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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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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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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1)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2)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3)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4)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5)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6)
萤(1)
萤(2)
萤(3)
萤(4)
萤(5)
萤(6)
萤(7)
萤(8)
萤(9)
萤(10)
萤(11)
萤(12)
萤(13)
萤(15)
萤(16)
烧仓房(1)
烧仓房(2)
烧仓房(3)
烧仓房(4)
烧仓房(5)
烧仓房(6)
烧仓房(7)
烧仓房(8)
烧仓房(9)
烧仓房(10)
烧仓房(11)
烧仓房(12)
烧仓房(13)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是村上春树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共5篇。其中1983年发表的《萤》是《挪威的森林》的前奏,4年后村上春树以此为基础写出了《挪》。另外几篇多写人生中的无奈、无聊以及无聊中的幻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 ),日本小说家。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就读。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问世后,即被搬上了银幕。随后,他的优秀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相继发表。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目录
目录

烧仓房
跳舞的小人
盲柳与睡女
三个德国幻想
1 作为冬季的博物馆的色情画
2 赫尔曼·戈林要塞1983
3 赫尔W的空中花园
后记
村上春树年谱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1)
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林少华
《萤》原名为《萤,烧仓房及其他》,创作于1982年至1984年之间,1984年结集出版,是村上春树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收有五个短篇,是村上篇数最少的短篇集。篇数虽少,手法却不少。《萤》是写实的,为现实主义风格。《跳舞的小人》和《三个德国幻想》是写虚的,颇有现代主义以至后现代主义色彩。《烧仓房》和《盲柳与睡女》介于二者之间,或虚或实,虚实莫辨。这部短篇集进一步展示了村上文学风景的扑朔迷离和一触即发的创作潜能。也可以说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萤》直接走向《挪威的森林》,《三个德国幻想》转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跳舞的小人》未尝不是《电视人》的前站,其中制作大象的车间又同后来的《象厂喜剧》和《象的失踪》连成“象的谱系”。
据村上介绍,写《萤》这个短篇时,并未预想日后会有下文。把《萤》扩充为《挪威的森林》,是讲谈社一位编辑提议的。那位编辑说她喜欢《萤》,想接着看长些的。于是村上动笔加长,结果一动笔就收不住了。但情节真正动起来是在绿子出现之后。因为这样就增加了一条线,绿子和“我”属于现实世界或阳界这条线,直子则属于另一世界或阴界那条线。“故事就在那一世界同这一世界相对比的过程中向前流动。并且绿子那个女孩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力。如果只写直子,很可能二三百页稿纸就写完了,毕竟直子没那么大能量。”(参阅《村上春树访谈: 我这十年》,载于《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
一看便知,《萤》后来大体成为《挪威的森林》第二、三章,区别只在于后者增加了永泽部分。不用说,绿子也还没有出现。《萤》中没有绿子,没有绿子带来的“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般的青春气息,通篇波澜不惊,弥散着淡淡的感伤氛围。因为《挪威的森林》早已广为人知,再特意介绍《萤》的情节显然是多余的了。因此这里只想谈一下在谈《挪威的森林》时未及充分展开的两点: 关于萤火虫,关于生与死。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如溪流一般从我们之间流过。榉树在黑暗中摩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2)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这既是《萤》的结尾,又是《挪威的森林》第三章的结尾,几乎一字不差。一般说来,村上笔下很少出现富有日本风情的景物。没有春天盛开怒放云蒸霞蔚的樱花,没有夏日染蓝水边恬静优雅的唐菖蒲,没有秋季漫山遍野五色斑斓的红叶,甚至没有终年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这里刻意描绘的萤火虫虽然没有那么典型,但无疑是日本文学固有的借以抒情的对象物。如成书于一千多年前、被视为日本随笔“双壁”之一的《枕草子》开篇就专门提及这小小的飞虫。作者清少纳言认为四季最有情趣的时分是春之拂晓、夏之夜晚、秋之黄昏和冬之清晨。而夏日夜晚的点睛之笔是萤火虫:“月华皎皎自不待言,夜色深深时亦因有萤火虫交相飞移而别具情趣。”不仅如此,萤火虫还是“俳句”中必不可少的夏季“季语”之一。由此看来,尽管村上受西方文学尤其美国当代文学影响极深,但也并未割断--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同传统日本文学之间的血脉。村上至少在中学“国语”课堂上学过《枕草子》这段名文。当然,村上在这里是用萤火虫隐喻直子及“我”和直子的恋爱悲剧。那仿佛迷失方向的在夜幕中往来彷徨的“微弱浅淡的光点”无疑暗示直子的精神困境,而萤火虫总是同指尖保持不可触及的距离则透露了“我”同直子的时下关系及其进程的信息。这点在发展成为长篇后也未改变。
要谈的第二点是关于生与死的生死观。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则。
然而,以朋友死去的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3)
这段同《挪威的森林》第二章结尾部分相关段落差异不大,堪称村上关于生与死的经典性表述,集中传达了他的生死观。其作品中所以经常有人死去--而且死得似乎那么轻而易举--同这种生死观有很大关系。那么,村上的生死观同日本传统的生死观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无须说,日本传统的生死观主要来源于武士道。关于这点,作为武士道经典文本的成书于1716年的《叶隐闻书》(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中译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李冬君译)卷一说得十分明确:“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是在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甚至说“武士道就是对死的狂热”。三岛由纪夫之死及其鼓吹的死亡美学、暴烈美学即是武士道生死观在现代一个扭曲的翻版。所以说扭曲,是因为三岛为之殉死的“名誉”在70年代的日本已不再为人称道。也就是说,武士固然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名誉宁愿割腹自杀,但名誉必须是真正的名誉。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所著《武士道》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真正的名誉是执行天之所命,如此而招致死亡,也决非不名誉。反之,为了回避天之所授而死去则完全是卑怯的!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奇书《医学宗教》中,有一段与我国武士道所反复教导的完全一致的话。且引述一下:‘蔑视死是勇敢的行为,然而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前面说了,日本传统的生死观深受武士道的影响,而作为武士道赖以形成的渊源,除了传统神道教,还有外来的佛教和儒教。佛教尤其禅宗哲理赋予其“生死一如”的达观,儒教为其注入厚重强烈的道德感,而以王阳明学说为宗的日本新儒学则赋予“知行合一”的自信和果敢。所谓“花惟樱花人惟武士”,就是这种生死姿态的象征: 生命在其最灿烂的时候戛然而止,开的时候轰轰烈烈波涌浪翻,落的时候利利索索联翩委地,不现老丑衰败之态。换成《挪威的森林》的说法,“惟死者永远十七”。《且听风吟》则说:“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由此观之,“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武士道“常住死身”的影子。而作品人物的轻易自杀,若仅仅从形式上看--不考虑“名誉”等道德内涵--也多多少少带有这种传统生死观的印记。也是因为时有读者来信问我村上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轻易自行中止生命的流程,所以这里就此多谈了几句。同时想强调一句,即使武士道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慎重的,如上面引文所说:“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4)
下面看《烧仓房》。《烧仓房》是一篇既有现实性又有非现实性或者莫如说现实性被一点点剥离的奇妙故事。“我”认识了她,她从北非旅游回来时领回一个男友。其男友突然说自己时常烧仓房,而且下次准备烧的仓房就在“我”住处附近。于是“我”把周围十六处仓房仔细勘察一遍。等了两个月仓房仍一处也没被烧掉。不料见面时他却说“当然烧了,烧得一干二净,一如讲定的那样”。小说结束时这个疑问也没结束: 仓房烧了还是没烧?简直就像《舞!舞!舞!》中五反田就喜喜遇害自己问自己: 杀了还是没杀?
威廉福克纳早就有个短篇小说叫《烧仓房》,但村上说他当时并非福克纳小说的热心读者,没有读过,就连福克纳有题为《烧仓房》的小说一事本身都不知晓。他说自己这篇小说中的仓房“是在心田一角忽然静静燃烧的仓房”。然而小说中烧仓房场景又那么富有现实性:“浇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这就完事了。烧完十五分钟都花不上。”这同女主人公“她”表演的“剥橘皮”哑剧差不多是一回事。本来没有橘子,但在看她表演--拿起想象中的橘子慢慢剥皮,又一瓣一瓣放入口把渣吐出,继而把渣用橘皮包好放进盘中--的过程中,现实和非现实、存在与想象就渐渐没了分别,甚至两相颠倒: 现实没有现实性,非现实却有现实性。应该说,这既是村上小说世界的一个主要特色,又是作者对当代社会、尤其当代都市生活的一种独特观察和生命体验。
《跳舞的小人》是故事情节最荒诞的一篇。在象厂制作象耳的“我”看中了一个在另一车间制作象腿的漂亮女孩,但女孩横竖不搭理“我”。“我”很苦恼,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梦中出现的跳舞的小人。小人出主意说由他钻进“我”体内邀女孩一起跳舞,保准女孩手到擒来。但条件是“我”不能出声,若出声小人就不从“我”体内出来了,将“我”的身体据为己有;否则身体仍是“我”的。事情的发展果如小人所料,跳完舞“我”很快把女孩按倒在山坡草地上。当我要吻女孩时,突然发现有蛆虫从女孩鼻孔连连爬出,吓得我赶紧闭起眼睛。但“我”硬是忍着没有出声。睁开眼时,原来“我”正和女孩相互接吻,“柔和的月光照着她桃红色的脸颊。我明白自己战胜了小人: 我终于一声未发地做完了一切”。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5)
现实恍若梦境,梦境恍若现实--主人公就是这样自由通行于现实与非现实、“我”与“非我”之间,以致主人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么真正的我又究竟在哪里呢?”是啊,真正的我究竟在哪里呢?作为创作手法,这篇小说已经有了“后现代”意味,用充满模糊性、断裂性和不确定性的荒诞情节凸现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真实和现代人的生存窘境。也就是说,作品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荒诞背后的不荒诞。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颇为满意这个短篇:“集子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那篇《跳舞的小人》(1984年1月)。如果说村上早期短篇的魅力在于介于现实和常识边界的那种张力,那么这篇小说却远远跨越了这条界线。”并且断言:“《跳舞的小人》完美地展示出村上将传统的故事主题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讲述出来的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大规模描述两个对立世界前的一次练兵。”(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盲柳与睡女》是“我”陪表弟去医院看耳朵的故事,其间插入一段回忆: 八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医院探望他的女友(骑摩托和巧克力礼物那段描述极像《挪威的森林》第六章直子对木月和“我”去医院看她的回忆),对方画出想象中的所谓盲柳,沾满盲柳花粉的小苍蝇钻进一个女子的耳朵让她昏睡,继而钻进女子体内噬咬她的肉,最后整个把女子“吧唧吧唧”吃光。时空交错,虚实混淆。村上再次显示了他的本事: 把想象世界写得比现实世界还富有质感和生机,他让现实、“现在进行时”同想象、记忆中的“过去时”进行较量并且总让后者战而胜之。换言之,在村上笔下,非现实对现实的入侵每每获得成功。
作者在神户大地震发生后的1995年9月去了神户及其附近的芦屋,在那里举行作品朗读会,所得收入捐给了两地的图书馆。当时朗读的就是《盲柳与睡女》。这是因为作品舞台就在神户的山麓一带,村上又是在那里长大的。但篇幅长了些,很难一次朗读完毕,于是大幅压缩。压缩后的改名为《盲柳,及睡女》,后来收入另一部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之中。村上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原创短篇小说”(《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讲谈社2003年3月版)。我最喜欢的,较之整篇小说,莫如说更是开头关于风的描写,极有质感:
译者序:现实与非现实之间(6)
挺直腰闭起眼睛,闻到风的气味,硕果般胀鼓鼓的五月的风。风里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羊肉的黏汁,有果核的颗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粒变成柔软的霰弹,嵌入我赤裸的臂腕,留下轻微的痛感。
很久不曾对风有如此感觉了。久居东京,早已忘了五月的风所具有的奇妙的鲜活感。就连某种痛感人都会忘个精光,甚至嵌入肌肤浸透骨髓的什么的冰冷感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三个德国幻想》的创作灵感当然来自德国。当时柏林墙还在,因此这里的德国并非冷战后统一的德国。第二篇的舞台显然是在东柏林,第三篇则在西柏林,第一篇的博物馆则弄不清楚位于哪边。三篇都很短。即使从文体上看也更像随笔或小品文。内容虽是想入非非虚无缥缈的“幻想”,却又横亘着二战柏林战役和柏林墙那样钢铁般坚硬的史实和现实。不妨说,村上在游弋于非现实的虚拟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对历史的关注和对现实的质疑。或者毋宁说虚拟或幻想本身即是这样一种关注和质疑,即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真实性的另类把握和阐释。至于情节--如果说有情节的话--实在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相比之下,修辞方面倒是可以找出几个颇有兴味的例子:
○ (博物馆藏品)简直就像在饥寒交迫中紧紧缩起脖子的孤儿蜷缩在玻璃展柜中闭目不动。
○ 早晨静静的天光和无声无息的性行为预感像往常那样支配着博物馆的空气,一如融化了的杏仁巧克力。
○ 性如潮水一般拍打博物馆的门。挂钟的时针刻画出上午十一时的锐角。冬日的阳光低头舔着地板,一直舔到房间正中。
○ 我们桌的女侍应生漂亮得百里挑一,泛白的金发,蓝色的眼睛,腰肢紧紧收起,笑脸妩媚动人。她以俨然赞美巨大阳物的姿势抱着带把的扎啤酒杯朝我们桌走来。
四个例句中,后面三个都涉及性。作者为什么会在冬季的博物馆和戈林要塞那样冷清清的地方产生性幻想呢?二者岂不毫不搭界?委实匪夷所思。纵使作为幻想也未免过于不着边际了。尤其最后那句“巨大阳物”比喻,换个角度看,未尝不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无论气氛还是手法都不由得令人想起《寻羊冒险记》第三章开头出现的水族馆里的鲸鱼阴茎:“它看起来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不竖着‘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那便是鲸的阴茎……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阴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这里诚然没有把鲸鱼阴茎比喻为超大号扎啤酒杯,但毕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村上式比喻的一个特点: 把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让人在出乎意料之中少顷漾出会心的微笑。
2009年2月21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草色隐约迎春花开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 266071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萤(1)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十四五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一无所知,单独一个人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一间宿舍。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销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就我个人说,本打算租一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开支,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寄宿院坐落在城内风景不错的高坡上,占地满大,四周有高高的混凝土围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有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些也说不定。站在树下抬头望去,天空被绿叶遮掩得严严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木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都是大型建筑。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是否应视为问题在看法上还有分歧--在于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慷慨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辞,准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称其逃税者有之,说它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片地产者有之,谓其纯属沽名钓誉者有之。其实怎么说都无所谓,反正从一九六七年春到第二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我是在这寄宿院内度过的。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了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萤(2)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汉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他身旁侍立着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来历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却是截然相反: 矮个子,白面皮,胖墩墩的。就是这一对搭档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我时常从窗口观看这升旗光景。清晨六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地在院中亮相。“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脚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把旗呈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溜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直地仰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恰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是夜里,国家也照样存续,做工的也照样不少,而他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除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房。
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垫席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里面的家具,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有两套桌椅,一架双层铁床,两个衣箱,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有收音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花花公子》里的大幅美人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几册教科书和流行的小说。
萤(3)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多厘米,杯里沾着咖啡渣,地板上散乱地扔着速食面包袋、空啤酒罐之类。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大家把全部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晾卧具,每件被褥都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无与伦比。地板上纤尘不染,烟灰缸也常洗常新,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墙壁上没有美人照,而贴了一张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画。这都因为我的室友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所有清扫都由他一手包办,连洗洗刷刷也承担下来,无须我动一下手指。每次我把空啤酒罐放在桌上,转眼间就消失到了垃圾篓中。我这位室友是学地理学专业的。
“我嘛,是学绘地、地、地图。”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感叹,世上果真有多种多样的希望!而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绘地图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他们怀有怎样的动机。不过,问题首先是,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道。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彼此彼此,只记得课程简介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啰?”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印度哲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看中戏剧纯属偶然,如此而已。”
“不明白,”他说,“我、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好歹让家里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萤(4)
他讲的固然是正论,我便不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
他身上的装束,总是白衬衫加黑裤子。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实际上周围人也大多这样看他。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之所以这样打扮,不过是因为懒得去选购衣服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竣工之类的事情。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大声哀叹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准时起床,看来那升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的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的牙一颗颗拔下来统统刷洗了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将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搭在衣架上,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板,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相对说来,我这人属于夜猫子,而一睡熟便不轻易醒。所以即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特睡,唯独到了跳跃动作时,才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 他跳动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弄得我脑袋在枕头上上上下下足有五厘米距离。
“对不起,”第四天我开口了,“广播体操在楼顶天台什么地方做好么?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这里是一楼,下边没人。”
“那就在院子里做!”
“那也不行。我没晶体管收音机,听不到音乐,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只能收立体声短波。
“那就小点声,把跳跃动作去掉,太吵了,对不起。”
“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跳跃是什么?”
“哦,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了,没心思再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广播协会那段“广播体操第一”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喏,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注意。”
“所以,”我说,“只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
萤(5)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那就全部免掉!”
“你这样讲可不好,简直是发号施令。”
“喂,我可没发什么号令,只不过想起码睡到八点钟。就算要早起,也还是得自然而然地醒来才行,我可不愿意像抢吃面包赛跑似的醒来。就这话,明白?”
“明白是明白的。”他说。
“那,你看如何是好?”
“起来一块儿做就行了吧。”
我只好作罢,重新上床。那以后他还是一天不少地做那个广播体操。
*
讲罢我这室友和他做广播体操的新闻,直子“噗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看见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相隔很久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走下电车,沿铁路边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开始下的雨,到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桉树叶随风摇曳,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露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搭在肩头。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件短裤挥舞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00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但两人还是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看见她俩这副样子,似乎夏天还是为期遥远的事。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脱去棉布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衬。她把浅灰色教练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颜色都已经褪了。很久以前我也好像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不过也许只是觉得而已。我已无法真切地记起很多很多的事,仿佛一切都发生在十分久远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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