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部队长让宪兵上士乙津一彦对在长春设有分公司的大仓组、清水组、五十岚组、松村组和间组等赶来的大小企业者进行严格的监视。这时，乙津上士派出宪兵对各企业的估价现场进行监视，割断各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封闭式的投标。
“‘我记得是松村组中标。石井部队长说搞得不错，表示十分高兴，还给我一笔钱。那个大工程项目，似乎出乎意料的便宜。’（现帝国兴信所第一调查课职员乙津一彦说。）当天晚上，731部队首脑在长春的日本饭馆‘红叶’聚会，举行开工庆祝会。石井部队长还特地遨请宪兵上士乙津出席，并鼓励他说：‘从现在开始要动真格的了。’”
“‘就这样，1939年在平房地区建成了拥有许多研究所和办公室的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并把731部队部署在这里。’（起诉状语）”
“731部队只有一个大门，部队的周围全布满了铁丝网。到了晚上通入强电流，闻到人味的狼群常常触及电网，发出令人讨厌的呻吟声。”
“哨兵所由宪兵队和部队各派一名哨兵站岗。带车篷的无窗军用卡车，每周一次从哈尔滨市内的俘虏收容所‘保护院’运来30人。进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出去。这些人被叫做‘马鲁太’或‘特殊材料’，关在部队正面的口字型三层建筑的地下室里。最初一周内让他们尽量吃有营养的东西。”
“他们中多半是因间谍嫌疑而被捕的苏联人或中共党员，发给他们的食物无论是什么，他们都默默地吃掉，不久都胖了起来。一周内充分摄取了营养之后，就一个个地被送进实验室。在‘冻伤实验部’开始从手指、脚趾、耳朵、鼻子和睾丸等突出部分进行实验。使用的装置，是一种像冰箱似的玻璃罩，罩内温度可以任意进行调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75度。从外部可以完全看到人体局部在不断冷却中的变化过程，还常常进行摄影。从玻璃罩拉出来的人，被完全固定在床上，然后用手术刀切割冷却的部分，切掉脚、手腕时，还使用钢锯。卫生兵常常在军医的鼓励下拉动钢锯。无论多么坚强的人，这时都会满头大汗，痛苦异常，甚至连拉锯的人，都无法忍受下去。如果拉锯的人停下手来，在一旁进行监视的宪兵就会开枪。上级军医就会责骂道：‘你这家伙，也想得这样下场吗？’但是，这样说的军医本身对于自己将要实施的残虐行为也常常踌躇不前。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石井队长在场，不管是大佐还是少将，都会劈头被叱骂：‘混蛋！别磨磨蹭蹭的！’（以上据原731部队卫生上等兵大泽某谈话）”
关于战时俘虏的处理问题，从石井细菌部队被称为东乡部队时起就一直当宪兵的乙津上士这样说道：
“战争时期，由于对方群情骚然，到处都是土匪、共匪。捉到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送到军事会议，而是可以立即加以严惩，再向宪兵本部报告。宪兵内到准尉、上士级就具有这种权限。经我手处理的都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人，巳记不清楚了。”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吉村寿人博士，当年是石井四郎部队长选调到731部队冻伤实验部来的技师。听说在俘虏中，听到吉村技师的声音，很少有人不发抖的。
石井四郎的母校是京都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当时的校长对他的未来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了婚。这段经厉在本书第一集巳作了介绍。石井则从京都大学物色731部队人员，因此，731部队几乎成了“京大派”的天下。
这些情况在《真相》杂志上有如下记载：
“为了补充3000名部队人员，石井部队长飞回国内物色学术界的大人物。他成功地把他在京大时的恩师清野谦次博士（因盗窃国宝而失去京大教授资格的生物学家）和京大的同学、庆应大学病理学教授川上渐博士安排为病理解剖的最高顾问。病理学家、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大刀雄丸博士积极地参加了部队，使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例如：1940年秋，由于731部队撒布的鼠疫菌，吉林省农安地区流行鼠疫，出现了很多患者，他一个人解剖了57具人体。石川博士本人报告称：‘这在解剖史上创下了世界记录。’（日本病理学学会刊34卷）招来的人中还有被医学界一致公认的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毒权威笠原四郎博士。他在任病毒检验室主任时，表示不愿干这种事，但石井恳求说：‘你虽说不愿干，但是此事非你莫属。’（笠原博士语）笠原博士于1939年参加了731部队。前边已经介绍过的冻伤实验专家、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吉村寿人教授、京都大学病理学的冈本耕造教授、兵库县立医科大学细菌学的田部井和教授、长崎医科大学的林一郎教授等关西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都被石井陆续选调进了731部队。林一郎教授目睹了731部队实验室的惨状之后，立即产生了厌恶情绪，干了不到半年就瞒着石井逃回国内。”
“‘进了731部队，就必须参加石井部队长难以对付的面试。’（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所长员浅潘先生语）石井知道林教授逃走后，大发雷霆地说：‘只要抓到他，就立即杀掉！’据说，在战争时期，宪兵一直监视着林教授的行动，简直使他无藏身之地。目前经营《政界吉普》时局杂志的原金泽医科大学细菌学的二木秀夫博士等人，在731部队的技师中可能是属于怪家伙。有柔道四五段之称的二木博士，虽说并不是因为柔道才和‘陆军的放荡公子’（原宪兵上士乙津语）石井四郎将军非常投缘，1938年以来，为了查找‘孙吴热’病原体——731部队的新研究课题，大量屠杀了‘满洲猴’。在满洲供实验用的猴子不管是苏联产的，还是中国产，都叫‘满洲猴’。苏联当局近年来公布细菌战战犯以后，据说，二木博士情绪极度消沉。
“除1945年春在九州被俘的B-29型飞机乘务员8人之外，据说还有40多名仍下落不明的美军俘虏（《朝日新闻》1948年2月26日）。苏联在押战犯唐某、少佐富雄（笔者注：估计可能是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说：1943年春天，我在沈阳住院，731部队的科学合作者凑来访时说，他在沈阳正对美军俘虏进行传染病免疫的研究。‘凑专门对俘虏收容所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一直进行免疫调查’（1949年12月27日哈巴洛夫斯克广播）。陆军军医团杂志（366号）在‘各地研究会记事’栏目中报道说，一个叫‘凑技师’的人写过一个题为‘XX俘虏收容所的印象’的报告。据北里研究所的笠原博士说，凑和凑技师为同一个人，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凑正雄讲师。
“石井四郎物色到731部队中来的细菌、病理、生理学方面的学者大部分是他的母校京都大学出身的。继担任731部队华北根据地1855部队最高顾问的宫川米次博士之后，是就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田宫猛男博士(现任山梨医院大学校长）（笔者注：说田宫来自山梨医科大学，是该大学的校长，这并非事实）。他说：‘在军人中能够培养弟子吗？’回绝了石井的劝诱。据说除应召和征用外，东京大学没有一个人参加731部队。石井队长失败以后，又对当时传染病研究所第四研究部部长兼东京大学教授小岛三郎博士进行活动说：‘派你的弟子来吧！’当时，小岛博士正在一个劲地把‘传染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培养的细菌送往南京的1644部队。他本来就是约定协助石井合作的，所以答应了。‘我真不愿放他走。在我手下学习的中込君，虽说本人不太愿意，但我打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出去走走，就给了石井君。’（小岛博士语）据说医学士中込在731部队的细茵实验中由于感染病菌而死亡。”
人才济济的解剖名手
731部队有过为当地的防疫工作做出“贡献”的事实。1940年8月，平房四屯大肆流行霍乱。731部队的凑班秘密进行了调查，查明其发生源是部队的排水。特设监狱和各栋楼的排水和污水消毒不彻底，从动物班(田中班）西侧的污水坑流出，穿过八木泽班西北的小山坡和农场之间的排水沟污染了下流各村庄的饮用水。
由于发生霍乱，四屯处于危急的状态，即使哈尔滨市的报纸也报道说：“本市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霍乱。”731部队进行了长达40天的防疫活动，霍乱才平息。如果不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细菌实验的话，仅仅是排水不妥当，并不会发生霍乱。这一事实一直保密，几乎所有的队员都不知道。
731部队内设有冈本、石川两个病理班。像“一个人解剖57具人体”的石川班班长等病理解剖的名人，人才济济。
京都大学医学部在校学生，为同学会的前辈们从1929年10月开始每两年不定期地出版一期杂志《芝兰》。1977年11月30日号（79号）刊载了石野琢二郎的一篇文章：
“……他于1931年从京大医学部毕业的同时，在病理学教室任助教，在清野谦次教授的指导下专攻病理学。1936年晋升为讲师。1938年作为陆军技师去了满洲，在陆军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研究分析当时尚是未知领域的流行性出血热、森林壁虱脑炎的病因和病理，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
……
“由于我是专攻外科的，所以，当时开始进行肝切除实验性的临床研究。石川君在满洲的研究所工作时，我能够在那个研究所里从事肝切除范围的工作，确认肝的4/5可能切除。他给予我的建议和帮助是很大的。”(石野琢二郎，《芝兰》79号。）
石野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陆军在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就是731部队，“他”即“石川君”就是石川班长。这是很容易推测出来的。
关于石川班长，《真相》同一期中做了如下的记述：
“（前略）解剖‘满洲猴’创下了世界记录的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博士、二木秀夫博士以及北里研究所笠原四郎博士等人，由他们率领的各研究班分别被派遣到整个满洲边境地带，采集可能成为病源的老鼠、跳蚤、壁虱、虱子、臭虫和蟑螂等。对强制患者即‘满洲猴’进行彻底解剖。（下略）”
“上面谈到的猴子就是所谓‘满洲猴’，现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理学研究室工作的某博士（特隐其名）说：‘所说的猴子，莫如说成是人更为贴切。’”
“与北里研究所笠原博士自中学以来就一直是同事的某博士说，猴子的体温为38、39度（笔者注：前面曾谈到注射病原菌后，刺壁虱发烧到39.4度）属正常体温。猴子的正常体温比人高2-3度。为了慎重起见，现再把同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原菌研究部长笠原四郎博士的对话附在后面：‘你为什么到这支部队来？’‘我是受石井的邀请而来的。因为我是研究过滤性病毒的权威。’‘所谓猴，是什么样的猴？’‘噢，别太刁难我啦，这种问题去问军人吧！’”
巡视731的“史迹”
我们在哈尔滨逗留两天以后，原来打算去采访731部队在海拉尔、牡丹江支队的遗址。听说那里已做好了欢迎我们的准备。然而，现在海拉尔巳丝毫没有留下731部队的痕迹，要寻找其遗址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乘火车去该地区单程需要17个小时，仅仅往返就需要三天。所以，我们打消了采访该两地的想法，决定将这段时间安排在哈尔滨活动了。
从抵达北京之日起，我们不断改变预定（计划）。这是一次把在日本发生的麻烦事放在一边进行的采访旅行，是不得已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在日本那样简单地改变或取消旅程。每次，林绍纲、中流和李梅子三人同有关各机关联系，重新进行安排时，三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紧张地商讨至深夜。在背后支撑我们这次采访旅行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在平房哈尔滨市区，遍布着许多与731部队有关的遗迹。731部队的发祥地、背阴河、731部队人员市内中继站、白桦寮、“马鲁太”的秘密集中处的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1936年前）、负责运送“马鲁太”的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据传有进无出的大魔窟街傅家甸、设有731部队第三部的南楼（在移往平房之前的731部队所在地）、和宪兵队并存的令人恐惧的特务机关等等。总之，在哈尔滨市内布满着许多的《恶魔的饱食》读者熟悉的地方。实际访问这些遗迹，确认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笔者很关心的事情。这些地方虽然曾遭遇不幸，但是，确实又是重要的“史迹”。原731部队人员至今一听到哈尔滨这个地名，脸上仍会呈现出一种怀乡的表情。对当地来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对731部队人员来说，哈尔滨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9月20日我们决定“巡视”一下哈尔滨的“史迹”。地图是在战争时期的地图，在这上面根据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标上了大致的位置。
首先访问的是展览着许多有关731部队资料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在日本占领时期，哈尔滨特别警察（厅）就设在这里。这是一栋白色的二层楼，前面配有古希腊式的大理石圆柱，显得威武庄重。它转用为特别警察厅时，想必给人一种威压感！现在有许多小学生聚集在大门前等待着按顺序入馆参观。
我们先被领到馆长室。女馆长李颂鸾致欢迎词之后，介绍了该纪念馆的历史沿革。据她讲，这幢建筑始建于1928年，是当时外国资本为了进行文化侵略而兴建的图书馆。1932年2月5日日军入侵哈尔滨，接收了这幢大厦，作为特别市警察厅。从这时起，这里就成了关押抗日群众和爱国志士的魔窟。著名的抗日运动女领导人赵一曼也曾被关押在这里，对于日方的拷问，她始终坚持了不屈的狱中斗争。
愚蠢的历史再现
“这幢建筑于1946年4月28日获得解放。为了缅怀在14年抗日战争和尔后的国内战争中牺牲在哈尔滨、黑龙江省的烈士，于1948年10月10日开设了这个纪念馆。其间，由于‘四人帮’作祟关闭了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开馆。一层设有抗日战争的展区，二层是解放战争的展区。目前，针对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又企图模糊侵略的史实，举办了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所犯罪行的特设展览。每年有数十万人访问这个烈士纪念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许多日本友人参观了纪念馆以后，都说绝对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几天前，福冈县的代表团来访，其中有一位老人哭着说，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历史教训。中国有句谚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就是不忘从前的教训，使后人引以为戒。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笔者注：1982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使用了这一谚语）
馆长讲完话之后，领我们参观馆内。“绝不能忘记历史教训”，馆长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人有一种希望早日忘却讨厌的记忆的本能，也有一种喜欢美化过去的恶习，甚至连那曾给人类带来悲惨的战争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不仅忘记了战争的结构和本质，而且还把战场体验看作是“英雄传”来传颂，将战争割裂成为局部的战斗，怀念在战争中结下的战友感情。这些体验过实际战争的官兵，并没有看清战争本身的实质，而把国家组织的杀人集团——军队看做是以命令和军纪来锻炼人们身心的“道场”。
连亲自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何况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下一代人呢。他们模仿电影和电视里的战争做游戏，把战争看做体育比赛或游戏，看到时髦而漂亮的统一军服就羡慕不巳。
李馆长的话使我想起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史实。他出身农民而后成为日本的统治者，从个人的野心出发，挑起了非常愚蠢的战争。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后，国内战争消除了，使他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引起了武士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侵略战争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援，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巨利。
这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的模式完全相同：即为了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处心积虑地向海外扩张，并同军部的野心结合在一起。“贼军（丰臣秀吉军）蹂躏三道，所到之处，焚烧庐舍，杀戮百姓。凡被捕者，皆削其鼻，以示其威”（《惩毖录》）。这和关东军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三光政策”完全相同。关东军虽然并非模仿丰臣秀吉的战略，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日本侵略朝鲜的结果，又获得了什么呢？不仅无所得，而且失去了许多官兵的生命，招来了朝鲜人民的仇恨。结果，成为导致丰臣家族灭亡的原因。
但是，从丰臣秀吉到关东军，其间有380多年，从太平洋战争到现在，不过38年（到执笔时）。战争结束时，永不再战的誓言，却已开始被人们淡忘了。
在参观烈士纪念馆为教科书问题而开设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展览”的过程中，我再次想起了一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继日中战争之后，为什么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呢？
第05章 731部队的补给城市——哈尔滨
前事不忘——参观中国的战争博物馆
战争的记忆容易淡薄，历史的教训容易忘却。有过战争体验的老一代人应当把这种记忆和教训讲述给没有战争体验的下一代人。
不是作为英雄传或战争故事来讲述而是要讲明战争的成因和本质。
因此，战争博物馆这种设施是必要的。广岛的和平纪念馆在揭示战争的悲惨和恐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增加日本民族加害的记录和史料，成为国家规模的设施。
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内容有所不同，展览的是有关抵抗侵略者的内容。
作为日本人，参观日军侵略的罪证，心情是痛苦的，但是，正是因为是日本人，所以就不得不看。
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值得纪念的英雄。虽说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阵亡的军人们曾作为军神而被祀奉，他们也只是侵略战争的英雄。
战局恶化之后，也有为保卫国土而死去的人，对于他们，最好的供奉是不再发生同样的悲剧。
参观中国各地的“战争博物馆”之后，心情不是很愉快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博物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
东北烈士纪念馆内731部队遗留的资料，在二层的走廊展出。展柜中展有一枚宇治式陶瓷炸弹，一个硬铝制带盖的箱子（琼脂培养器），大大小小的乳钵，两个叫作“坩埚”的白金制血清瓶以及捕鼠器。
由下里先生制的草图和仪器测量值，将另用其他图来表示。
原日本领事馆——731部队的转运站
在731部队遗物的旁边陈列着一件奇特的器具，形状类似固定式的钉书器，铁制杠杆和台座之间有波浪形的银齿。一压杠杆，锯齿就咬合，形成五个圆孔。
圆孔的大小正好能夹住5个手指。这到底是干什么用呢？大家正感到不解时，馆长亲自边做演示边说道：“这是在原日本领事馆地下室内发现的拷问刑具……将手指这样夹进锯齿之间，再一压杠杆，就能把手指夹断。”
馆长说这种刑具是在被称作“马鲁太”转运站的日本领事馆内发现的。我听了以后惊呆了。
据后来的调查弄清，这个刑具原本是化学实验室里常用的软木塞压缩机，可是，它却在同化学实验毫无关系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被发现了。由此来推测，它很有可能转用为拷问刑具。当地是作为“夹指器”展览的。离开烈士纪念馆之后，我们来到原日本领事馆。对我们来说，这是访问哈尔滨的重点之一。哈尔滨的初秋，清新凉爽。原来听说这个时期气温相当低，所以做了“御寒”的准备，但是，早晚也并不太冷，中午时甚至还微微出汗。街上汽车少，排气污染也少，天空湛蓝明亮，耀眼的阳光投射到地面。街上步行者和自行车占绝大多数。
原日本领事馆的旧址，位于花园街和奋斗路的拐角，现在是挂着“花园旅社”简易旅馆和花园小学的招牌。这里位于市中心的闹区，距“文化大革命”中拆除的中央寺院旧址的地盘不远。
在小学和旅馆之间有一个不大的后院，那里是“学校的操场”吧！与其说是小学，莫如说有点像幼儿园。
从马路上看去，旅馆是一幢三层楼，但它有大规模的地下结构：内部是五层楼，其地下室可能曾经是“马鲁太”的中转站。
旅馆的外貌，是一幢令人回想起帝俄时代的洋式楼房。它的外貌非常漂亮，但是，出入口却不像是旅馆。在楼的一侧有一个通往地下的台阶。这里似乎就是“旅馆的大门”。
除此之外，找不到一个像出入口的地方。我们提心吊胆地沿台阶而下，下边果然有一扇门。这好像是工作人员专用出入口的门。推门一看，有几位男子聚集在那里。左侧有一个像公共汽车售票处的栅栏，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妇女。
在人们可疑的目光下，我们说明了姓名和来意之后，一位中年的负责人走出来，热情地领我们参观内部。这个人就是花园旅馆和花园小学建筑物的管理人倪宏滨。
售票处在厅里挂着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讲卫生）的标语。这是在全国都可看到的。
在日本，各种广告泛滥。但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城市里，“让我们……吧”式的口号十分显目。
强烈的广告，令人畏缩，但是，到处是口号和标语，也令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通过服务台来到走廊里，这里有许多客房。令人吃惊的是，无论外表或内部都依然是地下监狱的样子。每个房间的入口都有一扇木门，门上在和眼睛差不多的高处有一个枪眼似的窥视孔，可以看到室内的情况。
管理人打开门，鲁莽地进入房内。房内两侧靠墙各有四张双层床，全部共八张床，只有二三个旅客。
对于突然闯进来的管理人员，没有人表示不满，旅客和旅馆方面根本不在意隐私等。
所有的房间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是男女分住的。每个房间内有4至10张双层床，只有比较高级的房间才配有沙发和桌子。
面向外边的墙壁上嵌有铁栅栏的长形的窗户，从窗户的上部能够看到地面。房间内倒是很清洁，但是，仍使人感到有些煞风景。据说，旅馆常常接近客满。
对于突然闯进来毫不客气窥视室内的我们，旅客们虽然投以奇怪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露出愤怒或不愉快的表情。
这是仅供住宿用的简易旅馆，也是中国人用的最普通的住宿设施。
把监狱若无其事地改用做旅馆，令人有些吃惊。
“这个旅馆的前身是旧日本领事馆的监狱，人们怀疑这里是被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你知道吗？”我向管理员询问道。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听说在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设有特务、间谍机关的建筑物。最近从广播中听到还在平房驻过731部队。”
“旅馆的每个房间，还是当时的原样吗？”
“门窗还是老样子，每间房子都有铁栅栏！”
“日本人来参观过吗？”
“来过5次左右，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们说为什么到这里来参观呢？”
“说从前曾在这里住过。”
“他们说过是原731部队的人吗？”
“不清楚。”
关于旅馆，我们了解到共有11间房80张床，全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旅馆和学校的房子虽是统一管理，但互不干涉。房租，“大”房间2元，“小”的1.4元。在中国，旅游尚未普及，旅客都是因公出差的人。
地下刑讯室
倪先生说，这里有审讯犯人的地下室，还有其他的地下室。
我们走进了旅馆与小学之间的操场，又沿着很久没有人使用过的台阶往下走，一股霉味和潮气迎面扑来。如果没有手电简照明，这里将是一片漆黑。
这个地下室约有30张草席（榻榻米）那么大，天花板很高。这里乱堆着一些破木头、旧车胎等。倪先生说，这里已很久无人问津了。
我们打着手电简在室内观察，发现在砖墙上有淋浴用的支架似的金属物，一共有三根。用灯光照着仔细一看，原来是铁制的滑车。
滑车固定在墙壁上方长25厘米、宽12厘米的铁板上。
这个滑车是做什么用的呢？所谓滑车，一般是用来吊沉重物体用的。在审讯犯人的地下室里，被吊起来的物体又是什么呢？
我们做了种种想象，但是，在场的旅馆管理人、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的人等陪同人员，谁也回答不出滑轮的用途。
那么，又是怎么知道这里是犯人的刑讯室呢？倪先生说，有一位女士是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的，在这里受过刑讯，此人还活着。
我想会见这位妇女，但是查明她的住处颇费时间。听说，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哈尔滨。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她是很难的。
原731部队人员作证说，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是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证明地下室就是刑讯室的资料却很少。
但是，销毁731部队的活证人“马鲁太”和证据文件的是日本方面，现在只有凭日本方面的有关勇于作证的人和中国方面仅有的资料来追溯过去了。
这个地下室，战后曾一度被封锁。倪先生是在1968年战后第一个进来的，那时就发现了软木塞压缩机。
地下室约30个草席子大。除有滑车的房间外，还有一间宽2米、长7.8米的长房间。房间内积满尘土，那个软木塞压缩机就是从中挖掘出来的。化学实验室里使用的软木塞压缩机怎么会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呢？倪先生说：“烈士馆一个工作人员的妻子，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她把这个器具送来的。”
地下室里有一个从外部窥视的小窗户，但改作旅馆时把它堵死了。听说，战后，在倪先生之前，确实没有人进过地下室。
我们在地下室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调查之后，回到地面上。明媚的阳光令人心旷神怡。校园里成群的小学生，十分热闹。
倪先生补充说：“退休的花园小学校长曾介绍说：‘这里从前是座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不久，又做过日本难民的临时收容所，因此，那些日本人为了怀念过去，常常到这里来访问。’现在花园小学正在编‘校史’，寻找有关人员调查校舍的由来。”
等这部校史完成之后，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的秘密，中国方面就会解开。
在花园小学那旧式砖瓦结构的建筑物上写有“五爱”的大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勤奋学习，文明礼貌和遵守纪律”等口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这里曾经是恐怖的“马鲁太”转运站，而今天，这里巳变成了旅馆和学校。
印象淡薄的白桦寮
离开原日本领事馆旧址之后，我们来到731部队哈尔滨市内的联络站——“白桦寮”遗址。原白桦寮建筑位于吉林街11号。这是条街道路面狭窄的普通街道，但731部队人员是十分熟悉的。白桦寮右侧同哈尔滨特务机关相毗邻。在吉林街和一曼街的交叉路口处，设有哈尔滨市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宪兵队本部一样，戒备森严。
我们参观的“原白桦寮”是一幢白墙的三层半（一层为半地下室）的俄式建筑，现在已变成“地质勘测队”的办公地点了。
虽说这幢建筑和战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和我们从原部队人员那里获得的印象有所不同。他们说，原白桦寮是一幢红色砖结构的旧式二层建筑，呈]字型，大门略高，有一个旋转大门。
可是，有一位原部队人员说，1938年至1940年时的白桦寮位于义州街，主要是作为事务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宿舍来使用的。吉林街的那幢建筑称作“分室”，由石塚少尉担任分室长。也许在平房根据地建成之后，“分室”改称“白桦寮”了。“分室”和特务机关相毗邻，当时原731部队人员常常看到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乘坐着派克汽车出入“分室”。
据中流先生说：“白桦寮原在吉林街15号，现巳成为地质勘测队的车队所在地。据公安局长的调查，那里有地下室，是俘虏的中转站，‘马鲁太’被运进这里之后，再被送往731部队。
“地牢锁着，长时间没有人进去过了。白桦寮是731部队的转运站这件事，早就查过当时伪政权当局的档案，查明这里曾被宪兵和特务使用过。大家来哈尔滨之前，我们又请公安局调查了市内同731部队有关的旧址，发现市内有白桦寮和白桦别墅两个名称，感到很奇怪，又向公安局长进行查询，说根据接收时伪公安资料判明这里就是白桦寮，是‘马鲁太’和抗日运动参加者（地下活动家）的转运站。有时731部队人员来这里领‘马鲁太’，那时他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中国服装。”总而言之，这一点得到了确认。
当时在场的人对突然闯进来的我们，投以惊奇的目光。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们便欣然做了我们的向导。“白桦寮”后面那座二层楼的地下室里，有一米左右宽的走廊，在一边排列着八个像口琴孔一般的房间，门上都带有门闩，里面的确就是地下监狱。向左最里面的房间是“水牢”。装有铁栏杆的大门紧闭着，而且上了锁。现在，其中一间做了休息室，灯光下有两位妇女在休息。
当我提出希望看一看里面的水牢时，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一位长脸，似乎是负责管理的青年人跑过来，板着面孔责问道：“是谁允许你们进到这里来的？”
虽说我们是得到许可来的，但可能事先没有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于是，本来很友好的人，表情也变得难看了，气氛似乎变得紧张起来。不管怎样，我们又回到了“白桦寮”的外面，并向管理人员解释：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采访，但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谅解。许多人从“白桦寮”的窗口注视着我们，其中有一个在骂我们，虽然没有翻译，但可以明白，他是让我“滚出去！”我觉得在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反日情绪。中国东北是遭受日本侵略最深的地方，虽然战争已过了37年，但是，那种被侵略的伤痕仍然深深地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最近发生教科书问题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
由于中流先生从对外友好协会取得了批件，所以，紧张的气氛暂时缓和下来。那位管理人员拿着手电和钥匙，给我们做了向导。
这里的“水牢”比其他地牢深1.5米左右，是一个水牢的布局，里面堆满了废料和破烂。手电照出了墙上写着的“水牢”两个字。
管理人员对我们说：“那是战后进来的中国人推断这里是水牢而写的。”我觉得这里似乎不是“白桦寮”，而像是特务机关的旧址似的。但是，表面白色的三层半楼房，战前的确被日军接收过。歌唱家加藤登纪子的父亲从前曾在这里工作过。不久前，她也到这里进行过采访。
管理人员说道：“‘红砖结构的建筑’是在右侧的后面。但是，六个月以前巳经拆除了，现在正在修建新的公寓。
“据说，地下监狱和哈尔滨警察局（现烈士纪念馆）之间，由一条可以通汽车的隧道相连，警察用汽车把犯人送到这里来。”
听说，那条隧道尚没有填埋，但是，却没有能够证实它的资料。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现在哈尔滨市市长，他了解详情。但不凑巧，市长出差去了，没能见到他。
但是，警察局和白桦寮之间由汽车隧道相连，缺少必然的理由。那毕竟是传说。
回国以后，我把照片给经常出入白桦寮的原部队人员看，他们说：“不是白桦寮。”而说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和白桦寮的外貌十分相似。根据当地多数人士的证词表明，1936年以前，原日本领事馆曾设在这个地方。在那以后迁移到了火车站前的红军街（原车站街）。（作者注：I936年以后，日本领事馆已迁至现在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地下室作为铁路方面罪犯拘留所而加以利用。不能参观。）迁移以后的设施，由731部队接管改做白桦寮。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马鲁太”的转运站则肯定更加方便了。
关于“白桦寮”，当地的记载的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有些出入，现将这些情况整理如下：
当地记载：“白桦寮”和特务机关是分开的。旧址是吉林街I5号，外观是三层半的楼房，里面有座三层的建筑，它的地下室里有监狱和“水牢”（？）的遗迹。
原部队人员：
A：“白桦寮”在吉林街22号，是一幢红砖结构]字型的二层建筑，右侧同特务机关相毗邻。
B：A说中的“白桦寮”是吉林街分室，大门入口是旋转门，隔条大街是技师宿舍和一个叫“浜田”的花柳病专科医院。中方称作“白桦寮”的建筑是特务机关，原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是“白桦寮”，同花园小学之间的后院，战争结束时，曾作为日本难民收容所，这和记载是相符的。
我在现场辨别的印象，现今“地质勘测队”的建筑是原特务机关的设施。
在如此狭小的地段内集中了特务机关、731部队分室、原日本领事馆和“白桦寮”，也许当地记录把这四个设施的性质混在一起了吧！37年的岁月，已使当地的记录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日益淡薄。
美味的中国饭菜
访问哈尔滨的最后一天，我们决定去看看那些没有去过的与731部队有关的地方。
上午来到了细菌炸弹制造厂旧址，现在是“龙江橡胶厂”。
战争刚结束，工厂院内发现了成群的老鼠，鼠疫病流行。日军占领时，出入工厂进行严格管理。
它曾经是细菌工厂，不能单凭说发现成群的老鼠来认定。知道当时详情的人，都巳不在了。总之，这里确实很像日军的某种设施。
中国方面的记载之所以不详细，是由于日军占领时，那里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战争结束时，日本方面又将人证和有关资料全部销毁。经过37年的岁月，加害者、受害者双方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淡薄。
工厂内绿化得很好，深红色的万年红正在盛开，与其说是工厂，莫如说像个花园。快到中午，工人们拿着铝饭盒，他们走的方向像是食堂和小卖部，似乎他们在那里买吃的东西。我们不由得朝那个方向走去。
走进写有“安全门”的白色油漆大门，里面是个到处都有遮阳伞的院子，绿叶衬托着一簇簇盛开的鲜花。院子的中央是职工食堂，朝里望去，那里和院内截然不同——在破旧的地板上，摆着几张木桌，职工们正在吃饭。在供应食物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队，室内充满饭菜的香味。食堂虽然简陋，但食物的种类却非常丰富，看起来似乎香甜可口。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如果说旅馆里的饭菜是为外国人准备的，是经过专门加工的，那么，这里就是本来面目的饭菜了。
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可在香喷喷的气味和好奇的驱使下，我们巳感到饥肠辘辘了。我们向陪同参观的刘俊明厂长提出，很想在这里吃顿午饭。厂长显出吃惊的神色，但还是领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里间。
面对突然出现的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我们这一伙人，厨房里的人们都很惊讶。听我们特意想品尝一下这里的饭菜，他们便起劲地一个菜接一个菜地端了上来，真是丰盛极了。
有炒豆角、炒洋白菜、炖土豆、土豆焖鸡肉、豆角拌蘑菇、烤羊肉、猪肉炒胡萝卜青椒、凉粉拌洋白菜、汤，还有带馅的烧饼。最后，为了表示欢迎我们，又端上了一个水晶果冻。
我惊讶地问道：“这个工厂的职工，每天都吃这样可口的饭菜吗？”
“这是职工们最普通的伙食，一般从中选三四个菜。”
“一顿午饭大约多少钱？”
“平均一个人五角钱，工会负担一部分伙食费。”
这比日本人的一般伙食丰盛得多，充分保证了人体所需营养的均衡。日本的职工食堂，可选择的范围不过是A、B、C三种份饭和面食类，较好一点的食堂也不过是加上“寿司”。没有职工食堂的话，就得买汤面或咖哩饭，或者盖浇饭，再加上咖啡，约一千日元左右。支撑经济大国日本的工薪人员的午餐真是简单乏味。
旅馆的伙食中蔬菜很少。在这里，我们尽情地品尝了美味的中国饭菜。在整个旅途中，这个橡胶工厂职工食堂的美味佳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地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这句名言的含义。和他们吃了同样饭菜后，也都产生了亲切感。我们同厨师们合影留念之后，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再生的傅家甸
下午，我们到731部队的发祥地“南楼”和曾经是大魔窟街的傅家甸去转了一转。“南楼”的旧址目前是解放军的设施，不能进去。南楼附近是原江防舰队哈尔滨司令部大楼，依然如故。门旁的哨兵岗楼还保留着昔日的迹象。现在，司令部已成为第二职业高等学校。地处内陆的满洲国还有海军，令人大吃一惊。听说当时被日本嘲笑为玩具的舰队，却曾在松花江上威武地巡航。
许多路人围拢过来，纷纷向我们讲述。据他们讲，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条街叫做“南楼街”，令人惊奇的是，原司令部的旗杆依然如故地保留下来。
傅家甸位于哈尔滨市北部，面临松花江。滨州线(满洲里方面）和拉滨线（拉法方面）在这里通过，当地人称它为“道外”。从这种称呼来看，给人一种特地划出的区域的印象。听说，中流先生生于傅家甸十八道。据说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约30万，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地带。其中，日本人5万，其他外国人5万，军队有关人员严禁进入这一地区。满洲国时代的大魔窟街传说“一旦误入，九死一生”。今天，以往的那种恐怖气氛已荡然无存。大街比哈尔滨的任何一条街道似乎都充满着生气。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自行车，人们的服装也干净利落。可能很少有小轿车来往，大家都注视着我们。这里的氛围有点像东京的浅草地区。
越往里去，道路越狭窄，这里就是从前的傅家甸了。到处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屋，东倒西歪的砖瓦房，满街堆着破烂。屋顶上林立的供暖用的烟囱，说明这里冬季十分寒冷。
乍一看，像是个贫民窟，但却丝毫也没有纽约的哈雷姆和东京山谷那种阴森和荒芜的感觉，旅客走进人群之中并无不安的感觉，反而觉得处在一种明快舒适的气氛之中。人们的表情心平气和，房屋虽然陈旧，道路却很清洁。小巷里妇女、小孩和老人们偷快的形象引人注目。曾经是“东北特产”的老鼠几乎都没有了。
我想，不久的将来，昔日的傅家甸的影子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栋栋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新兴住宅区吧！现在，“魔窟”传说的阴影已经消失。今日的傅家甸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古老，却使人感到温暖。
归途中，我们游览了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以及为纪念1950年大洪水后治水工程而兴建的防洪纪念塔，从那里沿斯大林公园稍做散步。松花江吹来的阵阵寒风，刺痛肌肤。从日本带来的“御寒服”首次发挥了作用。
过去俄国和日本统治哈尔滨的情景，已被彻底改变，只有公园的名称依然保留下来。
731部队旧址纪录片
9月22日，即将离开哈尔滨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仅逗留了五晚六天，但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像很长似的。在逗留期间，中流先生住在旅馆，负责同访问单位进行联系，和我们一起行动。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人也一直全程陪同。
由于地方史学会的关照，利用出发前仅有的时间，让我们观看了731部队撤退后拍摄的纪录影片。
这部影片保存在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上午刚过8时，电影公司似乎全体人员都上班了。
我们认识了摄影者王之堃先生。他约50岁，个子不高，目光敏锐，不善言词。他带我们来到试映室，开始放映。既无字幕，也没有进行编辑，是摄影后未做任何加工的原片。没有配音乐，也没有解说。王先生结合画面做了讲解。
影片是从铁路支线开始的。右侧出现锅炉房，上边原封不动地耸立着三根怪状的烟囱和它支撑着建筑物墙壁的钢筋。
中间的烟囱上半部巳被炸毁，汽缸和旋转轴似的铁轴倒在地上，这可能是被炸毁了的田熊式锅炉。
画面上映出了一幢快要倒塌了的建筑物的一角和堆积如山的瓦砾。
“这是口字楼中间走廊的北侧。”
“从口字楼南部以及从口字楼内侧的北部进入各研究室和解剖室。”王先生做了这样的解说，这里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设施全图”（参阅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⑨⑩)。
画面上出现了原状的盥洗台，接着是二层楼的残骸。“这是口字楼北侧建筑物的内部和西侧的二楼。盥洗台怎么没有炸毁呢？”王先生提出疑问。画面上又出现了许多用钢筋水泥围成的变形的斗状洞孔。王先生说：“这可能是饲养老鼠的地方吧！那就是高桥班（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⑩）吧！”接着出现的是墙壁。王先生介绍说：“周围墙壁内侧的基础部分筑有深沟。”
“这是飞机场，在北侧堆积的是飞机残骸。”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水池。“这个池子不深。”可能是全图（38）的食用养鱼池。到处都堆积着陶瓷碎片、宇治式炸弹弹头螺旋式的盖子。刻有U字型导爆沟的弹简有一部分清晰可辨。“这是细菌炸弹的残片。”虽说是残片，但是数量太多了，银幕几乎容纳不下。
又出现了一个油罐状的大型容器残骸，头部有闸口式开口，这可能是高压蒸气灭菌器，也许是细菌培养罐。王先生也弄不清楚。
然后是遍地的瓦砾，只剩下石柱的基部，像墓碑似的残留着。显然是彻底地进行了破坏。“这里是7号楼、8号楼的旧址。”石柱的基部宛如“马鲁太”的墓碑。
再次出现了油罐状容器残骸的特写。王先生说：
“拍摄时，发现有七八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好像是培养鼠疫苗的铁容器。”
银幕上出现了地道。王先生说：“这是口字楼的东侧，炸毁后它暴露在地面上。口字楼东西方向能看到有地道的入口。”
再次出现锅炉残骸，王先生说：“这是发电机。”
“这是口字楼北侧的实验室。”
又出现了一个像地道似的洞穴。王先生说：“这不是地道，是炸弹坑。”
到此影片结束，放映时间共7分钟。放完影片后，我们向王先生询问了摄影时的情况。
与夙怨的诀别
“摄影是接受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委托，于1956年春（四五月）进行的。目的是作为地方史的资料保存。由于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前后算起来大约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战争结束到拍摄，其间相隔11年，这是什么原因？”我问道。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不在哈尔滨。”
“在王先生之前，没有人拍摄过吗？”
“不太清楚。”
“在拍摄之前，731部队设施的旧址，有人动过吗？”
“从拍摄时的情况判断，可以认为就是战争结束时的原样。”
“你进入地道了吗？”
“没有进去过，我感到地道很深。”
“拍摄的对象，是否有谁作过指示？”
“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拍摄了一些重要建筑和设施遗迹。”
时间很紧迫，预定今天乘火车去长春。因此，对731部队的“地下结构”只能具体地窥视其中的一部分。
说“口字楼东侧看到有东西方向的地道口”，实际上指的是全图（33）仓库附近连接7、8号楼的隧道。
原第四部部长川岛少将供述说：“监狱曾一度容纳过200～300名‘犯人’，最多的时候也曾收容过400名。”D·S先生作证说：“有地下室。”原队员也证明：“撤退时处决的‘马鲁太’有300人以上。”由此可以推断731部队的特设监狱是有地下室的。这部纪录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我向有关人员提出，能否得到这部纪录片的拷贝。他们流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听说，这些纪录片也是首次给外国人看。这是出于理解我们的采访目的而给予的特殊照顾，但是，复制纪录片却没有先例，而且技术上也有很大困难。
最后分手告别时，他们表示“我们将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哈尔滨的日程安排到此全部结束。五天的逗留期间，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关沫南副主席、中流先生、张浪副主席、地方史学会副理事长关成和先生、副秘书长刘福均先生、理事佟振宇先生、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的杨大义先生、对外友好协会王贯实先生等，都到车站送行。在这六天中，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和地方史学会的人员，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热忱地协助我们进行采访。他们的协助和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日中友好”绝非只是口头上的，而是真正把日本人作为邻邦来关心照顾的。临别时，哈尔滨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希望再来时，不是采访，而是带上家属尽情地来玩一玩。”
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不念夙怨的笑容，然而，我们却不能只看到这种笑容而忘记加害于人的事实以及作为加害者的忏悔。哈尔滨的天空，这一天显得格外晴朗，火车徐徐地启动了。
731部队的脊髓
关于地道的情况，有些是在采访结束后查明的。我们在中国采访旅行后回国约第四个月，接到了M·N先生寄来的关于731部队的地道情况的详细证词。1941年以前，他曾在原731部队管理课主管部队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
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以前，原731部队人员缄口不谈实情；但在问题发生以后，却有不少人寄来了新的证词，M·N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公开姓名也无妨，但是，为了贯彻“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还是决定使用英文字头来代替其姓名。
M·N先生生于1908年，原是电气技术员，1938年在东京牛込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第一研究室工作。他是从那里被派往731部队的。“这些情况没有多少人知道。”M·N先生说了这句开场白之后，在桌上展开了“全图”，指着图中的（31）（32）(第二栋器材办公室和武器库)说道：
“在图中（31）建筑物的地下室，实际上是变电站。器材办公室和中央走廊的连接处有去地下室的台阶，下台阶就可以看到那里安装着一台大型变压器。
“这里，就是地下变电站（室）侧面的一个小铁门，往前走就是中央走廊的下面。地道从这里开始，电工们把它称作‘地坑’，地坑宽约1米，高约2米多。我记得很宽敞，是一个大人站着的高度和宽度的地下通道。
“地坑，本来是矿山里的纵穴的意思，但是，731部队的地坑是横穴，墙上有许多粗细不等的管道，这些管道包括电话电缆、电线管道、热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等。地坑相当于731部队中枢神经的脊髓。”
“沿地坑向前走，就来到了口字楼南楼的地下。在这里，地坑同口字楼地下的东西走向的地坑相交叉。”
“再往前我就没去过了。我进地坑都是为了排除电气系统的故障和定期检修。若不是管理课人员，大概不会知道地坑的存在。”
地坑设在中央走廊的地下，贯穿于南北。同时，它和南楼下东西走向的地坑相连接，可能环绕口字楼一周。口字楼集中设置了各研究室、实验室、细菌制造工厂和特设监狱等，可以说是731部队的枢纽。既是枢纽自然就不可缺少供电、供热、排水、供暖和通信等设备，而731部队的地坑就发挥着中枢机能地下砥柱的作用。
这个地坑的存在与王先生拍摄的纪录片中，从在“全图（33）号建筑物附近可以看到的朝7、8号楼东西方向贯通的地道入口”这一事实相符。（33）号建筑物的南端，恰好位于口字楼南楼的延长线上。
但是，利用这个地坑来运送“马鲁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地坑的入口正对着器材办公室，如果“马鲁太”来到这里，很容易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也就没有必要再潜入地下了。如果有秘密搬运“马鲁太”的地下通道的话，自然也可能会成为“马鲁太”逃跑的通道。这样，特设监狱的铁门、口字楼以及黑框内的三重警戒线就都不起作用了。即使通往地下道的出入口被严密封锁，但万一有人进入地道，需要共用其地坑的话，发现731部队的“中枢神经”，那么，地坑将有被一举破坏的危险。这样冒险的兼用，是不可想象的。
八角亭的秘密
M·N先生证实地坑的存在后，又谈到另一个新的设施——“八角亭”。他说那是对“‘马鲁太’进行细菌空气感染实验的观察装置”。
据M·N的记忆，八角亭在房间的中央，其直径约3米，高约2米，是一个八面体的铁制容器，可以容纳三四名“马鲁太”。在各个面上都设有（70×50)厘米的观察窗，几根铁制导管从天花板伸进去。它是一个关上门就不漏气的密封装置。细菌污染了的空气通过导管送进亭内，然后从窗口观察空气感染的过程。在八角亭的房间的一角，有通往地下的楼梯。如果它是通向地下的楼梯，那连接的就是八角亭的一楼。它位于口字楼的一层，细菌制造工厂的中心。从室内角落的楼梯走下去，有一个“操纵”八角亭的动力室。动力室内有装着鼠疫、霍乱等多种细菌溶液和消毒液的容器。每个容器都装有泵，通过管道与八角亭的天花板连在一起。
管理人员在动力室里，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操纵八角亭。M·N本人曾几次操纵过八角亭，目睹实验的过程。好几名军医从八面的窗口观察被关在亭内的一个“马鲁太”。M·N根据指示按动了操纵开关。他忘记了当时使用的是什么细菌。通过天花板上的导管喷出大量细菌液，包围了无法躲避的“马鲁太”。M·N从动力室回到实验室，靠在墙上观看。军医们厉声斥责说：“墙上也粘有细菌，靠着它是危险的！”
“我也兼做消毒作业。实验结束以后，将吸入细菌雾的‘马鲁太’送回特设监狱。然后，从导管喷出消毒液将亭内消毒干净，再把污染的空气抽回后排入容器里，八角亭又成了真空罐。”
每次参加八角亭实验时，都能领到50日元的危险津贴。但是，由于受到良心上的谴责，有时连饭都咽不下去。再加上有被感染的危险，所以，M·N先生提出了退职的申请，一年后，好不容易从731部队退职。离队时，宪兵威胁说：“要是将731部队的秘密泄露一句，你就别想活命！”
知道八角亭的人很少。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记载着证实M·N先生证词的检查官的公诉词。
“为了利用活人进行这种实验，731部队还设有实验人体耐力极限的气压室。”
“被关进气压室的人，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这个“气压室”是否是八角亭，这一点尚难确定。但是，第一集中提到的“真空实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气压室”里进行的。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原731部队细菌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时，他的陈述是意味深长的：
“除以上谈到的情况外，我还知道731部队经常利用活人进行实验室内的实验。当时让被实验者强制感染各种细菌，对他们进行观察，其目的是研究效果最为理想的传染病的病原体。”（下划线为笔者注）
有关八角亭实验的证词充分说明，731部队的实验当时的目的在于改变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731部队的“主要武器”——鼠疫跳蚤就是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在敌国领土上，人为地使鼠疫流行起来。这种通过跳蚤将鼠疫菌传入人体的感染，是忠实地沿袭着自然感染的途径。所谓自然感染途径就是鼠疫、破伤风、恙虫病、斑疹伤寒、疟疾等通过皮肤感染，赤痢、伤寒和霍乱等通过口腔，肺鼠疫、流感和白喉等经过呼吸道感染。
八角亭的实验，表明（731部队）企图通过细菌喷雾，利用人工方法，将各种细菌统一通过呼吸道来感染。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731部队研制利用自然感染途径的细菌武器的方案。这也证实了本书（第二集）中收录费尔报告中的731部队人员，向盟军司令部供述的曾经利用飞机进行细菌喷雾实验的可靠性。
第06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缘
屠杀牲畜总部的旧址
开往长春的火车，约需4个小时的旅程。客车分为软席和硬席，外国人自然安排乘坐软席。双层卧铺对面而卧，四人共用一间包厢，这就是软卧客车。火车和(日本）新干线一样，是宽轨，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女服务员不断地端茶倒水。
窗外辽阔广大，一望无际。海洋一般的平原，丘陵绵延起伏，几乎见不到人影。在中国似乎明显地存在着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偏僻地区人口过稀的现象，但是，这一带地区不能说是偏僻地区。
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许行先生和王玉臻女士、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王文洁女士等人的欢迎。从车站前乘车前往旅馆途中，我们顺便去看了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长春是昔日“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关东军在这里拥立溥仪，制造了“满洲国”政府。关东军是“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原关东军司令部是一座日本城郭式的建筑。楼顶中央有个阁楼。以“天守阁”为中心，两翼对称地向左右延伸，两端设有“望楼”。这座建筑，确实显示出当年关东军的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现在正面朱红色的门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的匾牌。
长春的街道宽阔，绿树成荫。路上行人似乎比哈尔滨少些。我们住的旅馆，是位于该市南郊的“南湖宾馆”，它坐落在宽阔的南湖公园内。宾馆院内的大门旁，有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白色的楼舍掩映在繁茂的绿荫和盛开的鲜花丛中。庭院、楼舍和客房，都占有宽阔的空间。
访问长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731部队的姊妹部队——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的旧址。现在，这里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广”。据说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以制造卡车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
9月23日，我们访问了孟家屯。先到汽车厂总厂大楼，结识了工厂办公室接待科科长高先庆先生。在总厂楼前可以望见一排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在大门口遇见了昨天和我们同车来的日本家具制造厂的访华团一行。
关于第100部队的情况，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关东军司令部善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以及原第100部队人员平樱全作兽医中尉、三友一男中士已有供词。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关于这些供词，在本书第一集中已有叙述。731部队主要是研究以人体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名义上是“军马防疫厂”的这支部队则主要研究以牛、马、羊等牲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
高科长领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工厂院内一角的像仓库似的砖瓦结构建筑物。
高科长根据工厂有关人员和当地人士传说的有关第100部队的情部做了如下的说明：
“1951年，为建设汽车工业基地，首先进行了测量和平整土地。当时，从地下挖出了大量的人骨、马骨、药瓶、注射器和医疗器械的碎片。村里的人说这可能是被强迫到这里来做苦力者的遗骨。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曾为第100部队用马车运送粮食，他亲眼见过许多中国苦力被带进部队。他多次见到被带进去的中国人，可是，从未看见他们出来过。附近的村民们也这样说。”
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第100部队人员三友一男供认：为了保密，给七八名做人体实猃的俘虏注射了氰酸钾，将他们杀死。解剖之后埋在了家畜的坟地上。此外，检察官问他：“为做实验而送到部队来的人都必须弄死吗？”他回答说：“是的。”
三友供认的将俘虏尸体和家畜埋在一起的事实，与在100部队旧址挖出大量人骨、马骨这一事实正好相符。
第100部队留下的礼物
我们一边听着高科长的说明，一边来到写有“严禁烟火”的像仓库似的房前。
“听说这一带的房屋就是原细菌工厂的旧址。被炸以后，只剩下地基。我们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新的房屋，现在是机械部件工厂。”
“仓库”中空无一人，也没有收存的货物。仓库旁的空地上煤块堆积如山。
“就在这堆煤的下面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军撤退时，被炸成废墟，埋在下面了。要是挖掘开来的话，该场地和地基会保留着原状的。劳工几乎都是作为军马的饲养员而被送来的。被炸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我们工厂建于1956年。在此之前，这里作为仓库使用。”
“能够显示当时情况的，只有这张照片了。”和高科长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部件工厂的吕寿松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这一带就是司令部的旧址。”现在后院周围的房屋是工厂工人们集会和娱乐用的。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读者的来信报告说，在这一时期，长春近郊也发生了霍乱病。
731部队“留下的礼物”是鼠疫，第100部队留下了霍乱病。731部队放出了鼠疫跳蚤，而霍乱菌则通过污染了的食物，经口腔进行污染。据说，孟家屯的水井是霍乱病的病源，可能是第100部队在撒退时把霍乱菌投入了水井。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下到台阶底下，有一个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三层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们在平房见过同样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里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刻着“群灵碑”的船形二层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着一块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样的铜牌。
周先生说：“这个地下室是北野饲养实验动物的地方。在这里专门饲养‘满洲’产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温度保持在适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发现，使小动物在黑暗恒温的地下室里处于半冬眠状态后，注射斑疹伤寒菌，就能很快地发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动物的生理周期来生产斑疹伤寒疫苗。
根据周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当时估计为”弹子仓库“的地下室，其实是饲养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周先生还说：“北野给13名中国人注射了大概是在这地下室里培养的斑疹伤寒菌，并且进行了人体实验，残杀了5个人。北野在自己的论文里还介绍了这一实验。把活人当做实验品，良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北野，竟然会为供实验用的灰田鼠立碑。”
听了周先生的讲解，我联想起德川纲吉的“生灵怜悯令”。没有子嗣的纲吉，从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里得知“没有儿子是前世杀生太多的报应”的说法。他为了消除自己业障而发布了世界上最可恶而愚蠢的法令——“生灵怜悯令”。为了慰藉实验动物灵魂建立“群灵碑”，这种想法与动物的生命优于人类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两人的罪孽不同：纲吉是出于迷信，而北野则是在探索医学的过程中践踏了医学者所应有的理念。
群灵碑鲜明地象征着731部队医学者的本质。与其说他们是医术优先于医道，莫如说他们为了探求（医）道而丧失了（人）道。
伪满洲医科大学是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为研究军事医学而设立的“医学机构”。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来看待。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凌驾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傲气，促使他们把中国人作为绝好的实验材料，将医术和医道本末倒置了。
731部队在“为了探求真理”的名义上，又加上了“为了国家”的大义。也就是说，实施了“双重的正当化”。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国方面关于北野政次1939年写的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研究论文。北野的这篇论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国人作为实验材料而写出的。以下是论文中关于人体实验部分的摘要。
自制的人体实验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铁丝接骨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这具骨骼标本，是伪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的。其中两条左右股骨长短不齐，右股骨比左股骨短3公分。右股骨中间的部位用铁丝缠着。由于形成结痂，铁丝巳深陷入骨中，至少已有一年多了。铁丝是用钳子固定住的。被剪断的铁丝端部十分锋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腿部肌肉和神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骨骼的前后两面均有小孔的痕迹，这是急性骨髓炎转化为慢性骨髓炎之后，从这些化脓的地方整年不断地流脓汁造成的。那么，这具骨骼究竟是什么人的呢？我们查阅了尸体记录，结果得知他是同胞佟报功的骨骼。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杀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遗体记录卡上写着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骨骼为何成为这种状态呢？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抗日作家的证词（二）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第08章 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干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两国国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说在民族上有着血缘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过去把“满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线，军部甚至抛出谬论说：“从历史关系来看，满蒙应属日本民族。”
夕阳照射着窗外壮丽的景色。火车从无人的旷野逐渐进入市区，那是天津。
国共争论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离开中国的日子。在两周的逗留期间，我们同许多人有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会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告别中国之际，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1945年11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合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贺诚先生曾参加中苏联合调查团前往731部队设施旧址进行过调查。我希望同贺诚先生见一面，但是，当时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访华前，曾经参加过该调查团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贺诚先生的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贺诚先生，那时就可以查明731部队撤退后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
但是，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平房区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中苏联合进行调查的事实。也有中方有关人士否定这件事，他们认为，战争结束时十分混乱，中苏两国不会联合起来，进行这种调查。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日方人员也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11月时，照例不会进入哈尔滨周围地区。
也有人主张“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哈尔滨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设在佳木斯，贺诚先生等人理应在那里。再者，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约定只向国民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和中共军队联合进行调查”。
对此，D·S先生说：“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地区十分混乱，苏军、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的势力都进入这一地区，哈尔滨市区大致在国民政府军的统治之下，而周围郊区则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中。苏军和中共军队在地下保持着联系。”
总而言之，1945年对中国来说，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争夺统治权的特殊时期。
顺便说一下，中共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改编成了八路军，它和留在以江西省为中心的旧苏区的游击队新四军，构成了中共的主力军。开始时约有5万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过了128万人。作为抗日战争的第一目标，提出了解放“满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时，国民政府军队为了单独控制满洲，调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处肆意烧杀。因此，八路军调遣主力北上，与之进行对抗。
负责指挥解放“满洲”的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战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间，中共改编八路军，把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和华南的游击部队统一起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之，中日战争结束时，在华日军面临着国民政府军、中共军队、苏军和美军等同时要求解除武装的困境：“一天之内来要求日军缴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哈尔滨和东北地区乱到了什么程度。
即使贺诚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风暴，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尚未建立起档案系统，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究竟是否保存下来了，尚属疑问。唯一的希望是贺诚先生的记忆。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一生一次的泪水
9月27日，已是临回国的日期。我们应遨同戏剧作家夏衍先生座谈。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先生生于1900年，1929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剧团“艺术剧社”，并投身于抗日运动。他曾以《救亡日报》编辑身份，转战于广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后来到重庆。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细菌》、《考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