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抵达时，发现很多建筑、宿舍等都还未完工，事实上甚至连实验室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我们提早前来，把他们逼惨了，他们只好疯狂地把附近的牧场房屋全租下来给我们祝起初我们就住在一间牧场房屋里，早上开车到营区里。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对于我这个很少出远门的东部人来说，景色之美实在令人心旷神怡。那里有你也许在照片中看过的雄伟峭壁。从低处一路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个高耸台地时，会发现景象十分惊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说也许以前有印第安人在这里居住过，于是那个驾车的朋友就把车子停下来，带我绕过一个拐角，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刚抵达营地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以后将会用围墙围起来的工作区，此外还会有一个小镇，在这些区域外又会有一道更大的围墙，把整个小镇团团围祝不过那时，这些全都在施工当中，而我的数学家朋友奥伦——他也是我的助理——站在闸门口，手里拿着记事板，登记进出营区的卡车，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跑进实验室里，碰到的都是平日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评论》（PhysicaIReview）里读他们发表的论文时才看过。“这是威廉斯，”他们会这样介绍。然后又有个人从一张满是蓝图的桌子后面站起来，卷起衣袖，面对窗外大吼，指挥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应该开往哪里。换句话说，在房子盖好、仪器装置好之前，这些物理学家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干脆自己动手——或至少帮忙盖这些建筑。
至于理论物理学家呢，却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因此后来决定他们不须住在牧场里，全都可以搬到营区内；之后，我们便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当时连黑板也缺，只有一块装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薛巴（RobertSerber）就用这块活动黑板为我们说明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所有想到过的原子弹及核子物理理论。我对这些所知不多，因为我一直都在研究别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拼命恶补。
“不，你错了”
每天我都在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真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但我的运气也不错，除了贝特（Hans Bethe）之外，所有的科学巨擘刚巧都不在镇上。而贝特最需要的，却是谈话对象，因为他要找个人来唱唱反调，看看他的想法是否经得起考验。
这一天，他跑到办公室来，找上我这个小人物说明他的想法，而且争论起来。我说：“不，不，你疯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对。”他便说：“等一下，”然后解释为什么不是他疯，我才疯了。我们就这样吵闹下去。要知道，每当我听到物理的一切时，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连交谈对象是谁都完全忘记，因此我会口不择言地说：“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的傻话。但没料到这刚好是他所期待的态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级，成为贝特手下的小组长，负责督导四名研究人员。
前面提到，当我刚抵达罗沙拉摩斯时，宿舍还未完工，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得住在营区。起初，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座旧男童校舍内。我们全挤在那里睡双层床，安排得很不好——因为另一名物理学家克利斯蒂（RobertChrist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时，必须先穿过我们的寝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办事处，他们跟我说，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你猜我动了什么脑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后挑了一间和她们正对面的房间。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树，视线全被挡住了！
他们告诉我，每个房间暂时住两个人，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寝室内设的都是双层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个人住在同一房间内。
搬进宿舍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决定独占那间寝室。当时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几箱衣物在我那里。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层床的被子掀开，将小睡衣不经意地丢在上面，又拿出一双拖鞋，在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让房间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住似的。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按规定这是个男生宿舍；但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时，发现我的睡衣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下铺的枕头下面，拖鞋则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叠得好好的，放在上铺枕头之下。浴室里的香粉也已清理干净，上层床铺没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铺弄乱，女用睡衣随便丢在上面，浴室里撒些粉等等。一连４个晚上之后，大家都搬进来住定了，他们大概也不会安插一个人来跟我同住，危机于是解除了。在那几个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收拾好，但事实上这是个男生宿舍。
那时我想也没想过，这件小小欺诈事件会把我卷进一嘲政治纠纷”之中。很自然的，营区中出现各种派别：主妇派、机械技工派、技术人员派等。好了，宿舍里的单身汉和单身女郎觉得他们也应该另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为新近颁布的规定：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这实在是绝顶荒谬，毕竟我们全都是大人了，这是什么废话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家针对此事进行辩论，然后我被推举为出席镇议会的宿舍代表。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我跟贝特聊天。那段期间，他一直都在管理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告诉他，我利用太太的睡衣和拖鞋的诈术，他大笑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被选进镇议会的！”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宿舍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突然发现出了麻烦：有人在男生宿舍里过夜！她向女工领班报告，领班向中尉报告，中尉向少校报告；经过好几个将军，最后一路报告到管理委员会。
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要从长计议，就这样而已！
可是在此期间，他们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领班、领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就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打扫干净，静观其变。”到了第二天，他们接到报告说，情况没变。一连４天，这些高层人物全都忧心如焚，不晓得该怎么办，最后他们颁布禁令：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内！没想到这道禁令在基层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还要推举代表……保密防谍？
接下来我想谈谈罗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谍”。那时候他们实施了一项绝对是违法的作法，就是检查我们的往来信件——而他们实在没有干涉通信的权利。因此他们采用巧妙的方式，美其名为“自愿制度”：我们全都“自愿”同意寄信时不封口，也同意他们可以随意拆开寄给我们的信。等他们觉得信件没问题，才替我们把信件封起来寄出。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便会把信退回来给我们，附张小便条，说明哪一段违反了我们“协议”内的某条某款。
就这样，他们很巧妙地在我们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学家间，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制度。不过，我们可以批评当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不满，我们也可以写信给自己州的参议员，表达不满。他们答应这样做如有不妥，会通知我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谍第一天：铃……铃！电话铃响！
我问：“什么事？”
“请你来一趟。”我跑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父亲写来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么？”
那是一张有横线的纸，线条上下有很多小点——四点在线下、一点在上、两点在下、一点在线的上方，点下又有点……“这些是什么？”
我说：“这是密码。”
他们说：“是呀，这是密码，但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不晓得。”
他们问：“解码呢？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我回答：“哈，我不晓得。”
他们问：“这又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太太的来信，上面写着ＴＪＸＹＷＺＴＷＩＸ３。”
“那又是什么？”
我说：“另一组密码。”
“解码在哪里？”
“我不晓得。”
他们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说不晓得解码？”
我说：“答对了。我们在玩游戏，我跟他们挑战，可以破解任何密码，明白了没？因此他们拼命编些密码寄来，但不告诉我解码是什么。”
信被剪了一个洞
检查制度中有一条是：他们不能更动来往的信件，因此他们说：“好，请你告诉他们，把解码跟信一起寄来。”
我说：“但我不想看到解码。”
他们说：“那么，到时我们把解码拿掉好了。”
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信，信上说，“下笔很困难，因为我总觉……在监视我。”
当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块痕迹。
我跑到检查局去，说：“就算你们不喜欢信的内容，也不应去动它。信你们可以看，但不可以涂改。”
他们说：“别傻了。你以为检查员会用修正液？他们会干脆把字句剪掉。”
我说“好吧”，写信给妻子时我问：“信里有用修正液吗？”她回信说：“我没用过修正液，一定是（）……”纸上被剪了一个洞。
我去找负责这些事情的少校投诉。当然这蛮费时间，但我觉得有义务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少校跟我解释，这些人都是职业检查员，受的训练都是那一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新办法的执行方针。
然后，他说：“怎么啦，你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我说：“是。你是很有诚意，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权力。”
事实上，他负责这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你等着瞧！”他拿起电话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他们再没剪我的信。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封信，上面附了一张检查员的便条，说：“这封信内有些没有解码的密件，我们把这部分拿掉。”
当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时，她说：“咦，我要的东西呢？”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氧化铅、甘油、热狗、干净衣服。”
我说：“慢着——那是张清单？”
她说：“是呀。”
“那就是密码了，”我说，“他们以为那是密码！”（她要氧化铅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调黏合剂来修她的玛瑙首饰盒。）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才把问题摆平。有一天我在玩计算机，无意之中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事。
如果用１除以２４３，你会得到０．００４１１５２２６３３７……这很妙，再算下去，到５５９之后，不规则了，但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环。我觉得那很好玩。
于是我把这些数字写在信里寄出，它被退回来，上面附了一个便条：参看第１７条款Ｂ部。１７条款Ｂ部说：“所有信件必须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德文……写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须先取得书面许可。”然后是“不准使用密码”。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张纸条给检查员，说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密码，因为如果你用１除以２４３，你真的会得到那些数字，这些数字别无意义……它们就等于１／２４３——那并不算什么情报，因此我要求在信内使用阿拉伯数字。最后这封信顺利过关。
和检查员捉迷藏
信件的往来总是免不了麻烦。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检查信件让她感觉不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监视着她。但按照规例，我们不能提及“检查信件”这回事。问题是，我们不能提，但他们怎样告诉她不要提呢？他们只好不断给我送便条：“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检查了。”当然她提到！最后他们给我一个便条说：“请告诉你妻子，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于是我在给她的信内，开头便说：“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这封信也被退回来了！于是我写：“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提及信件检查的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而且为什么我要通知她不要提到检查信件的事？难道你们有什么隐瞒着我吗？”
这真是滑稽极了！检查员必须告诉我：告诉我妻子不要告诉我，她不能……不过他们也早有解答了。他们说，没错，他们正是担心信件从阿布奎基寄来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发现了信件检查的事；因此她得帮个忙，表现得正常点。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不必使用那一招。
原子弹外传（2）玩笑中指出问题
与检查员打过不少交道后，我很清楚什么信件能通过，什么过不了关——再没人比我了解他们了，我还因此跟别人打赌，而赢了点钱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住在营区外围的工人，早上上班时懒得兜个大圈从围墙的大门口进来，便取巧地把围墙的铁丝网剪开，从那里出入。于是我从大门走出去，从那个缺口回到营区，再从大门走出去，从缺口走回来；直到守在大门的宪兵开始注意到我，并且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家伙只走出去，却不见他从大门走进来？当然，他的直觉反应是报告队长，把我送进监房。我告诉他，围墙上有个洞。
你瞧，事实上我经常在帮别人改正错误。回到打赌的事情上，我跟别人打赌可以把围墙上有破洞这件事，写在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赢了。我的写法是，“你应该来看看他们管理这地方的样子（这我们可以说），离开某某地方７１英尺的地方有个大洞，洞口有这么这么大，人也可以走过去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对我说那里没有洞。那里有洞是他们倒楣，他们应该做的，是把它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顺利通过检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谈到我的小组中一个叫凯莫尼（John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军方的笨蛋在半夜里叫起来审问，只因为他们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共产党或什么其他小事。凯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围墙上的“洞口事件”一样，我总喜欢用间接的方式指出其中问题。其中之一是，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机密信息。我们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关于炸弹的及铀的都有；所有资料全放在一些木头档案柜内，柜子只用一般的小挂锁锁上，顶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条横闩，最后还是只用一个小锁锁上。如此连锁也不必打开，就可以把文件拿出来了！你只要把档案柜往后斜放，最下面的抽屉有一根小铁棒，棒上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洞，一伸手就可以从木柜下面把文件抽出来。
我经常偷偷把锁拨开，也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容易的事。
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站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放在这么差劲的柜子里，也需要更好的锁。有一天，泰勒（Edward Teller）在会议中回答我说：“我没有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放在档案柜里，我都把它们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那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样子。”
他坐在会场的前排，我则坐在较后方。于是当会议继续进行时，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屉。一看，我就知道连抽屉的锁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屉背后，就可以把抽屉里的文件，像抽卫生纸一样全都拿出来。我拿出来一张、又拿一张，一直把整个抽屉都掏光。我把文件全堆在旁边，然后跑回会场去。
会议刚好要结束，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我挤进人堆里，追上泰勒，问他：“唉，对了，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抽屉吧。”
“好埃”他说，带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说：“这看来很保险嘛。让我们看看你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我很乐意让你看，”他说，一边用钥匙把抽屉打开。
“如果，”他说，“你还没有偷看过的话。”想捉弄像泰勒那么聪明的人的麻烦是，从他发现有异状，到他弄清楚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之短，让你还来不及得意一下！
不像炸弹的炸弹
我在罗沙拉摩斯碰过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关。罗沙拉摩斯是负责制造及装置原子弹的地方，但橡树岭则负责将铀238及铀235（会爆炸的那种）分离开来。那时他们才刚开始从实验中提取出一点点的铀235，同时加紧摸索和练习相关的化学程序。将来他们会建一座大工厂储存铀；此外，他们也会将已提炼过的铀拿来再提炼，供进一步加工。因此他们一方面练习，一方面从实验中取得微量的铀235，学习分析方法，以断定样品中铀235的含量。而虽然我们已经把步骤说明送去，他们仍没法把握住要领。
最后沙格瑞（Emil Segre）说，唯一办法是让他跑去橡树岭看看实际状况。军方人员说：“不行，我们的政策是罗沙拉摩斯的资料，必须留在罗沙拉摩斯。”
橡树岭的人根本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那里的高层人士当然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或者是它的实际运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军方人员也很想维持现状，因此两地之间根本没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坚持说，橡树岭的人老是没把分析做对，再这样下去整个计划都会泡汤。终于他获准跑去橡树岭，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在那里，他看见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桶绿色的水走来走去，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问：“呃，这些溶液经过再提炼之后，你们也是这样推来推去吗？”
他们说：“当然是这样搬，为什么不可以？”
“它不会爆炸吗？”
“嗯？爆炸？”
于是军方人员说：“你看！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信息泄露出去！现在他们全都不高兴了！”
实际的情形是，军方的确了解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材料——20公斤左右；不过他们觉得，在厂房内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经过提炼的铀原料，因此绝不会有危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运行速度较慢，但“效力”更加强大。在水里，只要１／１０——不，１％的原料，就足以引起反应，造成辐射，危害周围的人。这绝对是很危险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相关的安全问题。
奥本海默迅速以电报给沙格瑞下令：“检查全厂。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处。同时我们会计算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险。”
两组人立刻展开计算。克利斯蒂那一组计算水溶液，我的小组则计算材料制成粉末及装箱后的情形。按照原来的计划，克利斯蒂会跑到橡树岭告诉他们情形如何。现在情势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派人过去了。我把计算所得的数据全交给克利斯蒂，轻松愉快地跟他说：“数据都齐全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却突然得了肺炎。结果变成我去。
五分钟的大决定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另一件新鲜事，是他们把机密藏在一个小东西里绑在我背上！那时候的飞机有点像公车，只不过这站跟下一站离得比较远而已，偶尔飞机会“停站”等候。
在等飞机时，有个家伙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条链子晃来晃去，一边唠唠叨叨：“这些日子，没有优先权的人大概都拿不到机位。”我忍不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有优先权的人。”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有些将军要来坐飞机，我们大概会被放到第三顺位了。”
“没关系，”我说，“我是第二顺位。”
我经常想，那家伙后来大概写信给他的众议员——如果他本身不是众议员的话——说：“战争期间，他们干嘛给这个小孩第二顺位？”
总之，我安全抵达橡树岭。到达的第一件事，我要他们带我去厂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拼命地看。我发现情况比沙格瑞所报告的还要严重，因为尽管他注意到某个房间内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没注意到在隔壁房内——即同一面墙的另一边——也堆了很多箱子，但这样一来，箱子还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个量时，便会发生危险。
我仔细检查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好，但当我全神贯注工作时，我的短暂记忆倒是很好，因此我记下来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例如编号 90——207的建筑等。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检讨整件事情，弄清楚哪里是危险地带，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事实上那并不困难，只要在水溶液中加进镉，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按照某些规定，让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不会有危险。第二天，我们将举行一个庞大会议，讨论相关事项。
在我离开罗沙拉摩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在橡树岭那边，韦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术问题的人。举行会议之前，你必须确定这些人全部列席，这样当你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安全时，橡树岭的人才不会搞错。”
我说：“假如他们没有列席呢？我能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就说：‘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边说除非……？”
他说：“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样做。”我长得真快呢！
到达会场时，没错，工厂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术人员都在场了，甚至许多将军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也来了。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没人关心这些问题，厂房到最后会爆炸的。
负责照顾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诉我，上校说我不应该告诉大家，中子如何运作等细节——因为他们要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们如何确保安全，便够了。
我说：“我认为，除非他们明白一切如何运作，否则单要他们服从一堆规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告诉他们细节。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他们充分了解一切如何运作！”
这句话有效极了。中尉把我带去见上校，重复了我的话。上校说：“给我５分钟。”然后走到窗口，站在那里沉思。那是他们最在行的事情了——做决定。我觉得，像原子弹如何运作的资料，应不应该在橡树岭内流传之类的大事，居然要在５分钟内、而且也能够在５分钟内做出决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些军方人士佩服万分，因为不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无法做任何重大决定。５分钟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讲吧。”
会议开始，我告诉他们一切关于中子的详情，这里有太多中子了，你们必须把东西分隔开，镉可以吸收中子，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这些在罗沙拉摩斯全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些人从未听过；因此在他们心目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结果是，他们立刻成立各种小组，进行计算和练习怎么做。他们重新设计厂房内部，把原来设计厂房的建筑师、相关的营造商、工程师以及化学工程师全都找来，一起设计新厂房，把材料分隔开来。
你完全正确，先生
他们要我数月后再跑一趟。因此当工程师完成厂房设计后，我再到橡树岭——这次是看看重新设计好的厂房。
可是，工厂还没盖呢，我要怎么个看法？我不知道。在橡树岭，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他们的人陪伴在旁。这次，森瓦特中尉带我去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工程师以及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上面铺满了设计好的厂房蓝图。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
我指着第３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
原子弹外传（3）不输IBM的人力计算机
我曾经着手研究过另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要处理很多计算，而我们使用的是玛灿特计算机。让我顺便谈谈那时罗沙拉摩斯的景况：玛灿特计算机是手摇式的。你用力摇，它就能加减乘除——当然没有现在的计算机那么方便。
它们全是机械装置，经常发生故障，坏了要送回原厂修理；而隔没多久，所有计算机都在厂里，我们就无机可用了。
于是我们有些人便开始把机盖掀开，自己动手修理。按照规定这是不行的，他们说：“自行掀开机盖者，后果概不负责……”但我们自行把机盖掀开，而且还学会了怎样修理这些计算机，修得愈多，手艺愈精。碰到一些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才把计算机送回原厂去，一切计算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最后我发现，所有计算机都是我在修；负责机械修理的那位仁兄，只修打字机。
总之，后来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准确算出原子弹爆发时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从而知道释出多少能量等等——所需要的计算工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有个名叫弗兰科（Stanley Frankel）的聪明小伙子想到，也许可以使用ＩＢＭ计算机来进行这方面的计算。那时ＩＢＭ制造了用在商业上的计算机，像把数字加起来并列出总和的“加数机”，或者是从你插入的资料卡片上，读出其中两个数字来相乘的“乘数机”；此外还有“校勘机”和“分类机”等。
弗兰科想出一套很好的方案：我们可以在同一房间内放很多这类机器，然后让卡片逐一通过这些机器。今天，任何需要做数字计算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在当时这还是很新的想法，还没几个人想到用机器做大量计算。
之前我们试过利用加数机做过类似的计算，例如放一堆加数机在那里，加完一些数字后传到另一个加数机那里，进行下一步的计算，所有事情都自己来。
但新方案是首先你走到加数机那里，再走到乘数机，再用加数机……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于是弗兰科设计好整套程序，跟ＩＢＭ订了机器。
这些机器经常需要维修，军方也会派专人来修理机器。
但他们总是姗姗来迟，而我们永远是急急忙忙，每件事都十万火急，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设计好所有计算程序，乘这数，然后这样，再减那个数等，也弄清楚需要哪些工具，但我们没有任何机器来测试这些想法。终于，我们找了一些女孩子来帮忙。我们给她们一人一部玛灿特计算机：这个负责乘数，下一个是加数，另一个负责立方——她的工作就是算出卡片上数字的三次方，再交给下一个女孩。
我们把整套程序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演练，直到正确无误。结果发现，这种分工计算的方法：要比单独一个人从头算到尾的方式快了不知多少倍！而我们这套作业方式的速度，等于使用IBM机器的速度了，唯一的分别是，IBM机器不会疲倦，一天能连续三班不停工作，可是我们雇来的女孩没多久就全累倒了。
总之，我们用这方法把作业系统内的缺点，全纠正过来；最后机器也送到了，但维修工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些机器属于当时的最新科技，结构十分复杂，体积庞大，是拆开分件装箱送来的，还附了很多电线和说明如何安装的蓝图。弗兰科、我以及另外一个家伙，一起把它装起来，其中碰到不少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那些大人物不停地跑进来说：“你们会把它弄坏！”
小心电脑病
我们继续把机件装置好，它们有时操作良好，有时候却因为什么弄错了，而出问题。后来当我在弄一部乘数机时，注意到里面有一个零件弯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为害怕把它弄断——而他们一直都在唠叨，说我们早晚会把什么东西搞砸。终于，维修工人出现了，立刻把我们没有弄对的机件一一装妥，一切就都运作良好。除了那部我一直没法弄好的乘数机，三天之后，他还在跟那最后一部机器挣扎奋斗。
我跑去看他，说：“哦，对了，我注意到这里有点弯曲。”
他说。“噢，当然，就是它了！”他用力一扭，机器全好了，就那么简单。
至于弗兰科呢，这个“程序”是他发明的，但这时候他却跟所有后来的电脑使用者一样，患上了电脑玻这是种很严重的病，甚至干扰到正常工作的进行了。电脑的麻烦，在于你会跟它“玩”。它们是那么的有趣——所有的按钮都在你掌握之中，你这样弄得到某个双数，那样弄就是单数。不久之后，只要你够聪明，能计算的东西便愈来愈多。
可是不久之后，我们的系统也崩溃下来了，因为弗兰科无法专心工作，更没用心督导其他人。计算系统运行得很慢很慢，他却坐在房间内，思索如何能让列表机自动算出角度的反正切值。好了，列表机开始动作，画出一行行的线，发出“嗖！嗖！嗖！”的声音，一边画一边计算积分值，然后把所有角度的反正切值列出来，一次完成。
这绝对是没用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有反正切函数表了。但如果你用过计算机，你就会充分了解这种勃—发现自己有多能干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感染上这种病症，好笑的是，那套系统却刚好是这个可怜虫创造出来的！
终于，他们要我停下手边工作，负起督导IBM小组的责任，我很小心不让自己染上那种玻虽然９个月以来，他们只解决了３个问题，小组成员的素质却很高。真正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事。军方透过称为“特遣工程师”的计划，从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罗沙拉摩斯来，安排他们住在营房里，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脱胎换骨
这些青年就这样开始上班了，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在这些IBM机器的卡片上打洞，计算一些他们不知所谓何来的数字；因此他们的进度非常慢。当下我建议，这些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奥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员商讨，获得特别许可，我便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
他们全都兴奋极了：“原来我们在参加作战！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这些数字对他们都别具意义了。
如果计算出来的压力值较高，那么被释出的能量也相应增加……等。他们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大家开始发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个系统。他们更自动自发，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监督：事实上，现在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后来还发明了几套很有用的程序。
这批小伙子真的变得很了不起。而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虽然前面他们花了9个月，才完成3个问题；我们后来却在3个月内解决了9个题目，效率几乎提升了10倍之多！
不过，我们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我们的作业方式，是一大叠卡片需要绕场一周。
先加、再乘，就那样走遍房间内的每一部机器，一圈又一圈地绕，很慢。因此我们想到，将另一组不同颜色的卡片放进计算循环中，但这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组稍为慢一点。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两三项计算。
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举个例子，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原子弹在阿布奎基正式试爆之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究竟爆炸时会释放出多少能量？不错，我们计算过各种不同设计所释出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就最后采用的那种设计，计算到底会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克利斯蒂跑来跟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东西会怎样爆发，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拿到计算结果。”——确切的时限记不得了，也许是3周，总之是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看，现在你们一个月差不多交出一两个问题。
那等于说两三星期便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
我回答说：“我知道。不过我们实际花在一个题目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短，只不过我们用平行的运算方式而已。
整个操作过程很费时，我们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他离去后我开始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快运算速度呢？
假如我们全力处理一个问题，所有机器不受其他干扰，结果会怎样？我在黑板上写“我们做得到吗？”向这些小孩下挑战书。他们开始高喊：“可以，我们多轮一班，我们加班工作！”他们不停地叫：“我们要试！我们接受挑战！”
于是我们约法三章：其他计算一概暂停，我们全力以赴，只处理这个题目。大家立刻开始行动！
面对阿琳的离去
那时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实在严重，看起来随时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我预先跟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时便借用他的车，好能够迅速赶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间谍。他就是用他的车子把罗沙拉摩斯的原子弹机密带到圣塔菲（Santa Fe）去，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
紧急情况发生了。我开了福斯的车，路上还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以防途中车子出了什么问题，也可有个帮手。
果然，我们才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轮胎就破了，他们两人帮我一起把备胎换上。而当我们要离开圣塔菲时，另一个轮胎也破了，我们只好把车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辆车，看来要等很久才会轮到我们。我根本没想到要说些什么，但这两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说明了我的状况。很快地，他就替我换上新轮胎。但我们再没有备胎了——在战时，车胎是稀有物资，取得不易。
离阿布奎基还有30英里，第3个轮胎也爆了。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大家一起拦便车到目的地。我又打电话给修车厂，请他们把车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赶去医院看阿琳。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７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玻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９点２２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７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小鬼当家
等我重新投入计算工作时，发现情况一团糟。那里有白色的、黄色及蓝色的卡片。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只做一个题目吗？只能做一个题目！”他们说：“出去，出去。
等一下，让我们说明一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卡片通过机器时，它们有时会出错，又或者数字打错了。从前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都得重来一遍。可是他们发现，在某一轮的计算中出的错误，只会影响到邻近的数字，但下一轮计算中它会影响到某些数字，以此类推，例如，你一共要处理50张卡片，第38张发生错误，而影响到第37、38及39这3张卡片。到了下一循环，受影响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张。然后，错误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
有一次他们发现前面出了错误，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只重新处理在错误前后的10张卡片。10张卡片通过机器所需的时间，要比50张少多了，因此当那有“脖的50张卡片还在跑的同时，他们让这10张快速通过，然后再把正确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复正常了。十分聪明。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加快速度。事实上也别无他法了，如果他们碰到错误就停下来补救，进度一定落后。当然，你知道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蓝色的一叠卡片内发现有错，因此他们加进去一叠黄色的卡片，它们比蓝色的一叠运行快多了。而在紧要关头——弄完这个错误他们还要处理白色的卡片——我这当主管的跑进来了。
“不要来烦我们，”他们说，我再也没去烦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如期缴出答案。
费米、冯诺曼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不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６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
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只是白费工夫？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
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
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
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
开锁英雄惜英雄（1）
最初教会我怎样开锁的，是一个名叫拉瓦提尼（LeoLavatelli）的家伙。我发现，一般的弹簧锁——例如由耶鲁（Yale）父子始创的耶鲁锁——很容易可以打得开。
你只要把小螺丝起子插进锁眼里，把锁转开便行。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转，因为锁内有几根小针，你要把它们顶到恰当的高度（钥匙就有此作用），锁才会被打开。而由于这些锁大多造得不够完美，因此把锁拴紧的重大责任，往往会落在其中一根锁针上。现在，如果你再将一根铁丝——像回形针之类——从锁眼挤进去（你要把螺丝起子用力往旁边挤，好让锁眼能空出来），前后挪动，早晚你会将最吃力的那根锁针顶到恰当高度；这时，锁就可稍为转动一点点，使得第一根针卡在边缘，停在上面；这时候，剩下大部分的力转由第二根锁针承担，于是你重复刚刚的方法，过不了几分钟，所有锁针都被顶起来了。
经常发生的是，螺丝起子一不小心滑动，你便听到踢——踢——踢的声音，锁针全掉回去了。原来每根锁针之上都装有一个小弹簧，当你把钥匙拉出来时，锁针全被推下来，回到原位；把螺丝起子抽出来的话，也会听到它们掉下来的声音——有些时候，还可以把起子抽出来，看看是否有进展，也许你的铁丝推错了方向呢。整个过程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当你以为已把石头推到了山顶之后，它却又滚回山下去，一切又得重来。
这方法很简单，多练习便熟能生巧，你很快便懂得如何拿捏力道大小，能刚刚好把锁针顶起来而不让它掉回去。好笑的是，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或门内时，其实要撬开它并不会很困难。
开锁，轻而易举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研制原子弹时，一开始由于事事急就章，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未准备好，计划的所有机密文件——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全都随便放在档案柜内，部分柜子根本没有锁上，有的话也只不过用普通挂锁来锁，它们可能只有三根锁针——要打开这种锁实在是轻而易举。
为了加强安全，全工厂的机械工人替每个档案柜做了一根长棒，穿过每个抽屉的把手，用挂锁锁上。
其他人跟我说：“看看这些新装的玩意儿，你还能把它们打开吗？”
我看看档案柜的背后，发现抽屉的底部不是封死的，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缝，缝内有根铁棒，上面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我从后面伸手进去，推开隔板，从长缝中把文件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
我说，“我连锁也不必开。”
罗沙拉摩斯是一个讲求合作精神的地方，而我们觉得有责任指出所有应该改进之处。我不停地抱怨安全措施不够，其他人却觉得加了钢棒和挂锁已经够安全，但其实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为了示范那些锁多没用，每当我要跟某些人借文件而他们刚巧不在时，我便跑进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档案柜把东西拿出。用完之后，我就将文件还他，说：“谢谢你借我这份报告。”
“你从哪儿拿来的？”
“从你档案柜拿的。”
“但我把它锁起来呀！”
“我知道你把它锁起来，但那些锁都不管用。”
终于，他们买了些装了数字组合锁的档案柜，都是由一家叫摩士勒金库公司（Mosler Safe Company）制造的，每个柜子有３个抽屉。把最上面抽屉拉开的同时，你会松开原先扣牢下面两层抽屉的搭扣，让它们进入“无锁状态”。
要打开最顶层，则要依照密码将数字盘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到10，就可把里面的锁栓弄开。关闭时要先把中下两个抽屉往上推，然后关最顶的一层，把数字锁从10随意转到其他号码，这样就把锁栓关上了。
永远相信有答案
当然，这些新档案柜立刻成为我的新挑战。我最喜欢玩益智游戏了：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些东西把别人挡在外头，那么就应该有办法破解它，闯进去！
首先，我必须了解数字锁的运作原理，因此我把自己办公室里档案柜上的锁拆开，发觉里面有３个圆盘安装在同一根轴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每个圆盘的不同位置上刻有槽口。开锁原理是，想办法把３个槽口排成一线，形成一道凹槽。最后当你把转盘转到10时，摩擦力会把锁栓带到槽口里。
应该怎样转动圆盘呢？原来，在数字盘的背后有一根突出来的钉子，而在第一个圆盘上也有一根锁钉伸出，两根钉子离轴中心半径相同。因此只要转动数字盘，最多转一圈就会带着第一个圆盘一起转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圆盘的背后以及在第二个圆盘的前面，也各有一根锁钉，离轴中心的半径也是相同。因此当第一个圆盘已被带着转动之后，再转第二圈时，你也一起转了第二个圆盘。
再继续转下去，在第二号圆盘背后的钉子将会遇上第三号圆盘上的钉子，三个圆盘都在同时转动了。现在你把数字盘转到第一个密码上，然后将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一圈，从另一面带动二号圆盘，转到第二个密码上。
最后你再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将第一号圆盘转到正确位置上。现在三个圆盘的槽口成一直线，把数字盘转到10，锁就打开了。
但我试了又试，还是没想出该如何下手。我买了两本教人开锁的书，但它们说的都一样。书一开头都是些开锁大王的惊人故事，例如有名妇人被反锁在冻肉冰库内，快被冻死了，但开锁匠却以倒挂金钩的姿态，在两分钟内便把锁打开。又或者海底有箱皮裘或金币，开锁大王潜到海底去把箱子打开，取出宝物。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样打开保险柜，却都是些愚昧不堪的建议，像“你可试试某些日期的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日期当数字锁的密码”或者是“猜一猜保险柜主人的心理，想一想他可能会用的组合。”还有“秘书小姐经常害怕她会忘记数字组合，因此可能把组合写在下列地方：办公桌的抽屉边上、混杂在人名地址表上……”等等。
书中提到如何打开一般的保险库，倒有几分道理，很容易明白。普通保险柜另外装有把手，当你握着把手往下扳，同时转动数字盘时，把手的力量会将锁栓压向糟口上（这时它们还未排成直线），而其中一个圆盘往往承受着最多的力量。当这个圆盘的槽口碰上锁栓，会发出“卡沥”的轻声，用听诊器可以听得到，又或者可以感觉到摩擦力突然减弱，你便知道“找到一个号码了”！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数字，但只要你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看看要转多少圈才再听到那“卡沥”声，便可猜出端倪，如果一圈还不到，那么必定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那就表示数字是属于第二个圆盘的。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有把手的普通保险柜，因此我又没辙了。
我试了很多其他手法，像能不能在不动顶层抽屉的情况下，把中下两层抽屉扣紧的搭扣松开；我又试过把柜子上面的螺丝旋开，将铁丝衣架弄直伸进去东探西探。另外，我又试过把数字盘转得飞快，再转到10，希望突然加上去的摩擦力会使某个圆盘停到正确位置上。但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很沮丧。
于是，我再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比方说，有很多档案柜的组合都是69－32－21。那么最多可有多大差异而仍然能把锁打开？号码是69时，68行不行？67呢，在我们的情形，前两者真的都可以，66便不行了，因此，可容许的误差是左右各两个刻度，换句话说，每 5个数字中只须试一个便可以了，你可以试0、5、10、15等。于是盘上100点数字中就有20个这样的数字，就是说一共有8000种可能性——这已经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数字去试，你有100万种可能的组合。
问题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试完8000个组合？假定我已找出前两个数字，例如它们是69－32，但我不知道确实组合，我以为它们是70－30，那么我可以继续尝试从20个可能性中找出第3个数字。而假如我只知道第一个数字，那么试完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后，我可以将第2个圆盘的位置稍为改变，再试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
我拼命用我的保险柜练习，直到可以一边飞快地找数字，同时又不会忘掉我在找的那个号码，而把第一个号码搞砸。跟练习变魔术的人一样，我熟练得可以在半小时内试遍400个可能的号码。那样一来，我最多只需要8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一个保险柜——平均４小时便能打开一个！
开锁开出名气
在罗沙拉摩斯有一个叫史塔尼的人，对锁也很有兴趣；我们不时地在一起讨论锁，但没谈出什么东西。当我想通了这个平均４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手法后，我想表演给史塔尼看。我跑进计算机组某个办公室，跟那位同事说：“我想让史塔尼看点东西。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保险柜？”
计算机组其他人都来凑热闹了，说：“嘿，大家注意了，费曼要教史塔尼怎样开保险柜，哈——哈！”事实上，我并没有要真的把保险柜打开；我只打算告诉他，怎样很快地找后面两个号码，同时又不会使步调错乱，必须重新设定第一个号码。
我开始表演了。“让我们假定第1个号码是40，第2个号码我们试15。我们往前、往后，转到10号；往前往后各加5个刻度，10……一直试。现在我们试过所有可能的第3个号码了。再下来继续找第2个号码，让我们改试20；往前、往后、10；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10；再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卡沥！”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头两个号码居然恰好被我碰对！
由于我背对着他们，因此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史塔尼也极为讶异，但我们很快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很得意地把顶层抽屉拉出来，说：“就这样便打开了！”
史塔尼说：“我看懂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然后我们赶快离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其实我全靠运气，但这一下子，我却真的开锁开出名气来了。
前前后后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那等能耐（当然，我同时也在忙原子弹的事），但我觉得我已把保险柜打败了。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出了情况——有人失踪或死亡，没有人晓得他们档案柜的密码，但又急需取得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有把握能够打开它。看过书中描述那些开锁专家的“伟大事迹”后，我觉得自己的成就还真不赖呢。
罗沙拉摩斯没什么娱乐可言，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拨弄档案柜上的摩士勒锁，就成为我的一项娱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锁被打开，抽屉拉出来，而且数字盘还停留在10的号码上时（一般人打开档案柜拿东西时的状况正是如此），锁栓还是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锁栓还留在3个圆盘的凹槽里呀！妙极了！
现在，如果我将数字盘从10的位置稍微转离开，锁栓就跳上来了：但如果我立即转回10的位置，锁栓又掉回凹槽中了，因为我还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好了，假如我继续转离10，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早晚会碰到某个号码，是我转回去10时锁栓再也不会掉回去的，因为凹槽的形状已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号码——锁栓还会掉回去的那个——就是密码的第3个数字！
我立刻意识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第 2个数字：一旦知道了第3个数字，我可以把数字盘往另一边转，同样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一点点地改变第2个圆盘的状态，直到锁栓再也掉不回去，最后的号码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我很有耐性，那么3个数字都可以找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用这个方法来找第1个号码，反而比档案柜锁上、但已知后两个密码时，单试20个号码的方法麻烦得多。
我练习又练习、直到我连数字盘都不用看，就可以得出最后两个号码（档案柜还开着时）；然后，当我在某些人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时，我就挨在他打开的档案柜上，就像有些人一边谈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钥匙一样，我也伸手拨弄柜上的数字盘。偶尔我把手指放在栓上，那样不用看即能知道它有没有上来。用这方法，我找出了很多柜子的后两个号码。等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便立刻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又把这张纸藏在柜子的锁里。每次我都要先把锁拆开，才能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觉得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故布疑阵
不多久我的声名更响了，因为慢慢地会有人跑来找我说：“嘿！费曼！克利斯蒂出城去了，但我们需要他档案柜里的一份文件，你能不能打开它？”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柜子的后 2个号码，我会说：“对不起，现在我没空，手头上正好有事在忙。”否则我会说：“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
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
在１０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１０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人人避而远之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
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４只厚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３０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３０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 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
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
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开锁英雄惜英雄（2）妙贼费曼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
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
我开始照书中提到的地方去找。办公室抽屉都锁起来了，但那锁普通得很，拉瓦提尼早就教过我了——砰！锁开了。我沿着抽屉边看，什么也没有。
接着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一张每个秘书都有的纸，上面写着整齐的希腊字母——以便看我们写的数字方程式时，做辨认之用——及标上它们的发音。而在表的顶端，好像不经意的，写着π＝３．１４１５９。
那刚好是６个数字，秘书小姐为什么需要知道π的数值？太明显了，再没有其他理由！
我跑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里试３１－４１－５９，没打开。我再试５９－４１－３１，还是没打开。再来９５－１４－１３，将前后数字调过来、反过去——全不成功！
我把抽屉关上，正要走出办公室，突然想起书上说：接下来，试试心理推理。我跟自己说：“狄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字当密码的人。”
跑回到那个档案柜，我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它真的开了！
（除了π之外，第二重要的常数就是自然对数的底了，即ｅ＝２．７１８２８……）那里一共有９个柜子，我只打开了一个，但我要的文件却在另一个柜子内——文件均依作者姓名顺序排列。我在第２个柜子上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又打开了！密码一模一样。我想：“这可好玩了！我已打开了原子弹的机密了。但如果我以后要跟别人说这段故事，最好确定所有密码都一样！”部分档案柜放在隔壁房间，于是我随便挑了一个试２７－１８－２８，又打开了。到目前我开了３个柜子，密码全都一样。
我心想：“现在我可以写一本更精彩的开锁书了，因为一开头我会提到我怎样打开了这些保险柜，里面放的东西比任何开锁专家开过的更重要、更宝贵——当然，除了人命之外。但跟宝藏或毛皮相比，我打开的保险柜内放的东西重要多了：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包括生产钚的流程、提炼程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的原理、中子如何产生、原子弹的设计——罗沙拉摩斯的所有知识都在这里了！”
我跑回到第２个档案柜那里，把我要的文件取出。然后我拿起一枝油亮的红蜡笔，随手找了张黄色的纸，在上面写道：“借去了编号ＬＡ４３１２的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我把字条放在柜内文件上，把它关上。
我又在第一个柜子内留了另一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随后把它关上。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把抽屉关上，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报告。
只是恶作剧
傍晚我在餐厅吃晚饭，碰到狄霍夫曼。他说他正要回办公室，我觉得那会很好玩，便跟他一起去。
他开始工作，没多久便跑到隔壁去打开那里的档案柜，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刚巧跑去打开我放第三张字条的柜子。他拉开抽屉，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颜色鲜黄、写满了红字的字条。书上经常说人害怕时，会“面无血色”，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那种脸色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那一点都不假。他的脸转成灰暗的黄绿色——看来真的很可怕。他拿起那张纸，手不停地发抖。“看……看这个！”他说，全身都抖起来了。
当然，字条上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所有的密……我这些档案柜的密码都是一……一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可不是个好方法。”
“我……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整个人崩溃下来了。
面无血色的另外一种效应，大概是脑袋也不灵光了。他说：“他还签了名！他还说了他是谁呢！”
“什么？”
“是的，”他说，“这跟想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是同一个人！”
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不停地有种种谣言：“有人想闯入欧米伽大楼！”事情是这样的，原子弹方面有一个实验，是要把足够分量的铀放在一起，以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会让一小块铀掉下来，“穿过”另一小块铀。
穿过时会引起反应，他们就把中子数量记录下来。由于穿过速度很快，因此效应不会积累下来，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他们要求要有足够多的反应，以知道实验进行得对不对，跟预测吻不吻合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实验呢！
当然，他们不是在罗沙拉摩斯的中心地带做这个实验，而是在数英里外，翻过好几个台地后的山谷中，那里完全被隔绝。这座欧米伽大楼四周围了铁丝网，有守卫及了望塔。夜阑人静时，野兔会从草丛中跑出来，撞到铁丝网，发出声音，守卫便开枪。守卫要怎么说呢？说那只是一只兔子吗？不。“有人想闯进欧米伽大楼，但我把他吓跑了！”
这是为什么狄霍夫曼会面无血色和发抖；但他没注意到逻辑上的不通：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说不定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同一人”。
他问我该怎么办。
“唔，看看有没有丢掉文件吧。”
“看来没问题，”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些什么。”
我想引他到我拿过文件的档案柜。“唔，如果所有密码都一样，那么他也许从其他抽屉里偷了东西。”
“对！”他说，立刻跑回他的办公室，打开第一个档案柜，找到我留下来的第二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
到了这节骨眼上，究竟是“同一人”或者是“聪明鬼”已无关紧要了。
对他来说，这一定就是那个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因此要说服他打开我留了第一张字条的档案柜，还真的很困难；我也记不得是如何说动他的。
他开始打开档案柜时，我也开始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因为我有点害怕当他发现是谁捣的蛋，会扭断我的脖子！
果不其然，他尾随着我，一直跑过来。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伸手抱着我——因为他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件可怕的原子弹机密失窃案，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已。
具备职业水准
几天之后，狄霍夫曼跑来找我，说他需要从克斯特（Donald Kerst）的柜子里拿些东西，但克斯特回伊利诺州去了，很难联络得上。“如果你能够用心理推理法打开我的保险柜，”狄霍夫曼说（我已告诉他一切），“也许你也能用那方法打开克斯特的柜子。”
这时，我的事早已传开，因此好几个人都跑来看我的精采表演——打开完全陌生的保险柜：这次我不必把其他人赶走，因为我不知道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是什么，事实上，采用心理方法时，我还需要多一些认识克斯特的人在旁呢。
到了克斯特的办公室，我首先检查办公桌，但什么线索也找不到。我问他们：“克斯特会用哪一类的密码？数学常数吗？”
“噢，不！”狄霍夫曼说，“克斯特会用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试了10－20－30、20－40－60、30－20－10。全都行不通。
我又问：“你们想他会不会用什么日期？”
“会呀！”他们说，“他就像是那一型的人。”
我们试了各种日期：8－6－45，那是原子弹试爆的日期；86－19－45；这个日期；那个日期……全都没用。
大部分人已经没有耐性看下去，离开了。可是解决这个鬼东西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耐性！
最后，我决定要试遍1900年以来的所有日期。这听来很多，事实不然：第一个数字是月份，从1至12，我只要试3个即可，即10、5、0。第2个数字是日，从1到31，我挑其中6个来试便可以了。最后是年分，那时候一共才47个，我可以试9个号码。因此我把8000个可能组合缩小到162个，我在一、二十分钟内就可以试完。
很不幸的，我从大数目开始试，因为当我终于打开档案柜时，正确密码是0－5－35。
我转头问狄霍夫曼：“1935年1月5日，克斯特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了？”
“她女儿在1935年出生，”狄霍夫曼说，“那一定是她的生日。”
我已开过两个“从未谋面”的保险柜，我的开锁技术已愈来愈厉害了，现在我可以算是具备职业水准了。
遇到对手
同一个夏天，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把以前政府采购的部分东西收回，当作剩余物资出售，其中一个是某位上尉用过的保险柜。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险柜的事情。上尉是战争期间才来的，来了以后，他觉得我们的档案柜对他要放的机密来说，都不够安全，因此他要另买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柜。
上尉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幢，但他在二楼。
房子是木头造的，看来很不坚固的样子，而他订购的却是一个很笨重的钢柜；搬运工人还得先垫好一排排的木板，使用特别的千斤顶，以把它推上台阶。由于罗沙拉摩斯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娱乐，因此我们全都跑来，看着工人吃力地把这个大保险柜搬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内。大家又开玩笑说，不知他要放些什么机密进去。更有人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的机密放到我们的档案柜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的事。
现在他们想把它转卖，首先却必须把里面的东西清理掉，但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是什么：上尉自己，而他却在比基尼（Bikini），以及阿尔法瑞兹——但他却已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求我把它打开。我跑到上尉的旧办公室问他秘书：“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上尉问他密码？”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宁愿打扰我8个多小时！除非你先设法跟他联系，否则我不干。”
“好啦，好啦！”她说，拿起电话。我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看保险柜。它就乖乖地待在那里，全钢的保险柜，门却赫然是敞开的。
我跑回去找秘书小姐：“它是开着的。”
“太好了！”她说，把电话放下来。
“不，”我说，“它原本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资产管理部的人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我跑到资产管理部说：“我去看过保险柜，它已经开了。”
“噢，是的，”他说，“抱歉我忘记告诉你。我后来叫我们的锁匠去把它钻开。但动手钻之前他说先试试看，便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这里透露了三项信息：首先，罗沙拉摩斯现在聘请了一位正式锁匠了；第二，这个人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是我不懂的手法；第三项，他能够打开以前没碰过的保险柜，而且在几分钟内便成功。这是真正具备职业水准的锁匠，这样的人物我必定要去会一会！
我发现，他们在战后才把他聘来（这时候军方较以前不担心保安问题）处理类似的事件。其实单是开保险柜的工作量还太少了，因此他还负责修理我们以前常用的玛灿特计算机，而刚巧战时我也经常在修理那些东西，于是我想到一个跟他碰面的方法。
伺机而动
我一向跟别人交往时，都不会拐弯抹角或耍手段，我会直接走上去自我介绍。可是这次不一样，跟这个锁匠见面，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也知道，除非我先展示实力，他是不会告诉我他的开锁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
“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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