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挨了这一枪，喑哑地叫了一声，身子撞在拱道的墙壁上，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瘫倒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小房的墙洞里钻出来，溜进了深沟。保尔朝这条黑影放了第二枪。接着，又有一条黑影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暗处逃去。保尔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边一闪，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枪，枪声惊动了宁静的黑夜。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蛆虫一样，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挣扎。
安娜吓呆了，她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看着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从明亮的地方拉向暗处，他们转身往城里走，奔向车站。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报晓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他杀死了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这是第四个了。
到底有没有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面对黑色的枪口，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是凉了。再说，让两个歹徒白白逃走了，难道只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
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来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动作。不过，他的眼睛是安详的，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在紧张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尔？”
他一怔，思绪中断了，像一缕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他把临时产生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我应该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报告事情的经过。”
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拉着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她是这样可贵可亲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卫戍司令部，他们才弄清了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尸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号的一个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冲突。
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话从哪里讲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你谈谈昨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韦塔耶夫的震动比对别人强烈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淡漠，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颇为钟情。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才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这次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咱们俩这次谈话，过后别告诉任何人。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歹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尔这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韦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当他觉得人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挺费劲地说：“是的。”
保尔勉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边来回踱了一会儿，后来在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从一方面说，好像是小事一桩，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个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点灯也看得见。昨天我们俩决定尝试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下，说：“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样。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举行了一次不备食物的晚会——庆祝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整个房间响彻了手风琴奏出的银铃般的乐曲声和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个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老乡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的曲调追忆着往事，把人们带回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可是，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的时候，这个钳工马上使劲奏出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旋风似的跳起舞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跺着脚，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四章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
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没有蹄印，也没有人迹。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很难弄明白，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穿过三排的防区，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现在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特别留神。”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您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
当两匹马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在边境上随时都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要后悔。干我们这一行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一到夜里，就要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负责的地段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更困难。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到谁家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边界，聚在一起。这有什么难的——两边的房子才隔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当然，这都是小事情。也就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波兰香露酒这一类的事，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靠近边界的所有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你要买什么，应有尽有。
显然，这些商店决不是给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蛮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粪便。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
这座破旧的建筑物，如今已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毕竟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因为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一想都怪恶心的！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兴。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越闹越凶，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见神甫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块牌子决不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教堂跟前，没想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哼，真的干起来啦！”
神甫家的大花园从两面合抱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彼此早就嫌弃了。新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空虚寂寞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虔诚的主人过去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经常挤得满满的。神甫的府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前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以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为奥库涅夫结婚举行庆祝晚会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是想起来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才也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现在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异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炉子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间，铁路工厂团委委派他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毁坏的车辆。他们还经过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段路线。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猖獗的地方，到处都有破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贮水箱。保尔是个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活，但是他亲手用扳手拧紧的锈螺丝帽就不止上千个。
秋末冬初，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大家欢迎这一百五十人返回车间……
在安娜房间里又常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还时常可以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到他讲过去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拉辛（１６７１年卒），１６６７—１６７１年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译者］和布加乔夫［布加乔夫（约１７４２—１７７５），１７７３—１７７５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领袖。——译者］的起义。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外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他却斩钉截铁地宣布：“我决不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开头有人说，习惯比人厉害，养成了就改不掉，抽烟就是个例子。这话引起了争论。保尔并没有参加争论，可是塔莉亚硬把他卷进来，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人。不然的话，岂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吗？”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唱高调。要是戳穿他的牛皮，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他知不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没那么大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改变了腔调，冷嘲热讽地问：“让他回答大家，他还骂不骂人？
凡是认识柯察金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
接着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这种挖苦人的腔调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嘴上慢慢拿下烟卷，揉碎了，然后轻声说：“我决不再抽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主要是为我自己，也多少是为了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见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就说出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这个毛病不会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骂人的缺点也彻底克服掉。”
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里。秋水泛滥，有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漂去，眼看这些木头就要损失掉。于是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抢救这批珍贵的木材。
保尔当时正患重感冒，他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竭力瞒着同志们去参加劳动。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诱发了潜伏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他发高烧了。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生气地拒绝领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母亲曾经多次来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会领来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一份是共青团的，一份是党的，卷在一起。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母亲那里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母亲又用草药熏，又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以后，他走路已经不用手杖了。他内心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为黎明。
列车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到省军务部，由军务部分配他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团组织。瞧，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的。
外面很热。一支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户外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执委会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照得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闪闪发亮。窗前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活泼地找寻食物，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葱绿色，毛茸茸的，十分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接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把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停住不动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这一点，党内外同志都不知道。他魁梧，有力，为人严肃，有时候甚至很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深棕色的眼睛锐利而严峻，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见过世面的”灰军装，左胸口袋上戴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旋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有一年的一个秋夜，利西岑这个一直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从此就投身到大风暴中来了。
革命和党不断地把他投入一场又一场火热的斗争。这个图拉的军械匠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和炮声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利西岑调到这个边境地区工作，生活过得很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综合报告，而现在这份急电使他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电文很简略，是这样的：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发现波兰频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拟骚扰边境地区。
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款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
“坐下吧，咱们谈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接见别的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管她叫小阿妞。这个小姑娘平时总是羞答答的，严肃得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但是一遇见保尔，就亲切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了握手，一面把一绺短发从前额上甩开。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等他回去吃午饭，等了好一会儿了。”妞拉说。
“小阿妞，去找他吧，屋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套着肥壮的马匹，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低声地交谈着。从财务科搬出来几只封口的麻袋，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带领一队人在大车周围护卫。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森林）的专区中心，把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几天以后，有一个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困惑不解地盯着这个骑兵和他那匹跑得满身是汗的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来，他一只手扶着军刀，踏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接过他送来的公文，拆开来，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没容马缓口气，又跃上马鞍，立即沿原路跑回去了。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镇上的小市民嗅觉挺灵敏。当地的小商贩，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两个是要搞点走私活动的，常干这种行当，使他们凭着本能就能预测到危险的临近。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忙忙向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枪——这可就不妙了。
过了几分钟，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羊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了过去。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广场，还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全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也看不见了。转眼间，小铺的门都挂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那些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下了埋伏。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出去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很简短：昨夜骑匪一股约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经交锋后，于波杜布齐地区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消失。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预先告知，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一小时以后，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地走近了，但是并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青年战士，做侦察工作还是个新手。园子里的人一下跳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他看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简短交谈，他又拨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骑兵队伍跑去。岗哨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又重新在那几个园子里埋伏下来。
几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出国境线。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才十九个人，他们正加紧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刚刚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带是边境地区，他们时刻都得保持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尔一跳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又要去俱乐部，又要去学校，还得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骑上马，挎上毛瑟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监听越境走私的马车的辘辘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拉兹瓦利欣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年轻而早熟”，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的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路易·布斯纳（１８４７—１９１０），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译者］的作品。他原来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子。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把他派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顶空。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被暑气占领了，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狗也趴到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懒洋洋地直打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中，把身子埋在污泥里，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手搭凉棚，微笑着说：“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给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马立刻转过身来。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门口来，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婆。年轻力壮的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尔驱马走到这些人跟前的时候，又有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围着这个妇女，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听懂。她只顾不住声地喊：“打死人啦！拿刀拼命啦！”这时，有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只手提着粗布裤子，笨拙地跳着跑过来，逼住那年轻女人：“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哪儿打起来了？为的是啥呀？
别吱哇乱叫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是灾难临头了。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都愤怒地喊起来。这消息像警钟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村庄，传到了每个院子里：“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哪！”凡是走得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正在血战的田地里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马，马立刻飞跑起来。黑马被他的喊声催促着，赶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把耳朵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座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好像是伸出手来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方，高冈下面的河旁，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随着山坡起伏的麦田。风从成熟的黑麦上面掠过，他用手抚摩它一样。路旁的罂粟开着鲜艳的红花。这里静悄悄的，热得难以忍受。只是从远处，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好像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喊叫声。
马朝高冈下面的草地疯狂地飞奔过去。“马脚只要绊一下，我和它准得完蛋。”保尔脑子里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贴着马脖子，听任风在耳边呼呼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人正在这里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芟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晒得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闯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开。没容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催着马，横冲直撞，朝野兽一般的人们冲过去；他觉得要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他狂怒地大喊：“散开，你们这些野兽！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一扑，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逃走了。保尔就这样一面狂怒地驱马在草地上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恶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见证人，但是始终没有查出祸首来。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脸的农民说明，他们这场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全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之后，丈量队走遍了刈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因为天热，又走了许多路，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像个什么样子！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也就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气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又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在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钉木桩。原先的地界还勉强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烂木头了。刈草场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那个地界上。
赶车的是个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坐在车上的人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搞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没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刮子，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们只好揉揉脸，不敢吭声。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本来是个不爱吱声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吧。
全村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抽她一顿，后来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让她们见鬼去吧！让她们瞎吵吵去吧！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个好样的。”
赶车的搔了搔从麻布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赶车的。
赶车的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我们起先以为孩子们准是胡闹，可是正好相反。听人说，像喝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反对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办不到，老年人为了这个都斜着眼睛看这些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啥呢？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光要那些啥也没有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两个客人安顿在她屋里，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晚了，刚刚回来。屋子里黑糊糊的。莉达脱下皮鞋，爬到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的手粗鲁而又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你想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明白，我一个人就这么躺着怪闷的，真受不了！你难道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好玩的事吗？”
“把手拿开，马上给我滚下床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十分厌恶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现在她真想痛骂他一顿，挖苦他一顿，但是她很困，就又闭上了眼睛。
“你拿什么架子？你以为这样才合乎知识分子的身份吗？
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么一来，我真的就信你的了？别装傻了。要是你真懂事，就该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你要睡多久都随便。”
他认为用不着再多费口舌，从长凳上起来，又坐到了莉达床沿上，自说自话地伸手就去扳她的肩膀。
“滚蛋！”她立刻又惊醒了。“老实跟你说，这件事我明天非告诉柯察金不可。”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低声说：“我才不在乎你那个柯察金呢。你别固执了，反正你得依我的。”
他们之间发生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发出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一下……拉兹瓦利欣向旁边一闪，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恨恨地喊了一声。
他只好把自己用的铺盖搬到屋檐下面，在外面过夜。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
早晨，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坐在赶车的老头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直嘀咕：“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去告诉柯察金。真是个酸溜溜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人情都不懂。我得跟她来软的，不然，准会倒霉。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眼神甚至有点忧郁。他编了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表示他已经悔悟了。
拉兹瓦利欣终于达到了目的：快进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天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下乡。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常常把事情搞糟。莉达和保尔平易近人，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知心朋友，并且同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她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同青年们成了“一家人”。手风琴奏起快速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郁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许多乌克兰农村青年就是在这迷人的琴声引导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位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村子里开始听到新的歌曲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又出现了别的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要提防的已经不只是边防人员，因为苏维埃政权现在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边境各村团支部的同志由于一心想亲手捉住敌人，有时甚至把事情做过了头。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不得不出面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的蓝眼睛小伙子，反宗教的积极分子——通过他自己的特殊途径得到线索，说夜里将有一批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老板。于是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都动员起来，带上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着，当夜就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待野兽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有关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埋伏。双方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沉着冷静，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才没有伤亡。他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于是他赶紧骑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能委屈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包办我们的任务，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倒换着，站在那里。保安机关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毫无办法的样子，说：“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起来，说：“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给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关起来。”说完，他委屈地扭过身子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以后，才停止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给他们担保，今后不再到边界上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释放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担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再让我下不了台的。”
这个支部全体十一名团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不久，那个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住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距半公里，房子盖得很坚固，加上各种附属建筑物，像一座座小小的堡垒。安托纽克匪帮就在迈丹维拉藏形匿迹。安托纽克过去是沙皇军队里的司务长，后来搜罗一些亲友，拼凑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大道上持枪行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诡秘。今天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个精光。安托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竞赛，他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坏。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身上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道路都很不安全。这个匪首确实不容易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到国境线外去躲避，过后又出其不意地回来作案。每当听到这个出没无常的害人虫又出来行凶作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咬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吧，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抓住了线索，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但是，这个土匪还是逃脱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队的是个讲究穿戴的小伙子，叫菲拉托夫。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来应当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却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自作主张，就把队伍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夜间进村后，他们在村头的房子里住下了。这一伙全副武装、行动隐蔽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也丝毫不了解这支队伍的来历，把他们当成了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这桩蠢事差一点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利西岑刚一得到关于“匪情”的报告，连夜集合民警，带了十几个人，骑马奔向谢马基村。他飞一样来到村头，跳下马，翻过篱笆，直向那座房子扑去。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像一口袋东西一样倒下了。利西岑跑过来，使劲用肩膀一拱，房门就开了，他行随即冲了进去。房间里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灯光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投降！要不就把你们炸个稀烂！”
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全从地板上跳了起来，一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的那个杀气腾腾的架势，马上举起手来。再迟一秒钟，冲进来的人们也许就要开枪射击了。又过了一会儿，当这一小队俘虏只穿着内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得发疯，狠狠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道：“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
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像雪片一样，不断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同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现在不想跟任何邻国打仗。但是，这种说服工作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从前神甫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口看见了他们，立即到台阶上去迎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统靴子，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给他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好门，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同志们，我这是要考验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一份电报，当然是绝密的；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打起来了，跟波兰地主很快也要打。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的团员都要上前线。谁害怕，不敢去，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打仗的事谁也不准告诉，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者葱头，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到专区，在那儿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灵。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我告诉他们：没什么说的，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这次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一散，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我就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瞅着。他们真的一个个来了。有的人脸上眼泪还没干，但是竭力不让别人看出来。十个人全来了，没一个临阵脱逃的。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支部怎么样！”格里沙兴高采烈地把话说完，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莉达非常生气，狠狠训了他一顿。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说：“你说些什么呀？这可是最好的考验！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是，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去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讲话是不行的……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他们表现得很英勇，值得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次要好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又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把自己暗自比作库柏［库柏（１７８９—１８５１），美国作家。他的主要作品《皮袜子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个喜欢探险的猎人。——译者］小说里的主人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林子，他就开枪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单身的行人，就拦住人家盘问一番，好像他真是个侦查员似的，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塞，手枪装到衣袋里，和平常一样，走进专区团委会。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人总是满满的。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手写着东西，还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大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青年才能入党。
对费多托夫的问题，拉兹瓦利欣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新闻有的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
所有的漏洞都得去堵，白手起家嘛，什么都得从头干。我又新建立了两个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正在忙着处理一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得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一点活也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他不在，所有的工作都得我来干。”
拉兹瓦利欣很明显是要别人意识到，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
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天，利西岑顺便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去，都要把大家的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和利西岑谈了很长时间，这样拉兹瓦利欣就被揭穿了。
“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还不大认识他呢。”利西岑临走的时候，费多托夫对他这样说。
“好吧，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头：你们可不能把他调走。这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这一年，边境上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被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主任。在波杜布齐村开完庆祝大会之后，三个村子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以军训营和乐队为前导，排成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举着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去，向边境前进。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到那些被苏波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去。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最前头。他们背后，铜号奏出的乐曲声、风卷红旗的哗啦声和此伏彼起的歌声响成了一片。青年农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远远地传向四方。成年人表情严肃，老年人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一条大河，奔向目力所及的远方，国境线就是这条河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过这条严禁逾越的国界。保尔停下来，人的洪流从他身旁涌过。队伍中正唱着《共青团之歌》：
……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紧接着，是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看见游行队伍却感到惶恐不安。这次游行虽然早已通知了波兰指挥机关，但是仍然引起了对方的惊慌。一队队骑马的战地宪兵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时增加了四倍，谷地里隐蔽着后备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但是，游行队伍始终走在自己的国土上，是那样欢快而热闹，空气里充满了他们的歌声。
小土冈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枪，贴在脚边，行了一个注目礼。保尔清楚地听见一句波兰话：“公社万岁！”
看那哨兵的眼睛就知道，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他那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着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回答：“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游行队伍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几次回过头去，看到他那小小的黑色身影。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哨兵，花白胡子，四角帽镶着镍边，帽檐下露出一双呆滞无光的眼睛。保尔刚才听到那句话，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消失。这回他首先开了口，仿佛是自言自语一样，用波兰话说：“你好，同志！”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两次说话他全都听见了。
“你要求太高了。”他说。“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
你看见他袖子上的标志了吗？他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这半边作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男女青年排成队，站在路两旁。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河这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群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的时候，乐队奏起《国际歌》。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色枝叶的台子上发表了动人的演说，讲话的有年纪很轻的小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飞过界河，传到了对岸。波方唯恐这个讲话打动人心，于是决定采取措施。他们出动了宪兵队，骑着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用鞭子把人们赶回屋里去，还朝屋顶上开枪。
街上没有人了。青年人也被枪弹从屋顶上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一边的人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位老羊倌在小伙子们的搀扶下登上了讲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激动地说：“好哇，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从前就是这样打我们的。现在咱们村子里，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地主老爷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地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很多。在沙皇那个时候，我们像老牛拉车那样，受了一辈子苦，看着那边的老百姓，我心里可真难受哇！……”他向对岸挥了一下他那干瘦的手，放声大哭起来，只有小孩子和老年人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边掉转马头，仔细观察对岸是不是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荡荡的，连桥头的岗哨都撤走了。
“这次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的秋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总算是恶贯满盈了。这一窝豺狼在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移民家里参加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们擒获，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的闲谈，把这些客人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了出去。赫罗林的党团员一共有十二个人，立刻集合，谁有什么武器就带什么武器，坐上马车，奔向迈丹维拉庄园。同时，派人骑马飞速到别列兹多夫报信。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菲拉托夫随即带领人马，朝迈丹维拉扑去。
赫罗林的党团员已经把那个庄园围住，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接上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喽罗们躲在一间小厢房里，一看见有人露头，就开枪射击。他们突然冲出厢房，妄想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撂倒一个匪徒，把他们压了回去。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困境已经不是头一回，但是每次都靠手榴弹和黑夜帮忙，安全逃脱。这一次，差一点又让他逃走。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一看就明白：这回是陷入了绝境，再也跑不掉了。他整夜都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中没有人投降。为了消灭这窝豺狼，有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冒着倾盆大雨到四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师的营地去。一清早出发，深夜才到达，整整走了一天。这次行军，只有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个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一到营房，倒下就睡了。师部给这个营的调集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早晨就要开始演习。他们这个营要接受检阅。全营在操场上整好了队。
不久，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现在面貌一新了。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两人为训练这支队伍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做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厉声问保尔：“你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级指挥员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那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这种情况对这位系着十来条各种皮带的大喊大叫的花花公子该怎么说呢？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没有别的法子解释他拒绝步行的理由，只好低声说：“我的两条腿全肿了，连走带跑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地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营政治委员，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他自己的行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服从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担任部队的训练工作，又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干的。想到这里，他离镫下马，忍着剧烈的关节疼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快要结束了。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面攻占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途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两路，深入迂回，秘密地绕到“敌人”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高喊“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评判员的评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一半人员，后撤到林子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布置兵力。一个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政委同志，营长问，道口是不是都有机枪把守。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长向道口走去。
团部的人都已经到达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
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打算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同志，您的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完全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他本想再说两句，一看柯察金眼神不对，才把话咽了下去。
团部的人走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你知道不，他姓什么？”
古谢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别理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保尔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一天他几次竭力回想，还是没有想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累垮了。他在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使劲吸了一下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和它结了缘。保尔好像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叫声了。一个水手，每次久别归来，看到碧蓝的茫茫大海，止不住会心潮澎湃。保尔现在的心情也是这样。机车库的亲切气氛吸引着他，召唤着这个往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跟阿尔焦姆没有谈多少话。他发现哥哥的额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面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生活很困难，虽然阿尔焦姆不说，但是情况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望着车站，看了很久，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在林间的路上飞跑起来。
现在在森林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的乡村里也太平多了。
保尔回到别列兹多夫，已经是中午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寂寞死了。”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份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高兴地想。
“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五章
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甩，继续说：“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我们没办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办公。”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暂时缓和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来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说，这些同志虽然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这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过患难，只不过由于不肯悬崖勒马，反而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这种共同性才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压倒的多数派和分裂的少数派已经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悔过自新，那么，言归于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要说服他们承认错误。她说：“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顽抗下去。
“我回过头来讲一讲杜巴瓦在佩乔拉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念念速记记录：“年轻人不得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党委会到处都是由上面指派的，党的机关已经僵化，变成了官僚。一切迹象表明，老干部已经蜕化了。党的领导工作只能由这些职业管理人员来担任成了法规，这种合法的特权必须打破。我们要给党机关的日益衰老的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年轻的血液。但是，党机关在疯狂地捍卫自己掌权的权利。为什么管理机关要拼命攻击托洛茨基同志呢？因为正是他勇敢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会场上的喧闹声更大了。后排有人喊道：“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发出激烈的喊声：“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铃。
会场上人声嘈杂，淹没了塔莉亚的声音。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又可以听到她的讲话：“托洛茨基分子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无情的斥责。那他们要什么礼遇呢？最近几年，党和共青团思想上已经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党的绝大多数青年积极分子以刺刀来迎接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我们只能为此而感到骄傲。当辩论深入到广大党团员群众中去之后，托洛茨基分子输得就更惨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夸夸其谈，可基层干部并不上他们的当。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朋友们也不支持他们，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一九二一年舒姆斯基曾和我们一起同杜巴瓦斗争。如今他们同流合污了。茨韦塔耶夫过去就参加过‘工人反对派’，现在他继续同我们作对。斯塔罗韦罗夫摇摆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青年们思想上成长起来。
“我还想说一点。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们的来信，表示支持我们，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损失哪一个同志对我们来说都是痛心的。现在，请允许我读一段来信给大家听听。信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人很多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从一沓信纸里抽出一张来，很快看了一遍，就读起来：日常工作停顿了，四天来所有的常委都下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事引起了全专区党员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市里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就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军务部的党支部里大干一场。这个支部包括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总共四十二个人，托洛茨基分子全都集中到了这里，参加这个支部的会议，并且发表了前所未闻的恶毒的反党言论。军务部有一个人竟公然宣称：“过去我们追随托洛茨基进行了国内战争。现在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接着打下去。为了健全机体，有时就得动外科手术。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
反对派听了这样的话，居然还鼓掌。这时，保尔站了起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我没法把他的话全部转述出来。
他揭露了胆敢在工人阶级政党头顶上挥舞马刀的反对派的真实嘴脸，斥责反对派说：“你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怎么能给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喝彩呢？”
这帮人马上鼓噪起来，把椅子敲得乒乓乱响，不让保尔说下去，还不断叫骂：“机关老爷！官僚！共青团贵族！”
支部的有些成员，见到会场上涌进来那么多“外人”，非常生气，他们要求让保尔把话说完，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都起哄。
保尔冲他们喊道：“瞧你们的民主，真是绝妙的写照。不管你们怎么闹，我还是要说下去，哪怕是为了那些中托洛茨基的毒还不太深的人也要说。”
这时候，上来好几个人，抓住保尔，使劲往台下拽。他们干脆撒起野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往下讲。那些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旁门，扔了出去。有一个坏蛋还把他的脸打出血来。那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都退场了。这件事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退出了反对派……
塔莉亚放下拿着信纸的手，又激动地说下去：“我们谢加连区的党团员听到保尔站在我们一边，非常高兴。”
会场上一时间又响起了混杂在一起的喊声，只有几句能听清楚：“他们争取民主靠的是拳头。”
“让他们说说，他们到底什么目的。”
塔莉亚的发言时间已到，她走下了讲台。
下面还有人要发言。台上的主席团有十五个成员，其中有托卡列夫和谢加尔。
谢加尔到省党委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已经两个月了。他仔细听着市党代会各位代表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还全是年轻代表。
“三年前还都是些‘共青娃娃’呢，是又细又瘦的嫩枝条。
这三年他们成长得多快呀。”谢加尔轻声对身旁几位年纪大的人说。
“看到反对派竭力破坏新老近卫军的团结，却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心里真是舒坦，而我们的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
托卡列夫听到谢加尔又在诙谐地说。
这时图夫塔连蹦带跳跑上了主席台，会场上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向主席团，想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讥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声音。图夫塔气愤地指着会场上的情况，要主席团看看。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
列宁有好几次就是这样说的。”
会场上霎时安静了下来。
“列宁是怎么说的？”有人问。
图夫塔马上来了精神。
“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曾经下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我把这段话读给你们听听怎么样？列宁的原话我通通抄下来了，全在卡片上呢。”说着，他把手伸进了皮包。
“这个我们知道！”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说的？”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图夫塔接不上碴，赶快换个话题：“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在这里读了尤列涅娃的信。辩论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我们可不能负责。至于柯察金被撵出门去这件事，我表示欣赏。一九二一年的时候，他也是反对派，他并没有制止他们的人把党委代表撵到门外去，具体来说，被撵的就是本人。在工厂里，两个小伙子挟着我的胳膊，不管我的反对，把我推到门外。舒姆斯基可以作证，他当时在场。现在让柯察金也尝尝这滋味，看是不是好受。”
茨韦塔耶夫气得要死，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小声说：“真是，你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连头都能磕破，太过分了！”
什科连科也小声说：“是啊！过个笨蛋准会把咱们彻底拖垮。”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声音还在往听众耳朵里钻：“你们在这里叱责我们，说我们瓦解党分裂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党的多数派手里有党的机关作为武器，那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对策。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党团，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党团。”
会场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愤怒的吼声把图夫塔的耳朵都要震聋了。
“你说什么？再一次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这是为所有的孟什维克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图夫塔像要跳水似的扬起两只手，又起劲地讲起来，而且越说越快：“对，就是要有组织集团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怎么能同这么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呢？”
会场上吵嚷声越来越大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总算把有些人憋在肚子里的话端出来了。”
会场又安静下来。图夫塔这才发觉他说走了嘴。这些话恐怕现在还不该说。他脑子一转，赶忙收场，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托洛茨基迫使中央全会承认了党内生活不正常。是他作出努力，使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的决定。你们当然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嘛。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就给撤了嘛，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跟托洛茨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人。再说我吧，也从省团委给排挤出来了。论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能见分晓。我们不怕你们指责我们破坏党内的和睦。列宁也受到过孟什维克同样的指责。莫斯科有百分之三十的党组织支持我们。我们还要战斗下去。”说完，他匆匆跑下了主席台。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写给他的条子：“德米特里，你马上上去发言。当然，咱们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不过图夫塔的话必须纠正，他是个信口开河的浑蛋。”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种讲话前的沉寂本来是会场上常有的现象，现在却使杜巴瓦感到，大家都对他冷淡而疏远。他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慷慨激昂的劲头已经没有了。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就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只能冒出一股呛人的浓烟；这浓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刺伤了的病态的自尊心，以及他那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他决心硬着头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这样一来，一定会离开大多数同志更远。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楚：“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把我们的观点完整地申述一下，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唇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我尽量简短些。这十天来说的话已经不少。
“你们都知道《四十六人声明》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和党的许多著名领导干部在这个文件里尖锐批评了中央的工业政策。我们要求工业的高度集中——这是第一。我们还认为，财政改革和发行垄断性的切尔沃涅茨［切尔沃涅茨是苏俄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币制改革时发行的纸币，有多种面额，一切尔沃涅茨相当于十卢布。流通到１９４７年。——译者］会把我们引向危机。我们本该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施加压力，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威力逼迫农民交出他们的财产，但是中央没有这样做，反而否决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到国内农民有某种罢买的情绪——他们拒绝购买工业品。
“反对派提议以强制推销日用消费品的方式来制止罢买的情况，并且全部日用消费品都从国外进口。中央拒绝向农民施加压力，吓唬我们说，这样会破坏同这个所谓的可靠同盟军的联盟。而我们认为，要把这股自发势力手中所有的一切都压榨出来，不留一个子儿，把钱财全都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中去。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的分歧表现在党内问题上。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读了我发言的部分速记记录。我想重复说一说。
“为什么党的机关猛烈攻击托洛茨基呢？因为托洛茨基同党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斗争。高等学校的青年全都支持托洛茨基，他说的‘青年是党最重要的晴雨表’是一个真理。
“是的，同志们，托洛茨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在起义面前畏缩不前。他也不同于布哈林，没有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破坏党的统一，而布哈林，据说甚至打算因为缔结对德和约而逮捕列宁和其他同志。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红军走向了胜利。他同列宁一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革命家。当然，如果不是中央压制托洛茨基，我们早就向国际上的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了。要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所有的集团、派别都应该有权发表意见，而不能只有布尔什维克说话才算数。
“党的机关成了我们的不幸，领导成员清一色都是老近卫军这一事实使党有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举出考茨基和保罗·勒维［保罗·勒维（１８８３—１９３０），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共早期领导成员，后因右倾机会主义被开除出党。——译者］作为活生生的例证，他是正确的。”
会场上的嗡嗡声和愤怒的喊声反倒使杜巴瓦更来劲了。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耐心地静听他的发言，只有一排排人头不安的晃动才显示出与会代表紧张激动的心情。
“叫我说，同志们，权力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奉劝你们把党的机关干部，特别是那些头头脑脑，重新下放到工厂去开机器，这一劝告也是正确的。”
茨韦塔耶夫在座位上幸灾乐祸地叫喊：“对！让他们去闻闻汽油味，办公室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啦。”
没有人答理他。大家都在等着，看杜巴瓦还会说些什么。
“我们再次声明，中央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毁灭。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要不了多久，财政和工业就会崩溃，农民就会给我们致命性的打击。除此而外，中央和你们这些支持中央的人在制造党的分裂……”
大厅里犹如爆炸了一颗手榴弹。暴风雨般的怒吼声向杜巴瓦直扑过去。愤怒的叫喊如同皮鞭抽打在杜巴瓦脸上：“可耻！”
“打倒分裂派！”
“不许血口喷人！”
喧闹声静止下来后，杜巴瓦结束了他的发言：“是的，说这些话，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我无非是讲讲真实情况。你们肯定会找我们算帐，我也无所畏惧，大不了再去当钳工。我在前线打过仗，没做孬种，现在你们也吓不倒我。”
他当胸捶了自己一拳，决定“拂袖而去”，临了，他高喊道：“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万岁！打倒机关老爷和官僚！”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了讲台，这嘲笑声使他极为沮丧。如果大家气得暴跳如雷，他倒是会满意的。可是，现在却是讥笑他，就像讥笑一个唱歌走调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我不发言了。”
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我来说几句！”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他现在的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什么人严重侮辱的时候，才用这种声音说话。杜巴瓦忧郁地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的人快步走向主席台，心里感到沉重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苦口婆心地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同他在一起的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他们说了很多希望恢复团结的话，杜巴瓦根本听不进去，始终一言不发。大家谈得正热烈，他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愿意承认错误。什科连科当时没有走，现在他又拒绝发言。“真是个没骨气的知识分子！
一定是让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愤愤地想。在这场斗争中，他这样不顾一切，恣意妄为，已经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同扎尔基的多年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杜巴瓦就不跟扎尔基说话了。他有好几回看见扎尔基到他家来找他的妻子安娜。他和安娜结婚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同意杜巴瓦的观点，他们的夫妻关系比较紧张，而且正在日益恶化，杜巴瓦认为，关系恶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扎尔基最近成了她的常客。这倒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已经同扎尔基绝了交，可是安娜却仍然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所以十分恼火。后来他把这话对安娜说了，两个人大吵了一场，关系就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离家，跟安娜连招呼也没有打，就到这里来了。
他的回忆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清楚而有力。他走上了主席台，站在台口上。“同志们！我们进行激烈的辩论，今天是第九天了。各个支部通宵达旦地开会，我们看见了许多东西，也听到了许多东西。现在，城里的辩论已接近尾声。
我们这里的会议，再召开一次也要结束了。枝节问题我们放到一边去，它们无关大局。我想讲讲主要的东西。昨天我们讨论了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反对派的四十六个成员去年九月向中央递交了他们著名的声明，这个声明成了从工人反对派残余到民主集中派的一切敌对集团和派别的反党旗帜。这些形形式式的集团和派别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们领导的。显然，杜巴瓦深入钻研过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党中央和多数派把国家引向毁灭，而他们则是被派来的救世主。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我们的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和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拥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大权独揽的、类似于‘党内贵族’的特殊阶层。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种话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该做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揪哇，砸呀，斫哪。他们中有些人说走了嘴，泄漏了天机。尤列涅娃信里谈到了这一点。这场斗争表明，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随时准备破坏党的统一，践踏党的纪律，每当党遇到困难，他们就兴风作浪，瓦解党的组织。让我们来揭开反对派的真面目吧。
“难道党中央在决议里没有指出我们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过多的集中？难道十二月五日没有作出关于工人民主权利的决定？都有过，而且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党内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剩下要做的，只是在统一的党的家庭内部进行讨论，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事业推向前进。
“托洛茨基做了些什么呢？就在他投票赞成他完全同意的那个决议作出的第二天，他越过中央，直接向党员群众发出了他那份臭名昭著的声明。接着，党内所有的反对派便疯狂地向党中央开火。本来应该扎扎实实地讨论我们经济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现在却打起了党内战争。托洛茨基企图把青年武装起来，把他们当枪使，反对老一辈革命家。他想破坏新老两代人牢不可破的团结。他和他的追随者竭力诽谤中央和革命老战士。党内多数同志对这种空前的、搞突然袭击的反党行径十分愤慨，向反对派展开了无情的全面反击。于是他们便污蔑我们压制他们。可谁相信这些鬼话呢？
“我们基辅现有的托派宣传鼓动家不下四十名。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哈尔科夫来的一大帮，还有两个来自彼得格勒。
这些人我们全都让他们讲话。我相信，不论到哪个支部，他们不会错过造谣中伤的机会，杜巴瓦、舒姆斯基，还有另外几个过去的干部都不属本地组织，按规定他们无权参加各区和市的代表会议，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们发了代表证。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遭到多数人的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谴责，那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请听听他们给别人起的那个污辱性的绰号‘机关老爷’吧。里面包含了多少仇恨！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
他们对青年说：‘瞧那些机关，它们是你们的敌人，朝它们开火吧。’“这叫什么话？这种话只能出自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口，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之口。
“请大家说说看，假如有人恰恰在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出来挑唆年轻的红军战士，叫他们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
“又比方说，我今天当钳工，在托洛茨基看来，我还可以算是个‘好人’，要是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官僚’，成了‘机关老爷’了。这叫什么逻辑！
“你们是不是明白，托洛茨基派进行这种诽谤，会落个什么下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的各级党委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司令部。我们把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派到那里去工作，并且决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们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气，抬手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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