第三后备师是最后一个从安格拉普河出发，直到晚上一切都已结束时才到达的，因此没有经历战斗。尽管德军退却成功，尽管俄军在同弗朗索瓦的战斗中也遭到重创，但是，总的来说，贡比楠战役是俄国人胜利了。
普里特维茨认为整个战役失败。倘俄国人穿过崩溃的德军中路，进行强有力的追击，就有可能冲过因斯特堡峡口，把第八集团军割裂开来，逼迫北面的弗朗索瓦兵团藏身于柯尼斯堡要塞区，而这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明白告诫决不容许发生的。要挽救第八集团军并使它保持衔接一气，普里特维茨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退到维斯瓦河。毛奇最后给他的有关命令是：“保全部队。不要被赶出维斯瓦河地区，但在绝对必要时，可放弃维斯瓦河以东地区。”普里特维茨认为现在是绝对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和马肯森通过电话，马肯森生动地描绘了所部惊恐的状况之后，更感到事属绝对必要。
8月20日当天傍晚6时，普里特维茨打电话给弗朗索瓦，告诉他尽管他的战区获胜，但是部队还必须退到维斯瓦河。弗朗索瓦感到是个晴天霹雳，激烈反对，申述了各种理由，力劝普里特维茨重新考虑。他坚决认为，俄军由于本身的损失，不可能再发动一场有力的追击，他恳求普里特维茨改变主张。他挂断电话时的印象是，普里特维茨并不完全固执己见，已同意考虑他的意见。
在指挥部，人们来往频繁，情绪激动，报告互不一致，经过这一阵混乱之后，一种令人心惊胆寒的情况开始明朗了：并无追兵在后。在俄军指挥部，莱宁坎普原已下令在那天下午3、4点钟之间进行追击，嗣因据报德军掩护马肯森退却的炮火猛烈，遂于4时30分撤销该令。由于弄不清德军中路溃败到什么地步，莱宁坎普等着。一个精疲力尽的参谋要求让他上床去睡，莱宁坎普对他说，可以躺下，但不要脱掉衣服。他睡了一个小时，被莱宁坎普叫醒。莱宁坎普站在他床边，笑着对他说，“现在可以脱去衣服了，德国人正在退却。”
对于莱宁坎普的这句话，那些在一场战役过后总是趋之若鹜的军事史家们，作了大肆渲染，尤其是霍夫曼，更是心怀叵测而乐滋滋地作了可说是歪曲事实的详述。他们指出敌人退却之际正是追击时机，而不是就寝的时候，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由于贡比楠战役是后果严重的坦南贝格战役的序幕，莱宁坎普停步不前的这段情节便引起了团团疑云，对此不乏胡乱的解释和指责，而且忘不了提及他的德国家世并明确地指控他是一个卖国贼。其实，克劳塞维茨远在这事发生之前一百年的一番话也许倒是比较可行的解释。他在论述追击问题时写道：“在一支部队里，感受到的整个压力是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要求指挥官有非凡的魄力，要高瞻远瞩而不要只看当前，要立即采取行动，夺取那些在当时看来仅不过是胜利的锦上添花——胜利的豪华点缀——的成果。”
无论莱宁坎普有没有看到那些最后的结局，事实是，他不可能一鼓作气，追击逃窜的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也许他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他的补给线运转得很差，要是向前推进得超过铁路终点更远一些，那就会把补给线整个儿抛在后面；而且当他的补给线在敌国境内越拉越长的时候，德军的补给线，随着它们向基地撤退，将是越缩越短。没有卤获到德国的车辆，因此不能利用德国的铁路，而他手头又没有铁路工人来改变轨距。何况在遭到德军骑兵的攻击后，他的运输工作已陷于混乱状态；而他右翼的骑兵打得很惨，他的一个师又损失了大部分。于是他就地停下来了。
傍晚天气炎热。霍夫曼上校站在司令部室外，在和顶头上司格吕纳特少将讨论作战情况和明天的形势，他期望少将能和他一起左右懦弱的普里特维茨以及瓦尔德泽。就在这时，给他们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第二十兵团朔尔茨将军发来的，报告南线俄军有四、五个兵团正在越过边境，在五、六十英里宽的战线上全面挺进。霍夫曼从他特有的那种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的捣蛋方式，建议把报告“压下来”，不让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知道，据他判断，“现时他们的神经已经失却控制”。他在战争回忆录里，对一位袍泽所常用的措词中，再没有象“他的神经已经失却控制”一语用得这样广泛的了。这次无疑是用得对的。可是，霍夫曼的这个短命的密谋落空了，就在那时，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走出屋来，从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收到这份报告。普里特维茨请他们都到室内去，然后对他们说：“先生们，假如我们继续对维尔纽斯军作战，华沙军将会向我们背后挺进，切断我们通向维斯瓦河的去路。我们必须停止对维尔纽斯军的作战，撤过维斯瓦河。”他不再谈撤“到”而是说撤“过”维斯瓦河了。
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对这样做的必要性立即表示怀疑，而且断言他们能在两、三天内“结束”与维尔纽斯军的战斗，并且还可以赶得上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而朔尔茨兵团，在他们赶到之前，是可以“自行设法对付的”。
普里特维茨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话。这该由他和瓦尔德泽来作决定。他坚决认为南路俄军的威胁太大，霍夫曼必须为撤过维斯瓦河进行必要的部署。霍夫曼指出，南路俄军的左翼已比德军更靠近维斯瓦河，他用圆规作了一个测比，表明撤退已不可能。他要求“指示”如何进行部署。普里特维茨粗鲁地打发他和室内的人走开后，打电话给科布伦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汇报了他的打算：即使不撤过维斯瓦河也要撤到维斯瓦河。他还说，炎夏的维斯瓦河水位不高，要是没有增援，他甚至疑虑能否守住这条河。
毛奇吓呆了。这就是让这个胖子白痴指挥第八集团军的结果，也是他本人给这个白痴的最后一道命令考虑欠周的结果。放弃东普鲁士会严重挫折士气，也会损失最宝贵的粮食和乳制品的产区。更糟的是，倘若俄国人越过维斯瓦河，他们不仅会威胁柏林，而且会威胁奥地利的翼侧，乃至维也纳。增援!除了从西线以外他能从哪里抽调增援?而在西线，连最后一个营都投入了战斗。现在从西线抽调部队会意味着对法作战的失败。毛奇由于吃惊过度，或许由于距离现场太远，以致没有考虑下达一道针锋相对的命令，而是暂且满足于责成其参谋跟弗朗索瓦、马肯森以及别的兵团司令直接通话，查明事实。
而在这时，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里，霍夫曼和格吕纳特正在努力说服瓦尔德泽，退却不是唯一的途径——实际是个行不通的途径。霍夫曼献计，利用内线和铁路的有利条件，第八集团军可以部署得足以对付两路俄军的威胁，要是情况的发展又不出他所料，那他们还可以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两路俄军之一。
霍夫曼建议，如果莱宁坎普所部翌日还不追击——他相信莱宁坎普是不会追击的——就让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脱离接触，乘火车长途绕道增援南线朔尔茨的第二十兵团。弗朗索瓦将在朔尔茨的右翼建立阵地，面对萨姆索诺夫军的左翼，因它距维斯瓦河最近，对德军的威胁最大。在贡比楠没有参加战斗的冯·莫根将军统率的那个师，也可派它经由不同的铁路线前往援助朔尔茨。部队及其补给、装备、马匹、枪炮弹药的调动，车辆的集中，在挤满难民的车站上的登车，车辆从这一线到另一线的调度，所有这些虽都是复杂的问题，但是霍夫曼深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能胜任的，因为在铁路上已经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当进行这些调动时，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兵团的撤退要再向南行军两天，这样在成功地脱离接触的时候，它们距离南线就更近了，可近三十英里左右。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它们将从这里穿过内线捷径去朔尔茨左翼建立阵地，但它们应在弗朗索瓦开到朔尔茨右翼后不久到达。这样，整个四个半兵团就可以在恰当的地位跟南线敌军作战。骑兵和柯尼斯堡的后备部队将留在莱宁坎普部队的正面作为掩护。
图6：贡比楠战役和第八军的调动
这个策略的成败将完全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莱宁坎普按兵不动。霍夫曼认为，莱宁坎普为了休整并修补其补给线，会再按兵不动一两天。霍夫曼的坚信不移，不是根据任何神秘的启示，也不是出于其他什么超自然的才智或歪才，而只是根据他的信念，他认为莱宁坎普由于种种惯常的原因势需停顿下来。不管怎样，这两、三天，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军的战线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到那时，在进一步截获密电码的帮助下，莱宁坎普的意图是会有某些迹象可寻的。
这就是霍夫曼的论点，他说服了冯·瓦尔德泽。不知怎么地，在当晚什么时候，瓦尔德泽也竟说服了普里特维茨，让霍夫曼去准备必要的命令，也许是他未经普里特维茨同意而擅自作主的，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记载得不清楚。由于参谋部不知道普里特维茨当时已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拟撤到维斯瓦河的意图，因此，谁也没有操心去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已经打消了这个主意。
第二天早晨，毛奇的两个参谋，由于战地电话屡打不通，经过几个小时才分别同东线各兵团司令通了话。从他们的谈话中，这两位参谋得到的印象是，情况是严重的，但是退却是过于轻率的办法。既然普里特维茨看来决意要退却，因此毛奇决定撤换他。也就在毛奇和他的副手冯·施泰因商量的时候，霍夫曼正怡然自得，感到至少到目前还是他正确。侦察结果表明，莱宁坎普所部并无动静；“他们根本不在追击我们”。于是立即下令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去南方。据弗朗索瓦本人的说法，那天下午他离开贡比楠时，曾情不自禁地激动得流下泪来。普里特维茨显然已同意霍夫曼的论点，但立刻又后悔起来。那天傍晚，他再次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向冯·施泰因和毛奇报告说，他的参谋进攻华沙军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太冒失了”。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说，以他“这么少的人马”，他甚至不能保证能否守住维斯瓦河，他必须得到增援。这就决定了他的解职。
东线既有崩溃之虞，也就急需一位勇敢、坚强并且果断的人来接替指挥职务。在实战中，一个指挥官应该怎样处理危机，事先总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德军统帅部却有幸了解到一位参谋官，他只是在一周以前在作战中大显身手的——他就是鲁登道夫，列日的英雄。他堪任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按照德军共同负责的指挥体制，参谋长跟司令同样重要，有时，凭其能力和气质还显得更为重要些。鲁登道夫那时正随着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在那慕尔郊外，继他在列日大奏肤功之后，在猛攻比利时的第二大要塞。这正是他接近法国国门的关键时刻——但是东线需要急切。毛奇和冯·施泰因一致认为必须召他来。于是，立即派了一个上尉参谋，乘摩托车于第二天(8月22日)上午9时将信送达鲁登道夫将军。
“你也许能挽救东线的局势，”冯·施泰因写道，“我所认识而又可这样绝对信赖的别无他人了。”他表示歉意，把鲁登道夫从一场决战即将开始的地方拖走了，“这场决战，请上帝保佑，将是最后一仗”，不过，牺牲是“必不可免的”。“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而且以你的能力，你足可防止最糟的情况发生。”
鲁登道夫在十五分钟之内乘坐上尉参谋的车子走了。他的车子曾经过距那慕尔十英里的瓦弗，这地方“就在我前天路过时，还是一座歌舞升平的城镇，现在则是一片火海。这里的老百姓也在向我军开火”。
傍晚6时，鲁登道夫到达科布伦次。三小时内，听了有关东线局势的指示，受到了“显得疲劳”的毛奇和“非常镇静”的德皇的接见，不过德皇在情绪上深受敌军侵犯东普鲁士的影响。鲁登道夫给第八集团军发了一些命令，晚上9时乘专车前往东线。他的命令，除嘱咐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在马林堡接他以外，是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乘火车去南线支援朔尔茨的第二十兵团。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到8月23日这天要完全脱离接触并休整好。这些命令和霍夫曼的命令相同，体现了德国军事学院要求所有学员对一个命题作出同样答案的要求。不过也有可能鲁登道夫已看过霍夫曼命令的电报副本。
在鲁登道夫乘汽车经过比利时的时候，上尉参谋曾告诉他，最高统帅部已选中一位退休的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但是还不知道他是否接受这项任命，他的名字是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兴登堡。鲁登道夫不认识他。在当天夜晚离开科布伦次以前，他获悉已找到冯·兴登堡将军，兴登堡也已接受了任命，并将于次晨4时在汉诺威登车前往履新。
德军最高统帅部原来在选定参谋长之后，便着手解决物色一位司令官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鲁登道夫无疑是一位具有真才的人，但要配成一对，最好还得选一位名副其实的“冯”。许多退休的兵团司令的姓名都被考虑了。冯·施泰因忽然想起战争爆发时收到的一位老同事的来信，信上说，“如果情况的发展需要一个指挥官的话，不论哪里，请不要忘掉我。”信上并且保证说写信人“还很健壮”。恰好的人选!他出生于一个在普鲁士定居了几个世纪的容克世家。1911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曾在史里芬的总参谋部工作过，他是经过逐级提升而成为一个兵团的参谋长和后来担任兵团司令的。再两个月他就年满六十八岁了，但他并不比右翼的克卢克、比洛和豪森这三位将军年老些。东线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普里特维茨表现得惊慌失措之后，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而兴登堡以往行事，一向稳如磐石，可资信托，以沉着镇定闻名。毛奇批准了；德皇也首肯了。于是，给这位退休的将军发了一份电报。
下午3时，兴登堡在汉诺威家中收到电报，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紧急任命”。他复称：“乐于接受。”第二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前往东线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最高统帅部没有费神请他来科布伦次谈话，而是命令他在汉诺威上车，并通知他，他的参谋长将是鲁登道夫将军，将在去东线的火车上和他会晤。因时间紧迫，几套土灰色新军装兴登堡只来得及试穿了一套，他不得不窘迫地穿了一套普鲁士将军的旧蓝军装就出发了。
几天后普里特维茨撤职的消息发表时，那位难能可贵的日记作者布吕歇尔公主记道：“一个叫作兴登堡的将军，一个完全上了年纪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报纸编辑们赶忙搜集有关新司令的材料，但很不容易找，因为他在军人名册中列在“贝内肯多夫”这个姓氏下。不过编辑们很高兴，终于查到他曾在色当作战，并荣获过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他也是1866年对奥地利早期战争中的一位宿将。他的贝内肯多夫祖先是定居在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兴登堡这个姓是在十八世纪因婚姻关系而来的。他是西普鲁士波森[注：波森(Posen)，即波兹南。——译者]人，在他早期的经历中，在任驻柯尼斯堡第一兵团参谋时，曾研究过马祖里湖区的军事问题。这件事不久就成了描绘兴登堡如何早在三十年前就规划了坦南贝格战役的传说的由来。他是在西普鲁士诺伊德克他祖父的庄园上抚养成长起来的，他还记得童年时曾和一个替腓特烈大帝干过两星期活儿的老花匠交谈过。
兴登堡在汉诺威车站上等着，火车于清晨4时进站。他从未见过的鲁登道夫将军，以“轻捷的步伐”走上月台，向他报到。在东去途中，鲁登道夫对当前的局势和他已发布的命令作了说明，兴登堡听了表示赞同。他们就这样在前往日后使他们驰名于世的疆场途中结合起来了。以令人畏惧的花押 [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姓氏的第一字母分别为H和L。——译者]表示的这一“结合”行将统治德意志帝国直到帝国的末日。后来兴登堡成了陆军元帅，但同时也博得了一个“‘你说呢’元帅”的诨名，这是从他每当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总是转问鲁登道夫“你说呢?”的习惯而来的。
真是别具一格，关于第八集团军司令的人事更迭，德军最高统帅部考虑通知的第一个人竟是东线的铁道总监克尔斯滕少将。8月22日下午，还在专车首途以前，这位少将就来到霍夫曼的办公室，带着“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给霍夫曼看了一封电报。电报通知说，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参谋长的专车将于明天到达马林堡。这就是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怎样知道自己被免职的经过。一小时后，普里特维茨收到一封给他本人的电报，把他和瓦尔德泽列入“待分配的名单”中了。霍夫曼说，“他向我们告别时，对于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
鲁登道夫的做法也并不老练。尽管他很了解霍夫曼，和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曾在柏林和他同住一屋达四年之久；可是，他还是分别发电报给各兵团司令下达命令而未通过第八集团军参谋部。这并不是故意要得罪人；总参谋部的军官得罪人是常情。霍夫曼和格吕纳特都立刻认为受了侮辱。在马林堡为新任指挥官们所举行的欢迎会，按鲁登道夫的说法，“根本不是高高兴兴的”。
现在必须面对这场战役命运所系的关键问题了。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究竟是应该停在原地以防莱宁坎普的进一步前进呢，还是按照霍夫曼的计划，把它们调往南线抵抗萨姆索诺夫的右翼?除非用上第八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否则没有希望打败萨姆索诺夫所部。8月23日那天，弗朗索瓦兵团在因斯特堡和柯尼斯堡之间五个车站乘车的复杂过程刚刚结束，正在前往南线途中；还要有两天时间的换线转轨和进行同样复杂的下车工作，才能进入阵地作战。冯·莫根师也在从另一条铁路向南线进军途中。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这天未动。骑兵侦察队报告莱宁坎普所部仍“无动静”。他和马肯森和贝洛两个兵团相隔大约只有三、四十英里，如果他们两军向南移动攻打另一支俄军，他仍可——要是他推进的话——跟踪他们，从后面猛攻。而霍夫曼则要马肯森和冯·贝洛立即启程。鲁登道夫离开那慕尔只三十六个小时，是新来到这里，而在当前形势下，无论作出哪种决定都是命运攸关的，而且要对局势负责，所以把握不定。兴登堡从退休生涯出来仅二十四小时，全依仗鲁登道夫。
在俄军方面，高级指挥部伤透脑筋的是怎样选择时机，使钳形攻势的两翼一起夹击敌军的任务。障碍如此之多，如此五花八门，如此难以处理，又如此明显，弄得军事长官们一开始就充满悲观情绪。西北战线司令吉林斯基的职责是协调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两支部队的行动，可是如何完成这一职责，他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一味地下令催促赶紧行动。莱宁坎普已首先出动而且已首先投入战斗，于是吉林斯基要求尽快行动的命令全都发给萨姆索诺夫。与此同时，法国人一连串的空前紧急的请求又都冲向吉林斯基本人而来。法国人为了减轻他们在西线的压力，指示他们的大使“坚持”要求“俄军必须对柏林开展殊死进攻”。这些要求，从霞飞送到巴黎，从巴黎送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送到“斯塔夫卡”(设在巴拉诺维济的俄军总司令部)，从“斯塔夫卡”送到吉林斯基，吉林斯基又把这些要求全部转送给了萨姆索诺夫将军，而萨姆索诺夫将军这时正在沙砾路上一步一步地奋力前进着。
自从在日俄战争中指挥一个骑兵师以来，这位正如英国驻第二集团军联络官所称的“朴实厚道的人”还从未有过指挥拥有十三个师的一支集团军的经验。他通过并不为他所熟悉的参谋们和师长们进行工作。俄军不是按地区编制的，报到的后备役军人——有时占到一个团的人数的三分之二——对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来说，都是陌生的。军官短缺，士兵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往往目不识丁，这些情形，使命令不易逐级下达到前线。管理电讯的通信部队几乎是混乱的。在华沙电报局，一个参谋大吃一惊，发现一大堆给第二集团军的电报搁着未拆也未递送，因为和战地司令部之间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系。这位军官于是把电报收集起来用汽车去分送。兵团司令部只是同师部联系的线路是够用的，而同集团军司令部或友邻兵团联系的线路就不足了，因此借助于无线电报。
由于硬要赶紧行动，把集中时间缩短了四天，以致后勤的组织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一个兵团由于另一个兵团的补给车辆没有开到，就得分一些炮弹给它，这样也就搅乱了自身的打算。面包车也不见影踪，要使军队的给养能靠敌人境内的乡村供应，就需派遣征集队在骑兵护卫下先行出发，而在这方面又未作什么安排。一匹马在沙砾路上拖动货车和炮架，事实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半货车的马匹卸下来，加套到另一半的车辆上，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向前走一段以后，再把马都卸下来，套到抛锚在后的车子上，然后再如此往返一段一段地前进。
“第二集团军要赶紧推进，你们要加速行动，要尽量使劲，”吉林斯基8月19日来电说，“第二集团军的推进迟缓正在使第一集团军处于困境。”事情并非如此。19日，萨姆索诺夫正在按原订日程越过边境，不过，吉林斯基深信情况将会如此，所以言之在先。
萨姆索诺夫回答说：“正在按时间表前进，每日行军十二英里以上的沙砾路，不事休息。已无法再快。”他报告说，他的士兵每天要脚不停步地走十到十二小时。三天后，吉林斯基电告：“我坚持要立即投入决战。”萨姆索诺夫回答，士兵们“疲惫不堪”，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是不可能的。“乡村毁坏，马已久无燕麦，人也无粮食。”
就在那天，萨姆索诺夫所部由马尔托斯将军指挥的第十五兵团碰上了德国朔尔茨将军的第二十兵团。战斗打响了。德军还未得到增援，于是后撤。马尔托斯将军占领了德国境内约十英里的佐尔道和几小时前还是朔尔茨的司令部所在地的奈登堡。开进奈登堡的哥萨克侦察队报告说，德国居民从窗口向它们开火，马尔托斯将军下令炮击，摧毁了该城主要市区的大部分房屋。马尔托斯，一位“矮小的老年人”，当晚感到很不自在。他发现他住的那座房子的德国主人已经走了，留下的全家合影在从壁炉架上凝视着他。这是市长的住宅，他吃的是为市长准备的晚饭，侍候他的是市长的女仆。
8月23日，也就是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到达东线的那天；在马尔托斯将军右侧的俄国第六和第十三兵团还占领了许多村庄；朔尔茨将军除得到维斯瓦河守备队从后面给他的一些支援外，仍在孤军作战，但后退不多。吉林斯基不顾莱宁坎普在北线按兵不动，对萨姆索诺夫依然令如雨注。他吩咐萨姆索诺夫，在他这一线的德军正在仓促退却，“仅仅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部队在对付你。因此你必须按计划发动一场极为有力的攻势……必须进攻并拦截在莱宁坎普前面退却之敌，断其去维斯瓦河的退路”。
当然这是原先所计划的，但当时是根据莱宁坎普牵制住北面德军的部署制订的。事实上，那天，莱宁坎普同德军已无接触。他虽于8月23日又开始前进，但方向错了。不是斜过去插向南方和萨姆索诺夫在湖滨地区前面会师，而是径直向西挺进，意图阻止柯尼斯堡敌军出击，他唯恐一旦南下，弗朗索瓦会攻其翼侧。这是与原计划完全无关的行动，可是吉林斯基并未纠正。吉林斯基就象莱宁坎普一样，是在对德军动向如堕五里雾中的情况下行事的，他以为德军正在按俄国人的打算行动——撤至维斯瓦河。因此，他继续催促萨姆索诺夫前进。
8月23日晚，马尔托斯将军的兵团，觉察到敌军正在退却，深受鼓舞，便从奈登堡挺进到距德军前线不到七百码的阵地。朔尔茨兵团在奥尔劳村和弗兰克瑙之间筑壕固守。俄国人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这些堑壕。他们在阵地上埋伏了一夜，黎明前又匍匐前进了一百码。进攻的信号发出后，他们通过三次冲锋拿下了最后的六百码。德军机枪开火了，他们就趴倒在地，然后再蜂拥而上。他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起伏前进的。当白军装上衣的人群，挥舞着明晃晃的刺刀，浪潮一般地冲过来时，德军从堑壕里爬了出来，丢下机枪逃了。在前线其他地方，德军则以优势的大炮惩罚了进攻的敌人。在马尔托斯右面的俄国第十三兵团，或由于通讯联络的错误，或由于指挥无能，或兼而有之，未能赶来支援，因此，这一仗俄军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到这天结束时，德军是撤退了，但并没有被打垮。俄国人虽然缴获了两门野战炮，俘获了一些俘虏，但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计达四千人。有一个团十六个连长有九名阵亡。一百九十人的一个连，一百二十人和全部军官都阵亡了。
尽管德军牺牲较少，但是朔尔茨在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下，还是后退了十英里左右，在坦南贝格村庄设下司令部过夜。吉林斯基仍然催赶着萨姆索诺夫，坚持要他继续推进到约定的战线，截断敌军的“退路”，因此，萨姆索诺夫对所属各兵团——左翼第二十三兵团，中路第十五和十三两兵团，右翼第六兵团——发布命令，对它们第二天进军的路线和部署作了安排。同远于奈登堡的通讯联系，越来越弱，越不清楚。有一个兵团的电线已全部用完，在依靠传令兵骑马传送。第六兵团没有第十三兵团用的密电码。因此，萨姆索诺夫只好用无线电明码发布命令。
到这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虽说已到达二十四小时光景，第八集团军可还没有决定是否把马肯森和冯·贝洛的兵团调往抵挡萨姆索诺夫的右翼。兴登堡和他的参谋来到坦南贝格同朔尔茨商量，朔尔茨表现得“沉重，但颇有信心”。他们返回司令部。霍夫曼后来写道，那晚“是整个战役最困难的时候”。当参谋们正在辩论时，通信部队的一个军官送来一份截获到的电报，是萨姆索诺夫关于第二天(8月25日)的作战命令。来自敌人的这个帮助，虽没有透露莱宁坎普的意图(那是一个关键问题)，可确实向德国人指明了他们可望在哪里迎战萨姆索诺夫所部。这就解决了问题。第八集团军决心把全部力量投入对萨姆索诺夫的战斗。向马肯森和冯·贝洛发布了命令，叫他们把莱宁坎普置于脑后，立即挥戈南进。
第十六章坦南贝格战役
鲁登道夫知道莱宁坎普所部在他后方，惴惴不安，急于先同萨姆索诺夫决一死战。他命令第一阶段的战斗于8月25日打响。冯·弗朗索瓦将军的第一兵团将进攻乌斯道，包围萨姆索诺夫的左翼。但弗朗索瓦拒不从命。他的重炮部队和一部分步兵，辗转从贡比楠长途运来，还在下火车之中，没有进入阵地。没有足够的大炮支持，没有充分的弹药供应，他说，发动进攻就会冒失败的危险；而萨姆索诺夫的退路如果任其畅通，他就会逃脱为他安排下的灭亡命运。霍夫曼和二十兵团的朔尔茨将军私下都支持弗朗索瓦。朔尔茨将军上一天曾同俄国人交锋，但在战地电话里他还是要弗朗索瓦放心，即使不能立即得到支援，他也保证可以扼守阵地。
新任指挥第二天就遇到不遵命的情形，鲁登道夫盛怒之下便带着兴登堡和霍夫曼乘车来到弗朗索瓦的司令部。他坚持前令，弗朗索瓦的回答是：“如果命令下定了，我当进攻，但我军将不得不以军刀肉搏。”为了表示谁是指挥，鲁登道夫根本不听弗朗索瓦的理由，重申前令不变。他们交谈时，兴登堡未置一词，交谈结束后，他顺从鲁登道夫一齐乘车走了。霍夫曼坐在另一辆汽车，开到蒙托福的火车站时停了下来，这里是跟司令部通电话电报最近的地方。一个通讯主任前来交给他两份截获俄国人的明码无线电报。一份是莱宁坎普当天清晨5时30分发出的，一份是萨姆索诺夫当天清晨6时发出的。莱宁坎普的命令下达了第一集团军的进军路程，表明他第二天的目的地并不远，不足以威胁德军于后方。萨姆索诺夫的命令是责成继续上一天的对朔尔茨将军的追击，表明他将朔尔茨的转辙回马误认为是全面撤退；命令且下达了追击他视为已遭败北之敌的具体路线和时间。
自从一个希腊卖国贼为波斯人带路绕过塞莫皮莱使波斯人大胜[注：塞莫皮莱（Thermopylae，一译温泉关）是希腊北部和中部交界处的隘口，形势险要，便于扼守。公元前480年希腊各城邦在此抵御波斯的侵略，波斯王多次进攻，没有得逞。因希军出了叛徒，把抄希军后路的山径告诉敌人，以致波斯军队开到塞莫皮莱守军的后方，守关的斯巴达王和三百名战士全部战死。这就是世界古代史上希波战争中的塞莫皮莱战役。——译者]以来，还没有谁给一个指挥官送上过这样好的礼物。这两份电报未免太完整了，霍夫曼的顶头上司格吕纳特少将反而给弄得疑惑不决。正如霍夫曼所说，“他焦急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是不是应该相信这些电报？但又为什么不该相信？……原则上我本人是相信它们的每一个字的。”霍夫曼自称，他本人对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之间日俄战争以来的个人争执有所了解，因他在日俄战争中曾任德国的观察员。他说，萨姆索诺夫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由于莱宁坎普的骑兵师不顾一再命令始终按兵不动，以致在英勇作战后不得不放弃烟台煤矿[注：烟台煤矿，在我国辽宁省。——译者]。他说，萨姆索诺夫后来曾在盛京车站月台上同莱宁坎普发生剧烈争吵，把他打倒在地。霍夫曼得意洋洋地指出，这回莱宁坎普将显然不会急于前来支援萨姆索诺夫。但这不是支援不支援萨姆索诺夫的问题，而是事关这一战的胜负问题，所以霍夫曼究竟是真正相信还是装作相信他自己的这篇故事，是可以争论的，不过他总是爱把这个轶事挂在嘴上。
霍夫曼和格吕纳特抓着这两份电报赶紧乘上汽车去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几英里就赶上了。霍夫曼叫司机把车子靠拢过去，边开边把电报递给他们。两部汽车一下子都停了下来，四个将领研究了情况。看来第二天由马肯森兵团和贝洛兵团进攻萨姆索诺夫右翼的计划可以照旧进行而不致受到莱宁坎普的干扰。但按照争执双方不同的解释，情况并不足以说明弗朗索瓦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把进攻推迟到他全部人马和辎重到齐之后。为了维护威信，鲁登道夫寸步不让，一回到司令部就重申了前令。
同时下达的，还有第二天即8月26日要按两面包抄的总计划行事的命令。德军左路马肯森兵团，将在贝洛兵团支持下，进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末端。这时，萨姆索诺夫右翼末端的部队业已到达湖泊地带前方的阵地比绍夫斯堡，而将骑兵驻扎在森斯堡。如果莱宁坎普所部也及时到达湖泊前方地区，则两军阵地就可衔接一气。但莱宁坎普所部未来，德国人打算包抄的萨姆索诺夫的这一翼因此没有掩护。德军中路，将由朔尔茨的第二十兵团继续上一天的战斗，这时它已得到兰德韦尔师和冯·莫根将军第三后备师的支援。德军右路，将由弗朗索瓦按命令发动进攻，包抄萨姆索诺夫的左翼。
全部命令于8月25日午夜前发毕。但次日晨，即全线作战开始那天早晨，鲁登道夫却给侦察飞行员提供的关于莱宁坎普正在朝着他的方向进军的报告弄得心神不定。虽然兴登堡很有把握，认为第八集团军“用不着有丝毫的迟疑”，只需留下一支掩护部队来对付莱宁坎普即可，但是鲁登道夫的忧虑又全部回潮。他写道，莱宁坎普“千军万马，声势浩大，象一片雷雨欲来的乌云密布在东北方”，“他只要逼近我们，我们就会失败”。他开始感到那种曾经侵扰过普里特维茨的恐惧，于是举棋不定，不知是将全部兵力投入打击萨姆索诺夫为好，还是放弃进攻俄国的第二集团军而掉转头来打它的第一集团军为好。这位列日战役的英雄，“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了”，这固然是霍夫曼幸灾乐祸的记载，是出自这位最不惜把这种弱点加在袍泽身上的军事作家的大笔。不过，连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同伴为“严重的疑虑”所苦；兴登堡声称，在这时刻，是他使他的参谋长坚定下来的，用他的话说，“我们克服了内心的危机。”
可是一个不同的危机又冒出来了，司令部发现弗朗索瓦依然在等待他的炮兵部队而没有按令发动进攻拉开战幕。鲁登道夫责令进攻必须于正午开始。弗朗索瓦回答说，司令部认为应在上午首先拿下的阵地还没有拿下来。这可激起鲁登道夫大发雷霆，招致了霍夫曼所谓的“或许是不友好的”回话。弗朗索瓦这一天就是设法按兵不动，拖延时间，等候他的时机到来。
突然间，远道来自科布伦次德军统帅部的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断了同弗朗索瓦的争吵。即使统帅部不找什么麻烦，鲁登道夫也已够担心的了。他拿起电话，同时命令霍夫曼也拿起另一只听筒听听“他们想干些什么”。使他惊异的是他听到统帅部作战处长塔彭上校提出要给他增援三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他刚从西线来，他曾搞过动员计划，对于进攻中每一英里需要的兵力密度，他清楚到最后一位小数。所以，塔彭的话使他简直无法置信。史里芬计划依靠把最后一兵一卒都用来加强右翼，而今正是右翼攻势高峰时刻，是什么原因使统帅部决定抽出三个完整的兵团来削弱这一线力量的呢？他感到惶惑，他对塔彭说，这些援军，东线并不“确实”需要，即使来，对目前这一战也为时过晚，因战斗已经打响。塔彭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出来的。
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原来是出于统帅部的惊慌失措。俄国人在动员之后，不是如德国计划所料的六个星期，而是两个星期就发动了攻势。之所以能抽出三个完整的兵团，据塔彭说，是由于在法国边境上的“大捷”，“使统帅部深信西线的决战已经打响，而且已经打胜”。在这种印象下，毛奇于是“不顾向他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而于8月25日决定派遣援军，使东普鲁士不致落入俄国人之手。难民的疾苦，容克产业将丢下来听任掠夺成性的哥萨克的宰割，以及名门贵妇向德皇、皇后恳求拯救她们家族的园地和财产的哭诉，都有其影响。为了激起反俄情绪，德国政府曾有心将难民分散到各个城市，但结果是吓坏了自己。东普鲁士联邦政府委员会主席曾前来统帅部为家乡乞援。克虏伯的一个董事在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各方面的人都说，‘嘿！俄国人嘛，他们的动员绝不会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守势。’但是今天，每个人的想法全都不同了，都在谈放弃东普鲁士了。”德皇深受影响。毛奇本人本来就一直担心东线防御薄弱，他在战前曾写道，“要是俄国人开进柏林，西线的一切胜利都将付诸东流。”
毛奇这时从西线撤走的兵团，其中两个曾攻打地处德国第二和第三集团军连接地带的那慕尔。比利时这个要塞打下之后，比洛将军就宣布这两个兵团可以听便调动。这两个兵团于是于8月26日与第八骑兵师一并调出，开赴国内车站——因比利时的铁路已遭破坏——以便“尽速”运往东线。另一个兵团在远程来到提翁维尔车站时，统帅部里防微杜渐的意见终于说服毛奇撤销了前令。
东去八百英里，萨姆索诺夫正准备于8月26日重启战幕。在他右翼末端，勃拉戈维斯钦斯基将军的第六兵团已如期到达湖泊地区前面的指定会合地点，但是萨姆索诺夫让这支部队成了离群孤雁，因他这时把主力朝过于偏西的方向推进了。但是萨姆索诺夫认为，主力虽然拉开了同莱宁坎普或是莱宁坎普应到达的地点的距离，方向还是正确的，可以使他插到维斯瓦河和他认为正在向西退却的德军之间。他的目标是阿伦施泰因至沃斯特鲁达一线，在那里他可以脚跨德国铁路干线两边；从那里出发，正如他8月23日报告吉林斯基所说，“直捣德国心脏就容易多了”。
但情况很清楚，他这些精疲力尽、半饥不饱、跌跌撞撞勉强跑到边境的部队，已不堪一战，更谈不上直捣德国心脏。军粮不济，士兵已吃尽预备粮，村庄空无一人，牧草和燕麦在田里都没有收割，为人为马从地里再也刮不出什么东西。所有的兵团司令都要求停止前进。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向吉林斯基司令部报告了部队供应的“悲惨”情况。他说：“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士兵怎么能再忍受下去。必须组织一支正规的军需征集部队。”吉林斯基远在战线东面的沃耳科威斯克，笔直走有一百八十英里，乘火车绕道还要远一些。隔山隔水，这些报告对他犹如隔靴搔痒。他坚持要萨姆索诺夫继续进攻，“迎头痛击正在莱宁坎普前面退却之敌，并截断其向维斯瓦河的退路”。
对敌人动向的这种看法，是根据莱宁坎普的报告得来的。莱宁坎普在贡比楠战役以后并没有同德军接触过，他有关德军动向的报告是个可爱的幻想。不过，萨姆索诺夫这时已从铁路运输情况和其他片断的情报看到，他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在全面退却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重振旗鼓，正在向他挺进。同时，又不断有报告前来，说有一支新的敌军——弗朗索瓦兵团——正在他左翼对面集结。看到他左翼的危险，他派了一个军官向吉林斯基力陈将部队由继续北上改为向西推进的必要。吉林斯基抱着后方司令对前方司令的小心谨慎所惯有的那种轻蔑态度，认为这是想采取守势，因而“粗暴地”答复那个军官说：“在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找敌人，那是懦夫。我不让萨姆索诺夫当懦夫，一定要他继续进攻。”他的战略，按他的一个袍泽的说法，象在下一种俄国跳棋，就是要使自己的棋子全部被吃掉才算胜。
8月25日夜，也就在鲁登道夫发布命令的时候，萨姆索诺夫作了部署。中路由马尔托斯将军和克廖耶夫将军的第十五和第十三两兵团，加上康德拉托维奇将军二十三兵团的一个师作为主力，向阿伦施泰因至沃斯特鲁达一线挺进。这路大军的左翼由阿尔托莫诺夫将军的第一兵团扼守，由第二十三兵团的另一个师支援。五十英里之外，由孤军第六兵团扼守右翼。俄国骑兵侦察技术不太高明，萨姆索诺夫不知道最后看到的那支从贡比楠战场溃败的马肯森兵团，业已重振旗鼓，经过急行军已同贝洛将军兵团会合，到了他的前面，在向他右翼挺进。起初，他命令第六兵团坚守阵地，“任务是掩护全军的右翼”；接着，他改变主意，叫它“全速”前来支援中路向阿伦施泰因挺进。到了26日晨，他在最后一分钟又将命令改为留守原地不动，执行原来的任务，掩护右翼。但这时，第六兵团业已向中路进发。
远在后方的俄国高级指挥部，则有一片大难临头之感。早在8月24日，苏克霍姆利诺夫，这位不相信火力，不屑建造军工厂的陆军大臣，就曾写信给嘴上没有胡须的参谋长雅努什克维奇将军，要求“看在上帝分上，下令收集步枪。我们已把十五万人送到塞尔维亚，我们的储备已接近用完，而工厂的生产力又很薄弱”。尽管勇敢的军官们，象那位高喊着“把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去！”策马上战场的团长那样热血沸腾，可是那些陆军首脑们的情绪，从一开始就是灰溜溜的。他们投入战争时没有信心，在战争中也一直没有信心。司令部里窃窃私语的悲观论调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圣彼得堡法国大使的长耳朵里。8月26日，萨佐诺夫对他说，吉林斯基“认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注定要失败”。据说雅努什克维奇同意此见，并激烈反对这一攻势。不过，副参谋长达尼洛夫将军则坚持俄国不能使法国失望，尽管有着“不容置疑的风险”，也势必进攻。
达尼洛夫同大公一道驻扎在巴拉诺维济的“斯塔夫卡”，即总司令部。这是树林深处的一个幽境，总司令部后来在这里呆了一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由于它是南北铁路线同莫斯科-华沙干线的交叉点，由此可以监视德、奥两军的阵地。大公同他的私人随从、总参谋部的负责军官，以及盟国的武官们，食宿在铁路车厢里，因为原来准备给总司令居住的房子，发现距离作战处人员和情报处人员占用的站长的房子过远。这些车厢上面都造了顶盖，以避日晒雨淋。木板走道铺好了。车站花园里搭了大帐篷，夏天就在里面用膳。谈不上富丽堂皇，物质条件的短缺也不在乎，只是门矮了些，使大公往往不幸头撞门楣。于是所有的出入口处不得不安上白纸条儿，使他注目，提醒他进出时得低头弯腰。
达尼洛夫深感不安，一是莱宁坎普显然失去了同敌人的接触；一是通讯联系失灵，结果是吉林斯基茫茫然不知各部队所在，各部队之间也互不知所在。萨姆索诺夫已于8月24日至25日进攻敌军并将继续打下去的消息传到总司令部后，担心莱宁坎普未能把钳子的另一翼配合夹攻的焦急情绪就尖锐化了。8月26日，大公视察了设在沃耳科威斯克的吉林斯基司令部，坚持要他催促莱宁坎普前进。莱宁坎普自8月23日开始追赶敌人以来，一直从容不迫，毫不着急。途中，他曾穿过德国第八集团军向南大转移时在安格拉普河一带弃下的阵地，匆匆撤退的种种迹象证实了他对一支溃败敌军的设想。根据他的一个参谋的笔记，他认为追逼德国人过急将是一个失着，因为敌人可能因此在萨姆索诺夫截断他们的退路以前退到维斯瓦河后面。莱宁坎普从不努力设法尾追敌人到近处，以目睹的事实来证实其想象，而他的这种失职看来也没有使吉林斯基有所不安，这位司令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的看法。
吉林斯基在大公视察后于当天给莱宁坎普下了一道命令，要他追击他仍然认为正在退却的一支敌军，并要他防范柯尼斯堡要塞德军对他左翼可能的突然袭击。原来的设想是用六个后备师狙击柯尼斯堡的敌人，但它们都还没有到达。现在吉林斯基指示莱宁坎普用两个兵团封锁柯尼斯堡以待后备师到达，同时用两个兵团追赶“不会躲进柯尼斯堡而可以认定在退向维斯瓦河的那些敌人”。既“料想”敌人在退却，他就不会想到敌人是在威胁萨姆索诺夫，也不督促莱宁坎普按原计划赶速朝着跟萨姆索诺夫衔接的地点靠拢。他只是告诉他，第一、第二集团军的“联合行动”，必须以迫使正在退却的德军退向海边从而远离维斯瓦河为目标。但这两支俄国军队，既互不联系，也互不靠拢，“联合”一词对它们就很难用得上了。
图7：坦南贝格战役
8月26日破晓，萨姆索诺夫的第六兵团，遵照它还不知道业已撤销的前令，开始向中路出发。一个师已经在途，另一个师得到消息，敌人已出现在它后面向北约六英里的地方。该师师长认为这是从莱宁坎普那里败退下来的德军，便决定迂回过去袭击。事实上这支德军是马肯森兵团，是前来进攻的。它向这些俄国人猛扑过来，后者一面奋战图命，一面向这时已出发八英里的友师死命呼救，要它回来。友师于是再回头走，往返经过十九英里跋涉后在日暮时分碰上了第二支敌军贝洛兵团。俄军这两个师之间已失却联系。兵团司令勃拉戈维斯钦斯基将军则是“昏了头，不知所措”（这种说法在此是一个英国军事评论家用上去的）；打了一整天的那个师，伤亡五千人，损失野战炮十六门，师长有鉴于此，便自作主张命令撤退。夜间，反复无常的命令更增加了混乱，各个队伍在公路上混在一起，到了第二天早晨，整个第六兵团已溃不成军，节节后退。萨姆索诺夫的右翼给打垮了。
在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萨姆索诺夫中路两个半兵团发动了攻势。马尔托斯将军居中，战斗非常激烈。他左邻第二十三兵团一个师被击退，使他左侧失去了掩护。他右侧的克廖耶夫将军的第十三兵团，攻下了阿伦施泰因，但得悉马尔托斯处境困难，便前来支援，留下阿伦施泰因由第六兵团前来占领，克廖耶夫认为该兵团正在前来途中。第六兵团当然是永不会前来了，在阿伦施泰因就此留下一个缺口。
距前线几英里，在奈登堡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萨姆索诺夫正在同参谋长波托夫斯基将军和英国武官诺克斯少校吃饭的时候，第二十三兵团的那个被打败的师涌到街上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士兵一听到响声就疑为追兵。一辆救护马车辘辘而来，便引起了一阵呼叫“德国枪骑兵来啦！”听到这种乱哄哄的情况，萨姆索诺夫同波托夫斯基，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现在已不知出自何因而有“疯子毛拉”之称的神经质的人物，便挂上军刀，赶了出来。他们亲眼看到部队的情况。这些士兵“精疲力尽到可怕的程度……已有三天没有面包和糖下肚”。一个团长告诉他们：“我的部下已有两天没有拿到军粮，一点供应也没有送来。”
当天晚上，萨姆索诺夫还没有得到第六兵团遭难的全部消息，但是他已意识到当时已不是包围敌人而是自己如何免遭包围的问题了。虽然如此，他仍然决定不退出战场，第二天继续打下去，由他中路的兵团努力缠住德国人，直到莱宁坎普前来给他们以致命一击。他命令第一兵团司令阿尔托莫诺夫将军守住俄军左翼末端面对弗朗索瓦的阵地，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全军翼侧”。他深信，“即使一支颇具优势的敌军也不能突破赫赫有名的第一兵团的抗击”。他还说，这场战斗的胜利将有赖于它的坚守。
第二天27日清晨，弗朗索瓦焦急等待的进攻时刻到来了。炮兵部队已全部到达。4时，天尚未亮，一阵威力巨大势如飓风的炮击，在乌斯道俄国第一兵团阵地上炸开了。德国统帅部的领导人物走出临时设在勒鲍的司令部，兴登堡古井无波，非常沉着，鲁登道夫杀气腾腾而又紧张，霍夫曼跟在他们后面，一个亦步亦趋的影子。他们是在前往二十英里外的一座小山，鲁登道夫想在那里找块地方，“现场监督”弗朗索瓦和朔尔茨两兵团的协同作战。他们还没有走到山脚，消息来了，说已拿下乌斯道。可是就在他们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差不多紧接着又来了一份报告，说前一份报告消息不确。猛烈的炮声隆隆不绝。俄国人的战壕里，“赫赫有名的第一兵团”的士兵，跟他们第二十三兵团的战友一样，早已饥肠辘辘，丧失了斗志，在倾注如雨的炮弹下狼狈逃走了，留下的尸体同逃脱的人一样多。不到上午11时，俄国第一兵团就放弃了整个阵地。这一战是单靠大炮赢得的。要是按照鲁登道夫过早行动的那些命令行事，这一战也许会输掉。鲁登道夫认为俄国第二集团军眼下已被“彻底打垮”。
但是，俄国第二集团军并没有被打垮。鲁登道夫发现这一仗“跟其他战役不同”，未在一天之内赢到手。弗朗索瓦仍然被阻在乌斯道东面，未能前进；中路的两个俄国兵团，很难对付的一支人马，仍然在进攻；莱宁坎普的威胁仍然乌云笼罩在他后方。公路上塞满了难民和牲口；整村整村的人在逃亡。德国士兵也已精疲力尽，马蹄声、脚步声，也都疑为追兵，士兵闻声就大叫“他们来了！”这种叫喊传到队伍后面就成了“哥萨克来了！”统帅们回到勒鲍后，就听到一个叫人不寒而栗和难以置信的消息说，弗朗索瓦兵团正在逃跑，“残部”正在退入蒙托福。一个惊慌失措的电话还证实在车站前面的确可以看到第一兵团退下来的三五成群、垂头丧气的士兵。弗朗索瓦这一翼要是真的垮了，这一仗就可能败北。在这可怕的一瞬间，打败仗、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和放弃东普鲁士这些曾经出现在普里特维茨面前的情景，又都再现了。不过当即查明，在蒙托福的只是在乌斯道外面作战退下来的那一营的一些士兵。
那天晚些时候，实际情况终于传到吉林斯基的司令部，德国人根本不是在“向维斯瓦河退却”，而是在向萨姆索诺夫进逼。最后，他打电报给莱宁坎普说，第二集团军正遭到猛烈攻击，他应该配合行动，“把你的左翼尽可能向前推进”。但他指定的目的地过于偏西，向前推进的路程也不够远，并且没有谈到要莱宁坎普赶速前进或是作急行军。
战斗进入第三天。双方军队都已全部投入战斗。四十英里的战线上，两军蜂拥而上，鏖战一场，队伍被打散了，分开了，再混战一团和各自为战。一个团前进了，而友邻军则被击退下来，于是出现了缺口，敌人插进来了，或是不知何故竟没有乘虚而入。大炮轰鸣着，骑兵、步兵、马曳重型野战炮的炮兵，过村庄，穿森林，走过湖泊相间的地带，越田野，跨公路，他们移动着，踉跄地前进着。炮弹击中了农舍，摧毁了村庄街道。一个营在大炮掩护下冲了过去，在烟雾后面消失了，不知凶吉。一队队被赶往后方的俘虏，堵塞了前进队伍的道路。几旅几旅地在进入阵地，几旅几旅地在退出阵地，互相穿过交通线，杂乱无章，归错了队伍，弄错了番号。野战指挥官们不知部下所在，参谋人员的车辆到处飞驰，德国侦察机在头顶上盘旋搜集情况，集团军司令千方百计地想弄清究竟，发布着命令。这些命令，前线也许收不到，也许不会执行，也可能在到达前已时过境迁，不符合实际情况。三十万人马，互相践踏着，前进着，又疲乏不堪地退了回来，打着打着，要是走运占领了一座村庄就可酩酊大醉一番，或是夜幕降临，就同几个同伴坐在森林的空地上；第二天又继续作战，东线大战正酣。
冯·弗朗索瓦将军28日黎明再一次以猛烈炮火开路，打响了战斗。鲁登道夫令他转向左侧，以减轻朔尔茨兵团所受的压力，他认为该兵团已“疲乏不堪”。弗朗索瓦置之不理，坚持向东笔直挺进，决心整个包围萨姆索诺夫的翼侧并截断他的退路。他上一天以不服从命令而竟得到胜利，所以鲁登道夫现在几乎是恳求他服从命令，他说第一兵团“执行这些指示将为全军立下最大的汗马功劳”。弗朗索瓦仍然置若罔闻，挥戈东进，并沿途布置分遣队，以防敌人突围。
朔尔茨的战地司令部设在战场外的弗勒根瑙村，距一个更小的村子坦南贝格约两英里。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对中路情况非常焦虑，便来此等待消息。从弗勒根瑙发出的命令都标明日期和地点。鲁登道夫再一次为莱宁坎普所苦，对他放心不下。既为朔尔茨兵团担心，又对弗朗索瓦生气，复困于和这位好犯上的司令之间“战地电话根本失灵”，加上同左翼马肯森和贝洛之间根本没有电话通讯设施，所以鲁登道夫“远远谈不上什么高兴”。马肯森和贝洛由于命令前后矛盾，一时要朝这个方向，一时又要朝那个方向，因而被搞得不知所措，他们派了一个参谋乘飞机来到司令部弄清究竟。这位参谋受到的则是“远远谈不上是友好的接待”，因为他们两个兵团都不在应处的战位上。不过，接近下午时分，这两个兵团都已按要求行动了，马肯森兵团在向溃败的俄军右翼紧逼，贝洛在向阿伦施泰因的缺口挺进，准备攻打俄军中路。这时，弗朗索瓦的进军路线便显得很有道理了。鲁登道夫于是向他发出纠正前令的命令，要他继续他已经进军的方向推进。
正当深信胜利在即的想法在德军司令部开始欣然成为定论的时候，消息来了，说莱宁坎普所部确实在前进。不过，按照这天迄至当时为止的进展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他为时已晚。事实上，当夜露营时，莱宁坎普的走在最前面的兵团，距两天前萨姆索诺夫的第六兵团被打败的地方比绍夫斯基还有二十英里。他们在敌区牛步前进，到第二天8月29日结束时，最远也只向西前进了十英里左右，且没有向南一步，也没有同萨姆索诺夫取得联系，以后也从没有取得联系。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右翼第六兵团的瓦解，加上对其抵抗曾抱有莫大信心的“赫赫有名的第一兵团”的崩溃，向他预示了末日的来临。他的两翼已折；他的骑兵，这是唯一的一支在人数上超过德军的武装力量，由于向两侧拉得过长，在战斗中不能发挥有力的作用，这时且已处于孤军境地；供应和通讯已整个陷于混乱状态；只有坚韧不拔的第十五和第十三两个兵团仍在奋战。在奈登堡的司令部里，他可以听到弗朗索瓦部队越来越近的炮声。在他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他打电报给吉林斯基说，他将离开这里去前线。接着他命令将行李和无线电通讯工具送回俄国，就此割断了他同后方的通讯联系。他作此决定的理由，据说“他已准备自我牺牲”。不过还是不难理解其原委的：交由他指挥的这支军队在他的率领下已在土崩瓦解。他重又成了一名骑兵军官和师长，做着他最熟悉的事情。带着七名参谋人员，骑着从哥萨克那里征来的马匹，他驰赴火线亲自指挥作战。在马鞍上他感到很自在。
8月28日，他在奈登堡城外同诺克斯少校告别。他坐在地上，在查看地图，四周围着参谋人员。他站起身来，把诺克斯带到一边，告诉他情况“严重”。他说他的职责是和部队共存亡。既然诺克斯的任务是向本国政府汇报，萨姆索诺夫于是劝他“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就回国去，然后骑上马，边走边在马鞍上回过头来欲笑不得地说：“敌人有走运的一天，我们也会有走运的一天。”
嗣后，正在一座小山顶上指挥他那段战线的马尔托斯将军，刚下令将一队德国俘虏带出火线的时候，不觉大吃一惊，集团军司令竟带着七名参谋人员骑马来了。萨姆索诺夫询问了撤走的那一队人是怎么一回事，在听说是俘虏之后便策马走近马尔托斯，欠身过去拥抱了他，伤心地说道：“只有你能救我们了。”但是，他心里更明白，所以当夜便命令第二集团军所剩下的部队全部撤退。
以后两天，8月29日和30日，继续撤退。这是一场越来越无情的灾难。这两个奋战最久、打得最好、前进得最远、撤退得最迟的中路兵团，鲜有脱身的机会，已兜底落在德军包围圈的罗网里了。克廖耶夫将军的兵团，当贝洛在阿伦施泰因突破其右侧缺口从而将俄军中路整个包围起来的时候，仍然在进攻。他和马尔托斯两个兵团，在沼泽地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晕头转向，前进不得，重新集结队伍，站定下来进行抵抗，也不得逞；而敌人的包围圈则越缩越紧。沼泽地区的堤道上，每个路口都派有德国兵架着机枪警戒着。马尔托斯的士兵这四天确实在饥饿线上；克廖耶夫兵团在最后的四十小时中走了四十二英里，什么军粮都没有，马匹也没有喂料，没有饮水。
8月29日，马尔托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参谋人员，企图在五个哥萨克的护送下找条穿过森林的出路。敌人在四面射击。他的参谋长马恰戈夫斯基少将，在机枪扫射下丧生，其余的人，也逐个地遭到狙击，饮弹毙命，最后跟着这位将军的只剩下一个参谋和两个护送的哥萨克。马尔托斯的军粮袋是由一个副官保管的，但这个副官失踪了，所以从一早到现在，他没吃没喝，也没有烟抽。一匹马力竭倒下死了，人都下鞍牵着余下的马走着。夜幕降临，他们想靠星星辨认方向，可是偏偏满天乌云。忽听到有部队在走过来，他们以为是友军，因为马拖着他们朝那方向走。突然间，德国人的一架探照灯在树林里闪耀起来了，照来照去在找他们。马尔托斯跨上马想奔驰脱身，可是马中了弹，他跌了下来，为德国兵所俘。
后来，马尔托斯身为俘虏被禁锢在沃斯特鲁达一家“肮脏的小旅店”时，鲁登道夫曾到他房间里来，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奚落他的失败，并夸口俄国国境对德国的长驱直入现已大门敞开。兴登堡跟着进来，“看到我不安的样子，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恳切地要我务必镇定”。他用讲得很别扭、发音很重的俄语答应把军刀还给马尔托斯，告别时还点了点头，并说了声“祝你过得愉快些”。
在奈登堡北面森林里的马尔托斯兵团的残部，或遭到杀戮，或是投降。第十五兵团只有一个军官逃回俄国。在奈登堡东约十英里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克廖耶夫将军也被俘，最后剩下的一些人，防守在一个圆形的战壕里。他们用从森林里的德国炮兵那里缴来的四门大炮在8月30日苦战了一整夜，抵挡着敌人，直到弹尽和大部分人殒命为止。余下的均成了阶下囚。
俄国人的最后一次进攻，是在阿尔托莫诺夫将军被革职后接任第一兵团司令的西列柳斯将军以伟大的气概在8月30日发动的。他将散在四处没有投入作战而精神仍然饱满的各步兵团和炮兵部队聚集成约计一个师，发动了一次进攻，突破了弗朗索瓦的防线，重又攻克了奈登堡。但这已为时太晚，独木难支。俄国第二集团军的这次最后一击，并不是出自萨姆索诺夫的命令，他已经死了。
8月29日夜，萨姆索诺夫同马尔托斯将军一样，陷入了罗网，不过他是在森林的另一个地方。驰过铁路两边的森林后，他和几个同伴到了维伦贝格，距祖国国境只七英里了，可是德国人已先到一步。这位将军和他的一队人马在森林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继续徒步前进，因为沼泽地黑夜骑马难行。火柴用尽，已无法再看清指南针。为了避免在黑暗里互相失落，他们手拉着手跌跌撞撞地走着。萨姆索诺夫犯了气喘病，显然越来越虚弱。他一遍又一遍地跟参谋长波托夫斯基说：“沙皇信任我。但这样惨败之后，有何面目去见他？”走了六英里，他们停下来休息。那是半夜1时，萨姆索诺夫离开同伴，走进一片松树下更浓深的黑暗处。一声枪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波托夫斯基立即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前些时候，萨姆索诺夫曾向他吐露过自杀的意图，不过他认为已经说服他打消此念。这时，他肯定这位将军已告别人间。参谋人员力图在黑暗里找到他的遗体，但没有找到。他们决定等到黎明，但天刚亮就听到德国人走近来了。这些俄国人只好放弃这一任务继续向国境前进，也就在国境上遇到一支哥萨克巡逻队而终于脱险。萨姆索诺夫的遗体为德国人所发现，并由他们埋在维伦贝格。1916年，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他的遗孀方能取回尸体，带到俄国安葬。
第二集团军已无声无息。吉林斯基司令部同它的无线电联系已断。两天来萨姆索诺夫那里已一无音讯。吉林斯基令莱宁坎普的骑兵突破阿伦施泰因的德军战线，查明第二集团军的究竟，但已为时过晚。这个任务是永远完不成了，德国第八集团军在消灭了原来准备粉碎德军的钳形攻势的一翼之后，正在转而收拾另一翼了。
德国人看到自己战绩之大也几乎惊叹不已。敌尸、敌俘以及缴获的大炮，为数惊人：俘虏计九万二千名——不过按某些说法，这数字偏高。在这一仗结束后的一个星期，用了六十列火车才把他们送到后方。第二集团军约有六百门大炮，德国人缴获的数量，据不同的估计，在三百到五百门之间。至于卤获的马匹，则是成群成群地被赶到匆忙搭起来的畜栏。死亡和失踪人数，说法不一，但估计超过三万名之谱。第十五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或被俘或阵亡，已被歼灭而不复存在；这两个兵团中能够逃生的一共不过五十名军官和二千一百名士兵。两翼的那两个兵团，即最先退却的第六兵团和第一兵团，它们的幸存者，各自也都不过一个师而已；至于第二十三兵团，则仅剩下一个旅左右。
高唱凯歌的人，也损失惨重。在困倦不堪、提心吊胆地打了六天之后，他们也已神经紧张、心惊肉跳。8月31日，再次拿下四经易手的奈登堡那天，一辆汽车疾驶开过广场时，一个神经紧张的宪兵吆喝它“停下来！”里面坐着冯·莫根将军的这辆汽车，没有理睬他的命令，他便大叫“俄国佬，停下来！”并随即开了枪。一排子弹打中了汽车，司机身亡，坐在将军旁边的一个军官受伤。也就在当夜，这位在手下人枪口下死里逃生的将军，又给他的侍从叫醒。这个侍从一面嚷着“俄国佬回来啦！”一面抓起将军的衣服就跑。而使冯·莫根“极端苦恼”的则是上街时不得不在内衣外面用皮带系上一支左轮手枪。
除了少数几个军官曾身经沙场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在炮火下作战，加以这场大战的猛烈及其带来的恐惧、疲惫、痛苦所造成的幻觉，一种荒诞的传说产生了，说有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淹没在沼泽里，或是陷在泥塘和流沙里一直陷到脖子那么深，德国兵不得不用机枪把他们打死。一个军官对国内那些听得心惊肉跳的朋友说：“他们的惨叫声，直到我死的一天都还会在我耳边响着。”“那个广泛流传的关于俄国人被赶进沼泽和死在那里的传说是个神话，”鲁登道夫写道，“那里附近根本没有沼泽地。”
敌人的败绩已经一清二楚，德国的司令们便开始认为他们已赢得如霍夫曼在日记中所写的“历史上的一大胜仗”。于是决定——按霍夫曼的说法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按鲁登道夫的说法，则是应“我的建议”——将这一战役命名为坦南贝格战役，以雪历史上条顿骑士团在那里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手下之耻。尽管这第二个胜利甚至比列日的胜利为大，但是鲁登道夫还不能兴高采烈，“因为莱宁坎普所部动向不明，使我的神经过度紧张”。不过这时候，加上毛奇正从西线调来的两个生力兵团，他完全可以以更大的信心掉过头来攻打莱宁坎普。
他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别人：得归功于霍夫曼，虽然他的正确判断系出自错误的理由，但毕竟是他坚持莱宁坎普不会追赶，是他设想的计划和草拟的命令将第八集团军调往迎击萨姆索诺夫的；得归功于弗朗索瓦，是他蔑视了鲁登道夫的命令，从而保证了对萨姆索诺夫左翼的包围；得归功于兴登堡，是他在关键时刻使鲁登道夫沉着镇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得归功于德国计划工作中从没有想到的一个因素——俄国的无线电讯。鲁登道夫后来也就依靠截获的电讯了。他手下的人员白天按时收集电讯，进行破译或翻译，每夜11时呈送给他，倘偶尔迟送，他就会不安，会亲自到通信兵的房间来查明原因。霍夫曼承认，真正使坦南贝格战役胜利的是截获的电讯。“我们有一个盟军，”他说，“那就是敌人。我们知道敌人的全部计划。”
在公众心目中，东普鲁士的救星是名义上的司令兴登堡。这场胜仗，使这位从退休中被拖出来的年迈的、穿着旧蓝色军服的将军成了一位巨人。在东普鲁士赢得的这一胜利，在渲染过头的歌颂和传播之下，使有关兴登堡的神话在德国扎下了根，甚至连霍夫曼的恶意中伤也不能把它戳穿分毫。霍夫曼后来身为东线参谋长时，他会带领参观访问的人走遍坦南贝格战场，并且会这样地告诉他们，“这是战役开始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是战役结束后他睡觉的地方；这是战役中他睡觉的地方。”
在俄国，惨败的消息并没有立即震动人心，它给同一时期在加利西亚战线击败奥军的巨大胜利冲淡了。加利西亚战线的胜利，从数字上看，甚至超过德国人在坦南贝格赢得的战果，使敌人遭到同样重大的损失。8月26日到9月10日以伦贝格[注：伦贝格（Lemberg），现名利沃夫（Lvov），属苏联。——译者]一战为高峰的一系列战斗中，俄国人打死打伤敌人二十五万，俘虏十万，迫使敌人在十八天中连续后退一百五十英里，完全肢解了奥匈联军，特别是把它训练有素的军官打得残缺不全，使奥匈联军从此一蹶不振。那一战使奥地利折了腿，但不能弥补坦南贝格战役的损失，也不能医治坦南贝格的创伤。俄国第二集团军不复存在了。萨姆索诺夫已僵卧沙场，他麾下五个兵团司令中两个成了阶下囚，三个因无能而被撤职。莱宁坎普将军在随后进行的马祖里湖一战中被撵出了东普鲁士，他“发了昏”——在此，这个习惯说法是吉林斯基用上去的——弃下所部驾着一辆摩托车越过边境开小差回来了，从而彻底身败名裂，落了个不体面的革职下场，并给吉林斯基带来了同样的下场。在给大公的一份电报中，吉林斯基指控莱宁坎普仓皇脱逃，这使大公很为恼火，他认为这次失败主要是吉林斯基的失职。他因此呈报沙皇，说吉林斯基“昏了头，不能控制战局”，结果，坦南贝格战役的又一个角色就此遭了殃。
训练不足，物资匮乏，将军不称职，组织工作不力，这一切在战争中都暴露无遗。后任陆军大臣古奇科夫将军曾作证说，他在坦南贝格之战以后“深信战争已输”。败绩给那些亲德集团带来了新的力量，他们开始公然煽动退出战争。维特公爵深信战争将毁灭俄国；拉斯普京深信战争将摧毁政权。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为沙皇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力主尽快与德国媾和，理由是继续与民主国家为盟必将头破血流。机会送上来了，不久，德国便提出了跟俄国单独媾和的建议，以后在1915年和1916年又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出于对盟国和伦敦协约的忠诚，抑是害怕同德国人谈和，抑是对革命浪潮不察，或纯粹是出于政府的麻木不仁，但不管怎样，俄国人始终没有接受这些建议。混乱日增，军火日竭，他们就这么对付着继续作战。
惨败之时，法国武官马尔基·德拉吉什将军曾向总司令致以慰问。大公豪迈地回答说：“能为我们的盟国作出这样的牺牲，我们很高兴。”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他的准则，而俄国人，深知他们有无穷的人力资源，多大的灾难他们都惯于泰然置之。俄国这部压路机，西方盟国均曾寄以莫大希望，在它们于西线受挫之后，对这部压路机则更是引领以待，可是它却象用大头针别起来似的在路上崩解了。夭折于过早出动，大公说得好，是为盟国作出的一个牺牲。这个牺牲，不论它使俄国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却成全了法国之所望：德国从西线撤退兵力。那两个没有赶上坦南贝格战役的兵团，将不能参加西线的马恩河战役了。
第十七章火烧卢万
1915年，比利时当代诗杰埃米尔·韦拉朗所写关于他的祖国被侵略一书，在他流亡中出版了。1914年以前，他曾火热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在当时认为是可以消除民族界限的。他作为序言的一段献辞写道：“本书作者原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在此书中，则仇恨跃然纸上……在他，幻想的破灭莫甚于此，其突如其来亦莫过于此，给他的打击之大，使他感到和过去已判若两人。然而，尽管此恨绵绵，使他有良知消失之感，但还是激情满怀地将这些篇章献给了故我。”
战争和侵略对他那时代的人的思想究竟起到怎样的影响，在所有有关的著作中，韦拉朗一书的陈词，最为深刻痛切。边境战役结束时，战争已进行了二十天。在这期间，交战国和作壁上观的中立国，都产生了种种激情、看法、想法和论点，也正是这一切，决定了战争的前途和此后的历史进程。过去的世界和塑造这世界的种种观念，如同韦拉朗故我的灵魂一样，也在8月和以后岁月的长廊里消失了。过去人们曾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四海一家的思想以及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因素交织成的种种遏止力量，会使战争欲爆发而不能，但事到临头它们却没有起到作用。国家观念犹如狂飙突起，把它们横扫在一边。
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和各种各样的想法投入战争。交战国中有些人，如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从心底里反对战争；但有一些人，象鲁珀特·布鲁克[注：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所著十四行诗集《1914年》闻名于世。——译者]，则是欢迎战争。他不感到有渎上帝，而在《1914年》的诗里写道：“现在该感谢上帝，他赐我们以天时。”对于布鲁克，时代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