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第二部分 第28节：一七 美国生活(1)
一七美国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第二部分 第29节：一七 美国生活(2)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
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第二部分 第30节：一八 和爱因斯坦聊天
一八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
第二部分 第31节：一九 环游世界
一九环游世界
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可是经济情况跟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这一点重要性在中国还不能感觉到。特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讲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买小菜，就是买本国的小菜，在美国买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现在我们在中国买苹果，已经有好几种苹果了，到美国去，多少种苹果，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到世界各国去，不是玩，当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在银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觉到世界性，在中国不大感觉到，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读书大家都懂，"行万里路"在中国很难理解，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
在中国，我进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书，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在中国跟外国差距很大。我们是1980年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编成十本，到1985年又重新翻译，新版变成二十本，中国开始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种地方都落后于世界。我了解百科全书的重要性是进了教会学校。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讲一个小事情，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要放行李，给了行李房，就给你一个条子，你下来就凭条子拿行李。我到英国的火车站，交给他行李，他没有条子给我，我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我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我很不放心：东西丢掉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乡下人。
第二部分 第32节：二○ 美国归来
二○美国归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第二部分 第33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1)
二一上海的变化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一死，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第二部分 第34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2)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1955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解放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振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第二部分 第35节：二一 上海的变化(3)
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上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第二部分 第36节：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
二二文字改革委员会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反右"时，我改行了，我从前写的书和文章，假如他们要跟我算账，就麻烦了。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问题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国也不了解中国要搞一个方案干什么，很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要求，特别是航空发展出现一个地名标准化，需要罗马字地名怎么拼，一个拼法不对，这在航空就不得了，会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要求地名标准化，不仅是我们，许多国家都要有，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讲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讲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参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在知识分子圈里面。拉丁化运动大概是在1933年，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开头的。可是我看到外国的东西，一看，中国的水平太差。所以我们的文改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沈从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说："白话是什么学问？"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至少几个重要大学都有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可是只讲古代，目前的问题没有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第三部分 第37节：二三 新陋室铭(1)
二三新陋室铭
我来北京以后，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一方面我自己要补充知识。他们搞运动，我就埋头读书，尽量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政协开会。工作很紧张，也可以说是很充实，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
1956年我们全家到北京，就住在沙滩，这个地方是老北京大学，在清朝是驸马府，我们一进去，里面的花草好极了，美极了。我在这儿住不到几年，就看到一个很美的房子一步一步地被破坏。不久，毛泽东下命令，不许种花，花匠都回家了，种田。花、树比人还娇气，要人不断收拾的，立刻就一塌糊涂。后来军队住进来了，把一个很好的荷花池填掉了。后来许多人家都搬进来住，也不知道什么人家。
在沙滩有一个好处，到北海、故宫很近，五分钱到故宫，故宫上午没有人的，我花五分钱在里面写文章，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对面就是景山公园，清早在景山公园绕一个圈，回来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在办公室里。
我住的地方是民国元年给一个德国专家特别造的小洋房，我进去时已经破烂了。有趣味的事情是，外国朋友知道我住在有名科学家的房子，写信问我这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这房子现在恐怕拆掉了，多少年的房子不修理不行。所以我写了《新陋室铭》。
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第三部分 第38节：二三 新陋室铭(2)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1984年我们家搬到后拐捧胡同。这是我们出版社的地方，起初政府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方，后来紧缩，就把我们单位跟出版社合并在一起。
第三部分 第39节：二四 昆曲研习社(1)
二四昆曲研习社
张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就把她的意见要求登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书的，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是张允和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
"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
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全中国的信心丧失，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搞运动，还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
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
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12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第三部分 第40节：二四 昆曲研习社(2)
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第三部分 第41节：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1)
二五宁夏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
"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
一直到苏联瓦解以后，才看到更多外国的东西，才明白：毛泽东是一步一步跟苏联学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新因素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反斯大林，这件事情给毛泽东刺激很大，他害怕他死了，人家就反对他，他要把反对他的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先打倒。现在看起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打倒走资派，建立另外一个权力中心，没有建立起来，王洪文当然不行，的确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他死之前，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了，他变成完全孤独了。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
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1969年冬天去，1972年春天回来。
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
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
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去，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5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第三部分 第42节：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2)
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
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家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我们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
我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
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第三部分 第43节：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1)
二六"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72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
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二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1976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1977年开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1987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第三部分 第44节：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2)
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
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论》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第三部分 第45节：二七 重游欧美
二七重游欧美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1978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1984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
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
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
第三部分 第46节：二八 家庭文化
二八家庭文化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顾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顾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顾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第三部分 第47节：二九 "周百科"
二九"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周百科"是沈从文给我开玩笑的话。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他的学问很好，我在美国就认得他了，还有钱伟长和我，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在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如果今天搞，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人家不愿意来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百科全书在国民党时开了多少会，没有办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数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我们"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姜椿芳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他说："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译工作，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出来，不会赚钱，因为中国人买不起。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第三部分 第48节：三○ 晚年所思(1)
三○晚年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也停了十年，后来恢复了，我是政协教育组副主任。后来恢复"文改会"的工作，后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离休的时间是1988年12月31日。
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
1988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
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第三部分 第49节：三○ 晚年所思(2)
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
同样的，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工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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