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对十七号计划向不知情，而此刻又碍于计划规定的要求而未能驰援比利时的法国政府，将法国荣誉军团的一级勋章授予列日市，并将军功勋章授予阿尔贝国王。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不适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世人对比利时奋起抗击入侵之敌令人敬佩的心情。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宣称，比利时不仅是在“保卫欧洲的独立；它是为荣誉而战的战士”。伦敦《泰晤士报》宣称，它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而“流芳百世”。
正当称颂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刻，列日市人民在地下室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这也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将要在地下室里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第一夜。经历了齐伯林飞船空袭恐怖的一天之后，列日城彻夜受到炮轰，炮弹爆炸声不绝，鲁登道夫的野战炮企图一举慑服该城，使之屈膝投降。这个方法，正如1918年德国大贝尔塔大炮对巴黎进行长距离炮击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V-2飞弹轰炸伦敦那样，毫无效果。
在稠密的炮火初步削弱守军抵抗力之后，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不待其他各旅到来，便决定进入列日。由于比军第三师业已撤退，第十四旅没有遇到抵抗就越过了两座尚未被破坏的桥梁。鲁登道夫以为奉命夺取城堡的前卫部队已完成任务，于是带领一名副官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驶上那条陡峭迂回的公路。汽车到达城堡的场院后，他发觉前卫部队尚未来到，城堡尚未为德军占领。不管怎样，他毫不犹豫地“猛敲大门”。大门开启后，他从留驻城堡里的比利时士兵手中把城堡接收过来。鲁登道夫那年四十九岁，比起1793年的拿破仑年长一倍，列日成为他的土伦。
与此同时，在市区里，埃姆米希将军找不到勒芒，便把市长逮捕了，并且通知他说，除非各堡垒的守军放下武器，否则德军将炮轰列日，并付之一炬，同时表示将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找勒芒将军或国王，劝他们投降。他拒不从命，于是成了一名阶下囚。黄昏时分，另外三个旅德军突破堡垒圈，与第十四旅在市内会师。
那天傍晚6时，一名摩托运输兵的军官驾车飞驰，闯过亚琛的街道，把惊人的消息送到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埃姆米希将军已进入列日，正与该市市长进行谈判。在一片欢呼和“万岁”声中，司令部收听到埃姆米希发给他妻子的电报说：“好哇！已进入列日！”晚上8时，一名联络官带来了埃姆米希的口信，他说尽管没有俘获勒芒，主教和市长已成阶下囚，城堡已投降，比军已撤出列日市，但关于各个堡垒的情况，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在柏林——部队集结时期结束以前，是德军统帅部的所在地——德皇欣喜若狂。起初，当比军显得大有不惜一战的气概时，德皇曾痛责过毛奇，“瞧你怎么搞的，无缘无故把英国人惹来打我！”可是，列日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他把毛奇称为他的“最亲爱的恺撒大将”，而且，毛奇还写道，“他把我狂吻了一阵。”可是，英国人还是使德皇提心吊胆。8月10日，美国大使杰勒德先生前来转达威尔逊总统愿意进行调解的建议时，发现德皇“神情沮丧”。他坐在御苑里一顶阳伞下，绿色的铁桌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报纸和电报，两头德国种小猎狗睡在他脚旁。皇帝哀叹道，“英国人使整个局势改变了——一个固执的民族——他们要把战争打下去。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
占领列日后的第二天，鲁登道夫离开该市报告战况。市郊各堡垒尚在比军手中，一个也未攻克的严酷事实，到此时方才为人所知。鲁登道夫坚决要求马上把攻城大炮调来投入战斗；看来比利时人还无意投降。按预定计划，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原定于10日首先出发，向前推进，现在不得不延迟至13日。
与此同时，那些形状骇人、颜色乌黑、笨头笨脑的巨型攻城迫击炮仍在埃森不能动弹。在它们四周，还正在忙于调集摩托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炮兵。到8月9日，两门公路型攻城迫击炮已准备完毕，当天晚上装上货车，用铁路尽可能运送到接近目的地的地点，以减少它们的轮胎磨损。火车于10日离开埃森，黄昏时到达比利时；可是，在晚上11时到达列日以东二十英里的黑尔贝斯塔尔后便停了下来，因为铁路隧道被比利时人炸毁，道路被阻。费尽了气力还是无法打通，结果只好把巨炮从火车上卸下，取道公路，继续前进。虽然只要再走十一英里便可把堡垒地带置于射程之内，可是一再发生的故障使它无法前进。马达失灵，马具折断，道路阻塞，于是不得不硬把路过的部队拉来拖曳这两尊巨炮。跟这两个不声不响的怪物进行的进展迟缓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攻城炮尚在途中，德国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在他们国土上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过境。8月9日，杰勒德先生受托向他在布鲁塞尔的同僚转送一份递交给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既然比利时部队不顾力量悬殊，对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从而保持了它的荣誉”，备忘录写道，德国政府“恳求”比利时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别让比利时“继续忍受战争的恐怖”。如果德国部队能获得一条自由通过比利时的走廊，德国准备与比利时缔结任何有关协定，并“庄严保证”它绝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一俟战争形势发展许可，-德国部队将撤出该国领土。美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两位公使都婉拒转达这个建议，最终通过荷兰政府的协助，该份备忘录在8月12日送达阿尔贝国王手中。国王表示拒绝。
鉴于他的国家面临如此严重威胁，他的临危不惧，即使在他的盟国眼中，也是难以完全相信的。没有人想到比利时竟会表现得如此英勇不屈。战后，比王在答谢一位法国政治家对他的行动的赞扬时说：“是的，我们那时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1914年，法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顾虑的。8月8日，法国政府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贝特洛先生就有关比利时国王即将与德国人安排停火的传闻会见国王。贝特洛的差使是不愉快的。他必须向国王解释清楚，法国将不遗余力协助比利时，但只能以不打乱法国自己的行动计划为限。阿尔贝再一次力图向法国人表明德军强大的右翼有可能通过佛兰德进逼，并再次提出警告，比军可能被迫撤至安特卫普。一俟“盟军的接近达到足以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他巧妙地补充说，比军将重启攻势。
对外部世界来说，攻击列日的德国部队似乎“已遭到痛击”，高踞权威顶峰的《泰晤士报》军事记者就是那么宣称的。征诸当时情况，此说与事实相去不远。自吹自擂的德军曾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在做梦的绵羊”，而事实上却未能一举攻下比利时人的堡垒群。德军在8月9日以后就停止前进，等候增援——不过它等待的不是援军而是攻城炮。
在法国，霞飞将军和他的幕僚仍旧跟往常一样坚决不考虑佛兰德，而把思想狂热地集中在莱茵河。法国五个集团军的实力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七十个师相仿。它们的部署按番号顺序，由第一集团军居右依次到第五集团军居左，并以凡尔登到土尔的防线为界分别集结成两支大军，在人数上和德军以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为分界线的两个集团的比例相埒。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第二集团军面对德国的第七、第六集团军，组成法军右翼，其任务为发动强力攻势，把与之对峙的德军赶回莱茵河一线，同时在德军左翼与中路之间打入一枚坚实的楔子。
驻守在右翼末端的是一支特种攻击部队，其任务与埃姆米希部队在列日的任务相似，要首先突入阿尔萨斯。它由第七兵团和第八骑兵师组成，不受第一集团军的节制，其任务是解放牟罗兹和科耳马尔，并据守德国、阿尔萨斯、瑞士交界处的莱茵河沿岸。
与这支部队为邻的是由一表人材的迪巴伊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据说这位将军心目中不存在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他有着与无限精力相结合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牵涉到法国部队中错综复杂的权术上的原因，他和据守在他左侧的紧邻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时德卡斯特尔诺已离开总参谋部，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率军据守南锡周围至关重要的防线。
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集结在凡尔登的另一面，准备按照十七号计划的部署，发动突破德军中路的大攻势。它们的兵力从凡尔登展开至伊尔松。据守开端的第五集团军面向东北方，准备发动通过阿登山区的攻势，而不是向北迎击南下的德军右翼。在第五集团军左方的阵地，以莫伯日要塞为中心，指望由英军驻守。该要塞一度曾坚实牢固，以后却未被好好照管；而即将到达的英军，现在获悉其人数将低于原定计划。霞飞和他的总参谋部正全神贯注于其他战场，因此对这里的缺陷和兵力不足情况并不过分担心。但第五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却为之深感不安。
在德军右翼的攻击面前，朗勒扎克势将首当其冲，因此对他眼前所处地位的危险最为敏感。他的前任，即第五集团军的前司令加利埃尼，曾多次巡视过这里的地形，并曾向总参谋部建议把莫伯日要塞现代化起来，但未被采纳，对此他早已闷闷不乐。加利埃尼在1914年2月到达服役年限时，霞飞任命“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接任他的职务。他在智力方面的天赋得到霞飞的青睐，因而在1911年他便是霞飞属意的副总参谋长的三个候选人之一。朗勒扎克具有“敏锐的智力”，因而被认为是总参谋部的一员将星。正因为如此，他好挖苦人的脾气以及在讲演中为追求清晰、鲜明和逻辑性而容易出现暴躁态度和出言不逊的情形也就得到原谅。年纪六十又二，他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和波一样，完全符合那种大胡子和大腹便便的法国将领的模样。
1914年5月，五个集团军的将领分别收到十七号计划中与他有关的部分。朗勒扎克随即指出了如果德军在马斯河西岸大举南下，他的防地中暴露的翼侧将面临险境。他的反对意见被置于不顾。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动员前夕，朗勒扎克致函霞飞将军，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十七号计划在大战结束后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争论，有关文件多如山积，这封信给拿了出来，成了主要文件。朗勒扎克的一个袍泽指出，他这封信的笔调之大胆，不象是在对一份权威性的计划提出异议，而象是一个教授在评论其学生的论文。信中指出，为第五集团军计划的攻势，其前提依据是德国人将通过色当前来。而事实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取道更北一些的那慕尔、迪南和吉韦。“很显然，”这位教授解释道，“一旦第五集团军投入指向讷夫夏托（在阿登山区）的攻势后，它将无法回避德军在更北一些地方发动的攻击。”
实际上，这是个关键问题。然而，朗勒扎克却好象要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在信中加了一句：“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建议而提出的，”以免自己的论点显得过于锋芒毕露。信在8月1日即动员日送到霞飞手中。霞飞认为这封信“完全不合时宜”；由于“整天忙于处理要公”，他没有作复。与此同时，他对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将军前来表示的他对德军可能“长驱直入穿过比利时”的忧虑，也置若罔闻。霞飞只以其特有的简洁的语言回答了一声，“你错了。”在他心目中，总司令只要发布命令，不必进行解释；将军只要执行命令，不必思考。将军在收到命令后应该心无旁骛地执行，要知道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8月3日，即德国宣战之日，将军们应霞飞之召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希望最终将能聆听霞飞对十七号计划以及他们受命要付诸实施的战略作一通盘的说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霞飞沉默不语，只是慈祥地静待别人发言。最后，迪巴伊打破沉默，他说他的部队需要增援，然后才能发动所计划的攻势，但增援至今尚无着落。霞飞以一句他所常用的含义隐晦的字句作答，“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没有人听懂这句话，迪巴伊也以为自己的话被误解了，因此再说了一遍。霞飞“露出他那惯常的天使般的笑容”，逐字重复了一遍，“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说实在的，对霞飞说来，在大军鏖战的一片混沌之中，起作用的不是什么计划，而是用以执行这个计划的干劲和激情。他深信，胜利并非来自最理想的计划，而是来自最坚强的意志和最坚定的信心；这两个条件，他毫不怀疑，他都具备无缺。
8月4日，他设立了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地点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约处巴黎和南锡的正中。在那里，他和五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的距离大致相等，即相距八十到九十英里。毛奇任总司令的时间不长，也从未亲临前线和视察过各个野战集团军的司令部。霞飞则不同，他和他的司令官之间经常见面，保持接触。他总是安详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由专任的私人司机、汽车竞赛三次获得大奖者乔治·布约驾驶，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巡视各处。人们认为，如果是德国将领，他们拿到一份完善的计划后，在执行时是不需要上级经常指点的。而法国将领，如福煦所说那样，则是要思考的。但霞飞总是怀疑他的下级神经不健全或有其他缺陷，因而热中于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1913年的演习结束后，他命令五名将军退出现役。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使法国每一支驻军都有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个行动是史无前例的。8月份，在真刀真枪的可怕的考验下，霞飞一看到那些将军表现了他认为是无能或干劲不足的迹象，便会象扬谷那样把他们搞掉。
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斗志昂扬。8月的骄阳照耀着静静的两旁绿树成荫的马恩河。阳光中的河水碧波粼粼，金光闪闪。在总司令部接管的校园里，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个部门分隔开来，一个是第三处（作战），它占用了教室，另一个是第二处（情报），它占用了体育馆，馆内原有设备靠墙堆放，吊环则系在天花板上。第二处整天搜集情报，审讯战俘，破译文件，拼集成深有见地的推测并制成报告分送各兄弟单位。这些报告都一贯指出，德军在马斯河西岸活动频繁。从早到晚，第三处忙于审阅、传阅报告，提出批评，展开争论。如果这些报告的内容所得结论是要修改法国的攻势计划的话，那末第三处就干脆不予置信。
每天上午8时，霞飞主持部门首脑工作会议。他以主宰者的身分出现，正襟危坐，威严庄重。局外人看见他默不作声，而且桌上空无一物，不免会以为他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操在他的亲信手中。事实绝非如此。他桌上不放纸张文件，墙上不挂地图。他从不动笔，绝少开口，一切计划都是别人制定的，福煦说，“他权衡得失，然后决定取舍。”站在他面前而不打哆嗦的人是少见的。和他一起进餐的人如果迟到五分钟，就要碰上犹如雷霆万钧的两道紧蹙的眉头，并受到冷落，直至用餐完毕。霞飞用膳时一言不发，象美食家那样全神贯注于菜肴。他一直抱怨，说他的幕僚把他蒙在鼓中。有位军官提起最新出版的《画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霞飞因为还没有看到就怒冲冲地说道，“你瞧，他们隐瞒一切，不让我知道。”他惯常边揉额角，边喃喃自语，“可怜的霞飞啊！”他的幕僚渐渐懂得，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要拒绝别人向他提出的请求。如果别人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改变主意，他就生气。和塔列兰一样，他不赞成过分的热情。他缺乏朗勒扎克那种追根求源的智力，也缺少福煦那种创新求是的智力；由于气质使然，他倾向于依仗他亲手选拔的幕僚。他始终是主宰一切的首脑，几乎是个暴君。他珍惜自己的权威，哪怕是小小的有损于他的权威的事情，都会惹他发火。那时，普恩加来已经指定，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加利埃尼将为霞飞的接班人。当有人建议，应把加利埃尼安顿在总司令部时，霞飞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因为他担心跟他的老上司在一起会有失体面。“他很难安置，”霞飞私下告诉梅西米，“我一直在他指挥下工作，他总是惹我生气。”考虑到日后在马恩河战役之前左右法国命运的严重关头，霞飞和加利埃尼之间的私人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个表白多少有点耐人寻味。由于霞飞拒绝让他在总司令部占一席之地，加利埃尼便一直呆在巴黎，无所事事。
法国的三色旗将在阿尔萨斯重新飘扬的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担任掩护的部队，隐蔽在孚日山脉茂密的松树丛中，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而焦急。人们都还记得这里的起伏的山峦以及群山中的湖泊和瀑布，松树丛中芳香的蕨类植物散发出阵阵潮湿的沁人心脾的气息。山巅上放牧牛群的草地与片片森林互相交错，远处是阿尔萨斯的圆形山峰——孚日山脉的最高峰，它那暗淡的紫色的轮廓隐没在云雾之中。冒险攀登顶峰的巡逻队可以俯视失地，红瓦村舍与灰色的教堂尖顶尽收眼底。一衣带水的摩泽尔河在闪闪发光，近水源处，侵蚀尚少的河床相当狭窄，人们可以涉水而过。长着马铃薯白花的方块田与长着红花菜豆以及一行行灰、青、紫三色甘蓝的狭长菜畦相间。田野里，矮胖的金字塔似的干草堆星罗棋布，象是画家的丹青点化。大地正处在它最丰腴的时刻。阳光普照，江山如此多娇，前所未有，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奋斗。难怪《画报》在战时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兰西表现为一个英俊的法国兵，他把象征着阿尔萨斯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抱了起来，狂热地搂在怀中。
陆军部已印好一份告市民书，准备在收复的各市镇张贴。空中侦察表明，该地区的防务薄弱。在第七兵团司令博诺将军眼中似乎是太薄弱了，他担心他正在“落入圈套”。8月6日傍晚，他派了一名副官去向迪巴伊将军报告说，他认为牟罗兹行动“既脆弱又危险”，并对他的右翼和后方感到忧虑。在8月3日的将军会议上，迪巴伊将军表达了同样的关心，并曾就此问题与总司令部磋商，总司令部认为各种疑虑都反映了进攻精神的衰退。一个司令官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疑虑，不论它是多么的健全合理，往往会成为进行退却的一条理由。在法国军事学说中，争取主动要比对敌军实力进行郑重的估计更为重要。成功取决于司令的战斗素质，在霞飞和他的幕僚眼中，如果在行动伊始就让人小心翼翼或举棋不定，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总司令部坚持尽早在阿尔萨斯发动攻势。迪巴伊接受命令，给博诺将军挂了电话，问他是否“已准备好了”，对方作了肯定回答，他便下令翌晨开始攻击。
8月7日凌晨5时，亦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一旅德军开进列日前几小时，博诺的第七兵团从孚日山峰上倾泻而下，越过边界时举枪致敬，突然猛袭阿尔特基希，进行传统的白刃战。这个城镇位予通向牟罗兹的大道上，居民约四千。该兵团奋战六小时，以伤亡一百人的代价，攻占了阿尔特基希。在这次大战中，这虽非最后一次自刃战，但如此出色的白刃战以后就不多见了。不久以后，泥泞的壕沟成了这次大战的象征。这次拼刺刀完全符合1913年操典所规定的最优良的风格和精神，看来它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达到了光荣的顶峰。
据法方公报报道，“这是个难以描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狂欢的人们把边界上的一些界柱拔出，扛在肩上，穿过市镇，欢庆胜利。然而，博诺将军还是放心不下，他没有乘胜追击直取牟罗兹。对这种迟疑不决停滞不前的情况，总司令部失去了耐心，它在次日早晨发出一道紧急命令，饬令攻占牟罗兹，并在当天破坏莱茵河上的全部桥梁。8月8日，第七兵团在德军最后一批撤出牟罗兹前往保卫更北面的边境后约一小时，兵不血刃地进驻了该地。
街道上法军骑兵疾驰而过。他们头戴黑色马鬃羽饰，护胸铁甲闪闪发光。这支从天而降的骑兵几乎把老百姓吓呆了。他们起先呆若木鸡，站立在路边，低声啜泣，然后才逐渐破涕为笑。法军在大广场上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盛大阅兵典礼。军乐队高奏《马赛曲》和《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大炮上挂满红、白、蓝三色的花朵，墙上张贴了霞飞将军发布的公告，把他的士兵吹嘘为“完成复仇雪耻大业的先驱……他们的旗帜上闪耀着‘权利和自由’的富有魅力的字眼”。人们争先恐后把巧克力、糕点和装满烟丝的烟斗塞给士兵。家家户户窗口都有人朝外挥动旗帜和手帕，甚至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居民中有许多德国人，他们自1870年以来就在这里定居。一名军官策骑通过人群时看见其中有人“咬着烟斗，面色阴沉，好象在点我们的人数”，——他们的确在点人数，天黑以后，他们便赶紧出去汇报法军师旅的实力。
正当法军忙于占领该市时，从斯特拉斯堡仓促调来的德军增援部队已在该市四周展开。博诺将军一开始就缺乏取胜决心，为了避免陷入包围，他竭尽所能进行了相应部署。8月9日晨战斗打响后，他在塞尔内的左翼整日顽强奋战，而他的右翼却固守在一段未受威胁的战线上，没有及时抽调过来。最后，总司令部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派出援军，而这正是迪巴伊一开始所坚决要求的。一个后备师奉命开赴前线，但在这个阶段，如果要巩固前方阵地则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战斗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双方互有进退，到8月10日晨7时，法军受挫后退，为了免遭包围，最后撤出了阵地。
对法国部队来说，在各种公报和公告相继使用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措词之后，在复仇雪耻的宿愿被压抑了四十四年之后，牟罗兹的丧失，无疑是丢脸的，而对该地居民来说，则更是残酷不过的，他们现在只能听凭德国人恣意报复了。对法军表示过热忱欢迎的法国人现在受到同市镇的德裔居民的密告，遭到不幸的下场。第七兵团现在退至距贝尔福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在总司令部里，参谋官员对战地将领怀有的自然而永恒的敌意爆发了。霞飞原来就认为博诺缺乏勇气，现在更深信不疑。他开始清洗，一个个不得力的将领相继被革，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霞飞的治军方式。博诺将军成为第一个被调充闲职的人（limogés），那时被解除指挥权的将领都被调至利摩日担任后方职务。以“有失职守”为理由，霞飞在三天之内又免去第八骑兵师师长和另一个师长的职务。
霞飞热中于执行原来的计划：解放阿尔萨斯并将德军牵制在那条战线上。他不考虑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动用了一个正规师和三个后备师，将它们并入第七兵团，专门组成一个阿尔萨斯军，以便在他的右翼末端重新采取行动。原已退休的波将军应召重新服役，受命指挥这支部队。在该部队集结的四天时间里，其他地区的压力亦逐渐增强。8月14日，即波将军按计划向前推进的那天，人们看见三十头白鹳飞越贝尔福上空向南方飞去，比它们通常离开阿尔萨斯的时间提前两个月。
法国人民对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一无所知。总司令部的新闻简报极尽遮掩蒙蔽之能事。霞飞行事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原则：不该让老百姓知道任何事情。新闻记者均不得访问前线，将领姓名、伤亡人员的名字以及部队番号一律不得见报。为了不让敌人搜集到任何可资利用的情报，总司令部采用了一条日本人信守的原则：“不声不响，隐姓埋名”，进行战争。法国被划分为后方地区和军事地区两大部分。在军事地区，霞飞是个专制的独裁者，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非军事人员，即使是总统，都不得进入军事地区。那些受到轻视的下院议员就更不用说了。在向阿尔萨斯人民发布的公告上，署名的是他，而不是总统。
部长们都有怨言，说他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要比对法国军队的行动知道得更多一些。霞飞认为他不受陆军部长的约束，因此他直接向普恩加来汇报，而普恩加来也抱怨他从来听不到战事失利的报告。有一次安排了总统亲自视察第三集团军，而霞飞则为此向第三集团军司令发出“严格的命令”，饬令“不得与总统讨论任何有关战略或外交政策的问题，且必须书面报告这次谈话的情况”。他手下的将领都受到告诫，不得向政府任何成员解释军事行动。“在我发出的报告里，”霞飞告诉他们，“我从不透露当前军事行动的目的，也不谈我的意图。”
不多久，在公众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霞飞的这种方式终于失灵。在8月份一条条国境线被突破，一个个国家遭到入侵，战争还处于运动战阶段，大兵团转战东西，从塞尔维亚到比利时的战事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这些日子里，来自前线的确切消息却少得可怜。发生在这个月份的史实，哪怕是有着成千个热心的编年史作者，也难以作出翔实的记载。8月9日，加利埃尼将军身穿便服，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馆用餐。他听到邻座一位《时报》的编辑向一个友人说，“我告诉你，加利埃尼将军率领三万大军刚刚开进科耳马尔。”加利埃尼把身子向前一靠，对他的朋友轻声地说，“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正当列日的德军耐心等待攻城炮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对固守堡垒的比军能坚持抵抗表示惊奇和伦敦《每日邮报》引述舆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堡垒“决不会陷落”的时候；正当部队在继续集结的时候；有人则在以极度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攻势显示出它的模式。加利埃尼将军便是其中之一。使他苦恼的是，“德军前线后面的情况怎样？”“列日后面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大规模集结？我们必须始终估计到，德国人必定会排山倒海而来。”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索戴将军所部的一支骑兵奉派进行侦察。可是，急如星火的骑士们策马驰骋，一下子跑得太远，也跑得太快。他们在8月6日越境进入比利时，沿马斯河疾驰，侦察德军集结的实力和方向。这支骑兵部队在三天之内走了一百十英里，平均每天差不多前进四十英里。他们经过讷夫夏托，进抵离列日九英里处。每到一地，这些骑兵既不下马，又不卸鞍，以致马匹经过一路来的急行军后都已精疲力尽。休息了一日，他们继续在阿登山区和马斯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远达沙勒罗瓦。但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来得过早，无法看到大批德军渡过马斯河的迹象，活跃的德军骑兵到处掩蔽在德境后面的部队集结。法国人发现，他们未能得遂所愿，亲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骑兵冲锋，而这正是传统的开战方式。尽管德国骑兵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朝卢万和布鲁塞尔方向发动攻势时使用了冲锋的突击战术；但在这里，他们却回避直接交锋，而是以若干自行车营和摩托化步兵在法军面前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步兵的机枪使法军无法逼近。
真叫人泄气。尽管美国内战中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南部联邦的摩根将军让他的骑兵部队使用步枪作战，在指挥时他高喊着：“孩儿们，那些带马刀的笨蛋又来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可是到现在双方的骑兵们仍然深信马刀出鞘见分晓的方式。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英国观察员，即后来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曾报道说，骑兵要是碰上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步兵烧饭。这种言论使陆军部的人怀疑他在东方度过了几个月，是否变成了神志不清。同一次战争中的一位德国观察员，即后来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对于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的防御威力问题，在他的报告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叹：“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疯狂的作战方法！”
1914年，德国人避免骑兵作战而使用机枪，取得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索戴的报告说，没有发现大部队的德军向法军左翼移动，这正好符合总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对阿尔贝国王和朗勒扎克将军来说，德军右翼包抄行动的轮廓已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人都处在这个行动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更加倾向于这样估计问题。另外一个是富尼埃将军，他是法国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总司令部反映，德国骑兵已于8月7日进入马斯河畔的于伊，他所收到的报告都表明，这支骑兵正在掩护着五、六个兵团的德军向前推进。鉴于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就在于伊，这支敌骑显然是想要渡过马斯河。莫伯日的这位要塞司令告诫说，他的要塞没有能力抗击如此庞大的敌军。在总司令部看来，关于五个或六个兵团的报告似乎是失败主义者的杯弓蛇影之谈。对霞飞而言，在8月份，肃清那些优柔寡断的懦夫成为他取胜的当务之急，他于是立即解除了富尼埃将军的指挥权。后来，经过调查又取消了这道命令。与此同时，也弄清了情况，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朗勒扎克将军也收到关于于伊的报告，忧虑有增无已。8月8日，他派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将军前往总司令部，促使总司令部确实感到德军右翼部队包抄行动的威胁。但总司令部的答复是，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是“不成熟的”，因为这样的行动与“敌人手头可资动用的手段全不相称”。从比利时方面不断传来进一步的证据，但对每一份这样的报告，信奉第十七号计划的“门徒”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不是说在于伊出现的部队是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就是说情报来源“不可靠”，并认为进攻列日不过是为了占领该地的桥头堡“而已”。8月10日那天，总司令部认为“它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即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
法军总参谋部决心发动自己的攻势，因此要求比军在第五集团军和英军前往会师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飞派了又一个使者阿德尔贝上校带去普恩加来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双方部队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位军官8月11日到达布鲁塞尔，他和以前几位使者一样，得到同样的答复：倘德军如国王所预见的那样，采取横越比利时的行动，国王将不会允许他的部队陷于被切断后路而无法退往安特卫普的险境。阿德尔贝上校是个冲动论的狂热信徒，他感到无法把国王的悲观情绪带回总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战斗，比军取得惊人胜利，他也再没有必要执行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了。
德国枪骑兵朝卢万方向突破，但在哈伦被德维特将军麾下的比利时骑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桥堍。德维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马，拿起步枪，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战斗，重演了摩根将军在田纳西取得的胜利。从早晨8时直到傍晚6时，沉着的排枪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手执旗杆矛和马刀的德军的进攻。冯·马维茨的最优秀的枪骑兵中队遗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点人马向后撤退，比军得以逞雄于战场之上。这场辉煌的胜利被布鲁塞尔的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宣布为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比利时参谋部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们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尔贝上校报告总司令部，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德国打算发动借道比利时中部的攻势已被推迟，甚至已被放弃”。
列日堡垒群在敌前仍然屹立不动，看来为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根据。每日早晨，比利时各报都以大字标题报捷：《堡垒群固若金汤！》8月12日，即哈伦之役的同一天，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自夸言论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阵地。
列日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这几门黑色的庞然大物运抵郊区，把堡垒群置于射程之内时，只有当地的居民看见这些怪物。有一个目击者说，它们看起来象“吃得太饱的鼻涕虫”。矮胖的炮管，再加上象巨瘤般的制退机筒，便显得加倍的肥大，张开着洞穴似的炮口，对着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门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炮手们以垫料护卫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他们俯伏在地上，在离炮位三百码远的地方准备发射这门电控大炮。6时30分，第一发炮弹的巨响震撼列日。炮弹的弧形弹道高达四千英尺，六十秒钟后命中目标。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形成巨大的圆锥形，升入一千英尺的高空。与此同时，斯科达三○五毫米大炮也运抵前线，开始轰击其他堡垒。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比利时守军听到炮弹降落时发出的呼啸声，并且感到爆炸声越来越近，象在自己头上爆炸似的。弹着点在不断地得到校正，他们的恐怖也一阵高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震耳欲聋，钢弹头击穿工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段段块块，强烈炸药的浓烟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声。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甚至发疯了”。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炮击持续了二十四小时，蓬蒂斯堡垒中了四十五发炮弹，坍毁不堪，于8月13日为德军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两座堡垒也告陷落。至14日，城东和城北两面的堡垒全部失守。堡垒的大炮全部被毁，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攻城迫击炮接着前移；把炮口对准城西的堡垒。一门四二○毫米的大炮被拖过市区去打隆森堡垒。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先生这时恰巧在圣皮埃尔广场，看到广场拐角处出现“一门大炮，大得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三十六匹马拖着，人行道都给震动了。群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家伙，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拖着走的时候，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当年罗马人看见汉尼拔的大象部队也不致惊奇到这个地步。跟着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象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达阿夫鲁瓦公园之后，德国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来，并审慎地作了瞄准，接着传来可怕的爆炸声。人群前倒后仰，地动山摇，宛如发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个堡垒中已有十一个失守；只有隆森堡垒尚未陷落，在炮击暂停的间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帜，要求勒芒将军放下武器。他拒绝了。16日，一枚炮弹命中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从内部把整个堡垒炸毁。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后来，在德国过着战俘生活的勒芒将军写信给阿尔贝国王，“当时我是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无奈死神不要我。”他的两个对手，冯·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颈上都挂上了蓝、白、金三色的功勋十字章，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
隆森堡垒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团军便立即向前推进，这就把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其横越比利时的进军。按照时间表，这次进军应在8月15日开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军的攻势拖迟了两天，而不是当时世人以为的两个星期。事实上，比利时给予协约国的既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一个奋斗目标和榜样。
第十二章英国远征军开往大陆
“由于英国人发生了一场争执和意见分歧，英军没有及时前来掩护朗勒扎克将军暴露的左翼，那一头的战线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因亨利·威尔逊详细制定的总参谋部计划，必须首先得到不列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批准，而不是象大陆国家的作战计划那样能自动生效，该委员会于这天下午4时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照常是那几位文职的和军方的领袖，另外还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军人的显赫人物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
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就任了陆军大臣。他本人对于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们对于由他出长陆军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为自蒙克将军效忠于查理二世以来，基钦纳作为第一个现役军人进入内阁而忐忑不安。使将军们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为政府所利用，来干扰派遣赴法远征军的决定。他们的担心确非杞人忧天。基钦纳不久就对英法计划指定英军所必须执行的战略、方针和任务等等表现了极端的轻视。
由于他处于双重地位，他的具体的职权范围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国参战之初，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最高权力在首相手中，至于首相应听从什么人的建议或者以谁的建议为准，则缺乏明确的安排。在军内，战地军官轻视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而这两种人又都同样厌恶那些被称为“大礼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扰。文官反过来也把军人称为“笨蛋”。出席8月5日举行的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尔与霍尔丹，陆军方面是十一名将级军官：内定出任远征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远征军的两位兵团司令，即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远征军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他们都是中将；其次还有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少将，他的个性易树政敌，在克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致栽跟斗，失去了一个更高的职位。在文武官员之间，基钦纳勋爵究竟代表何方，谁都不十分清楚。他对远征军的目的非常怀疑，对其总司令很不赏识。如果说基钦纳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不如海军上将费希尔那样来得暴烈，至少他对总参谋部的计划把英国军队“钉在”法国战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则已开始流露出同样的蔑视。
基钦纳由于没有亲自参与制定大陆作战计划，因而能够正确地估价远征军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七十个德国师与七十个法国师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中，远征军的六个师能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基钦纳在出任喀土穆战役的指挥官时，克罗默勋爵曾说过，“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虽然是个职业军人，近数年来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所关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国等大事为限。人们从未见他与士兵交谈过，或注意过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一样，他把战争看作是政策的继续，并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战争。他与亨利·威尔逊以及总参谋部不同，不埋首于制定登陆日期、铁路时刻表、马匹及营房等计划表。他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观察战争，因此能够从各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出发纵观战争的全貌。同时能够看到，为扩充国家军事实力，应付即将开始的长期抗衡，该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他宣称，“我们必须准备好把数以百万计的军人投入战场并供养他们几年。”他的听众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基钦纳却是铁石心肠。为了参与并赢得一场欧战，英国必须拥有一支与大陆国家旗鼓相当的七十个师的兵力。他估计过，这样一支军队要到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才能配备足额，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推论，即这场战争就将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认为，现有的正规军及其职业军官，特别是军士，是培训他心目中那支大军的一批可贵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这支常规部队投入到他认为处于不利形势下的眼前的战役中，或把它部署在从长远角度考虑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认为是犯罪的愚蠢行为。在他看来，一旦这支部队完蛋，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来代替它了。
英国不实行征兵制是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军队之间一切差别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常规部队的建立旨在执行海外任务，而不是保卫本土的安全；保卫本土的职责由本土军承担。威灵顿公爵当年说过，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须是志愿兵”，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一条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国也就全靠志愿部队进行战争，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国家无法肯定究竟英国已承担或愿意承担多大的义务。已过七十高龄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多年来一直力主实行征兵制，他在内阁中唯一的支持者不用说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可是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同时也没有一届政府甘冒倒台的风险去支持征兵法案。英国的军事建制，其本土诸岛的正规军为六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另有派驻海外的四个正规师（六万人）和十四个本土师。后备役约三十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后备役，这一部分仅够勉强补充正规部队，使之达到作战实力，能在战场上支持得住最初几个星期的作战；另一类是为本土军提供补充的国民后备役。按基钦纳的标准，本土军是一批未经训练、无用的“业余军人”。对于本土军的看法，他跟法国人对他们的后备军一样，是完全蔑视的，是不公正的，认为它们的作用等于零。
基钦纳二十岁时，曾在法国军队中充当志愿兵参与1870年的战争，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法国特别同情，但他绝非法国军事战略的最狂热的支持者。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曾告诉帝国国防委员会，他预期德国人将会“象鹧鸪一样”穿越法国；他拒绝邀请，不愿插手作出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决定。据伊谢尔记载，他曾捎信给委员会，表示“如果委员们设想他将指挥在法国的部队，他就要他们自己先见鬼去吧”。
英国政府1914年让他主管陆军部，并从而弄来了唯一的一个准备坚持组织长期作战的人，倒不是出于他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有声望。他不擅长主管一个政府部门所需的官僚手腕，内阁会议的那套“议事程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惯了殖民地总督，一向只知道简简单单地叫人“照我说的办”。基钦纳尽他力之所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并不如他性格上的缺点那样为英国政府和将军们所了解，因此他们都巴不得让他回埃及去，无奈他们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不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高见为他人所望尘莫及，而是因为他的名声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战役以后，举国上下都对基钦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徒的虔诚。在他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后来在法国人民和“霞飞老爹”之间或在德国人民和兴登堡之间发展起来的不可思议的内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钦纳”，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KofK）成为具有魔力的徽号，他的一把宽阔而威武庄严的胡子也成了英国的民族象征，犹如红裤子是法国的象征一样。基钦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浓浓的胡须，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态，乍看起来俨然是狮心理查王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严肃的、炯炯的目光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情。从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征兵招贴出现在街头，画中的那髭须、那眼睛以及那只手指头指着下面“祖国需要你”的那句话，都深深射进每个英国公民的心灵。英国要是在没有基钦纳的情况下参战就会象礼拜天没有教堂一样地不可思议。
可是这时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个师派往法国这个眼前的问题，作战委员会也不把他的先见之明当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后带着也许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语调写道，“从未透露过他是怎样或是根据什么推理过程而对战争的长期性作出这一预测的。”是不是因为基钦纳是对的而别人都错了，或者是因为老百姓难以相信军人也能进行一般的思维，还是因为基钦纳从来未能或从来不屑阐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样，正如格雷所说那样，他的同僚和同辈人无不认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直觉中一闪而过的灵机”作出他的结论的。
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基钦纳还预言了德国即将在马斯河西岸所采取的进攻模式。据一位总参谋部的官员说，人们后来同样认为，他之能一语中的应归功于他的“某种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于他的“关于时间和距离的知识”。实际上，基钦纳与阿尔贝国王一样，已看出对列日的袭击预示着史里芬右翼的包抄行动。他认为，德国侵犯比利时和把英国卷入对德作战，并非象劳合-乔治所说那样，是为了通过阿登山区而对比利时的中立进行“小小的侵犯”。基钦纳拒绝对战前的计划承担责任，可是，他现在也不能建议扣下这六个师。不过，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让这六个师去莫伯日那样远在前方的地点面临覆灭的风险，他预料它们在莫伯日将承受德国侵略军的全部压力。他建议把它们集结的地点改为亚眠，也就是退后七十英里。
计划的急剧改变激怒了众将军。在他们眼中，这显得是临阵畏怯，从而证实了他们原来的最坏估计。即将上阵挂帅的，身材矮胖、面色红润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正处于骁勇好斗状态的高峰。他平时那种中了风似的呆滞神色，加上系得紧紧的用以代替衣领及领带的骑兵硬领巾，始终给人一种濒于窒息的印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经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体上，至少在情绪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后，就立即通知亨利·威尔逊，说他打算使军队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因为他认为这是“势所必然”，自此以后，在名义上他负责与法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尽管事实上他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就象他对德国的作战计划那样一无所知。跟霞飞一样，在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他既没有任何参谋阅历，又没有参谋学院的学历。
他的中选，跟基钦纳的出长陆军部一样，主要是由于他的军阶和声誉，而他的内在素质倒在其次。在几次给英国建树了军事声誉的殖民地战争中，约翰爵士表现得勇敢而机智，并象一位权威人士所称誉的那样“切实掌握中小局面的战术”。在布尔战争中，作为一名骑兵将领，他的功绩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急驰穿过布尔人的防线，援救被围的金伯利城这一传奇式的行动。这些业绩为他赢得乐于担当风险的勇敢的指挥官的声誉，并在人民群众中为他博得了几乎与罗伯茨和基钦纳相埒的美名。由于英国在与一个不是训练有素又缺乏现代武器装备的对手的较量中未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因此出了一位英雄，部队高兴，国家感激。弗伦奇的英勇善战，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声，使他扶摇直上。跟海军上将米尔恩一样，他也是爱德华七世治下的显贵人物。身为骑兵军官，他也就感到自己是陆军的杰出人士的一员。他与伊谢尔勋爵之间的友谊对他没有什么不利；同时，在政治上，他与自由党人结好，该党于1906年执政。1907年，他任监察长；1908年，他代表陆军，陪同国王爱德华到雷维尔对沙皇进行国事访问；1912年就任英帝国参谋长；1913年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到六十二岁时，他是级别仅次于基钦纳的现役军官。他比基钦纳小两岁，虽然外表显得比基钦纳老些。普遍认为，如果战争爆发，他将指挥远征军。
1914年3月克拉兵变发生后，军队首脑受到冲击之猛烈，犹如参孙倾覆神室[注：参孙倾覆神室（Samson'stemple），系基督教《圣经》故事，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以身强力大著称，为了报非利士人剜他双眼的仇，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译者]一般，弗伦奇引咎辞职，看上去象堂吉诃德一样地突然结束了他的生涯。然而，政府对他的宠爱反而加深，因为在政府的心目中，这次兵变是反对党策划的。“弗伦奇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喜欢他。”格雷不胜惋惜地写道。四个月后，当危急关头到来时，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国参战时出任总司令。
由于缺乏学习方面的训练，又因天性不喜读书，弗伦奇之所以成名，与其说是由于他智力过人，不如说是由于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是如此。“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国王乔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过，“而且他的脾气坏得惊人。”就象在海峡彼岸他的对等人物一样，弗伦奇也不是一位凭理智行事的军人。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霞飞的突出的品质是坚定不移，而弗伦奇则是对压力、对人、对偏见特别容易冲动。有人说过，他具有“爱尔兰人和骑兵普遍具有的那种反复无常的气质”。霞飞在各种处境下都很沉着；而约翰爵士却是顺利时盛气凌人，不顺利时垂头丧气。他容易感情冲动并易为流言蜚语所左右；在伊谢尔勋爵看来，他有“一颗爱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赠给他以前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长一只刻有“我们的友谊久经考验，同甘共苦永不变”字样的金瓶作为纪念。这位考验过的朋友就是那位不象他那样易动感情的道格拉斯·黑格。也就是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记中写道，“从内心来说，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让弗伦奇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是不太适宜的。”黑格内心的这种看法跟他的某种意识不是没有联系的，那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他这个人是指挥权不到手是决不肯罢休的。
基钦纳重新提出了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因此也牵涉到它去的目的——等问题。按照亨利·威尔逊的看法，委员会里“大多数人对问题一窍不通……他们犹如白痴一样讨论着战略问题”。这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突然“插进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把部队开往安特卫普”，说什么英国的动员既然落后于预定的时间，那就得考虑与比军合作的可能。黑格也象威尔逊那样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对他上司改变计划的“那种不顾后果的方式感到震惊”。新上任的英帝国总参谋长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也同样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鉴于在法国登陆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同时法国已拨出运输车辆准备往前方输送军队，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任何改变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最使总参谋部感到烦恼的莫如法英两国火车车厢容积不同这个不幸的问题。要把载运的部队从一种车厢转到另一种车厢，牵涉到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上的排列问题。难怪负责运输的官员听到计划行将改变时会感到担忧。
幸而丘吉尔否决了把部队转向安特卫普的决定，使得负责运输的官员们得以放下心来。两个月之后，丘吉尔亲自到安特卫普去了一趟，计划派两旅海军陆战队和一师本土军去那里作一次大胆的、孤注一掷的登陆，为拯救这个重要的比利时港口作一番最后而又徒劳的努力。不过在8月5日，他说海军不可能保护运兵船队作横跨北海到比境内的埃斯考河这样长途的航行，但可绝对保证船队安全通过多佛尔海峡。由于海军已有充分时间作了横渡海峡的准备，他于是声称时机业已成熟，并主张立即将六个师全部派遣过去。霍尔丹支持，罗伯茨勋爵也支持。接着又产生了究应派几个师去的问题，争论着在本土军有更多时间进行训练或从印度调回接替部队之前，是否得留下一个或几个师。
基钦纳又提出了他那个在亚眠集结的想法，并得到他的朋友，未来的格利博卢战役的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支持。后者感到不管怎样，应让英国远征军尽快到达那里。格里尔森发言支持“在要害地点部署优势兵力”这一观点。走在激进派最前列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提出了“我们应该立即渡过海峡，随后再决定目的地”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调集运输舰只把六个师全部运过去，目的地待法国参谋部的代表到达后再协商决定，因在基钦纳的坚持下，已向法国参谋部提出紧急要求，请派一名代表前来就法国战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由于一夜之间出现的入侵恐慌闹得人心惶惶，委员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把六个师减为四个师。由于讨论远征军人数的消息有所外传，自由党的喉舌，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报》谴责了这种削弱本土防务的“卤莽”行为。对立阵营的诺思克利夫勋爵也来反对派遣一兵一卒。虽然海军部重申了帝国国防委员会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严重入侵的结论，但仍不能消除人们头脑中敌人会在东海岸登陆的想法。亨利·威尔逊感到极端厌恶的是，这位目前对英国安危负有重任的基钦纳，竟把原来安排好直接从爱尔兰开往法国的一个师抽调回国，并且从别的师中又抽调了两旅兵力去守卫东海岸，从而“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立即派遣四个师和骑兵部队——8月9日起开始上船——然后再派遣第四师而将第六师留在国内。休会时，基钦纳以为大家都已同意把亚眠作为中间集结地，但是别的将军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法国总参谋部火速派来了陆军上校于盖。他一到达，威尔逊就将出发的时间告诉了他。虽然这不是一件需要对远征军的法国东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尔逊却惹怒了基钦纳，他指责威尔逊泄密。威尔逊“顶了嘴”，他写道，他“不想受基钦纳的气”，“尤其在今天象他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也可说加深了对远征军毫无益处的敌对情绪。在所有的英国军官中，威尔逊与法国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最能听取他的意见。然而，基钦纳却认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尔逊也宣称，他认为基钦纳是个“疯子”，并且认为他“对英国的危害不亚于毛奇”，他还把他的偏见灌输到那位生性好疑、易于激动的总司令的头脑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间，正当列日的德军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国得而复失牟罗兹的时候，配备有军马三万匹、野战炮三百十五门和机枪一百二十五挺的八万名英国远征军在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集结。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磨过的，闪闪发光，这是他们奉命一律在动员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这些军刀除在检阅时用以致敬外，别无其他用场。不过，据这支部队的军史纂修人所述，这支部队，除了这种偶见的骑士遗风的举止外，却是“历来踏上征途的英军中训练、组织和装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队开始登舰，运输船每隔十分钟开出一艘。每艘船离开码头时，港内其他船只汽笛和喇叭齐鸣，甲板上人人欢呼致意。喧闹声震耳欲聋，在一位军官看来，远在列日城外的冯·克卢克将军也不可能听不到。不管怎样，海军深信他们已把海峡封锁起来，可以安全横渡海峡，而无遭受袭击之虞。运输船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在夜间渡海。一个在凌晨4时30分醒来的士兵感到大吃一惊，他发现整个运输船队漂浮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发动机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见一艘驱逐舰；原来是在等候其他港口开出的船队前来在海峡中途会合。
第一批部队在鲁昂登岸，受到狂热的欢迎，一位在场的法国人说，仿佛它们是来为圣女贞德举行赎罪仪式似的。在布伦，另几批在高耸的拿破仑纪念碑脚下登陆，拿破仑当年便是计划从这座圆柱形纪念碑坐落所在誓师出发入侵英国的。其他运输船只进入勒阿弗尔时，当地的法国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在强烈的阳光下走下舷梯的盟军狂热欢呼。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鲁塞尔，人们终于看见了英国同盟者，尽管仅仅是一瞥而已。美国公使馆秘书休·吉布森带着一项使命去找英国武官，他未经通报就步入武官的房间。吉布森发现一个邋遢的、胡子满面和身穿军服的英国军官在伏案写着。武官连忙把他推出室外，但后者还是不客气地问着其余的英国部队是否都藏在这座大楼内。事实上，英军登陆地点始终没有让德方知道，德军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们前，无从知道英国远征军已开抵何处和在何时到达。
与此同时，在英国，各指挥官之间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国王在巡视时向与宫廷关系密切的黑格询及他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任总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回答，“我非常怀疑，他是否具有足够平和的性情和足够高深的军事学识，使他能够胜任指挥官的职责。”国王离去后，黑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约翰爵士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军事思想“常常使我震惊”，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对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的“看法”：默里是个“老太婆”，为了避免跟约翰爵士发生争执，他总是“姑息迁就”，明知命令谬误，还是执行不违。黑格认为两人“全都不适宜于担任他们现在的职务”。他告诉另一位军官说，约翰爵士将不愿倾听默里的意见而“宁愿信任威尔逊，这反而更为坏事”。威尔逊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个“政客”，“政客”一词，黑格解释说，与“不正当的交易和错误的社会准则同义”。
黑格这个人态度温和，举止文雅，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凡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业一向无往不利，如今他倾吐这一番衷曲，是要为更上一层楼创造条件。在苏丹战役中，身为一名军官，就已惯于养尊处优，在跟随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驮载队中就有“一只满驮着红葡萄酒的骆驼”。
8月11日，在启程赴法的前三天，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一次获悉一些使他感兴趣的有关德国部队的实情。他和作战处副处长卡尔韦尔将军一起拜访了情报处。情报处长开始告诉他们一些有关德国运用后备兵役制的情况。卡尔韦尔写道，“他不断搞出一批批新的后备师和额外后备师，就象一个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杯又一杯金鱼那样。而且，看来他是有所为而为的。——人们对这个人感到恼火。”这些情况，法国情报部门的第二处于1914年春才获悉，为时太晚，已来不及说服总参谋部改变它对德军右翼的判断。要改变英国人的想法也为时过晚。一种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并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战略以及更动部署上无穷的具体细节，就得需要时间，而余下的时间却远远不够。
在下一天举行的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基钦纳和将领们为了战略问题展开了一场激战。到会的除基钦纳外，还有约翰·弗伦奇、默里、威尔逊、于盖和另两名法国军官。基钦纳除非凭着心灵的耳朵，他当然听不到打通穿过列日的道路的四二○毫米大炮炮弹的爆炸声。虽然如此，他断言德国的“强大兵力”将从马斯河彼岸过来，他并挥动手臂，在墙头的大地图上比划了德军的包围阵势。他振振有词地说，倘若远征军集结在莫伯日，在它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就有陷于重围被迫后撤之虞，这次作战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国家的交锋，被迫后撤会给远征军的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取得回旋余地，他坚持要以亚眠这个更后一些的地方作为基地。
他的六个对手，三名英国军官及三名法国军官，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原来的方案。约翰·弗伦奇爵士本人原来建议向安特卫普转移，而今在威尔逊的授意下，则坚决表示任何变化都将“打乱”法国的作战计划，仍旧主张向莫伯日进军。法国军官强调了填补其战线左翼末端空白地区的必要。威尔逊对于把部队集中在亚眠的这种“懦夫之见”则是五内俱焚。基钦纳说，法国的作战计划是危险的；他说，他们不应采取攻势，他“完全反对”这样做，而应等到德军发动进攻时予以反击。争吵持续三个小时，最后基钦纳被迫逐步作出让步，尽管他还没有被说服。作战计划早已存在，五年来，他一直知道这个计划，而且根本不赞成。如今，部队已经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这个计划，因为已没有时间再拟定新计划了。
最后，基钦纳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或者是一种旨在开脱自己责任的姿态——他带领约翰·弗伦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汇报争论情况。正如威尔逊在其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阿斯奎斯“对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决定，不出人们所料。他在听取基钦纳陈述他跟联合总参谋部的专家们一致意见相左的看法后，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远征军由六个师减为四个师，按原计划行动。这种按既定计划办事的势头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然而，与法德两国的陆军部长陆军大臣不同，基钦纳仍保留有指挥本国军务的大权。他现在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的有关远征军在法国行动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图限制远征军在战争初期所应承担的责任。丘吉尔预见到英国海军行将担负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舰队既要同“格本”号交战又要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跟丘吉尔一样，基钦纳现在预见到他必须建立起一支数达百万人的大军，因而给远征军规定了不相协调的方针和任务。
他写道，“你所统率的部队，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配合法国陆军……并协助法军阻止或击退德军入侵法国或比利时领土。”他带着某种乐观情绪继续写道：“并最终恢复比利时的中立”——这个计划好比要为姑娘恢复童贞。鉴于“英军及其配属的增援部队的兵力非常有限”，必须“经常牢记”，“尽最大努力把死亡和损耗减到最低限度”乃属必要。基钦纳的命令反映了他不赞成法国的进攻战略。命令指出，在被要求参加任何“前方调动”时，如果在此调动中，法军并未投入大量兵力，或有使英军“过分暴露易受敌军攻击”之虞，约翰爵士应当首先请示本国政府，同时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意义上，你都不受任何盟军将领的节制”。
这番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基钦纳已经一笔勾销了统一指挥的原则。他的动机是把英军作为未来的核心力量来保存。而这样做的后果，对一个具有约翰爵士那样气质的指挥官来说，实际上是取消“支持与配合”法军的命令。这种思想，即使是在约翰爵士去职和基钦纳本人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时露头，影响盟国在战事上作出努力。
8月14日，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威尔逊以及一位取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的陆军少校参谋赫里沃德·韦克爵士，一起到达亚眠。英军在这儿下火车，然后继续前往勒卡托和莫伯日周围的集结地区。英军开始出发那天，克卢克的部队也开始从列日向南移动。英国远征军高高兴兴地朝着通往勒卡托和蒙斯的道路前进，沿途人群不断报以“英国人万岁！”的热烈欢呼声。这种欢乐气氛，使基钦纳勋爵向全军发布的使人扫兴的通告增添了说服力，通告指出他的军队可能会“遇到美酒和女色的诱惑”，全军必须“一律抵制”。英国军队越往北走，欢迎的热情越高涨。人们纷纷飨以热吻，赠以鲜花。摆设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台子，招待英军，分文不收。有一处栏杆上挂了一块红台布，上面缝着一些白布条，权代英国国旗上的圣安德鲁十字的图案。士兵们把部队臂章、帽子和皮带抛给那些索取纪念物的笑容满面的姑娘及其他景慕他们的人。不久，英国部队便只好头戴农民的花呢帽子，用绳子束住裤子开向前方。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写道，一路上“我们受到人们的盛宴款待和热烈欢呼，但不消多久，他们便要看见我们向后败退了”。如今回顾当时的情景，他记忆中的英国远征军的进军蒙斯，真是“一路春风得意”。
第十三章桑布尔河和马斯河
西线战场上，调集军队和前哨战阶段在第十五日结束，进攻战阶段开始。法军右翼向德国占领的洛林地区发动进攻，它们抄袭一条古老的深沟壁垒的蹊径小道，这样的小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为数很多。世世代代以来不论哪个兵家都率师蹈常袭故走这样的小道，夷平那些反复遭到夷平的村庄。在东去南锡的道路上，法军走过一块纪念碑，上面铭刻着“362年，若维尼斯于此击败条顿游牧部落”。
正当波将军所部在法军右翼边缘，在阿尔萨斯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正在分别穿越洛林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这是法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这两条天然通道，一条通往迪巴伊部队出击的目标萨尔布尔；一条从环绕南锡的大库隆山区迂回而下，经过萨兰堡进入一个山谷，山谷尽头就是德卡斯特尔诺部队出击的目标莫朗日天然要塞。德国人已估计到法国的进攻，早就在这一带设置了铁丝网，挖掘了战壕，建筑了炮台，严阵以待。他们在萨尔布尔和莫朗日都筑有坚固的工事，要击退他们，只有进行锐不可当的冲锋陷阵或用重炮轰击。法国人向来依靠前者，蔑视后者。
1909年，总参谋部的一个炮兵军官，在征求他有关一○五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感谢上帝，幸好我们一尊也没有！”“法军的威力全靠加农炮的轻便。”1911年，作战委员会建议为法国陆军配备一○五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门人员却矢忠于驰名的法国七五毫米大炮，而始终执拗反对。他们鄙视重型野炮的作用，认为只会影响法军进攻的机动性，是个累赘，只能象机枪一样作为防御武器。陆军部长梅西米和当时供职总参谋部的迪巴伊将军，力排众议，争得拨款，拟创建若干一○五毫米重炮炮兵连，但因政府屡经更迭和炮兵部队继续遭到鄙视，迨至1914年，编入法国陆军的炮兵部队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阵地的守军，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以及8月9日起归他指挥的冯·黑林根将军的第七集团军。鲁普雷希特的任务，是把尽多的法军牵制在他的战线上，使它去不了面对德军右翼的法军主力阵地。按照史里芬计划，他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先行退却，将法军引入“口袋”，拉长法军的交通线，然后把它咬住，而这时候，决战就在别处打响了。这项计划的精髓所在，就是让这个战区的敌人在他们迹象毕露意欲进犯的当口，遂其意图，任其前来，诱之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使之遭受战略上的失败。
这一战略，与对东普鲁士的计划无异，有其心理方面的危机。军号响了，担任司令的那些袍泽们在奋勇直前走向胜利，而这时候，鲁普雷希特却得服从往后退却的需要。这对一个向往荣誉、雄心勃勃的司令员，特别是对一个储贰身分的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情景。
鲁普雷希特，不失军人严谨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视，两撇得体的髭须。他毫无以前两位任性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的那种气息。那两个国王生性放荡，一个迷恋洛拉·蒙蒂斯[注：洛拉·蒙蒂斯（LolaMontez，1818-1861年），英国女演员。——译者]，一个沉溺于里夏德·瓦格纳[注：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年），德国著名作曲家。——译者]，结果一个遭到废黜，一个被宣布为疯子。其实，鲁普雷希特出生的门第并不是那么怪僻的一个支族，这一房还曾出人为疯子国王担任过摄政王。鲁普雷希特本人是英国查理一世的女儿亨里埃德的直系后裔，所以也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为纪念查理国王，每年逢到他被处决的这一天，巴伐利亚王宫总披上白玫瑰素装。鲁普雷希特与协约国方面还有一层新的私人关系，他妻子的胞妹伊丽莎白嫁给了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的部队却是地道的德国军队。开战几天以后，迪巴伊将军就曾报告说，他们尽是“野蛮人”。这些人在撤出城镇之前，总是将宿营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家具、床垫、装饰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帘给撕了下来，橱柜里的东西给撒了一地。然而这一切，还仅不过是悻然撤退的军队习以为常的行为。洛林更惨的遭遇还在后头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特尔诺进攻的头四天，德军按照计划往后徐徐退却，仅与法军作后卫战。蓝衣红裤的法国军队从梧桐夹道的宽阔笔直的公路上源源而来。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们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阡陌纵横的田野，这一片是翠绿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黄的谷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种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罗棋布、成排整齐的草堆。在这田野上空发出了刺耳的尖啸声，七五毫米大炮响了，法军开进了一度是他们的国土。最初的几次战斗，尽管德军一使用重炮就把法军战线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军却未遇到德军的坚决抵抗就胜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运回伤兵的车辆，那些伤兵面色苍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残缺不全。他还看到上一天的战场，仍然尸横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特尔诺的第二十兵团在福煦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萨兰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内了。18日，迪巴伊部队攻占了萨尔布尔，军心大振，“殊死进攻”看来已奏肤功。士兵们欣喜若狂，亲眼看到莱茵河。殊不知就在此时此刻，第十七号计划已开始破产，事实上，这个计划早已破产好多天了。
在比利时境北的战线上，朗勒扎克将军一再强烈要求总司令部，让他北上狙击正在南下的德军右翼，而不开往东北攻入阿登山区打击德军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为来自马斯河西岸的德军所包围，并猜想这支德军具有相当实力，因此执意要求让他把部分军队调往马斯河左岸，进入马斯河与桑布尔河汇合的三角地带，以便堵截德军去路。在这里，他可以固守沿桑布尔河的防线。桑布尔河发源于法国北部，朝东北流入比利时，经过博里纳日山麓矿区而下，在那慕尔与马斯河汇合。沿河两岸，矿渣堆积如山，矗然林立，从沙勒罗瓦起航的运煤船只络绎不绝。沙勒罗瓦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注：沙勒罗瓦，原文为Charleroi，意为查理王。——译者]，1914年以后将使法国人听来象色当一样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报告连珠炮似地发到总司令部，这些报告说，根据他自己侦察到的德国部队及其调动情况，德国大军在从列日两侧蜂拥而来，为数不下几十万，也许有七十万，“甚至上两百万人”。但法军总司令部坚决认为这些数字肯定错了。朗勒扎克力争说，倘他的第五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区，强大的德军会在这时兵分三路从那慕尔、迪南和吉韦向其翼侧扑来。他那位素来意气消沉，而今更是日益忧心忡忡的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前往总司令部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军官大发雷霆说：“怎么，又来了！你们的朗勒扎克还在担心左翼被围吗？那不会的！”他还用总司令部的基调说，“要是真的被围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尽管法军总司令部决心不许干扰它预定在8月15日发动的主力进攻，但它对德军右翼在策动包抄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8月12日，霞飞答应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兵团移到迪南。“该是时候了，”朗勒扎克带着讥讽的口吻轻声低语地说，但他坚决认为这样做已无济于事，而必须把他的整个部队西调才行。霞飞拒不答应，执意第五集团军必须继续东进，在阿登山区执行其指定的任务。霞飞一向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威；这时，便对朗勒扎克说：“阻挡包围战的事儿，责不在你。”朗勒扎克就象所有敏于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骑瞎马那样地愤慨，何况他又是一个惯于被人奉为战略家的人，因此，他继续对总司令部进行要挟。霞飞对他的不断批评和无休止的争论越来越恼火。霞飞认为，将领的整个职责就是战斗似雄狮，服从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见解，而今又感到局势危急的朗勒扎克，则认为这种观念是无法顺从的。事后他写道：“我内心的焦虑，与时俱增。”8月14日，亦即发动进攻的前夕，他亲自赶到维特里。
在办公室里，他见到霞飞和他的两位左右手，参谋长贝兰和助理参谋长贝特洛。贝兰一度以富有生气著称，而今却因过度操劳显得心力交瘁。贝特洛敏捷、机智，象英军中他的对等人物亨利·威尔逊一样，是个根深蒂固的乐观派，要他感到会有什么麻烦事儿是生就的难事。他体重二百三十磅，那是正值八月盛暑季节，他早就顾不得军人的尊严，穿着开领短上衣，拖着凉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奥耳人的面孔，则已忧愁得两颊深陷。他坚决认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区，德国人将会出现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区艰难险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决速胜，又使他无法掉头后撤，到那时将束手听任敌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飞用普恩加来把它称之为“奶油般的语调”对朗勒扎克说，他的担心“为时过早”。霞飞还说：“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他说的“那里”指的是马斯河西侧。贝兰和贝特洛也都一再保证“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并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励他。他们力促他将被围的想法置之脑后，只想进攻的事儿。朗勒扎克离开总司令部时，如他所说：“我的灵魂出窍了！”
他回到设在阿登山区边缘的雷代耳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着一份总司令部情报处的一份报告，又顿增了末日来临之感。该情报估计，敌军在马斯河彼岸约有八个兵团和四到六个骑兵师的兵力——事实上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带了一封信去见霞飞，请他注意“来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报，而且坚持第五集团军调赴桑布尔河和马斯河战区的事宜，应“立即着手研究和从事准备”。
与此同时，又有一位来访的人忧心忡忡地来到维特里，试图说服总司令部相信左翼处境危殆。当年霞飞不让加利埃尼在总部任职时，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陆军部负责处理各类报告。纵然那里面没有霞飞存心不送给政府的那些来自总司令部情报处的报告，但加利埃尼从搜集的情报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军将如滔滔洪水向法兰西奔腾而下。而这正是饶勒斯在谈到有朝一日前线将调用全部后备力量时所曾预言的“可怕的没顶之灾”。加利埃尼对梅西米说，他必须去维特里敦促霞飞改弦易辙。但是梅西米就其资历而论，与霞飞相差将近二十年，并且一向敬畏霞飞。他说，还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为霞飞在他事业上的一位感恩戴德人物，霞飞不会不理他的。这是对霞飞的估计不足，霞飞此人是爱不理谁就不理谁的。加利埃尼来到之后，霞飞只会见他几分钟就把他交给了贝兰和贝特洛。这两位又把他们向朗勒扎克的保证对他重复了一遍。总司令部已决心“不理会证据”，并且拒不认为德军在马斯河西岸的挺进是个严重威胁。加利埃尼回去后立刻向梅西米作了汇报。
然而，当天傍晚，法军总司令部在情况越来越确凿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了。霞飞在答复朗勒扎克最后一份急电时表示同意“研究”调遣第五集团军的建议，并准许作调动的“初步部署”，尽管他对朗勒扎克翼侧的威胁仍然坚持“远非迫在眉睫，远非肯定无疑”的看法。迨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胁已越来越逼近。此时一心一意要大举进攻的法军总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来了。上午9时许，给朗勒扎克挂了电话，授权他作部队调动的准备，但在总司令亲自下达命令之前，则不得行动。整整这一天，总司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都说一万名德国骑兵已在于伊渡过马斯河；接着又收到一份报告说，敌军正在进攻迪南，且已占领了右岸高冈上俯瞰城区的堡垒；其后又有报告前来说，敌军已强渡过河，但遭到从左岸猛冲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兵团的回击，经过一场鏖战，敌军已被赶过桥退回对岸去了（在这次战斗的第一批伤亡人员当中有一个二十四岁的中尉，此人就是夏尔·戴高乐）。第一兵团正就是8月12日批准过河的那支部队。
对左翼的威胁，不能再低估缩小了。下午7时，霞飞亲自下达了调遣第五集团军进入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三角地带的命令。他先用电话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时后送去了手谕。法军总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吗？并不尽然。因为这道命令——第十号特别指令——对计划的更动，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应付敌人包抄的威胁，而远没有到达放弃第十七号计划的地步。命令承认，敌军“似乎在吉韦北面用其右翼准备大干一场”——好象朗勒扎克还要他告诉似的——并命令第五集团军的主力开往西北，“会同英、比部队作战，狙击北方来犯之敌”。但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兵团则仍然要面向东北，支援第四集团军，因为攻入阿登山区的主要任务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团军执行。这道命令的结果是把第五集团军的战线向西展开得比前更为宽广，但没有为此给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号命令指示新任先头突击部队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做好进攻准备，“总方向是讷夫夏托”，亦即攻入阿登山区腹地。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霞飞在德卡斯特尔诺、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尔三集团军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调动。结果，朗勒扎克统率训练的两个兵团从他手下调开了，而调来的则是原不属他指挥的别的部队。尽管新来的部队中有两个师是从北非调来，德舰“格本”号曾企图中途截击的精锐部队，但这种节外生枝的调动和临阵时的突然改变，则陡然增加朗勒扎克的苦恼和失望。
法军的其他部队向东冲杀去了，朗勒扎克感到这是要让他来防守法国这条毫无掩护的翼侧，以对付他所认为是想置法国于死地的那一击。他还感到给他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尽管总司令部拒不承认这点——而拥有的却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与英、比两军协同作战的前景，鉴于它们既是独立的部队，而两军司令的军阶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识，因此心境并不感到舒畅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里，他的部队必须行军八十英里，这得要五天时间，而且即使能在德国人之前赶到桑布尔河战线，他也担心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德军来势之大，恐阻挡不了。
理应在他左侧的英国人究在何处？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纵然朗勒扎克能从总司令部探悉到英军的确实下落，可是他对总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忧心忡忡地怀疑法国已成了英国人背信弃义、耍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英国远征军要么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要么还在作参战前最后一场板球赛。除非他部下有一个军官能亲眼看到远征军，否则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国军队的存在。每天他派出侦察班，包括驻在第五集团军的英国联络员斯皮尔斯中尉在内，去野外侦察，但从未发现有穿黄卡其军装的部队。斯皮尔斯执行的诚是一项不可思议的联络任务，连他本人在他一本闻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释。找不到英国人的行踪，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虑煎熬着他，他写道，“我的苦恼，达到了五内俱焚的地步。”
在发布第十号命令的同时，霞飞要求梅西米从海岸防线调派三师本土军去充实海峡和莫伯日之间的空白地带。他宁愿挖尽老底来权宜应付德军右翼的进攻，而不愿他念念不忘的中路进攻减少一兵一卒。他还不愿承认他在给敌人牵着鼻子跑。不论普天下有多少个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侦察来的情报，都丝毫不能动摇法军总司令部关于德军右翼的力量越大，法军从中路突破进而夺取主动权的前景越好的这一坚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国人在比利时，犹如南美丛林中定期出现捕食其他动物的群蚁。群蚁所到之处都造成一条死亡线，德军则是夺路前进，直穿田野、公路、村庄和城镇，象群蚁那样，不为河川或其他障碍物所阻。冯·克卢克的部队从列日北面，冯·比洛的部队从列日南面，沿着马斯河流域向那慕尔蜂拥而来。“马斯河是一条宝贵的项圈，”阿尔贝国王曾说道，“而那慕尔又是项圈上的一颗明珠”。马斯河流经两边是高冈的一个宽阔的峡谷，河的两岸有着大块空地。这里是一处度假胜地，每隔一年的8月，是传统的度假季节。家家户户在这里郊游野餐，孩子们在河边嬉水，男人们坐在河岸太阳伞下垂钓，母亲们坐在折椅上编结毛线，白色扁舟扬帆轻飘而过，游览船艇往返于那慕尔和迪南之间。这时，冯·比洛的一部分部队正在列日和那慕尔之间的于伊渡河，沿着两岸向比利时著名的第二号要塞挺进。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造得与列日一样，它是进入法国的最后一关。德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攻城大炮的铁拳威力。在进攻列日时，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发挥了威力，现在正由冯·比洛的辎重车拖来完成第二项任务，他们指望三天内就可拿下那慕尔。而冯·比洛左边的由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这时也正在向迪南挺进，这样，朗勒扎克部队在进入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三角地带时，这两支军队也将在那里会师。但是也就在史里芬的战略在战场上如期一一实现的时刻，孰料在后方他们的计划却出现了毛病。
8月16日，在军队集结时期结束之前一直呆在柏林的德军统帅部，迁到莱茵河畔的科布伦次来了，这里距德军前线的中心约八十英里。史里芬曾设想此时此地的总司令绝不应该做拿破仑，在高地上骑着白色骏马观察战斗，而应做一个“现代的亚历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宽畅的办公室的房屋里”指挥战争，“在这里，手边备有电报、电话和众多无线电通讯设备，同时还有一支随时待命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在这里，这位现代的总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只舒适的靠背椅上从地图上综观着战场全局。在这里，他用电话颁发激励士气的训示；在这里，他批阅集团军司令和兵团司令的报告以及来自侦察敌人动向的气球和飞船的情报”。
现实可破坏了这幅美景。这个现代的亚历山大结果由毛奇担当了。毛奇自己也承认，他始终没有从战争开始第一夜经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理应用电话发给各司令“激励士气的训示”，可他从没有接触过那些设备，即使接触了，也会打不通。德军在敌人地区作战遭到的困难莫过于通讯方面的阻碍。比利时人切断了电话、电报线路；爱弗尔铁塔无线电台强烈电波的干扰，搅得德方电讯必须重复三四遍始能把电文意思弄清楚。德军统帅部唯一的一座收报台因电路拥塞，电报得要八至十二小时才能通达。这是德国总参谋部所没有预料到的“摩擦”之一，军事演习时的通讯方便畅通使它上了当。
比利时人恶作剧地毫不客气的抵抗，俄国“压路机”突破东普鲁士的幻景，更使德军统帅部心烦意乱。参谋部内部产生摩擦了。痛遭普鲁士军官高傲自恃风尚影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副参谋长冯·施泰因将军，是众所公认的一位足智多谋、心地善良、刻苦勤奋的人，不过德军统帅部的奥国联络官却说他粗鲁暴躁、不够圆通、好争不让，并且沾染了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所谓“柏林卫士的风气”。作战处的鲍尔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长塔彭上校对部下的那种“尖刻口吻”和“恶劣态度”。军官们也牢骚满腹，一则毛奇不许吃饭的时候喝香槟酒，再则德皇供给的伙食太差，饭后还得自己掏腰包买三明治充饥。
自法军在洛林发动进攻的那时起，毛奇执行史里芬完全依靠右翼这一计划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指望法军会调集其左翼主力前来迎击德军右翼的威胁。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侦察班去寻找英国人的下落，德军统帅部也同样在焦急不安地寻找法军大部队在马斯河西侧活动的迹象，但到8月17日什么也没发现。战争中出现敌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对他最有利的方面行事的这种问题，是够恼人的，而今这个问题缠得德军统帅部忐忑不安。它从法军在洛林地区活动频繁而在马斯河西却一无动静的情况断定，法军正在集结主力准备通过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洛林地区大举进攻。它考虑着有无重新调整整个战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军主攻目标，那么德军能否在其右翼进行包抄打一场决战之前，把部队调往左翼，在洛林地区先打一场决战？能否真正打一场史里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两面包抄的名副其实的坎尼战役？从8月14日到17日，德军统帅部紧张地讨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甚至还研究了将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转移的问题。只是到了17日那天，判定法军在洛林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在集结部队，遂又回到史里芬原来的计划。
可是，一种主义的神明一旦遭到怀疑，就无法挽回对它的绝对信仰。从那时起，德军统帅部一见左翼有机可乘时，就为之心动。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对根据敌人动向改变作战计划。这样，史里芬执意倾注全力于一翼，不问敌人行动如何必须严格执行的孤心苦诣的计划被打破了。原来在纸面上显得那么天衣无缝的计划，现在在战争中，在情况变幻莫测的压力下，特别在感情冲动的压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上，由此每当要他作出决定时，便苦于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鲁普雷希特王储又要求作出一项紧急决定。
鲁普雷希特要求允许反攻。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设在圣阿沃尔，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无闻的小镇，坐落在肮脏不堪的萨尔矿区旁边的一个深山幽谷里，那里没有王孙公子的豪华生活可言，也没有他可住的别墅，甚至连一家大旅馆都没有。他向西望去，广阔的长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一直延伸到摩泽尔河畔，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在天际闪闪发光的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锡。
鲁普雷希特据理力争，认为要在他的战线上完成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的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然而这一理论是和“口袋”战略背道而驰的。从8月16日到18日，鲁普雷希特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用电话激烈讨论了整整三天，好在这段电话线路是在德国境内。当前法军的进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势？法军在阿尔萨斯和马斯河西岸似乎没有“认真其事地”干些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法军不向前推进和陷入“口袋”，那将怎么办？如果鲁普雷希特继续后撤，那他与他的右邻第五集团军之间会不会敞开一个缺口，法军会不会乘虚而入？这是否会使右翼招致失败？鲁普雷希特和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都坚决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军队等候进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烦了，已难以管束他们了，迫使“急于前进”的部队后撤也是可耻的；而且，开战伊始就放弃洛林国土，即使是权宜之计，也决非明智，除非事出万不得已。
德军统帅部对此既是神魂颠倒，又是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参谋策尔纳前往圣阿沃尔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作进一步面商。他说，统帅部对有计划后撤正在考虑作些变动，但是还不能完全弃口袋策略于不顾。他没有解决问题就回去了。他刚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飞机侦察情报，说当地法军正在往后向大库隆移动；第六集团军参谋处“当即解释”这是敌军毕竟不在向前进入口袋的佐证，并且认为尽速向敌进攻乃是上策。
情况异常紧急。以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为一方跟冯·施泰因和塔彭上校为另一方之间的电话不绝。统帅部又派了一个信使多梅斯少校来到这里——这是8月17日——带来的消息表明，现在发动反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他说统帅部现在很有把握，法军正在往其西翼调动，而并不是“束缚”在洛林上。他还谈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从这些威力看来法国的堡垒阵线并不那么坚不可摧。他还说，统帅部相信英国人还没有在欧洲大陆登岸，如果此时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场决战，他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前来了。多梅斯少校又说，当然，根据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请注意这场反攻战将冒种种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危险，将是一场正面攻击——这在德国军事学中是最忌讳的——因为那里山峦起伏，加上法军堡垒林立，要进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鲁普雷希特反驳道，进攻的危险并不大，危险大的倒是继续后退；他说，他将出敌不意，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并说，他和参谋已考虑了种种风险，并已设法战而胜之。鲁普雷希特为他英勇的军队的进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赞歌，而且越唱越响。他说这样的军队决不应再叫它后撤，同时声称，他已决心进攻，除非统帅部给他明确的禁令。“要么让我进攻，”他声嘶力竭地说，“要么就下一道明确禁止进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为王储的“强硬的口气”所窘，便匆匆回到统帅部作进一步的请示。而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则是“我们等着，担心会不会来一纸禁令”。18日，他们整整等了一个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讯杳然，冯·克拉夫特于是挂电话给冯·施泰因要求告诉他是否会下达命令。他们两人对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虑不定之处又翻来覆去地争论起来了。最后，冯·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冯·施泰因直截了当地答复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噢，不，我们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不准你们进攻的，”冯·施泰因用一种不象是一位现代亚历山大权威的口吻回答说，“但你必须担当起责任，本着良知作出你的决定。”
“早就决定了，我们进攻啦！”
冯·施泰因回答时“呐”了一声，这是他本乡本土一个说明无可奈何的表示，随着又说，“那么，打吧，愿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口袋战略被放弃了，命令下达给第六、第七两集团军掉转身来准备反攻。
就在这期间，德国人认为尚未登陆的英国军队正在向法军左翼末端的指定阵地移动。法国老百姓相继报以欣喜若狂的欢迎，这与其说是对他们世代宿仇的英国人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一个同盟者在法国进行存亡攸关的战斗时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们吻着英国兵，送他们吃的东西，给他们戴上鲜花。在英国兵看来，宛如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而他们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们的总司令，嗜斗好争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来的有默里、威尔逊和当时派到英国司令部任联络官的于盖。他们在亚眠过宿，第二天来巴黎会见总统、总理和陆军部长。簇拥在北火车站前面广场上和街道两旁欢迎的两万群众欣喜若狂地高呼着“弗伦奇将军万岁！”“好！好！好啊！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在通往英国大使馆的大道上，人山人海，挥手欢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据说，这次欢迎群众之多甚于欢迎飞越海峡的布莱里奥[注：布莱里奥（LouisBlériot，1872-1936年），法国飞行家，1909年第一次驾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译者]。
普恩加来见到这位客人不禁一惊，他原来是一个“举止文质彬彬……外表很少军人气派”的人。他嘴唇上留着一撮长长的胡须，看上去倒象个埋头苦干的工程师，而不象一位享有盛名的冲锋陷阵的骑兵司令。他看来慢条斯理而不怎么冲动。他有一个法国籍的女婿，他在诺曼底还有一所避暑别墅，他还能说几句过得去的法语。他从容不迫地向普恩加来宣布，他的军队要十天时间，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战准备，这可使普恩加来吃惊不已，因为这时候朗勒扎克已经担心8月20日都可能为时过晚。“我们真是受骗上当了！”普恩加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而现今他们却不能如期会合！”
确实，此公起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他之能够指挥军旅，除了资历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于他的军事热忱。可是从他踏上法兰西那时起，就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于采取“等一等的态度”，表现了出奇地不愿把英国远征军投入战斗和斗志的消沉。这是基钦纳强调保持实力，嘱咐不要冒“死亡和损耗”风险的指示所致？还是因为他顿然察觉到英国远征军没有训练有素的国家后备力量为继？还是因为登上大陆以后，强敌当前，近在咫尺，势在必战，因而感到责任重大？还是因为豪言壮语后面的那种胆识，已失其元气于无形？还是因为抱有作战异国，为人作嫁，责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能判断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与盟友的会晤，从一开始就使他们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惊愕和气愤。英国远征军开来法国的直接目的——防范法国为德国所灭——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说，他对此反应似乎没有迫切之感。他仿佛认为，基钦纳一再强调要他独立指挥，意思是他可以“爱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爱什么时候休整就什么时候休整”，象普恩加来所说那样，可以不顾这时候德军有无蹂躏法国的可能，叫人明日黄花语战机。洞察一切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作战中切忌盟军独立指挥，如不可避免，则起码要求其司令官“决不应是个最谨小慎微，而该是个最有胆识气魄的人”。在此后三周战争的关键时刻，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约翰·弗伦奇爵士走访了维特里法军总司令部，霞飞发觉此人“固执己见”而且“急于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利益”。而约翰·弗伦奇爵士，也许出于英国军官的过分讲究个人的社会背景，对霞飞也没有好感。在英国人眼中，法军在民主化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后果，大部分军官出身于非“绅士阶级”。“归根结蒂，他们是一批微贱的家伙，”几个月以后，约翰爵士在给基钦纳的信中写道，“人们要永远牢记大多数法军将领的阶级出身。”毫无疑问，法军的总司令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在这次会见中，霞飞很有礼貌地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国远征军能于8月21日在桑布尔河战线会同朗勒扎克出师作战。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反他对普恩加来的表示，说他将尽量如期赶上。他还要求霞飞调遣索戴的骑兵队和两个后备师“直接由我指挥”，因为他将坚守法军战线末端无所掩护的阵地。这不用说，给霞飞一口拒绝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说贝特洛将军和法军参谋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谋远虑，从容不迫，充满信心”，而且“毫无忙乱”现象。他对霞飞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他看来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态度”的好处，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言而喻的错误判断。
接着，他走访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当时的情绪非常紧张，这从于盖8月17日晨同久寻未获的英国军官同车到达时，埃利·杜瓦塞尔招呼他的第一句话中可窥见一斑。他说：“你们终于来了。但来得可一点儿都不算早，我们如果被打败了，可要你们负责的。”
朗勒扎克将军来到台阶上迎接客人。尽管这些客人亲自光临，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认为他为光杆儿司令们所骗。在随后半小时的会谈中，也没有谈出什么可使他放心的东西。这两位将军，一个不会说英语，一个法语不熟练，可是接着就不带译员避入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这种方式作用何在，实在令人费解，即使象斯皮尔斯中尉所说这是出于他们的保密狂，恐也难说明一二。不久，他们走出密室，来到作战室和他们的参谋在一起。参谋中有些人能通谙两国语言。约翰·弗伦奇爵士戴上眼镜，靠近作战地图看着。他指着马斯河畔一个地方——于伊，这个地名确实是很难读的——想用法语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会在那里渡河。于伊的一座桥梁是列日到那慕尔之间唯一的一座桥梁，约翰·弗伦奇爵士提这问题时，冯·比洛军队正在越桥过河，所以说他的发问，纵然是多余的，却是正确的。他用法语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渡河”两字，而由亨利·威尔逊接口用法语解决了，但到了要说“于伊”的时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朗勒扎克不耐烦地问道。
“……于伊，”约翰·弗伦奇爵士终于勉强说出来了，发音好象在招呼一条船过来似的。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释，说英国总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认为德国人会在于伊渡过马斯河。“告诉元帅，”朗勒扎克回答说，“我认为德国人是到马斯河钓鱼来的。”他的这种语气，用于对他著名的演说提出愚蠢的问题的场合本无不可，但决不是通常对待一位友军陆军元帅所应有的。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约翰·弗伦奇爵士虽不明白他说的内容，但对语气则有所察觉，因此反问了两声。
“他说，德国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尔逊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在这次交谈产生的对立情绪下，误解油然而生。在友军之间容易发生摩擦的宿营地和交通线的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这种情形；而在使用骑兵的问题上，误解又更为严重，两方的司令都想用对方的骑兵进行战略侦察。霞飞调给朗勒扎克的精疲力尽、鞋袜不全的索戴兵团，又刚被拉往桑布尔河北部去和比利时人取得联系，以冀稳定他们不向安特卫普退却。朗勒扎克和英国人一样，迫切需要敌军及其行军路线的情报。他想使用英国骑兵师这支生力军，但遭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拒绝。约翰·弗伦奇爵士带来法国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因此他想把骑兵留作后备力量，暂不动用。朗勒扎克听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口气是说，他想把骑兵在战场上用作骑马的步兵，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用兵之计，而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会象一个使用假饵钓鱼的人乐于使用活饵一样地采取这种用兵之计的。
最严重的争执是关于英国远征军何日能参战的问题。前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曾对霞飞说，他可以在21日准备就绪，但如今不知是纯粹为了怄气，还是出于三心二意，他竟又出尔反尔回到他原来对普恩加来的说法，不到24日准备不好。这对朗勒扎克是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这位英国将军以为敌人会等着他吗？他实在不能理解，不过没有说出口来。很明显，一开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国人是靠不住的。会晤以“面红耳赤”而告终。此后，朗勒扎克向霞飞汇报说，英国人“最早要到24日”才会准备就绪，他们的骑兵将作为骑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别的用场”，并且提出了“一旦退却”，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国人发生混乱的问题。这话使总司令部大吃一惊，这位众所钦佩、敢作敢为的“真正雄狮”——朗勒扎克，竟然在考虑退兵了。
约翰·弗伦奇爵士回到临时驻扎在勒卡托的司令部时也吃了一惊，听说第二兵团司令、他的挚友格里尔森将军当天早上在火车距亚眠不远的地方猝然逝世。弗伦奇点名提请基钦纳派某一位将军前来接替格里尔森——“此事务望如余所请，”他写道——结果被拒绝了。基钦纳派来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爵士将军。此人与弗伦奇从未融洽相处过，他们两个都是固执己见的人。象黑格一样，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这位总司令，喜欢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约翰·弗伦奇爵士对基钦纳的遴选表示不满，这使他对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并在事过境迁之后在他《1914年》一书中发泄出来了。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文献，一位著名的书评家曾说它是“历来最使人遗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会见朗勒扎克的一天，也正是鲁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一天。也就在这天，德布罗凯维尔首相来到卢万比利时总司令部谒见阿尔贝国王商讨关于将政府从布鲁塞尔迁往安特卫普的问题。据报道，以四、五倍于比军且具有各个兵种的冯·克卢克的一些分遣队，正在进攻十五英里外的热特河的比军防线；冯·比洛所部一支八千人的部队正在越过三十英里外的于伊的桥梁，朝那慕尔挺进。列日一旦沦陷，那慕尔又将如何？德军的集结期已告结束，其主力部队正在进军，而比利时的那些中立保证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我们孤立了，”国王对德布罗凯维尔说。他判定德军或许会窜犯比利时中部，进而占领布鲁塞尔，而“结局如何，尚难逆料”。他们确实指望法国骑兵会于是日来到那慕尔地区，霞飞在把骑兵的任务知照阿尔贝时也曾向他保证说，根据法国总司令部最可靠的判断，德军在马斯河西侧的部队只是一支“掩护部队”。他并且答应将很快加派若干师前来与比军协同对敌作战，但阿尔贝国王认为集结在热特河和于伊的德军并不是一支掩护部队，因此作出了将政府撤离首都的可悲的决定。8月18日，国王又下令将军队从热特河全面撤往安特卫普防御阵地，将总司令部从卢万向后迁到十五英里外的马利纳。
这道命令在比利时总参谋部激进派中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沮丧情绪”，而在普恩加来总统的特使阿德尔贝上校心中更是如此。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后来懊恼地承认，这位特使精力充沛，才气横溢，冲锋陷阵有余，执行外交使命“不足”。
“难道你们在仅仅一支骑兵掩护部队的面前就要退却吗？”阿德尔贝勃然大怒地说。他惊诧不置，怒气冲冲，责骂比利时人“恰恰在法国骑兵部队到达桑布尔河和马斯河北部的时刻”，竟不向法国人打声招呼就“抛弃”他们走了。他说，这在军事上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精神上将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胜利；这将使布鲁塞尔失却掩护，拱手“让德国骑兵袭击”。这些是他对敌人力量的估计，实际上两天以后敌人以二十五万以上的兵力占领了布鲁塞尔。不论他的判断多么错误，他的出言多么粗鲁，但从法国人的观点说来，阿德尔贝上校的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比利时人向安特卫普的后撤，意味着在法军大举进攻的前夜，他们把军队从协约国防线的翼侧上撤走并割断和法军的联系。
8月18日这一天，国王一方面想拯救比军，使之免遭覆灭之灾，一方面又不愿在法国援军可能到达的时刻放弃有利阵地，因此举棋不定，苦恼万分，几经改变决定。但在这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霞飞当天发布的第十三号命令给他解决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命令明确了法军主力将致力于另一方向，而将马斯河西部交由比军防守，由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部队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国王遂此不再犹豫了，他重申前令向安特卫普退却。当夜，比利时的五个师脱离了热特河阵地，向安特卫普撤退，8月20日抵达目的地。
霞飞的第十三号命令是大举进攻突破德军中路的“准备”信号，而一举突破德军中路则是法国人全部希望所系。此项命令是发给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的，同时知照了比、英两军。命令指示吕夫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准备进攻阿登山区，同时饬令第五集团军根据对马斯河西侧德军力量的最后估计，从下述两个作战方案中进行抉择。第一个方案是由朗勒扎克“与比、英两军通力配合”，向桑布尔河北面进攻；第二个方案是，倘敌人动用马斯河西侧“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即由朗勒扎克回渡马斯河，支援向阿登山区进攻的主力部队，“由比、英两军负起对付桑布尔河和马斯河北部的德军的任务”。
这是一道行不通的命令。当时朗勒扎克统率的部队，不是单纯的一个师，一个旅，而是一支左右展开长达三十英里宽的拥有三个兵团和七个独立师的庞大的混合部队，并正在向桑布尔河挺进。而命令却要他面对两个方案，并且在第二个方案中还要他折返他仅三天前好容易才把部队调离的阵地。这道命令本可以使朗勒扎克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而听由霞飞来抉择。但朗勒扎克却不然，那句倘敌人动用的“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的话，使他决定不再相信总司令部了。他置第二个方案于不理，继续向桑布尔河挺进。他向霞飞报告说，他将于8月20日进入阵地，反击企图在那慕尔和沙勒罗瓦之间渡河的任何敌军，“把它们撵回去，叫它们葬身桑布尔河”。
朗勒扎克的部队向集结地迈步前进，高唱着法军心爱的《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此乃纪念1870年之战的一支进行曲：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马斯大军踏上征途！
寻求通往人类永生的光辉道路。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马斯大军战死沙场！
写下他们永垂不朽的光辉篇章。
第十三号命令之所以发布，是出于法军总司令部执行第十七号计划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把速战致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计划上。8月间，战争刚爆发时期，速战速决的思潮仍然居于上风。法军总司令部坚信，无论德军右翼多么强大，法军如果发动进攻，破其中路，就可使之陷于孤立，一举歼灭之。当天夜晚，梅西米对桑布尔河下游国境线的防御薄弱感到“忧心”，于是打电话给霞飞；可是对方回答说，总司令已就寝。梅西米对他的敬畏胜过对防线的“忧心”，便同意不要去惊醒他。贝特洛将军安慰梅西米说，“如果德国人胆敢轻举妄动从比利时北部策划包抄，那就太好了！他们在右翼的人马越多，我们从他们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军右翼正通过比利时兜过来，冯·克卢克、冯·比洛和冯·豪森所部，正从外、中、内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慕尔和迪南挺进。由比利时第四师和卫戍部队守卫的那慕尔已陷于孤立，尽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们仍普遍认为那慕尔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那些曾留心列日战役的人，也认为那慕尔能坚守的时间，至少足以让朗勒扎克渡过桑布尔河前来与守军会师，把部队部署于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但是原任法国驻布鲁塞尔的陆军武官，现任驻那慕尔联络官迪律伊少校于8月19日曾消极悲观地向朗勒扎克报告说，他认为这个要塞不能坚守多久，因为那里的守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弹药匮乏，士气低落。尽管他的判断在很多人中是有异议的，但他仍然坚持他那悲观的看法。
8月18日，冯·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到达热特河，发现比军的行动使它们的计划不能得逞。冯·克卢克的任务就是消灭这支比军。他本想插入这支比军和安特卫普之间，赶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把它围歼，可是为时太晚了。阿尔贝国王的后撤命令挽救了军队，保存了实力，并使这支部队日后在冯·克卢克转向南下进攻巴黎时成了他的后方的一个威胁。“他们老是有办法逃脱我们的手掌，所以他们的军队既没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也没有被迫退出安特卫普。”这就是冯·克卢克送向统帅部的无可奈何的汇报。
冯·克卢克必须立刻转而向南推进，因为他不但后有比军，而且前有英国部队这个新的敌人。德国人推测，英国人合理的登陆地点该是靠近比利时前线的几个口岸，而且冯·克卢克的骑兵侦察队具有人类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们主观愿望想看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该队报称英国人于8月13日分别在奥斯坦德、加来和敦刻尔克登岸。这样这些英国人几乎随时随刻都会穿过冯·克卢克的战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还要往西南一些的布伦、鲁昂和勒阿弗尔等港口登陆的。可是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却使德军统帅部忧心忡忡，担心冯·克卢克挥戈南下时，其右翼会受到他们的袭击，如果冯·克卢克将左翼调过来迎战，则他和冯·比洛两军之间又可能造成缺口。为了防范这种危险，统帅部于8月17日命令冯·克卢克听从冯·比洛指挥。克卢克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军统帅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据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采取了行动，一面却又通知鲁普雷希特说，英军还没有登陆，也许永远不会来了。这真是一件战地奇闻，除了他们凭猜想臆断来办事外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是德军统帅部内负责左翼的参谋官员和负责右翼的参谋官员不属一个部门而又互不通气的缘故。
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两位司令都是再过两年就要七旬高龄的人了。冯·克卢克其貌不扬，黑色皮肤，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象年近七十的人。冯·比洛就不同了，须发霜白，面孔虚肿，显得苍老得多。冯·克卢克在1870年的战争中负过伤，五十岁时荣获“冯”的称号，在发动战争以前就被遴选为向巴黎进军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队被视为右翼的主力，鎯头上的锤子，制约着全线的步伐，且备有最雄厚的打击力量，每一英里战线的兵士密度为一万八千人（约为每公尺十人），相比之下，冯·比洛每英里仅为一万三千人，鲁普雷希特就更少了，为三千三百人。统帅部由于提心吊胆，唯恐出现缺口，因此认为冯·比洛地处右翼中坚的有利地位，最宜于担当协调三军并驾齐驱之责。冯·克卢克对这种安排既然极其不满，于是对冯·比洛的每日行军进程的命令百般刁难，再加上通讯遭到破坏，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得统帅部十天以后不得不撤销这道命令——于是，一个缺口果真无可挽救地出现了。
比利时人比冯·比洛更使冯·克卢克恼火。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得作战一步，从而推迟了德军前进的时间表；同时，它们炸毁铁路、桥梁，切断德军军火、粮食、药品、邮件以及其他补给品的运输供应，迫使德军不得不经常抽调力量来维持后方运输的畅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们切断电话和电报线，使德军不但各集团军与统帅部之间，而且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兵团与兵团之间的电讯联系都遭到破坏。这种被冯·克卢克称之为“极端挑衅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自由射手对德国兵的狙击，触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泽司令们。从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之时起，他就认为要对付老百姓的这种“叛逆性”的袭击，必须采取他所说的“凡杀人、放火”者必须予以“严厉而无情的报复”。因此，第一集团军所到之处，焚毁的村庄、打死的人质，比比皆是。8月19日，德军渡过热特河，发现比利时军队已于夜间撤离之后，便对热特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小镇——阿尔斯霍特，大肆泄愤，使该镇成为大屠杀的第一个受害者。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一百五十人。此后，冯·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区和塔明的屠杀，其杀人之多，愈演愈烈，而冯·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杀人如麻，多达六百六十四人。他们把居民集中在大广场上，通常将男女各分站一边，任凭个别军官的心血来潮，从中挑选逢十或逢双的人，或是将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车站后面的空地上枪决。如今在比利时，许多城镇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着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到处一样的“为德军杀害”的铭文。现今这些公墓中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长长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样的铭文，但日期则是1944年。
第三集团军司令冯·豪森将军如同冯·克卢克一样，认为比利时人在其进军的道路上给他们的“重重障碍”是“叛逆性”的行为，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以极为严厉的”报复。这些报复手段包括“逮捕庄园主、市长、神父等显要人物作为人质，烧毁房屋和农庄以及枪杀现行敌对分子”。豪森的军队尽是撒克逊人；撒克逊这个名字在比利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野蛮人”的同义词。豪森本人对“比利时人的这些敌视行为”始终不能理解。每当发现“我们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时候，总是惊讶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伯爵家里住过一夜。这个拥有四十间房间，有许多温室和花园，还有能容纳五十匹马的马房的豪华别墅的主人的一家，对他的冷遇使他深为抱怨。这位年迈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紧着拳头”在那里徘徊；两个儿子则绝迹不到餐桌旁去，这位父亲就餐时也是姗姗来迟，缄口不言，甚至问他什么话都拒不作答。尽管豪森态度宽容，命令宪兵不要没收他在东方任外交职务期间收集的中国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态度仍然惹人讨厌。这是一个非常苦恼的经历。
然而，德军对比利时的报复运动，除个别情况外，并不是对比利时人的挑衅行为一时自发的反应，而是德国人事事未雨绸缪的一个预谋，他们企图以此尽快地吓倒比利时人，好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动用的部队都开入法国同样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时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通告已预先印好，只要德军一进城，就象发生了《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瘟疫一样，全城的墙壁骤然变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户顷刻之间都贴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老百姓凡向德军士兵开枪的，一律处以死刑，其他种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同样处以极刑：“任何人走近飞机或气球场地二百公尺以内的，当场格杀不论。”凡屋内发现有隐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枪决。凡户内发现有比利时士兵躲藏的，其户主一概解送德国服“终身”劳役。凡村里对德军犯有“敌对”行动的，全村一概“烧毁”。倘“敌对”行动发生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此类办法同样适用于两村居民”。
通告最后总括说：“对于一切敌对行动，均采用下列原则：严惩不贷，集体负责，大量扣押人质。”这种按集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行事的做法，海牙公约早已明文列为非法，所以在1914年，对人类进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舆论大为震惊。
冯·克卢克抱怨说，不知怎的，方法用尽，而“去邪除恶，总迟迟不见成效”。比利时老百姓仍然表现了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恶行径啮噬着我军的生机。”于是，德军的报复日益频繁，日趋残酷。大批协约国、美国以及中立国家的记者纷纷向全世界报道了火烧农庄、硝烟弥漫的情景，难民成群、途为之塞的情况，市长、镇长作为人质被处决的惨状。这些记者由于霞飞和基钦纳的禁止不得去前线采访，因此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便蜂拥到比利时来了。一批美国记者是杰出的笔下栩栩如生的写作大师，他们当中有报业辛迪加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柯里尔》杂志的威尔·欧文、《星期六晚邮报》的欧文·科布、《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哈里·汉森、《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T·麦卡琴，等等。他们获有德军颁发的证件，一直在随军采访。他们写了种种惨象：劫后的房屋，破碎遍地，火后的农村，空无一人，只是在毁坏的台阶上有一只不声不响的猫儿踡伏在那里；街道上尽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带着干瘪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着；难民队伍络绎不绝，背着包袱，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带着雨夜在路边过宿用的雨伞；田野里，成熟了的谷穗儿低垂着头无人收割等等。他们还报道了反复被问及的一连串的问题：“你们看见法国人吗？法国人在哪里？英国人在哪里？”路上躺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头已给炮车轮子压扁了，这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征着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的厄运。
8月19日，正当二十五英里外的阿尔斯霍特炮火连天的时候，布鲁塞尔是一片叫人感到大难将临的沉寂。政府已于上一天撤走。街道上仍挂满国旗，阳光下国旗招展，红、黄映辉。首都在最后时刻似乎格外娇娆，但是越来越沉寂，差不多成了一座愁城。就在日落西山前，第一批法军出现了，一队骑兵慢吞吞地沿着图瓦松多尔大街蹀躞而来，士兵没精打采，马头低垂。几小时后，四辆汽车满载着身穿从未见过的那种卡其制服的军官疾驶而过。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有气无力地欢呼着：“英国人！”比利时的盟军终于来到了，可是为时过晚，已挽救不了它的首都。19日这天，难民源源不断地从东面涌进城来。国旗纷纷下降，居民已受到警告，气氛中蕴藏着危在旦夕的恶兆。
8月20日，布鲁塞尔被占领了。一队队手持旗杆矛、戒备森严的德国枪骑兵骤然出现在街头。但他们只是可怖的军事示威游行的先遣部队而已，后面接踵而来的队伍，其兵力之强，威势之盛，几乎难以置信。队伍是一点钟开始通过的，首先是一队队身穿土灰色军服的步兵，修饰得很整洁，胡子刮得光光的，皮靴擦得亮亮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队伍严肃紧密，一有掉队，一出现空档，后面就迅捷赶上。接着骑兵来了，也是土灰色的军服，旗杆矛上飘着黑白色的三角旗，俨然是中世纪的骑士。密集的数不清的马蹄，一片整齐划一的蹄声，征途上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踩得稀烂似的。炮兵队的重炮轮子在圆石子路上滚滚向前，声如雷鸣。鼓声隆隆，士兵们拉开嘶哑嗓门齐声高唱着用《上帝保佑国王》的曲子谱成的《祝你永戴胜利花冠》的凯歌。前进又前进，队复一队，越来越多。观看行军的人群，默默无言，对这支队伍的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精良绝伦，不禁茫然咋舌。显示装备力量，使人肃然敬畏的目的达到了。设有补鞋工场的卡车车队固然使人惊奇，而由四匹马拖曳的炊事车车队同样令人惊讶。补鞋工场车上，鞋匠们站在工作台旁打掌子，修鞋子的士兵们站在踏脚板上等候。炊事车上，则是炉火熊熊，炊烟袅袅。
队伍靠着大道的一边行走着，好让参谋的汽车和通讯员的自行车沿途往返通行无阻。骑兵军官，有的叼着香烟，傲然目空一切，有的戴上单片眼镜，有的脖颈子上道道横肉，有的拿着英国式的马鞭，形态不一，但全都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征服者的行军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走了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就这样，冯·克卢克的三十二万大军整整三昼三夜川流不息地开进了布鲁塞尔。一个德国总督接管了这座城市，市政大厅上升起了德国国旗，时钟都改为德国标准时间。同时，规定首都十天内须偿付五千万法郎（等于一千万美元）赔款，布拉邦特省偿付四亿五千万法郎（等于九千万美元）赔款。
在柏林，攻占布鲁塞尔消息传来，钟声齐鸣，街头巷尾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人们欣喜若狂，互不相识的人也紧相拥抱，到处是“狂欢”景象。
也就在这一天，8月20日，法国的进攻计划并没有却步。朗勒扎克业已到达桑布尔河，英军也已赶到一条线上。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再摇摆不定之后，此刻向霞飞保证说，他准定于次日投入战斗。讵料，洛林传来了噩耗，鲁普雷希特已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反攻。德卡斯特尔诺的第二集团军，由于霞飞把他的几个兵团调往比利时前线，因此力量悬殊，正在退却之中。据报告，迪巴伊正遭到猛烈的攻击。在阿尔萨斯，在德军兵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波将军已夺回牟罗兹及其周围地区。而今，由于朗勒扎克所部已开往桑布尔河，调走了中路进攻的力量，波将军所部势需前去接替空下的阵地。但是出于霞飞的急需，甚至不惜把阿尔萨斯作为十七号计划祭坛上的最大的祭品，毅然作出了撤出波部的决定。虽然象布里埃铁矿一样，阿尔萨斯是可望随胜利而收复的，但是波将军在给刚解放的人民的最后一份公告里，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内心的悲观失望。他写道：“在北方，大战开始了。这一仗将决定法国的命运，同时也将决定阿尔萨斯的命运。为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总司令在那里集中了全国的兵力。在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为确保阿尔萨斯的最后解放，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阿尔萨斯。这是出于委屈求全的需要，是阿尔萨斯部队及其司令所不得不服从的，是他们非到最后万不得已决不会这样做的。”后来，留在法国人手中的只不过是环绕唐城周围的一块小小的楔形领土而已。11月，霞飞来到这里，向默默无语的群众只是说了声：“给你们带来了法兰西的慰问，”在场的群众无不泪流满颊，泣不成声。阿尔萨斯其他地区的最后解放得等待足足四年之久。
在桑布尔河战线上，朗勒扎克定于第二天发动进攻。这里，依照斯皮尔斯中尉的话说：“20日这天，在部队是个激动的日子。气氛紧张，有一发千钧之感，人人无不感到一场大战迫在眉睫。第五集团军的士气极为旺盛……他们都深信必胜无疑。”至于他们的司令却并不如此。霞飞最后故作姿态派往英军左翼的那三个本土师的司令达马德将军，也坐立不安。贝特洛将军在答复他向总司令部提出的问题时说：“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种种情报，都言过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惊小怪的。按我的命令部署，眼下足可应付。”
当天下午3时许，第四集团军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向总司令部报告了他的防线对面敌人的调动情况，他问霞飞要否立刻开始进攻。总司令部仍然坚信德军调往右翼越多，其中路就越弱。“我晓得你已按捺不住了，”霞飞回答道，“可是依我看，进攻的时刻还未到来……在我们转入进攻的时候，那地区（阿登山区）的敌军越是空虚，我们第四集团军在第三集团军支援下进攻的效果，可以预料，就会越好。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必须让敌人在我们的鼻子下涌往西北，而不要过早地进攻他们。”
当夜9时，霞飞判断时间来到了，于是下令第四集团军立刻开始进攻。这是一个多么激动的时刻！8月20日，夜幕降临时，霞飞向梅西米报告说：“现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期待战局的发展。”
第十四章在洛林、阿登、沙勒罗瓦、蒙斯等地的溃退
“一想起世上前所未闻的最大的一场大战，不出这星期就要打起来了，”亨利·威尔逊8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真叫人感到既光荣又可怕。”其实，他写这篇日记时战争已经开始。整个西线，自8月20日至24日就已炮火连天，打了四个战役，历史上统称之为边境战役。胜负初见于8月14日起就一直在打的洛林东部，并波及整个边境战线。就这样，洛林战役影响着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影响着桑布尔河-马斯河战役（习称沙勒罗瓦战役），而沙勒罗瓦战役又影响了蒙斯战役。
在洛林，到8月20日上午，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在进攻萨尔布尔和莫朗日两地德军严阵以待的防线中，已被打得焦头烂额，头破血流，吃了苦头。对配有重炮、铁丝网以及隐蔽在掩体中的机枪的防御阵地，殊死进攻的局限性立即暴露无遗。法军野战条例的突击战术，是依据步兵部队向前冲刺二十秒钟，推进五十公尺，而敌人来不及端枪、瞄准、射击这一估计制定的。正如后来一个法国士兵痛心疾首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在演习时那样苦苦操练的科目”在战场上证明是件愚不可及的蠢事。敌军机枪只需八秒钟而不是二十秒钟就可以射击。野战条例也还核定：用七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发射的榴霰弹会迫使敌人抬不起头来而只能“朝天开火”，从而“压制”防御一方。然而，正如伊恩·汉密尔顿据日俄战争经验提出的告诫那样，敌人在榴霰弹轰击下如有壕沟上的胸墙掩护，是可以向进攻者继续从枪眼里直接射击的。
这两位法国将军，尽管受挫，仍命令于8月20日前进。没有密集炮火的掩护，他们的部队就这么扑向德军巩固的防线。德军统帅部没有勇气拒绝鲁普雷希特的反攻要求，反攻也就在同一天上午开始了，炮火凌厉，打得法军队伍支离破碎。德卡斯特尔诺属下福煦的第二十兵团组成了突击的先头部队，前进至莫朗日德军防线前受阻却步。鲁普雷希特所部巴伐利亚士兵，士气高昂，跃跃欲试，他何甘压抑。他们转而进入反攻，一举冲进法国国土。在法境，一有人叫喊“自由射手”，他们便狼奔豕突，大肆烧杀掳掠。梅斯和南锡之间的摩泽河峡谷中，有一老镇诺梅尼，在8月20日一天，就有五十名黎民丧命于枪口和刺刀之下。炮击之后剩余下来的一半房屋，经巴伐利亚第八团冯·汉纳佩尔上校一声令下也被付之一炬。
全线陷于苦战的德卡斯特尔诺所部，这时其左翼正遭到梅斯德国驻军分遣队的猛攻。左翼垮了，后备队业已全部投入作战，德卡斯特尔诺意识到进攻的全部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停止战斗。这时候不得不承认，采取守势——禁忌的字眼、禁忌的念头——是他唯一的选择。第十七号计划最激昂慷慨的批评家们，认为德卡斯特尔诺理应认识到法军的职责是守卫国土而不是进攻。至于他当时是否出于这一认识则殊难肯定，但他终于命令全线撤退到大库隆防线，因为非如此不可。他右面的迪巴伊的第一集团军，尽管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并有所前进。但德卡斯特尔诺的撤退使它的右翼失却掩护，有鉴于此，霞飞于是命令第一集团军跟友邻军一致行动，一并撤退。好容易打了七天才拿下的地方，如今被迫放弃，迪巴伊非常“反感”。他认为这场撤退，按“我军情况，决不需要”。为此，他对德卡斯特尔诺的厌恶不减当年。
虽然法国人当时还不理解，但事实上莫朗日这场大屠杀已扑灭了进攻主义灿烂的火焰。进攻主义在洛林战场已宣告寿终正寝。日暮时分，只见尸横遍野，一排排，一行行，四肢伸开，脸面朝地，暴死的景状，惨不忍睹，与狂飙施虐后的灾区何异。一个幸存者后来恍然大悟，这原是“老天爷用以训示帝王们什么是法则”的教训之一。防御战使战争初期的运动战变为以后四年的阵地战，并吞噬了欧洲一代人的生命，它的巨大威力在莫朗日战役中就已显示出来了。第十七号计划战略思想的奠定人，那位教导“保卫自己只有一途——一经准备就绪就发动进攻”的福煦，在莫朗日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个威力。在四年多残酷无情、毫无裨益的杀戮中，交战国都在这威力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这位福煦，领导有方，赢得了胜利。不过，当时汲取的教训，在下次大战中却又证明是错误的。
8月21日，德卡斯特尔诺得到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部下前来慰问，他沉默片刻之后对他们说道：“先生们，我们要继续下去。”这句话在法国后来几乎成为一句口号。
次日，鲁普雷希特的重炮轰鸣，犹如万马奔腾，越来越近，日夜不停。炮击长达七十五小时，四千发炮弹倾泻到诺梅尼附近的圣热纳维埃夫。德卡斯特尔诺认为情况严重，可能得放弃南锡，撤到大库隆后面。福煦后来写道：“我21日去南锡，他们想撤出那里。我说敌人到南锡还有五天路程，而且有二十兵团在那儿，他们休想不遭抵抗就可通过二十兵团！”课堂上的理论，现在变成了战场上的“进攻！”福煦力争，他们后有坚固防线可恃，最好的防御是反攻；他的意见得胜。8月22日，福煦看到一个机会。在法国土尔防区和厄比纳尔防区之间有个叫夏尔姆峡口的天然峡谷，法军原希望把德军的进攻引向那里，而今侦察表明，鲁普雷希特正在向夏尔姆进攻，把他的翼侧暴露给了南锡守军。
鲁普雷希特的行动，是在和德军统帅部又一次重要的通话中决定的。德军左翼在萨尔布尔和莫朗日击退法军的胜利，其后果有二：一是给鲁普雷希特带来了一枚一、二级铁十字勋章，比较起来，这倒还不是一个有害的结果；一是德军统帅部在洛林决战的念头就此死灰复燃。也许正面攻击终究是强大德军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也许厄比纳尔、土尔同列日一样是可以攻克的，摩泽尔河跟马斯河一样也并不是个障碍；也许左翼的两个集团军终究可以突破法国的筑垒防线，可会同右翼来一个真正的坎尼之战——两面包抄。这正如塔彭上校所述，是德军统帅部憧憬的前景。它象妖妇的微笑，夺取了多年来对右翼的不二钟情。
毛奇和顾问们正屏息紧张讨论这一想法的时候，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打来了电话，他想知道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停止。原来总认为鲁普雷希特所部一经遏制法军的初攻，稳定了阵地，就会停止下来，组织防御，腾出一切可以腾出的兵力增援右翼。不过，原先也曾慎重拟订了一个备用的名为三号的作战方案，规定可以越过摩泽尔河发动进攻，但必须有统帅部的明令方能行动。
“一定得让我们明确知道仗究竟将怎样打下去，”克拉夫特要求说，“我认为该实行三号方案了。”
“不，不！”作战处长塔彭上校回答说，“毛奇还没作出决定。你如果在电话里等五分钟，我也许能给你想要的那个命令。”不到五分钟，他回来作了一个出乎意外的答复，“向厄比纳尔方向追击。”
克拉夫特“愣住了”，“我感到这次战争中对战局最有影响的一项决定就在这几分钟里定下来了。”
“向厄比纳尔方向追击”意味着取道夏尔姆峡口进攻，意味着要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正面攻击法国要塞阵地，而不再留作增援右翼之用。第二天，8月23日，鲁普雷希特气势磅礴地发起进攻不误。福煦也同时反攻。以后几天里，德国第六、第七集团军使自己陷入了同贝尔福、厄比纳尔和土尔等地大炮支持下的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的鏖战中。就在他们苦战时，别的战役也打响了。
在洛林进攻的失利并没使霞飞气馁。相反地，他看到鲁普雷希特的猛烈反攻已使德军这一左翼深陷鏖战不脱，因此此刻正是他放手进攻德国中路的大好时机。霞飞是在获悉德卡斯特尔诺已撤出莫朗日的消息之后，于8月20日夜发出在阿登山区进攻号令的。从这里进攻是第十七号计划的核心策略和基本策略。在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进入山区的同时，他又令第五集团军越过桑布尔河进攻敌人的“北方集团军”——这是法军总司令部称呼德军右翼的术语。尽管刚从阿德尔贝上校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那里分别了解到比军和英军对这场进攻不能如望前来支持，霞飞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比利时军队，除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外，其余均已失去联系。而英国军队，据其司令称，在三、四日内不能准备就绪。除了这些情况变化以外，洛林战场且已暴露了打法上危险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是霞飞早在8月16日就已觉察到的，那天他还曾指示各集团军司令必须学会“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和防止部队“匆匆地暴露在敌人火力前面”。
然而，法国信奉第十七号计划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唯一法宝。十七号计划要求进攻——立时立刻，不容稍后。当前唯一抉择该是立即改弦易辙，转入边境防御；可是就法国军事组织的训练、思想、精神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法军总司令部还深信法军中路人数会占优势，关于德军中路兵力势必薄弱的理论曾支配了法军参谋部的所有计划工作，参谋部摆脱不了这一理论的束缚。霞飞就是出于这种想法，发出了于8月21日在阿登山区和桑布尔河发起总攻的命令。
阿登山区的地形不宜于进攻：树林茂密，丘陵起伏，地形复杂。坡势从法国方面起全面逐渐升高，山与山之间，溪涧纵横，自成峡谷。恺撒用了十天时间才行军通过了这个山区，他把这里隐秘的、幽暗的森林描绘为“恐怖之乡”，道路泥泞，泥炭地上冒起的雾霭终年不散。以后，很多地方开拓耕种了，公路、村庄以及两三个大的城镇替代了恺撒的恐怖之乡；然而，大多数地方仍然林木茂密，道路稀少，容易伏击。法国的参谋们1914年以前曾多次察看过这里的地形，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并多次提出警告。虽然如此，阿登山区还是被选作为突破点，因为这里地居中段，德军部署的兵力据信将最为薄弱。这块地方，法国人思之再三终于认为可取的理由，正如霞飞所说，就在于它的艰难险阻使它对“我们这样重炮处下风，而野战炮占优势的一方有利”。霞飞的回忆录，尽管经常用第一人称“我”字，而事实上是由一批军事人员协作编写的，所以它反映了1914年以前和1914年期间总参谋部的指导思想，是官方审慎的实际看法。
8月20日，法国总司令部认为所报战线对面敌军调动的情况，是德军开往马斯河，因此阿登山区的敌军在他们想象中是相对“空虚”的。霞飞想使其进攻出敌不意，便禁止步兵侦察，惟恐他们和敌军发生接触，而在主要的遭遇战前引起小规模战斗。奇袭的目的确实达到了，可是法军也同样尝到了它的滋味。
图5：边境战役
阿登山区南端和法国洛林北端接壤，布里埃铁矿区就在洛林北端地区。1870年，这个矿区曾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由于当时矿藏尚未发现，因而未包括在洛林被德国吞并的那部分地区里面。铁矿的中心是希埃尔河畔的隆维，占领隆维的荣誉留给了担任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的王储。
王储，三十二岁，是个生得一副狐狸面孔，没有胸脯子，瘦得象柳条似的家伙，一点不象母后每隔一年所生的五个身体健壮的兄弟。这位威廉王储，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经风，而且用一个美国观察家的话说，“智力平庸”，不象他父亲。可是装腔作势倒和他父亲一样，很喜欢作惊人之态，他有着太子们惯有的一种为子之身不由自主的对立情绪，其通常表现是政治上的勾心斗角，生活上的放荡不羁。他甘当最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主张的庇护人和支持者。柏林的商店所出售的他的题字像片，上面写着：“只有依靠剑，才能得到阳光底下的地盘，那该是我们的，但它不会自愿地给我们的。”尽管想培养他成为司令官，但他的锻炼并不十分够格。他只担任过骷髅头轻骑兵的上校，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一年，而没有担任过师长或兵团司令。然而王储却认为他过去几年在参谋部的工作以及在参谋野外见习的经验已“为我统率大部队打下了理论基础”。他的这种自信，史里芬可不以为然，他认为任命年轻而缺乏经验的指挥官是不幸的。史里芬惟恐这些指挥官“疯狂地猎取最高荣誉”劲道十足，而对执行战略计划却不感兴趣。
王储率领的第五集团军和符腾堡公爵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的枢纽，在右翼以巨大包抄合围之势展开时，从中路缓慢地向前推进。第四集团军将通过阿登山区北部进攻讷夫夏托，第五集团军将通过山区南部进攻维尔通以及法国的两个要塞隆维和蒙梅迪。王储的司令部设在提翁维尔（德国人称为迪登霍芬）。他在那儿吃的是大老粗士兵们的伙食——卷心莱汤、土豆、辣根煮牛肉。不过他贵为王子，有野鸭、色拉、水果、酒、咖啡和雪茄可以补充。王储和他的参谋们，既困陷在当地居民一张张“严肃、阴郁”的面孔之中，又羡慕友军在列日的荣誉和右翼的进展，于是求战心切，迫不及待。最后，于8月19日进军的命令终于来了。
与王储部队对峙的是吕夫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吕夫是唯一鼓吹使用重炮的人，由于为巨炮陈词如悬河泻水，所以以“加农诗人”闻名。吕夫不仅敢于怀疑七五毫米大炮的万能作用，而且敢于建议使用飞机作为一种进攻武器和成立一支拥有三千架飞机的空军。这个主意并没有得到青睐。福煦将军于1910年叫嚷说：“这些尽是些玩意儿！”他还说，要是用于军队，“飞机是个废物！”可是第二年，加利埃尼将军在演习中使用飞机侦察，从而俘虏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上校及其部属。到1914年，法军使用了飞机，而吕夫将军仍被认为“太富于想象”。不仅如此，由于他讨厌参谋部军官对他指手划脚，在开入阿登山区前已在总司令部里结了一些冤家。吕夫的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任务是把敌人赶回梅斯至提翁维尔一带，并把他们包围在那里，同时在前进过程中收复布里埃地区。在他包围住德军中路的右翼的时候，他的友邻部队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将包围中路的左翼敌军。这两支法国军队将从中路杀出，将德军右翼的这支臂膀从肩部砍掉。
德朗格尔将军是1870年的宿将，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虽然年事已达法军服役年限的六十四岁，但还是被留了下来担任指挥。他短小精悍，机警灵活，精力充沛，貌似福煦，人也象福煦，在照片上看上去有着“摩厉以须，吾刃将斩”之势。现在，德朗格尔将军已枕戈待旦，确实是跃跃欲试，那些叫人不安的消息并没有使他气馁。他的骑兵在讷夫夏托附近战斗中已遭到猛烈反击，被迫后撤。一个参谋乘汽车出去侦察，带回了进一步的警告。这位参谋在阿尔隆曾同一个忧心忡忡的卢森堡政府官员谈了话，那位官员说，德军就在附近的森林中，“兵力很强”。参谋在归途中，所坐汽车也遭到射击。可是他向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所作的这些报告却被认为是“悲观的”。斗志可谓高昂，但是谨慎不足。要求迅速行动而不是踌躇不决的时刻已经到来。德朗格尔将军只是在战斗过后才想起，他曾表示不赞成霞飞“不许我先行试探”就发起进攻的那道命令。他只是在后来才写道：“法国总司令部要突然袭击，可是，正是我们自己遭到了突然袭击。”
吕夫将军比德朗格尔将军更为不安。比利时农民送来关于德军驻扎在森林和玉米地的报告，他是比较认真看待的。可是他所作的与他对阵的敌军力量估计的报告，法国总司令部不加注意，甚至如他后来所说，连看都没有看。
8月21日晨，阿登山区从平地起到处浓雾弥漫。德国第四、第五集团军在19日、20日一直是一面挺进，一面在所到之处构筑阵地。它们在期待着法军的进攻，虽然它们不知道法军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派往前面侦察地形的法国巡逻骑兵，在浓雾中“等于蒙住了眼睛”。敌对的两军，都在穿越树林，通过山间夹道向前推进，几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要不互相撞上了，还不知道前面是些什么。当第一批部队一接触开了火，指挥官们意识到战斗已在周围爆发之后，德军便立即掘壕固守。而法国军队，由于军官在战前唯恐把士兵“粘住”，轻视壕沟作战训练，又由于他们尽可能少带铲镐，所以这时候只好扑上去，用刺刀突然袭击，结果纷纷被机枪一扫而倒。但在有些遭遇战中，法军七五毫米的大炮重创德军，使它们同样遭到突然袭击。
第一天的遭遇战是分散的，序幕性的。22日，阿登山区南部就硝烟弥漫全面打开了。在维尔通和坦蒂尼，在罗西尼奥尔和讷夫夏托，在各个战场上，炮声隆隆，炮火熊熊，双方士兵互相猛扑，负伤了，倒下来了，尸体枕藉。在罗西尼奥尔，法国第三殖民师的阿尔及利亚人被王储所部第六兵团包围，打了六小时，直到残存无几。师长拉费纳尔将军、旅长龙多内将军俱阵亡。1914年8月，将领们象普通士兵一样地伤亡众多。
在维尔通，萨拉伊将军统率的法国第六兵团用七五毫米大炮袭击了一个德军兵团的翼侧。“过后的战场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被吓得不知所措的一个法国军官说：“成千上万的死人还是站着，靠在象是由成批成批尸体垒成的六十度斜坡的拱扶垛上。”从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军官们上阵时还戴着白羽毛装饰的圆筒军帽和白手套。戴白手套阵亡被认为是“漂亮的”。一个姓名不详的法国军士的日记写道：“大炮每发射一次就要后坐一下。夜幕降临，它们看来就象是老年人在伸着舌头喷火。到处尸体枕藉，有法国兵，也有德国兵，枪还在手里。雨下着，炮弹在呼啸，在爆炸，炮弹横飞，无时或息。大炮的火力是最可怕的。我整夜躺着，听着伤员——有些是德国兵——的呻吟。炮击连续不断，但只要一停，我们就听到森林里伤员的一片哀嚎，每天总有两三个人发疯。”
在坦蒂尼的一个德国军官也记了日记。“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他写道：“我们前进得太快——一个老百姓向我们射击——他马上给打死了——我们奉命进攻桦树林中敌人的翼侧——我们迷失了方向——士兵们完蛋了——敌人开火了——炮弹冰雹似地落在我们头上。”
王储这时候得到鲁普雷希特已在萨尔布尔和莫朗日打了胜仗的消息。他不甘落后，督促所部创造堪与他们的同事们相匹敌的“勇于牺牲的奇迹”。他已将司令部搬到隆维贴对岸的卢森堡的埃施，他从四墙钉的大地图上察看着战斗进程。战局未卜，真折磨人；同科布伦次的电话通讯糟糕透顶；统帅部又“在后方过远”；仗打得惊心动魄，损失太大；隆维还未拿下，他说，不过“我们觉得已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据报告，法军并不是在有计划地撤退，而是在溃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