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时间毕竟不是很长。”
萤（6）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麻烦事比预想的要多。一些规定啰啰嗦嗦，还有什么广播体操。”
“呃--”她沉吟良久，之后凝眸注视我的眼睛。她的眼睛异乎寻常的清澈，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那种透明度很特别，特别得有些不可思议，使人觉得如同面对天空。
“不过，我常常在想是不是该那样做，就是说……”说到这里，她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咬紧嘴唇，随即低下头。“说不清楚，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直子再次移动脚步。
我有半年没见到直子了。这半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很有特征的丰满的脸颊变得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显然细了好多，但完全不至于给人以瘦骨嶙峋的印象。她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得多。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知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到四谷来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不期而遇。双方都没有要办的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供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便快步走起来，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直子不时回头搭话，我有时应答自如，有时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这好像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默默前行。到得驹込，太阳已经落了。
“这是哪儿?”直子问我。
“驹込。”我说，“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萤（7）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简单吃了点东西。从等东西端来直到吃完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也没说。我累得身体像要马上散架似的，她似乎始终在沉思什么。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罢荞麦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腿脚现在还很结实。”
“看不出来。”
她笑了。
“送你回家吧。”我提议。
“不必，”她说，“放心，一个人可以回去，别担心。”
“我可是毫不碍事。”
“真的不必，我习惯一个人回去。”
坦率说来，她这种说法倒使我很感释然。一来到她的住处，乘电车单程都不止一个小时，二来两人老是一声不响地枯坐着也不是个滋味。结果，由她一个人独自回去，而吃饭则算我招待了。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临分别时她说道。
“这也谈不上什么按理不按理呀!”我吃了一惊。
她有点脸红，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解释道。她把运动衫的两个袖口曳到臂肘上边，旋即又拉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上，闭起眼睛，搜寻合适的字眼，但未能如愿。
“没关系。”我说。
萤（8）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词儿，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要改口的时候，头脑就更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弄不清楚了。简直就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双手放在桌上，紧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能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在车站分手了，我说声再见，她也同样回了一声。
*
第一次见到直子，是高中二年级那年春天。她和我同岁，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把直子介绍给我的是我一位要好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两人是从小学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二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两人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并不那么强烈。他俩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饭，拉我赴四人约会的事也有好几次。但由于我那处于萌芽状态的恋情未能进入开花期，结果只有我、朋友和她三个人一起游玩。况且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就角色来说，我是客串演员，朋友是精明能干的节目主持人，直子则是笑意盈盈的助手，同时也是主角。
我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角色胜任愉快。他多少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对我、对直子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开玩笑。倘若有一方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他具有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现场空气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总是觉得自己是在欢度无限美妙的人生。
但每当他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他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
萤（9）
他的葬礼过后大约三个月，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于是我道别离开。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他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场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了。
那是五月间一个下午，放学途中(准确说来，其实是逃学)，我和他拐进一家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胜了，其余三局都由他赢了去。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的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雨刷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听取了情况。我说： 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不说别的，一个决心马上自杀的人不可能在桌球台上连胜三局。警察对我对他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的确平凡得令人生厌，纯属泛泛之论，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在镇纸中，还是在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萤（10）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然而，以朋友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丢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朋友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认识到的同时，下决心不再去深刻地想它。但这是勉为其难的，因为我才十八岁，还太年轻，不可能找到事物的折衷点。
*
那以后我和她每月幽会一两次。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她在东京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个小而整洁的学校。从她住的公寓到学校，走路去也花不上十分钟，路旁有一条清冽的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往来散步，直子看起来也几乎没什么朋友。她依旧只有只言片语。而我也没有特别要说的话，便同样不怎么开口。每次见面后，便只管无休无止地走路。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暑假临结束时，直子便十分自然地走在我身旁了。我们两人并肩而行，下坡、过桥、穿横路，只管走个没完。既无明确的去向，又无既定的目的。大致走上一阵子，便进饮食店喝杯咖啡，喝罢咖啡又继续开拔。只有季节如同转换的幻灯片一般依序更迭。秋日降临，寄宿院内铺满了榉树落叶。换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仿麂皮鞋。
当秋日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感觉到直子的呼吸。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到路面落下的硕大的法国梧桐叶的时候，才发出干燥的声响。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
她的眼睛似乎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无任何止境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而那并无任何缘由。每当这时，我便产生一种悲戚的心情。
萤（11）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必定有人问起如何性交的云云，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欲有何为，我都如坠云雾。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我只是觉得他们是舞文高手，如此而已。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字眼。每当我斟酌词句时，便跌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渊之中。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有时两周连续打来，也有时一连三周杳无音信。因此每个周六我都在门厅的椅子上等她的电话。周六晚上，大家差不多都外出游玩了，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着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是在某人身上追求什么，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再远一点的事我却无从知晓。我向前探出手去，但指尖前只有空气那无形的墙壁。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奇尼（Henry Mancini）的收有《宝贝儿》（Dear Heart）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暖和的。
寒假期间直子没有回家。正月里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
这年冬天发生了不少事。
一月底，我那位室友发烧近四十度，两天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眼见他一副垂死挣扎的受难架势，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除了我也找不到肯照料他的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竟突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二。
萤（12）
“奇怪啊，”他说，“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说着，并把两张因其发烧而作废的音乐会招待票掏给他看。
“好在是招待票。”他说。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我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我年已十九，不久上了二年级。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大半是C或D，B没有几个。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时值六月，直子满二十岁，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与十九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转年冬天我也将二十岁，唯独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我在新宿买了盒蛋糕，乘电车赶往她的公寓。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分崩离析，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开了瓶葡萄酒，我们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地板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的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无不讲得十分之长，且异常详细。窗外雨下个不止，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休。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末班电车也快到收车时间了。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既想让她尽情说个痛快，又觉得还是找个机会打断为好。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截住她的话。无论如何，她说得过多了。
“打扰太晚了也不好，我该回去了。”我说，“过两天再来看你。”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熄掉了烟。事已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下面的事只能听之任之了。
萤（13）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着说下去，但话已无影无踪，是被破坏掉了。她的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糟糕的事。
“不是想打断你，”我一字一顿地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快速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声响。泪珠一旦涌出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地板，呕吐般地哭了起来。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膀。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闷声哭泣，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秀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不过除此以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有很久没同女孩睡了。而她则是初次。我问她为什么没和他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什么也没回答，把手从我身上松开，背对着我，望着窗外的雨帘。我盯着天花板吸烟。
早上，雨早已停了。直子背对我躺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不过对于我，反正都是一回事。与一年前相同的沉默已完全降服了她。我许久地看着她白皙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地板和昨晚一个样，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停止了似的。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有记号。
我拉过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脸一闻，漾出了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 希望早些打电话给我。然后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信上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 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但我尽可能不把事物想得过于深刻。如若深刻地追究下去，势必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幻莫测，以致在结果上将一己之见强加给周围的人。而我决不想强加于人。我十分渴望见你，但正像以前说过的一样，我并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萤（15）
“在院子里来着。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从那边飞过来的。”他边说边往大旅行箱里塞进衣服书本等物。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留守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老家，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他正准备回家。
“可以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食堂窗口亮起了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平台一角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弯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街景，左侧则是池袋的夜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应该而且必须是在夏日夜幕中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了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大概是我的记忆有误吧。或许萤光实际并不那么鲜明，而只是我固执的一己之见亦未可知。也可能是当时我周围的夜色太黑的缘故，我已不能很好地回忆出来了，就连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也无从记起。
我所能记起的唯有暗夜中河水的流声，以及砖砌的旧式水门。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水门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那黄色的光团宛如燃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这情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记不清楚。
时至今日，很多往事已前后颠倒，杂乱无章。
萤（16）
我合上眼帘，深深吸了几口气，想使心绪镇静下来。恍惚之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即将消融于夏夜的冥色。想来，天黑后来爬供水塔还是第一次。风声要比平时更清晰地传来耳畔。尽管风并不大，从我身旁掠过时却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夜幕从容而缓慢地遮蔽了地面。无论都市的灯光如何炫耀其本身的存在，夜幕照样不客气地扩充着自己的领地。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的时间爬上螺栓顶，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气了一样。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如溪流一般从我们之间流过。榉树在黑暗中摩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去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烧仓房（1）
烧仓房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熟人的婚礼上相遇，要好起来。年纪我和她几乎相差一轮，她二十，我三十一。但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当时我伤脑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实说，也没工夫一一考虑什么年龄之类。她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把年龄放在心上。我已结婚，这也不在话下。什么年龄、家庭、收入，在她看来，都和脚的尺寸声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状一样，纯属先天产物，总之，不是加以考虑便能有对策那种性质的东西。
她一边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师学哑剧，一边为了生计当广告模特。不过她因为嫌麻烦，时常把代理人交代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实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几个男友的好意接济，当然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根据她的语气猜想大概如此。
话虽这么说，可我并非暗示她为了钱而同男人睡觉什么的。偶尔或许有类似情况。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质性问题。本质上恐怕单纯得多，也正是这种无遮无掩不拘一格的单纯吸引了某一类型的人，在她的单纯面前，他们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心中盘根错节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释固然解释不好，总之我想是这么回事。依她的说法，她是在这种单纯的支撑下生活的。
当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同“剥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讲一下“剥橘皮”好了。
最初认识她时，她告诉我她在学哑剧。
我“哦”了一声，没怎么吃惊。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么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练自己才能的那种类型。
随后她开始“剥橘皮”。如字面所示，“剥橘皮”就是剥橘子的皮。她左边有个小山般满满装着橘子的玻璃盆，右边有个装橘皮的盆--这是假设，其实什么也没有。她拿起一个想象中的橘子，慢慢剥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罢一个，把渣归拢到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边的盆。如此反复不止。用语言说来，自然算不了什么事。然而实际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钟--我和她在酒吧高台前闲聊的时间里她一直边说边几乎下意识地如此“剥橘皮”--我渐渐觉得现实感从自己周围被吮吸掉了。这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过去艾希曼
烧仓房（2）
① Karl 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党卫军中校，作为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罪犯，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秘密警察逮捕，在耶路撒冷被判处死刑。①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时，有人建议最合适的刑法是将其关进密封室后一点点将空气抽去。究竟他遭遇怎样的死法我不清楚，只是蓦然记起有这么回事。
“你好像蛮有才能嘛。”我说。
“哎哟，这还不简单，哪里谈得上才能!总之不是以为这里有橘子，而只要忘掉这里没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简单。”
“简直是谈禅。”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见面。一般每月一回，顶多两回。我打电话给她，约她出去玩。我们一起吃饭，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劲地说话。我听她说，她听我说。尽管两人之间几乎不存在共同话题，但这无所谓。可以说，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吃喝钱当然全由我付。有时她也打电话给我，基本上是她没钱饿肚子的时候。那时她的确吃了很多，多得叫人难以置信。
和她在一起，我得以彻底放松下来。什么不情愿干的工作啦，什么弄不出头绪的鸡毛蒜皮小事啦，什么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统统忘去脑后。她像是有这么一种本事。她所说的话没有什么正正经经的含义，有时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几乎没听，而每当侧耳倾听，便仿佛在望远方的流云，有一股悠悠然的温馨。
我也跟她说了不少。从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论，都可以畅所欲言。或许她也可能同我一样半听不听而仅仅随口附和，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种心绪，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我说了许多，但没说一句要紧话。也没什么该说的。
实情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该说的。
两年前的春天她父亲患心脏病死了，一笔多少凑成整数的现金归了她所有，至少据她说来是这样。她说想用这笔钱去北非一段时间。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认识一个在阿尔及利亚驻京使馆工作的女孩，遂介绍给了她，于是她去了阿尔及利亚。也是因势之所趋，我到机场送她。她只拎着一个塞有替换衣服的寒伧的波士顿旅行包，从外表看去，觉得她与其说去北非，莫如说是回北非。
烧仓房（3）
“真的返回日本?”我开玩笑问道。
“当然返回呀!”她说。
三个月后她返回日本，比走时还瘦了三公斤，晒得黑漆漆的，并领回一个新恋人，说两人是在阿尔及尔一家餐馆相识的。阿尔及利亚日本人不多，两人很快亲密起来，不久成了恋人。据我所知，此人是她第一个较为正规的恋人。
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衣着得体，说话斯斯文文。表情虽不够丰富，但长相基本算是漂亮的那类，给人的感觉也不坏。手大，手指很长。
之所以了解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我去机场接两人来着。突然有电报从贝鲁特打来，上面只有日期和飞机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机。飞机一落地--其实由于天气不好飞机误点四小时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周刊--两人便手挽手从舱门走出，俨然一对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将男方介绍给我，我们几乎条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国长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后我们走进餐馆，她说她横竖得吃盖浇饭，我和他喝啤酒。
他说他在搞贸易，什么贸易却没说。至于是不大喜欢谈自己的工作，还是怕谈起来只能使我无聊故而客气不谈，情由我不得而知。不过老实说，对于贸易我也不是很想听，就没特意打听。由于没什么好谈的，他讲起了贝鲁特的治安情况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来他对从北非到中东的局势相当熟悉。
吃罢盖浇饭，她大大打个哈欠，说困了，样子简直像当场就能睡着似的。忘说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么场所都犯困。他提出用出租车送我回家，我说电车快，自己坐电车回去好了。搞不清自己是为什么特意来的机场。
“能见到你真高兴。”他怀有歉意似的对我说。
“幸会幸会。”我答道。
其后同他见了几次。每当我在哪里同她邂逅相遇，旁边肯定有他。我和她约会，他甚至开车把她送到约会地点。他开一辆通体闪光的银色德国赛车，对车我几乎一无所知，具体无法介绍，只觉得很像费里尼黑白电影中的车，不是普通工薪人员所能拥有的。
“肯定钱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试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兴趣似的说，“肯定是的。”
“搞贸易能赚那么多?”
烧仓房（4）
“搞贸易?”
“他那么说的，说是搞贸易的。”
“那么就是那样的吧。不过……我可不太清楚的。因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么做事的样子，总是见人，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