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从今天起，不上厕所，不吐痰，禁听相声禁打麻将，禁止联想大腿和奶子，见范冰冰跟见老母猪一个感觉，见苍井空跟见孙悟空一个模样。每天只能看人民曰报和新闻联播，组织革命诗朗诵，唱样板戏......国就不为国，为神龙教。
即使从维稳的角度，低俗使人进步，高雅让国落后。
震还是不震
有人批评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是在撕一个民族的伤疤。不带这么表扬他的。这么多年来电影界一直在帮国家捂伤疤，撕伤疤这种义举，有谁在院线里看到过。你说冯小刚撕伤疤，就是在揭发审查部门把关不力。
早些年，一些导演也撕过伤疤的，比如拍过《霸王别姬》的陈凯歌，拍过《活着》的张艺谋。特别是后者，他曾活着，现在已死了，连转弯灯都不打迅速掉头成为世上第二好的团体操导演（第一好在朝鲜）。在现行中国电影审查机制下，大部分曾经的撕伤疤，现在都变成了创可贴，创可贴都算坚持操守的了，有的甚至成为夜用型护翼，不移位不侧漏。这种情况下冯小刚能拍点俗片就不错了，哪儿有能力撕伤疤。撕了，就迅速成为敏感词。敏感词电影就会转为地下电影。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让灾区人民二次受伤。可《新闻联播》和《感动中国》天天把灾难当英雄事迹报道，灾区人民要伤，早两千次受伤，还在乎多一部电影？一个拍市民喜剧起家的导演，要让他成为斯皮尔伯格或反战独立导演，就矫情了。我觉得冯小刚注定成不了思想家，这块土地上也永远产生不了思想家，他拍喜剧是给群众挠痒痒，拍悲剧是给街坊刮个痧。他就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算恪尽职守了。
大地震在艺术上是可以批评的，比如电影剧本写得像电视剧纲要，母女情感线断掉了......这些都是才华问题，非上纲上线说他发国难财就很没意思了。冯小刚要是把王家岭矿难拍成一部励志的《八天八夜》，那才叫发国难财；把那个不救自己家人却使劲挖邻居遗体的英雄搬上银幕，才是用眼泪绑架观众。这年头谁绑架谁，其实是楼市绑架了股市，股市绑架了菜市，菜市绑架了房事，房事绑架了车市，官员绑架了人民，人民反绑架人民......一个互相绑架的国度。就是这样。
中国电影普遍存在境界问题，冯小刚有这种问题。辛德勒名单宣布的是弱势向强权的挑战，而我们的电影是弱势跟弱势的纠结。前一种挑战成就了信仰，后一份纠结到最后修成了磨叽。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史就是一部磨叽史，不敢直书当下，藏着掖着还夸这是“春秋笔法”，画得云山雾绕就说那是“写意”，写得狗屁不通，却定义这是“留白”......春秋、写意、留白，影响了我们几千年。
《唐山大地震》不够好，但冯小刚有个地方不错：敢拍现在而不是古代。中国导演差不多是古装导演的代称，无极是古代，黄金甲是古代，三枪是古代，赵氏孤儿还是古代，还有三国、水浒、红楼......这是因为大家都在装，可现在装就很危险，古代装就很安全，所以古装。下一步要拍元谋人河姆渡起源的电影了。
冯小刚说他从亲情杀出个偏方，很多知识分就批评他为什么不直接拍汶川大地震死亡学生。可他要敢拍，一会儿就挂了，自己的名字将无法见诸报端，还拍什么名单。中国是不方便拍名单的，每一份名单看上去都像账单，谁埋单？有些单先挂在记忆的柜台，假以时日才能现于镜头。我想讲个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
那时我还很小，有天成都打金街上来了一个黑墩墩的小孩，十四五岁左右，专门打蜂窝煤的。那年头这是居家节约的好办法，就是用一种铁模子把煤渣子重新打出成型的蜂窝煤。小孩煤打得结实，从不收钱，饭管饱就行，且饭量奇大，一顿可吃五碗，我们就叫他五碗。街上常响起“五碗、五碗......”他拎上煤模子就跑去了，叮叮咣咣只消一会儿，漂亮整齐的蜂窝煤就打出来了，然后他就转身端碗吃饭。他打煤的动作跟吃饭的动作仿佛连接在一起，吃的速度也远超常人，像直接把一碗碗饭搁进了胃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孤儿，因唐山当时的工资较高，前年全家跟着姐姐嫁去唐山。可后来碰上地震全死光光了，只剩他跑回广元老家，老家又遇大饥荒，都在吃一种白色的泥巴叫观音土。五碗说，那土吃了就是肚子胀，想放屁又放不出来，乡里很多人拉不出屎来，就死了。
五碗说起这事从来都笑眯眯的，看不出一点悲伤。他继续打煤，继续快速吃饭，他对生活很满意，对新住所的避风程度也很满意（那是街边一根空置的下水道管子）。他是两个多月后被抓走的。有天凌晨运送战备物资的军车经过这条街，因发生交通事故，掉下来一些罐头，刚刚醒来的他很高兴地捡，转身要走时，被一枪托砸翻，带走。
本来也没事，可遇上一场革命肃清行动，为了凑人数就把他以抢劫军车罪名算上。他是一个地震孤儿，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吃饭，因为一个罐头，就这么交待了。当时执行枪决要先游街，我看见他混在犯人堆里，站在高高的卡车上面，鼻涕向下拖得好长，晶莹且不断线，还在笑，那笑容绝对真诚和幸福，可能是执行前吃了顿罐头饭。
这些是不能拍成电影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悲剧。
关于悲剧的悲剧是，这样拍出来，最不满意的不是有关部门，而是人民。因为这太像他们的生活了，他们花了钱，是来看电影而不是来看自己。看自己，对着自家镜子瞧一瞧就行。所以，真要拍只能是五碗未被枪毙，而是在劳教所里长大，出来后在街道办主任鼓励下办了属于自己的蜂窝煤加工厂。一天出门洽谈合同，发现客户正是当年一枪托把自己砸翻的军车司机，而客户妻子正是自己的姐姐。天哪，亲亲的姐姐并未死，且怀上了客户的孩子。恩爱情仇，奇峰顿起，姐姐进行着艰难的选择，茶饭不思，胎儿也出现了异动，被急送往医院。医院过道里，五碗和姐夫怒目对峙，各操家伙步步逼近，正当一个家庭行将破裂，此时产房内忽然传出新生儿的哭声，五碗深沉地说了一句“血浓于水啊......”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此时起音乐，配画外心灵鸡汤体，最好由余秋雨写。
这时，连我都不好意思再索要名单了。不仅忘记曾有一场大地震，还将感恩是这场大地震才让我们找到了民族的凝聚力。所以，这样的电影现实，这样的审查机制，不可以有曼德拉，只可以有杜拉拉，看上去很杜拉斯，其实暗藏着杜蕾斯。
震不震，归老天爷管。怎么解释震不震，归政府管。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地震，我们不震，此为坚强；地不震，我们自个震，此为感动。青蛙频频出动，专家屡屡辟谣，由此看出，中国没有震不震，只有朕不朕。
28/07/2010
有个文工团
有个文工团，平时你看不到它来服务，好几年它才上台一次，每次演出要从纳税人包里收取几百亿演出费。倘表演成功，平时很难见到的首长们都会跑上台去慰问，再用你的钱去嘉奖这些演员。特别成功的演员也会成为官员，把上面的情景再演一遍。
如果你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文工团，肯定很不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文工团叫“奥运代表团”......奥运代表团就是一个文工团。平时看不到它的身影，每个演出周期要四年，只负责拿几十个天价金牌，不负责普及十三亿民众的体质锻炼。它集中收费、集中演出、集中宣传，是献给国家的精英团队，与普通人无关。
看到这时，肯定有些热爱举国体制的朋友对我恶从胆边生。我要说，我不反对某些项目的举国体制，但我明确反对为养活一个文工团就侵占太多公共资源。很多地方一到夏天游泳池活像下饺子，一个癞疤球场挤进十几支球队以至于连球都分不清。好容易发现一羽毛球场，球网还被管理员摘掉了，理由是为了防小偷......中国的公共体育设施基本不对外开放，因为有个文工团正代表十三亿民众在里面训练。
到底侵占多少资源？国家体育总局部门决算显示： 2011年度为39亿6250.48万元。这只是账面，未知云量的彩票抽成是否包含在内。就算一年4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花掉160亿。还有奥运金牌制造基地的各地方体育局，2011年仅浙江省体育局就支出6亿5324.80万元。这样规模的地方局大概有十个，一个周期就是240亿。中等规模的地方局如陕西省体育局，2011年支出预算1亿6835.27万元。这样的省级局大概有十五个。像渭南这种一年花三百多万的市县级体育局，难计其数......一个奥运周期要烧掉500亿并非过分估计，我还未把兴办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专项锦标赛这些“奥运战略”环节的费用算进去。
在这个国家，虽然涨三毛钱水费大家都怨声载道，但还是朋友说：我就愿意为奥运文工团捐500亿，因为我爽，捐给奥运总比捐给贪官喝茅台好吧......后来，外籍教练马克就曝出：本次奥运失利，是因为水上中心领导经常喝茅台却不更换设备，导致训练跟不上去。
听上去是个黑色幽默。我也不去给爱国者普及每一块中国金牌后面有多少黑金和贪官了，怕你自尊心受不了......我只想跟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奥运文工团员向世界展示强健肌肉的时候，中国民众体质却持续下降。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2011年公布的国民体质监测结果：大学生身体素质二十五年来持续下降。与1985年比，肺活量下降近10%;大学女生800米跑、男生1000米跑成绩分别下降10.3%和10.9%。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率，16 —18岁高中生为79.20%, 19—22岁大学生高达84.72%。城市男生、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4.81%和9.92%。2012年北京市高中毕业生体检，仅一成学生体质合格......比起日韩，我们体质全面下降！
我去过四十多个国家，英国、柬埔寨、美国、埃及、荷兰、南非......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很难第一时间总结这些不同体制、不同观念、不同肤色的国家与中国的区别，但你一眼能看出最大的中外区别就是孩子：我们的孩子背书包的多，外国孩子带滑板的多；我们的孩子戴眼镜的多，外国孩子戴球帽的多；我们的孩子坐着的多，外国孩子跑着的多。总之，我们的孩子就是许三多。
全世界唯中国这个金牌大国出现如此奇怪现象：在外肌肉强劲，在内气喘吁吁；在外红旗飘飘，在内红灯大亮。很多学校体育课已瘦身甚至取消了。全民体质下降，可我们还是要因“东亚病夫”这称号跟人拼命。过去看《霍元甲》时我极痛恨日本鬼子叫我们东亚病夫，后来才明白，是否东亚病夫不取决于拿了多少金牌，而在于是否为民众健康的体魄，修建一条清晨的跑道。
有人说孩子们体质下降是家长和学校的问题。难道你真不明白在计划经济的国度，举国体制占用太多资源就是剥夺了民众体育机会这么浅显的道理？当金牌数量成为体育官员的政绩，他们只会把少数尖子关在高精尖基地里，从不向民众服务。更要命的是，政绩工程必然滋养腐败工程，知道多少体育官员因兴建场馆的经费被抓吗？知道那些场馆的巨大浪费吗？北京奥运曲终人散，巨资修建的很多场馆都荒废了，据说水上中心天天有野狗在谈恋爱，自行车赛场看台上，从南方飞来的候鸟都生下第三代了......但就不向外界开放，民众体育生活与体育官员无关。
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个、瑞士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2个、德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4.8个。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在举国体制挤压下，我国平均每万人仅拥有6.58个体育场地，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这种积弱，你说中国孩子体质差该怪举国体制还是家长？
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集中办大事，好歹拿回那么多金牌，震住了老外！可是你确定我们真震住了老外？不要在乒乓球这个国粹上沾沾自喜了，别天真地以为中国人跳水睥睨天下。老外说完客气话，转头就撇嘴说中国人只会玩杂技。他们更醉心于三大球、田径、网球、游泳、职业拳击和职业赛车，因为这才是国际公认的巅峰竞技项目。
当然如果你说，才不屌外国人篮球、足球这些项目呢，我就喜欢中国传统项目三米板跳水、女子举重，我无话可说。这仿佛中国文工团说，不惜得跟外国人比芭蕾，我跟他们比秧歌......如果不需要与国际接轨只需要自嗨，我诚心地想把麻将申请成为奥运项目。
如果真爱国，就该想想为什么中国兵团在伦敦奥运三大球全军尽没，几创造历史最差。曾让几代中国人骄傲的中国女排连四强都没进，输的还是爱国者最痛恨的日本队......证明举国体制不仅侵害群众体育生活，也破坏了从事国际顶尖项目的运动基础。因为这些项目更需要服从科学规律，扩大金字塔基的人数。而不是像当年马俊仁那样从山区里拎一小孩关在屋子里拼命练，像栽盆景一样栽出了冠军，还忽悠：霞啊，我梦见你前世是梅花鹿大仙儿，得跑，不跑就会咯血而死，你跑，我给你解决城市户口......这样连蒙带骗创造了纪录。其中多少肮脏事，请参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知道它为什么被全世界鄙视，忽然就消失了。
这是体制内高官都知道的秘密，一直竭泽而渔，说不定哪天就爆发全面危机。可我们还在大国梦中自嗨，体育官员全是“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说到自嗨，官办的奥运代表团和官办的中国文工团，其实是一个团。你看：总政歌舞团——八一体工队，铁路文工团——火车头体协，四川省歌剧舞剧院——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只不过一个主战场是春晚，一个主战场是奥运；一个表达温馨祥和，一个阐述孔武有力。总之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可是作为贴心小棉袄的春晚真让你感到很嗨吗？每次演出就花费五百亿且不少项目你连规则都拎不清，真让你爽到不行吗？当民众的身体素质越来越低，从不见政府派出一个教练带你锻炼身体，连伙伴们自行举办个城区业余联赛还要向当地足协交钱，否则视为非法，你真没一点挫败感吗？
中国传统项目和运动员值得尊敬，可并不以此就可以放弃对国际项目的追求。中国体育投入巨大，并非搞不好三大球这些国际项目，而是体育官员压根儿没想搞好。这是因为——
考核中国体育官员的政绩以金牌块数论，而不是以项目影响力论。这是世界体育史一个独特现象。巴塞罗那地区长官以巴萨为荣，不是因它输出了多少奥运选手，而是它改变全世界踢球的方式，踢出艺术般的足球。那里不会有蠢货上级论金牌数来晋升官员，可金牌数是要写进中国体育官员年终政绩报告的，这导致他们直扑小众、冷门、花钱多而性价比低的项目。中国体育官员金牌观跟政府官员政绩观是一样的，不是以百姓实际幸福值论，而是论开了多少厂、修了多少高楼、制造了多少GDPO他们太重视数量而不是质地、美感、影响力，他们不太像搞政治的，倒像是挖土石方出身的，恨不得金牌以吨论，幸福感用秤量。
体育是有公认价值标准的。别以为金牌数量多，老外就服你了。说句让你伤心的话，欧美怎么不待见中国电影，就怎么不待见中国体育。数亿元拍了个《金陵十三钗》，却敌不过只花了十五万的《一次别离》。因为你只有价格观，没价值观。
袁伟民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强国。进入晚年他终于悔悟。改变世界体坛对中国印象的不是金牌数，而是中国帮世界体坛改变了什么运动理念。就像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也不是GDP，而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什么价值观。
前段时间中国羽毛球队女双选手故意输球，居然有人说这是田忌赛马合理利用规则。能别这么无知吗？压倒一切的体育规则，就是不准消极比赛、不准做假。幸好还有姚明，他说：田忌赛马，马也要尽快跑啊。这就是运动理念。姚明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家。
于是就谈一下这两届奥运都争吵不休的话题：刘翔。有人说他是戏子，有人说他是悲情英雄。可是我认为为问题的根本：在极少人穿过专业跑鞋，大多数人没踩过专业塑胶跑道（学校里一下雨就积水一出太阳就有味的不是塑胶跑道，是塑料跑道），全国不足五千人练跨栏，很多县城连合符专业标准的田径场都没有......的国家，奢望一个文工团员代表13亿人不断夺冠，多么扯淡。要是让这个头牌演员诚实公布伤情，或者承认实力不济，那些爱国热情经常爆表，期望通过英雄找点自我存在感的人们首先不干，这简直是对文工团的背叛。
如果他是戏子，正是文工团给他的角色定位，如果他是悲情英雄，那是举国的政治需求。上一届他直接回更衣室被骂得半死，这一届他为配合喜欢看悲情的观众，单脚跳到110米终点。那样子既不专业又暴露猫腻。这世上还是有人知道点体育常识的：如跟腱断掉将会背肌痉挛，站都难站起来。
长得两分像周星驰的他终于一语成谶：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我不会咒骂刘翔，因为我更关心是谁使他成为演员。他本该有权选择退赛，却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大一家文工团的头牌演员。竟又传出他要打2016，实在荒诞。这个团员背后确实有一股力量，不是商业团队的力量，而是民族骨子里那股虚妄的力量，政治挂帅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该退而不准其退之，以牺牲人性和科学规律来为国争光。所谓刘翔，不过是大国梦和我们之间的合谋。
一片荒地上不小心长了一朵鲜花，注定是要死的，为了面子就插了塑料花。你骂塑料花有何用。文章写到此时，牙买加的博尔特夺得200米金牌并成为史上首个蝉联两届，包揽100、200米金牌的一哥。这个加勒比岛国只有260万人，却常年有260个专业级的田径队，超过八万人在进行专业短跑训练。写到此时，中国奥运文工团刚夺得史上第200金，国人兴奋异常，却不去想，这一金来自没什么人训练但中国长期在世界一枝独秀的跳水项目。
此时，更没有人想起这个伟大的文工团的一些模糊的名字，卖艺的张尚武、搓澡的邹春兰、残废的艾冬梅、卖金牌救母的邹庆东，以及付出过很多却一无所获的无名小卒，他们有的下岗，有的当了黑社会，有的销声匿迹，还没站在大国梦的跑道起点，就被遗弃，像从未来过一样。
此时，沈阳警方为了给2013年全运会集资，以雷霆之势展开打击商铺的行动。抓人、罚款，店家纷纷出逃，关门大吉，街市清冷，像遇到瘟疫。
此时，赵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自拍丽照。数千人涌来围殴谩骂，说：刘翔都受伤了，你他妈的还高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些，是这个文工团的台外之戏，却是题中之义。
10/08/2012
老而不死是为蒙
每当我看到文学泰斗王蒙一脸高深莫测的时候，就油然而生“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形象。对不起，是裘千丈，脚下有木桩，宝剑可伸缩，那块大石也是醋先泡过的，但架不住白衣飘飘、一苇渡江，引无数文青、及女文青竞折腰。
这个挚诚的革命文艺进步青年，从艺四十余载从未生产过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没有塑造过一个记得住的形象，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真话，却莫名其妙官至作协主席、文化部长，略等于侍郎。这是中国文坛一桩奇案，世界文坛一项奇迹。所以我说王蒙的蒙此处读一声meng，是有道理的。
钦定文坛泰斗王蒙不关我事，文化部长也不关我事，但前天听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纵论“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期”时，我就觉得撒谎不是不可以，国内撒点就行了，那属于拉动内需；但要是撒到国外，等于足协主席跑巴西去说中国足球处于最好的时期，会被打得腰花都找不到的。
王蒙指出：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期。不管你们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王蒙进一步强调：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还受到当下读者的喜爱，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他甚至还有一张照片挂在文学馆里。
看到这段话我第一时间其实怀疑他是在说反话，看了视频才知道不是，彼时他一脸真诚，真诚的容积率之高以至于把五官都挤得有些变形，动情之处好像还准备流一下泪，只是考虑到余含泪才生生收了回去......那个表情即使从专业表演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所以在中国修到文坛大家其实就修成了表演家，泰斗们皓首穷经数年、数十年要做的事，就是把真话说成假话，假话说成屁话，屁话说成鬼话，还特别感动的样子。
我觉得这感动，是种很缺蛋的感动。中国文学究其实质跟朝鲜是一个级别的，基本上比伊拉克差，比古巴更差，古巴那里还有很好的民间文字被谱写成歌曲供饮食男女浅唱低吟......我们确实有上百种文学刊物，是来证明国王是穿了衣服的。确实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不是装心绞痛就是秀偏头痛。这里每年发表上千部长篇小说，可更多的是盗版、瞒印......如果印数第一就算世界文学大国，印花手纸销量世界第一算不算文学大国？盗版毛片产量世界第一算不算影视大国？王蒙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滥，中国石油就处于它最好的时期，中国教育处于最好的时期，中国医疗中国金融中国楼市股市以及中国的一切......处于最好的时期。
说到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胡适......六十年来才获准出版，我首先联想到这是中国文学悲哀，而不是荣光。就是说以前好端端的女子被打成破鞋沉塘了，后来老爷面子上有些过不去，考虑可以偏房名义位列祖宗祠堂牌下了，兴许还可考虑追封点温婉、淑贞、静安之类的名号。可这不能证明中国文学处于最好，只能证明中国文学曾经全世界最差。
中国文学确实处在很差的时期。这个瓷器大国的事情，王蒙不是不知道，他装不知道，但他为从只能印刷语录到可以印刷文学刊物而感动，为破鞋被升格为二奶感激涕零，他原本匍匐，后改为跪着，就认为这是仁慈，再后改为躬身站起，就觉得弥足珍贵，如果哪天可以让他平起平坐，简直会带领弟子们大喊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中国文坛就是神龙教，各个流派的领军人物就是各堂堂主，他们不敢愤怒不敢忧伤甚至连幽默都失去了，最后只剩下感动这个生理机能了。因为感动是个特别安全特别不需要技术含量的玩意儿，可以为祖国新貌感动可以为大爱无疆感动也可以为做鬼也风流而感动。只感动，不敢动。泰斗们失去了敢动，也不准别人动，谁动，就组织人马说这是网络垃圾，是不懂结构。于是中国文坛蔚为大观：不敢动社会现实，不敢动文化机制，不敢动人性深处甚至不敢动人体本身，因这个涉黄会被驴霸，所以最后连情色都少有人写得专业。要知道，他们很久以来都没有写过好的语文作品，教材都不知选什么为好，又不方便把一些忤逆的东西搬上教材，最后只得大量启用说明文，训练出一大堆电器说明书爱好者，和文字版倪萍姐姐来。
我的文学观，虽然不是人人都需要文学，可文学是一个国家现实的写照。好的文学会让人觉得呼吸顺畅树叶湛绿眼前一亮泡起妞来也很带劲，说些人话道出人性，甚至说点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前世今生的命运，也叫文以载道；不好的文学就是比谁更正确离组织更近......我认为现在混在大街上这批作家过时了，他们观念土鳖，技法落伍，文字基本是北方老娘们的花裤衩配南方婆姨高衩旗袍，一嘴的大茬子味儿，还冒充混搭。他们已讲不动故事了，滴滴答答的还向后辈神秘宣布这是故意压着在写。究其实质是能力不行了，这样的滴滴答答，是患了文化前列腺炎。
千万别说王蒙后期著名代表作《坚硬的稀粥》了，再坚硬的稀粥也是软饭，都吃软饭了，人格就坚硬不起来。
硬不起来就硬不起来，也别装。我真正觉得中国文坛比朝鲜文坛还喜感的是，人家朝鲜死扛着主体思想说不定几百年后也能自成一金达莱派，我们每当诺贝尔颁奖，瑞典满大街都是中国怨妇，一边踮起脚尖望穿秋水，一边说不翻老娘绿牌子老娘还不愿意给你上呢。这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曾想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可一定要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别在重大问题自己追了自己的尾。比如王蒙多次批判网络文学是快餐，是垃圾，博客更是对语言有一种破坏，号召大家要少接触网络文学。前两天忽然又高调支持网络文学，说看好网络文学发展前景，甚至说出网络文学可以延缓老年痴呆这种惊世骇俗的话，欣然题词“文以清心，网以动人”。当时看王蒙，我确实有点蒙，后来才知道，他接受了盛大“文学顾问”的高薪聘请......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大家在酒局里互捧臭脚，咖啡馆里对发奖杯，哇，你这真是后现代意识流派。啊，你这个才是新解构主义......开始是自摸，后来变成互相自摸，开始也不信，后来竟真信了。自摸不可耻，互相自摸才可耻，互相自摸也不是很可耻，互相自摸都能达到高潮才可耻，互相自摸达到高潮也不是最可耻，唯有互相自摸，才能达到高潮，最可耻。
可见，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是最好蒙的时期，王蒙也不是王蒙而是王meng (此处读_声）。
到最后，老而不死是为meng。
19/10/2009
谁在恶搞季羡林
首先向季羡林鞠一躬，祝老人上天堂。再列举一下： 《罗摩衍那》《优哩婆湿》《印度简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天竺心影》......大家即使没研究过印度学，相信也看过宝莱坞歌舞片。如果大家不好意思说，我就来说：季羡林不是一个国学大师，而是一个印度学大师。
我觉得印度学大师没什么不好，强行安上国学大师头衔，就不好。事情到了后来有些滑稽。估计那些粉丝在追思会上也有些尴尬，作为国学大师却没什么国学作品传世，无论如何有些说不过去。所以只好放弃对国学大师的作品追思，转而进行国学大师的人品追思，比如帮北大新生看行李苦等两小时、永远穿着蓝中山装、别着英雄牌钢笔、作息时间准如钟、逢人求字从不拒绝......可我觉得这是害季老先生，本来好好的一印度学大师，非弄成国学大师，最后不得不变成人品大师。而人品大师，貌似是句骂人的话。
我怀疑，非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是因为这里需要国学大师。至于印度学，此时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怀疑如果达摩生于当代，也要被强行赐为国学大师，自有人从一个“禅”字找到各种国学出处。一个大国怎能没有大师？泱泱古国怎能没有国学大师？这样才有面子，才拿得出手去跟一切反动势力PKO这跟过去我们常常把科学家弄成思想家，艺术家弄成革命家，文学家弄成政治家一样，是一个战术。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干，钱学森被弄成革命的科学家后，后来也没什么科学成就，郭沬若成为革命的甲骨文专家，人格也变得跟甲骨文一样复杂。
想必我这么说，季老爷子天堂有知也不会怪我的，他生前最烦谁管他叫大师。他说：中国不需要大师，凡人过十八岁之后都有常识，不需要国宝，不需要大师，这是别人要给我加的帽子，叫我大师是有来源的......季老先生是
个给别人留面子的人，这个来源除了提到一下人民曰报，就不愿讲下去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明明固辞大师却被人民曰报歌颂成中华民族传统的温良恭俭让。明明老头子生前最烦别人安排的帽子，戴不上，现在他走了，大家赶紧给他强行戴上。
这样做太不厚道了，无异于对一个老人进行声名的盗墓。
我内心真觉得季羡林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很有良心的教育者，一个温厚的公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够级别的谥号了，也还原了季老先生的真实面目。可有人非要把老头子当文化炮灰打出去，不是为了季羡林，而是和谐的中国需要大师，学术繁荣的口号需要大师。当御封大师成为一场运动时，怪不得中国没有大师。
可是我不能忘：当年季羡林被关进了牛棚，不断被红卫兵折磨，还折磨出了睾丸血肿，像小皮球一样大，走路两腿都并不拢......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猥琐。可是中国人从不反思屈辱，却擅长把伤疤当漂亮文身，还说这正体现出大师坚韧的风骨。遗憾的是，大师弥久，除了《牛棚杂忆》这本温良回忆录，为配合和谐盛世竟说出了奥运开幕式应抬出孔圣人像这样的话，多少让人嘘唏。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却在铁幕之下写出《古拉格群岛》这部伟大作品，发出“谎言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的诤言。你说，谁才是真正的大师。
中国没有大师，活着的没有，死了的也很可疑。中国需要的不是大师而是知识分子，要普及常识，澄清价值，让记忆如明灯般颠扑不灭，让随意把知识分子折磨得睾丸血肿的时代永不回来。知识分子多了，足够有尊严，才会产生大师；而姿势分子多了，趋炎附势，就只会产生师太。现实是，教育水准低下、制度落后，教育投入少得可怜甚至连教学的身心愉悦都没有，各行各业却忙着分封大师，神州处处是大师——文化大师诈捐了，建筑大师的屋子塌了，音乐大师的曲子跑调了，教育大师把学生升级为二奶了，电影大师改行排练团体操了。我倒觉得，唯有我们的母亲是大师，承受那么多苦难却养活了这么多孩子，是育儿大师。
御赐什么国学大师？要我说，这个国家欠季羡林这些老派知识分子一个道歉，而不是死皮赖脸封大师。换了我，就用文革时期的报纸烧给这个可爱的老头，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如果一定要御封，就只有一个理由：老头被折磨到睾丸血肿了居然还能活过来，还能在中国的牛棚里翻译古印度长诗，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生存大师、康复大师。
[附]答一些问题
满朝文武都去悼念“国学大师”季羡林，独有我不敬，因为我说他并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印度学大师。我以为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但国学粉丝们非常激动，现将各类提问归纳如下，我一一回答：
问：国家领导人都去悼念了，你个SB凭什么污辱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印度学大师？这是大不敬。
答：想不到国学粉丝也爱说英文了。如果说季羡林是印度学大师就是污辱，不怕印度来投诉？其实我觉得国学很好，印度学也很好，但二者确实不是一个专业的，这就像鹿也很好，马也很好，但你让我指鹿为马，就不好。
问：季老刚刚仙逝，你却在这里说风凉话，你这是哗众取宠，对得起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吗？
答：对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最好的礼遇就是还原本来面目。他本是萝卜，也喜欢当萝卜，就没必要把他搞成人参，他本想骨灰撒向大海，你非得用水晶棺供起来。好吧，我哗众取宠，可这好过哗官取宠。
问：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季羡林这样的国学大师？
答：我觉得凡事都追着别人要资格，就很没意思。扫厕所的也能批评国家元首。何况我没批评，我只说他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印度学大师。
问：季美林大师著作等身，你读过他全部的著作吗？没读过没读懂就别在这里信口雌黄，有本事你去写一本。
答：我确实没读过，相信你们中绝大部分也没读过。我没读过就不能批评，你没读过就能表扬？这是什么逻辑。全世界能看懂吐火罗文的《罗摩衍那》不超过三十人，难道你请天竺老僧帮忙翻译的？我不懂季羡林，但懂他一生最大成就是印度学就够了，这是个简单判断题。我也不需要再去写几本印度学的书籍。这道理就像你说这汤不好喝，结果跑出来一群厨子拎着刀质问，谁说这汤不好喝了，有本事你来做一个。
问：你提起老人家的睾丸血肿，实在是没人性。
答：原谅你，因为这里太喜欢删改教科书，让你不知道这段历史真相。其实这是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里写过的。我提醒这个，是想让大家别忘了中国知识分子那段艰辛的路。从司马迁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就是割掉鸡鸡史；从季羡林，可以看出中国学术史就是睾丸血肿史。整体来看，中国各种史，都是无生育史。
问：让我们换个话题，你看过他的《牛棚杂忆》吗？他以精通十二国语言的功力，著作了《敦煌学大辞典》 《大唐西域记校注》《东西文化议论集》，这些难道不能证明他是国学大师？
答：这些属于文化比较学，用这个来说他是国学大师，那陈寅恪怎么办？胡适怎么办？只好弄一个“大师后”这称呼了。至于懂十二国语言，那不是国学大师，那是国际语言大师。
问：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我们的时代需要国学，这是我们的传统。
答：需要大师和是不是大师，是两个概念。我也看到这样一句，“大师离我们而去，以后我们靠什么活”，原来我们是靠大师才能活下去的呀，而不是粮食和蔬菜。国粉们，能有点出息吗？
另外，我不觉得这个时代需要大师，我倒觉得其实是政府需要大师。当年胡适深感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到社会中进行实践，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却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当然我理解当时压力之下的行为，可到了晚年季老先生想如胡适那样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时，却弄出一个奥运会开幕式要抬出孔子像的建议，提出了“和谐盛世办奥运”。这时，他就被政府征用了。
问：那你觉得什么人才是大师？
答：一辈子不指鹿为马的人，就是大师。当然，这个在中国很难。
13/07/2009
反击耶鲁假新闻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帖子，称作者为前任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该文发表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评了中国大学的制度。经调查：此帖系谣言。施密德特从未对中国教育现状发表过任何见解。此文估计为心怀叵测者伪造。既然敌人送上门来，不妨竖起靶子逐一批驳，以正视听，避免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上当受骗。如下：
(原文）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学生多，校舍多。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但是他们却计划学术，更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施密德特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他们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他嘲笑：“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也参加了一些我们的会议，但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他甚至说：“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中国大学曰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他断言，“中国教育效率低下，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这令人失望。”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施密德特说： “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进一步批评了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负责，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此处绿坝）是腐败的，那么社会机构同样会是骇人听闻的腐败。”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已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缺乏学术自由的精神，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学生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我们的大学教育应坚持引导青年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反之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注：尚有个别更为险恶的言论，我主动加以绿坝，在此不予摘录）
看得出这是帝国主义学阀嫉妒我国日益高涨的教育GDPO我国教育确实课程多、学生多、校舍多，我们就是要做“许三多”。北大官员刚刚宣布：现在北大、清华每年都可以创收十亿左右，带动周边相关产业九十亿，也就是一百亿了。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打造出一个以餐饮、娱乐、地产、桑拿、卡拉〇K为主的链条式产业基地。以后不叫北大了，叫“北大托拉斯管理集团”。也不叫清华了，叫“清华辛迪加股份有限公司”。二者将不再设校长，而只有董事长和CEO、CFO……
这哪里是私立的小小耶鲁赶得上的？也是私立的斯坦福、哈佛拍马难追的。当我们知道美国所谓名校竟都是私立时，不免哈哈大笑。我们连黔江师专这一类学校都是局级的，北大清华更是部级的。我们创造了世界文明史里的奇迹--所大学就是一个企业，一个教务处就是一个税务局，一个基建办就是一个大型房地产，要是整个教育战线集体上市，瞬间让深沪崩盘。
耶鲁培养出近三届美国总统有什么可吹嘘的，我们每所大学都在培养小皇帝，至少致力于培养皇帝的新衣。至于校园“血拼”事件。中国学生不过用水果刀刺一下老师的胸膛，精神病挥刀乱砍一下孩子，美国校园却端起冲锋枪扫射。我们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导向。不像你们，不仅不封锁消息，总统还在电视上哭哭啼啼，命令全国下半旗，最后竟向杀人者墓前献上一捧烛光，说什么灵魂平等，还要写进校志，真是善恶不分。我们决计不会给这个孩子墓前摆放烛光的，他连墓地都不敢公开有。我们还会启发同学们揭发他生前种种恶行，从借菜票不还到偷女生内裤，从喜欢打麻将到迷恋网游，从逃课挂科到有严重手淫行为。总之我们从身体到人品把他搞臭搞垮，让报纸和电视大肆报道，让群众明白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学业观和荣辱观的坏孩子......且这是一个孤案，跟学校教育无关，跟教育制度更无关。接下来，会安排学生会干部在校园里安详地行走、快乐地学习，让媒体选择巧一点的角度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被人遗忘，什么都没发生过，决计不会影响到下一步招生、下一步的GDP 。
帝国主义学阀讥笑我们“知名”的教授退休意味着告别糊口的讲台，像官员那样为子女谋好出路。这是造谣，我们知名的教授其实不到退休已就是企业大股东了，怎可能临到退休才想起为子女谋好出路？此时，他的子女早是公司的副总裁了。
我们怎么没有学者？郭沬若就是，余秋雨就是，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虽然他一辈子研究的是印度学，但我们可以制造出一个“大国学”概念，并证明印度学只是中国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国实在太大，下一步就可以顺便把日本越南蒙古等周边一块覆盖，再办些孔子学院，这样就方便我们出现更多的国学大师。
至于说到中国的教育效率低下。我们一点都不低，我们有那么多奥数，不服的话就派些耶鲁学生跟我们的初中学生比比，奥死你们。如果来一场中美学生全方位比赛，随便点几个比赛项目：说废话、总结中心思想、抄袭论文、吐血交高价学费，美国学生及家长一定望风披靡。也不要别有用心的批评我们的学者“不敢有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每当看到“批评世道”这几个字我就想发笑，批评对升职称有用，还是对拿到项目经费有用？何况我们的学者一直坚持批评世道。你看，于丹就常批评人们没有平常心。而每当有人提出民权、自由这些不相干的话题，大批学者就紧急出动，直指人民素质这么低，怎配得上这些权利。
中国教育的团队合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看，男生都在帮导师撰写科研论文并大公无私地不署名，女生不小心扮演了师母的角色也不署名。还有就是，大型运动会熟练地成为背景人墙，手执鲜花欢呼国内外元首莅临指导，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碰到CCTV等采访时统一地说出：我觉得生活可是越来越好了，物价上涨对老百姓真是没啥影响，毕业后我会在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不小心说到就业了，不要说“被就业”这么难听好吗？过去虽然我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一部分成了技专生，很小一部分才成为得了大学生。可那时候工作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只是后来机会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政府发现不能留太多毕业生在街上逛来晃去滋生事端，就鼓励大家上大学。还发明了各种大学，这样不仅安全，还可以创收。不要小看这个缓冲期，学以致用，让学子们了解社会，社会才是最大的一个实习单位，混社会只要不混到天地会，就是最好的实习期。
看到美国学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去郊外画画写生、去教堂唱诗、去工厂学改装自行车、去阿拉斯加调取古生物进化的实证......这些鸡毛鸭毛的事情，可真是太悲惨了。真想游过去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他们。还有一条必须反击的是来自于“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的恶毒说法，我们人人都是教育家。君不见：领导是下级的教育家，老板是雇员的教育家，有钱人是穷人的教育家，含泪是灾民的教育家，官员是老百姓的教育家——你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为了深入批判“缺乏学术自由和独立思想的中国大学，损害了大学生以文明人的好奇心对知识的探索和对真理的追求”这一段，我刚刚做了一个调查。可清华的学生问我，“请问，什么叫学术”，北大的学生问我，“请问什么叫思想”，复旦的学生问我，“什么是真理”，最后，人民大学的学生楚楚可怜地问我，“请问，什么是人？”
我们一直不是按人来教育而是按人头来计算利润的。总之，我们的大学教育非常成功，我们扩大规模追求速度深挖潜力，按照生产温州的皮鞋、东莞的衬衫、义乌的打火机、四川的生猪一样生产出很多很多大学生，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性获利的，后者可反复赚钱。一个大学生的一生是这样的：二十岁看体力，三十岁看学历，四十岁看经历，五十岁看智力，六十岁看病历，七十岁看曰历，八十岁看黄历，九十岁......看舍利。
多么纯纯欲动的一生，可持续折腾。
29/09/2009
咩咩
大家批评小四晒富，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家东西拿来晒，志玲晒美腿，阿布晒财富，乔布斯晒才华，像我这种没什么可晒的，可以晒衣服......
我只是对小四很心疼：系根吊牌侧露的DG皮带，还要把CK内裤商标露在外面。CK商标外露其实很像一口痰，DG皮带扣又那么扎眼，走在大明湖畔，容易被老眼昏花的垂钓协会老同志当成排钩，一钩子把腰花钩上来，就变成了命案。
爱马仕笔记本没问题，LV手提包没问题，PRADA小熊钥匙扣更没问题，可一股脑混搭就有问题。淤了不说，有些价签还未及撕，走在恒隆名店时叮叮当当的，逛街的小姑娘误认为是名牌衣架子禁不住上去摸一把，惊得小四花容失色，多不好。
小四的敬业和聪明是很值得学习的，也没干过什么太过邪恶的事。我只是觉得打造“花样美少男”这个概念不妥，直奔三张了还花样，到底搞什么花样。做面膜是可以的，化妆是可以的，但粉要匀，不匀千万别嫣然一笑，对不起，忽然想起“姐不是不笑，一笑粉就掉”这个名句......你一直以为来自东京，其实来自东厂。
看到过一篇《最小说》的帖子：去年的时候我去杭州玩儿，去我一个很有钱的朋友（称呼他小K)家做客。他家是别墅，庭院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游泳池，那天他请了好多朋友一起玩儿，我和小K两个人姿势优雅地涂完防晒霜，戴上了PRADA的大墨镜，我穿着DOLCE&BBANA的泳裤，他穿着GUCCI的泳裤，两个人靠在游泳池边上，身边的水面上浮着个ARMANI的托盘，里面装着各种进口的水果......这一切都充满着贵公子应有的......于是我们迅速套上游泳圈，手忙脚乱并且口中不停地娇喘着挣扎......输给安东尼。我恨！
遥想小四说出“我恨”，好娇柔的意境，我都忍不住翘起了兰花指。其实我不怕小四带坏大家的价值观，只怕他带坏大家的价格观。那么贵，粉丝们会误以为喘一下就拥有牌子货。性别观也是我所担心的，娇喘、挣扎、小妖精、花容失色，甚至梨花点点......并不是所有的妖精都代表时尚前卫，虽有白骨精、蜘蛛精，却还有牛魔王和黑山老妖。
当然，我觉得八零后作家们对小四多少有些妖魔化，小四并不像对手说的那样没才华。我也觉得强求每一个作家都针砭时事，不尽公平，各有各的玩法。但要澄清的是，虽然小四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作家，但肯定是一个好编辑，《梦里花落抄多少》就编得挺好，《贩城》也编得挺好。即使他已不是青春作家了，但必须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你看，几乎每篇都有“咩咩”，属鸡冒充属羊。九零后现在连写检讨都咩咩的，吓得老师以为孩子们都转基因了。
最后，摘录一段前些时候，一个郭敬明粉丝给我发来的抗议短信：
粉：你嫉妒。
我：我为什么要嫉妒？
粉：你说郭敬明的不好就是嫉妒。
我：没说他不好啊，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偷东西。
粉：他什么时候偷过东西？
我：贩城、梦里扒落知多少。
粉：他写得比原版的好看，就不叫偷，那叫加工。
我：如果你家是种番茄的，他把你家番茄取走后加工成了番茄酱，再卖，你说那番茄酱算不算偷。
粉：......不算偷咩，不算偷咩，就不算偷咩。
此时我幸福地笑了，教主娇喘吁吁，旗下尽是咩咩。
04/09/2009
不要以恋爱的名义免费嫖娼
今天，参加了一个五十名作家联名发起的反百度文库盗版侵权的行动。
过去我一直不好意思这么干。因为按这里的逻辑，抓贼的往往比做贼的更做贼心虚。再就是，我曾在百度查过我的《李可乐抗拆记》，并无我的名字，只有一个上传者的名字叫“不多说”。我就这样被百度“不多说”了，还多说些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百度文库是向读者提供免费阅读的地方，跟大街上设置的免费自行车是一样的。现在才明白，这些自行车其实是从我家偷来的。百度文库是这样一个地方：鼓励人们把看到的一切作品上传到这里，不经过作者同意，不经过出版社同意，甚至也不经过上传者同意——因为上传者其实就是百度文库自己。但它称这个过程是对读者的——善举。
我看到很多人说，百度文库也是免费的呀，是为读者利益考虑，百度还搭上了人工费用维护呀。可是我觉得事情应该这样想：免费的百度文库构成了不免费的百度这只超级航母，最终导致了两个奇观：一是李彦宏终于成了2011内地福布斯首富，二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把百度评为恶名市场。只有中国，才会出现小偷成为首富并冠以民族企业称号的景观。
有人问，你是嫉妒李彦宏成为首富吗？我说，我明确表示嫉妒小偷成为首富。
我还看到更多的人说，即使百度赚了钱，可作家不要太小气。我必须坚持这种小气。如果一个作家连自己的财产都保护不了，他怎能大气？如果一个作家都无视知识产权，哪配当一个有灵魂的作家？事实上这种劣质的免费阅读，我亏了你也没占便宜，阅读体验好不了，跳行、错字，连分段都是错的。比制作盗版毛片还要不道德，大部分毛片至少保证了画面清晰。重要的是，当所有作者拿不到一分钱稿费，连署名都被“不多说”时，一是没人愿意搞创作了，另一种局面更可怕，当作家失去自由创作的动力，转而去拿红包，成为政府包养的二奶，站在对面告诉你们：房子贵药费高找不到工作统统是正常的。这样的例子在音乐界已出现了，中国已无音乐，如果你一定说有，那只有两种：盗版音乐，和春晚音乐。
我不介意别人免费分享，但介意别人偷了我家东西去免费分享。我也可以不介意偷去免费分享，但介意偷了还打着自由搜索的旗号。色，即是空，偷，即是自由搜索。你到底要偷，还是要自由搜索？你到底要谈恋爱，还是免费嫖娼？当谷歌自由搜索时，百度动用政府力量要求按东方习惯屏蔽不良信息；当谷歌撤退，百度顺应网民呼声要求按西方习惯进行自由搜索。这就是民族的企业把民主的企业弄走之后的结果。
一定有人会说，这是出版公司与五十名作家的利益合谋。这当然是合谋，因为大家快活不下去了。一本定价二十块钱的书，按这个国家的规则，新华书店直接扣走约十块，剩下的十块包括作者稿费、纸张、印刷、物流、水电气、清洁阿姨工资以及编辑团队的人力成本。按行业惯例，这样的书出版公司可以赚三块，可实际操作中可能是赔三块，如果运气好碰到卖得火的书出版社可能赚到上百万，可这是建立在海量亏本的图书尸体上的。这种形势下，很容易导致各出版社挖空心思去争取出版教材、伟人语录传记、看似有理实则没谱的心灵鸡汤......我的成功可以Ctrl+C、Ctrl+V,但你实践起来从来都是Backspace。最后的局面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假话横行、无病呻吟、文化流失。
前段时间官方宣布中国已取得很多卓越的数据：电视剧集数全球第一、动漫数量全球第二、报刊数量全球第一、图书出版数量全球第一......在我看来，没有优质内容和版权保护，图书出版全球数量第一，跟手纸全球第一没差别。我的书算是卖得好的，也谈了一个几百万预付款合同，可这在北京连大一点儿的房都买不到。如果这个行业死了，靠十几个所谓畅销作家来撑，迟早会死的。
所以这不是作家个人权益的事，而是一个行业能不能坚持操守。如果几年后作家们发现写作已不是一件可以得到好处的事情，就不再拒绝政府的邀请，大家会欣然拿走城市形象顾问费，在报纸显要位置上写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政府殚精竭虑，改革效果很好；或像论语传人那样号召大家，不要埋怨社会，你得提升自身境界，退一步海阔天空，去询问自己的内心......大家知道的，凡事一问内心，就玄虚了，玄虚了你就认命了，认命了，政府就高兴了。
政府是不愿意扶持作家的，作家要是得了扶持，身心俱佳，精力充沛，就特别愿意说真话。他们不喜欢说真话的作家，他们喜欢撒娇的坐台小姐。这篇稿拖了很久，一方面是我觉得一群本该专心抓灵感的作家却去抓小偷，看上去也很欠。再就是我一直不知怎么给所谓作家们定位，现在定出来了：我们不是灵魂工程师，是小姐好不啦。就此，本文文眼：
不要以谈恋爱的名义，免费嫖娼。
15/03/2011
别撒娇，撒娇必挨刀
前两天，一个清官，也是作家，揭发我用小说《李可乐抗拆记》“凭空想象拼命往地方政府身上泼粪水”。当时我正在写《人人都是外地人》，往制造高房价的政府身上泼脏水，由于都是脏水，一时分脏不均，就没顾得上他。另一个原因，我以为连狗都尊重互联网精神的时候，还有人使用“不明真相的人们” “混淆视听、弥天大谎” “城管只是待遇低，为了活命才索拿卡要”这样的句子，很可能出于反讽手法。
后来才知道这位临湘市姜副市长不是反讽，他真怒了。他先表示对我的小说十几处零容忍，再定位我是卖国贼，最后质问出版审查部门怎么通过我的小说......加之此
时正好有匿名人士写举报信要求有关部门对我采取行动，以及一个神秘读者给我发短信咨询后，短信内容却于次曰出现在一家党报上。事情变得好玩起来，配合一下。如下：
副市长指出，李承鹏写钉子户“被精神病”真是弥天大谎，是随意往政府脸上抹黑。其实在拆迁中，政府最多只是让警察把为首钉子户“请”进派出所“训诫”一下，虽偶尔有自焚，但“被精神病”万万不可能发生。原因在于，城管部门与精神病院不属于同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奇特的逻辑。我承认当时我笑了。不是一个系统就弄不出个精神病来，副市长其实是在举报各部门联合执法能力低下。这让长期致力于精神病一条龙服务的北大教授孙东东、专治一切精神病上访户GDP上亿的“安元鼎”公司、说“中国有一亿两千万精神病患者”的统计局专家，都很没面子。所以等到他一针见血指出：现在当官的也都怕制造冤情啊，精神病院院长也是官，怎会为虎作伥呢，谁不怕丢了乌纱帽......这一段，我倒没笑，却听到笑声。因为，乌纱帽先笑了。
副市长回忆：精神病院接受病人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病人的直系亲属签字方能接纳。我在园林部门工作的时候，单位上有一位同事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最严重时挥刀砍人。我们单位很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的家人不肯签字，眼看精神病砍人，可当时我们出于人性考虑，只好作罢，还出钱派专人二十四小时盯他，现在都没能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可见李承鹏说随便精神病就是造谣。
在他治下，连精神病砍人都不能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副市长可太纯了。你纯，纯得在胎盘时期泡的都不是羊水，而是纯净水。
和纯作家相比，我确实是一个特别庸俗的作家，写过李可乐跟女友在七天酒店开房，风闻嫖娼者可能被抓去修高速路，听到查夜导致内裤外穿......副市长看到此节很不开心，说：像高速路这么高精尖的国家重点工程，怎么敢把思想那么不纯洁的嫖客派上一线，万一破坏分子埋下一颗地雷岂不让全世界震惊？岂不是正好让国际人权组织有把柄质问中国，把劳改劳教人员送去修路，人权何在？你看，副市长还在举报扫黄打非办工作不力，使用“劳改” “劳教”这两个中国式人权的词汇。
他进一步指出：大街上搭帐篷是不会被城管当成违章建筑的；消防队是不会向居民索要点汽水钱的；有关部门是不会要求群众在遥远的指定地点“散步”的；菜刀实名制后，钉子户是不会用捕鼠夹和爆竹跟拆迁队对抗的......
我才想起差点被他绕进去。他翻来覆去就是想指出：该小说情节夸张、过度想象。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病句，我写的是小说，不是人民日报；是文学，不是文件。可见官当久了，想象也是罪，所见文体只分两种：一、红头文件；—、街头摇传。
令人动容的是，副市长说：如果任凭李承鹏之流的“公众人物”凭想象随意抹黑政府，只会加剧百姓和官员的对抗，激化社会矛盾，搞得官民结仇，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给国家带来灾难，给百姓带来苦难，并且让老美、老曰等反华势力们偷着乐。
暗叹副市长警惕性之高，要是升成市长，夜夜趴在国境线上，国防部连警犬都省了。要是升成省长，火星人绝对遭殃。要是升成001号首长，织女座和猎户座基本提前碰撞，宇宙粒子重新组合，除了暗物质外只有人民日报和正确的小说。早知道我一本小说有这么大当量，就该把英语学好去祸害美国。那时，制裁和C形包围圈对我国有毛用，扔我四本小说就灭了丫，也无需FGW提油价打别国飞机，我撕个把章节过去，第五航母舰队不一会儿就灰机了。
最后他呼吁人民应理解政府：其实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也是被逼无奈才被开发商绑架的，政府一直在补贴人民，可是人们明白‘开发商怕拖、政府怕闹’，便掐住政府的软肋。少数钉子户胃口极大，政府为了防止骗补偿就二十四小时设卡，那情节犹如抗战时防鬼子进村的味道(这比喻有创意）。有个老上访户纠缠多年，派出所同志立功心切才把他关起来。没想到这个人好面子从楼上跳下去，害得政府赔了一大笔钱。还有个政府秘书长，多年兢兢业业的拆迁专家，一个蛮不讲理的老奶奶居然把裤子脱了拉屎。情急之下秘书长忍不住扇了她一耳光。无奈之下书记忍痛解了他的职。他的丢官，让拆迁户们都喊冤（市长说的这邪恶奶奶一定是天山童姥）......
大概就是这样。看了这些，还跟那个一身正气揭发官场潜规则以至于被调走的官侠联系起来？你该知道，这官员并不是因揭发潜规则被调走的，而是演砸了。中国的一些小官就是这样，跟对了一个大官，就扶摇直上；不小心演砸了，就扫地出门。此时腹诽多多，很是想反，可偏偏还幽怨徘徊在门口......左屁股坐在门内，右屁股坐在门外，由于屁股决定脑袋，就分裂了。你看，自称清官的他在报纸上揭发官场潜规则，可是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潜规则。一个官员真名不敢提，只显摆了些官场掌故，“官场签名大有玄虚，横着可以不办，竖着肯定办，空心句号暗示百分之百办不成”......你当中国官场在上幼稚园图画课？靠象形文字这种初级密电码圈钱？这么说，贪官都觉得你在污辱行业水准。
这不叫揭发潜规则，这叫撒娇。别撒娇，撒娇必挨刀。
我很好奇，这个叫姜宗福的作家兼前副市长怎么说服自己相信政府是因为无奈而穷才强拆的？怎么说服城管官员出身的自己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拒绝女色引诱以及他全家一个月仅靠七百元讨生活？怎么说服自己相信，李承鹏写了本《抗拆记》，就是在打着民生的幌子博眼球，借骂政府出名，挣码洋......而他出书前几天才注册了博客，通共三篇都在宣传书，连骂我的文章的开头都必先把封面贴在前面，则不是在博眼球？ ！
好吧。我先承认我确实是在博眼球，其实啊我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为出名挣钱不惜选择骂政府这条狡猾而效率奇高之路，真是名利双收啊！现在轮到你了，如我没猜错，读到此处，你一定很纠结。因为说自己一点没博眼球，实在有违常伦，说自己博了眼球，又跟你之前的剧本不一致。算了，清官，我先帮你承认你从未博过眼球，你那么志存高远，配你博的只能是地球。
忽然间，我的眼球被副市长新书的封面给狠狠博了一下，这本“自古以来第一本原生态官场实录”的书透露出来的正义和清廉，真让我无地自容，上面印了两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字：
一、官民同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新华社、人民日报、广州日报百余家主流媒体持续正面报道中......
你怎么做到的这样深情地把自己骗倒，且还达到了高潮？撒娇不可耻，连撒娇都能达到高潮才可耻。
22/02/2011
病句
和往常一样，才过了几天，人们对那件悲伤的事就有些淡了。那条沟渠还没结冰，孩子们倾覆的故事却已冰封。我本也无话可说，可昨天茌李庄的一个村民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告诉我一些事，才想起今天是孩子们的头七。我也才知道，按苏北当地风俗凡冤死或幼天必须在头七前火化入葬。我又知道，这个村遇难的十一个孩子只火化了十个。这，却不知是为何。
他告诉我，校车出事之前，小镇正大搞“创文”行动。为显示文明风尚，官家要求所有摊贩、三轮车包括接送学生的自用车都不准上街，小镇忽然变得干净，人们冲上街道打扫卫生、散发传单，大街小巷挂满了醒目的文明标语......不一会儿就发生校车倾覆河沟这么不文明的事情。
还有些不文明的事情：干部守在村口严防生人出入，记者被打，不知从哪调来一帮城管，对情绪不稳定人群推搡及打。
他还告诉我：在抗战时期，茌李庄就有个很不错的小学，村里一些老人就是在这里启的蒙。出了家门，进得学门，是这个村几十年种下的慧根。可前些年撤并，这学校就划归一个赢利单位，孩子们也被迫搬去十二公里外的镇小念书，天高路远，家长们只得让编外校车接送......终于出事了。
那些家长哭啊哭，最后没有了力气，他们只是低低地问：“孩子是送去上学受教育的，怎么人忽地就没有了？”
我看到一份令人悲伤的资料：自这个国家实行乡村学校撤并后，从2000年至2009年，农村普通小学从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减少了49.4%;十年间，平均每天有近四十名中小学生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不知这里面含有多少校车事故......这个国家这么古怪，撤并本为强化教育，却做成了一个死结。之前我们只是抱怨到了学校能学到什么，现在还没到学校，半路上，你就挂了。
事情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出事以后，学校门口终于出现一个从未出见过的人，警察。过去无论多拥堵，警察叔叔从不会出面维护交通的，现在满大街都站着警察和城管前来维稳。还有的变化是：当地教育部门过去并不在意自己开着奥迪而学生们却挤着超载中巴，现在当记者拍摄他们的豪车时，他们已知道挡住车牌，人也敏捷地避开镜头。
我注意到一些观点：别把任何事情扯到政府和体制，责任在违章的司机、乡村泥泞的路况、国人交通意识差，对超载一直知情的家长......这些观点很有新意，因为这解
释得了校车出事，解释不了为什么官车总不出事；解释得了校车司机素质差，解释不了为何不按官车司机的素质配置校车；解释得了乡村路况导致事故，解释不了拥有全世界最长收费高速路的国家，却修不好一条上学之路。至于国人交通意识差，那个骑三轮车的老太太干扰了校车司机视线，所以要取缔三轮车......的说法。在我看来，一个老太太就把校车晃点倾覆，这国家的交通可太脆弱了。也像易天说的，开始要取缔三轮车，下一步是不是要取缔行人，这样下去计划生育也顺带搞了。
还有人说到家长的责任，我觉得跟小悦悦事件相似，不问收了保护费的政府，却质问一个摆摊的女人干吗不聘保镖照看女儿……该去看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了，芳汀连牙齿和头发都卖了，你还要求她像贵妇一样照顾女儿吗？
所以我明确地表示要扯到政府。高科技的高铁出事了，低科技的中巴出事了，不需要科技的邵阳渡船也出事了，不让我骂政府，难道让我去骂科技？年过半百的老村长马路上出事了，才两岁的小悦悦在马路被碾压了，一个个村庄的学生在马路倾覆了，不让我批评政府，难道让我批评马路？
我也将扯到制度。安全校车不是指四个结实的轱辘，安全校车是一个制度。大家都在说美国校车力敌焊马，可你得知道，连什么时候才可挂空挡、什么情况才可更改路线，联邦安全局都要介入。这不是校车坚固，而是一个国家的信念坚固。
公共安全理应由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负责，多基本的逻辑。所以我在微博发飙：你一辆校车都买不起，还谈什么做大做强教育？你三公消费动辄千亿，一辆校车却扯了六十年的皮。你从不为孩子派出一坨警力，却要求我们密切注意南海外敌。你坐骑降个配置很委屈，我们挤成人肉叉烧就别在意。你家孩子美国学习，我家孩子夺命奔袭。你连祖国的未来都不考虑，还谈抓住当前大好机遇？吹牛皮！
我又偏激了。可我只是希望这个已宣布跨入中等以上收入，十年内援助他国一千多亿、免款三百亿的国家，能有一辆安全的校车。想一想，我们这样发飙是容易的，可谁真正理解那些父母的恸痛。在我写这篇纪念头七文章的时候，小镇正在发生两件事。一件是政府为表示关注校车安全，一刀切规定所有机动车不准运营校车。每当上学放学，为了接送几千名孩子，板车、三轮车、自行车统统上阵，拥堵在所有从乡村到镇上狭窄的路上。争抢道路，互不相让，像打仗也像逃荒。
再就是，所有遇难孩子的家长们聚在镇上，他们哀求政府发放一个东西：准生证。你该理解，在一个计划生育的国度，他们已断肠，不能再断根。
所以，这篇纪念头七的文章，我一直说的并不是校车，而是教育。我只是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祖国的花朵在春晚舞台上跳得那么幸福那么阳光，生活中却总出现毒牛奶、豆腐渣、午餐、交不起学费这些九年贻误制教育的事情。教育本是一种普及，后来就变成购买，教育本应是权利，这里变成商品，最后不小心却变成祭品。
插播一下，就在前天，祖国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发布了一条很人性的命令：所有校车有权占用公交车专用道。朋友们都很欣慰，可我觉得这是一个病句。因为校车几乎都在农村出事，而农村并没有公交车专用道。这只是祖国无数病句中的一个。我们从小就在一个个病句的教育下出人意表地成长，命大的此时可能正看着这篇文章；命差的，名字可能已在名单上虚拟了。
不知这个叫首羡的小镇“创文”行动进展得怎样了，这个正在铁路和马路上飞奔的国家，正在变成那辆刹不住的校车的图腾。我们的童年，就这样从一个个村镇浮掠而过。一种大难不死的世故，让我油然浮出这样的语境：世上本没有路，求学的孩子多了后，便有了路；世上本没有孝车，中国校车多了后，便有了孝车。
纪念头七的杂文其实就是说：中国式教育，此去经年，一直是个病句。
19/12/2011
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也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是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学生们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请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为纳税人服务”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警察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如果纳的是别人的生命，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的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可是关于复旦十八学生冷漠对待张宁海之死，不流泪、BBS上密谋怎样借这个事件来篡夺登山协会老人的权......我不认为这些责任要算在学生的头上。这是中国教育的必然作品。
复旦不可能这么牛逼地齐聚了十八个没人性的学生，黄山也没这么神奇地一夜间聚齐十八路妖孽。不单单是复旦，还有连捅下班女工很多刀的药加鑫，最大的错不在学生。我也不同意众人狂批的精英教育，因为哈佛、剑桥都是精英教育。请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中国教育，而不是中国大学教育。因为冷漠的不仅是大学，还有街道。不仅冷漠，还有栽赃，比如，彭宇救的那老太太。
我认为世风不古、道德沦丧的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倒退几十年，红卫兵不仅冷漠地看人死，还亲自上阵用钢钎把人打死。只不过把武斗和上山下乡置换成黄山旅游。中国人最爱说：你们这一代，简直不如上一代，五零后对六零后说，六零后对七零后说，七零后对八零后说......现在又有反过来的迹象，八零后觉得七零后土鳖，七零后觉得六零后傻逼，六零后觉得五零后可以拉去回炉......全世界只有中国爱拿某生代来说事。美国只会分战后婴儿潮、垮掉一代、迷惘一代，可我们要逃避像文革、大饥荒这样的历史，又不敢承认阶级，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就只有推出虚无主义的某零后了。
这些年来，没信仰的中国已让人民失去爱同类的能力。前几天，深圳福田村一个老干部在小区溜达时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在不足十公分的水洼中窒息而死......其他的例子，大家自己举。这里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还要惩罚这能力。我们的历史是戕害同类的历史。
我们先搞大义灭亲，把自己老爸都灭掉；再搞阶级斗争为纲，凡不同意见者必须打死；再后来在GDP鼓舞下，人人见同类都是对手。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鼓舞下，我们只有对手，没有同类。相信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在办公室环顾前后左右的同事，隐隐会觉得他们其貌可憎，其心可诛。即使开车，也恨不得变身成一辆大铲车，把街上拥堵着的其他车统统剿灭。
我们失去爱同类和救同类的能力，渐渐地连被同类爱的能力也失去。偶尔被爱也忘记了感恩，感恩也要求先感谢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感谢人。这样重视阶级而忽视同类的教育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雨果，不会有代表阶级和解的冉阿让和沙威警长。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学生。最终都变成狼。对不起，污辱狼了，狼不杀同类的。
不是学生问题，是教育问题。网上看到很多红包稿，很跑题地在说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责任。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让复旦帮到处扑火，这失去教育的本宗。学生在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很快就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以后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忘了更傻逼的民众。这样的虚情假意培养出来的他们，出来后就不是精英，而是妖精。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来没有假新闻。在我看来，人民日报没有假新闻，才是最大的假新闻。我们的学子，就这样被骗子悉心培养，好意思让他们信人间有真情？
那天去北大一个辩论赛当评委，去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本摆放了数百辆自行车，学生们为方便出入竟把摆在正中那一百多辆自行车推倒，从而在车阵中趟出一条通道。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学生又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世上本没有路，推倒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而旁边的老师竟不置一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挡我者死。我想批评，可想到大学时也干过拔人气门芯的事。我也很没道德，可现在我又很讨厌有些人总拿圣经里那个段子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人运用出一种熟练的邪恶。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批评，这社会最后便成了强盗的社会。
张宁海是个好警察。中国原有不少好警察的，慢慢地就不那么好了，慢慢地就变得邪恶，正如记者、法官、医生、你、我一样......慢慢就这个操性。
有个脑子里长果冻的问：上次山西那警察死了，你还风言风语，这次为什么又站在警察立场上？对一件事情的评判，不要看这人的职业，而要看这人表现出的人性。山西那亿万身家的警察不是死在保卫人民的战场，而死在一根不知是大侠还是仇家的狗链下。张宁海尽职了，我尊重所有尽职的警察。
看复旦十八个学生面对救命恩人时那一张张冷漠的脸，跟当年如拎长的鸭脖一样围看恩人被行刑的群众的脸，又有多少不一样呢？
就是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17/12/2010
药
一个钢琴青年半夜开车撞倒一个串串店下班女工，没死。想了想，取下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刀连捅八刀，这个过程，女工一直央求别杀了，家里还有两岁半的儿子需要照顾......青年没听，颀长的手指激情弹奏。一会儿，女工果真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工叫张妙。这个钢琴青年叫药家鑫。我把他简称——药。
案子大家已很清楚了，该怎么判决也清楚，不清楚的拿把刀在自己身上举例，便清楚。我之所以把这简称为药，是因为发生在长安的另一些事情。这天，长安的法庭格外开恩，允许四百名群众入场围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整编制的长安乐府，也就是药的同学们接受调查问卷：药，到底该不该判死刑？此时民意前所未有的统一，药渣子药引子药罐子都答：该名同窗品学兼优、一贯温良，给他一个机会，给未来一片蓝天......场面感人，连天花板都为之动容。
这个围观的场景很可怕，比那晚上药连捅八刀还可怕。药只杀一人，这时却杀四百人。这样的教育公然训练对人性说假话，这样的围观让人瞬间就变成了狼。经此一战，孩子们陡然明白：只有下手坚决，才能前途远大。这时你就知道，药，为什么会在并无威胁的情况下用弹钢琴的手连捅八刀。
这就是药。中国的教育。一百年前围观做掉一条好汉命，表情被动而麻木，为了一个叫人血馒头的药。一百年后围观一个女工命，表情主动而邪恶，为了一个叫药的人血馒头。可见进步了，中国没有教育，只有药。中国没有老师，只有药剂师。
这是药的语境。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官允许这个与案情毫无关系的环节出现在法庭上，多坏的教育。也不明白为什么律师拿出药的道德信物即十三份奖状，奖状又怎样，如果好孩子杀人能减刑，要法院干什么？就该由学校荣誉室直接接管法庭。再后来就开始阐述激情杀人的原理了，从药的出生讲述到其性格温和、乐于助人，再到解构激情，一直激情到那天晚上。以至于大量围观学生潸然落泪，药也及时当场下跪......
其实我也同意宽恕。一些人举例：韩裔青年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打死三十二人，却被遇难者家属当成第三十三个受害者点上烛光献上玫瑰升上安魂气球。可这例子拿到中国就开始失真。宽恕需要前提，前提是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宽恕，宽恕的就是豺狼虎豹，镇压的全是阿猫阿狗。
我也不喜欢死刑，一个文明的国家最终应废除死刑。可是我看到现在一些人鹦鹉学舌地“暴力不可解决暴力”，真很奇怪，难道他们真全然不懂：在现行法律没有废除死刑时，必须依典判决。这么简单的法理，那些号称理性的人们在本该依循法律的时候，却不相干地谈起了人性、宽恕。可是，能不能问一句：为什么在马加爵时全国喊杀，轮到药家鑫时忽然就要刀下留人？
我可不可以怀疑这些人们并非真的关心人性、宽恕，只是此时忽然想要哈里路亚的矫情。而这，貌似药的教育留下的自我催眠。
我不关心药的一家是高官还是普通干部，我只关心法律是否公平。我不去干涉法院最后怎样判决，但我知道法律唯一的前提是公平，如果矫罪而后法，这不是法律而是红头文件。我还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 “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用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CCTV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心理；你跟它讲心理，它给你讲圣人当初是宽恕的……否则就是偏激。我至今很难明白CCTV的逻辑，就像它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道在刑事案件里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当国际上的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没权的被跨省，也是符合相关法律。
这不是药一个人的激情，这是一个社会的药引，别怪药加鑫，药不过是药罐子的牺牲品。他正是在这个国家无以复加的利己主义教育下杀了人，也杀掉了年轻的自己。多可惜。
我们没有想象中正义和仁慈，我们是神奇的围观人群。平时在微博上正义无比，大街上见个小偷都不敢呵斥；天天呐喊民主和自由，选个小组长都可能暗箱操作......这次，平时对“有法不依”恶相深恶痛绝的人们，忽然开始呼吁“酷刑改变不了犯罪”。这教育真是发了神经。如果你觉得这么说伤了自尊心，那我宣布，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还要说，不是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几千年如此。
我并不关心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但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回望长安，不见威严的法庭，只见有家药铺充满激情。举国是一家很大的药铺，人人都是这个国的药引。
该吃药了，都。
31/03/2011
说话——李承鹏北大演讲录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蜂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59—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不能说自己饿了。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是给国家丢脸。我们亩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中，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都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河水清凉，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代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生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的GDP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比如于丹。每当我看到她摆出丁字步、翘起兰花指，面对台下芸芸众生侃侃而谈时，真好奇她怎样说服自己发明这样一种鸡汤洗地体。她说来说去的意思就是：当你遇到挫折，请不要埋怨社会，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但凡说到内心就很玄远了，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拆迁队来拆你家房子时，你不应该问自己的内心，而应该去找公安局、法院；公安局、法院不管你，就得自行找菜刀。作为屌丝的你，退一步，肯定不是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掉沟里了。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持、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其实这也可以看成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瓷，指引我们敏感瓷” ？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通有一种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正如胡平在他的《论言论自由》里所说：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邡、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设计出了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我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年代：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
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
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浪漫的话，不能说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到现在，“说话”却成为了大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因为，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雪记
刚下高原，醉氧，脑子里风雪弥漫。
那个女的在雪坡上滑坠七十多米后一头撞上屋子般大的石头，当即死了，脸被摔得很模糊。男的没死，但骨头散了。同伴用睡袋把他从雪沟捞上来，放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海拔5200米，救援一时上不来，没有药品也没有食物，气温越来越低，那男的一直和痛感抵抗着。四个小时过去，巨大的痛感最终让他失去痛感。最后潜意识也失去，身体随石头一起冷却，走了。
这就是国庆节哈巴雪难的全过程。我觉得那个男的死得很壮烈，像《垂直极限》。孙斌告诉我一部真正的经典，纪录片《北壁》：两个牛逼爷们儿发誓征服瑞士北部一座叫北壁的山，且终于上去了。从一个垂直雪洞下撤时才发现先前的估计有误，雪洞远远超过绳子的长度。他俩已下降到半道，上不去也下不来，一时只好挂在冰冷的雪洞里。四周是透明的世界，时间无恙，生命无常，没人知道长长的冰雪隧道挂着两只可怜的蝇虫......第二天，其中一个爷们儿笑笑，切断绳子把自己摔死掉。另一个不想这么愚蠢地干，只是让自己挂在雪洞中，慢慢风干。
所有后来者都对这两个伟大的登山家表达敬意，他们选择了自己钟意的死法。
心情一直没有好起来。这是因为在那一男一女雪难前夜，我们住的哈巴村里也有一男一女死了。怪不得全村的狗整晚都在凄厉地叫。早上才知道是夫妻俩吵架，没想开，一个喝农药，一个上吊。后来有人说，山上的雪难，是被山下的那对夫妻找替死鬼的......怕影响第二天登山，队里没提起这件事。
就此打马上山。一路无话，过河入林，看叶子被透明的风慢慢浸红，树阵沉默得像群一群高大的哑巴。正恍惚时，就听说山上出事了。望远镜里能看到雪线隐隐的人，却帮不了他。此时正是他失去痛感去往另一个时空的节口。
孙斌把他的遗体运送下来，已是傍晚，那只睡袋被绳子扎得鼓喜囊囊的，形状奇特。人们不想去看那只睡袋，只是看糟糕的天气，天光发着金属灰，像一口倒扣的铝锅，把附近雪山罩得表情闷闷的。人们无话，喝了点酸辣汤便在几片木头搭成的简陋的大本营里倒头便睡。风大得像搬山一样，很冷，气压低得古怪，有人因高反被连夜撤下。我抱着睡袋在外面放辎重的帐篷里，胡乱睡了一会儿。
凌晨醒来，外面已是人喊马嘶，星光扎眼。冰镐、冰爪碰撞出冷兵器般的声音。赶紧点燃一把藏香对哈巴叩拜，我是一个迷信的人，每回登山前一定要烧香，雪山上住着神仙，要是放肆就会挂掉。
所有的登山都是从凌晨黑暗中开始。因为登山最难的不是登顶而是下撤，如果正午时分还没有登顶，就可能永远下不来了。那个时限被称为“关门”。为争取“关门”时间，凌晨两点我们即出发，回头望去唯见每个人戴着的头灯星星点点，诡异壮观，犹如盗墓。
一开始就爬一条长达千米的火山岩。这是第四纪造山运动时，爆发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一条巨大滑梯，稍不注意就会摔下去。岩石坚硬，冰镐吃不进去。我们只得匍匐着行进近两个小时。忽又经过一座高高的碎石山，不断听到有碎石滚下去，足有半分钟才落到谷底。风更大了，要把灵魂吹走。藏族向导说，这意味下午可能有风暴。一些人开始暄哗、抱怨，说要出人命了。
人声又渐小，是他们下撤了。只剩下二十几个人，继续爬行。
天边忽然像贴了一块金箔，照得每个人通体透彻，脸上也出现奇光，才知已是早上七点。哈巴在当地土语就叫“金子的花朵”。可这里几个世纪并没有人挖到金子，低头看，石头却全是黑色。藏人指脚下，说那就是著名的U形谷，谷里有二战时“驼峰航线”坠落的飞机残骸。
九点半到达C1营地，就是雪线，只一小部分人赶及了“关门”。白雪像扣在黑面包上的冰激凌，看上去很美，也很假。可脚下一条条咧着嘴的大冰缝却那么真实。这里也是那对男女遇难的地方。我们不说什么，也不看那块收了人命的巨大石头，小心踩着脆弱的冰梁向上走去。孙斌咆哮如雷，因为有几个人把冰爪系反了。这样会死人的。
雪线之上，一切静止，时间也静止，偶有雪粒滚落下来才提醒自己在移动。默默前行，明明大家在一起，可你却只感觉得到自己，登到5000米以上就是这样，谁也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谁，一群人唯有自己跟自己在孤独地走着，彼此无缘。
天空出现诡异的灰蓝，山形也出现巨大变化，像在跳舞。这是风雪流动导致的视觉差。为了减少水分消耗，我把头巾直接掖在雪镜下面，可呼出来的气很快把镜片蒙了一层厚厚的雾，能见度不足三米。我像一头蒙了眼睛的驴，竟猛冲到了第一名。这给后来我的危机打下伏笔，当时，我并不知情。
绝望坡之所以叫绝望坡，因为从这个坡的角度很陡，看不到顶。从海拔意义，哈巴并不是一座很难登顶的雪山，它难在雪线之下的火山岩和碎石山消耗了很多体力，笔直的雪坡又会让人产生幻觉，明明看到了顶，可到达顶，发现顶根本就是幻觉。人生最难的不是爬不上山顶，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山顶在哪里。
十一点十分左右穿过月亮湾，是一条很窄的冰脊。这么漂亮的名字埋葬了好多登山高手。月亮湾其实是一块千万年的冰坂，只是漫卷的雪风经年吹来，像制作蛋卷冰激凌一样倒卷出很多雪洞，稍不注意就掉下去。著名的上海“老古董”就是从那排巨大的雪洞滑下去，尸骨不存。
我挖了个雪坑坐下以免滑坠，一个妇女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可是我听不见，也说不出。后来才知道，那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李栓科。所谓一个妇女只是我出现的幻觉，我脱水了。
天降大雾，瞬间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感到有股力量把我托在空中漂浮，很舒服，很悲伤。我慢慢向雪洞走去，越来越近。脱水，已让我不能自已内心的幻觉，脚下一滑，就向深深的洞口滑坠......幸好向导手快抓住我的背包，使劲用冰镐抓住一块大冰，才把我这条命捡回来了。我喝了一枚生鸡蛋补充体力，始才清醒。离峰顶还差七八米海拔，听得到上面的人在欢呼，好介有个小子对着手机嘶哑着求爱。我却心灰意冷，不想再上了，扭头对向导说：下去。
下山的雪道很直，缺乏参照物就容易出现幻觉。脑海不断出现那对男女滑坠的场面......在4100米大本营时队医给全队测血氧和脉搏，我各项都是队里第一。可下山时心理劣势暴露无遗，有次动作做反后导致冰爪挂到冲锋裤，整个人仰面向雪沟下面滑去。幸好滑了十几米才抓住了地桩，停下来。
在大石壁碰到李栓科，我已分得清他的脸。我们一齐瘫坐在大石壁上，看悬崖下面咫尺之遥的大本营，炊烟袅袅，像有一只温暖的炉子等着我们回归，但这段路至少要走两个小时。李栓科愤然大叫：为什么没有直升机？我气若游丝：要不，我们直接跳下去吧。大家点头，起身，慢慢地走向悬崖边，向下面深情地挥挥手，转身离开，赶路。
没人能帮你，在雪山上，只有自己帮得了自己。就连死亡也不能帮你。生活不可逃避。
回到大本营已是傍晚，天色大变，冰雹打得冲锋衣噼啪作响，全队迅速骑马下撤。这才发现匆忙之中我骑的竟是一匹毛驴，那驴毫无思想，见前面的马拉屎，它就拉屎，喝水，它就喝水。而森林变幻着形状，总感觉前方树阵中有棵树酷像身形巨大的耶稣，不管我行进到哪里，他永远在我的侧前方，长长的胡子，衣衫褴褛，远远的能感觉到他眼神中的悲伤，像两千年后仍在受难。也许是幻觉，很想问问其他登过哈巴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
拉马的大姐养的那条叫花花的狗，总喜欢跑到很远的地方回头看我们，眼神深刻，或冲到森林深处跟牦牛低声咆哮。还有一条叫乐乐的哈巴狗，吃一切食物包括蚯蚓，很脏很快乐，跟一切人亲热。它每天都要跟主人上到4100米海拔，再下来。哈巴狗呼吸系统很差，可这条哈巴狗坚持三年，无一天缺勤，登山如履平地，是最优秀的登山家。
冲回哈巴村已是深夜，人们在村口列队欢迎，欢声笑语，村里虽然刚死了两个人，但并无悲伤气息。前天雪难走掉的一对夫妻，已按当地风俗安顿妥当。我们在木屋子里喝着早已煮好的米酒，吃着牛干巴，互相述说在雪山上惊险的细节。外面很冷，让玻璃窗上显出热气腾腾的不可名状的图形，我用手指在窗上画着一些图形，总幻觉那是雪难中的那一男一女，知道自己有些醉了。
村里有依稀的信号可以上网。看到的一个网友留言：那个女的是你的读者，上山前还在跟身边的人说，一定要去买大眼的书，看看大眼的书。
一种悲伤像小刀抹过喉头。心里不痛快，忽然浑身奇冷，回房睡觉，做了很多奇怪的梦......直到凌晨才醒来。
那个网友又有新的一条留言：你得敬畏，不是你们征服了哈巴，而是哈巴让你们通过了......
此致，雪记。
10/05/2010
一些书房
《南方都市报》读书版要做一个“文人读书”的专版。我说，我读了一些书但乱七八糟不成系统，不过一些碎片，还是写写书房吧。每个文人要走过很多寒冷的路，书房才是一生的暖箱。
我两岁的时候就启蒙了，在成都。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 “特嫌”（指特务嫌疑人）三顶反动帽子被监控在家，除了接受批斗没事干，就教我念字，繁体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 “猫” “牛”来，就以“汪”、“喵”和“哞”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那种怪声怪气让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读《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把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
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响。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幸好老夫会武功，没被打出内伤。他是晚清留洋大潮的学生，与后来一个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四十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我记得他总骂，读书人叛变，就是读书读到牛勾子（牛屁眼）去了。我一直想问这是什么典故，可惜他走了。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受聘于北师大任教，后转到大西南。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和车耀先交好并营救了一些地下党人。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时期是右派，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啊。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也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臭清高，自寻死路。他死的那几天正好是伟大领袖驾崩的时候，所以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了，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位于祠惠堂的那间简陋瓦房，是我第一间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干某个职业的，凡刻意穿得像那个职业，就证明他干得很糟。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把装逼当风格；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作姿态引你注意；天天跟你头头是道分析股市的，其实被深沪套牢十年了......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博物馆久不见什么文物，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去处，阳光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两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 《基度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都有，好多孩子埋头坐在条凳上看书，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想入非非。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标致的八零、九零后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嗑药，眼神迷离，嗑大了就在街边呕吐。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四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名叫辜正九。我的写作就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说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声音很悠扬。
他个子高高，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后来听说他受了一些刺激。学校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二十多年后我偶遇辜老师，这个传说被他纠正。他并未斥责我，仍像当年那样斯斯文文地说，可能有些误会，情况不是这样的。再也不多提。也许是另一学校同姓老师的遭遇，我传讹了。
我对他很感恩，是他教会我，写文章首先讲究就是“生动”，还要有画面感。还带我们去科甲巷的图书馆学习怎么借书，告诉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当时有义士想劫法场等等。当时我从新疆到四川读书，作文一直跟不上。他一直鼓励我，说文章其实不必管开头和结尾，只顾写，一路写出来，就是好文章。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二十八岁就在省政府当了小秘书，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很多书看。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什么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很多年后，他早不读书而是倒腾文物去了，跟非洲人做乌木和古董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不过玉林小区有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楼是书吧，人不多，年龄都在三十五以上，表情淡然得像杯泡到第三次的蒙尖茶。玉林还有一家更小的书店，躲在一家火锅店旁边，老板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样子。这里能买到全套村上的书，港版和台湾版，很不易。跟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不同，成都的小书店总在勾栏酒肆旁，最早的李潘书房甚至开在皇钻夜总会旁，成都读书人不在乎清修，就是大隐隐于市了。
成都的新华书店做得挺大，卖得最火的是各类工具书，工具书里最火的是成功学。人人都想成功，是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很失败。三十年来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那时的人没钱，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偷偷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来签售的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荧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不过这没什么，只要还分得清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间书房，当初装修时就把最大那间房做成了书房，沿西墙用木头做了足有五米长的书架，脚下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不过大多没来得及看，这是半拉子读书人的通病，觉得装帧漂亮的书亭亭玉立在那里，像情人暧味地等待你开启衣裳，而你竟总不开启......下面还有好多报纸合订本，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比聊斋还荒诞，比科幻小说还科幻。
很多年后，我有了一些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我把靠北一间小房当成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现代化的建筑，SOHO、国贸、银泰，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裆弥久地散发着烟火味。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半夜找不到住处的上访户在露营......北京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粗暴嫁接。
但风水先生说靠铁路线的房子风水都不好，会引发腰疼、招无妄官司。为了对抗风水不利，我吭哧吭哧搬来两大块泰山石摆在窗前。后来回成都把两大块石头托运回去时，安检员盯着我，问我是不是倒玉的。我点点头，书中自有颜如玉。
新近消息，我在成都最爱去的那家大印象书房因无力交房租关了。这样的书店倒闭转营的消息时时从全国传来，美人嫁为商妇。前几天应邀去新装修的文轩旗舰店参加活动，我大声呼吁珍惜这家硕果仅存的读书圣地。下边笑得很诡异。我不明就里。临走时被盛邀参观一下新装修的书店，我走了一圈，才发现一楼竟全转型了，不卖图书，专卖各款家用电器和山寨手机。
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里并没有告诉我。
03/05/2008
妈妈的四合院
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
——2006年母亲节旧文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行追悼会，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要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进一步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指节粗大、孔武有力的女工中，学习一边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一边大声说话。为了配合大家，当大姐们讲些荤段子时，她不时也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
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营巢，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到所有中国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的电瓶充电，手忙脚乱忘记了戴上口罩，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勉强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穿上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问年龄尚小的我，边衩是不是开得太高了。
那是一段艰苦岁月，妈妈每夜都睡不安稳，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无数个夜晚，我看见她蜷伏在靠近孩子们的一张小床上疲惫入睡。曾在舞台上翻弄过云手的漂亮手指，也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粗糙。我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园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我只有竭力写字，竭力让我和我妈能够目标靠近。
后来，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楼前有一小块空地，她种了桂树、梨树、玉兰......一个冬天过去，花儿们依次开放，我妈的眼神变得年轻。再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处离城市很远但很便宜的顶层复式楼，在楼顶上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等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骨刺经常折磨着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妈妈说：没事儿，我应该加强锻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
这样的事情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无声无息就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的脑溢血，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决定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很是奇迹，我妈竟然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梦到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那个花真是香啊，竟能把人飘起来了......2000年我跳槽的一家报社用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作斗争，她可以轻松地上下楼去菜市场买菜。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两百平方米的花园。
那一年，致力于给自己营造中产阶级梦幻的我，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新殖民地混搭风格”装修。可隐隐感到我妈很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瓣了，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也不可以种花养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央空调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妈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她刚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保安就迅雷不及掩耳跑上楼提醒：有人提意见了......
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多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想种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绝不打农药，比菜市场还新鲜。我哂然“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说话了，默默地听我阐述“后殖民地风格”的装修理念和文化气息。后来，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阐述这殖民地风格：这个啊，跟殖民地其实不是一回事，其实是很先进的。
我妈越老越还小了，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我打扑克牌，偶尔还会偷牌，趁我不注意就偷走好牌，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全然没发觉她儿子其实偷走了更多的好牌......很多时候我看不下去，悄悄把好牌塞到该她摸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除了花香，饿了还可以从窗户向后街挑担子的小贩卖两碗枸杞汤圆，边吃边听留声机里的胶木唱片......如我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要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感叹今不如昔……
事实上，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祥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一生默默而坚韧地支持着革命。我妈只是一个没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骨子里甚至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包括四合院。她认为她更应该属于红墙巷的生活，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她的经历让她复杂、敏感，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执着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垒砌，让她真的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15/05/2006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
去年，《独唱团》的“所有人问所有人”栏目约我回答一些问题。问题如下：
1、你已是一个父亲，请问你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什么？ 2、你还认识其他一些父亲吗？他们是怎么担任父亲的，有没有什么细节？3、你当父亲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4、你儿子是打网球的，为什么这样选择？5、未来你想成为怎样一个父亲？有人问，什么时候离开中国都是明智的，大眼会帮孩子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讲战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山路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俩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现在也不知为何。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制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了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发现了他，让他去见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只记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的人哭得稀里哗啦。可我并没有哭，我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就是这个回答。我们的父亲没有“一师是个好学校”那么英明神武，也不是《至高无上》男主角那种不怒自威，甚至连油画《父亲》那古铜色中透出的勤劳坚韧，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次工作。
我家小区有个捡垃圾的大爷，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他并非那种邋遢的垃圾大爷，衣着干净，见人很礼貌地打招呼。那辆板车总是很精心地把纸板盒、废旧电器、报纸归类，不掉下来任何垃圾。他儿子也在这城里打工。曾经觉得他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他儿子也极力反对他这么干，可他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骗儿子在家政公司找了差事。
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保安就不会赶他，也不会给儿子丢脸。他偶尔会到我家来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虔诚地向我家供的观音作揖。我跟他交谈过一次，他说：儿子要在城里买房，再半年，差不多首付就有了，我也可以回老家了。
中国的父亲跟全世界的父亲有些不同，由于众所周知以及不周知的原因，他们牺牲尊严来养活家庭。日复一曰捡着垃圾的大爷还算幸运。另外的就比如违章小贩夏俊峰，这个父亲只是想让儿子学画，才上街摆摊，可巨大的城市竟容不下一个烧烤摊，最终竟逼至杀人。想象瘦小的夏俊峰挥刀刺向身形巨大的城管时，蚍蜉撼树，内心该多悲凉。
你问我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引发了床板的坍塌，他鼻梁都砸出血了......还有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把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鼻尖上全是雪花，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
我现在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又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为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这么小都能叉一个八度，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装得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工作，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江边小城奔袭而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却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中途他曾经醒来过，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风卷残云般把家里弄乱，怒火中烧。可渐渐的，不知何时、不知何事，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来要求中国式父亲并不公平，北美式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那些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粝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要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的钱，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而骄傲。
所以你问“在任何时候离开中国都是明智的，李大眼要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小心翼翼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一个不必回答此类问题的条件。
就是，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潇洒和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我已是父亲。
18/06/2011
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
新浪编辑一直催促交一篇关于青春回忆的文章以纪念五四青年节，要求青葱向上。我想，这样的文章是要说实话的，人什么都可以撒谎，不能对青春撒谎。我的十八岁一点都没有青葱的感受，一点也不向上，而是从生理和心理都混乱迷茫。就写一些人和事吧，都是好男好女……
我是和敏君相处三个月后才知道她爸是判了十年的重刑犯。这让我有些害怕。我问过自己多次，要是三个月前知道她爸的事，还会不会追她。我站在大街上观察了很多女孩子，决定还是要追。因为敏君长得实在好看。
人人都说敏君长得好看，就像彭丽媛。那时人们对美女的评判大多是根据上电视的次数来定的。比如觉得奚秀兰长得很漂亮，赵忠祥长得也很帅......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敏君长得其实很像袁立，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劲儿，就是大热天谁给你嘴里塞了一根桔子味儿的冰棍。对于桔子味儿冰棍这个形容敏君一直很不同意，有点生气。可是十几年后我俩在一家餐吧相遇，她已苍老了很多，有了鱼尾纹。她呵呵回忆起当年我狂追她的情景，说现在想通了桔子味儿冰棍其实是表扬她......我假装深情地述说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可我知道，我一点都不纯洁，当时我在烈日下追她，其实只是想把她骗上床。
我发现新浪名博们的青春回忆都很纯洁，可我一点都不纯洁。不仅我不纯洁，我的同伴们也不纯洁。我们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人生第一次把某个女孩骗上床，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男人。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也非常隐秘，我们常趁老师不注意大肆谈论关于女人的种种常识，把从更大的孩子那儿听来的传闻添油加醋，以获取谈话中较为受重视的地位。容斌常给我们传看一些手抄本，告诉我们怎样识别一个女孩已不是处女，走路两腿岔开，屁股很翘。我们很尊重他，后来见到古巴女排打比赛时，大家就认为古巴是个性解放的国家，人人都不是处女。
那时我离十八岁还有五个月，我们天天总结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做着高深莫测的数学题。女老师进入了更年期，常常发火，用粉笔掷我们，势如闪电，准如许海峰射击。关于备战高考的情景我不用多说了，总之我们像一群少年犯天天被关在破旧的教室里做功课，互相闻着汗味、屁味和其他一些奇怪的味道。我们唯一的念想，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搞上一个女孩，上床。容斌有天发狂，在上自习课时大叫一声：我要日女娃儿。他被罚请家长来学校，快哭了。我其实很佩服他，因为大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有点跑题，我只是想说明当初我们是多么的不纯洁，追女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上床，能和女孩子上床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入学之前体检。女医生让我们脱光了裤子往前蹲跳以检查有无脱肛，我们一字排开噼里啪啦往前跳，有人惊呼，脱肛了......大家扭头去看，一个同学胯下长吊吊地翘着一根。女医生红着脸说小小年纪，思想太复杂了，递给一张手纸让他擦干净。这一幕让我胸口如遭重锤，痛不欲生，发誓要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关于我和敏君的很多记忆都很模糊了，可下面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在成都一个叫猛追湾的地方约敏君的，那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游泳场。那天出奇的热，我穿了件自以为最好看的长袖衬衫，因为很厚，汗流浃背。我还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为显得潇洒，瘦小的我甚至采用了单脚跨台阶这个较为冒险的姿势，几次差点摔下来。天白晃晃的，我眨着眼，终见她施施然走来。我说，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怎么样......她无邪地看着我，问哪一个男生......我鼻尖出汗，为了让形象更雅观，我使劲揩了一下鼻尖，说你到底想不想交男朋友......她看着我，大声问我怎么啦。我并不察觉，还一个劲催问，直到嘴里咸咸的，才知道我其实是流了鼻血。
她赶紧让我仰头看天，我仰头看天。她说举起手可以阻止鼻血，我举起手。她问是哪一个男生。我一指自己，说就是我噻！我偷偷瞄了一眼，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羞了。我有些不耐烦，说你到底干不干。
你到底干不干，干不干......这句话其实问得很差，很没风度。可以想象当时情景，正值下班高峰，车水马龙，一个鼻血男一边仰头看天，一边大声问女生“到底干不干”。而女生低头捂着脸，并不做答。现在想来很危险，要是特别有正义感的老头误以为这是一个流氓在引诱女生，我流血的地方就不止鼻子了。
她一直不答。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耍流氓一个劲问下去......这样做虽无结果，但可取得一些心理优势，回去也好给同伴们一些交代。没想到她捂了很久之后，点头说好嘛，我干。等确认我不会再流鼻血后，我俩就慢慢往她家走。需要交代的是，那辆破自行车连后架都没有，不能搭着她走。她又穿了她姐的一条红裤子，她姐是省歌舞团演员，比她高出半头。所以她一直用双手拎着裤腿慢慢走，以免不小心踩到裤腿......总之那天我俩走得很慢，我心中焦躁，深觉贻误了战机。
到她家，她妈已经下班，警惕看着我。又才知道她之所以穿着她姐的红长裤，是因为来例假。终于没机会了。
时光匆匆过去三个多月，一直没机会。现在我也不确定是真没机会，还是我没胆子干那件事情。那三个月，我俩常去成都一个叫“广场冰室”的地方喝冷饮，喝一种叫“泗瓜泗”的饮料，两块一杯，是当时成都最时尚的饮料，其实就是桔子汁加几片水果切片。广场冰室有很多男男女女，放着西城秀树的歌。西城秀树是当时日本最火的歌手，类似现在的周杰伦——反正一句歌词都听不清，但必须听，否则就落伍了。
到深秋，我才知道她爸关在监狱里，因为投机倒把罪。现在没有这个罪名，你从一个厂家买来一批货物再加个一两百元出售，属于市场行为，但当时这就是犯罪。我看过她爸的材料，投机倒把获利五千元人民币，判十年。
她妈让我负责写一份申诉状希望减刑，这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有文化；另外一层意思，我表哥在省政府当小公务员，或许可以帮上忙。对此我很用心，经常和敏君趴在猛追湾的桥墩上研究申诉状。可中文系的修辞此时派不上用场，我表哥也不愿意帮忙，并秘密通知我妈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她儿子跟一个重刑犯的女儿好了。我妈自小参军成为一名文艺兵，由于她爸是反革命的原因，弄得命运很不好。她坚决反对我和敏君交往。
我阳奉阴违，坚持和敏君约会，她也坚持。她妈也反对我和她交往，我长得不帅，没钱也没前途。我们坚持了好长时间，还约了一长两短的口哨作为暗号，听到这个口哨，她就会从楼上跑下来，一前一后到楼下灌木林里约会。有一次，我俩刚刚迂回到灌木林附近，就见联防队员挡获一对正在里面乱搞的男女。她很是担心。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爱情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当时全中国还没几套商品房，深沪两市都没开，所以这句话是很震撼的。我不知如何回答，自以为浪漫地说了一句：你最重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我俩结束的信号。
到了冬天，有天晚上她妈突然惊醒，看到有个男人猫着身体从窗台下经过，一会儿又有几个男人猫着身体经过，不一会儿，都走了......后来才知道，前头一个男人是偷偷逃出来的她爸，后面的几个男人是追捕队的。她爸在楼下灌木林里被抓，就是我俩常约会的地方。
我和敏君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断了。什么理由断的，已记不得，只记得当时她怒气冲冲从我家离去，我还想了一会儿到底要不要跑到阳台上大声挽留她，终于没有挽留。很快，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我也找了一个女朋友。再后来，听说她爸落实政策从监狱里出来了，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给全家每人买了一套最贵的衣服。他爸是一个帅气的中年人，聪明、有派头，很快成为成都有名的大亨。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记忆好点的人，会想起有人花十二万现金拍下一个车牌号，那是一件极轰动的事，当时十二万可以买一套房。这个买家，正是她爸。
我飞快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像坐着充足了气的皮筏子冲过布满石头的宝瓶口峡谷。激流打在身上，时而疼痛，时而兴奋。可是一切尚不知觉就冲过峡口，洄流变明镜，才觉得并没那么激越，不过午后醒来，玻璃窗反照的一抹纹光，清晰可鉴却未可琢磨。
十几年后我在成都商报上班。有天来了一群穿着整齐的税务局人员来报社例行检查，为首一个被称作“科长”的大檐帽，居然是她。我俩试图约会一下，就是开头提到的餐吧，我说出桔子味儿冰棍的比喻，她呵呵笑的时候，仪态万方，宝石耳坠熠熠发光......我试图回忆当初为什么分手。她反问我又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因为我没钱吧，你呢。她忽然就说起老公在证券公司做事，很有钱也很爱她。我俩心照不宣，畅谈了一些国际时事、西城秀树，就地解散了……
有天，一个叫严小文的高中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看一下。我去了。去时她正在拘留室里，因为聚赌打麻将，她已是第二次被我这个当警察的同学抓了。这同学问我帮不帮她，我说当然要帮。我带她出来到了门口的空地，阳光下她对我嫣然一笑，仪态万方，说哪天要请老同学吃个饭，打车径直走了。这时我才听说，因为得罪政府，她家已破产，正在投资万豪酒店的她爸欠了很多的钱，已跑到雅安的一个小县里改做榨菜了。
后来她又进去过一回，我又捞过她一回。警察同学警惕地盯着我，说这女人沾不得。我大声地说，老子当然晓得她沾不得，所以当年才果断把她甩了的。那同学狐疑地嘀咕，当年是你甩的她么？我坚定地点点头。有段时间她特别爱给我打电话，聊一些足球的事情。她还说，当初离开我不是因为我没钱，而是我不能把她爸从监狱里捞出来，让她很没安全感。现在不同了，我几次能把她从拘留室里捞出来。这种说法，让我很怅然，觉得她真该去找那个当警察的严小文。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非典期间。那天太阳白晃晃的，空气中全是消毒水的味道，我们在紫荆路口一处露天咖啡吧见面，她捂着脸，就像那天在猛追湾害羞的样子，说有件事想对我说。我怦然心动......好久，她才说要向我借一万块钱，还一个劲儿地问我，借不借，借不借嘛。我有些恍惚，似乎鼻血又流下来了。
后来再也没见过面，偶尔她会给我电话借钱，从一万到五千最后到四百块。有天她急急地在电话里说，就借一百、一百......我才知道她迷上赌球，正被庄家追杀。后来再也联系不上她了。后来又听说她从单位辞职了。再后来，竟听说她去了美国。
也有人说她其实在附近一个叫遂宁的小城，做着小生意。但不确定。
我一直没有和她做过任何事，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喜欢过她，她是否真喜欢过我。但我始终觉得，我人生的一切始于十八岁那年的猛追湾门口，一个鼻血男，手臂上举，仰面朝天……一切被这个镜头注定，包括因天天带她出去玩而补考两门，后来因此虽本科毕业却没拿到学士证，包括现在写文章为生，以及所有小说主人公都是没钱而疯狂泡妞的青年，以及爱流鼻血。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疯狂的要找女朋友，觉得这事实在重要。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大人们讳莫如深，老师们深恶痛绝，社会又很诡异，搞得我们个个都像神经病。
才想起，我十八岁的记忆其实很多发生在十八岁之后。十八岁有条长长的尾巴，长长地把我们带到极老迈的时候，那时我们形容槁木、行动不便，门牙都没了，上厕所也颤颤巍巍，看到厕所墙上一些很拉风的照片就会莫名激动想起十八岁某件小事……蓦然发现，尿到了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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