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障碍，至少在西方文化是有的——是唯 心 论哲学的天性。人类将万物二分为内在与外在，前者照唯 心 论的看法是无价值的，后者是包含在人类思想内，价值只依附思想而存在。这种划分正投合人类崇高的自傲心理。……‘唯 心论’与‘实在论’这两个名词本来是象征哲学上的态度，但是现在已经应用到道德的价值判断。
“人们所以骇怕原因上的探讨，可能是怕领悟到宇宙现象的原因后，发现人类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下的产物罢了。其实，我的意志就如我的存在，不容否认。更深一层领悟到我自己的行为是受一连串生理原因的控制后，至少并不能改变‘我将要做’这件事实，只是可能会改变‘我所要做的’。
“假如人们认定人类的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绝不仅仅是由理性和文化传统就能决定，它们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对这些法则，我们从动物本能行为的研究得到不少知识。……人类社会非常像老鼠，在自己的族群里是个爱社交且和平的生物，但是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团体的同类种族，就完全换成一副魔鬼嘴脸。……老鼠在达到过分拥挤的情况时会自动停止繁殖，然而人类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来阻止人口膨胀。”
劳伦兹还论述了青春期现象，说明了人人都必须经历青春期和其后一小段时期的危险阶段，并且特别提到他建议命名的“攻击性热情”。
“事实上，攻击性热情是自发性攻击的特殊形式。……有强烈情绪的任何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到随着攻击性热情而来的主观现象：身体从上而下打着颤，两臂外侧亦如此，气势高昂地漠视一切束缚。在这特殊时刻，准备放弃一切，唯独去迎接那个被认为是神圣的任务。一切障碍都不足为惧，而且不幸地，禁止伤害或杀死同胞的本能抑制力也大大地丧失了。此时，一切理性思考、批评、合理的争论都沉默下来。它们不仅显得势力单薄，而且是卑贱和不光荣的。人们在参与凶恶事件的时候，也会有正直的感觉，甚至感受到这种正直感的快乐，就像谚语说的： ‘当旗帜飘扬，一切正气都在号角声中’。”
劳伦兹归纳了四个可以刺激攻击性热情的情况。
一，社会团体里的个体认为被外界所威胁。他们会描绘出威胁者，而他们效劳的团体，从运动俱乐部到国家民族，直至科学真理，公正清廉的主张；
二，令人憎恶的敌人出现，而且这个敌人威胁了上述“价值”；
三，领 袖 形象，任何政治集会都少不了大幅领袖像，甚至反法 西 斯的党也不能缺；
四，参与的个数多，而且全部都被同一种感情所鼓动。
想来我们都很熟悉上面的描述吧?一九六 六年炎热的夏天。
劳伦兹认为控制本能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是，对释放它的刺激情境有充分的认识。对文 化 大 革 命的情境的认识，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受骗了，可见是没有认识；有说是理想，可是此理想要消灭彼理想。我想，所谓“充分”，首先要看这个情境究竟是束缚还是释放我们的攻击本能，并达到一种丧失常识的程度。
攻击与人性之三
在双月刊的杂志上将一个题目写到“之三”，实在不智。每个人都很忙，或者很无聊，总之，不会记住两个月之前读过些什么。所以当这个月看到什么“攻击与人性之三”，真的是要骂我了，难不成还要去找四个月之前的“之一”和两个月之前的“之二”，才看得明白“之三”?
我其实也没有料到关于人的本能之一——同种攻击，会有这么多话要说或引述，不过这次保证是“之最后”，因为， “攻击”这个话题终于要和艺术转到一起了。
说起来，为什么要在一个文学刊物上介绍人的生理本能?这里有我一个小小的私心。这个私心倒不是我要搞什么“艺术生理发生学”，这方面必有好事者来做的。
我的私心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其实没有这么严重，而是有非常多的有趣的书，我们还没有翻译介绍。做出版的朋友，不妨从有意思出发，搜寻一下有关常识的书，或者会有一套“常识丛书”?
我向来读书太杂，杂到让人看不起的地步，杂到墓志铭上可以写“读书杂芜，不足为训”。不少人写文章是为吓人的，因为所写的与其说是“高见”，不如说是常识。当然，我就有这种嫌疑。
不过，任何高见，如果成为了生活或知识上的常识，就是最可靠的进步。
说回到攻击与人性。先转录两则新闻，一则是一九九七年初——
上海动物园日前再度发生狒狒间‘伦常悲剧’。一只来自荷兰的狒狒王自去年三月曾咬死亲生骨肉后， 日前再咬死其“嫔妃”在狒狒王软禁期间与别的狒狒“勾搭”而生下的小狒狒。
前年四月在动物园佛山登基的狒狒王，长得英俊威武。去年三月，只因母狒狒产仔后专心抚幼，狒狒王求欢不成，迁怒于幼仔，饲养员只得将其软禁他室。其间曾有一只将成年的雄狒狒眼见山中无老虎，便染指前“大王”的“嫔妃”，后也因同样原因谋杀小狒狒而被关押。去年七月，动物园考虑到繁殖问题，只能请狒狒王再次出山。
一个月前，母狒狒们接连产下三只幼狒狒，可是狒狒从怀胎到产仔一般要经历半年，显然母狒狒产下的非自己(指狒狒王)亲生骨肉，而是那只已被关押的雄狒狒的子女。狒狒王眼见自己的“嫔妃”产下了“别人的孩子”，大发醋意，但碍于刚出生的幼狒狒由于没能力走动，总是攀附在母亲身上，狒狒王一时无法下手，只好在一旁虎视眈眈，等待时机。
数日前，一只幼狒狒开始离开母狒狒怀抱下地学步，早已忍无可忍的狒狒王看准时机，突蹿前去，几口就将小狒狒咬死。狒狒王正准备咬死另两只小狒狒时，幸饲养员闻讯赶到，阻止了悲剧进一步扩大。
如果我们有关于动物行为的常识，新闻里的这个惨剧(不是悲剧，悲剧是讲人的性格与人所遭遇的命运不协调)就不会发生。第一，灵长类动物确认带有自己基因的后代，是本能性。第二，灵长类动物是社会性动物，有阶级划分， “王”是同类雄性互相攻击的优选结果，最强悍，它在物种中的责任就是捍卫“最强悍”的基因的传递。第三，灵长类动物的同类攻击本能，是“王”捍卫本物种“最强悍”基因传递的最直接的手段。
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上海动物园佛山的这只荷兰来的狒狒王大义凛然，绝不允许任何非最强悍基因传递，影响本物种的质量。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王，克职尽守，务必全部清除之。这是狒狒之道，王这样做，是有德之狒，当模之范之，榜之样之，标兵之，并奖之励之，整个事件何悲之有?
动物园也有苦衷，他们不能从狒狒的角度看事件，只能从经济角度看损失。既然从经济角度考虑，就应该从动物行为的常识来解这道组合题。这有点像小学时算术老师出的那种题，一只船，一只狐狸，一 只鸡，一袋米，怎样将它们运过河去而不让狐狸吃了鸡，鸡吃了米?
这道题的第一步是软禁母狒狒，而不是软禁狒狒王。第一步错，就一路错下去了。
另一则是有关万物之灵，也就是人的。与上海动物园的狒狒事件同时，台湾联合报报道：“杀女儿浑爸爸认她非亲生女 疑神疑鬼 夫妻情感常起纠纷小生命代罪”——
嫌犯陈再兴凌晨涉嫌将亲生女儿丢到光复桥下，他的太太上午获知女儿尸体被寻获后，在派出所痛哭不已，她说，与陈再兴结婚四年来，为了细故，两人常争吵，陈再兴还动手打她，但他非常疼爱孩子，她不敢相信他会下此毒手，陈再兴则说，是太大说女儿非他亲生，既非亲生，就不要了，他愿意做牢，关多久就多久。
陈太太情绪激动，警方侦讯时，她一直“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我”，待情绪较平缓，她才说，陈再兴平日从事电镀工，收入不一定，他们育有二子，大儿子已经四岁，小女儿才十个月大。
她说，陈再兴以前就常常怀疑她在外头“乱搞”，两人因此经常口角，陈再兴常打她，为了孩子，她都忍气吞声；昨天深夜，她想早点睡觉，但是儿子一直吵，夫妇两个人于是又争吵，陈再兴说他要抱女儿出去，她还以为陈再兴要抱女儿到新家，结果她都找不到，于是赶紧向派出所报案。没想到，陈再兴回家告诉她，他把女儿丢到光复桥下，陈太太哭着说，陈再兴对她不好，但却从来都没打过小孩，她万万没想到他会如此狠心丢弃女儿致死。
陈再兴是狒狒?显然不是，但行为与狒狒一样。
不妨将劳伦兹在《攻击与人性》这本书里的话再引述一下，“有些人认为同种攻击是对人类的一种污辱。人们都乐意将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然，而是从自然分立出来的特殊的高等生物。很多人对这个谬见恋恋不舍，而无视于一个人曾说过的最智慧的警语，即齐隆(Chilon)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苏格拉底说的。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听不进这句话?
“障碍有三，而且全是由强烈情绪引发的。
“第一，人们认为可以借助人类的悟性，轻易将之克服；
“第二，虽然有不利的后果，但至少是光荣的；
“第三，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可了解的，因此是可原谅的，却是最难祛除的。
“三个都与人类最危险的特质有密切的关系，俗话说，这个特质在陷落之前会有一段光彩，那就是——骄傲。
“第一个障碍是最原始的。人类抑制自己对自己的进化根源做了解，因此阻碍了自我了解。
“第二个障碍，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是遵循自然因果律的事实。……这种态度的产生，无疑是因为希望拥有自由意志，认为我们的动作并不是偶然因素决定的，而是较高层的意志决定的。
“第三个障碍，至少在西方文化是有的——是唯心论哲学的天性。人类将万物二分为内在与外在，前者照唯心论的看法是无价值的，后者是包含在人类思想内，价值只依附思想而存在。这种划分正投合人类崇高的自傲心理。……‘唯心论’与‘实在论’这两个名词本来是象征哲学上的态度，但是现在已经应用到道德的价值判断。
“人们所以骇怕原因上的探讨，可能是怕领悟到宇宙现象的原因后，发现人类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下的产物罢了。其实，我的意志就如我的存在，不容否认。更深一层顿悟到我自己的行为是受一连串生理原因的控制后，至少并不能改变‘我将要做’这件事实，只是可能会改变‘我所要做的’。
“假如人们认定人类的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绝不仅仅是由理性和文化传统就能决定，它们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对这些法则，我们从动物本能行为的研究得到不少知识。”
说来“人性”既不应该是褒义词，也不应该是贬义词，而应该是中性的。不过中性是客观的意思，可惜我们离客观还有很大的距离，起码要等人类基因组的功能理出个头绪来才好再说。人类，从古到今，无非是通过对自己的行为的观察来了解“人性”，动物行为的科学研究，更不过才是几十年的事。
不过，我们通常用“人性”为褒义，比如说“陈再兴毫无人性”。这种用法，实际的意思是，遵守礼法约束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若用“人性”为中性词，可以说“陈再兴有人性，但无礼性”，俗话不绕弯子，“陈再兴是畜生。”
所以我们用“人性”为褒义，褒的其实是“礼”，因此也才会有对“屡教不改”的道德义愤。改什么?改人性中应该而未被礼约束住的部分，可是我们的同类陈再兴， “愿坐牢，关多久就多久”，改不了，而且骄傲。当然免不了还有同类赞曰“陈再兴是汉子”。台北复兴桥下的无辜女婴呢?文雅说“私生子”，俗说“小杂种”，狒狒王若会说话，无非也就是这两个词。不少人也这么想，可是又肯定认为自己绝对不是畜生。
孔子大讲特讲“礼”，可是在本能问题上又讲“思无邪”，意思是不追“思想根源”，思，可以是畜生的，这可由孔子删过的《诗》作证；说或做，则不可以，其实小做还是可以的，这也可以由《诗》作证，当然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好，不过那是对“士”的要求，先秦对“君子”和“小人”是有道德区隔的。可惜这些没有传统下来，秦始皇将有关思想的书烧掉了，之后，从汉儒，再到宋儒，则专门在“思”上做“不可以”的文章。
孔子骂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谴责殉葬，他参与礼仪，大概见过人殉；又讲过人和畜生的区别，大概与他年轻时管理过鲁国的畜生有关系，不然不会讲得如此诚恳：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小孩子，我的小孩子，由此而扩及到别人的小孩子。这简直就是人权条款，向生物本能宣战，难怪有人提到孔丘， “不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而非要做的人吗?”
不过，比孔子早一百年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赵氏孤儿》，讲门客程婴舍自己的婴儿救主人赵盾的婴儿。这几乎是个莎士比亚式的故事，但《赵氏孤儿》讲的是赵氏基因的重要，若莎土比亚写来，恐怕会是程婴内心与生物本能的惊心动魄的纠缠吧。
既然我们人类以礼教来约束“同种攻击”这股能量，但它仍然顽强地困扰我们，从世界战争到夫妻反目，那么，我们何不定下个彻底消灭它的目标，比如一旦在基因组里找到攻击基因，即剔除之?岂不世界大同，永远和平?
这就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同种攻击”是本能，是自然力，是天地不仁，人类能到如今，是凭它一路“杀”过来的。可是你若对它有所质问，它绝对一脸茫然。
这好比水。传说时代的鲧，治水是用堵，总不成功，被舜杀了，鲧的儿子禹来治，用疏，成功了。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对待自然力的遗训。我想禹治水也要用一些堵，但堵的目的是让水向疏的方向走，导向海。水进入海，平静了，景观很好。
劳伦兹自撰了一个词称为“攻击性热情”，认为艺术创作与它有关。我想，这暗示出艺术的生物起源，只是动物都有同种攻击的本能，为什么只有人才可以将之导为艺术创作的能量?
我在“之一”里引述过劳伦兹讲“‘模仿夸张’(mimic exaggeration)可以导致仪式。事实上仪式十分类似象征事物，仪式也产生夸张的影响，这也是赫胥黎在观察大冠鸭时感到吃惊的事。……不用怀疑，人类的艺术主要也是在仪式中发展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只是文化过程中的第二步。”
我一直对艺术起源的问题有兴趣，后来觉得可能是问题错了。问题是有没有艺术起源这回事，或者说， “艺术”这个后天的概念误导了我们，以为艺术是由起源而来的。这种观念是个“语言障”。
社会性动物产生了仪式化的行为，但这个行为不是艺术行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也有仪式化的行为。人类的催眠机能产生了原始宗教，是一种逐渐文化化的仪式行为。原始宗教中，充满了“模仿夸张”的意识与行为，意识和行为要模式化，模式化的东西才好传递，否则一世而斩。
模式化的东西会异化，宗教中一些模式后来就异化成了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的再异化。
本能会成为潜意识和显意识， “攻击”随时是潜意识和显意识，比较之下， “性”就不是那么随时。弗洛伊德说艺术创作是性的转化，这个说法影响了近当代无数的中国艺术家。现在介绍说劳伦兹认为“攻击热情”与艺术创作有关，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中国艺术家非常愿意接受理论的影响，也非常愿意被理论异化，有点儿视其为“登龙术”。毕加索老实，他说他的理沦“仅止于咖啡馆里听到的片言只语”，足够了。
不仅艺术，学术也是非常有“攻击热情”的。先秦的“诸子百家”，都在互相攻击。我们看现在有些学术文章、学术会议，幸亏尚有规范，一旦失范，无异热情的刀剑。
艺术呢，除了性和死亡，攻击也是永恒的主题之一，流行的说法是暴力。所谓爱，如果是与死亡、暴力综合，效果就非常强烈。几大古典小说，无不贯穿着攻击心理和行为，读者爱看，于是可以传世。鲁迅的小说，尤其“呐喊”系列，有着沉实的攻击热情，杂文则干脆是匕首投枪。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充满了灿烂的攻击热情，爱和死亡都是勃勃跳的。爱很危险，内含的攻击热情搞不好就导致死亡。
艺术常常表现嫉妒。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攻击的前导情绪，它常常比愤怒来得强烈，宗教有时不限制愤怒，当需要卫道的时候，但宗教限制嫉妒。
法国梅里美的《卡门》是嫉妒的经典。它被法国的比才改成过歌剧，由此又产生了管弦乐组曲，再产生了西班牙萨拉萨蒂的提琴幻想曲，俄国人又改编过芭蕾，西班牙人在八十年代拍过一部戏中戏的电影《卡门》，其中的佛拉明哥舞，极具攻击的震撼。嫉妒，可以炒成无数盘辣味菜，永远有吸引力。
孤独呢?既得不到释放攻击的快感，也得不到压抑攻击的快感，这种茫然就是孤独。孤独暗藏着随时会引发攻击的可能。诗人用持久的热情歌咏孤独，我们不妨小心—点。
举凡我们用烂的什么“艰苦卓绝”、 “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等等，被视为的健康状态，无非就是攻击热情。
健身，有氧舞蹈，都在消耗攻击热情的能量，或是维持攻击热情于长久，要不是被概念为健康，做起来会有心理障碍的。体育竞赛是极端的例子。
美国的NBA篮球联盟，原来有个不成文法，就是不许扣篮，因为这种攻击动作在白人看来有污辱性。但是这种攻击动作能极大满足球迷的攻击热情，表现形式又被黑人球星玩得出神入化，一夫闯关，万夫莫敌，所以现在成了N8A最大的彩头。
中国的足球踢不踢得出亚洲，不是最要紧，只要踢，就能满足球迷们的攻击热情。不过我这么说，就冒着被球迷攻击的危险。
冰球、拳击运动还用我再啰嗦吗?
艺术当中饱含了攻击热情和异化了的攻击热情，但这是我的引申，劳伦兹还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攻击热情趋使艺术家去创作艺术。而且，攻击热情趋使人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探险，科学研究，经济竞争，选举，犯罪等等，凡是你能想到的创造性活动，人类不息的创造热情，是本能中的攻击热情的转化，所以，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剔除攻击本能。剔除了，人类的进化就停止了。
相反的例子是佛教。印度佛教弃绝攻击，不久就消亡了，继之以公元前一世纪末克什米尔贵霜王朝将大乘佛教用为政治统治术，才又发扬光大，再传回印度。
我小时候常在庙里见到护法金刚怒目圆睁，各持致命法器。一个戒杀的信仰，何必呢?原来还是攻击来攻击去比较真实，少林僧有道理。
中国武术里的武德，以不攻击为要，好像兵家的最高原则是“不战”，练是为防身，不是为攻击。师父观察到徒弟有杀心，是不传绝招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则是攻击得花样百出，撩拨读者的攻击热情，不过武侠小说是娱乐，我这么说也是严重了。
我自己写过一个中篇的武侠小说，其中总是要打而最终没有打起来。退稿的编辑小声儿作金刚吼：“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武侠不打，砸的可是咱们的饭碗哪！”
一九九八年一月 洛杉矶
足球与世界大战
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这话有毛病。夏天当然是炎热的，所以“夏天就要来了”足矣，不必啰嗦炎热。
不过人是感情动物，常常顾不上语法逻辑，变得语无伦次。记得我小时候有个邻居，骂起她的儿子，真是恨铁不成钢，出口就是“王八羔子”， “小杂种”。她这个儿子是我的同学，有一次忍不住问他，“你要是王八羔子，你爸你妈就是王八了? ”结果是我被“王八羔子”追得满街跑。 “必也正名乎”是要付出代价的。
今年，一九九八年，又到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照例会有二十多亿人进入疯狂，这个夏天会非常非常炎热。所以，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
世界杯足球赛煽动起来的攻击性热情，几乎是四年一次的世界大战，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逊了一筹。一九三O年之所以要办这么个世界杯足球赛，就是因为觉得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足球赛，实在不足以满足足球运动的疯狂。
我们不妨随便看看我们在过去将近七十年里的疯狂。
一九二八年，国际足球总会主席雷米在阿姆斯特丹开会的时候，建议办四年一次的国际足球大赛，提案通过。
法国工匠做出一个重一公斤半，也就是我们的三斤重的镀金奖杯，样子是胜利女神直立展翅，命名为RIMET世界杯，也就是“雷米”世界杯。
一九三O年，首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赛开始，乌拉圭捧走了金杯。之后，意大利保持了奖杯八年，巴西保持了八年。所谓八年，就是连续夺得两届冠军。
一九七O年，巴西再次夺得冠军。依照规则，巴西永久拥有这个三斤重的金杯。一九七四年开始，世界杯改称FIFA世界杯，FIFA是国际足球总会的缩写。这个奖杯，是由意大利米兰的工匠制造。
这个杯，属于FIFA的永久财产，意大利和当年的西德虽然各得了三届冠军，却不能永久拥有，只能保存复制品。
这样一来，巴西岂不是占了便宜?没有。巴西永久拥有的那个“雷米”奖杯，被人偷走了，大家也就摆平了。
一九六六年全世界最轰动的大事不是中国的无产 阶级 文 化 大 革 命，而是那个世界杯“雷米”失窃。后来英格兰的一只狗在一个菜园子里找到它，狗的主人柯伯特于是得到一大笔奖金。柯伯特决定奖励狗吃一个星期的鱼子酱，一个狗食公司马上跟进，免费供给一年的狗食。我的经验是，狗吃过高级食品后，普通食品就很难下咽了。
不过“雷米”金杯在一九八三年再次失窃，一般认为它已被熔毁。巴西足总永久拥有的那一座，是复制品。
也是和食品有关，一九七四年足球世界杯前，扎伊尔队到埃及踢热身赛，带去调理好的猴儿肉，结果埃及厨子与他们大吵，大骂他们残忍。经过协调，决定由扎伊尔队自己煮，而且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美国有三大球，棒球，篮球，美式橄榄球，但是没有足球。美国人觉得长时间不进球的运动有点莫名其妙，起码没有效率，因此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足球课。一个美国孩子，从小学就熟悉三大球的玩法，想想我们对乒乓球的熟悉程度吧。三大球的术语，尽人皆知。赛林格的著名小说的题目被中译成《麦田守望者》，其实它是棒球里外野捕手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些跑到最远处接球的人。
一九五O年，美国队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以一比O击败英格兰队。可能吗?要知道足球这个游戏是英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发明的篮球，因此英国报纸将记者发回去的比数改成英格兰以十比一胜美国队，次日见报，举世哗然。不过。美国人也认为赢得侥幸的，美国队盖耶特金飞身接应队友巴尔的长射，顺势将球顶入，场上的另一个队友柯夫认为“盖耶特金肯定不知道球是怎么进的”。
一九七四年荷兰邮政局局长认为荷兰队铁定赢，于是开机印了荷兰队成为冠军的邮票，结果是只能悄悄销毁。当然这件事还是传出来了，否则我也不会写在这里。
一九八六年世界杯足球赛时，意大利一个修道院特准修士们熬夜看电视转播。按规定，修道院晚上十点半必须就寝。如此一来，修士们就可以在十六世纪的小房间里畅饮啤酒，大呼小叫。不过，上帝永远是看现场的。
并非足球强国的人才对足球疯狂。孟加拉一位三十岁的妇女是喀麦隆球迷，一九九O年八强大战时喀麦隆输给英格兰，她竟自杀了，遗书上写道， “喀麦隆离开了世界杯，就是我该离开世界的时候了。”
孟加拉如同我国，从未踢出过亚洲分区，不过一九九四年为了看转播，孟加拉的大学生发动游行，要求当局推迟期末考试。
足球甚至有关人格。苏格兰一家医院的厨子坎普对苏格兰在一九七八年世界杯赛中的表现甚为不满，登报声明从此不做苏格兰人，要做英格兰人。为此，坎普请了老师补习正统英语，改掉自己的苏格兰腔。
一九七八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赛，游击队刺杀了主事的退休将军，不过游击队马上宣布停火，支持筹办世界杯。
巴西球王贝利说过， “在巴西，只要赢了世界杯，政府怎么胡来都行，人民一点不在乎。”
赚人发疯的钱，是一笔大买卖。一九九四年，二十亿人通过电视转播看世界杯比赛，电视公司得到的广告收益是上百亿美元。
哪个国家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哪个国家就赚钱。一九六二年，智利大地震，但坚持不让出世界杯的主办权。一九七八年，阿根廷通货膨胀严重，因为主办世界杯而解除了危机。
可惜，今年的世界杯主办国与亚洲无缘，否则亚洲的金融危机也许会转化，而不会像专家们预言的那样需要三年。
不过，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做的调查，一届世界杯下来，全世界会损失四千亿美元。一九八二年，当时的西德对当年在西班牙举办的世界杯赛作了研究，发现德国工人旷工在家看电视转播，损失了六亿工时，等于政府损失了四十多亿美元。
足球近似规则化的暴力，攻击性非常强，当然比拳击还差了一截。
一九三O年首届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队对墨西哥队时，阿根廷吃了五次十二码罚球；对智利时又大打出手，裁判只好召警察入场；决赛时对乌拉圭，大批阿根廷球迷持械入场，我估计阿根廷队若输了的话，大批棍棒是打本国队员的。
一九三四年意大利队与西班牙踢成平局，大批队员受伤。隔日再战时，两队只好换上新的队员。
一九五四年巴西对匈牙利，踢球加踢人，从场上一路混战到休息室。
贝利在一九六二年一开赛就被弄伤，一九六六年被恶整之后宣布不再涉足世界杯足球赛。
球迷暴动还用我说吗?
除了暴力，巫术也不缺席。一九八二年秘鲁对喀麦隆，秘鲁的巫师沙马尼哥说他感应到喀麦隆的巫师对秘鲁队施法术，于是召集了十二名巫师，各持大刀、棍棒和桦木条，在首都利马郊外集合。沙马尼哥念咒，其他巫师则挥舞法器，之后沙马尼哥宣布已经制伏了喀麦隆巫师召来的恶灵。秘鲁队与喀麦隆队比赛的结果是， O：O，两队后来都没能打入复赛。
喀麦隆的巫师检讨之后，在一九九O年再度作法，他们要足球队员穿特定颜色的衣服，请球迷将老鼠和鸡放进球场。做这些事情时都要小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名津巴布韦的选手遵巫师嘱，赛前公然在球场撤尿，结果被罚终身禁赛。
阿根廷的一位家庭主妇说， “比赛开始前，我绕着椅子按顺时针方向转两圈，再按逆时针转两圈，阿根廷就会赢。”
阿根廷的总统梅南也一样。他一九九O说， “我总是在这儿(总统府)看转播，每次都穿同样的衣服，打同一条领带。”他认为这样会给阿根廷队带来运气。我觉得看球赛还带领带实在是严肃了，不过总统先生可能认为足球是严肃的事情。
意大利前总统帕廷尼常请意大利国家队到总统府吃饭。一九八二年的那次世界杯赛前，已经八十五岁的他，还特别嘱咐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队员罗西说“记住射门!还有，躲开铲球!”铲球躲不躲得开，专业球员不一定能处理好，但专业球员如果记不得射门，也就别踢了。意大利队夺了冠军回来，罗西将自己的球衣赠给老总统，报答他的赤子之心。
邓 小 平则是每天深夜准时收看转播，而且还要录下反复看重要段落，是专业球迷。顺便说一下的是， 我看报道说中国国家足球队到韩国比赛，回国后教练的感言是原来韩国队每天吃牛肉，所以体力强。体力是由高质量的饮食保证的，这是常识，国家队不会连常识都不知道吧?所以我怀疑报道有误。记得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我以后就没有再去了，只到玉渊潭去游浑水。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性似乎是关闭的，所以才有“足球寡妇”的说法。一九九四年世界杯期间，一对瑞典夫妇去朋友家看现场转播，之后，太太没兴趣，先睡了。到瑞典射人一球的时候，先生摇醒太太，太太不想听，于是夫妇吵将起来，结果是太太大怒，抄起剪刀就是一下，然后忿忿睡去。客厅里主人还在电视机前狂喜，谁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倒在血泊中死去。
爱尔兰是个穷地方，但是到了世界杯期间，砸锅卖铁也要飞到主办国去看球赛，或者在酒吧里看转播一醉方休。球赛终于全部赛完，足球寡妇们递给足球先生的是离婚书。
泰国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九四年说， “泰国妇女希望世界杯永远不结束。”因为时差的关系，泰国男球迷看现场转播是在夜里，声色场所当然是不去了。
我觉得足球赛中最惨的是裁判。
裁判足球赛，很多判断是主观的，哲学上称“自由心证”，俗话说就是“随你怎么吹了”。
一九七四年世界杯赛，扎伊尔对南斯拉夫，扎伊尔队的二号踢了裁判的屁股，裁判转回头来却将扎伊尔队的十三号罚出场。这是二十亿人都眼睁睁地看到的自由心证。
在攻击性这样强烈的运动中做裁判，裁判员挣的是性命钱。一九八九年哥伦比亚的一位巡边员，刚下计程车，就被几个人持乌兹冲锋枪扫射身亡。
阿尔及利亚的一位裁判掏红牌罚一个队员出场时，反而是自己被当场殴打致死。
裁判也需检点自己，不要火上浇油。第一届世界杯时，离赛时结束还有六分钟，巴西裁判就吹哨鸣金止战。忙什么呢?
一九六二年智利对意大利，被裁判罚出场的队员竟能赖在场上十分钟不出去。智利的球员放了一拳在对手脸上，裁判视若无睹。这位裁判大概是早已雇好保镖了。
最危险的是一九七八年，阿根廷队必须踢进四球，而且要赢三个球以上才能出线，于是买通秘鲁队和裁判。结果这一场对阿根廷队大放水，两个越位进球，裁判硬是“有看没有见”，巴西队赢得好端端的竟落了个出局。
有人说，国际争端，不如以足球赛的方式解决。我以前也不知好歹地附议过，可是细想想，原来危险很大。足球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它只能煽起不可遏制的攻击冲动，只能使国际争端中仅有的理性丧失。让足球只是一种游戏就好了，就好像让文学只是文学就好了，不要给它加码。任何事都是这样，按常识去做，常常在于智慧和决心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国足协国家队管理部主任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说， “与其窝窝囊囊地输，不如悲悲壮壮地死。”
一九七四年世界杯赛前，扎伊尔总统对即将出发的扎伊尔球队说， “不赢球，就是死。”结果胆颤心惊的扎伊尔队连一场都没有赢过。总统先生何苦来?
中国如果想赢得世界杯冠军，还是要老老实实从常识做起，第一就是饮食要改变，老老实实吃牛肉， 猪肉再香，也不能吃了。老老实实吃奶皮子，乳酪，“起司”，难吃也要吃，这样才能满场飞。
我喜欢看英国人、德国人的足球，他们跑起来像弹弓射出去的弹丸，脚下不花巧，老老实实地传，老老实实地飞奔，这才是体育运动。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好像还没有看过有关足球的小说。想了想，想不太通，算了，不想了，还是准备看转播吧。
一九九八年三月 美国洛杉矶
跟着感觉走？
大概十年前了吧，流行过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不过，好像跟着感觉走了一阵子，又不跟着了，可能还是跟着钱走来得实在吧。这倒让我想起历来的读书人，好像只谈感觉的问题，而不太谈吃饭的问题。谈，例如古人，也只是说“穷困潦倒”，穷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怎样一种潦倒?也不清楚。正史读到“荒年”、 “大饥”，则知道一般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这很明确，真是个活不下去的地步。
鲁迅写过一个孔乙己，底层读书人，怎样一种潦倒，算是让我们读来活生生的如同见到。还有《浮生六记》的夫妇俩，也很具体，当然历代不少笔记中也有小片段，遗憾在只是片段。
我在贵阳的时候，见到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讲若上京赶考，则自贵阳出发时雇驴走多少钱，雇马走多少钱。第一天走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住店，多少钱，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银两细目。直到北京卢沟桥，当晚可住什么店，多少钱，第二天何时起身入城，在京城里可住哪些店或会馆在哪里，各多少钱，清清楚楚，体贴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说过娘子关时可住的一个店中有一位张寡妇，仅此一句，别无啰嗦。
我手上有一本四十年前陈存仁先生在香港写的《银元时代的生活》，常常闲来无事前后翻翻。陈存仁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个医生，后来到香港还是行医，行医之余，写一些银元时代的生活的连载短文，慢慢集成一本书。书中对清末到抗战爆发这一段生活，记载甚详，包括一屉小笼包多少钱，什么地方的一席宴多少钱，什么菜。他编过一部有名的药典，抄写工多少钱，印刷多少钱。他因行医的关系，与民国元老吴稚晖有交往，也被章太炎收为关门弟子。这些交往，陈先生写来细节饱满，人情流动，天生无文艺腔。有个事情如果不是陈先生全过程的叙述，我们会以为怎么可能发生?原来民国初建时的一大摊革命事务里，有一项是立法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才将中医中药保留下来。
我也是不长进，过于庸俗吧，很感兴趣这些细节。三十年前我去乡下插队，首先碰到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初时还算有知青专款拨下去，可度得一时，后来问题就大了，不由得想到念书时灌到脑子里的古代诗人的三餐。
李白千古风流，可是他的基本生活是怎样的，看诗是知不道的。他二十五岁开始漫游，除了一年多在长安供奉翰林，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其余，直到去世的三十五年中，都在漫游，每天具体的三顿饭，不必三顿，哪怕一天一顿好了，都是怎么解决的?诗中他常喝酒，酒虽然会醉人，但还是有营养的。有酒，起码就有一些下酒菜，可以抵挡一天没有问题。而且，古代的酒类是果酒，类似现在的“绍兴加饭”或“女儿红”，或者米酒，类似日本的SAKE，即清酒，可以喝得多而慢醉，只要不吐，就可以吸收成为热量。
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 “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黄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军阀时期兴起来的，说实在，酒品很低，虽然广告做得铺天盖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张旭的酒后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过不了岗的三碗，是米酒类，稍烈一点，但危险一来，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
洋人的情况差不多。所谓酒神精神，是饮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后的精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离二锅头还差着一截，我去俄国、丹麦、瑞典，见他们常喝。寒带人多数人有忧郁症，这与阳光少有关，尤其长达半年的白夜，真是会令人忧郁至极，酒可以麻醉忧郁。到他们的地区，看他们的画，读他们的诗，小说，听他们的音乐，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异国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忧郁症的，模仿起寒带艺术来真地是像，说模仿不对，是投契。没有忧郁症的，就是模仿了，东西总是有点做作。前些年美术圈兴过一阵“怀斯”风，几年下来，我们看在眼里，心下明白谁是投契，谁是投机。怀斯，是有忧郁症的，忧郁得很老实，并老老实实地画自己的忧郁。美国有不少患忧郁症的人，极端的会自杀。医生有时不给他们开药，只是说，到热带去度个假吧。忧郁症是因为起神经传导作用的去甲肾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环类的药就好了，只不过药效过后容易再犯，变成对药物产生依赖，于是容易更忧郁，所以还是度假的好。从报道上看，写《哥德巴赫猜想》的诗人徐迟的自杀，应该是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病症影响情绪，这是每个人都有体会的，不要说癌症了，就是一个伤风鼻子不通，也会使一些人痛感生活之无趣。欧洲艺术史上有所谓浪漫主义时期，察检下来，与彼时的肺结核病有关。
结核病的症状是午后低烧，苍白的脸颊上有低烧的红晕，眼球因为低烧而眼压增大，角膜也就绷紧发亮，情绪既低沉忧郁又亢奋，频咳。在没有电灯的时代，烛光使这样一副病容闪烁出异样的色彩，自有迷人处。萧三是这样的艺术家的代表人物。那时肺结核可说是一种时髦病，得了是又幸又不幸。
我国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里，肺结核的男女主角一个又一个，这股风气由欧洲传来，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风靡读书人，于是读书人做小说下笔也就肺结核起来。当时的读书人，觉得肺结核有时代感，健健康康的，成什么样子?其实中国小说早有一个肺结核的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时还没有肺结核这个词，结核病统称“痨病”，但曹雪芹写林黛玉的症状很细，包括情绪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林黛玉是结核美人。
现在具有现代感的病是什么，前些年是癌症，由日本传来，弄得华语地区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一集的总会拍到医院病房去，鲜花和闪电中，最后的隐情。其实最现代的是爱滋病，但是小说家编剧人好像还没拿捏好，嫌它有乱交的麻烦，再说吧。
治疗肺结核病后来变得很简单，现在这种病几乎不再发生了。很巧，这时浪漫主义也结束了。
我这么讲可能很不厚道，可是当时作家好像也不厚道，无病不成书。如果以病症为常识，来判断艺术的流派或个人的风格，其实是可以解魅和有更踏实的理解的。
电影《莫札特传》对莫札特的葬礼有一个暗示，就是丧葬工人泼洒了几锹石灰到尸袋上。莫札特的音乐清朗澄明，不像病人所为，但说他被缠于债务，贫病交加，什么病呢?莫札特难道是用音乐超拔自己的困境，包括病?贝多芬则是先天性梅毒，导致盛年耳聋，而且梅毒引发狂躁与沮丧，当时还没有发明盘尼西林这种特效药，梅毒无疑就成了贝多芬不可抗拒的命运，例如他几次的恋爱都不可能结果为婚姻。我们知道了这一层，对他晚年的作品，例如弦乐四重奏，无疑听得出来剧痛与暂时缓解的交替，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贝多芬拒绝用药，是他执著那些交替可以转换成音乐状态吗?舒曼不幸也是先天性梅毒，最后导致精神分裂，我们听他的晚期的作品，例如钢琴五重奏，明显的失误，无与伦比的魅力，同时在一起。
鲁迅患有肺结核，这也是他的死因。我们讲过了肺结核引起的情绪症状， “一个也不宽恕”的绝决，《野草》中的绝望，就多了一层原因。他晚年的文章几乎都很短，应该与体力有关。
这并非说艺术由疾病造成，而是文思的情绪，经由疾病这个扩大器，使我们听到看到的有了很难望其项背的魅力。当然，也有人装疯卖傻，哄抬自己，一谈到价钱，疯还是疯，但是一点也不傻。只可怜不明就里者，学得很累，钱呢，花得很冤枉。跟着感觉走，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不妨来谈谈感觉或者情感。
你们肯定猜到我又要来谈常识了。不错，不谈常识淡什么?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是将复杂解为简单。当然，最简单的事也就是将明明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我们可以从民生的角度原谅长篇大论的一点是，字多稿酬也就多了。
法国有个聪明人福科，好像是他讲的， “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不需旁征博引，只要略想想科举时代的读书，就明白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还可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之，可有的多了。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常识也是一种知识，只是这种知识最能解构权力。五四时代讲的科学，现在看来都是常识，却能持续瓦解旧专制。过了半个世纪，有一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一句有关常识的话，因为之前，实在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不过常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陷阱。常识是我们常说的智商的基础，智商这个词我们知道是由IQ翻译而来。我们还有一个由日文汉字形词而来的“知识”，当年曾用过“智识”。我觉得还是“智识”好，因为“智”和“识”是同类的， “知”，如果是“格物致知”的那个知还好，否则只是“知道”。
八十年代初兴过一阵智力竞赛，类似“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这种题铺天盖地，有些单位举办这种竞赛，甚至影响到职工福利的分配。但这是“知道竞赛”，我不知道的，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很简单的事。智力是什么?是对关系的判断。你告诉我秦始皇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问“秦始皇会怎样做? ”这才是智力所在。中国有个说法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五岁识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学了还不会洗脚。我在台湾听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讲，如果在家里没有做过家务，例如洗碗，成绩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学博土研究生。
IQ是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缩写，它在西方行之有年，传到中国，也用来测之有年。不过，这个IQ是大有问题的。
IQ是指，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之后的那个值。这个值若是120以上，算“聪明”，不足80的，是“愚蠢”，而且永远就是这样的，变不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IQ绝对120以上，但是，大未必佳，也许会低于80很多。我们几乎人人都有这种身边的例子，小时的玩伴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同学，聪明，老师宠爱，亲友赞不绝口，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当初被讥为“傻蛋”、 “呆瓜”、“蠢猪”的孩子，留级生，常补课的，三脚踢不出个屁的，反而有出息得多。最有意思的是高材生们还在咀嚼当年的豪言壮语，智力低下到竟还没有明白那些目标既非豪也不壮，只是一点学生腔罢了。最令我惊异的是，我在美国遇到不少从中国来攻读学位的，也是如此。 “美国”这个词，也是一种魅，好像它等同IQ。因为中国人出国还非易事，这种魅还不易除，不过这些年来开始渐渐明朗了。
我有一次在聚会时说：“所谓好学生是一个问题只知道标准答案的人。”你如果明白一个问题有两种以上的答案，好，你苦了，考试一定难及格。事后才知道，这个意思结结实实得罪了一些人，这是我活该，因为我也把“好学生”表达为一种答案的形式了，可见我的IQ确实不到80，也就是愚蠢。这个岁数还这样，改也难了。
IQ的问题，在其计算公式的产生地也越来越遭到质疑，所以近十年来，EQ的重要性很快地超过IQ的重要性。
EQ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意思，译为情商，不过时髦的人直称EQ，似乎用汉语说“情商”，有IQ不足的嫌疑。
你会说，这已经是老生常淡了嘛，尤其丹纽·苟曼(Deniel Goleman)一九九三年写了那本畅销书《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之后，EQ已经成了常识。没错，我就在说这个常识。
也许你还记得我写过一篇《爱情与化学》，那篇文字里介绍过爬虫类脑是我们人类脑里的最原始部位，它主管着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本能。这之后发展出古哺乳类脑，其中有个“情感中枢”。
情感中枢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嗅叶，负责接收和分析气味。气味对古老动物的重要，可说是攸关性命。食物可食否，是否为性对象，捕捉与被捕捉的辨别，都靠与气味的记忆的比对结果。
嗅叶只有两层细胞，第一层负责接收气味并加以分类，第二层负责传递反射讯息，通知神经，指挥身体采取何种反应。
当嗅叶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时，脑才开始有情绪功能。而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情感中枢逐步修正学习与记忆这两大功能，古哺乳类动物才有了更复杂的反应的可能。当然，气味是反应的基础，以至情感中枢里有了一个嗅脑部分。
一亿年前，到了新哺乳类动物的脑，也就是灵长类动物和之后人类的脑，开始增添了几层新细胞，智能开始出现了。
我这样的描述，是要警惕的，因为进化的情形并非是说有就有了。我们解剖看到脑的组成，之后描述了大的区别，至于进化过程的实证，生物学家还在寻找。
人类的脑，最终进化出了对感觉可以加以思考，也可以对概念、符号产生感觉的功能。脑神经的互联更为复杂，有更多的反应，情绪也就精致起来，可以对感觉有感觉。新哺乳类脑的情感中枢在脑神经的结构中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对脑部的其它功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到了可以左右我们的思考能力的地步。
不过，我们要回到情感中枢的嗅脑那一部分，因为里面有两个部分极为重要，一个命名为海马回，一个命名为杏仁核，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而非其功能。
我们知道，杏仁核的功能，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约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leDoux)发现的。没有这个发现，EQ的重要性不会超过IQ。
勒杜克斯发现，当负责思考的大脑皮层对刺激还没有形成决定的时候，杏仁核已经指挥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很多悔之莫及的行为，就是因为杏仁核的反应先于大脑皮层的思考，不免失之草率。
在这个发现之前，医学界认为感觉器官先将感觉信息传到丘脑，转为脑的语言，再传到大脑皮层的感觉处理区，整理成感觉，形成认知和意义，再传到情感中枢，决定如何反应，再通知其它脑区和全身。通常的情况确实如此，这意味着，杏仁核是依靠来自大脑皮层的指令来决定情绪反应。
勒杜克斯的革命性发现是，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丘脑到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他找到了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丘脑直达杏仁核的一小绺神经元。这样，杏仁核抢先于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激发出情绪反应与相应的行为反应方式，先斩了再说。
勒杜克斯用实验证明了杏仁核处理过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印象和记忆。他以极快的速度在试验者眼前闪过图形，试验者根本没有察觉，可是之后，他们会偏好其中的一些很奇特的图形，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初的几分之一秒，已经记得内容并决定了喜欢与否，情绪可以独立于理智之外。
至于海马回，则是一个情境记忆库，用来进行信息的比对，例如，关着的狼与荒野中的狼，意义不一样。海马回管的是客观事实，杏仁核则负责情绪意义，同时也是掌管恐惧感的中枢。如果只留下海马回而切掉杏仁核，我们在荒野中遇到一只狼不会感到恐惧，只是明白它没有被关着而已。又如果有人用一把枪顶在你脑袋上，你会思考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就是无法感到恐惧，做不出恐惧的反应和表情，同时也不能辨认别人的恐惧表情，于是枪响了。这是不是很危险?
杏仁核主管情绪记忆与意义。切除了杏仁核，我们也就没有所谓的情绪了，会对人失去兴趣，甚至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所渭“绝情”，也没有恐惧与愤怒， 所谓“绝义”，甚至不会情绪性地流泪。虽然对话能力并不会失去，但生命可以说已经失去意义。
杏仁核掌管的恐惧，在动物进化中地位特殊，分量吃重，因为它决定了动物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反应，战还是逃。
杏仁核储存情绪记忆，当新的刺激出现，它就将之比对过去的记忆，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仿佛便算符合，它就开始按照记忆了的情绪经验启动行为。例如我们讨厌过一个人，以后只要这个人出现，我们不必思考就讨厌他或她。勒杜克斯称此为“认识前的情绪”。
这样，虽然杏仁核的反应是为保护我们的生存，但在一个变化迅速的环境里，我们不免会受到误导。因为一，很可能旧的情绪记忆相对新的刺激已经过时；二，杏仁核的反应虽然快，但失之草率。
我们的童年时期，是杏仁核开始大量储存情绪记忆的时期，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原因。一个成人，在事件发生时，最先出现的情绪常常就是他的杏仁核里童年就储存下来的情绪模式。你可以明白，父母常在小孩子面前吵架甚至动手，小孩子虽然小到还抱着奶瓶，但他已经“看”在杏仁核里了，他只是还不能思考这个记忆。这也就是最危险的。虐待，娇宠，虚伪，等等等等，小孩子将来有的好受了。前些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中国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是一个典型的EQ出了问题的例子，因为卢刚的IQ没有问题。童年，少年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他们的杏仁核，就是国家的情绪命运，跟着感觉走?
如果你还记得我在《爱情与化学》里介绍过的前额叶，你就知道事情还有补救。前额叶主司压抑，它的理性作用可以调节杏仁核的“冲动”。前额叶会在刺激的瞬间对各种可能进行评估，选出最佳决策，再策动行为。
这就是最基本的EQ。
我们的社会，强调了知识，强调了知识经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EQ， “人”将不“人”， “社会”将不“社会”。 “劳动创造了人类”，这个“劳动”如果讲的是工具使用，促使IQ不断发展，是有问题的。我看这个“劳动”应该解为劳动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不断成熟的社会关系，它的成熟，是由人类的前额叶与杏仁核的互相平衡造成。我们的前额叶里都是一些什么软件?我们有怎样的行为被孩子的杏仁核记忆为情绪?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仁”，我们意识到那是个EQ的里程碑吗?孔子的教材里当然有彼时的IQ成果，但他的弟子们在《论语》里，记载的都是老师的EQ啊，那里面有迫切的情绪焦虑。两千年后的子孙没有了自己环境中的EQ问题吗?一个富足但是EQ低下的社会，是个可怕的社会吧?EQ是不是较IQ来得重要而且迫切呢?
你如果说我既然用一种知识的形式讲出以上，所以是一种IQ，所以IQ比EQ重要而且迫切，我当然只好闭嘴，去讲EQ对艺术的重要了，不过，那是下一个题目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 墨西哥城
艺术与情商
一九八五年，评家说这一年是中国文学转型的一年，这一年， 当时还是西德的一个叫 Patrick Suskind，中文译音为苏斯金(台湾译音为徐四金，正好与我的一个朋友重名)的人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Das Parfun，意思是香水。
《香水》轰动西德，一下卖出了四十万本，旋即再轰动世界，被译成二十七种文字。苏斯金在一九八四年写过一个单人剧剧本《低音大提琴》，一直到现在还是德国常演出的剧。
出了《香水》之后，一九八七年，苏斯金有个短篇《鸽子》，九一年则有短篇《夏先生的故事》。《夏先生的故事》配插图，现在给小说做插图真是罕见，插图者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桑佩(Jean-Jacques Sempe)，我不太买小说，但这一本买了，算收藏。
《香水》实在是一本很绝的小说，绝在写的是嗅觉。小说开始的一段，我个人认为可删，(是不是狂妄了?)将第二段作为开始：
我们要讲的这个时代，城里到处弥漫着咱们当代人无法想象的臭味儿。道儿上是堆肥臭；后院是尿骚臭；楼梯间是烂木头味儿、老鼠屎味儿；厨房是烂菜帮子味儿；屋儿里憋着一股子陈年老灰味儿；卧房里是黏床单子味儿，潮被子味儿，尿壶的呛人味儿；烟囱是硫磺的臭鸡蛋味儿；皮革场是碱腥味人；屠宰场是血腥味儿；人身上一股子汗酸味儿，衣服老不洗是股子酸臭味儿，嘴里喷烂牙味儿，胃里涌出来葱头的热臭味儿；上点儿年纪以后，就是一股子乳酪的哈啦味儿，酸奶和烂疮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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