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
第一部分 第1节：序(1)
序
余英时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Bones，NewYork：Harper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第一部分 第2节：序(2)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
第一部分 第3节：序(3)
我必须说到允和女士和昆曲，序文才能转入我和有光先生与允和女士的一段文字因缘。有光先生的《口述》居然提到我的名字，使我意外的惊喜，李怀宇在《追忆的脚注》中又引了允和女士1978年11月17日的《日记》，写下了她和我在北京机场匆匆一面的情景，更使我感到一股温暖的情谊。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二老见面的时间一共不到十分钟，允和女士所记与我交谈的内容完全是实录。至于有光先生，我大概除了一握手之外，连说话的机会也不曾有。这是我生平很遗憾的一件事。
这一段文字因缘的故事必须从张充和女士说起。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相识最久、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如果我的记忆不误，我和傅汉思晤面还在和充和之前，那是汉思从西岸斯坦福大学移席东岸耶鲁的时候，大约在1962年。汉思研究汉赋和乐府，我当时的研究重心也在汉代，哈佛和耶鲁又相距不远，我们在学术上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我和充和见面虽稍晚，但由于师友渊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大概是1968年，充和到哈佛演出《思凡》、《游园惊梦》两出。那时大陆上"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在赠诗中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之句，表达了一时的感慨。1977年我从哈佛转至耶鲁任教，和充和与汉思时相过从。1978年有一天，充和忽然笑吟吟地交给我一沓诗稿，说是大陆上有不少人和我的诗，因为每一首诗中都用了"不须"两字，所以她戏称之为《不须曲》。原来充和曾将我的两首诗和其他一些有关昆曲演出的诗作寄给她的二姐允和女士，引起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朋友们的兴趣，不少人都有和作，因为那时昆曲刚刚在大陆上复活了。展卷诵读，真是琳琅满目，而且墨迹出于戏剧名家许姬传先生（即《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传述者）之手，更使我受宠若惊。在这卷《不须曲》中，允和女士一人便写了两首，怀宇已引在《脚注》中。第一首"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更是对我的直接答复，流露出对昆曲重获新生的无限喜悦。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去年5月间，我忽然收到新西兰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写成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篇文稿。周女士是昆曲研习社的社员，与允和女士先后有五十多年的交游，对她十分敬爱。周女士也是当时《不须曲》的一位读者，因此和我通信并寄这篇文稿给我。读了《记当代才女》，我才知道1978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允和女士特地赶去观赏，回北京之后，兴奋不已，于是写下了"故国如今有此音"的诗句。这是《不须曲》和什的缘起及其具体的语境和事境。
《不须曲》的唱和发生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极小的文化社群之间，既不为局外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件，它也未尝没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启示。时隔十年，地去万里，唱者和者彼此初不相识，却在顷刻之间共跻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境界。这似乎显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永恒的人性，没有任何强大的外力能把它长期镇压下去。
我很珍惜这一段文字因缘，故略道其始末，算是这篇序文的"曲终雅奏"。
余英时敬序于美国普林斯顿
2008年3月16日
第一部分 第4节：一 常州青果巷(1)
上篇百岁口述
一常州青果巷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第一部分 第5节：一 常州青果巷(2)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第一部分 第6节：二 育志小学
二育志小学
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
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
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第一部分 第7节：三 常州中学(1)
三常州中学
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第一部分 第8节：三 常州中学(2)
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吕叔湘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第一部分 第9节：四 五四运动
四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第一部分 第10节：五 圣约翰大学(1)
五圣约翰大学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第一部分 第11节：五 圣约翰大学(2)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第一部分 第12节：六 光华大学(1)
六光华大学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老板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首先是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后来整个上海出现抗议，后来是整个江苏，后来扩大到好多城市，全国抗议，反对帝国主义。"五卅惨案"在全国闹得非常厉害，上海是中心，学生都罢课，要出去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教会学校，就跟学生发生矛盾。所有学校都游行，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都可以，不要出去。"学生一定要出去，为这个事情就闹翻了，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中一大半是外国来的，一小半是中国来的。中国老师和学生就离校，"离校事件"闹得不得了，这不仅是中国的大新闻，也是世界的大新闻，当时不仅是我们，好多大学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学生和中国老师排了队，拿了铺盖离开学校，怎么办呢？出来以后社会各界就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就办一个光华大学。当时许多有名的教授都有爱国心，愿意到光华大学来教书，也请了外国人来，一度办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华侨捐的钱，可是后来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华大学还有两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学炮轰光了。
我在光华大学读了两年，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光华大学在二战以后不行了，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困难了。后来共产党来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学都取消了。历史的变化很大。
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当时教育部没有命令大学要这样搞、那样搞。光华大学请了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上课，譬如教文学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学教授，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从北京到上海跑来跑去，结果飞机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作人的风格影响学生。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那时候老师跟学生，校长跟学生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很多人很钦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风流。有人说：白话诗到徐志摩时成熟了。
我没有听他的课，我那时候快毕业了，可是他的东西我都看过，很钦佩。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读，他非常有才华。
第一部分 第13节：六 光华大学(2)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本来我大学一毕业就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穷，没有去，我的同学十个有九个到美国去留学了。因为虽然是光华大学毕业，却都是圣约翰大学来的，而且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拖了好几年才到外国去。
那时候大学生出路很好。我们的校长张寿镛对我特别好，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就在本校里面招考，我考上了，业余帮校长当秘书。这样，我跟校长关系就很好，我毕业了，他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书吧。"我一边就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大学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学里面教书。
张寿镛原来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学问，他来做校长，做官方面是牺牲。为什么请他呢？当时大学校长很重要，能够搞钱，还要有声望，这样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钱。宋子文是财政部部长，张寿镛做过财政部副部长。他的学术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就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之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校长我也认得。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跟学生像兄弟一样。
第一部分 第14节：七 拉丁化运动
七拉丁化运动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一到圣约翰，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不仅仅是字母的问题，管理学的重要条件，汉字不行。
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同时参加银行工作。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在上海，有上海话拉丁化，同时有北方话拉丁化——"北拉"。你推广"北拉"，人家来，推广上海话拉丁化，人家不来。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话拉丁化，这一点可看出上海人已经有民族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了。
拉丁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将。我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我的意见有新意，后来我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跟陈望道的鼓励很有关系。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拉丁化运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五十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到广大群众中，工人都来参加。
拉丁化运动是1933年在中国开始的，由世界语协会介绍到中国。拉丁化运动发展，世界语反而很难发展。当时世界语也是一个新思潮，我们都学世界语，现在还有，没多大用处，当时看得很重要，结果没有真正变成是世界的语言。有了联合国以后，世界语就下落，联合国提倡五种工作语言，后来变成六种。世界语就没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业上不用，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起初搞世界语，后来就不搞了。
第一部分 第15节：八 妻子张允和(1)
八妻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第一部分 第16节：八 妻子张允和(2)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第一部分 第17节：九 "流水式"的恋爱(1)
九"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第一部分 第18节：九 "流水式"的恋爱(2)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第二部分 第19节：一○ "举杯齐眉"
一○"举杯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第二部分 第20节：一一 四姐妹
一一四姐妹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后来，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第二部分 第21节：一二 连襟沈从文
一二连襟沈从文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部分 第22节：一三 留学日本(1)
一三留学日本
我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读书，这两个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我因为穷，去不了美国留学。结婚后，我的岳父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当时也是一个大数目，我和张允和商量：这两千块钱不要用，出去留学。到美国去，不够，美国要花更多钱，我们就到日本。
日语在那个时候很有用，今天还是很有用。对我来讲，我学了法语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国看到广告，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去书店买这本书，书店的人说，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可是英文本已经出来了。我买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语跟英文无形当中是一种竞争，利用法语的机会很少。许多国际会议，都是英语、法语两种话，实际大家都用英语，不用法语。法语是一种很好的语言，有很丰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学了很难用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这四种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语言，俄语现在不行了，俄罗斯人现在都读英文了；西班牙语文化背景差；法语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竞争当中，法语失败了。
留学有两点好处：日语要学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学好，在中国就慢，英语更是这样子。还有，外国整个学术环境跟中国不一样，真正读书要靠自己，留学不留学一样，在中国也可以学得好的。读书实际是自己读的，老师不会来管你，只是指点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留学，起初中国没有大学，后来教会学校到中国来办，读大学不一定到外国去了。可是比大学更高的还要到外国，譬如美国有名的大学是以研究生为主，不是以大学本科为主，我们的大学是以本科为主，研究生比较少。真正读书，自己自修，在中国跟外国完全一样。我搞字母学是一种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自学是主要的，爱因斯坦讲的话一点不错。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断了。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关系很密切，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第二部分 第23节：一三 留学日本(2)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最早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舍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解放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解放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些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第二部分 第24节：一四 抗日战争
一四抗日战争
从日本回到上海家里，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去跳舞，上海有一个百老汇跳舞场在静安寺。跳舞的朋友有邹韬奋、刘凤生，刘凤生是张允和的姑父，有四五个人，有时还带夫人，邹韬奋的夫人不去跳舞。那个地方有舞女，可以请舞女陪跳，在当时是高级的跳舞地方，门票是两个银元，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我们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级职员的生活，不是资本家的生活。
抗战之前，国民党做了一些经济改革。举个例子，上海人喜欢吃广柑，四川的广柑到上海，一路要收税，运到上海的价钱，成本比美国运来的贵。一路收税，叫做"厘金"，经过一个地方要收百分之一的税。这种税从太平天国开始，是损害交流，损害经济的。不仅长江有"厘金"，许多交通线都有"厘金"，要改变"厘金"很不容易的，影响当地的财政。蒋介石来了，就把厘金制度去掉，作为改革经济的项目之一。"厘金"去掉以后，上海贸易就发达起来了。国民党跟共产党不同，国民党亲美，共产党亲苏。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亲美的。共产党是反美，理由是苏联反美，跟着走。苏联要打倒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统治世界。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来讲，最近有些话改变过来，譬如帝国主义，西欧的帝国主义英国、法国等等就主张把中国瓜分，美国主张门户开放，门户开放也可以说是来剥削中国的，但是门户开放中国就不会被瓜分了。
抗战之前的中国一步一步现代化。民主改革，越改革要求越高，要求远远超过改革的速度，所以当时反对政府的声浪还是很高的。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很高，国民党当时是做不到的。同时，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宣传是不惜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宣传部的。后来知道许多宣传都是假的。最近好多文章开始讲老实话。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国，中国就起来了。日本要在国民党羽翼未丰的时候来打，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打下来了，共产党起来了，他们还是下来了。共产党能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左倾"，"五四"以后人们思想越来越"左倾"。日本人打仗，国民党经济就困难了。通货膨胀后，国民党的军队兵无斗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的军队觉得还打什么仗啊？中国人还打中国人啊？苏联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中国的军火库在东北。日本的东北部队向苏联投降，军火库交给苏联。东北的重武器苏联拿去了，轻武器他们不要，给了共产党。
日本打中国以后，局面就大大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好，军阀政府跟人民完全不一样。
在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轻，交际就是跟同学、朋友，那时候日本朋友跟中国人做朋友，来来往往跟同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人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东北日本人更多。打仗了，就把他们赶走了，几千万人都赶走，这对日本也是很大损失。国民党是亲美，美国人跟中国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今天变成敌人一样。政府的政策跟群众的要求不一样。
日本侵华的影响非常大，蒋介石大概有四个现代化的师，一个师大概是两万人，是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日本有几十个师，是现代化的，当然敌不过日本了。抗战之初日本打上海，上海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开头日本人打败了，日本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司令，后来大量增兵，蒋介石打败了，他只有两个师就不能再打了，于是退兵。这两个师后来保卫重庆，这样子蒋介石从上海退兵就没有新式军队，只有老式军队是杂牌军改编的，那时候当然打不过日本。日本怕中国起来，中国还没有起来，他就先打你。抗战期间，日本也没有想到打中国那么困难，日本以为打三年能将中国攻下来，没想到打了八年也没有打下来，结果自己失败了。两个大事情改变中国，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友好变成敌人；第二个共产党，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改变了。
第二部分 第25节：一五 从上海到四川(1)
一五从上海到四川
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解放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第二部分 第26节：一五 从上海到四川(2)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在重庆，我主要在农本局工作，常常要出门，东走西走，因为管的区域很大。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家里被轰炸得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家里的东西都放在防空洞，炸得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每天都有东西被毁灭的可能性。家里人没有了，要找。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重庆都有两个家，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家运气好，碰得很巧，轰炸城里，我们住在歌乐山，轰炸歌乐山，我们住城里。这都是死里逃生。
后来搬家到宜宾，因为宜宾我们有办事处。我们带去的保姆当中一个老保姆生病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打击。四川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老保姆管我们的家，她一死发生困难了。这是一个意外。
在重庆时，需要看什么书，还是有办法。今天回想起来，重庆在打仗时精神状态非常好。打仗时那么镇定，不容易，现在的报道稍为讲一点真话。
抗战当中真正是死里逃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思想对我们大有帮助。
抗战时，沈从文在昆明，跟他通信很困难。他们受到的困难比我们小，因为重庆是一个重点，昆明不是重点，他们比较安定。
第二部分 第27节：一六 "左倾"幼稚病
一六"左倾"幼稚病
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很好。丁聪很喜欢我的孩子，所以闹了一个笑话，我们很喜欢丁聪，我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后来隔了几十年，我的儿子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小。"
吴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庆时我们两家人曾经一度合住一个大房子。吕恩跟吴祖光结婚，后来离婚。吕恩之前和张允和的弟弟张定和结过婚，那时候年轻，吵架，张定和的脾气也不好，吵架以后离婚，生一个孩子，叫张以达，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张以达有一个女儿，钢琴弹得好得不得了，现在到美国去了。两个人离婚以后，吕恩和我们还是照样往来，跟张允和关系很好。
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解放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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