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上坪铁一中佐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队长。为了提高达境宪兵队的“成绩”，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是一个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军事情况，捏造了“进行反满抗日运动”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王环女士和她的父亲共15人。（中略）
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等30名宪兵，一个多月里，不让他们吃，不让他们睡，加以种种凶残的拷打，但未能发现任何事实。（以下略）
张女士双颊消痩，头发零乱，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又有些肿胀，但是，她只说：“我到苏联去诉说中国农民濒临死亡的痛苦，这有什么不对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话也没讲。（中略）这样一个被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人，不能释放，送上法庭又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考虑到已向司令官报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的“成绩”。反复思考的结果，只有把他们送进石井部队。包括张女士和她的父亲在内，把6名拷打致残的人作为“特别移送”转送进了石井部队，其他人勉勉强强地释放了。（《在华日本战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书，新读书社出版》）
王先生和韩晓先生最后说：“如果原731部队人员希望来平房访问的话，我们这里随时都热情接待。”
第03章 731部队旧址查证
1号楼
座谈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到现场去查证731部队旧址。部队旧址离区政府不远，乘车去二三分钟就到了。
下车之后，穿过砖砌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曾在照片上已熟悉的731部队总务部，即1号楼。
大楼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操场。门口正面是一座三角形的屋顶，左右呈对称形状。这幢二层的黄色建筑向西边伸出了长长的两翼。
在楼前的操场上，设有两个练习用的篮球架。在731部队的各项设施中，唯有1号楼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乍一看，它与地方上的中小学毫无区别，目前是哈尔滨市第25中学的校舍。在校学生约1700人。
好像正在上课，校园内空无一人，校舍与院内静悄悄的。校园内积有昨夜的雨水，映照着蓝天和白云。这种和平而又平凡的外观，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根据地的旧址。
在三角屋顶下的正门外面停放着十几辆自行车。根据原部队人员复原的部队设施“要图”，进大门之后，一层左边有传达室和宪兵室，再往左走是印刷室，左端是诊疗室；右边是调查科庶务班、调查课长室、摄影班、管理课、人事课。二层右端应该是石井部队长办公室。现在这些房间是学生上课、职员上班的地方。
瞬间，我们追溯到37年前的岁月，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出现在眼前。
校舍——原1号楼正面大门三角屋顶的右上方屹立着一根砖造的烟囱。围绕着这根烟囱的照片，在原部队人员中产生过争论：
1.在1号楼屋顶后面的那个位置，没有这样的烟囱。
2.在1号楼屋顶后面看到的烟囱，只能是焚烧“马鲁太”尸体用的，但是其位置应该在1号楼的左后方，还应更高些，而照片中烟囱的高度形状都比较小。从这一争论中又派生出新的问题来。
3.在1号楼右后方（东北）锅炉房的烟囱理应是两根，但照片中却有三根。
4.1号楼的屋顶比照片的屋顶低些，大门上三角屋顶的坡度还要更大些。
原部队人员众说纷纭。根据部队设施的空中照片，意见虽然大致统一，但是细节仍有争论。由此可以看出凭借记忆做出证词之难。
对疑问1、2，韩晓先生十分简单地做了回答。“那根烟囱并非731部队的，是我们修建暖气时新建的。焚尸炉的烟囱原来在西北角，但731部队撤退时已被炸毁，现在已不存在了。焚尸炉的位置还能找到，但什么遗迹都没有了。”
听着韩晓先生的说明，沿着校舍的右侧往后走。由于头一天夜晚下了雨，地面有积水，鞋子上沾满了泥泞。这时才明白平房区的人们都穿高统雨靴的原因——是为了陪同我们参观而早巳做了准备。
转到楼的后面，建筑物的状况为之一变。这里和涂黄色的正面不同：后面的墙壁没有任何装修，茶褐色的墙壁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由于雨水的侵蚀，留下许多灰色的水纹。
从1号楼中央三角屋顶下通往口字楼的中央走廊呈垂直状态连接着，听说这个走廊还是原样，但是1号楼后面的2号楼——兵器库和器材事务室的后面由于被炸毁，只剩下残骸了。院子里堆满了煤。韩晓先生回忆道：
“1953年，我来平房时，除1号楼外，还剩下一幢三层楼和走廊。但是，关押‘马鲁太’的7号楼和8号楼监狱的遗迹——我们把它们叫做四方楼（即口字楼的意思），只剩钢骨水泥的碎块、砂土、木材片和玻璃等的堆积，里面散乱着一些坏了的仪器、医疗器具和资料……部队撒退时，为了消灭罪证，把四方楼破坏得乱七八糟。”
韩晓先生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少年，曾在今天平房区伟建机械工厂前身的一座小工厂里当机械组装工。据说，附近没有能够居住的房屋，他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
“午休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宽敞的院内散步。当时这一地区内，还有731部队带鼠疫苗的跳蚤活着。院内到处都有严禁入内的铁丝网，我们都穿着防疫用的棉布袜子。”韩晓先生把那种袜子送给了我们。
特设监狱
从1号楼后面，我们沿狭而陡的楼梯来到二楼石井部队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两间房子组成的，现在已是学校的办公室。在场的两位女办事员对于这突然闯进来的一群人瞠目而视。我们一行包括陪同参观的平房有关人员、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人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士等在内共十七人。估计事先巳接到通知，但是她们却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
我们向这里的办事员询问了情况，听说战后，墙壁、天花板和窗户部分进行了修整，其他部分全部维持原样。这时，室内响起了电话铃声，似乎非常繁忙，我们想看看里屋，但遭到婉拒。
离开原部队长办公室，回到校园的门前，又乘车前往口字楼旧址。由于1号楼后的工厂和学校之间建有一道墙，不能直接走过去。
我们回到校门时，正好学生们下课。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走出来。他们中间穿草绿色、蓝色制服的人较多，也有几个女生穿着红色的运动衫。可能是把课本都放在教室里，大家都空着手。这和日本放学时的情景大不相同。
口字楼旧址是一块用砖墙围着的普通空地。砖墙并不是口字楼的围墙，而是为划分工厂、学校、仓库和住宅区而修建的。周围的榆树长得绿荫如伞。
地方史学会佟振宇先生说道：“731部队彻底破坏了四方楼和特设监狱，但当年种植在四方楼四角的小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弄清楚监狱的位置和面积。”据该学会对旧址的精密测量：
四方楼 7900平方米
黑框 47500平方米
生活区 98100平方米
总面积 32.24平方公里
从以上数值和空中照片来推测，口字楼近似长方形，东西略长一些。东西外壁长约90米，南北宽约88米。
由于空中照片的摄影位置不同，其形状有所不同。所谓黑框，是指在731部队“要图”中用粗黑线围起来的高压电网的区域，包括总务部、第一部、第四部和器材部等部门。生活区是黑框以外设施的总称。从总面积32.24平方公里反过来推算，731部队的占地面积约为5.678平方公里，这与以前说的6公里见方大体相符。
我们终于来到了口字楼院内的7号楼和8号楼旧址。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了查明731部队的真相来到了曾经关押过3000名“马鲁太”，对他们进行活体实验而无一生还的特殊监狱旧址。
空地上，摆满了附近工厂生产的大量水泥预制板，上面盖着草帘子，等着阴干。越过榆树，可以看到锅炉室的两根烟囱。工人们正在榆树荫下谈笑休息。
我走过去，向一位来看热闹的40岁左右女职工问道：“你知道从前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她回答说：“我知道这里有过细菌工厂，但不知道有过监狱。”
我接着问道：“从前这里经常关押着80到100个叫‘马鲁太’的俘虏，并进行各种实验。在这块充满仇恨的地方，有没有听说闹过鬼？”
对于我的提问，她朗朗大笑着说：“没听过这种说法。”她又补充说，“我是1957年来到这里的，当时大家都穿着到膝盖的高统防疫厚棉布白袜子。731部队放走的带鼠疫的跳蚤在这里还活着，有危险性。跳蚤最怕白色袜子。”
关于特设监狱有若干问题必须加以确认。原部队人员作证说特设监狱有地下室。也有人说731部队撤退时由于时间不够，在口字楼的院内挖了一个大坑，把“马鲁太”的尸体掩埋。但也有人否定这种说法。原部队人员的意见存在分歧。
在现场，我向韩晓先生询问真相。他回答道：“1958年，修建伟建机械厂宿舍的基础工程时，这一带挖了一丈多深，没有发现地下室，也没有发现尸体。”
我又问道：“那么尸体的骨头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呢？”
“是在口字楼西北角挖掘出来的。当时挖出三卡车的白骨，还有注射器、试管、乳钵、水壶、药瓶和碎玻璃等许多东西。”
“那些骨头和药品都怎么处理了？”
“用卡车拉出去扔了。”
“扔了！扔到哪里了？”
“20多年前的事情了，记不清楚了。不过，除了遗骨外也许还保存着一些其他物品。”
“请务必让我看看！”
“当然可以！”
两个以上的原部队人员做出证词说，“由于撤退的时间紧迫，坑挖得太浅，在特设监狱的院内焚烧、掩埋的‘马鲁太’的尸体，埋得不彻底，达不到隐藏尸体的目的，又派别的组把尸体挖出来，重烧一次，然后把骨头和灰扔进了松花江。”
从口字楼周围挖出白骨，并不止一次。据说1949年从地下也曾发现过大量的白骨。
731部队在撤退时“处理”的尸体，并非仅限于“马鲁太”。作为翻译雇佣的劳务班的中国人等，知道731部队特设监狱秘密的苦力（日本人把中国劳工叫做“苦力”）都一起被杀害了。挖掘出来的这些白骨，估计有可能是这些人的吧！
听说，至今在旧址内到处仍能挖出人骨的碎片。
中苏联合调査团
在启程去中国之前，居住在关西地区的D·S先生给我寄来了如下的信息：1945年11月，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进行了实地调查。当时的调查资料今天理应保存在中国的某处。
D·S先生是原日本陆军第一航空兵司令部的通信兵，是一个有坎坷经历的人。他在乘坐轰炸机时，被迫降在敌区，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11月，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调查了731部队旧址。
据D·S先生说，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现场进行了两天的查证。
调查团是以驻哈尔滨的中苏两国的军医为中心组成的，共20人。中方人员中有后来当副总理的民先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部政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姓吴的干部也在场。D·S先生分工负责测量731部队的全部设施。
通过两天的测量，判明包括防御阵地在内，整个设施的总面积约为254万平方米。这和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测量数据多少有点出入。
中苏联合调查团采集了旧址的土壤，调查了细菌污染状况以及老鼠、跳蚤等实验污染生物的生存状况。据说，当地老鼠繁殖了不少，甚至还跳到调查团人员的身上。
各种设施破坏得相当彻底，只有锅炉房的两根大烟囱还在。虽然还留有三台锅炉和发电机的残骸，但是，锅炉的几十根管道内繁殖了大量的老鼠。
63号大礼堂仅剩下钢骨架，建筑本身已变形。1号楼的屋顶已被炸掉，单体楼被破坏，已看不出原来的形状。高等官宿舍有四栋无损地保留着。动物房和焚烧炉只剩下了房基。
破坏得最彻底的是口字楼，部分建筑仅剩下一半残骸，特设监狱变成了瓦砾堆，仅剩下房基。D·S先生用手杖拨开瓦砾堆，还发现沾有血迹的石头，写有人名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块。
参与调查的政治部干部队R先生，对731部队怀有憎恨，对设施旧址的调查是很彻底的。据说，他的战友是被731部队残杀的。
据D·S先生的回忆，在口字楼旧址有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室。穿过口字楼中央的通道，是地下结构，同高桥班设施连接的地道（估计是通往解剖室的路）有一个出入口。
在许多废墟堆积的地方，地下室的出入口都开着黑色的洞口。由此可以看出，口字楼设施是一座设有复杂的地下结构的巨大建筑。
在731部队宿舍的周围，每隔50厘米密密地种植着牛蒡。关于这一点，中苏联合调查团中央的意见不同：有人说，日本人喜欢吃鸡素烧，所以种植了牛蒡；也有说：“不，这是为了防止由动物房逃出来的动物（老鼠）进入而种植的。”
“731部队在撤退时，来不及处理那些装在玻璃瓶中的人体标本，将这些东西装了两卡车，拉到松花江畔弃置不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和卫生部人员认为这些人体标本是关押在原日军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建筑地下室的人……其中，能够辨识的标本也有二十五六个。
“如果找到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的话，也许能够搞到当时的资料。贺诚先生是指挥当时调查活动现在还健在的中方负责人。”
出发前夕，D·S先生提供的回忆和建议，具体而富于启发性。
作者注
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的王之堃先生于1956年四五月份进入平房区731部队旧址，拍摄了整个设施被炸毁后的情况，作为地方史学会的资料。我们在该公司的试映室里看了这部资料影片。这是战后首次拍摄731部队旧址的影片。听说，现场一直保留着战争结束时破坏的原样。关于这部影片，将在以后加以叙述。
“马鲁太”小屋的值勤表
关于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后来又有若干名原部队人员寄来了新的证词。特设监狱（“马鲁太小屋”）的负责人是石井四郎的二哥细谷刚男。他是军队文职人员，享受高等官待遇。管理“马鲁太”的特别班，每班由6-7人组成，包括摄影班在内，共约100人。细谷刚男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
特别班人员的工作安排：上午8：00进入营门，直到次晨8：50，通宵达旦地工作。
工作分为管理“马鲁太”事务、炊事和看守监狱三大类。晚上10点全部人员出勤，而后每隔两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睡觉。
特别班备有一本《巡回日记》，足有三本大学用笔记本那么厚，以红线划为两栏，一栏记入“马鲁太”的编号，另一栏记录巡回情况。
“马鲁太”的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结束，这和负责X光透视的在田班的管理编号（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叙述）是一致的。
巡回从上午10点开始，每隔六小时进行一次，最后一次狱内巡回是在“马鲁太”就寝前，晚上8点左右进行。
腰上挂着毛瑟枪的六名特别班人员巡查各个牢房，让“马鲁太”从通话和送饭用的小窗口伸出手来试脉测体温。
写进《巡回日记》的内容：次晨交班时，在细谷技师列席的情况下，向下一班报告。如果发生事故（“马鲁太”生病，出现异常情况或病情变化），需要较多的时间，但通常巡回一次的时间约需30分钟。
各牢房内均安装有警铃，“马鲁太”感到身体异常时，可以自己按铃通知特别班办公室。
夜间常常响起警铃，这时立即叫醒正在打盹的特别班人员，全体人员连忙赶往报告异常的牢房，预防“马鲁太”闹事或逃跑。
开始进行细菌活体实验时，巡回的特别班班员也有被感染的危险，给正在实验的“马鲁太”试脉时，班员们必须穿上白色衣服和高统防护靴，加以保护。巡回结束以后，还要在专用消毒室里进行全身消毒。
“马鲁太”的讲习会
在特别班工作的人，事先要接受细谷技师的“讲习”。
“……‘现在让大家看看牢房，关押在这里的是按满洲人、俄国人人种分开的，把他们叫做‘马鲁太’。许多‘马鲁太’是供研究用的材料，患有鼠疫、霍乱和赤痢等，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分接近他们。试脉时，为了避免感染，要这样……’等等。”原特别班人员这样回忆道。
“特别班人员日夜都带着消毒棉，边擦手指边进行巡回。监狱一层中间是走廊，两边是牢房，每栋有12间牢房。1938年时，特别班人员每月增加25日元的危险津贴，那时大学毕业的工薪人员每月才拿30日元左右的工资，我们算是高薪了。”
据这位特别班人员说，“特设监狱里虽说有地下室，但规模并不大”。关于这一点，另一位特别班人员提供的证词是：“‘马鲁太’是经由地下通道运进7、8号楼（特设监狱）的。地下通道有轨道车用的铁轨……从口字楼中央走廊通往7、8号楼，院子设有坚固的铁门，经常有警备人员在门旁站岗”。
从口字楼到位于楼的一端的高桥班的解剖室，是由地下道连在一起的。这在第一集中已作了介绍。这个地下道延伸到解剖室的距离很短。部队人员把口字楼一层通称为“地下”。
一位特别班的人员为我们绘制了一份特设监狱一层的平面图。
第三根烟囱
从口字楼去锅炉房。再次乘上汽车绕过原卫兵室前大街，沿铁路线把车开到不能再开的地方。
下车后，我们继续沿铁路线往前走，不一会儿两根很怪的烟囱呈现在眼前，用我的照相机无法拍下它们的全景。
可能是窗框的残迹！一块上下并排着八个方孔的灰色残壁，像屏风般地立在前面，它的背后立着两根原来的烟囱，铁梯子也原封不动地附在烟囱的侧面。
这是731部队旧址中保留得最接近原型的地方。据说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决定把它保存起来的。
墙壁上弯弯曲曲的钢筋，像恐龙骨架似的挺出来。这宛如731部队一直喂养的锅炉房这个恐龙的化石。
用高性能炸药也未能破坏的这个恐龙化石，如今似乎已从头部开始脱落，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外貌，但是走近一看，经历了爆破和37年的风霜，它的残骸依然很牢固。
南边烟囱的基础部分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731部队锅炉房、给水室、工务班”。在残壁的基础部分光秃秃地伸着14根支柱，徒然地支撑着昔日731部队死去的机关。烟囱高约30米，残壁长约70～80米。
转到后边，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残壁上只能看到的两根烟囱之间还藏着“第三根烟囱”。它失去了上半身，但下半身却藏在残壁的后面。
再往后走，破坏得更为厉害。看起来像原状的烟囱，但它的下半部分已被打开了若干个洞口，像断裂的架桥似的，都可以窥见里面的钢筋。铁梯子的下半部分也被折断，但是，尽管被破坏，它拒绝倒下，依然附在上面。这根烟囱和坚固的残壁出奇得倔强。那厚厚的残壁断面，基础的坚固程度和伸出的钢筋显示出它是很粗的，就连工兵也拿它没有办法。目前，这里也设有“危险，严禁入内”的标志。
731部队修建如此坚固的烟囱，可以认为反映了他们打算半永久地在这块土地上盘踞下去的想法。
731部队采用了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集中供热系统。为了经营细菌工厂，不仅在医学方面，而且把当时科学技术的精华都集中用在部队设施的各种设备上了。
部队里，有三台最高压力为20公斤的田熊式锅炉安置在动力室内。这种锅炉是田熊常吉于1912年发明的自然循环式水管锅炉，战前作为工厂用的锅炉曾得到广泛的使用。
给水泵有两台90马力的，一台50马力的。通过给水预热器来适当控制抽水，多余的水自动流入蓄水槽内。
锅炉房的主任叫H·K，是海军上等机械兵出身的技术员，是个上班时间也不能离开酒的酒精中毒者。
但是，他对这三台锅炉和动力室的每一角落都十分熟悉，是锅炉的“主人”，因此，在动力班里，人们悄悄地说，石井部队长准许他在上班的时候喝酒。
动力室属管理课管辖。管理课由工务班和动力班组成，后者又分为发电、给水、供气和气缸等部门，共约50人。
恶魔的原型——锅炉房旧址
在高大的烟囱前面有一幢三层楼的动力室，后面有一个发电室。动力室的纵深有100米左右。动力室的一层设有驱动锅炉的发动机室、更衣室、浴室、盥洗室和仓库。二层设有锅炉（燃烧室）、热量和压力交换用的(锅炉）水箱。三层是同向锅炉供煤的加料斗相连的储煤室，燃料使用由阜新煤矿运来的优质煤末。每辆加料斗具有70吨的储煤能力。储煤室和加料斗由传送带和升降机相连，是机械化的供煤系统。
锅炉每小时约消耗5吨煤末。这里安装有90马力的换气用电动机，利用鼓风机向锅炉输送空气助燃。大型锅炉中，空气管道和烟道中通风的阻力较大，为了排除这种阻力，利用鼓风机增强通风力。
汽缸由16人分担，两人一组三班倒。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5点，尔后是夜班，工作到次日早晨8点。星期五的夜班，休息到星期一的夜班为止。星期六的白班，从星期日早晨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早晨。
最让汽缸组头疼的一件事是从石井部队长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烟囱：一旦冒出燃烧不彻底的黑烟，部队长马上就会直接打电话来大加训斥。由于田熊式锅炉的焙烧炉是自动进行旋转的结构，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冒黑烟的。在各作业场都安装有一台以上富士通公司制的拨号式电话。烟囱冒黑烟不利于防谍和防空，值班人员神经总是很紧张，生怕受到部队长的斥责。
在三根烟囱中，经常使用的只有两根，因此，不少部队人员记忆中“只有两根烟囱”。
1945年8月9日，部队开始撤退时，为了销毁大量罪证，三根烟囱全部开动起来。据原动力班人员的记忆，“各研究班连日来把大量的资料运来，从8月9日到13日，在炸毁锅炉房之前，一直忙着烧毁这些东西”。据说在烧毁的资料中，有许多“马鲁太”的X光透视片。
由于731部队专列的中国司机在途中逃走，动力班人员立即成了司机的替补人员，当了火车头的司炉。
在原锅炉房的东侧，有一片用砖墙隔开的住宅区，在原第二部、航空班和机库附近。这是一片泥墙、马口铁屋顶的平房，其中有的房子看起来像要倒塌似的。像这样的房子，屋顶上也装有电视天线。烟囱一旦倒塌，也许会殃及这些房屋。但是，今天平房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这种担心。在烟囱的上空，是中国东北地区蔚蓝色的天空。731部队原型残存的唯一旧址，总有一天也会荡然无存吧。
日中两国有关人员在烟囱的基础部分合影留念。731部队成了他们与过去素不相识的中方有关人员友好的纽带，令人不禁感慨万分。
冷冻“副调整室”——吉村班旧址
离开锅炉房，沿铁路线向北走，来到远离烟囱的地方。在铁路线分岔的地方，我们走进了左边的草丛。
杂草丛生，有一幢没有窗户像仓库似的建筑，还散布着一些用途不明的砖瓦小屋，正处在口字楼的后面(北），空地上乱堆着木材。我们走进了一座像仓库般的建筑。这是一座呈“』”形的建筑，左侧横的是二层楼，右侧竖的有高高的天花板，已破烂不堪。韩晓先生说，这里就是“吉村班（研究冻伤）的设施旧址”。在卷末附录的“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设施全图”⑤中，所显示的是“『”形，但实际则是一幢相反的“』”形平面。
在天花板很高的屋里，只能从上方的小窗口透进一点光线来，室内阴暗。地上铺着一层石头，墙壁是厚厚的混凝土。现在是哈尔滨市新丰工厂的器材仓库。
关于吉村班用“马鲁太”进行的冻伤实验，1949年I2月26日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原部队教育部长西曾做了如下的证词：
“……听吉村班研究人员说，在零下20度以下的严寒中，从部队的监狱里把人拖出来，让他们光着手，用人工吹风的办法，使他们冻僵，然后用一根小木棒击打冻伤的手，一直打到能够发出如同敲打木板一样的声音为止……”
原部队第一部第一课课员古都做出的证词如下：
“……半夜11点左右，把被实验的人带到严寒的室外，让他们把双手放进冷水桶中，然后拿出湿淋淋的手，长时间在寒风中站立着……或者在夜间最冷的时候，被实验的人虽然穿着衣服，但却光着脚，被带到室外，在寒风中站着，进行冷冻。”
“我还听到目睹者说，还有在室内让人把手泡在冰中进行的实验。”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驻731部队宪兵曹长仓员做了如下的证词：
“……吉村研究员还让我看这种实验，它是在监狱的实验室里进行的。”
“这些中国人中有两个人完全没有了手指，他们的双手变得漆黑。有三个人的双手露出了骨头，虽说手指还存在，但只剩下了骨头。听吉村讲，这是对他们进行冻伤实验的结果。”
另一名原部队人员说，冻伤实验并非仅在露天进行，在室内也曾进行过。让裸体的“马鲁太”在冷冻室里进行冷冻。哈巴洛夫斯克公审记录中的“人工风”、“室内实验”和“监狱的实验室”表明是存在过室内冻伤实验的。眼前的吉村班设施是否相当于公审记录中提到的“室内”呢，还不清楚。在墙壁底部有砖砌的豁口，在它的上边，埋着一些用途不明的金属零件。
韩晓先生推测说：“从曾经安装过大型压缩机的痕迹来看，可能是低温仓库吧！”
在这幢组合成长方形的建筑里，横向楼和纵向建筑接合部分，二层的高度恰好可以俯视纵向楼的石头地面。如果在两幢楼之间用透明的厚玻璃隔开，那么宛如电视台里俯视演播室的“金鱼缸”——副调整室的情况一样。
孪生地下室
紧靠吉村班设施的附近，即“全图”中第（13）号的特别班动物房旁边有一个地壕。这个地壕的入口是一个突出地面的巨大的混凝土制的管道。
731部队在口字楼等处都建有复杂的地下设施。1945年11月中苏联合调查团的D·S先生的证词及原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认：“犯人是通过正面中央建筑物下面隧道似的秘密通道送进监狱的。”其他情况都已作了介绍，人们都知道有一条连接口字楼和解剖室的地下通道。
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地道和地下室呢？从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马鲁太”人数(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川岛供述说：“虽然能够关押200-300名‘马鲁太’，但是，有一次也曾同时关押过400人。”）来看，我依然怀疑该监狱可能有一个大规模的地下室。即使不是如此，我也嗅到在地道和地下室里有一种秘密的气息。
据下里先生的测算，堵在地壕入口的两扇铁门，每扇宽约1.4米，两扇合在一起，大致呈正方形。
地壕高约2.85米，在入口处有一个长1米的水泥屋檐向外伸展，下面就是铁门。铁门半开着，里面的台阶散乱着瓦砾和木头等，地壕里一片漆黑。
“我初到平房时，这个铁门是开着的，地壕里空无一物。1954年建成伟建机械厂以后，这里就成了堆积废物的地下仓库。现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壕。”
我们听着韩晓先生的介绍猫着腰沿台阶而下，借助灯光沿着水平的隧道慢慢地向前走，突然发现满脚都是白色的粉末，原来是石灰。
“恐怕他们听说森村先生一行提出要进地壕，为了安全起见，进行了消毒。”
李梅子翻译了平房区副区长王学琴先生的说明。我虽然不认为37年前石井部队有毒细菌还会活着，但是当地为此照顾我们的盛情厚意，令人感动。
地面宽约1.6米，“铺着砖头”。我们觉得似乎走了相当远的路，但实际上只走了几米路，在右侧又看到一个横着的坑，坑的宽度和地壕相同；再往里走10米左右，天花板呈拱形，两侧墙壁上有两层长水泥架，水泥架子上都有一道U字型的浅沟，显然是洗物台；水泥架向入口方向缓缓倾斜，尽头有一个排水口似的洞穴。从地面至天花板高度为2.85米，天花板中心处有一个通风口。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但是，横着的坑并非只有这一个，同它相平行的还有第二横坑，其尺寸和结构和第一个完全相同。如果在这里进行某种作业的话，肯定会有照明。用手电简朝天花板一照，上面果然吊着一个灯罩。
只有一个电灯不会太亮，充其量也就是60瓦到100瓦。从照明这一点来推测，我想这里并非操作精密机械的地方。地上和水泥架子上有许多碎木片、瓦砾和油桶。听说这些东西都是战后放进来的。
由于空气很坏，我们准备往外走。在地下呆了近一小时，考虑到我们的身体，因此，地面的人们催促我们回去。
这“孪生横坑”本身可能是“弹子仓库”，但是，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后来访问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时才弄清楚孪生横坑的用途。
可是，“弹子”是什么呢？
干燥菌弹子
第四部的编制
第一课：炳泽少佐；制造鼠疫、霍乱、肠伤寒、副伤寒和炭疽菌
第二课：野口少佐；见以下说明
第三课：有田少佐；斑疹伤寒
第四课：二木技术员；结核
通过一名原野口班人员的证词知道731部队里有弹子的存在。
野口班是第四部第二课的通称。负责研究炭疽干菌。第四部在战争结束时的最高负责人是军医少将川岛。
第四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量生产和保存细菌的方法，制造疫苗及免疫性血清，其编制与分工如上图所示。
在野口班的业务中有“研究干燥菌”一项。第四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保存大量生产细菌的方法。川岛部长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短期内保存细菌的方法，是依靠冰箱来进行”，但制造能够长期保存的干菌，是赋予野口班的主要任务。
野口班的作业设施，是口字楼外边的平房。这里由军官室、委任官室、四个研究室、冷冻室、分注室、雇员休息室、浴室、厕所、作业所(各种消毒、冲洗）和仓库等组成。
最里面是干燥室和冷冻室。干菌的制造流程如下：
1.将装在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玻璃瓶内的毒性极大的鼠疫菌和媒介物一起分注在200毫升的安瓶中；
2.把分注的活菌浸泡在60度的酒精中，使他们凝固在安瓿①的玻璃壁上；
①安瓿：指装药用的小玻璃瓶。——译者
3.然后利用干燥器抽出水分，使之干燥成为白色粉末；
4.最后把安瓿原封不动地装入陶瓷炸弹（宇治式炸弹）里。
干菌的毒性一般比活菌减弱7%～8%，但是，在使用装有菌体的陶瓷炸弹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失和漏出的危险性小，安全系数高。
野口班在长2～3厘米像干梅核那么大的铅片上挖出沟，让鼠疫菌附着在上面，这就是所谓“弹子”。把“弹子”装入小型炸弹内，然后放进烘干器中，使之干燥。
但据说在投下爆炸时，这种方法制成的细菌比陶瓷弹的死亡率高。在野外使用附着灵菌的“弹子”进行过实验。
投下“弹子”实验的实施要领是：以投下地点为中心，周围摆上培养皿。培养皿的间隔从50米到100米、150米、200米、300米，逐步加大距离。
在培养皿里加入了培养液，开着盖。在投弹后，将培养皿盖上盖，带回研究室，培养投下的细菌，确认细菌的死亡率。
如果通过上述实验取得成果，就在安达实验场利用“马鲁太”和动物进行实验。在这种活体实验中，使用了炭疽菌。
原部队人员作证时说：“野口班制造的干菌装入安瓶，和装有弹子的小型炸弹一起，放进木箱中，然后保存在地下仓库里，其数量多达几万个。在制成弹子之前，以‘马鲁大’为对象多次进行实猃，在取得对人体有效的结论之后，进行大量生产，并加以储藏。地下储藏是一种利用自然低温的良好保存方法。”
被夺走了的故乡
在查证了1号楼、特设监狱、动力室、吉村班设施和地壕等旧址之后，已到了中午，我们还想继续进行实地查证，但是，陪同我们的人员已面带倦容。
如果当地人有午睡习惯的话，就不能硬要他们采取“日本式”的做法，所以决定吃午饭进行休息。
在平房区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分头进行活动：我去三屯、五屯等附近村子，下里先生再次查证731部队各种设施并摄影。我对下里先生说：“时间不够用了，别吃饭啦，马上出发吧！”中方看到下里先生立即答应而吃了一惊。我们想看的、想转的地方太多了，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觉得可惜。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吃了午饭，然后下午分头进行采访。
731部队进驻平房区时，这块土地上原先居住的人们突然被没收了祖先传下来的土地，被迫背井离乡。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通过对原部队人员的采访，脑海里早已熟悉了一屯（头屯）、三屯、五屯、义发源等地名。直接访问这些同731部队有着密切关系的村庄，也是这次采访活动的目的之一。
目前平房区人口为！42523人（1983年），其中农业人口23361人，城市人口119062人(数字均引自当地资料），总面积为130平方公里。东部为机场跑道，西部为何家沟，北部为东轻砖瓦厂和靶场，南部为江南中环路，东南部为平房屯和伟建机械厂及地界。
731部队坐落在平房的东北部，其占地面积内包括了21个村庄：即义发源、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四屯、新五屯、瓦盆窑、大南沟、小南沟、正黄旗头屯、二屯、三屯、黄家窝堡、韩四家子、大乔家、三家子、张家店、平房屯、韩家店、腰二家沟、后二道沟、东二道沟和山咀，其占地共约80平方公里。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出发，驶向平房郊外。不一会儿便出了市区。过了五层楼的住宅区，便上了一块小小的高地。在这里，一片大平原尽收眼底。
前面丘陵的斜坡上可以看到烧暖气的烟囱林立的住宅群。韩晓先生说，那里就是三屯。
中国东北的地名，多数是根据满族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命名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等。
像正黄旗五屯、正红旗五屯这一类的“五屯”也有好几个，很容易混淆。眼前的这个村庄是正黄旗三屯，我站的这个地方，是原来的“黄家窝”，都是被731部队强占过的村庄。
汽车沿着斜坡缓缓地驶入了三屯。到处都是土墙、草屋顶或是用苇席盖屋顶的旧式农户。
人字形的屋顶两端都砌着砖烟囱。这种设计是将炉灶底下的烟道和土炕连在一起，利用做饭时的余热来取暖。这一带地方很少有汽车来，居民们以一种好奇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他们没有遭受731部队的伤害。”
汽车从三屯离开，又进入了乡村道路。由于前一天夜里下过雨，没有扬起尘土，但是，汽车车轮却常在泥泞中打滑。不一会儿，来到一个住户比三屯更加稀疏的村子，这里是四屯。村子中央有一条到处是积水的道路，土墙、草屋顶的房子稀疏地坐落在路旁，马车不慌不忙地走着，鸭群横穿道路。这一地区的住房上看不到电视天线。
一批好像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走过来。他们不同于中学生，肩上挂着一个手缝的布书包。他们穿着粉红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上衣或毛衣，和穿清一色人民装的大人形成对照。
来到这一地区，未开垦的原野格外引人注目，使人感到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东北地区的秋高气爽，每个村庄都洋溢着和平的景象，似乎毫无731部队留下的痕迹。
但是，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多半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从这一事实来看，被731部队夺走了故乡的人们，早已离散。
韩晓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731部队在战后平房区留下的“后遗症”时，这样写道：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为了消灭证据，他们炸毁了细菌工厂，向外散放了许多带菌的老鼠，引起鼠疫的流行。1946年6月，以原来的细菌工厂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方向呈扇状向外蔓延开来，当地出现了许多死者，平房完全荒芜，尸体遍野，人们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真是惨不忍睹，到处都听到哭声，到处都是新坟。”
“……今天的金星大队，那时是一个只有约400名居民的小村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死了四五十人。贫农刘忠的母亲，34岁，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病，痛苦了整整一夜，没等天亮就死了。没等到送葬，其父亲也死了。这样，一家四口人，只剩下了不满一岁的刘忠和64岁的祖母两人。”
“靖富祥一家是三代共23口人的大家庭，几天之内就死了16口人，其中还包括5岁和2岁的孩子。”
“派来的防疫医疗队在群众的全力协助下，捕杀老鼠和跳蚤，注射预防针，还到各村镇指导防疫活动，取得了成效，制止了鼠疫的蔓延。”
在阳光灿烂、牧场般的平房周围，村庄荒芜，由于鼠疫而暴死的尸体遍地皆是，这种情景令人不堪想象。
今天上午我们进入的地壕内撒满了消毒粉。由此看出，当地的人们对37年前撒下的细菌至今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我们乘车很快地转了一圈，看了这些情景，然后我和下里先生不约而同地在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旧址汇合在一起。
第04章 梦魇般的证词
731部队的沿革
9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再次来到平房。这次再访的目的是听取韩晓先生研究731部队成果的报告，同时对平房区人民政府为我请来的，尚幸存的被原731部队强制征用过的劳务班的劳工进行采访。
昨天是对现场进行查证，今天决定听取证人的证词。
虽说昨天和今天一共只访问过两次，但是，却感到一种似乎在这里已居住过很久的亲切感。从1981年7月19日在《赤旗》报上开始连载以来，平房的地理情况巳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于多次研究731部队设施“全图”，恐怕我们比当地的人更加熟悉731部队设施旧址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常常被韩晓先生和当地有关人士问及：“这里是什么设施的旧址？”
继昨天之后，今天的天气仍然十分晴朗。我们聚集在区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出席人员大致和昨天相同，但多了四名证人。
“关东军731部队进驻平房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计算的。今天，尽我们所知，谈一谈《恶魔的饱食》中没有写到的事实，作为谈话的中心。”韩晓先生首先开口，立即谈起731部队侵入平房的历史：
“1936年春天，关东军来到平房区开始测量土地，奠定了建设731部队的基础。当时，平房区有许多村庄，正黄旗、头屯、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刘家窝和五屯等村庄。关东军在这些村子的中间修建了731部队的基地。
“关东军在测量土地以后命令刘家窝、黄家窝、头屯和五屯等共1638户居民限期迁走。每户平均20平方米，共强制征用32760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建筑面积和耕地面积在内，按中国的单位计算，约610垧（6.1平方公里，一垧为1万平方米。测量田地的单位各地都不同，东北地区一垧折合15亩，1亩为60平方丈）。在这片土地上，731部队修建了细菌工厂、机场、礼堂、宿舍和发电站等。”
“限1936年秋天之前迁出的有黄家窝，限1937年迁出的有刘家窝，限1938年阴历8月15日（公历9月15日）迁出的有头屯、五屯，并且扬言如到期不迁的话，就将统统烧掉。因为下达命令那一天正值中秋节，所以当地的人们记得很清楚。”
“征用土地之后，发了很少一点补助金，这点钱连地租都不够，更不用说补给土地了。从下达命令到迁走为止，黄家窝和刘家窝仅有半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村庄也有一个月的。”
“共令1638户人家迁走，结果，居民不得不去投亲靠友，其中545户人家无家可归。住在正黄旗五屯的340户人家迁往西北约1.5公里外的裴家窝。当时裴家窝只住着两户人家。”
“虽然迁往了这一地区，但是没有钱盖房子，只好在丘陵土坡上挖洞，搭上树枝，用野草做屋顶，被迫过着穴居的生活。一到夏天的雨季，洞穴就有坍塌的危险；到了冬天，则置身于严寒之中。”
“头屯的农民张兴宽，无处可去，只好在二屯西门外搭了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面铺上木板、稻草，比马架（简易房）还不如。在这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棚里，有老父母、张家夫妇和三个孩子，三代共七口人挤在里面度日。”
“在平房区还有不少曾被强征到731部队劳务班当劳工的幸存者。”
韩晓先生说，为了不使当地对战争的记忆消失，他奔波在他们之间收集了不少证词。韩先生所调查到的731部队强制征用劳工的事实是活生生的：
“731部队对周围的村庄还规定：凡有18至55岁男子的家庭，每人每年至少服役四个月；有三个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强制义务服劳役一年。”
“张兴宽家也接到了服劳役的命令。他一家七口人，就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如果被强征去服劳役，全家就会饿死。他无可奈何，只好卖掉了仅有的家当，雇人替他到731部队去服劳役。”
“劳工有两类：一类是以工作为名从中国各地骗来的；另一类是从平房军事特区周围征用来的。”
“731部队对第一类人分文不给，而对后一类人支付很少一点工资。对全部劳工，不给予任何人权。加之731部队对中国劳工不合理的管理和残酷的压迫，完全不考虑劳工的死活问题。”
“1944年，从海城、大石桥和锦州运来约800名劳工。他们在货车里整整关了两天，到达平房时，已死了一人。”
“731部队称，发生了传染病要消毒，让劳工们脱光衣服，两天时间一直光着身子关在货车里进行隔离。把脱下的衣服放在锅中煮，等拿回来时，巳不能穿了。”
“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劳工们一丝不挂地被带到五屯。五屯有一间用苇席围起来的透风的大房间，把他们关在这里。当时快要进入严寒季节，在这个没有取暖设备的破草屋里，由于寒冷和营养失调，在10月和11月的两个月中间，劳工们由800人减少到200人。”
“活下来的劳工用土色的野生橡子面做团子来充饥；好的时候，掺上点玉米面，或用玉米面做成金字塔形的窝窝头来吃。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营养。”
“这些劳工置身于731部队劳务班残酷的管理之下。他们每天早上出工之前，要站队、点名，还让他们背诵日本国的‘国民训’。开始几年都是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监视下前往施工现场。基础工程结束以后，开始建设细菌工厂，这时劳工们没有身份证明就不能出入这里。”
“结束一天劳役回来时，门卫对劳工进行全身检查。在工地劳动时，不允许离开指定位置一步。”
“口字楼周围有围墙，不准中国人进入。因此中国劳工只能在‘严禁入内地区’以外的地方服劳役。在劳动中不允许在此附近步行或四处张望。”
“……强制劳役经常置于日本兵的严格监视之下。1938年，他们为了进行肆无忌惮的罪恶勾当，在这里设立了军事特区，其面积达32.24平方公里。他们在这一地区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凡是居住在军事特区的中国人，都必须有居住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就被视为可疑分子，随其进行任何处置而不能进行争辩。”
“在军事特区周围都立有表示边界的‘界牌’。731部队就这样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了另外的国家。他们命令，经过军事特区的火车，必须在平房的前一站放下窗帘。凡是从窗户向外张望者都作为间谍而被逮捕。”
“如果详细地讲述731部队对居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位曾在原田中班（动物班）工作过的劳工，现为平房区居民的黄国荣介绍了体验。
老黄是在田中班养马的饲养员。他劳动的马棚，位于口字楼的西南角。他在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押送囚犯的汽车驶抵这里。据老黄的记忆，押送车每周星期六下午驶抵，汽车是深绿色的。
某星期六，他看到从押送车上下来了约20名囚犯。他们都被蒙着眼睛，带着手铐和脚镣。押送车有时从东门或南门进入口字楼。老黄常常亲眼目睹押送囚犯进楼时的情景，但是，却从来未见过从楼内走出一个人。接着，韩晓先生又讲了原工务班的劳工白武斌的体验。
白武斌看到过一辆满载高粱和蔬菜的马车停靠在口字楼前，然后由日本军队文职人员把货搬进楼内。
“从老黄和老白的证词来看，估计口字楼内关押着中国人，但是，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是打听不到的。”
731式的“粪便刑”
同韩先生所讲情况相似，从原部队人员那里也听到了中国劳工的一些悲惨的故事。
负责731部队各项设施建筑工程的是日本特殊工业、铃木组、大林组等建筑公司。在口字楼东北的一角设有各企业的工地宿舍，工程结束以后，就当中国劳工的宿舍用。中国劳工的工种，分为翻译、木匠、场内物资搬运、农业、清扫和洗濯等，总人数约500人。
在那根奇怪的烟囱向南约100米处有一幢很普通的二层楼，这是秘密监视中国劳工的监视所。警备人员用望远镜监视劳工们。警备人员隶属于731部队总务部，称之为“中留班”。据说，监视所尤其注意的是在铁路线上劳动的工人们的举动。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劳工以为周围没有人看见，想掀开货车的席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不料被警备人员发现，该劳工被带到卫兵室。这名年轻的劳工还带着一个道教的护身符。
被捕的劳工哭着哀求说：“我出自好奇心，并不是间谍行为！”但是，他们连听也不听，用铁丝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在交给宪兵之前，把他扔进卫兵室的粪坑里。731部队的厕所几乎都是冲水式的，唯有卫兵室和教育部的厕所是掏取式的。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反战官兵的下场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鬼子”的去向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这里虽比日本辽阔，但到处都是人工的。沉落在人工范围内的夕阳，和在日本所见到的，是相同的色彩，大小也差不多。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我边追忆着时代的演变边思考。731部队为什么把根据地选在平房呢？在参观了平房现场之后，我想出了若干理由：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高级队员的小传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下的回忆。这个当时军部最高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证实了“平房以前”731部队选点，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冻伤实验以及美苏围绕着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争夺战等的真相。
“时间在1933年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拉滨线车站附近的背阴河设置了石井研究机关，邻近就是关押土匪的收容所。”
“因为用活人代替了土拨鼠做实验，所以自然取得了效果，并稳步地取得了医学成果，但其详情我不知道。据石井战后透露，约有200多项取得了专利权。”
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叙述了有两名军医大尉“因实验马疽和其他项而以身殉职”，731部队制造虚假的战绩，为“这两个人申报功勋”的事实以及人体冻伤实验的成果之后，这样写道：
“……战争结束以后，石井留下了许多问题。与其说是战争结束前，倒不如说是我作为第二师师长，于1937年春到哈尔滨赴任时，那时，石井机关在哈尔滨南郊已建有相当漂亮的建筑物，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苏军迫近哈尔滨时，他把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装了三大皮箱，乘飞机回到了东京，把它藏在牛込户山町的家中。”
“战争结束后，苏美两国之间围绕着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满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已经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这并不奇怪，但是，美军也重视它，说明美国的谍报机关是很优秀的。
“战后有一次，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当局，要求联络官有末精三中将‘把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
“有末询问道，这是战犯还是利用？对方说是后者。所以有末就放心地陪同石井来到司令部，尔后进行过许多交涉。他们还赠送金子等给石井。结果，把这三个装有贵重资料的皮箱全都带回美国。后来，美国虽把没收的陆海军的文件大部分都交还日本，但是，那三个皮箱始终没有归还。”
“苏联方面要求获取石井研究资料的运动极为积极。苏联军官访问石井，开始时，按照规定，是在占领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后来，他们背着有关人员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在自己家中经营旅馆，所以不能谢绝来访客人。苏联军官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有时做出让步说即使提供一部分资料也可以。由于他们频繁来访，石井得了神经衰弱症，搬到老家去了。”
原陆军大将冈村认为，苏联判断“从石井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而采取了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审讯731部队人员的办法”。（引自“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集）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记述了731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市背阴河诞生的情况，但《真相》杂志于1950年4月1日发行的第40号以“370000人之谜——活着的细菌部队”为题做了如下的记述。虽说引用的稍长一点，但是由于它是被埋没了的贵重资料，我想在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介绍：
“当时（1934年），石井是军医中佐，头衔是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去满洲以后，秘密组建了‘东乡部队’——后来，利用石井的家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部落的名称，改称加茂部队的细菌研究所。它设在哈尔滨东南方约70公里的拉滨线五常车站附近。
“著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别名第731部队’这个名称，是在5年以后，部队的根据地迁至哈尔滨郊外平房火车站附近以后才使用的。当时，和队长石井中佐在一起前往的有增田知贞军医中佐（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太田澄军医中佐（冈山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佐藤俊二军医中佐（京都大学，医学博士）、渡边连军医少佐（熊本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早川清军医大尉（东京大学，医学博士）、西村英二军医大尉（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等军医军官，还有天辰良道药剂中佐（长崎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川岛三德药剂大尉（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增田美保（东京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山之内药剂大尉（金泽医科大学，理学博士）等药剂军官。这是主要阵容，此外，还有五六十名下士官。在用铁丝网包围着的研究所内，由乙津一彦宪兵（法制大学毕业）等20余名部队直辖的宪兵队队员进行着严密的警戒。”
“后来，晋升为中佐的山之内药剂大尉（现为中央区日本桥本町4一6，生产‘苯海拉明’的原兴和化学东京研究所所长）说：‘一不留心，说漏了嘴，后来受到同事们的责备。我什么也没干过，只是对那里的井水进行过检测，马上就被调往野战部队了，其他人干了什么，我不知道。’”
“所谓‘野战部队’，事实上是指1939年10月入侵华北、华中地区的石井细菌部队而言。第1855部队即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城内东单）和第1644部队即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城内中山路）是两个重要的根据地。1940年6月，在此之前，原在731部队本部的山之内，在晋升少佐的同时，调任华中的第1644部队（第一任队长为增田知贞军医大佐）的‘材料课课长’。这是在该部队工作过的某女抄写员透露的。顺便讲一下。第1644部队的队长，于1941年由太田澄军医大佐接替增田知贞大佐。1942年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和在苏战犯佐藤俊二原军医少将为同一人）又接替了太田大佐。而华北的第1855部队，从1939年末创建以来，一直由西村英二军医大佐担任队长。增田、太田、佐藤和西村四个人被称为‘石井部队四大天王’。他们深受石井宠爱，虽是药剂师的身份，但常和驾驶重型轰炸机的增田美保大佐（新宿区大久保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成员浅沼靖氏说）在一起，常在哈尔滨、北京和南京三个点飞来飞去，是进行‘人类大屠杀战’的名人。”
接着，就1938年在平房建立根据地，以后显露731部队本性的过程做了如下的记述：
“1938年底，731部队在满洲国滨江省双城县平房进行大规模工程的招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