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东西是你绝对不想碰的。”
“也许吧，是的。”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可以理解，”他说，“我也能尊重你的选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因为有你做后援，我可以放心。而且这种生意利润很高，你知道的。”
“当然。”
“可是很脏，对不对？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脏的行业。”
“那就别做了。”
“我正在考虑。我从来没打算把它当成终身职业，总是想再做个两年，再做它个几笔，在国外再多存点钱。老生常谈，对不对？我真希望他们赶快让毒品合法化，让大家都好过些。”
“前一阵子刚有个警察这么说过。”
“绝对不可能的。或许也有可能。告诉你一件事，我肯定很赞成。”
“然后你要干什么呢？”
“卖别的东西啊。”他笑笑，“上次出国碰到一个家伙，跟我一样是黎巴嫩人，在巴黎的时候我一直跟他和他太太混在一起。‘凯南啊，’他说，‘你最好赶快退出这一行，它会杀死你的灵魂。’他要我跟他合伙。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军火商，天啊！他是卖武器的。‘老兄，’我说，‘我的买主只会用货自杀，你的顾客还会去杀别人。’‘那不一样他坚持，‘我只跟像样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做交易。’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大堆他认识的重要人物，中央情报局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国防部的。所以说，或许我会退出毒品交易，摇身变成响当当的死亡商人。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
“难道那是你唯一的选择？”
“说真的吗？当然不是。我可以买卖任何东西，或许我老爸以前讲到腓尼基人做贸易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你不能否认，全世界都有做贸易的黎巴嫩人。大学退学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国旅行，去拜访各家亲戚。整个地球到处都有黎巴嫩人，老兄。我有个叔叔跟婶婶住在尤卡坦，中南美洲到处都有我的表亲。我还去了非洲，我妈那边的亲戚住在一个叫多哥的国家。去之前我从来没听过那个国家。我的亲戚在多哥的首都洛美做黑市货币交易。他们在洛美市中心一幢建筑里租了一大间办公室，大厅里没有招牌，还得爬一屋楼梯，可是还挺公开的。每天人流不断，都拿着钱进来换钱，换美金、英镑、法郎、旅行支票。金子，他们还买卖金子，先用秤称，然后就算价钱。
“一整天，钞票就在他们的那张长桌子上推来推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经手的钱有多少。那时候我还年轻，从来没看过大笔现钞，但那里的现钞是论吨的。每笔交易大概只赚个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可是交易量惊人！
“他们住在城市边界上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宅子里，因为仆人太多，所以房子一定要大。我只是个从伯根街出来的小鬼，从小就跟哥哥合用一个房间，我这位表亲居然家里每位成员都可以分到五个仆人，包括小孩。我没夸张。起先我觉得很不自在，觉得他们很浪费，后来他们解释给我听，如果你很富有，就有义务雇用很多人。你是在制造工作机会，为人民做点事。”
“‘留下来嘛。’他们对我说，想叫我加入。如果我不喜欢多哥，他们还有个姻亲在马里做同一行。‘不过多哥比较好。’他们说。”
“你现在还能去吗？”
“那是二十岁干的事，去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生活。”
“你现在多大，三十二？”
“三十三，现在入门有点老了。”
“或许你不必从跑腿的干起。”
他耸耸肩。“妙的是弗朗辛和我还讨论过这件事。她不愿意，因为她怕黑人。在一个黑人国家里当少数的几个白人，她觉得很可怕，她说，万一他们决定夺权怎么办？我说，亲爱的，什么叫做夺权？本来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人。不过一谈到这个话题，跟她就没理可讲。”他的声音突然变硬，“结果你看看带她上货车的是什么人，杀她的是什么人？白人！你怕一样东西怕了一辈子，结果却不小心栽在另一样东西手上。”他的眼睛盯住我的眼睛，“就好像他们不止杀了她而已，他们把她整个抹掉了，她不复存在。我看不见尸体，只看见身体各个部分、肉块。半夜三更我去我堂兄家的兽医院，把那堆肉块变成灰烬。她不见了，只留下我生活里的这个大洞，而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放进去。”
“别人都说时间能够治疗一切。”我说。
“我可以分点时间给他们，我的时间多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发现我居然会自言自语。还讲得很大声。”
“习惯有伴的人都会这么做，你会习惯的。”
“就算我不习惯，又怎样？就算我自言自语，又没有人会听到我讲话，对不对？”他从自己的水杯里啜了一口。“还有性，”他说，“我他妈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件事。我会有欲望，你知道吗？我还年轻，这是很自然的。”
“刚才你还说你太老了，不能去非洲开始新生活。”
“你懂我的意思。我有欲望，我不仅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觉得有欲望是不对的。不管我是不是跟女人上床了，我都觉得自己不忠实。就算我想跟女人上床，我又能跟谁上床？我能干吗？去酒吧跟女人甜言蜜语？还是去按摩院，付钱叫个斗鸡眼的韩国妹帮我手淫？还是去他妈的‘约会’啊？请女人去看电影，陪她聊天？我试着想象自己去干这种事，决定还是在家里自己手淫算了，只不过我连那也不能做，因为那样我也会觉得自己不忠实。”他突然往后靠，表情讪讪的。“真抱歉，”他说，“我没想倒这么多垃圾给你听。本来我并不想说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
回旅馆后我打电话给我的艺术史学家。那天晚上她有课，还没回家。我在她的应答机里留了话，不知道她会不会回。
几天前的晚上我们不欢而散。晚餐后我们租了一个她想看、我不想看的电影，或许我是在赌气吧，我不知道。总之我们俩之间就是不对劲。电影结束后，她说了一句带点色情意味的话，我建议她应该努力一点，讲话别老像个妓女。在平常的情况下，这个答复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当时我的语气很认真，她当时也回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我先道歉，她也道歉，我们说好不会在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等到该上床的时候，我们是在城市的东西两边各上的床。隔天谈话时，我们都没提那件事，到现在也没提，可是只要我们一开始讲话，它就一直梗在我们中间，即使我们不讲话，也是如此。
十一点半的时候她回电话给我。“我刚进门，”她说，“上完课后几个同学一起出去喝了一杯。你今天如何？”
“还好。”我说，然后我们聊了几分钟。然后我问她现在去她那里会不会太晚了点儿。
“哦，”她说，“我也很想见你。”
“可是太晚了。”
“我想是的，宝贝。我累坏了，只想快快冲个澡，上床倒下。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那明天再聊？”
“嗯，好好睡。”
我挂上电话说：“我爱你。”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听到那句话从四面墙上弹回来。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将那一句话逐出我们的谈话内容，现在我听见自己说出口，心里不知是真是假。
我有个特别的感觉，但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冲了个澡，走出来擦身时，望着盥洗盆上那面镜子里自己的脸，突然了解那是什么感觉了。
每天晚上都有两场午夜的聚会，最近的地方在西四十六街，我赶到的时候，聚会刚刚开始。我倒了杯咖啡坐下，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叫彼得，我是个酒鬼，也是毒虫。”很好，我心里想。“我恢复了一天。”他说。
不太好。星期二他清醒了两天，今天他清醒了一天。我知道那一定很痛苦，拼命想回到救生艇上，却怎么也够不着边。然后我就不再想彼得·库利了，因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参加聚会的。
我很专心地聆听主讲人的发言，不过却说不上来到底听到了什么，等主讲人讲完了，宣布聚会开始，我立刻举手。他们点了我，我说：“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我已经清醒了两年，从我踏进协会那一刻开始，我经历了不少事，有时候我会忘记其实我生活得很混乱。目前我与我女友的关系正面临一个困难的阶段，而且我一直没有自知之明，直到刚才。在我来这里以前，我觉得很不自在，必须站在莲蓬头下冲五分钟的澡，才终于搞清楚我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明白那是恐惧，我在害怕。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我感觉如果我放任自己的感情，就会发现其实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我都怕。我害怕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也害怕不跟她在一起。我害怕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会发现镜子里有个老头子在瞪我。我怕我会孤孤单单死在那个房间里，直到臭味漫出门外，才被人发现。
“所以我穿上衣服，赶来这里，因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有这种感觉，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样讲一通之后就会好过很多，不过它就是有帮助。谢谢各位。”
我想我讲话的口气大概像个神经病吧，不过我已学会别他妈的在意别人怎么想，我的确不在意。对我来说，在那个房间里那样掏心挖肺出奇的容易，因为除了彼得·库利之外，我不认识任何人。要是他真的只清醒了一天，大概也听不完整句话，更别提听完了还记得。
或者没那么糟吧。聚会结束时，大家站起来一起念平静祷告词，念完后，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一个男人过来要我的电话。我给他一张名片。“我常常不在家，”我说，“不过你可以留话。”
我们聊了一会儿，等我去找彼得·库利时，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是说完了马上就离开，还是等到聚会结束。总之，他已经离开了。
我有个感觉，他并不想见我，我可以了解。我还记得刚戒时的痛苦，熬个几天，喝了酒，然后再从头开始。他还处在另一种劣势里，因为他曾经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再一次失去控制，肯定觉得很羞辱。加上他目前的经历，要想重拾自尊，可能需要一段时日。
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是清醒的。虽然只有一天，但我们谁又不是这样呢？
周六下午我本来在看电视运动节目，后来决定休息一下，打了个电话给接线员。我告诉她我的卡掉了，不知该如何启动及解除转移服务。我想象她在查过记录之后，发现我从未订购该项服务，于是打电话给九一一，请巡逻车将整个旅馆包围。“把电话放下，斯卡德，把手举起来。”
我还没想象完，她已经接给电话录音，由电脑语音向我解释该怎么做，它讲得很快，我来不及全写下，所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重复整个过程。
我准备出门去埃莱娜家的时候，便按照指示，让所有的电话都自动转到她那部电话上，至少理论上会这样。不过我对整个程序并没有多大信心。
她买了票去看曼哈顿剧场俱乐部的演出，那出戏非常晦涩、阴郁，是个南斯拉夫剧作家写的。我感觉一定有很多东西因为翻译而损失了，不过整出戏的张力还是很具压迫感，带领我进入人类内心黑暗的甬道，完全没有灯光。
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没有安排中场休息时间，结果十点一刻结束时，我们觉得一分钟也没办法多待了，因为每一刻都让人窒息。最后演员谢幕，剧院里的灯光亮起，我们一个个像僵尸般挨出门。
“良药苦口啊。”我说。
“还是毒药？对不起，最近我挑的很卖座，对不对？先是那部你痛恨的电影，现在又是这个。”
“我并不讨厌这出戏，”我说，“我只是觉得我跟它打了十个回合，脸上挨了好几拳。”
“你觉得它想表达什么的信息？”
“或许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讲最淋漓尽致吧。信息啊？我不知道。也许它想说这个世界实在很糟糕吧。”
“要了解这一点何必去看戏，”她说，“读读每天的报纸就行了。”
“哦，”我说，“或许在南斯拉夫情况不同。”
我们在戏院附近吃了晚餐，那出戏的气氛缠着我们不放。
吃到一半，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为那天晚上的事道歉。”
“已经过去了，亲爱的。”
“我可不确定。最近我的情绪很怪，一部分是因为这件案子。有了一两个突破，我以为有进展了，现在又陷入困境，我感觉好像进退维谷。但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我们两人，你对我很重要，我们的关系也很重要。”
“对我也一样。”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感觉似乎慢慢对了，但那出戏的气氛仍然阴魂不散。然后我们回到她的公寓，我进洗手间的时候，她去查她的电话录音。等我出来时，她脸上有个很奇怪的表情。
她说：“谁是沃尔特？”
“沃尔特？”
“只想打个招呼，没什么要紧的事，想让你知道他还活着，或许待会儿再打给你。”
“哦，”我说，“是昨晚我在聚会里认识的一个男人。他最近才戒。”
“你把这部电话的号码给了他？”
“没有，”我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就觉得奇怪嘛。”
“哦，”这时我才想到，“八成真的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转移服务。我告诉过你港家兄弟玩电脑的时候给我装了转移的服务项目，今天下午我启动了。”
“所以说你的电话会转到这里。”
“没错。我本来不相信它真的管用，不过我错了。怎么了？”
“没什么。”
“你确定？”
“当然。你想听那个留言吗？我可以倒回去放给你听。”
“如果他只说那些就不必了。”
“那我可以把它洗掉了？”
“好。”
她洗掉录音，然后说：“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拨你的号码，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录音。”
“显然他并不认为拨错了号码，否则他不会留言。”
“他会觉得我是谁？”
“一个声音非常性感的神秘女郎。”
“他大概会认为我们住在一起，除非他知道你一个人住。”
“他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很清醒，而且很神经。”
“为什么很神经？”
“因为我在认识他的那个聚会里倒了一大堆垃圾。他可能会猜我是病人，你是牧师公馆里的管家。”
“这个游戏我们没试过，神甫和女管家。‘请赐福给我，神甫，因为我是个淘气的女孩，或许你该打我屁股。’”
“我一点都不惊讶。”
她咧嘴笑了，我伸手去抱她，电话居然在那个时候响了。“你去接，没准是沃尔特。”
我拿起电话，一个声音极为低沉的男人想找莫德尔小姐。我一句话都没说便把话筒递给她，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站在窗前，望着东河对岸的灯光。过了一两分钟，她走进来站在我身边。她没提那个电话的事，我也没问。十分钟之后电话铃又响了，她去接，结果是找我的。是沃尔特，依照协会里的建议，拼命打电话。我没跟他聊太久，挂断之后，我说：“抱歉，这是个馊主意。”
“嗯，你常在这里，应该想个办法让别人找得到你。”几分钟之后她说，“去把电话拿起来，今天晚上我们俩都不再接电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乔·德金，结果他和另外两位刑事组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了。我回到旅馆，查我的口信，发现一个都没有。我上楼挑了本书坐下，过了二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埃莱娜说：“你忘了解除转移服务。”
“哦，我的老天，”我说，“难怪没有我的口信。我刚到家，整个早上都在外面，完全忘了这回事。我本来想直接回来解除，可是我忘了。你一定快被逼疯了。”
“没有，可是——”
“你怎么打得过来呢？难道没有转回你那部电话，给你一个通话中的信号声？”
“我第一次打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打到楼下柜台，请他们转上去。”
“哦。”
“显然它不会把打到楼下总机的电话也转过来。”
“显然不会。”
“TJ稍早的时候打来，不过并不重要。马修，凯南·库利刚才打电话来，你得立刻回话，他说非常紧急。”
“是吗？”
“他说事关生死，可能是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的语气好像很严肃。”
我立刻打电话过去，凯南说：“马修，感谢上帝，你别走开，我跟我哥哥在另一条线上讲话。你现在在家，对不对？好，别挂断，我马上跟你谈。”咔的一声，等了一分钟，又是咔一声，他回来了。“他现在就过来，”他说，“他会去你旅馆，就停在门前。”
“他怎么回事？”
“彼得？彼得没事，他会载你去布莱顿海滩。今天谁也不准乘地铁慢慢晃。”
“布莱顿海滩那儿有什么？”
“有很多俄国人，”他说，“怎么说呢？其中一个俄国人刚打电话来说他遇到跟我同样的生意难题。”
那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但我仍想确定。
“他老婆？”
“比老婆更糟。我得出门了，我们在那里碰头。”
第18章
九月底埃莱娜和我曾在布莱顿海滩过了一个很有田园风情的下午。我们乘Q线地铁到终点站，沿着布莱顿海滩大道散步，逛特产市场、看商店橱窗，然后到大街旁的小巷子里去探险，欣赏那儿简朴的木制房子和迂回复杂的后街、小巷和小胡同。大部分的居民是俄国犹太人，很多都是新移民，使整个区域弥漫一种异国情调，同时又有说不出的纽约特质。我们在一家格鲁吉亚人的餐厅吃饭，沿着海滨的木板路一直走到科尼岛，看那些比我们勇敢的人在海里戏水。然后在水族馆里待了一个钟头，才打道回府。
如果那天在街上我们曾经和尤里·兰多擦肩而过，我想我们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他看上去就像在家时一样，想必多年前在基辅或敖德萨时，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厚胸膛，那张脸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颂扬劳动阶级壁画里的典范；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面庞棱角分明，加上一个突出的下巴。棕色的头发长而柔软，经常得往后扬头把脸上的头发甩开。
他快五十岁了，移民美国十年，来的时候带着太太和四岁的女儿卢德米拉。以前在苏联他便做过一些黑市交易，到布鲁克林之后很快接触各种边缘企业，不久便开始交易毒品。他做得很不错，不过干这行没有不赚不赔的人，要么送了命或进了监狱，要么就做得不错。
四年前他太太的卵巢癌已经转移，靠着化疗多活了两年半。本来她希望看到女儿初中毕业，可惜却在秋天过世了。卢德米拉（现在她自称露西卡）在春天毕了业，现在是一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名叫奇切斯特学院的私人女子高级中学的新生。那所学校学费很贵，要求也很严格，毕业生进入常长春藤联盟大学的比率极高，当然也包括像是布林莫尔或史密斯这类的著名女子大学。
当凯南开始打电话警告同行小心绑架的时候，他差点就决定不打给尤里·兰多。他们并不熟，几乎没有往来过，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凯南以为尤里不必担心，因为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没有想到他还有个女儿：不过他还是打了电话，尤里听了更觉得自己打从一开始送露西卡上学的方式就是明智之举。他不让她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安排了车辆接送服务，每天早上七点半来家里，然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再到奇切斯特校门口去接她。如果她想去朋友家，车子会送她去那儿，等她想回家时，她再打电话叫车子去接。如果她想到家的附近逛逛，通常一定会带着狗。那是一条非洲猎狗，性情其实非常温和，但看起来却凶猛、吓人。
那天中午刚过，奇切斯特学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位说话颇有教养的男士解释说他是兰多先生的助理，要求学校早半个钟头让露西卡离开，因为家里有急事。“我已经打电话跟车辆服务公司讲好了，”他向接电话的女士保证，“他们的车子两点十五分的时候会在校门口等，不过可能不是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司机和车子。”还有，他补充说，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打电话去兰多先生的家，可以直接找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后他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她并没有打到那个号码，因为这件事并不难办。她叫露西卡（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叫卢德米拉）来办公室，告诉她今天她得早点离开学校。两点十分，那位女士往窗外看，一辆墨绿色货车停在位于庞艾普街上的学校大门正前方。那辆车跟平常接送那位女孩的新型通用轿车很不一样，不过显然是来接她的。车辆服务公司的名称及地址清清楚楚漆在车身两侧，査维里姆租车服务，地址在海洋大道上。绕到货车另一边替露西卡开车门的司机，身穿蓝色便装外套，正是该公司的制服，而且他还戴了一顶规定的鸭舌帽。
露西卡毫不迟疑地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绕到另一边，上了驾驶座，开到柳树街的街角，这时办公室内的女士便转开视线了。
到了两点四十五分，大家都放学了。几分钟之后，平常的那位驾驶员开着那辆当天早晨送露西卡去上学的奥兹莫比轿车来了。他很耐心地在路边等候，因为他知道露西卡通常会迟十五分钟才出校门。他很可能会等那么久都不说一句话，但露西卡的一位同班同学认出他来，告诉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她早就离开了，”她说，“半个钟头前就有人来接她走了。”
“得了吧。”他说，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
“是真的！她爸爸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你们公司派了另一辆车来接她。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塞佛伦斯小姐。”
那位司机没有进去问塞佛伦斯小姐；如果他那么做了，塞佛伦斯小姐肯定会打电话到兰多公馆，甚至还可能会打电话报警。但司机只使用车上无线电话打给海洋大道公司里的配车员，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如果她早需要用车，”他说，“你还是可以叫我来啊。就算你联络不到我，也该通知我一声，让我别白跑一趟。”
配车员当然不知道司机在讲什么。等到她大概抓出个头绪，她想到一定只有一种可能，兰多不知为什么原因，打电话到另一家公司叫了车。本来她可以不管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线路都在忙，或许兰多有急事，或许他自己去接女儿了，忘了取消订车。不过显然她觉得事有蹊跷，她査了尤里的号码，打了个电话给他。
起先尤里觉得她在大惊小怪。显然查维里姆公司有人出了差错，派出两辆车去接同一个人，让第二位司机白跑一趟。为这种事打电话来找他干什么？但他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他仔仔细细问了配车员经过情形，说他很抱歉，造成他们的不便，然后把电话挂上。
他接着打电话给学校，等他和塞佛伦斯小姐通完电话，知道他自己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电话过去的事之后，心里已经明白了。某人已成功从学校里拐走了他的女儿，骗她上了一辆货车。她被绑架了！
这时塞佛伦斯小姐也想通了，但兰多说服她别打电话报警，说这件事最好私下处理。他边说边编故事：“她母亲那边的亲戚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一直不赞成我的做法，想让她别再上奇切斯特，而送她去公园区一所神经兮兮的犹太学校里念书。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她明天一定会回学校上学的。”
他挂上电话便开始发抖。
他们绑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要什么？他什么都愿意给，那些狗娘养的家伙，他愿意把所有家当都给他们。到底是谁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到底要什么？
不是几个星期以前才有人提到绑架的事吗？
他想起来了，马上打电话给凯南。凯南又打电话给我。
尤里·兰多的家在那幢十二层楼砖造建筑的布莱沃特华庭的顶楼。我们一进贴了瓷砖的公寓大厅，两名穿着斜呢西装外套、戴硬鸭舌帽的彪悍俄国青年便上前夹住我们。彼得没有理睬穿制服的门童，只对那两个人说他姓库利，兰多先生在等我们。其中一个人便陪同我们乘电梯上去。
我们抵达的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半，尤里刚接到绑架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还非常激动。“一百万，”他叫道，“我去哪儿弄一百万？是谁干的，凯南？是不是黑人？是不是那些牙买加来的疯子？”
“是白人。”凯南说。
“我的小露奇卡，”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一看到我们就崩溃了。“你是哥哥，”他对彼得说，“你是？”
“马修·斯卡德。”
“你是替凯南做事的。很好。谢谢你们两位赶过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就这样通行无阻吗？我派了两个人在大厅里守着，他们应该——”然后他看到陪我们上来的那个人。“原来你在这里，丹尼，好孩子。你回大厅去守着。”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才派保镖。马已经被偷走了，我才把谷仓锁起来。有屁用？他们还能偷走什么？上帝偷走了我太太，那个卑鄙的家伙，现在这些狗娘养的又偷走我的小露迪，我的露奇卡。”他转向凯南，“就算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就派保镖在楼下看着，又有什么用？他们从学校里绑走了她，当着大家的面把她偷走了。早知道跟你一样就好了，你送她出国了，对不对？”
凯南和我对看一眼。
“怎么了？你跟我讲你把你太太送出国去了。”
凯南说：“那是我们编的故事，尤里。”
“编故事？你为什么要编故事？发生了什么事？”
“她被绑架了。”
“你太太？”
“对。”
“他们要多少？”
“他们开价一百万。我跟他们谈，结果砍了价。”
“多少？”
“四十万。”
“结果你付了钱？你太太回来了？”
“我付了钱。”
“凯南，”他抓住他两个肩膀说，“求求你，告诉我，你太太回来了，对不对？”
“她死了。”凯南说。
“哦，不！”尤里整个人往后一转，仿佛遭到重击，他突然举起一只手臂，用手蒙住自己的脸。“不，”他说，“别告诉我这个。”
“兰多先生——”
他不理我，又抓住凯南的手臂。“可是你付钱了，”他说，“你没有少给？你没有想骗他们？”
“我付钱了，尤里。他们还是杀了她。”
他的肩膀往下垮。“为什么？”他质问道，不是在问我们，而是问那个偷走他太太的卑鄙的上帝，“为什么？”
我上前去说：“兰多先生，这帮人非常危险，邪恶，又难以预料。除了库利太太之外，他们至少还杀了两个女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毫无放你女儿活着回来的意思，很可能她已经死了。”
“不！”
“如果她还活着，我们尚有一线机会。但你必须当机立断，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什么意思？”
“你可以报警。”
“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找警察。”
“他们当然会这么说。”
“我最不希望的事，就是让警察来这里打探我的生活。我若筹到赎金，他们一定立刻要査钱是哪里来的。但只要能救回我的女儿……你认为呢？如果报警，希望是不是会比较大？”
“或许抓住绑走你女儿的人的希望会比较大。”
“去他妈的，那救回我女儿呢？”
她已经死了，我心里想；但又告诉自己我并不能确定，而且大可不必讲给他听。我说：“我认为现在让警方介入，并不能提高救回你女儿的概率，而且还可能造成反效果。倘若警方介入，让绑架者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撒手逃逸，而且绝不会让女孩活下来。”
“那就去他妈的警察。我们自己来，现在怎么做？”
“现在我必须打一个电话。”
“你快去打。等等，这部电话不能占线。他们刚才打来，我有一百万个问题想问他，他却挂我电话。‘别用电话，我们会再打给你。’去用我女儿的电话，就在那扇门后面。这些小孩子，整天打电话，你想打回家永远都打不通。以前我装了另一种服务，插拨服务，把每个人都快逼疯了。在你耳朵旁边喀喀喀响个不停，叫这个等一下，你得接另一个电话。可怕。后来我不要了，干脆帮她装一部新的，她爱打多久就让她打多久。上帝，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只要把她还给我！”
我打了TJ的寻呼机号码，然后按下兰多女儿那部史努比形状的电话的号码。从房间装饰看来，史努比和麦克尔·杰克逊这两个形象，似乎在她的个人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踱着方步，等我的电话，在白色珐琅梳妆台上看到一张全家福照片。尤里和一位黑发女人，以及一个小卷卷头发直泻肩头的黑发女孩。那张照片里的露西卡大约十岁。另一张是她的独照，长大了不少，应该是去年六月时的毕业照。这张照片里她的头发短了些，表情很严肃，也颇为早熟。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他说：“哟！谁找TJ？”
“是我，马修。”我说。
“嘿，大哥！怎么样？”
“正经事，”我说，“紧急情况，我需要你帮忙。”
“没问题。”
“你能不能找到港家兄弟？”
“你是说现在？他们有时候很难找。吉米·洪有寻呼机，但不一定随时带在身上。”
“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他，然后把这个号码给他。”
“好。就这样？”
“还有，”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去过的那家洗衣店？”
“当然记得。”
“你知道怎么去吗？”
“乘R线到五十五街，离第五大道一个街区，离洗衣店四五个街区。”
“我没想到你那么用心。”
“妈的，”他说，“大哥，我一直都很用心的。我是个用心的人。”
“不只有办法而已？”
“用心，又有办法。”
“你能不能现在立刻去？
“现在？还是先打电话给港家兄弟？”
“先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去。你就在地铁车站附近吗？”
“大哥，我永远都在地铁车站附近。我现在用的是港家兄弟解码后的电话，在四十三街和第八大道交口。”
“一到那里，马上打电话给我。”
“好，出大事了？”
“非常严重！”我说。
我把房门敞开回到客厅，免得待会儿电话铃响听不见。彼得·库利站在窗前眺望大海。一路上我们没说什么话，但他主动告诉我自从上次我们碰面的聚会之后，他没有喝酒，也没用药。“所以我清醒了五天。”他说。“那太好了。”
“这已经变成行话了，对不对？不论是一天还是二十年，你跟人家讲你戒的时间，每个人都会说那太好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清醒的。’我他妈的要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才怪！”
我走到凯南和尤里旁边跟他们讲话。卧室的电话没响，可是差不多一刻钟后，客厅那部响了，尤里过去接。他说：“对，我是兰多。”然后别具深意地看我一眼，再往后一甩，把落到眼睛上的头发甩开。“我要跟我女儿通话，”他说，“你必须让我跟我女儿通话。”
我走过去，他把电话递给我。我说：“我希望那女孩还活着。”
一阵静默，然后对方说：“操！你他妈的是谁？”
“我是你拿女孩换钱的最大希望。不过你最好别伤害她，不要耍花招，也不要找借口拖延。因为只有她活着，才会有交易。”
“操！”他说。沉默了一阵子，我本来以为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他挂断了。
我把对话内容报告给尤里和凯南听。尤里很烦躁，深怕我态度过于强硬，会坏了事。凯南告诉他我知道分寸；我自己倒没这么有把握，但还是很感谢他支持我。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让她活着，”我说，“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回不可能只听他们的，如果不亮出人质还活着的证据，就别想看到赎金，做成交易。”
“可是如果你把他们惹火了——”
“他们本来就是疯子。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杀她的理由，但他们不需要理由，他们一开始就打算杀她，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她活下去的理由。”
凯南支持我的观点。“我什么事都听他们的，”他说，“唯命是从。结果她——”他迟疑了，我在心里帮他把话说完，“还是被切成一块块送回来。”但他并没有告诉尤里那一部分，直到现在他还是没讲。“——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需要现金，”我说，“你有多少？能筹多少？”
“老天，我不知道，”他说，“我的现钞很少。那个杂种会要可卡因吗？我有十五公斤，距离这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他看看凯南：“你要不要买？随便你出多少。”
凯南摇摇头。“我会把我保险箱里的钱都借你，尤里。我现在也紧得很，正在等一笔大麻交易。我已经预付了一笔定金，八成是付错了。”
“什么样的大麻？”
“从土耳其来的，经过塞浦路斯。鸦片、大麻，有什么分别呢？反正不会见到货的。我保险箱里大概有十万吧，时间定了我就跑回家去拿来，你尽管拿去。”
“你知道我会还的。”
“别担心。”
兰多猛眨眼睛，把眼泪挤回去。等他开口想说话时，声音有些哽咽，讲得有点困难。他说：“你们听听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一个他妈的阿拉伯人，居然要给我十万块。”他张开双臂抱住凯南，开始啜泣。
这时露西卡房里的电话响了，我走过去接。
是TJ，从布鲁克林打来。“在洗衣店了，”他说，“要我干吗？等个白人恶棍进来用电话？”
“没错，他迟早会进来的。你可以到对街的餐厅坐下，注意看洗衣店的门口——”
“我有更好的法子，大哥。我就等在洗衣店里，假装是另一个等衣服洗好的猫。这附近各色人种都有，我看起来不会很奇怪。港家兄弟打电话给你了没有？”
“没有。你联络到他们了？”
“我打寻呼机，按了你给的那部电话的号码，不过吉米要是没带呼机在身上，那呼了也是白呼。”
“就像森林里的那棵树。”
“说什么？”
“没事儿。”
“我会再打过去。”他说。
下一个电话打来时，是尤里接的，他说：“等一下。”然后便把电话递给我。这一次是个不一样的声音，比较柔和，比较有教养。虽然语气中仍带着邪气，但不像前一个有那么明显的愤怒。
“我了解咱们的游戏里新加入了一个玩家，”他说，“好像我们还没经过介绍吧。”
“我是兰多先生的朋友。我的姓名并不重要。”
“我们总想知道对手是谁吧。”
“说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是同一边的，不是吗？我们都想做成这笔交易。”
“那你只要听我的指示就行了。”
“不，没那么简单。”
“当然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然后你们照做，如果你们还想看到女孩活着回去的话。”
“你得先让我相信女孩还活着。”
“我可以向你保证。”
“对不起。”我说。
“这样不够？”
“你把库利太太送回来的时候，信用就已经破产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真有意思。你没有俄国口音嘛，而且也没有布鲁克林腔。库利太太的情况比较特殊，她丈夫想讨价还价，这是他们那个种族的天性，所以我们才奉还——嗯，其他的你自己明白喽，是不是？”
那帕姆·卡西迪呢？我心里想。她又做了什么激怒你们的事？可是我只说：“我们不会讨价还价。”
“你们愿意付一百万。”
“交换女孩，要她安然无恙。”
“我保证她安然无恙。”
“你的保证不够。让她过来讲电话，让她父亲跟她讲话。”
“恐怕——”他正要开始说，NYNEX的录音插进来，要他继续投钱。“我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他说。
“钱用完了？把你那边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他笑笑，把电话挂了。
下一个电话打进来时，公寓里只剩下我和尤里。凯南、彼得跟楼下两名保镖中的一个先行离开，想办法去凑钱。尤里给他们一张清单，上面有些名字和电话号码，而且他们自己也认识些人。如果能用家里用的电话联络，事情会简单很多，但我们只有两条电话线，两条我都不能让他们用。
“你不是干这一行的，”尤里说，“你是警察，对不对？”
“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所以你是在替凯南办案。现在你替我办案，对不对？”
“我是在办案，但我不想跟谁要薪水，你是在讲这个吗？”他摆摆手不想谈。“这行生意很好做，”他说，“不过也有不好做的地方。你知道吧？”
“我想一定是。”
“我想退出，所以我才没有现钞。我赚很多钱，可是我从来不留现钞，也不要货。我买停车场，买餐厅，把钱分散，你知道吧？再过一阵子，我就完全退出毒品交易了。很多美国人都是从黑道起家的，后来不都变成合法的生意人，嗯？”
“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却一辈子待在黑道里。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那样，要不是为了杰沃拉，我早就退出了。”
“你太太？”
“医院账单，医生费用，我的天，真贵啊。没有保险。我们是新移民，哪知道什么蓝十字保险公司？没关系，要多少，我都付，我很乐意付。能让她再活久一点，我愿意付更多的钱。只要能让她再多拖一天，我连我嘴里的假牙都愿意卖。我付了十几万，医生尽全力维持了她的生命，她没有早走一天。那些日子真是苦啊，可怜的女人，她受的折磨！可是她真的想多活一点，你知道吗？”他用一只厚手掌抹抹前额，正想继续说时，电话铃响了。他无言地指指电话。我拿起话筒。
同一个男人说：“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恐怕女孩是不能来接电话了，这个要求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让我们证明她很好呢？”
我用手把话筒蒙住：“讲一个你女儿会知道的事。”
他耸耸肩：“狗的名字？”
我对着话筒说：“叫她告诉你——不行，等等。”我又把话筒蒙住，说，“他们很可能也会知道，他们跟踪她一个多星期了，知道她的作息时间，肯定也看过她带狗出去散步，听到她叫狗的名字。再想一个。”
“之前我们还养了另一条狗，”他说，“一条小的，黑白相间，后来被车撞了。养那条狗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娃娃。”
“可是她会记得？”
“怎么可能忘掉？她爱死那只狗了。”
“她那只狗的名字，”我对着话筒说，“还有以前养的那一条。叫她描述两条狗的样子，把狗的名字讲出来。”
他觉得很有趣：“一条狗还不够，非要两条不可。”
“对。”
“这样你才能得到双重保证。我就满足你吧，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他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这一点我很确定。他讲电话的时间不是很长，投的钱都还没用完，不过这一套做法无懈可击，现在他不可能改变做法。本来他在用公用电话，现在得设法查出两条狗的名字和长相，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假设这次他并没有用洗衣店的那部电话；假设他是开车出去，到离他家颇远的某条街上用那里的公用电话，现在他得开车回家，停车，进屋去问露西卡·兰多她那两只狗的名字。然后他得再开一段车，找到另一部公用电话，把那些情报再转告给我听。
我会不会这样做？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或许我会再花一个硬币，省点时间，也省得跑这一趟，直接打电话给留下来看守女孩的伙伴，叫他暂时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拿出来，问到答案。
如果现在港家兄弟在这里，该有多好。
这可不是我第一次那么想。如果能让吉米和大卫进驻露西卡的卧室，把他们的调制解调器接上她的史努比电话，把电脑放在她的梳妆台上，事情就会变得多么简单！他们可以用露西卡的电话监听她爸爸的电话，不论任何人打来，我们都可以立刻追踪到对方的位置。
如果雷打电话回家问狗的名字，而我们在这边监听电话，那么在他知道狗叫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藏匿女孩的地方在哪里了。在他再打电话给我之前，我们早已派车守住两个地点，等他一打电话就逮他，然后再去包抄他的房子。
但港家兄弟并不在这里。我只有TJ，呆坐在日落公园的一间洗衣店里，等着别人来用电话，倘若他没有明智地把一半财产浪费在买寻呼机上，我就连他这项资源都没有了。
“真要叫人发狂，”尤里说，“坐在这里盯着电话看，等它响。”
那电话可是慢条斯理的。显然雷——我一直是这么设想的，而且有一次几乎就要脱口直呼他名字了——显然他不知：为什么理由，并没有打电话回家。算他得开十分钟车回家吧，盘问女孩十分钟，再开车十分钟回来打电话给我们。要是他心急，应该会更快，但如果他中途停下来买包烟，那可能就要久些，或是她人事不省，他们得把她弄醒。
就算它半小时吧。或许长一点，或许短一点，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如果她死了，那可能就要更久了。假设她死了，假设他们一开始就杀了她，在打第一通电话给她父亲之前就杀了她。那显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没有逃跑的可能，不必担心她尖叫。如果她真的死了呢？
他们不可能承认。一承认就没有赎金了。他们不可能急需要钱，不到一个月前他们才从凯南手里拿到四十万，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想弄到更多的钱。钱这玩意儿，没有足够的，若非如此，他们不会打那第一个电话，也根本不会去绑架谁。如果你只是想找刺激，那么在街上随便挑个女人不是很容易吗？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猜他们大概会找个理由搪塞，说她人不清醒，说她被下了药，不能集中意识，没办法回答问题。不然就随便编个名字，硬说那是她讲的。
那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在扯谎，而露西卡已经死了。但人总是只相信我们想相信的，而我们愿意相信她还活着，即使只有一点点希望。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会付赎金，因为如果我们不付，就连那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把它抓起来，结果是个拨错号码的家伙。我打发了他，但三十秒钟后他又打来，我问他打几号，他讲的就是这里的电话，可是他原来想打到曼哈顿去。我提醒他得拨区域码。“噢，老天，”他说，“我老干这种事，真笨。”
“今天早上我也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尤里说，“打错号码的。真烦人。”
我点点头。万一我在应付那个白痴的时候，他正好打电话来呢？果真如此，他为什么不再试？现在线路已经不忙了，他妈的他还在等什么？
或许我犯了一个错误，不该跟他要证据。如果她早就死了，那我只是在逼他们摊牌而已。他可能决定不理我了，干脆取消整个行动，逃之夭夭。
那样一来，我岂不是要等上一辈子，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等到他们的电话了。
尤里说得对，这样子等真会叫人发狂，坐在这里盯着电话看，等它响。
但事实上没有我估计的半个钟头这么久，我们只等了十二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我伸手抓起话筒。
我说喂，雷说：“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角色。你一定是毒贩，做大宗的吗？”
“好像回答问题的人应该是你。”我提醒他。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他说，“搞不好我知道呢。”
“我也可能知道你的名字。”
他笑笑：“哦，我看不会吧。你急什么呢，我的朋友。你怕我会追踪你的电话？”
在我的脑海里，我听见他嘲弄帕姆说“挑一个嘛，帕——米——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挑哪一个，帕——米——。”
我说：“反正是你投的硬币。”
“说得也是，好吧。那只狗的名字是，嗯？让我想想，最老套的有哪些？费多、陶瑟、国王，罗夫，这个名字一向很热门，对不对？”
我心里想：妈的！她死了！
“那斑斑如何？‘快胞，斑斑，快跑！’给条非洲猎狮犬取这个名字不错吧。”
跟踪她几个星期，他应该知道。
“那只狗叫沃森。”
“沃森。”我说。
坐在房间另一边角落里的大狗移动了一下，竖起耳朵。尤里在点头。
“另一条狗呢？”
“你要求真多，”他说，“你到底要几条狗？”我等着。
“她说不上来以前那条是什么狗，狗死的时候她还小。她说他们得让它安乐死。好蠢的说法，你不觉得吗？你想杀一个东西，就应该有胆量承认。你怎么不说话，你还在听吗？”
“我还在这里。”
“我想那是只杂种狗。我们很多人都是杂种。狗的名字可有点儿问题。是个俄语名字，我可不定能读对。你的俄语怎么样，我的朋友？”
“不好。”
“洛斯提①这名字不错。或许它就叫洛斯提。你这个听众真难取悦，我的朋友，想逗你笑还真难。”
①斯卡德在说自己俄语“不好”时，用的词是rusty，绑架者就用了这个词作为狗的名字。
“我是个非常专心的听众。”我说。
“噢，真的吗？要不是现在情况特殊，否则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就你和我。好吧，改天吧。”
“我们再看。”
“说得一点都没错。可是你要听那只狗的名字，对不对？那只狗死了，我的朋友。他的名字有什么用呢？给一条狗取个死名字，给一条死狗取个坏名字——”
我等着。
“或许我的发音不太对。巴拉莱卡！”
“巴拉莱卡。”我说。
“她告诉我说这本来是一种乐器的名字。怎么样？是不是很耳熟啊？”
我看看尤里·兰多，他正在使劲点头。雷还在电话那一头不知啰唆些什么，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我觉得头很昏，如果不往厨房整理台上靠，仿佛就要倒下似的。
那女孩还活着！
第19章
我和雷的电话刚挂断，尤里便扑向我，用力将我抱在怀中。“巴拉莱卡，”他仿佛像在念咒语似的呼唤着那个名字，“她还活着，我的露奇卡还活着！”
前门打开时，我仍在他怀中。库利兄弟走进来，后面尾随着兰多的保镖丹尼。凯南提着一只有拉链的老式皮背包，彼得则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她还活着。”尤里告诉他们。
“你跟她讲话了？”
他摇摇头：“他们告诉我狗的名字。她记得巴拉莱卡。她还活着。”
我不知道库利兄弟听懂了没有。一待信号发出，他们便出去执行募款的任务；不过看来他们是抓住重点了。“现在你只需要一百万美元。”凯南告诉他。
“钱永远是可以赚的。”
“没错，”凯南说，“一般人都不理解，不过这可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他打开皮背包，开始从里面拿出一捆捆的钞票，排列在桃花木桌面上。“你的好朋友真不少，尤里。另外一件好事是他们都不信任银行。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有多大一部分在靠现金运作。一听到现金，你就想到毒品、赌博。”
“那是冰山的一角。”彼得说。
“那你就说对了。别光想到非法的生意，想想干洗店啊，理发厅啊，美容院啊，任何一个有大量现钞进出的地方，都会多准备一本账簿，把国税局剥削掉的那份再刮一半回来。”
“还有咖啡店，”彼得说，“尤里，你应该当希腊人的。”
“希腊人？为什么我应该当希腊人？”
“每个街角上都有一家咖啡店，对不对？大哥，我就在一家工作过，我轮的那个班有十个人一起干活儿，其中就有六个是黑工，付现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没上报的现金一大堆，进出得平衡嘛。假使他们每放一块钱进收银机里，报上去三角，那就算很多了。你知道蛋糕上的糖霜吧？法律规定营业税是百分之八点五，可是商家有百分之七十的营业额都没报，你总不能要求他们缴那么多税吧，嗯？所以都刮过的。那些全是免税利润，每一分钱都是净赚！”
“不只希腊人这样。”尤里说。
“对，可是他们这方面已经科学化了。你要是希腊人的话，只需要去找二十家咖啡店凑就可以了。保险柜里锁着、床垫里塞着、衣橱木板后面藏着，加起来，哪家没有藏上五万块？只要找二十家，你那一百万就凑到了。”
“可惜我不是希腊人。”尤里说。
凯南问他认不认得钻石商。“他们的现钞也很多。”他说。彼得说很多珠宝商都靠信用做生意，借据转来转去。凯南说但是还是有现金。尤里说那并不重要，因为反正他一个卖钻石的也不认识。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让他们去吵。
我想打电话找TJ。我把港家兄弟从电脑列出所有打给凯南那部电话通话记录的那张纸拿出来，找到洗衣店的号码，但我犹豫了。TJ知道要去接吗？如果店里很多人，是不是会让他露出马脚？万一拿起电话的是雷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
然后我想起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可以传呼他，让他打给我。对于这项新科技，我似乎一直不习惯，总是想用最原始的老办法。
我在笔记本里找到他的寻呼机号码，还没拨号，电话铃先响了，是TJ。
“那家伙刚才来过，”他的语气似乎很兴奋，“就用这部电话。”
“一定是别人。”
“不可能。面相很恶！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看到魔鬼了。刚才跟他通电话的不是你吗？我接收到一个心电感应，告诉我马修大哥在跟那个魔鬼讲话哪。”
“是没错，可是我们在十分钟前就讲完了，可能有十五分钟了。”
“对，差不多。”
“我以为你会马上打来。”
“不能啊，大哥，我得去跟踪那位魔鬼。”
“你跟踪他？”
“不然怎么样？他一来就跑？我可没跟他手牵手一起出去，我让他先走一分钟，然后再溜出去跟在他后面。”
“太危险了，TJ，那个人是杀人犯。”
“大哥，这样我就要吓死了是不是？我每天都在杜斯混，在那附近走来走去，一天不碰到一个杀人犯才怪呢。”
“他往哪儿走了？”
“往左转，走到街角。”
“四十九街。”
“然后过街走到对面那家熟食店，进去待了一两分钟，又走出来。大概不是去买三明治，时间那么短。可能买了半打啤酒，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袋子差不多就那么大。”
“然后他去哪里了？”
“又走回原路，那白痴就经过我旁边，又穿过第五大道，然后又往洗衣店走。我心里想，操，现在不能再跟进去了，得在外面逛，等他打完电话。”
“他并没有再打来。”
“他根本没打电话，因为他没走进去，他上了车，开走了。等到他上车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开车来的。就停在洗衣店另一头，如果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根本看不见。”
“是轿车还是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