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跟着高声唱了起来。在这雄壮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谢廖沙嘹亮的声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名战斗员。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白牌。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张火红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红军战士，两道目光逼视着看画的人，一只手直指看画人的胸膛。下面写着：“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无声的“宣传员”贴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贴出了革委会第一张告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经恢复。
我们号召全体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们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希望你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
本市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列辛斯基
庄园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新人了。“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它付出生命，今天却响遍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
这个木匠正在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块，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一个沉着镇静的女人。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只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就都坐到办公桌旁边了，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一个活泼而性急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投入斗争，向工厂管理部门那些隐蔽起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仇恨的贵族分子发起猛烈进攻。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用拳头愤怒地敲着讲台的栏杆，用波兰话向他周围的工人们发表了激烈而坚定的演说。他说：“过去的一切，当然别想再回来了。咱们的父兄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做马，已经当够了。咱们给他们建造宫殿，可是这位高贵的伯爵大人给了咱们什么呢？
不多不少，刚够咱们饿不死，好给他干活。
“什么波托茨基伯爵呀，桑古什卡公爵呀，那些伯爵、公爵大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有多少年了？难道波兰人不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也有很多人给波托茨基当牲口使吗？可是现在那些贵族老爷的走狗却在波兰工人中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咱们各族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些贵族老爷，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杆。
“是谁逼着我们弟兄去流血，去自相残杀呢？是国王，是贵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总是派遣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进攻、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事不断发生。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成为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一定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也会有自己的庆祝胜利的节日，同志们，千万别听那些暗藏的毒蛇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齐心协力，那么就一定能够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特日茨基从内心深处，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们一齐向他欢呼，表示支持。
只有年纪大的人不敢发表意见。谁知道，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会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就是不上绞架，也肯定会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切尔诺佩斯基。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他是本地教育界中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在革委会昼夜值勤。一到晚上，在革委会院子里，挨着大门，就架起一挺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个拿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向革命委员会走来。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小同志，你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微笑着说：“是的，我是前天正打仗的时候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一下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好哇，你就干吧，把你的伙伴们组织起来。”
谢廖沙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说：“那我在连里的事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回过头来说：“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当地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那样突然而又迅速地闯了进来。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进了漩涡。他已经把自己的家完全忘记了，虽然这个家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委员会发的白纸卡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要是有人居然还怀疑这一点，那么，请看他军便服皮带上威风凛凛地挂着的那支曼利赫尔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外面还套上了手缝的帆布枪套。这可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件。唉，保夫鲁沙要是在这里该多好！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指示。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正等着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到师政治部去，给革委会领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往大门口跑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小汽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政治部和参谋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跟谢廖沙谈了工作。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组织建立了吗？你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你要把他们发动起来。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个共青团的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个大会。我再介绍你跟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大概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一条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进行工作。分手的时候，乌斯季诺维奇给了他一大捆宣传品，另外，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才回到革命委员会。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着他。一见面，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顿：“你真不害臊！怎么，你一点都不顾家了吗？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得闹出事来！”
“放心好了，瓦莉亚，什么事也不会出。我是没工夫回家。
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让谁给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就说：“是这么回事。你加入共青团吧。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信？给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了证件，难为情地望着弟弟，说：“我入共青团能干些什么呢？”
谢廖沙双手一摊，说：“什么？没什么可干的？我的好姐姐！我忙得简直连觉都顾不上睡。发动群众，有多少工作要做！伊格纳季耶娃说：应当把大家都召集到剧院去，给他们讲讲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也得讲讲话。我想，这可不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准得出洋相。好了，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加入，妈准会气炸肺的。”
“你别管妈嘛，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地说。“她不懂得这些事情。她光想把孩子们拢在她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反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到前线去打仗，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朱赫来跟咱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看保尔，人家就不管他妈怎么样。现在咱们已经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怎么样，我的好瓦莉亚，难道你会不同意？你参加进来该有多好！你动员姑娘们，我负责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鬼，我今天就叫他乖乖地进来。怎么样，瓦莉亚，你倒是参加不参加？我这儿有一本讲这件事的小册子，你看看。”
谢廖沙把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姐姐。瓦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低声问：“要是佩特留拉的兵再打回来，可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我吗，当然跟大家一起撤走。可是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妈可真要遭罪了。”他沉默了。
“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就是别让妈知道。除了咱俩，谁也别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正跟她谈入团的事。她倒是挺合适的，就是我母亲不太好办。能不能把她吸收进来，谁也不告诉呢？万一咱们不得不撤退，我当然扛起枪就走了，可是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上，注意地听他讲完，说：“好，这样办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各处张贴的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之后跑来的。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中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节目。
幕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身材瘦小、鼻子尖尖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号召青年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讲起话来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是不明白的。
他讲完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讲不出话来。
“怎么讲？讲什么呢？”他苦苦思索着，想说，又找不到恰当的话，感到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给他解了围，她在桌子后面小声提示他：“谈谈组织支部的事吧。”
谢廖沙马上谈起了实际问题：“同志们，刚才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咱们需要成立个支部。谁赞成这个提议？”
会场里一片寂静。
丽达出来帮忙了。她向大家讲起了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到会的人对建立支部的事这样冷淡，使他十分恼火。他不时向台下投出不友好的目光。人们并没有认真听丽达讲话。
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丽达发觉没有人听她讲话，就草草地结束了，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讲。伊格纳季耶娃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不少同志愿意积极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袖手旁观。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希望你们也谈一谈。有要发言的同志，请讲吧。”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我讲两句！”
稍微有点斜眼、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到了台前。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我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知道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他一下子冲到台中央，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说过嘛，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爸爸是扳道工，让火车给压死了，米什卡就失了学。别看他没上完中学，可是我们的事业，一说他就明白了。”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简直是一塌糊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肚子气。”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
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
黑夜里，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哪一个投机商也不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把那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呀，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问题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你瞧，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
他嘲讽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又羞又恼，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暗窖的事，”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看见她皱起了眉头，就不再做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我是听谢廖沙·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在车站食堂当过伙计。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数量、品种不限，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季莫申科，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要是能成功，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支援部队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还有两个留在外面，守着大门。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
“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
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５），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废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说：“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干草去？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吼道：“你给我听着。晚上不见干草，统统砍脑袋。你这是反革命。”他啪的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你吓唬谁？马刀我也会使。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晚上一定得备好。”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挨的打少一些。看他年轻，留了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了城里。
当天晚上，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因为没有领到干草，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所有的人，包括一名清扫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被捕的人带到波多尔斯克车站，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然后关进了一节货车车厢。革委会的院子里也驻进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要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积极出面干预，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可就不妙。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他们才获得释放。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子里去。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跑来看望他。她握住谢廖沙的手。谢廖沙第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他可是怎么也不敢这样握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随便说了一句：“我要到林子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叫住他说：“你等等，咱们一起去。”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住了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
“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脸朝着太阳。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得很漂亮，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跟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显然，她也认出他来了。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住冬妮亚说：“同志，您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冬妮亚抽出手，读起信来。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问：“他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吗？”
“是的。”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咱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她轻蔑地嘲讽他说：“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他们照样能办事。”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说：“这个骗子，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
树林在喧闹，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湖水清澈凉爽，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洗完之后，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
两个人一边谈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脚趾。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说：“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啊？”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可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她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也要拿起枪来。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你知道吗？谢廖沙，我估计，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
他感到很惊奇。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了，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从里面能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难过地说：“上回在村子里，叫那帮富农给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看见那棵柞树没有，谢廖沙？”她用枪口指了指离她有二十五六步远的一棵满是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同眼睛取平，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到了没有？”她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落地的簌簌声。
“给你，”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用逗弄的口吻说。“现在该看看你的枪法了。”
谢廖沙放了三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微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上衣清晰地显出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把身子挪到她跟前。
“你看到天空没有？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像钢铁一样才好。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便他在刑场面对枪口，也未必会这样心慌意乱。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无法理解。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所以，趁我们有这几个自由支配的时辰，我们现在要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头，向她探过身去。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克服着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曾经难以理解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一股巨大的激情闯进了他的生活，这是他对丽达深沉而又博大的同志情谊，它占据了他那颗渴望火热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不等人。不久他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直到眼前的这个秋天，生活只赏赐给他们三四次见面的机会，这几次见面令人心醉，永生难忘。
过了两个月，秋天到了。
夜悄悄降临，用黑色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师参谋部的报务员俯在电报机上，忙着收报。电报机发出急促的嗒嗒声，一张狭长的纸条从他的指缝间穿过，他迅速将那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写在电文纸上：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命令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撤出市内全部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员×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即报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点着电石灯的摩托车飞速穿过寂静的街道，突突突地喷着气，在革委会大门口停了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人们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开始整队。一小时过后，几辆马车满载着革委会的物品，从街上走过，到波多尔斯克车站，装车准备出发。
谢廖沙听完电报，跟着通讯员跑了出去，对他说：“同志，捎个脚，带我上车站，行不？”
“坐在后面吧，把牢了。”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沙在离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抓住了丽达的双肩。他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低声地说：“再见吧，丽达，我亲爱的同志！咱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
他害怕自己马上就会放声哭出来。该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已经是空荡荡的了。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告别似的。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
遍地都是黄叶，树枝上光秃秃的。风卷着落叶，在路上慢慢地打转。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几下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头来，问：“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担心地看了他一眼，问：“您知不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恼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合新政府的意，又得大伤脑筋。”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车站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一下沉重的炮声。接着重炮弹划破长空，呼啸着飞过去，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道旁的灌木丛立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闷闷不乐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凉丝丝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了下来。他急忙擦掉泪珠，回头向同志们看了一眼，幸好谁也没有看见。
同谢廖沙并肩走着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他的眼睛碰到了谢廖沙的目光，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这回咱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一定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同波兰大军作对。’他们准会把我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可是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家伙，赶紧碰上他们打一仗才好呢！”安捷克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肮脏而难看的小城，丑陋的小屋，坎坷不平的街道！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恶的异族侵略者——无情的白色波兰军队已经逼近了。
机车库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用忧愁的眼光目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满怀激情地喊道：“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八章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刷着岸边的石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宁静的，平滑的水面泛出一片银灰色，好像凝滞不动似的。河中央，却翻滚着黑沉沉的水流，肉眼就可以看出，它正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正是为了赞美它，果戈理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抒情散文“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河的右岸，峭壁耸立，俯视着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高山，骤然在宽阔的河水面前停住了。左岸的下方，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时淤积起来的。
在河边的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战士。他们按照分工趴在一挺秃鼻子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脸朝第聂伯河，侧身卧在机枪紧跟前。
红军部队由于频繁的战斗，已经十分疲乏，接着又遭到波兰军队疯狂的炮击，昨天放弃了基辅，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固守。
但是，这次的撤退、重大的伤亡以及最后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挺进到马林车站一带的铁路线，经过猛打猛冲，赶走了据守车站的波兰部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扫清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个个都怏怏不乐。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出达尔尼察之后，就在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立足点。
但是，不论他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再向前推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看着奔流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了反冲锋。就在昨天的这场战斗中，他第一次跟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刺刀。那个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像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什么，一边像兔子那样跳着，向谢廖沙直扑过来。一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对手那双睁圆了的、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摆步枪，用刺刀尖把波兰兵那把明晃晃的法国刺刀拨到了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并没有手软。他知道自己以后还要杀人。就是他，谢廖沙，这个能够那样温柔地爱，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今后还要杀人。他不是一个狠毒、残忍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欺骗、毒害和驱使的士兵，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祖国——苏维埃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是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的。
谢廖沙正想着，帕拉莫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很快会发现咱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在祖国大地上已经一年了。他乘着机枪车和炮车飞奔，骑着那匹缺了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他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
他的皮肤曾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得鲜血直流，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皮；可是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蜕不掉了。
这一年里，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蔽体，胸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
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保尔只有两次不得不暂时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年二月，得了伤寒，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斑疹伤寒造成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的大量减员，简直比波兰军队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集团军战线很长，几乎守卫着乌克兰整个北部广大地区，阻挡着波兰白军的进一步推进。保尔刚刚痊愈，就归队了。
现在，他们那个团正在卡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龙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子里。站房不大，旁边是一些被遗弃的、破坏得很厉害的小房。这一带根本没法住下去。两年多来，隔不多长时间，就要打一仗。这个小车站真是什么样的队伍都见识过了。
现在，一场新的大风暴又快要酝酿成熟。虽然第十二集团军损失了大量兵员，一部分部队已经失散，在波兰军队的压迫下，全军正在向基辅方向撤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在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准备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毁灭性的一击。
久经战斗考验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各师，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运动，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他们在走向决战的进军中，顺便清除了沿途的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尽最大努力，使这个正在准备中的决定性打击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察觉。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掩蔽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一切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直达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停地发出电报，再从那里传到第十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纸条上打出了用密码写成的各种命令，其基本内容都是：“骑兵第一集团军之集结万勿引起波军注意。”只有在波兰白军的推进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情况下，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司令部总的部署，反映在下面这道简要的命令中：
第３５８号令（密件第８９号）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科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第十二、十四和骑兵各集团军总指挥兼集群司令亚基尔同志：
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有两个集群：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其部分兵力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主要兵力，其中包括科尔尼茨基将军（原外阿穆尔骑兵团团长）的由十个骑兵团组成的突击混成骑兵师和陆续开到的波兹南师的部队，则集结在白采尔科维、沃罗达尔卡、塔拉夏、拉基特诺地区。敖德萨集群的主力在日美林卡—敖德萨铁路和布格河之间我第十四集团军战线附近活动。上述两集群之间，大体在拉沙、捷季耶夫、布拉茨拉夫一线，分散部署着第一波兹南师的部队。
罗马尼亚人继续持观望态度。我西方战线各集团军突破敌方防线后，继续顺利地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消灭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
敌上述集群兵力分散，可资利用，考虑到其主办移向基辅地区，且在政治上具有极重要影响，兹决定以敌基辅集群为主要攻击对象。
命令：
１．第十二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占领铁路枢纽站科罗斯坚，主力在基辅以北地段强渡第聂伯河，其近期目标是切断博罗江卡站、捷捷列夫站一带的铁路线，阻止敌军向北撤退。
在战线的其余地段要坚决牵制住敌人，在敌军退却时尾追不舍，伺机一举攻占基辅。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２．亚基尔同志的集群应于五月二十六日凌晨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方向全线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其目的是尽量吸引更多的敌基辅集群兵力投入战斗，与左翼的骑兵集团军相互配合。
３．骑兵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击溃并消灭敌基辅集群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技术装备。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向卡扎京方向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割断敌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之间的联系。以果断猛烈的战斗扫清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于六月一日前占领卡扎京、别尔季切夫地区，并依靠旧康斯坦丁诺夫卡和舍佩托夫卡方面的屏障，向敌人后方挺进。
４．第十四集团军要保证主力突击部队战斗的胜利，为此应将本集团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发动强大突击，于六月一日前占领温尼察—日美林卡地区。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５．各部队活动分界线见第３４８号令（密件）。
６．收到命令后望回报。
西南战线司令　叶戈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别尔津
西南战线参谋长　佩京
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于克列缅丘格
篝火的红色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柱盘旋着升到空中。一群群蠓虫，躲开浓烟，慌慌忙忙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篝火在他们脸上抹上了一层紫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只军用饭盒埋在淡蓝色的炭灰里。
饭盒里的水正在冒泡。突然，一条火舌从燃烧着的木头下面贼溜溜地蹿了出来，在一个低着头的人的乱头发上舔了一下。那人慌忙把头一闪，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红军战士，穿着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刚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用他那粗嗓子说：“这个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烧头发都不知道。”
“喂，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那个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烧焦了的头发，微笑着说：“啊，安德罗休克同志，这可真是本好书，一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战士，他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想用牙把一根粗线咬断。听保尔这样说，他好奇地问：“书里写的是什么人哪？”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多下来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了一句：“要是讲的是恋爱故事，我倒挺想听听。”
周围又响起了一阵哄笑。马特韦丘克抬起他那剪了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对他说：“是啊，谢列达，谈情说爱，可真是件好事。你又挺漂亮，简直是画上的美男子！你走到哪儿，哪儿的姑娘就成天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活像猪拱嘴。不过，还有办法补救：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来爆破铁丝网。——原注］，保险只消一宿，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爆发了一阵笑声，吓得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打了一个响鼻。
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长得漂亮不漂亮倒没什么，脑袋瓜好使才行。”他富有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就说你吧，别看舌头上长着刺，挺能挖苦人，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你这个木头人连耳朵都是凉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都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１８６４—１９６０）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牛虻是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道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称号，叫‘青年近卫军’，非常合适。”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点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
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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