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站在墙角，甚至不敢和我们握手，只是很着急地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见他。看得出来，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以为我们像特工处一样是来进行常规问询的。特工处之所以来找他，因为他被指控谋杀了当时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1}（Robert F. Kennedy）。心理医生经过诊断，认为西尔汉患有偏执狂妄想症，和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能看出他偏执的性格：他坚决不让我们用录音机，并要求律师在场才肯交谈。我对他说这并不是一次审问，只是私下聊天而已，并无其他意图。为了缓解他的紧张情绪，我和他聊起监狱的情况。他告诉我他非常反感前任狱友，那个家伙为了钱向《花花公子》杂志爆料，他认为这简直是背叛的行为。随着交谈进行，他握紧的双拳渐渐松开了，并向我和康维坐的桌子挪了挪，最后他已经能非常自然地坐在对面和我们谈话了。
他对我说，他耳边经常能听到一个声音，敦促他去刺杀参议员，有一回照镜子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脸碎了，像玻璃一样一块块掉到了地上，这都是偏执妄想症的临床表现。在与我们的谈话过程中，他一直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还骄傲地说自己之所以被单独关押，并不是监狱害怕他，而是尊敬他，相比那些小偷小摸和猥亵孩子的家伙，他显然更值得尊敬。
第2章 与魔鬼作战（10）
西尔汉是阿拉伯人，从小就生长在战争环境中，他后来行凶的动机和方式都与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向我问起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级长官是否犹太人，从这个问题就不难看出他的想法。他还说自己之所以刺杀肯尼迪参议员，是因为他知道肯尼迪参议员打算向以色列出售更多的喷射战斗机，他当然不能让以色列的盟友当上美国总统。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改变了世界历史，对阿拉伯国家是莫大的帮助，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假释委员会之所以不敢放他出去，是害怕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其实他本人更愿意在获释后去约旦，因为他相信那里的人一定把他看成民族英雄。最后，他还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许在当前不会被人原谅，但若干年之后，人们一定会把他看作历史上的英雄，到时候各地都会有人歌颂他的伟大壮举。
西尔汉曾经在学校学习政治学，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他希望先在国务院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指派为驻外大使。他羡慕肯尼迪家族，这也是促成他实施刺杀的原因之一。当时很多名噪一时的杀手都希望借着暗杀著名人物以获得自我满足，比如西尔汉·西尔汉、约翰·亨克利（John Hinckley）、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及亚瑟·布雷默（Arthur Bremer）都是如此。西尔汉知道在美国犯下这样的暴行需要蹲十年左右的牢房，因此他认为自己会在1978年左右获释。另外，他也认为只要坐牢的时间不长，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平反，从而恢复自己的声誉。
交谈结束的时候，他站在门旁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活动了一下筋骨说：“雷斯勒先生！现在您对西尔汉怎么看呢？”
我看着他走了出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很明显，他认为只要了解他，我一定会喜欢上他。在监狱服刑过程中，他的精神分裂痊愈了，但偏执仍然伴随着他，后来他再也没有接受我们进一步的访谈要求。
科罗纳、弗拉泽与慕林都是典型的无逻辑连环杀手，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同时我们也很难与其沟通，因为他们的想法实在是太奇怪了。三人之中，科罗纳完全无法与他人沟通，弗拉泽根本不相信自己被囚禁在监狱中，慕林虽然看起来很温和，但一句话也不说。
相比而言，我和查尔斯·曼森、塔克斯·瓦特森以及一些其他的杀手的交谈要顺利得多。这些人都非常细致，他们杀人非常有计划，看起来像有逻辑的杀手，但他们也是心理异常的人，比如曼森及其手下就认为谋杀是除去痛苦的方法，因而也只能归于毫无逻辑可言的杀手之列。
与这些杀手进行访谈之前，我会对每个人的罪行和个人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更深地了解他们。比如我研究得知，曼森一进入会客室就会问联邦调查局找他干什么，我要做的就是取得他的信任，让他知道我并不把他看成怪物，并对他很感兴趣，然后他就会和我交谈。曼森非常健谈，但只是喜欢谈论自己，通过交谈我发现他的人格特质非常复杂、奇怪，他的世界观似乎没什么大问题，也知道如何控制手下的那些杀手。也就是说，作案时他知道自己在犯罪，同时对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都有很强的洞察力。和他的交谈非常顺利，收到的成果也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在此之前，我和普通人一样，都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杀人犯，但经过几次访谈之后，我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突破。
第2章 与魔鬼作战（11）
和曼森及其他杀手的交谈情况会在下面几章中继续谈到，现在，我想对大家说说这些访谈对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和对调查局制度体系的冲击。
访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大概受到了这些怪人的影响，也开始变得有点偏执了。按照规定，访谈曼森和西尔汉这样的人要先提交申请，获得上级批准才能进行，可我却跳过了这些程序，因为我觉得我的访谈并不正式，只是初步了解，我都没有做笔记，也没用录音机，更无法按照调查局的要求提供书面报告。
我认为调查局的探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想惹麻烦，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得到上司批准，这些人占多数；另外还有一些人不喜欢受到体制的束缚，常常先斩后奏，我就是这种人，我也随时准备着因此付出代价，我只希望等上司叫我过去挨批的时候，我能想好一套说辞。
我结束了教学和访谈回到匡提克，心里很兴奋，为了提交书面报告，我决定再次进行访谈。
1978年，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安得森市的一所女子感化院，这儿离匡提克很近，住在里面的有曼森的两个“女人”史奎基·福勒米（Squeaky Fromme）与桑德拉·古德（Sandra Good），以及意图谋杀福特总统的莎拉·珍·摩尔（Sarah Jane Moore），我打算在一天之内访谈她们三人。当时民德曼刚刚离婚，正要回旧金山当小组主管，他走之后我就得另外找人了。精挑细选之后，我挑上了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这个年轻人以前曾在行为科学调查组与我共事过，他从匡提克离职后一直担任访谈咨询。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我的顶头上司拉瑞·孟罗（Larry Monroe），他非常恼火地说：“你在加州和谁谈了？在西弗吉尼亚州又要和谁面谈？”我赶紧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按照规定在访谈结束后提交书面报告的。拉瑞的表现是一个典型中层领导的反应，他同意我去西弗吉尼亚，但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会说自己并不知情，也就是说所有的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我对此倒是无所谓。
我对三名女子的访谈都很顺利，也得到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比如曼森的两个“女人”对曼森的观点和影响力极尽吹捧之能事，而这恰好证明了我在曼森访谈中的推测。
再次回到匡提克时，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可以被称作“连环访谈”了，但我还不打算停手，我喜欢在写报告前做更多的访谈，并为我的“罪行”画下完美的句号，但我的计划意外泄露，因而未能最终成行。事情是这样的，我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计划，却不料隔墙有耳，这都被肯·约瑟夫听到了。肯当时是训练中心的处长，他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他非常崇拜胡佛，并对胡佛的做法深信不疑，恪守胡佛定下的规章制度，即所有调查局人员在行动前都要得到其上司的许可，包括我这个老朋友在内。
我和拉瑞·孟罗立刻被叫进肯的办公室，肯质问我们为什么没人告诉他。对我而言幸运的是，一个多月前肯曾经发了一份备忘录，鼓励我们这些老师做研究，因此我把自己的计划说成对他的回应，我同时强调了这只是一个初步计划，具体研究并没有进行。当时这不是事实，我们三个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有点破。
后来，肯告诉我访问像西尔汉和曼森这样的著名人物，局里会招来一些非议，因此一定要事先申请。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把这个想法写成了备忘录发给有关部门的主管，但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备忘录。我灵机一动，推说备忘录一定是被人遗忘到档案室了，所以没有送达。拉瑞也在一旁帮我圆谎。我最后说自己会尽快找到这份备忘录，然后亲自送到肯的办公桌上。一离开肯的办公室，我立刻着手准备备忘录，这事很简单，只要写好之后签上一个多月前的日期就行了。
第2章 与魔鬼作战（12）
我花了几分钟就写好了这份备忘录，复印好之后立刻把影印件放到了一个档案夹里，然后拿到肯的办公室让他看。调查局里文件放错的情况时常发生，所以肯并不怀疑，再加上肯基本同意我的构想，所以我觉得即使他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也不会声张的。
现在，我们的计划终于名正言顺了。肯让我提出一份完整的计划，详细说明这个计划的范围和变数，以及需要联络哪些专家和机构。这个要求正中我的下怀，我很快起草了一份计划，并和拉瑞、肯磋商了很多次，最终敲定了这项计划的长期目标、访谈对象和保密事宜等，同时确定了每次正式访谈之前都要按照七个步骤来做，比如说首先得找出合适的访谈对象，然后要在合适的时间，比如必须在对方没有庭审的时候才可以访谈，还要确定访谈的主题必须是他的罪行等等，同时，这些访谈不能动用调查局经费。1978年末，肯签署同意了我的备忘录后，就把它送到了华盛顿调查局总部的二号人物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那里，他的地位仅次于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Kelley）。
麦克德莫特是调查局内部的知名人物，或许是因为高血压，他经常显得“脸红脖子粗”的，再加上他喜欢穿白色衣服，大家私底下都叫他“胡萝卜”。但他对我这项罪犯人格研究计划毫无兴趣，也不打算批准。
他在我提交的备忘录上批示说这个计划简直荒唐透顶，调查局的工作是把罪犯绳之以法，而不是做什么社会研究，调查局不做这些小事；而且访谈工作即便进行，也应该是由心理医生主持，不需要我们插手；同时，调查局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但最重要的是“胡萝卜”认为我们是白费劲，罪犯不可能对我们说真话。
我早已料到“胡萝卜”会有这种反应。从40年代起，联邦调查局一直维持着保守的传统，他是胡佛一手提拔的人，对这种传统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早就访谈了十几位杀手，我能够让他们向我坦白，并获得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情报。的确，我的做法没有先例，但假如没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我们就无法完善自己的执法行为。我发出这份备忘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邀请外界的一些权威机构和我们共同研究这些犯罪行为与异常心理，但 “胡萝卜”看不到这种做法的价值所在，没办法，从此之后我不能在进行访谈了。
我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等！我等到“胡萝卜”退休、凯利局长被目光长远的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换掉后再展开计划，那个时候，肯·约瑟夫已经退休，而新任局长詹姆斯·麦肯奇（James McKenzie）非常热衷于我的计划。
麦肯奇是调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助理，他的仕途升迁路线图表明他的能力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非常适应调查局的管理体系。麦肯奇上任后不久就把我的计划再次提交给上司，只是这一次是交给了韦伯斯特，麦肯奇几乎没有改动我的计划，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相信我的计划，并能够修正调查局的努力方向。韦伯斯特一直以从谏如流著称，他接到我的备忘录后，马上邀请我和麦肯奇、孟罗去他那里，听取我们更详细的意见。
我们在局长办公室隔壁的一间会议室和局长会面，他一边吃午饭一边听取我们的报告，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群总部的领导和匡提克来的高级主管。在座的人都比我的官阶高，这种场合照理说是没有我的发言权的，但我是这份计划的发起者，因此只能由我作报告。
第2章 与魔鬼作战（13）
我作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埋头吃饭，没有人说话，只有我忙着说话连面前的那块三明治都没动一口。韦伯斯特局长头脑冷静，分析能力很强，他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在整个报告过程中，我也不知道他对这份计划的看法，但是这次的待遇和“胡萝卜”那一次明显不同，再加上这时候调查局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保守，正在往全新的方向努力，因此我才获得了这次机会。
最终，局长终于开口了，听完我的报告后，他基本同意了我的计划，但提醒我们一定要遵循正确的做法，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他的果断在这个如此官僚化的调查局里显得非常难得。另外，他建议让我们和一流学府及医院充分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这恰好符合我的本意，我本来就打算和波士顿大学与波士顿市医院一起进行研究。我顺着局长的话把我的合作对象提了出来，除了这两家机构外还有其他一些合作对象，基本上我在计划里网罗了全国知名的学术界人士与医界人士，提出的专家都是和我相交许久、彼此了解的人士。
后来，我知道韦伯斯特这种边吃饭边开会的做法叫“午餐会”，而餐费也是由出席人员自掏腰包，总局概不负责，后来我就收到了一份7美元的三明治账单，尽管我没有动一口，钱却必须得付。几个月后，司法部发来正式公文，要求我尽快实施计划，我因此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全部用来访谈罪犯，不再去为警察学校的学员上课了。
该计划被正式核准后，我开始了新的访谈，选择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我9岁时就很感兴趣的威廉·海伦斯。当时他被关押在伊利诺伊州圣路易市的一家监狱，我和另一个同事一同到了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十多年，已经快50岁了。见面之后，我向他说了自己从小就很“仰慕”他的话，并说我们两个还是芝加哥老乡呢，他入狱的时候17岁，那时候我才9岁，等等。小时候，我以为八年的年龄差距很大，但如今却已经不再是我和他交流的障碍了。
从4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我听说过他很多事情，包括他的谋杀行为中性所占的比例、恋物癖与偷窃女性衣物的关系、为何毫无理由地杀人等。也包括他的堕落与童年经历的关系、他和家人、朋友的关系如何维系等等。最开始他对自己的罪行非常排斥，并声称这些谋杀案都是他的室友乔治·莫曼所为，但他带着调查人员到命案现场时却对作案细节了如指掌，谁能相信这是别人干的呢？经过警方的询问，他最终承认乔治·莫曼是他臆想出来的人物。
海伦斯没有多重人格，但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问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除了喜欢性幻想之外，他还在屋子里藏了许多纳粹首脑的照片，并经常在家里试穿女性内衣。13岁的时候，他私藏手枪、来福枪与纳粹头子照片的秘密被人发现，被迫承认此前曾偷窃过女性内衣并纵火，当时他年纪还小，没有入狱服刑，而是被送到一间天主教学校。几年后他毕业了，看起来行为很正常，可以进入社会工作了，而且他非常聪明，在芝加哥大学上大一的时候，大部分课程在他看来都太简单了，因此开始自修大二和大三的学分。很不幸，他离开天主教学校没多久就开始犯下杀人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是他早年那些罪行（偷取女性内衣及纵火）的升级，他每杀害一个人之后，都会继续偷盗女性内衣。
庭审的时候，海伦斯从未出庭。心理医生在法庭作证时说他受制于自己脑子里的虚构人物乔治·莫曼，在某些时刻他是丧失自主能力的病人，但陪审团里面没一个人相信这套说辞。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海伦斯出庭接受审判，一定会被陪审团判处死刑，因为这个案子的证据——如指纹、笔记、他屋子中所搜到的“纪念品”以及自白等——太确凿了，要想逃脱死刑，只能认罪，心理医生也是这样建议他的，海伦斯也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犯案之前，父母就离异了，他的父母谁也不肯养活他。海伦斯入狱之后成了模范犯人，他在监狱里修完学士学位，这是该州历史上的第一次，他甚至还想进一步深造。
对这位我童年时代就认识的罪犯，我做了非常详细的准备工作，但访谈并不如我预期般顺利。对我开头的那几句话，他表现得很配合，但就是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虽然事情已经隔了三十年，但我对苏珊妮的案子记忆犹新，我还记得他把那小孩子用力按在床上时候，她母亲还跑到门口问她怎么了，海伦斯强迫小女孩谎称没事，母亲认为苏珊妮熟睡了才离去。然后，他实施了自己的兽行，杀人后把她的尸体装进了篮子，带到地下室猥亵尸体后又将其分尸，最后把尸体扔到了下水道里。作案之后，他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宿舍。但现在，这个怪物竟然死也不承认自己的暴行。
他只承认自己在性方面有问题，而盗窃女性内衣只是个恶作剧，同时他认为自己对社会没什么危害。他以罪犯的楷模自居，并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狱。
这次访谈并不成功，但我还有更重大的任务要做，未来还要去访问更多“连环杀手”，以搜集到对执法机关有用的信息。至此，我的计划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联合主持下紧张地进行，在那段时间，我总共访谈了超过100名杀手，都是些最危险的暴力罪犯。访谈中，我时常想起威廉·海伦斯在被害者镜子上写下的那些字：
苍天在上，务必在我屠杀更多人之前逮住我……
而我的工作不正是要达成他的心愿吗？
第3章 凶手访谈录（1）
我访谈的杀人犯中，有一个人名叫艾德蒙·其普，他长得非常魁梧，身高6英尺9英寸，体重将近300磅，虽然看起来愣头愣脑，但他的智商非常高。少年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爷爷奶奶杀了，因此被关进少年感化院住了四年，出来之后又杀了另外七个人，包括他的亲生母亲。此前我曾经到加州的维卡维里监狱和他交谈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和康维两个人去的，第二次又加上了我在匡提克的同事约翰·道格拉斯。通过两次会谈，我们试图挖掘出他的过去，包括他为什么杀人，以及在犯案时会产生什么想法等。他的思想非常复杂，杀人手法残忍至极，经常把被害者斩首、分尸。或许是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像我们这样对他感兴趣的人，所以我们的交谈非常顺利，第三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危险，就一个人去了。这次我和他会面的房间非常狭小，而且就位于执行死刑的房间隔壁，而这个房间就是死刑犯交代遗嘱的地方。我和他交谈的时候还没到他执行死刑的时间，所以他不必立刻到隔壁去。这次面谈费时四个多小时，我和他面对面坐在房间里面，没有其他人在场，我和狱警事先约定，等我结束的时候会按警铃叫他。
但是等我结束访谈的预定时间结束按响警铃时，狱警没有出现，我便继续和他攀谈起来。大部分连环杀手的性格都非常孤僻，但他们同样不愿意无所事事，也希望有个人陪他聊天，而我的访谈工作可以说是投其所好，平常他们都没有机会向别人倾吐心中的话，因此只要我方法得当，一般他们都会和我相谈甚欢。幸好我事先有所准备，所以即便超过预定时间，我仍然可以凭借经验和他们交谈。又谈了一会，我再次按了警铃，但狱警还是没来，如此反复，到我第三次按警铃时，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十五分钟了，但那扇门还是没人开。
我极力保持镇静，但内心的焦急已经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眼神中，而其普又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大部分杀手都是如此），因而我更加紧张起来。
“放松点！现在是他们换班的时间，他们大概在安全区内交接枪支吧。”他笑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如同一堵墙立在我面前，“大概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带你走的。”
我极力保持的冷静心情被他这一番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而其普似乎能够感觉到我的紧张和不安。
“如果我现在想越狱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对吧？我可以把你的头拧下来，放在桌子上欢迎等会过来的狱警！”
我愣住了，心里寻思着如果他真张着那双大钳子一样的臂膀向我扑来，我能怎么办呢？他身强力壮，肯定能把我钉在墙上，扭断我的脖子，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愿意，随时可以让我命丧当场，于是我告诉他，如果他胆敢那么做的话，一定会罪加一等。
“还能怎样？不让我看电视吗？”他笑着说。
我知道他一直不愿意待在单独的牢房里，同时我和他都知道单独囚禁的罪犯最终下场都很惨，经常会精神错乱。
这时候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他已经是监狱里的“老手”了，单独囚禁虽然痛苦，但他可以承受，而且他相信这种痛苦不久就会结束，他很快就能像普通犯人一样待在多人牢房了。
我的血脉贲张，心跳加速，同时还得费力地思考要说些什么话来缓和一下气氛，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呢？要知道他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残暴的杀人魔头之一，而且几乎从未失手过啊！我怎么这么笨，竟然一个人来见他呢！
第3章 凶手访谈录（2）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开始对这个劫持者产生信赖感了，我开始学相信他所说的话了。我在调查局的时候自己就是教这个的，现在竟然让自己碰上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如果我和其普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我恐怕会和他组成同一阵线，帮助他实现他的目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使自己的情绪稍微冷静了一下，对他说道：“艾德蒙，你不会真以为我来见你的时候毫无防备吧？”
“别唬我，雷斯勒先生！监狱里不准外人携带武器进入的！”
这是事实，访客到监狱是不准携带任何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犯人持武器挟持警卫越狱的机会。但我对他说自己是联邦探员，我可不是一般的警察，我有携带武器的特权。
“那你带着什么武器？老兄！”
“我才不会告诉你！”
“得了吧！难道你的笔有毒吗？”
“也许吧！我们能携带的武器多了！”
“那就是火星人的武器？”他若有所思，“因果报应？还是你的柔道黑带？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吗？”
我更加不安起来，直觉的脑力嗡嗡作响，一阵阵恐惧不断袭来，我真希望他只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无法确定。我想他这时候也不敢无视我的威胁，不能完全放心，所以他继续试探我，继续和我闲聊。我紧张的心情渐渐恢复了过来，想起我在上人质谈判课程上教给学生的那些技术：紧急关头必须不停和他讲话，只有这样才能缓和气氛。于是，我顺着他的话和他讲起了火星人的武器，终于，狱警终于来了，我终于脱困了。
被狱警押着走向楼下大牢的时候，其普还特意走过来拍拍我肩膀，这时候我已经基本镇定了。
“我刚才只是和你开开玩笑。”
“我知道！”我一边回答着，一边做了个深呼吸。
从此以后，我就发誓决不能让自己和局里的其他研究人员再遇到这种情况，并立下了规矩，以后再和杀人犯、强奸犯和蹂躏孩子的凶手面谈时必须两个人一同前往。
罪犯人格研究计划可以说是我的孩子，从它70年代末降临人间开始，我就全力以赴地抚育它，我把空余的时间尽量安排给访谈，主要访问男性罪犯。访谈结束之后，我把其余的工作交给了助手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才发现和我交谈过的暴力罪犯已经有一百多人，我敢说自己是访谈杀人犯最多的研究者（我的努力最终得到本局和合作机构的肯定，并两度获颁弗吉尼亚大学的杰弗逊奖，从此也可以看出联邦调查局与学术机构关系密切，并已经把自身功能延伸到校园）。我把访谈中搜集到的资料和信息送到自己创建的罪犯人格研究计划委员会（Criminal Personality Research Project，简称CPRP）去做系统分析，以便更加了解这些凶手的背景和动机，后面章节中提到杀手的童年经历、青春期状况，内心压力以及犯案方式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在我把研究结果告诉大家之前，还是先把访谈这门艺术重点说一下。
和罪犯访谈很有意义，因为面谈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罪犯，使我们直接把握他们的行动、反应与人格变化，这对执法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获得有用的信息，访谈人员必须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尊重，并让他对你倾诉心中的所有想法。
第3章 凶手访谈录（3）
访谈中为了赢得对方的尊重，必须把个人对罪行的厌恶感掩藏起来，比如某杀人犯谈起肢解孩子的尸体，如果你表现出自己的厌恶、恶心或者受不了，他们就可能不和你谈了，这样就无法获得有用的信息了。最好的方法是你若无其事地对他们说：“噢！把他的头砍下来了，这有什么啊？很多人都这么干过！”这样对方才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这种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比如对付那些随性的杀人者就未必有效，他们也许很疯狂，但并不是傻子，他们懂得社会的基本法则，会觉察出你是在故意迎合他们。
很多访谈人员太过着急，往往在一开始就提出最关键的问题或者让对方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样容易对双方造成心理障碍，会妨碍访谈的进行。罪犯们整天待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如果他们觉得不高兴就不和你谈了，害得你只能白跑一趟。所以说，和他们面谈的时候要有耐心，先花点时间和他建立融洽的气氛，最重要的是让他感觉到向你倾诉作案细节和生活经历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一旦他们有这种感觉，你就会大有收获。我在访谈中经常会耐心而有礼貌地旁敲侧击，先拉近彼此的距离，等时机成熟后再把最重要和最难问的问题提出来，这种访谈经常旷日持久，有时候得反复数次访谈才能达到目的。
在行为科学调查组里，有不少同事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去和一位杀害好几个孩子的家伙做访谈，这名同事自己也有孩子，于是不时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惹得这个罪犯火冒三丈。一开始这个罪犯要求抽根烟，并要求打开窗子，但我的同事喝令他坐下并要求他立刻回答问题，两个人就在这种僵硬的气氛下开始交谈，后来我同事向他提出了每次访谈的标准问题：“如果你没被起诉，那你想做什么？”对方说他想当一个宇航员。
“好啊，最好在你的太空舱里放几个孩子是吧！”我的同事对另一位同行的探员说。
这种敌意行为毫无必要，反而让这次访谈无法达成目标，回来后他很快来找我，因为是我派他去做那次访谈的，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搞砸了，并说：“我实在无法和这个禽兽谈下去了！”我很欣赏他的坦率和诚实。后来他在另外的方面成了专家，他在联邦调查局做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但不再是面对罪犯，而是无法承担压力或有心理问题的执法人员。
大多数想进入CPRP的人都是拈轻怕重的家伙，因为他们和暴力型罪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因此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采访像曼森、柏克威兹这些臭名昭著的杀手，他们也不愿意去见那些犯下残忍罪行的罪犯。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因为在进入监狱前要用很多时间去准备，比如阅读罪犯的各种档案，面谈前还要走一些程序，正式面谈的时候又要和罪犯面对面三四个小时，等访谈结束，或许你早就忘了自己最初的目标，但后面还有一堆报告之类的工作等着你完成呢。
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并不是每位同事都能坚持下来，一位女同事就因为经常做噩梦而在几年后退出了，她说自己受不了和那些强奸犯虚与委蛇的工作，便申请调到其他单位工作。还有另外三名同事由于经常处于焦虑中而得了心脏病，还有不少人得了溃疡。我也曾深受折磨，我和另外三名同事莫名其妙地在半年内瘦了20~40磅，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也无法肯定病因，只能确定这种病和工作压力过大有关。有一名男性探员更加离谱，他不准其他探员再去和他负责的那个杀人凶手接触，甚至以此迁怒于我，最后甚至把调查局的一些秘密告诉了对方，教给对方减轻死刑判决的方法。事后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这名探员之所以如此反常，是因为这个犯人对人性有非凡的洞察力，他能够凭借这种天赋操纵他人心理，并把我们的探员变成了他的俘虏。他的主管决定帮帮他，因此和他一起去见那个杀人犯，可是这个主管从此之后也无法入睡，经常说他身边有个魔鬼如影随形。这个犯人最后被执行了死刑，被他俘虏的探员如丧考妣，悲痛欲绝。我曾在课上引用尼采的那句话在他身上验证了，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第3章 凶手访谈录（4）
稳定的生活可以让自己免受杀人狂徒的影响，但这个探员和我一样生活稳定，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从1978年开始这份工作以来，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压力，我很庆幸自己还没有失去理智。
当时探监有很多规定和限制，即便是家属和监护人去探监也只能通过玻璃上的一个洞或电话交谈，只有我们这些访谈人员例外，可以在房间里和犯人面谈，这让我们的工作环境舒适不少。有时候犯人被带进来的时候还戴着手铐，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要求狱警解开对方的手铐，这样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让他对我敞开心扉。
访谈开始的时候，犯人们都会问我们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探员要来找他们谈话，我必须首先和他谈论他本人，表示我对他非常了解，然后再告诉他我们并不是为了调查某个案件，而是想研究一下他的说法。当然，我也不能直呼他们是“强奸杀人犯”，只对他说我想多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和人生经历，并向他保证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保密的，不会向其他单位呈报。虽然这是一个小细节，但这是对方最担心也最重视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害怕监狱和检察署抓到不利于他的证据。我很幸运，或许是我真挚的保证打动了他们，他们一般都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当然我也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我会提醒他们只谈自己被起诉的罪行就可以了，可别说出自己犯过的其他罪行来，因为身为联邦探员，一旦对方说出他是某个悬案的凶手，我就必须让他接受进一步调查。
曼森是个“名人”，除了我们单位的人以外，还有很多人想和曼森谈谈，他们倒不是想研究这个人，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记者和作家们去采访曼森，多半是为了让自己名利双收，但我认为这对杀手们来说有些不厚道，他们成了别人出名的工具。几年前电视和广播界的红人汤姆·斯奈德（Tom Snyder）对曼森做了次专访，访问中他问曼森在割人耳朵时有何感觉，这类问题只能让曼森胡说一通，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让他产生抵触情绪，我敢肯定那次访问后，曼森一定非常反感斯奈德，曼森一定在心里咒骂：“这个混蛋竟敢耍我，我就和你玩玩！”访谈到了这种地步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你再也无法获得重要的信息。对斯奈德而言，或许提出这个问题有些好处，因为观众与听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兴趣，但斯奈德只是满足了观众与听众暂时的兴趣，实际上毫无意义和价值，也为其他同行做了个坏榜样。访谈的经验告诉我，事先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如果准备不足，对方可能认为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我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我是有备而来的，我的访谈绝不是敷衍凑合，对我来说，这也是我能否取得对方信任的关键。举个例子来说，我会事先记住他们故事里的人名和其他事物，这对访谈很有帮助，有一次曼森在接受我访谈时说：“当时鲍比带我去见几个毒贩……”
我立刻插嘴道：“是鲍比·比奥索莱（Bobby Beausoleil）吗？”
“是的！”他明显非常惊讶，也有些佩服，他知道我是精心准备过的。这样做除了让他不要向我撒谎外，也可以让他感觉到我对他的重视。我确信曼森接受斯奈德访谈时不是闭口不言就是胡说八道，但如果面对一个尊重他的人结果就会不同了，访谈者也能获得一些其他执法人员从不知道的情况。当然，做好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谈话很顺利。
第3章 凶手访谈录（5）
除了做好准备外，我还会试图挖掘出这些凶手和其经历中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曼森这样的杀手，你很难从他身上发现积极的东西，但我至少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价值的，别人都把他看成一无是处，但他可以从我这里获得某种肯定。
曼森也向我诉苦，说案发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他进监狱完全是被冤枉的，后来他甚至想说服我相信他是无罪的。曼森给我打了一个比喻，如果你把底片弄反了，那洗出来的照片就会是颠倒的，他说这个社会就是底片，而他就是这个社会的倒影，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社会黑暗面的一种投射而已。
曼森之所以成为杀人恶魔，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坎坷的童年。他前面三十二年的人生中，光在少年感化院和监狱里就待了二十年。从十几岁的时候起，到他进入加州的“恶魔岛”监狱服刑，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而且他还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有很多人和曼森一样，十几岁开始犯罪，三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是反社会罪犯中的老手了，他们的罪犯身份会持续到死亡的那一天）。蹲监狱的曼森看来很瘦小，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20磅，他非常情绪化，但在监狱里学会了弹吉他，偶尔还会谱曲，他打算出狱之后做个音乐家。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刚从一次服刑中获释，那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自己叛逆的一面，当时他和很多年轻人一起在西海岸过着反传统的生活，并经常参加各种运动。
他告诉我：“相比那些留着长头发、反礼教、无病呻吟的家伙，我更了解年轻人的心思，比如他们喜欢什么人、什么事和什么东西。”后来他曾到旧金山的海特·阿希柏瑞区（迷幻药文化的重镇）鬼混。他以嬉皮士的先驱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由于他非常了解年轻人的心思，一时间成了当地年轻人膜拜的领袖。他说：“我看到了他们想看的。”
他的表现非常突出，很快就能够在当地呼风唤雨了，吃香喝辣不说，还能随心所欲地勾搭女孩子、吸毒，简直成了土皇帝。他告诉我：“我是坏孩子的投射，就好像你照镜子的时候，并不会注意到镜子本身，而只是看到它反射的影像一样。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出身平凡，只能靠自己的头脑成就一番事业。”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天赋，那就是可以控制一些年轻人。在靠近死亡谷的一片沙漠里，他召集一群不良少年成立一个“夏令营”，并利用威逼利诱瓦解了那些少年的心理防线，逼着这伙人跟随自己作奸犯科，把这一群人都领上了不归路。
曼森说他做的事情都是门徒们希望他做的事，而且这些事不过是些“镜中倒影”，因此他无须负责，更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被关进了监狱。这种解释当然是胡说八道，都是他为了脱罪想出来的理由，但他也对我讲了为什么他能够收服众多追随者，以及他能够为所欲为，甚至让其他人去谋杀的原因。他对付自己的门徒很有一套，获得了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比如有一次他的门徒把一个被害人抓进了屋子，正准备杀害的时候，他突然说自己也是个罪人，不适合在这种场合出现，说完就跑了，而他的门徒也无人怀疑他的说法。
我和曼森一次访谈的中间，他忽然跳上了桌子，疯疯癫癫地向我们表演狱警是如何虐待囚犯的。我见怪不怪没有理他，和我同行的康维却大吼道：“查尔斯，快下来给我坐好，管好你自己！”显然，康维的做法是正确的，总不能让我们都跟着他手舞足蹈吧。曼森自己疯了一阵，慢慢坐了下来，可见他的控制力还是不错的。
第3章 凶手访谈录（6）
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曼森忽然跟我提出要我给他一个纪念品，这样他回到牢房里就能向其他人吹嘘自己今天戏耍了一个联邦探员，如果没有信物，其他人是不会相信一个探员和他交谈如此长时间的，他想利用这个纪念品抬高自己在狱中的地位。说着说着，他忽然夺走了我的调查局徽章，并别在自己的衬衫上，然后就表演向狱卒和其他牢友发号施令的动作，我赶紧制止了他。曼森一直对我的老式飞行员护目镜虎视眈眈，我便把它当做礼物给了他，他立刻收下并装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又说警卫可能会认为是他偷的。
他猜对了，被带走没多久，他就被警卫押了回来，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没有人相信他。我对警卫说这个护目镜的确是我送给他的，警卫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混蛋。曼森得意洋洋地戴上了这个护目镜，把他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遮了起来。很显然，这是曼森操控别人的另一项高明手法，对我来说，虽然损失了一副护目镜和一点自尊，但能够洞察到一个杀人狂徒的内心世界，这个代价很值得。
有一次我采访完曼森之后，顺着加州海岸线到圣路易的奥比斯波监狱探访查尔斯·瓦特森。瓦特森自称曾在狱中见过耶稣，他已经得到拯救并重生，更夸张的是，他成了一名虔诚的传教士，监狱里及周围各地的人都会在周日来听他传道。实话实说，他传道时很有架势，等人来齐之后，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仿佛自己是君王一般。狱方认为他真的改过自新了，所以并没有阻止他，并把他当做模范囚徒对外宣传。我知道他的行为的确是在行善，并能够帮助一些人，但他的“宗教转变”是否出自内心，我就不敢确定了。
我在访谈过西尔汉、曼森和其普之后再看瓦特森，觉得他相对正常多了，他告诉我之所以和曼森一同杀人是因为自己那时候沉迷于吸毒，根本神志不清，而且曼森已经完全控制住了他，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他还对我说魔鬼撒旦已经遗弃了他，他很快就会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总的来说，他和其他杀人犯有很大区别。
一位叫雷·赫克斯特拉（Ray Hoekstra）的监狱牧师和瓦特森合著一本书，名叫《你会为我而死吗？》（Will You Die for Me？），书中瓦特森把所有错误推到了曼森身上，说是曼森下令叫他们去杀人的。书中写道，有一次曼森帮他杀了一位毒贩，事后却要他帮曼森多宰几只“猪”来回报。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瓦特森承认曼森没有直接下达杀人的命令，但曼森明知他们的作为却从来没有阻止过。
瓦特森从小在德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小时候和普通的美国小孩一样诚实可靠，我调查的资料中显示他小时候擅长田径运动，是当地的孩子王，那本书里面也肯定了这种说法。60年代末大专毕业后，他来到了加州，希望品味一下这里的沙滩、阳光、女孩、毒品及舒适的生活，他偶然遇到了曼森，从此就和曼森形影不离，并死心塌地地为曼森卖命。在监狱里服刑一段时间后，他认清了曼森的面目：曼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有的追随者都被他当做奴隶使用。
“我开始吸毒的时候，曼森还是个无名小卒呢！”瓦特森在书中写道，但是后来曼森成了他的“精神导师”。
第3章 凶手访谈录（7）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我，就是肯定、相信自己存在，并认为自己和其他人有不同价值的理念，我们成天都为自我忙碌，把自我看成生存的唯一事物，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但真正的自由是忘掉自己，让陈旧的自己死亡，这样我们才能独立与世界和人生之外。当然曼森经常向我们炫耀他自己写的那首歌《停止》，歌词里有“停止存在，来说你爱我”的句子，女孩子们都跟着他唱“停止存在，消灭你的自我，然后死亡”，他说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超脱一切，获得大爱，并能够团结一致。
凭借毒品和出众的口才，以及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曼森让周围的人对他死心塌地，完全失去了自尊和人格。每天吃过晚饭，他就领着这一帮人到屋子后面的讲台上谈论人生哲学，这群人一边吸毒一边听他“传道”。不管当时的普通民众对这群嬉皮士有多么不满，但他们在这个群体里却找到了家一样的感觉，而三十来岁的曼森就相当于他们的耶稣基督。曼森和耶稣有相似之处，他也想改变这个世界，整天谈什么启示录，并以上帝之名到处宣扬爱。他向追随者提出了所谓的“曼森戒律”后，还给每位追随者起了个新名字，象征着他们获得了新的人格，曼森和瓦特森就是这样相识的。
曼森在讲台上大吹大擂，说什么旧世界即将灭亡，他能够带大家找到通往新世界的入口，那个入口就在沙漠里，等世界末日之后，他们这些人再出来重造新世界；为了让这个旧世界早日灭亡，他们就得多杀些人。
曼森喜欢杀人和他从小就常被人欺骗有关，他从小就很孤独，从没有办过生日舞会，他的坎坷人生路从出生就注定了，正是为了报复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他才觉得必须杀掉那些中产阶级的“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些“猪”过上舒服日子。
瓦特森在书中写道：“或许在外人听来，曼森的话简直是胡闹，但我们都深信不疑。我们听得越多，迷幻药也嗑得越多，便更加觉得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我们全都服从他的领导，觉得屠杀、分尸不过是一场游戏，直到杀了人，我们仍然这么认为。”
慢慢地，瓦特森开始和曼森竞争了。有一天晚上，做完“游戏”后，瓦特森把一些女孩召集了起来，对她们和曼森说领袖应该是轮流担任的，现在轮到他做头儿了，大家以后都要更加积极地执行他发布的命令，而他则会负担起杀人的重担，至于那些女孩——被曼森训练解决男人“需要”的工具——则是他的帮手。瓦特森对曼森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曼森！”曼森回答说：“没错！去做吧，一定要好好干！”曼森后来和我说这些都是瓦特森的一派胡言，他当时说的话是：“做你该做的事就好，不能越界！”
我认为这两人的说辞并不矛盾，他们都是同样的人，都想在这个团体中获得领导权。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这一伙人小时候就经常偷窃女性衣物、汽车或金钱，长大之后，曼森也把这些女孩看作工具，让她们和其他男人做爱，当然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他也不会客气。
曼森在一次访谈中向我大吐苦水，说他这辈子做过的最蠢事就是“让那个混蛋瓦特森在家族里掌握了太多的权力”。瓦特森在面谈中也承认自己想要在那个“家族”往上爬，目的是为了获得众多女孩子的芳心，并扩大自己的权力。两个人为了争权夺势，很快又让六个人无辜的人做了他们的刀下亡魂。
第3章 凶手访谈录（8）
曼森家族人员众多，除了他们两位之外，我还打算到加州监狱和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谈谈。我本来打算去见一位叫苏珊·阿特金斯（Susan Atkins）的女孩，她负责协助实施谋杀，但后来未能成行。我又去了西弗吉尼亚州安得森联邦女子感化院，找到了史奎基·福勒米和桑德拉·古德，这两位女孩都没有参与过谋杀，但曾在曼森身边待了很长时间。她们出现在会客室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搞错了。福勒米穿了件红色的旅行装，头上绑了一条红色丝质手帕；古德穿了一件绿色旅行装，头上绑了一条绿色的丝质手帕。两个人始终形影不离，交谈时称对方为“红色”与“绿色”，并称她们是曼森教会里的姐妹。
两个人都很聪明，福勒米的家庭很正常，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古德甚至拥有硕士学位，但她们甘愿抛弃一切追随曼森。福勒米后来被指控谋杀福特总统未遂，当时她已扣动了那把点45的手枪，但被一位特工及时抓住了枪，这名探员被打成重伤。古德的罪名是恐吓，当时她给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写了信，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污染地球，否则“曼森家族”（她宣称成员遍布全球）的成员们就会把他们灭门。曾经的“女孩”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妇女，但她们仍坚信曼森早晚会出狱，到时候他们就能重新开始“地球重整”运动，她们还会追随他。她们还告诉我如果曼森没有出狱，即便我拿着总统特赦令来放她们出去，她们也不会接受。
我对她们俩的访谈没有得到有用的资料，也没搞清楚为何她们甘愿追随一个神经质男人误入歧途。后来，古德于1991年末获释，马上搬到了离曼森的监狱仅25英里的一个小镇上。
理查德·斯派克不算是连环杀手，我称他为“纵欲杀手”。60年代末期的一个恐怖夜晚，他闯入了芝加哥的一间房子准备偷点东西，却发现那里住着一批护校女学生，他便把她们全部绑了起来。这些学生没有反抗，是因为有些学生叫大家乖乖就范，而他也大声喊叫着让她们不要乱动。接下来，他把把这些女学生一个接一个带到其他房间先奸后杀，轻而易举地杀了八名女学生。
在他刚刚进屋的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女学生趁乱躲到了床底下，她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学被强暴和杀害。斯派克没有清点过学生的人数，杀害了八个人之后就走了，那个机警的女学生侥幸逃过一劫。后来她向警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向警方描述了凶手的细节，包括他胳膊上刺了一个花纹图案的纹身。
她的证词对破案很有帮助，警方把这条信息告诉了新闻媒体，让公众注意这样的人。警方推断这个凶手的性格暴烈，胳膊上有伤，因此通知了各家医院的急诊室注意，凡有受伤的男子去就诊务必立刻通报警方。几天后，斯派克果然去医院治疗自己受伤的手臂，马上被逮捕了。幸存的女生指认了他，再加上现场的指纹与他吻合，他很快被押入大牢，庭审后判了终身监禁。
虽然他不是连环杀手，但也是轰动一时的杀人魔头，所以我打算去和他谈谈。他好像不怎么聪明，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狱警告诉我，监狱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喜欢吹牛的家伙的累累罪行，以前他住在德州时计划杀了自己的岳父然后逃到芝加哥，在行凶的前几个月，他经常挑个美好的晚上喝酒、嗑药后到城里的酒吧找人打架，如果把对方打败了，那就回家睡觉，如果被人打败了，就要找个无辜的女孩来揍一顿。
第3章 凶手访谈录（9）
狱警告诉我，斯派克曾经抓住过一只麻雀，对它百般呵护，并在它脚上绑了根绳子，另一端就系在自己的肩膀上。另一名狱警对他说监狱里不准饲养宠物，要他把麻雀放了，但斯派克根本不理睬。狱警警告过几次后，就对他说如果再不把麻雀放掉的话，就把它关进禁闭室。斯派克听后二话不说，马上跑到风扇旁边把那只可怜的小鸟扔了进去，立刻被绞成了肉酱。狱警大吃一惊，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很喜欢它吗？”斯派克回答道：“我是很喜欢它，但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斯派克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即便和我们见面之后也显得很不情愿。一个狱警为了让他开口，就说他作案的时候自己也在芝加哥，斯派克听后忽然笑了起来，然后就变得不那么抵触了。尽管我曾经告诫过自己，为了访谈要尽量发现凶手积极的一面，但面对这种情景，我也无法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在监狱里，狱警喜欢对他冷嘲热讽，这让他变得更加孤僻，我去采访之后也没什么改善。采访中，他承认杀了那八名女学生是怕她们出面指认自己，他很后悔这么做了。我继续问他为什么要跑到医院去自寻死路，当时媒体已经说了凶手胳膊上有伤。后来有些心理医生认为斯派克是想自杀才割伤了自己的胳膊，但斯派克不承认，他说那些伤口是在酒吧和人打架被酒瓶割伤的。
采访理查德·斯派克之后，我又去见了泰德·邦迪（Ted Bundy），他的案子曾经也轰动一时，吸引了民众大量的关注，但很多人都相信许多那个案子不是他干的，而是别人硬把罪名加到他头上的。邦迪长相英俊，而且很狡猾，很多女孩都为他着迷不已，在媒体的宣传下，他似乎成了一个性格温和、注意卫生并且值得尊重的好男孩，因而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大众情人犯下了那桩谋杀案。
虽然有人把他说成杀人犯里的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但邦迪是个不折不扣的残忍、冷酷而且变态的杀手，比如他杀害的最后一名遇害者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强奸之后，他又把她的头部塞入泥里憋死了。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能言善道，有不少女孩和少妇甚至主动对他献身，他利用这一点把她们骗到车上或者带到无人之处，先是把女孩子殴打得失去意识和抵抗能力，然后再将其奸杀。勒死对方之后，他会将其分尸，再把尸体带到几百英里外抛尸。他曾经做过奸尸的兽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作案数天之后他会到抛尸现场，对着尸体发泄性欲，或者做出其他疯狂的举动，如砍头等。
他是个禽兽不如的恶棍，但媒体似乎并不关注这一点。邦迪被捕的时候，已经在十几个州内杀害了35~60名年轻女性，各地的警察都想对他进行讯问，联邦调查局也在匡提克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此案。
邦迪最早杀人时在西雅图，在当地连杀了十一个人之后，他发觉警方已经盯上了他，便赶紧逃窜到了东南部。后来他又逃到科罗拉多州，被当地警方捉住后又很快逃脱，就这样他和警察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第二次从警察手里逃跑后他继续往东南方潜逃，并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路上继续作案。
他从科罗拉多州逃跑后，我就加入了此案的侦破工作，我和侧写组的组长霍华德·提丹（Howard Teten）对他进行心理侧写，并把我们的研究向公众发布，为警方提供凶手可能的藏匿地点，如沙滩、滑雪场、迪斯科舞厅或大学校园等。我们认为，邦迪挑选的作案对象一般是那些年轻、有吸引力、活泼的女孩，而且常常都留着披肩长发。
第3章 凶手访谈录（10）
邦迪一案让这个杀人犯臭名远扬，而且我知道他聪明异常，所以在他被判刑后，我打算对他进行一次访谈来充实我们的研究。当时有太多机构和媒体想采访他，所以我第一次去佛罗里达的史塔克监狱时不得不等了几天，后来因为我要去外地上课，就把采访工作交给了我的同事接手。数年之后，行为科学调查组忽然接到一封他的来信，他提出要看我们的采访记录和我们档案中其他三十六位杀人犯的作案现场照片，信件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说想当我们调查组的顾问，这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就再次到佛州监狱去见他。
面谈时他显得很傲慢，即使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也是双手抱在胸前，非常冷漠。我正要开始自我介绍，他忽然插嘴说：“噢！雷斯勒先生，我知道你是谁，我已经研究你很多年了。”他收集了很多我们调查组的报告，并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来看他。我向他说了前一次拜访的过程，邦迪听后也唏嘘不已，说他仰慕我已久，早就想和我谈谈。
邦迪对我说他和很多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和警官交谈过，但这些人都是饭桶，只有我能算专家，我知道他是为了取悦我，并非真心尊重我。他在信中要求我们给他看研究报告，其实他是想利用这些报告来帮助他上诉，以求免除自己的死刑，当时我的一位上司打算同意他的请求，但我坚决不同意。面谈中，我对邦迪说我们不需要他来帮我们侦破其他刑案，只对他自己做的案子有兴趣。邦迪似乎对我的话不屑一顾，他说即使没有我们的报告他也会赢得上诉的。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同意和我讨论自己的案子了，他说起自己在科罗拉多州做的一件案子，当时被害的女子正在和她的男友在酒吧喝酒，他逮到机会就把她杀了。我问他既然她男友也在场，如何还能得逞，他轻松地说道：“很简单，我只要冒充是保安或警察，要她前往某处协助调查就行了，骗到我的房间之后，杀她就很容易了。”
我和他谈话的过程中发现他很有心计，看起来他好像知无不言，但总是在和我兜圈子，我和他耗了三四个小时后，眼看无法取得成果就走了。后来我知道在他被执行死刑前，曾经把很多人哄得团团转。
几个月后，也就是他执行死刑前的几天，他放出消息说自己要公布所有的案情，全国各地的警察都赶到了监狱，以至于每个警察只能和他谈一两个小时。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是西雅图警官罗伯特·凯皮尔（Robert Keppel），这位警官从他最初的十一起案子时就开始追捕他，两个人谈了几个小时，但邦迪一直在第一个案子上消耗时间。最后邦迪说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谈完，于是他很狡猾地向警官建议，不如让各地警官一起提出请求，把他的死刑延后七八个月，这样他就能把所有的案子都详细告诉警官了。这显然是他的诡计，他在监狱里待了十年，早不说晚不说，偏要在死刑前几天说，显然是为了求生。
后来，这些警察到匡提克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我从一名警察那里又发现了一个让我吃惊的事情，邦迪竟然曾花言巧语地哄骗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从我这里拿取一些凶案照片，并交给他做“研究”，直到他坐上电椅，这些照片还在他的房间里，他最后一次和詹姆斯·杜柏森（James Dobson）医生交谈时还引用了这些照片。
第3章 凶手访谈录（11）
1979年，我和我的同事曾采访了“山姆之子”大卫·柏克威兹三次。柏克威兹曾一年之内在纽约市犯下六桩命案，另外还有五六个人被他打成重伤，大部分案子都是在停车场发生的，每次作案后他都在现场给警方留下一些笔记，并把自己的罪行告诉报社的专栏作家。当时他的案子影响很大，纽约市很多人被吓得夜里不敢出门。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阿提加监狱服刑，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囚室里。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害羞、拘谨而且有礼貌，他的身材较矮，而且较胖，和我握过手后就安静地坐了下来。我发现他非常聪明，能够猜出我将要说什么，并能够掌控我们谈话的方向，但他并不是话痨，只在必要的时候回答问题。他不准访谈人员用录音设备，因此我只能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用笔记录谈话内容。
他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作案，很容易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他说到自己和新闻媒体的“渊源”很深，他身上时刻带着一本记录自己作案情况的剪贴簿，并常把这些内容寄给新闻媒体发表。许多杀人犯都有这种记录罪案的习惯，但只有他一人在被捕后也获准把这本剪贴簿带进了监狱。他对我说，这本剪贴簿是他想象力的源泉。
我想和他谈谈那些性犯罪的部分，但他开始并不想谈，并说自己的性生活很正常，犯下的都是普通的枪杀案件。然后我又问他的童年生活怎么样，他告诉我自己从小就寄人篱下，经常和收养他的家庭发生冲突，后来他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14岁的时候养母去世，这让他更加抑郁，高中毕业后他想参军去越南作战，并经常幻想自己是个获得无数勋章的战争英雄，但参军后他被派往韩国，服役期间并无什么特别的行为，只是在一次嫖妓后染上了性病，非常沮丧。他在和其他访谈者的交谈中曾说，他的性行为中，只有这一次是用钱买来的。
退役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亲生母亲和亲姐姐。但这次见面并不愉快，他希望生母能够接纳他进入家庭，但生母拒绝了他，这让他再一次品尝到失望的痛苦滋味。
开始杀人之前，他曾在纽约犯下1 480桩纵火案，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惊人，但对柏克威兹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持自己每天纵火一次的习惯，其中几百次纵火并不“成功”，没有引发火灾。有一段时间他想当个消防员，但没有通过资格考试，愿望破灭后他到纽约皇后区的一家货运公司担任安全主管，任职期间曾参加过数次消防救生演习。
访谈开始时，他把曾经在法庭上对心理医生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告诉我他的邻居山姆·卡尔养的那只狗被一个三百年的魔鬼附身，魔鬼就通过这只狗给他下达命令，让他去杀人。
我对他说这样无聊的理论就不要向我兜售了，他先是愣了一下，但还是继续讲他的这个故事，我有点生气了，就说如果他继续这样说的话，访谈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说完我合上自己的笔记本就要离开会客室。
他把我叫住了，并向我抗议说那位法庭上的心理医生都接受了他的说辞，并认可这就是他杀人的动机，为什么一个心理医生都认可的说法我却不能接受呢？
“这个故事对我毫无用处，大卫！”我对他说，“我要听的是实情，如果我们不能以诚相待，那我就没必要在这里了。”
第3章 凶手访谈录（12）
柏克威兹叹了一口气，又坐了下去，开始说真正的案情。其实什么“山姆之子”或“魔犬教唆杀人”都是他耍的把戏，目的就是为了装疯卖傻来脱罪。他是个很狡猾的罪犯，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行。接下来，他又告诉我自己利用这套把戏把监狱里的心理医生和咨询人员耍得团团转。最后，他向我坦率地承认了自己之所以专门枪杀女人，是因为他憎恨自己的生母，也是因为他无法和女性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第一次杀人没有成功，当时他用刀“杀”了一名妇女后发现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最后才发现对方还活着。于是他决定改善自己的杀人技术，他仔细思考应该如何杀人，最终认定用刀做凶器是个错误，因为那样会在自己的衣服上留下血迹。为此，他搜肠刮肚想找到一种最佳杀人方法，最后跑到德州买了一把点44手枪和一些子弹。他之所以从纽约跑到德州去买子弹，是因为他害怕警方会根据子弹的线索找到他。杀了几个人之后，他还再次回到德州“补充弹药”。
他的杀人目标主要是独自待在车里的女性，有时候则专门杀害在车里和男人亲热的女性，他耐心地等待男人离开再伺机杀害女人，有时候也会连男人一起杀。杀害女性的时候，他能从中感受到性亢奋，并在杀人后通过手淫来达到性满足。
我逐渐开始问最关键的问题，他也向我吐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他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夜间工作者，而他选择作案时间并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按照月亮圆缺来进行的。另外，他说自己并不是一般人说的那种杀人狂，因为他杀人要看环境，只有环境和自己的状态都很好的时候才会动手。如果某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受害人，或者环境不适合，他就不会动手，而是开车到上几次杀人的地点看看，回想那几次成功的经验与成果。回到作案现场时如果能看到残留的血渍或警方遗留的记号，他也会感到莫大的满足，这时候就会在车上抚摸着死者的遗物手淫。
他的这些话对执法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帮助检察署和警局对罪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比如杀人犯在作案后会情不自禁地回到案发现场这个信息就对我们很有帮助，后来曾帮助我们逮捕不少罪犯。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现象，尤其是性犯罪的罪犯更常发生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研究之前，执法人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比如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事情，山姆·史派德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对我来说，这种访谈也证实了我过去的一些猜测，比如，我很早就认为疯狂杀手的那些奇怪行为其实是正常行为的延伸。举例来说吧，如果一个家庭有个正值妙龄的女儿，她的父母就会经常看到十几岁的男孩骑车或开车从她家门前经过，或者经常找机会见这个女孩，为了追求这个女孩也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一般人都认为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但这种行为从本质上讲和性犯罪的罪犯在作案后重返现场有某种相似性。
柏克威兹常常有股冲动，要参加被害人的葬礼，很多杀人犯也有类似的情绪反应，但他并没有真这么做，因为他害怕警方会监视葬礼 （警方也的确会这么做），柏克威兹从电视剧和侦探小说里学到了这些信息。但柏克威兹做过另外的尝试，被害人举行葬礼的那天，他会请假到警局附近的餐厅待着，希望从来此吃饭的警察嘴里听到一些信息，但试了几次都一无所获。他的确不敢到葬礼现场，但会尽可能地靠近葬礼举行地点或者死者的坟墓。
第3章 凶手访谈录（13）
他非常享受出名的感觉，这也是他在作案后给警方留言的原因，他甚至会直接和报社联系。案发后整个纽约市都轰动了，报纸也因此畅销了不少，这让他非常骄傲。说起来，凶手联系媒体的祖师爷是“开膛手杰克”{1}（Jack the Ripper）：杰克在杀害了第一个人后在车座上留了一张简单的纸条，写着“我还会继续作案”，署名“恶魔”。说柏克威兹的“山姆之子”称号是报社给他取的，他感到很满意，以后也如此自称，他甚至为这个称号设计了一个符号，以张扬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我看来，吉米·布瑞斯林（Jimmy Breslin）这样的专栏作家对凶手再度作案简直是煽风点火，他也该为这样的连环杀人案负一定责任。“山姆之子”这个称号就是布瑞斯林给柏克威兹起的，柏克威兹甚至还为此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纽约本来就人心惶惶，报纸的大肆报道生动描绘细节的同时也让这种紧张气氛愈演愈烈，他们还在报纸上推测下一桩案子会在哪里发生，这让当地的居民更加惊恐。
柏克威兹本来只是想吸引一下公众的眼球，但在媒体的炒作下，他觉得不妨更进一步，为了自己的“名声”，柏克威兹在媒体的推动下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罪行。他和媒体的确吸引了公众和社会的注意力，但那些无辜的冤魂也越来越多了。
访谈中，柏克威兹承认自己除了对性感兴趣，从小就有暴力倾向，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曾把氨水倒入他养母的鱼缸，鱼被毒死后，他还拿着大头针扎鱼的尸体。还有一次，他用强酸弄死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只小鸟，他说自己在小鸟的死亡过程中感受一种惊悚的快感。他还折磨过不少小动物，老鼠和小虫子都曾遭过他的毒手，他在这些行为中获得了控制生命、征服生命的快感。
柏克威兹经常幻想自己有超能力，可以操纵空难的发生，但他当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纵火就成了这种幻想的替代品。很多纵火犯都喜欢看着自己点燃的火苗成为火灾的那种快感，其实他们就是想做一些正常情况下无法见到的事情，比如看着消防员灭火、看着民众聚集在自己点燃的火灾现场、看着东西被烧坏、看着从火场里抬出的尸体等，这种行为就是他想掌控一切的表现，而下一步他就会开始掌控人的生命了。在这种心理下，他看到家家户户都被媒体上谋杀案的报道吓得胆战心惊，看着纽约笼罩在恐惧的氛围中，心里就会感到莫大的满足。
他在法庭上说什么自己被魔鬼控制的鬼话，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柏克威兹对我说，他被逮捕的时候正在幻想自己和一群人去舞厅狂欢时遇到了枪战，在幻想中他被人杀掉了，他说这个幻想真是“应景”啊，还没想完警察就进来把他抓住了。
他的这个幻想也暗示了他对正常人和正常人际关系的嫉妒，他曾经很坦白地对我说，如果在发生这些怪异的凶杀前他能遇到一个认可他、满足他的女性，并能正常交往和结婚，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些杀人案了。
这些话是他在访谈的最后告诉我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但我认为他不会遇到这种女孩，即便遇到也不会停止自己杀人的行为，因为一个女孩是无法解决他的心理问题的，再说有什么女孩会接受这样怪异的人呢？看着自己身边年纪相仿的男孩都有了甜蜜的爱情，而自己仍是孑然一身，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他的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最终他只能走上杀戮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