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１．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２．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３．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的时候，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让河水吞没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战士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个戴着一顶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士，一见这情景，惊叫起来：“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都没有，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吃惊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在他身上，推着他说：“你这傻瓜，张着嘴巴看什么？还不快走！”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个别人的吉凶，他们这个旅本来就落后了，兄弟部队已经占领了对岸。
米什卡的死讯，谢廖沙是四天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九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脑子开开窍，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你是在侮辱整个党，诽谤党。你得的是狂热病，还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是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想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了。”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发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了，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站在车站的天桥上，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满脸雀斑和疙疸，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
“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他问，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多次说过，”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图个什么呢？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往哪儿都钻，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乱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晃得他东倒西歪。
“你这个白卫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么淡？你是跟谁讲这些屁话，你这个骨子里的富农？混蛋，我们城里被白军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一多半都是犹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谁说话？你也是反对派一伙的？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出来，没命似的跑下阶梯。保尔恶狠狠地望着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章
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库了。淡淡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是铺了一条浅蓝色的床单。
房间的其他地方仍旧是黑糊糊的，只有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台灯，射出一圈亮光。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５月２４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前面又是一段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只好就这样空着了。
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写日记呢？现在夜已深了，我才能坐下来写。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就要调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他真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宝贵。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谢加尔高兴极了，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的确，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要调动，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替我接着带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会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中等身材，身强力壮，肌肉很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已经先到了，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离她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她没有发觉他。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丽达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而且……但是，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于是赶紧招呼她：“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你还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让保尔协助她工作。他们今天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就由掌握全权的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任何人都无权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队把守着。一列火车就是挤破车厢，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着上路的旅客。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因为行车时间没有准儿，说不定一等就是几天。几千个人都往检票口拥，都想冲过去，挤到眼巴巴等了很久的绿色车厢里去。这些日子，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常常发生扭打的事。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他就领丽达从行李房进了站台。费了好大劲，总算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一个热得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拦住车门，上百次地重复着一句话：“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了。车厢的连接板上和车顶上不许站人，这是上头的命令。”
人们发疯似的冲着他挤去，都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人们气势汹汹地咒骂着，喊叫着，往上挤。保尔看出来，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但是，他们又非上去不可，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他先挤进车厢去，然后打开车窗，把她从窗口拉进去。不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什么证件都管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枪往夹克口袋里一插，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他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走到车门跟前，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煞有介事地说，他的口气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枪，用袖口擦掉额上的汗珠，用无所谓的语调说：“好吧，你只要能挤进去，就检查好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拼命往里挤，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把身子吊起来，从别人肩膀上爬过去。
他受到了数不清的咒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冲着他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约摸有七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千克。——译者］，勉勉强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您的乘车证呢，公民？”
“什么？”她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看来这就是瓦西卡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你缠着人家妇女干吗？用得着你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位上耷拉下来八条腿。这些耷拉着腿的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着葵花子。这些人显然是一帮合伙倒腾粮食的投机商，走南闯北，常在铁路上来往。现在保尔没有工夫理睬他们，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车窗旁边的小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了指两条穿褐色长筒袜的粗腿说。
应该打开车窗，可是箱子碍事，又没有地方放。于是保尔把箱子抱起来，交给了它的主人。
“请您先拿一下，公民，我要开窗子。”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保尔刚把箱子放到坐在上铺的塌鼻子女人的膝盖上，她就尖声叫了起来。
“莫季卡，你看这个人在这儿胡闹什么呀？”她又转过脸来，向身旁的人求援。那个人没有动地方，用凉鞋对保尔背上踢了一脚，说：“喂，你这个癞皮狗！快给我滚蛋，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背上挨了这一脚，忍着没有做声。他咬紧嘴唇，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您稍微让开一点。”他向那个铁路工人请求说。
保尔把一只铁桶挪开，腾出个地方来，站到车窗跟前。丽达早就在车厢旁边等候，就连忙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扔，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两只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刚要过来制止，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那个动作迟缓的战士没有办法，只好骂了几句，走开了。丽达一进车厢，那伙投机商都吵嚷起来，弄得她很难为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缘上。周围是一片辱骂声。上铺那个粗嗓门骂道：“瞧这个混蛋，自己爬进来不算，还弄进来一个婊子！”
从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个尖嗓子叫道：“莫季卡，照准他鼻梁子使劲揍！”
塌鼻子女人也乘机要把木箱子放到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不三不四的人。保尔很后悔，不该领丽达到这里来。但是，总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座位。于是，他向那个叫莫季卡的说：“公民，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这位同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那个家伙不但没有动弹，反而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他右眉上边的伤疤像针扎一样剧烈地疼起来。他压住怒火，对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等着，回头我跟你算帐！”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又有人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像嗾狗似的喊叫起来。
保尔憋了好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总是这样，一发起火来，动作就异常迅猛。
“怎么，你们这帮坏蛋、奸商，竟敢欺负人？”保尔像蹬着弹簧，两手一撑就蹿到中铺上，挥起拳头，朝莫季卡那副蛮横无耻的脸上猛力打去。这一拳真有劲，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栽下去。跌落在过道里的人们的头上。
“你们这帮混蛋，统统给我滚下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保尔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怒冲冲地吼着。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变了。丽达密切注视着周围所有的人，要是有谁敢碰碰保尔，她就准备开枪。上铺马上腾出来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也慌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空出来的位子上，低声对她说：“你在这儿坐着，我跟他们算帐去。”
丽达拦住他说：“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站台上。几分钟之后，他跨进铁路肃反委员会，走到他的老首长布尔梅斯捷尔的办公桌前。
布尔梅斯捷尔是拉脱维亚人，听保尔谈完情况后，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哪次都是火车还没进站，投机商就上了车。”
布尔梅斯捷尔咕哝着。
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车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帮着检查了整个列车。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之后，仍然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且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向铁路肃反委员会输送了不少优秀团员。检查完毕，保尔又回到丽达的车厢。这时，车里已经上满了新的乘客，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其他地方已经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只在车厢顶头的三号上铺给丽达找到了一个位子。
“行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火车开动了。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向后退去。只听她喊道：“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小铺位上，跟邻铺之间隔着一捆捆的报纸。他俩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刚才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苹果。
火车缓慢地爬行着。车辆失于检修，又载重过多，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每到接轨的地方就震动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不一会儿夜幕便遮住了敞开的车窗，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把头枕在旅行袋上打起盹来。保尔耷拉着两条腿，坐在铺边上抽烟。他也很累，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从车窗吹进来。车身突然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保尔的烟头在发光。“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看样子，他是不愿意挤我，怕我难为情。”
“柯察金同志！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繁文缛节扔掉吧，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着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女人。这一点，他是今天在天桥上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在暗中微笑了。她已经尝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情的痛苦。她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长，另一个是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汽笛的吼声才把他吵醒。
最近，丽达都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本笔记本不常打开，写的几则日记，也都很简短。
８月１１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去了。日常事务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杜巴瓦从到佩乔拉区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了。他工作很忙。保尔还想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工夫，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的情况日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８月２３日
今天我从走廊走过时，看见潘克拉托夫、柯察金，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着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说什么‘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作主，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接着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连忙走开了。这回他大概会有很长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对于骂人，我是不能原谅的。
８月２７日
今天常委会开了一次内部会谈。情况越来越复杂。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记下来——不允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心情挺不好。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运粮专车又被人弄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不写日记了，反正总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正等柯察金来。我今天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正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一个电话，是丽达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有空，让他去继续学习上次那个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栋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顺着楼梯跑上去，用拳头捶了一下房门，没有等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上，一般男同志连坐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缀着红星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朝保尔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也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丽达一面跟保尔打招呼，一面说。“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有等她介绍，就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同时紧紧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没想到他会来，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的态度却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妒意，犹如燧石的火星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达维德袖子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柯察金马上拦住她说：“我是来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要上码头去卸木柴，你别等我了……恰巧你这儿又有客人。好了，我走啦，同志们还在楼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在门外。他的脚步声迅速地在楼梯上响着。下面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就没有什么响动了。
“他今天有点反常。”丽达回答达维德那疑惑的目光，这样猜测说。
……天桥下面，一台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庞大的胸腔中喷出了金色的火星。火星缭乱地飞舞着，向上冲去，在烟尘中熄灭了。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出神。他眯起眼睛，讥讽地责问自己：“真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您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那样痛苦？难道她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好吧，就算她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您突然这样难过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您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看姓名可能是她的哥哥，也可能是她的叔叔……要真是这样，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看来，你也是一个糊涂虫，不比任何笨蛋强。他是不是她的哥哥，一打听就可以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还有脸见她，跟她说话吗？得了，往后你再也别想上她那儿去了！”
汽笛的吼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天已经不早了，回家吧，别再自寻烦恼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淡黄头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局肃反委员会委员斯乔帕·阿尔秋欣，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弄到了一间屋子。下班之后就去油饰、粉刷、擦洗，一连忙了三天。他们提着水桶跑来跑去，邻居们还以为是着火了。他们搭起了床铺，又从公园里弄来许多树叶，塞在大口袋里做床垫。到了第四天，房间就布置妥当了，雪白的墙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１８７８—１９５８），当时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两个窗户中间，钉着一个搁架，上面放着一堆书。两只木箱钉上马粪纸，算是凳子，另一只大一点的木箱做柜子。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台球台，球台的呢面已经没有了，这是他们用肩膀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白天当桌子，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了来。善于管家的克拉维切克列了一份公社全部财产的清单。他想把清单钉在墙上，但是大伙一致反对，他才作罢。现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了。工资、口粮和偶尔收到的包裹，全都平均分配。只有各人的武器才是私产。全体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凡违反取消私有财产的规定并欺瞒同社社员者，一律开除出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这个决定上加上一句：并立即驱逐出室。
索洛缅卡区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全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社员们从邻院借来一个挺大的茶炊，把公社所有的糖精全拿出来沏茶用了。大家喝完茶，大声合唱起来：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我们受尽了劳役的煎熬，
但是总会有这样一天……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微歪向一边，眼睛活像个调皮的男孩子。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跟前看个仔细呢。塔莉亚的笑声很有感染力。这个糊烟盒的十八岁的女工满怀青春的热忱，注视着世界。她的手往上一抬，领唱的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
唱吧，让歌声传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沉睡的街道被他们的谈笑声吵醒了。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什么也听不清！”他向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那些高声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喂，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就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到哪儿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吧。”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交给了保尔。
“我以为你不在呢。凑巧今天晚上我没事。你来吧。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两年没见面了。”
果然是她哥哥！
保尔没有听到她又说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和当时他在桥上做出的决定，一起涌上心头。是的，今天应该到她那里去，放一把火，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掉。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电话里丽达在问：“你怎么啦，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嗯，哪，我听着呢。好吧。开完常委会就去。”
他放下了听筒。
保尔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手抓住柞木桌子的边沿，说：“往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她手里那支在纸上迅速移动的铅笔也停下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自己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多紧张。很可惜，学习的事只好等以后再说……”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句话还不果断。
“干吗拐弯抹角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勇气对着胸口给自己一拳，干脆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坚定地接着说：“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转过脸，避开了她那注视的目光。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挪开椅子，低头看了看她那垂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更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就这样吧，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我早说就好了。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对她这样冷冰冰的，使她十分惊愕，勉强说了两句：“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该怨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地迈出房间，悄悄掩上了门。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还可以返回去，对她说……
可是，这又何必呢？难道要让她当面奚落一番，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铁路的死岔线上，破烂的车厢和灭了火的机车越积越多。
木柴场空荡荡的，风卷着锯末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猞猁，经常在城的周围，在丛林和峡谷里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四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干完坏事之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不时袭击宁静的乡镇。母鸡惊得咯咯直叫，满街乱跑。常常是啪的响一枪，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近旁便是一阵对射，枪声清脆，就像踩断干树枝一样。随后匪徒们便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砍杀被他们抓住的人。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帮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对对眼睛简直能穿透乡苏维埃的白房子的墙壁。在神甫家的院子里，在富农的考究的住宅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淡蓝色的原汁酒，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去。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然后再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亡命徒，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成了安分的庄稼人，在自家院子里磨蹭来、磨蹭去，不时给马添点草料，要不就站在大门口，嘴角露出一丝讪笑，一边吸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部队，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来回清剿匪徒。他不知疲劳，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摸到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喽罗。现在他已经处在包围之中，只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五个小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声音喧嚣嘈杂。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两种愿望：一种是漫天要价，一种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神通。几百个眼尖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活动着。他们的眼神里什么玩意儿都有，惟独没有天良。这里是一个大粪坑，全城的蛆虫都麇集在这里，他们的目的都是坑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傻瓜”。很少有的几趟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排泄出一群群背着口袋的人。这些人都向小集市涌去。
晚上，集市上已经空无一人，白天生意兴隆的小胡同、一排排黑洞洞的空货架子和商亭变得阴森可怕了。
到了夜里，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每座小亭子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就是胆大的人也都不敢冒险到这里来。常有这样的事：突然响起枪声，像锤子敲了一下铁板，于是，就有人倒在血泊里。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凑在一起赶来的时候（他们单个是不敢来的），除了一具蜷缩着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就离开作案的地方，逃之夭夭，其他在这一带鬼混过夜的人，也都因为出了事，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小集市对面就是七星电影院，那里的马路和人行道灯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
电影院里，放映机喳喳地响着。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情敌在互相厮杀，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声喊叫。看来，城里城外的生活似乎都没有离开常轨，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党的省委会里也都一切如常。但是，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
在这座城市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有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把步枪笨拙地藏在乡下人常穿的长袍下面，从各地潜入这座城市。有的装扮成投机倒把的商贩，坐在火车顶上来到这里。下车之后，他们不去市场，而是凭着记忆，把东西扛到预先约定的街道和住宅去。
这些人都是知情的，可是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布尔什维克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风暴正在逼近。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例外，他们掌握了敌人的全部准备活动。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佩特留拉残匪，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紧密勾结，准备在这里组织一次暴动。
佩特留拉残部秘密地成立了一支突击队。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舍佩托夫卡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四十七个人，其中大多数过去就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因为当地肃反委员会轻信了他们，才没有把他们关押起来。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甫、温尼克准尉和一个姓库济缅科的佩特留拉军官。神甫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以及钻进该市执行委员会当了办事员的萨莫特亚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计划在夜里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可能，就占领火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座大城市里，白匪军官们正在非常秘密地集中，各路匪帮也都到近郊的树林子里集结。又从这里派出了经过严格审查的“忠诚分子”，分别到罗马尼亚，到佩特留拉本人那里去，随时保持联系。
水兵朱赫来在军区特勤部已经一连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费奥多尔·朱赫来现在的心情，正像一个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的猎人。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声张。只有把这只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患，安心从事劳动。把野兽惊跑是不行的。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只有冷静的头脑和铁的手腕才能克敌制胜。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在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迷宫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动手。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掌握敌情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直达线路急速地传递着密码电报。所有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顾不得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捣毁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跟区党委书记马上来开会。木柴问题比原来想的还要糟糕。你们来了，咱们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坚定而急促地说。
“真是，这个木柴问题快把我们搞疯了。”他咕哝着，放下了听筒。
古戈·利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位书记送到了地方。
他们下了车，一登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叫他们来决不是为了木柴的事。
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岗，他们都默不做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的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经过气窗，通到室外。
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拉。丽达还是那副装束，跟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样：戴着红军的盔形帽，穿着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挎着一支沉甸甸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回事？”扎尔基惊疑地问丽达。
“这是演习紧急集合，伊万。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在第五步兵学校。各支部开完会就直接到那儿去。最要紧的是这个行动不要让别人发觉。”丽达告诉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的树林里静悄悄的。
参天的百年柞树默默地挺立着。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沉睡，宽阔的林荫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迹了。
在树林中间，在白色的高围墙里面，从前是武备学堂的楼房，现在已经改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夜深了，楼上没有灯光。表面上看，这里一切都很平静。过路的人一定会以为里面的人全都睡了。但是，那扇大铁门为什么敞开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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