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要求结派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党内不受拘束地结帮结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要把我们的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意味着，今天党作出一项决议，明天某一个团伙便可以要求废除这项决议。争论又随之而至。到那时候，我们全都成了一群糊涂虫。
“我们党是一个行动的党。既然作出了决议，所有党员都应该贯彻执行。只能如此。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同意结派自由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反对派拢络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高校的青年。托洛茨基称他们是晴雨表，是党的基石。
可是我们这儿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党的基石是老一辈革命近卫军，是机床旁边的工人。
“反对派里有图夫塔、茨韦塔耶夫，还有阿法纳西耶夫这样一些人。图夫塔是因为官僚主义不久前被撤职的，茨韦塔耶夫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是出了名的，阿法纳西耶夫则因为在波多拉区搞强迫命令和压制民主三次被省委撤销职务。反对派一方面起劲地叫喊争取民主，一方面又网罗这样一批人，同志们，这岂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对派里也有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事实毕竟是：那些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受过党批评处分的人，都纠合在一起向党进行斗争了。这是一幅什么情景呢？杜巴瓦、舒姆斯基带领被他们蒙蔽的工人打头阵，他们的侧翼则是昨天还是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今天却在猛烈攻击官僚主义的图夫塔之流。谁能相信他们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对派的旗帜。我们听到他们千万次地重复：‘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是打败了反革命势力的胜利者’，‘他是党的最早的领袖’等等。
“他们逼得我们非谈这个问题不可，那我们就一劳永逸地把托洛茨基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彻底弄清楚。反对派讲到十月起义的时候，很少提到列宁同志的名字，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也不提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士兵更不在话下。他们只有一个人——托洛茨基。
“反对派企图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取代我们的党，而托洛茨基是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多数派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仍然没有变：为了派别斗争的利益，为了蒙蔽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把这些人拉到他们一边去。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在所不惜。
“对反对派来说，在国内战争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党，还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千百万战士，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人——托洛茨基。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是亲身参加了斗争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谁是胜利的领袖。是党和党的领袖列宁，是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战胜了敌人，是我们红军战斗员和指挥员战胜了敌人。这伟大的胜利是用劳动人民的儿女的鲜血换来的，而不是某个人取得的。”潘克拉托夫的话声调高昂，铿锵有力，他讲到这里，暂停了一下。
全场对他的这些话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奔腾的洪流，汹涌澎湃，来势迅猛，仿佛正在吞没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听到这洪流的咆哮。这些日子他参加支部会和区代表会议，总是被这洪流席卷而去。他领教过它的威力。过去，当他和大家并肩前进的时候，他的心、他的身子曾经是这不可阻挡的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党却逆潮流而动，过去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如今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扔到了浅滩上。潘克拉托夫讲的话，每个字都在他心里引起病态的反响。他真恨不得这样讲话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这个从第聂伯河畔来的码头工人。瞧他那么结实，表里都是一块整料，不是他杜巴瓦那种裂成两半的、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的货色。潘克拉托夫又在接着说下去：“至于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东西，还是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介绍吧。年轻人对此知之不多。现在既然用他的名字同党对抗，那我们就必须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是怎样反复无常，经常从一个营垒跳到另一个营垒的。党应该了解，是谁把各个少数派纠集在一起，组织八月联盟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些事都要写成书印出来。托洛茨基既然成为分裂的组织者，我们就要摘下他的桂冠，还他以昨日的和今日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斗争表现不错，所以党委他以重任。党为他树立了威望，对他高度信任。如果说这个人曾经是个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们步伐一致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摇摇摆摆地总是走曲线，无论是布列斯特和约谈判，还是有关职工会的争论，或者这次向党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都是如此。
“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们在思想上更加坚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们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定要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大价值。
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看车床，而让杜巴瓦这样的把反党活动当做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占据老同志的岗位。不行，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老布尔什维克是要有人接班的，但是，绝不能让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替他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他们是一个整体，如同人的肌体一样。
正是在团结中才体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坚定性。同志们，前进，迎着困难，迈向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向他热烈鼓掌。会场上许多人站了起来。自发地唱起了无产阶级庄严的国际歌。
第二天，图夫塔那里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动身回哈尔科夫去。我们在这儿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你们尽量不要散伙。咱们只有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一定会批判咱们，不过，我认为，还不至于马上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考验考验咱们。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再搞公开斗争，就会被开除出党，这可不合咱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难以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来要走。
细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了起来，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德米特里，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不一定服从？”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形式上还得服从，要不，你就别想要党证了。咱们看看刮什么风再说，现在散会吧。”
图夫塔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脸色苍白，因为老是失眠，眼圈发黑。他一直靠窗坐着，苦苦地啃着指甲。一听茨韦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场的人转过身来。
“我反对来这一套。”他生气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大会的决议我们应该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咬嘴咬舌地说。
杜巴瓦狠狠地盯住什科连科，咬着牙，非常露骨地挖苦他说：“悉听尊便，根本没人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党代会上去‘忏悔’呢。”
什科连科跳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德米特里，老实说，你这话只能让人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把手往外一挥，对他说：“你只能走这条路了。快认罪去吧，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同图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接着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来到了。整个一月份，冰雪覆盖着祖国大地，天气异常寒冷，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下个不停。
西南的铁路线全被大雪封住了。人们和这无情的天灾展开了斗争。除雪车的螺旋转子钻进高大的雪堆，为火车开路。
因为天冷风大，结上冰的电报线断了不少，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抄录，一边想：“大概又是清除积雪的通知。”外面狂风呼啸，卷起团团白雪，向玻璃窗上打来。老报务员觉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图案有枝有叶，精巧别致，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来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刚才偶然碰到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两个字：“列宁”。怎么？……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些，看着电报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于是，他干这一行三十二年以来，第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反复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从座上跳了起来，抓起卷曲着的纸条，两眼紧紧盯着它。他不敢相信的消息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把煞白的脸转向两个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的惊叫：“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狂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车站，冲到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旋绕着，又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的一号修车地沟上停着一台机车，小修队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在把压弯了的炉条锤平。勃鲁扎克钳住炉箅子，放在砧子上，阿尔焦姆一锤一锤地锤打着。
勃鲁扎克这几年老多了。他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两鬓白了，背也驼了，一双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流露出一副忧伤的神情。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射进一线光亮，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这个人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跑到在机车旁边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焦姆举起的锤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锤子慢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下来，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听到来人报告的这个惊人消息，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个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这回他没有叫喊，阿尔焦姆才听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名闻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都打了一个寒战。
接着，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吼叫起来，随后又是一台……
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吼声，像炮弹飞啸一样发出了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盖过了其他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清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一会儿，然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能开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吼叫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从各个门里走进来。当机车库已经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她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人跟我们永别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奏起了哀乐。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突然感到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座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文字，描写共青团员在丽达的哥哥家开晚会的情景。丽达在晚会上说：“朋友们，我深深相信，不出几年，共青团会从自己的队伍里推出几位大作家，他们将通过艺术的形象讲述我们英勇的过去，讲述我们同样光荣的现在，谁知道，说不定在座的诸位中就会有人用锋利的笔触，把我们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编者］。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些乌克兰代表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亚接走。
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同奥库涅夫他们一起到基辅去。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这里。里面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没醒。”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矇眬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敏锐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隔夜的酒气。从半开的房门里，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些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光着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沉着脸，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发脾气。
“这个我管不着。”他打了一个嗝，又压住火气，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行动起来吧。你肯定不会碰钉子。她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那你们精神和肉体就都一致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轻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两腮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我的小猫，进来吧，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猛地把门关上，用身子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房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他大声喊道：“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撵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成为自己辽阔土地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英勇地、紧张地劳动着，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国家在日益巩固，在积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厂还废置着，没有一点生气，一片荒凉，可是现在烟囱全都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的。
他不会从容不迫地过日子，早晨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黎明，晚上也不会十点钟准时就寝。他总是急急忙忙地生活，不仅自己急急忙忙，而且还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时间。深夜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在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精巧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欣突然来到保尔工作的那个专区。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保尔当时出差在外。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月过去了。保尔到拉兹瓦利欣那个区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阿谀奉承的人，排挤好同志。保尔把这些事情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当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厉申斥处分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说：“应该永远开除，不许重新入团。”
大家都很吃惊，感到这样处分过重，但是保尔坚持说：“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对这个堕落的少爷学生，我们已经给过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异己分子。”
保尔把在别列兹多夫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我对柯察金的指摘提出强烈抗议。他这是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会给他编几条，说他搞过走私活动——凭这个就把他开除吗？不行，得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你等着吧，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说服了大家，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入夏以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去休假了。身体不好的都到海滨去。一到这个时候，休养成了大家热切盼望的事，保尔忙着给同志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打发他们去休息。同志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兴。他们留下的工作全压在保尔肩上，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像一匹驯顺的马拉着重载爬坡一样。这些同志晒得黑黑的回来了，个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于是，另一批同志又疗养去了。整个夏天总有人外出，可是生活是不会在原地踏步的，生活要前进，保尔也就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的岗位。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肉体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非常难过。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了紧张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一条。
有一回，专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专区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身体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记不清了。反正你得检查一下，亲爱的朋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有事脱不开身，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亲自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医生给保尔仔细检查了身体，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
检查之后，写了如下处理意见：医务委员会认为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发生严重后果。
处理意见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从这些病名中，保尔了解到的只是：他的主要灾难不在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送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保尔怕丢下专区团委的工作没有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有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屉里放着到叶夫帕托里亚去的疗养证。
保尔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紧了。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够放心离开，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就在他要去休养，要去看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声音里听出有法伊洛。法伊洛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高的个子，一副军人派头，长得很漂亮。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见到好看点的姑娘就纠缠。
法伊洛过去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厌恶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大哭一场，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蒙混过了关。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保尔留心听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个人说：“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问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货。格里博夫浅薄无知，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很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不管什么场合，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这得有本事。一个娘们一个样，要用不同手段来对付。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这样的当然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要紧的是要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一套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心在急剧地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碰运气，轻而易举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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