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圣诞，辛德勒为他的波兰秘书克罗诺斯卡买了条贵宾犬，一种滑稽可笑的巴黎时髦，又是普费弗伯格给弄到的。他给英格丽德的礼物是珠宝，还不忘给远在兹维陶乡下温顺的埃米莉也送了些。据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说，贵宾犬可难寻摸了。而现如今珠宝却是手到擒来。时世维艰，珠宝首饰正在频繁易手。
奥斯卡看来不但同时跟三个女人维持关系，还有闲暇跟别的女人发展各式各样的露水情缘，而且丝毫不用承担情场浪子通常需要付出的代价。出入于他公寓的客人从来不记得曾发现英格丽德有什么怨妇的表现。她像个宽宏柔顺的姑娘。更有资格怨恨的埃米莉则因为自尊心太强，不屑于降低身份跟奥斯卡吵闹，这倒是他活该承受的。即便克罗诺斯卡有些怨恨，看来却也丝毫未曾影响她在德国搪瓷厂决策团队中的工作态度和她对主管先生的忠诚。人们或许会以为，以奥斯卡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公开场合跟愤怒的女人狭路相逢应该是家常便饭的事儿。可奥斯卡的朋友和员工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记得出现过这种尴尬场面，虽说他们根本不想掩饰，有些人甚至还取笑过他犯下的肉欲罪行。而远比他收敛的情场浪子却经常当众出丑。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这些女人只要拥有奥斯卡的一部分也就满足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她们的贬低。也许，问题在于，如果你想跟奥斯卡谈谈忠实的重要性，他眼光中就会闪现孩子般货真价实的困惑，仿佛你跟他谈的是相对论这样复杂的概念，想要搞清楚非得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地坐着听上个五小时才行。奥斯卡从来没有五小时的闲暇，他也永远理解不了。
除非是对他母亲。那年圣诞节一早，为了纪念故世的母亲，奥斯卡特特地前往圣母马利亚教堂去望弥撒。高高的圣坛上空空如也，这里正是法伊特·施托斯施托斯（Veit Stoss，波兰语作Wit Stowosz，1438/1447—1533），16世纪德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及木刻家之一。波兰克拉科夫圣母马利亚教堂内以橙木制成并彩绘的高大祭坛（1477—1489）即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木制彩绘祭坛几个礼拜前所在的位置，以其超凡入圣引来八方敬拜。眼下徒留安放祭坛的苍白石龛，使辛德勒先生心烦意乱。是有人偷走了祭坛。如今已经被运往纽伦堡。这成了个什么样的世界！
那年冬天生意仍一如既往地兴旺发达。转过年头，他几位军备物资监管局的朋友开始跟奥斯卡讨论开一家军工厂生产反坦克炮弹的可能性。奥斯卡对炮弹的兴趣可不比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制造起来非常简单。你只需切割压制金属，放到桶里浸一下，以适当的温度烧制即可。没必要精校细调；可要是生产武器，那精度要求可就不知要高多少倍了。还有，炮弹壳可是没办法黑市交易的，而奥斯卡喜欢这种私相授受的黑市交易——喜欢这其中的刺激好玩，这其中的声名狼藉，喜欢这种快速的赢利，根本无需什么合同报表之类的繁琐。
不过出于政治策略，他还是开设了个军火分部，安装了几台体积巨大的冲压机，为的是在他的第二车间的一部分压制、成型弹壳之用。到目前为止，军工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真正的炮弹下线之前还要花数月的时间进行规划、测量和测试。不过，这几台巨大的冲压机却使辛德勒企业受益匪浅，成为抵挡未来不测的屏障，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他的工厂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军工企业。
冲压机还没校准，奥斯卡就开始从波摩尔斯卡大街党卫军总部里得到些传闻，说要为犹太人设一个聚居区。他把这事儿跟斯特恩提了，并没想造成恐慌。哦，没错，是有这话儿。有人甚至还挺期待的呢。我们搬进去，敌人待在外头。我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也就没人嫉恨我们，大街上也没人朝我们扔石头了。将整个聚居区圈起来的围墙就快造好了。那四面墙将成为犹太民族大劫难最终成型的象征。
三月三号正式发布的法令“Gen.Gub.44/91”在克拉科夫的各家报纸上刊登出来，卡兹米尔兹区还开进去很多装大喇叭的卡车，把法令的内容喊得震天响。奥斯卡经过他的军工分部时，听到他的一位德国技工就这条新闻的评论。“他们到那儿去不是更好吗？”那位技工说。“波兰人恨他们，你知道。”
法令使用的也是同样的借口。为了减少总执政府治下的种族冲突，政府将设立一个封闭的犹太社区。所有犹太人必须在这个封闭的聚居区内生活，不过那些持有正当劳工卡的可以离开聚居区去工作，但晚间必须返回。犹太聚居区将设在维斯瓦河对岸的波德戈尔兹郊外。迁入聚居区的最后期限是三月二十日。迁入后，由犹太委员会负责安排住房，原居住于聚居区选址之内的波兰人必须迁出，由他们自己的住宅管理办公室为其在本城其他地区另觅居处。
法令还另附一张新犹太聚居区的地图。聚居区以北以维斯瓦河为界，以东以通往利沃夫的铁路为界，南靠雷卡瓦卡以外的山丘，西邻波德戈尔兹广场。这四界之内即将挤满犹太人。
不过犹太人仍怀抱希望：希望长久以来对他们的压迫如今终将以明确的形式确定下来，那么他们至少知道该在什么样的底线上规划他们备受限制的未来。比如，在斯特拉多姆街做纺织品批发的朱达·德雷斯纳，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对他而言就是一连串判决、搜捕和充公的灭顶之灾。他失去了他的生意——由信托机构代管，失去了他的汽车，他的住房。他银行的账户被冻结。他孩子就读的学校被关闭，要么就被逐出校门。家族的珠宝首饰被没收，还有他们的收音机。他和他的家人被禁止进入克拉科夫市中心，不论去哪儿都不许乘火车。他们只能乘坐实行种族隔离措施的有轨电车。他妻子、女儿和几个儿子经常被拉去铲雪或是干别的强制性劳动。当你被强迫钻进卡车车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次离家是长还是短，不知道你参加的强制性劳动的头目是不是个喜怒无常的暴君。生活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你会觉得人生连个立足点都没有，感觉你正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不过也许聚居区就是那个底了，就是那个聊以立足的地面，你可以喘口气，让生活继续下去。
除此之外，克拉科夫的犹太人早已习惯于聚居区这样的概念了，也许最好描述为这是他们天生的本能。而如今，这种安排已经是板上钉钉，聚居区这个词儿听起来倒让人宽心了，像是重温了祖传的某种习俗。他们的祖辈就一直被禁锢在卡兹米尔兹的聚居区，直到一八六七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才签署法令，允许他们在这个城市自由选择居处。愤世嫉俗的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奥地利人需要利用卡兹米尔兹，这地方窝在维斯瓦河转弯的河湾处，离克拉科夫这么近，开放后那些波兰劳工就能找到距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居住地了。即便如此，卡兹米尔兹的老一辈犹太人仍对约瑟夫皇帝感恩戴德，跟奥斯卡·辛德勒童年时期的犹太邻居如出一辙。
虽说他们的自由来得这么晚，克拉科夫的老一辈犹太人对于卡兹米尔兹的老聚居区却仍有些怀念。聚居区意味着脏乱，意味着拥挤的居住空间、几户共用一间浴室、连晾衣服的空间都要争抢，不过它同时也使犹太人意识到他们的独特性，让他们共享传统的犹太文化、歌曲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摩肩擦踵的咖啡馆里，虽没有足够的奶油，却有丰富的思想。罗兹和华沙的犹太聚居区里已经传出恐怖的传言，不过波德戈尔兹聚居区在规划上有更宽松的空间，如果你将聚居区的地图跟市中心地图比照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聚居区的面积几乎占了旧城区的一半——自然还是不够住，不过也不至于喘不过气来。
成立犹太聚居区的法令还附了条安抚性条款，许诺保护犹太人免受他们的波兰同胞侵害。从一九三 年代初期开始，一种蓄意挑起的种族竞争已经在波兰甚嚣尘上。当大萧条降临，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之后，波兰政府已经公然认可了反犹主义的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认为犹太人就是波兰所有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毕苏斯基元帅毕苏斯基（J zef Pilsudski，1867—1935），波兰共和国元首（1918—1921）、总理（1926—1928，1930），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率“波兰军团”对俄国作战，发动军事政变（1926），建立独裁统治。的“道德净化党”在老头子逝世之后，跟右翼反犹集团“国家统一阵营”结成联盟党。而斯特兰德克瓦斯基首相就站在华沙的国会地板上宣称，“对犹太人发动经济战争？就该这么办！”联盟党并未针对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而是鼓励他们在赶集的日子里去看看犹太人的摊位，将之视作波兰农村贫困的象征和所有的原因。自一九三五年的格罗多诺镇开始，有一系列村镇都展开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和迫害。波兰的立法机关也参加进来，导致犹太人的工业在有关银行信托的新法律之下几乎无法生存。手工业同业协会不再吸收犹太工匠，而各大学也引入限额制，或者按他们古典语文的说法，叫numerus clausus aut nullus（不再招收或数额为零），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学校的老师也屈从于“国统”的强硬主张，在学院方庭中，犹太学生只能坐在指定的凳子上，在讲堂里他们则只能坐在左侧。那些城市犹太人漂亮聪颖的女儿一走出讲堂，脸上就被“国统阵营”瘦弱严肃的年轻信徒用锋利的剃刀划破了相的惨剧，在当时波兰的大学里实在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了。
德军刚占领波兰的时候，这些征服者曾惊诧于波兰人何以如此热心地给他们指点哪家哪户是犹太人，在德国人拿着剪刀给正统犹太教徒剪短胡须，或是用步兵刺刀将犹太人的脸刮得红肿不堪的时候，波兰人又何以自愿将那个喃喃祈祷的犹太人扶直站稳，好让德国人容易下手。这也就难怪，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保护犹太聚居区的居民免受波兰民族主义暴行侵害的许诺，在犹太人听来还是有相当可信度的。
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在打点行装迁往波德戈尔兹时，虽不能说有多么欣喜若狂，却确有种奇怪的返乡情愫搀杂其间，还有一种已到达最糟界限的解脱感，他们觉得过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也就不会再被欺压凌辱赶尽杀绝了。就凭这点渺茫的希望，甚至有些居住在克拉科夫周边村落的农民，都纷纷从维里克兹卡，从尼博罗米斯，从里普尼卡、穆罗瓦纳和塔尼克匆匆赶到城里，唯恐错过了三月二十号的期限，被锁在聚居区门外，结果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绝无舒适可言的土地上。因为所谓犹太聚居区，天经地义，或者照其设立的定义而言，就是个可以活下去的地方，哪怕还会不时遭到些攻击。犹太聚居区代表的是安定，而非流离失所。
犹太聚居区的设立将给奥斯卡·辛德勒的生活带来一点小麻烦。他通常的行程是离开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上的豪华公寓后，经过犹如瓶塞般横亘于城市出口的瓦维尔石灰石城堡，穿过卡兹米尔兹区，过克兹库兹克桥，再开往他位于扎布洛西的工厂。如今路上却竖起了聚居区的高墙。问题不大，却使他在利波瓦大街的办公楼顶上再布置一套公寓的打算更合理了。那地方也不差，以沃尔特·格罗皮厄格罗皮厄（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教育家，首创金属构架玻璃悬墙建筑，曾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风格筑就。大量利用玻璃，光线通透，入口饰以时髦的立体方砖。
三月二十号的最后迁居期限到来之前，奥斯卡每次往返于城里和扎布洛西之间，都会看到卡兹米尔兹的犹太人忙着打点行装，经过斯特拉多姆街上一户户挈妇将雏朝聚居区赶路的犹太人家，大家都推着高高堆满椅子、床垫和座钟的手推车，而此时距最后期限还远得很。这些家族自打卡兹米尔兹还是个小岛，跟市中心隔了条叫做维斯瓦的溪流时就住在这里了。事实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卡兹米尔大帝邀请他们来到克拉科夫，当时犹太人被归咎为黑死病的病根，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休想安身。奥斯卡猜想，五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用手推车推着被褥来到克拉科夫的。而如今他们又要离去，看来跟当初一样，一辆手推车就装下了所有的家用。卡兹米尔兹的慷慨已然不再了。
早上几次上班途中穿过市区后，奥斯卡注意到市政规划是让市区的有轨电车沿利沃夫大街，横穿犹太聚居区的中心。波兰工人正在沿电车线路垒起两道高墙，而且原来的开阔空地也都用水泥墙圈了起来。电车一进入犹太聚居区就会车门紧闭，而且直到重返真实世界，也就是雅利安世界，到了利沃夫与斯瓦·金吉街的街口才会再度停车。奥斯卡也知道，不管怎么说，终归还是有人能攀上电车。就算车门紧闭，决不停车，墙上还架着机关枪——也都没用。靠这种办法是改变不了人的天性的。还是有人会想办法下车，比如某个犹太家庭忠心耿耿的波兰女仆，带着包香肠来看望主人。也还是会有人想办法攀上电车，比如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这种行动敏捷、具有运动员体魄的年青人，揣着一口袋钻石或占领区兹罗提，再或者一份游击队密件。只要有一线机会，不管这机会何其渺不可及，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就算它车门紧锁，就算它在两道缄默的高墙间开得飞快。
自三月二十日起，奥斯卡的犹太员工就不会领到分文工钱，只能完全靠他们的定量配给过活了。而雇主则必须向克拉科夫的党卫军总部付一笔费用。奥斯卡和马德里瑞施对此都颇感踌躇不安，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场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而到时候，就像美国的情形一样，奴隶主终会自取其辱，而且被剥得赤裸裸一文不剩。他应该付给警察局长们的费用标准是由党卫军管理和经济办公室制定的——技术工人每天七点五德国马克，非技术工人和女工是五马克。按照盈利来计算，这个标准可比自由劳动市场的标准低多了。不过不论是对奥斯卡还是尤利乌斯来说，由此带来的道德上的不适都远过于经济上的暴利。那一年，奥斯卡需要付出的工资总额成了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且，他从来就不是个理想的资本家。他青年时期他父亲就经常责怪他大手大脚，只知道花钱。他还只是个销售经理时，就已经养了两辆汽车，巴不得他父亲老汉斯听说后吓一大跳。现如今，他在克拉科夫都能养一个车队了——一辆比利时的密涅瓦，一辆迈巴赫，一辆阿德勒敞篷车，还有一辆宝马。
挥金如土的同时还能比你勤俭持家的父亲更加富有——这绝对是辛德勒最渴望的人生成就之一。在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员工的费用根本就不在话下。
马德里瑞施的情形也正相仿佛。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的制服厂位于犹太聚居区的西边，距奥斯卡的搪瓷厂约一英里之遥。他真是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正商议着想在塔尔努夫再开一家类似的工厂。他也是军备物资监察局眼里的红人，而且他的信誉绝佳，已经从货币发行银行拿到了一百万兹罗提的贷款。
不管他们良心上有多么过不去，不论是奥斯卡还是尤利乌斯，身为企业家的他们却似乎都没因此就觉得不该再雇用更多的犹太员工了。不再雇用犹太人不过是种姿态，而既然他们俩都是实用主义者，抽象的姿态就不是他们的处世风格。不管怎么说，伊扎克·斯特恩，还有罗曼·金特尔——既是商人又是犹太委员会救济办公室的代表——还专门拜访了奥斯卡和尤利乌斯，请求他们雇用更多的犹太人，能雇多少就雇多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犹太聚居区具有永久的经济价值。在当前的情况下，斯特恩和金特尔认为这简直是不证自明的：在这个紧缺技术工人的早熟帝国中，一个具有经济价值的犹太人当然可以免遭不测。奥斯卡和马德里瑞施也深以为然。
于是在两周之内，全卡兹米尔兹的犹太人陆续推着手推车，穿过大桥进入波德戈尔兹。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则有他们的波兰仆人帮忙。手推车底下，在床垫和锅碗瓢盆下面藏着劫余的胸针和皮草。斯特拉多姆和斯塔罗维斯纳大街上挤满了波兰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朝他们乱扔泥巴。“犹太人要走，犹太人要走了。再见了，犹太佬。”
桥后面搭了座新奇的木头大门，欢迎犹太聚居区的新居民。白色的油漆还有扇形的胸墙使它带上了些许阿拉伯的风味，门上隆起两个宽宽的拱顶，便于电车出入于克拉科夫，门旁有个白色的岗亭。拱顶上面是特意用希伯来文写就的几个大字：犹太城。聚居区的前面已经树起一圈带刺的铁丝网，正对着河面，几块空地则用九英尺高的圆顶水泥板封闭起来，就像一排为无名死者树立的墓碑。
在聚居区大门口，有个犹太委员会住房办公室的代表负责迎候大车小车、拖儿带女到来的犹太人。有妻子儿女一大家子的应该可以分到两居室和一个厨房。即便如此，在习惯了二三十年代的优裕生活后，又要跟不同宗派习俗，跟有体臭和不同生活习惯的家庭共同分享私生活，也实在是桩痛苦的事情。做母亲的大哭小叫，做父亲的则嘬着缺了牙齿的牙床，摇着头嘟囔着情况可能更加不堪呢。跟自由派挤在一个房间里的正统犹太人觉得对方简直无法容忍。
到三月二十号，迁居行动宣告结束。聚居区外的每个犹太人都将被没收财产，随时可能被捕。聚居区里面暂时还有生存的空间。
二十三岁的伊迪丝·利伯古尔德和她母亲、她的婴儿分到一间一楼的住房。十八个月前，克拉科夫的陷落使她丈夫几近绝望的边缘。他就这么离家出走，仿佛是想找个出路。他觉得森林里某块安全的空地或许可以为他提供庇护。就这样再也没有回来。
透过房间尽头的窗户，伊迪丝·利伯古尔德可以望见带刺铁丝网隔开的维斯瓦河，可如果她要到聚居区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去维杰尔斯卡街上的医院，她就得穿过聚居区内唯一的广场：和平广场。就在她搬入高墙的第二天，她差一点就在广场上被勒令爬上党卫军的卡车给带到城里去铲煤或是铲雪了，前后也就差个二十秒钟。她担心的不但是经常会有这种抓差的活儿出现，更甚的是大家风传，拉出去的人在返回聚居区后经常会少上那么一两个。除了这些可能性之外，伊迪丝还生怕她在去潘杰维茨药房的途中，在本以为二十分钟后就能回去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突然被卡车给带走。所以她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了犹太人招工办公室。如果她能找到份倒班的工作，她母亲可以在晚间替她照顾孩子。
在刚开始的这些天里，招工办公室真是人满为患。现在犹太委员会也有了自己的警察机关，叫做Ordnungsdienst（或简称OD），分布在区内维持治安，一个戴着帽子和袖章的男孩在维持办公室前长队的秩序。
伊迪丝·利伯古尔德那几个人刚刚排到门里面，正唧唧呱呱打发时间的当口，一个穿了身棕色西装、打了条领带的矮个儿中年男人走到她跟前。她们觉得正是她们那唧唧呱呱的热闹劲头把他吸引过来的。起先她们还以为他要把伊迪丝给抓起来呢。
“听我说，”他说，“干吗在这儿死等……扎布洛西那儿有家搪瓷厂。”
这个地址自有它的吸引力。扎布洛西可是在聚居区外头呢，他告诉她们。你们可以跟在那儿做工的波兰人搞些实物交换什么的。他需要十个健康的夜班女工。
几个姑娘挤眉弄眼了一番，仿佛还由得她们对工作挑挑拣拣，甚至可能回绝他似的。活儿不重，他向她们保证。他们会教你们怎么做活。他告诉她们他叫亚伯拉罕·班吉尔，是厂里的经理。当然老板是德国人。什么样的德国人？她们问他。班吉尔咧嘴一笑，像是突然间想满足她们所有的希望。决不是坏人，他告诉她们。
当晚，伊迪丝跟搪瓷厂别的夜班工人会合后，由一位犹太警察的卫兵监督，穿过聚居区到扎布洛西去上工。一路上她向队里其他人打听了不少这个德国搪瓷厂的底细。大家告诉她厂里提供很浓的汤给工人喝。会挨打吗？她问。搪瓷厂可不是那种地方，大家都说。不像贝克曼的剃刀厂；更像马德里瑞施的厂子。马德里瑞施人不错，辛德勒也不错。
在工厂门口，班吉尔把新来的夜班工人叫出队伍，领她们上楼，经过几张空办公桌，来到一扇标着总管先生的门前。伊迪丝·利伯古尔德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告诉他们都进去。她们发现总管先生坐在办公桌角，正在抽烟。他的头发的有些地方介于金黄和亮棕之间，看起来刚刚梳得油光水滑；他穿了套双排扣西装，系着条丝质领带。他看起来就像要去参加一个晚宴，不过却特意等着有几句话跟她们说。他非常迷人，还挺年轻。在希特勒的恶梦里待了这么久，伊迪丝原本以为会听到一番有关战时经济和加速生产的训话。
“我是想对你们表示欢迎，”他用波兰语告诉她们。“你们是这个厂扩招的一部分职工。”他的目光游离开来；甚至有可能正在琢磨，别跟她们说这些了吧——她们在这儿可没有任何股份。
然后，他眼睛都没再眨一下，没有任何预兆，肩膀也没有抬一下，突然对她们说，“你们在这儿工作可以保障安全。如果你们在这儿工作，你们就可以活过这场战争。”然后他就跟她们道了晚安，跟她们一起离开了办公室。班吉尔领着她们先在楼梯口后部站住，让主管先生先下楼，坐进汽车的后座。
这个承诺把大家伙都惊呆了。这话简直就像是出自上帝之口。一个凡人怎么可能许下这样的诺言？可是伊迪丝·利伯古尔德发现自己马上就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了。而且并不完全因为她希望能信以为真；并非因为这是个安慰，一种轻率的鼓励。是因为辛德勒先生在说出这个承诺的那一刻，你除了相信之外别无选择。
德国搪瓷厂的这帮新女工在一种喜悦的恍惚状态中接受工作指示。这就像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吉卜赛老女人不要报酬地告诉她们将来会嫁个伯爵。这个诺言已然完全改变了伊迪丝·利伯古尔德对生活的期望。就算是党卫军果真要枪毙她，她也会站出来抗议，“可主管先生说过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工作不用大脑。伊迪丝只要把一个个挂在钩子上浸过釉的锅送到炉子里去烤就行了。她一直都在细心琢磨辛德勒先生的许诺。只有疯子才会许下这么斩钉截铁的诺言。眼都不眨一下。可他一点都不疯。因为他是个正要去赴宴的富商。所以，他肯定知道内情。可他怎么能未卜先知呢，难道他跟上帝或是魔鬼有什么交易？可又不像，他的外表，他戴着图章金戒指的手可不是那种通神者的手。那是只惯于去拿酒杯的手，是一只你不知何故会觉得能得到爱抚的手。然后，她又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疯了，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能通神，琢磨这位主管先生到底是靠什么使她对他的诺言这么深信不疑的。
凡是得到奥斯卡·辛德勒这个大胆承诺的工人，这一年还有接下来的数年间，都会对这个诺言车轱辘似的琢磨个没完。有些人会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推论：如果这个人错了，如果他只不过是在蛊惑人心，那么也就不会有上帝，不会有人性，不会有面包，不会有济危扶弱的义士了。自然，这只是个赌注，而且这个赌注赢的概率不大。
《辛德勒名单》第九章
那年开春，辛德勒离开他克拉科夫的工厂，驾着宝马朝西越过边境，穿过正在苏醒的春日森林回到故乡兹维陶。他要看望一下埃米莉，他的几位姨母和他妹妹。她们一直以来都是他抗击父亲的同盟；都是他母亲那圣洁的牺牲之火的守护。至于他妻子遭的罪是否跟他已故的母亲异曲同工，奥斯卡·辛德勒却根本就视而不见。他只管穿着他的毛皮翻领大衣，戴着羔皮手套的手驾驶着特别定制的方向盘，沿着耶塞尼克正在解冻的笔直公路向前飞驰，随时都可以伸手另取一根土耳其香烟。作为孩子没义务去操这个心，而他父亲则是个神灵，理应遵守更为严苛的律法。
他喜欢去看他几位姨母——喜欢她们把手掌向上举起，赞叹他衣服的精妙剪裁。他妹妹已经嫁了个铁路官员，住在铁路局分配的一套舒适的公寓里。她丈夫在兹维陶算个大人物，因为兹维陶镇是个铁路交汇点，镇上有几处大型货运栈。奥斯卡跟他妹妹妹夫一起喝了次茶，然后还喝了点烈酒。他们的聚会隐然有种共同庆贺的意味：辛德勒家的孩子都挺有出息的。
母亲最后的缠绵病榻自然是妹妹从旁服侍的，如今，偷偷摸摸去看望他们父亲的自然也是她。她没敢明说，只想暗示一下希望父子俩和解的意思。茶会完了后她这么做了，可只换来辛德勒的粗声大气。
再后来，奥斯卡就回家跟埃米莉共进晚餐。埃米莉自是巴不得丈夫回来度假。这样他们就能像旧式的夫妻一样一块儿庆祝复活节了。复活节的庆祝没什么问题，他们可以整晚一起隆重地跳舞，在餐桌上像两个礼貌周全的陌生人一样相互照应。而在内心深处，两个人都为这种形同陌路的婚姻关系吃惊非小——奥斯卡觉得他为陌生人，为他工厂里的工人付出的都比为埃米莉付出的要多。
他们俩之间有个难题，那就是埃米莉是否该搬到克拉科夫跟他同住。如果她放弃兹维陶的公寓，把它租出去，那她除了克拉科夫就再没有个地方可以栖身了。她相信自己有义务跟奥斯卡在一起；如果照天主教道德神学的说法，他不跟她住在一起会“极易犯罪”。然而，只有在他对她体贴爱护，对她的情感波动感同身受的情况下，她才能忍受跟他在一个外国城市的寄居生活。可奥斯卡的问题是，你非但不能指望他从一而终，就连要求他犯了错后守口如瓶都做不到。他漫不经心，半醉不醉，似笑非笑，有时候似乎认为，如果他当真喜欢上了某个姑娘，你也非得喜欢她不可。
她是否该去克拉科夫成了夫妻俩之间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压得两个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所以饭一吃完，他就忙不迭道个歉，跑到市政广场上的咖啡馆里去了。咖啡馆的常客是矿业工程师和小商人，偶尔出现的推销员已经换成了军官。他很高兴地在那儿见到了几个当初一起玩赛车的伙伴，他们大部分都穿着国防军的军装。他坐下来跟他们喝起了科涅克白兰地。有几位还表示惊讶，像奥斯卡这样高大结实的家伙竟然没穿军装。
“工业是基础，”他粗声大气地说。“工业是基础嘛。”
他们回忆起当初赛车的青葱岁月。又开始取笑他上高中时自己用零部件组装的那辆摩托车。它那种爆发力。他那辆500CC加洛尼摩托的爆发力。咖啡馆里的喧闹又上了个台阶；又叫了更多的科涅克白兰地。这时，几个高中时代的朋友又从咖啡馆的用餐区走了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又记起了一个久已忘却的笑话，事实上也没错。
然后，其中有一位沉下脸来。“奥斯卡，听我说。你父亲正在里面吃饭呢，就他孤零零一个人。”奥斯卡·辛德勒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手中的白兰地。他的脸涨得通红，可他却耸了耸肩。
“你应该跟他说说话，”有人劝他。“他真是个孤魂野鬼了，那个老混蛋。”
奥斯卡回说他最好还是回家吧。他想站起来，可大家都把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他坐回去。“他知道你在这儿，”他们告诉他。有两位已经去到用餐区，正在劝老汉斯·辛德勒赶紧把饭吃完。奥斯卡惊慌之下已经站起来，在兜里找他的存物牌，这时汉斯·辛德勒先生从用餐区出现了，他表情痛苦，被两个年青人轻轻架了出来。奥斯卡因这一幕呆住了。尽管他一直生他父亲的气，可在想像中他总是觉得，如果他跟父亲终有一天能捐弃前嫌的话，也应该是他跨出这第一步。老头子太骄傲了。可眼下他竟然任由自己让人架出来面对自己的儿子。
当父子俩被拉到一起的时候，老人做出的第一个表情是抱歉性质的一丝苦笑，还有眉毛的微微一挑。这种表情是如此熟悉，一下子攫住了奥斯卡的心。我实在没有办法，老汉斯是在说。我的婚姻和所有这一切，你母亲和我，它们就这么发生了，我挡都挡不住啊。这表情后面的含义或许没什么特别，可那天晚上奥斯卡已经在某个人的脸上见识过同样的表情了——那就是他自己的表情，当他面对埃米莉公寓走廊上的镜子，冲着自己耸耸肩的时候。我的婚姻和所有这一切，它们就这么发生着，我挡都挡不住啊。他曾经只能跟自己分享这一神情，而眼下——三瓶科涅克之后——他父亲来跟他一道分享了。
“你过得怎么样啊，奥斯卡？”汉斯·辛德勒问。说话间气喘得厉害。他父亲的身体可比他记忆当中的差多了。
于是奥斯卡终于裁定，即便汉斯·辛德勒也是人而非神——这个命题他在跟妹妹一起喝茶时还接受不了；他拥抱了老人，在他面颊上连亲了三次，感觉到父亲脸上硬硬的胡子楂儿，不禁流下泪来，而周遭这帮工程师、士兵和过去的赛车手则为父子终于相认开心地欢呼鼓掌。
《辛德勒名单》第十章
阿图尔·罗森茨韦格领导下的犹太委员会的委员们，仍自视为被拘禁在聚居区内的犹太人生存、健康和面包配给的卫护者，也着力使犹太聚居区内的警察认识到他们也是为民服务的公仆。犹太警察倾向于招收具有同情心又受过些教育的年轻子弟。虽然党卫军总部不过将OD视作又一种辅助性的警察力量，只能像其他任何一种警察力量一样对他们惟命是从，可至少截止到一九四一年夏，犹太警察自己并不是这样自我定位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犹太聚居区建立的时间日久，犹太警察的形象也随之越来越可疑了，在人们眼中逐渐成为德国统治者的帮凶。确实有些犹太警察为地下抵抗组织提供情报，向现存的体制挑战，但或许其中的大多数会认识到：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他们跟党卫军的合作。对诚实的人来说，OD会成为一个腐蚀他们的大染缸。而对于宵小之辈而言，它则成为不容错过的良机。
不过在他们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在克拉科夫的形象仍是一支良性的队伍。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可以被视作其成员在身份上暧昧莫测的一个典型。在面向犹太人的所有教育机构，就连犹太委员会主办的学校也在一九四 年被迫关闭后，波尔代克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为犹太委员会的住房办公室维持排队的秩序并安排约见时间。这只是份兼差，不过却使他得了个掩护，可以以一定的自由度在克拉科夫城里四处转悠。一九四一年三月OD成立时，是以护卫犹太人从克拉科夫城的其他部分安全进入波德戈里兹为其宗旨的。波尔代克接受了邀请，戴上了犹太警察的帽子。他自认真正理解其宗旨——犹太警察不但要确保聚居区高墙内的秩序，还要使犹太民族无奈的服从达到一个合适的程度，因为总结以往欧洲犹太人的历史经验，只有服从才能确保压迫者更快地走开，才能使当权者忘了他们的存在，而在他们遗忘造成的空隙中，生活也许能重新成为可能。
普费弗伯格一边戴着他的犹太警官帽，一边忙着在犹太聚居区和克拉科夫市区之间进行非法的货物买卖——皮件、珠宝、皮草、现金。他认识负责看守大门的警卫队长奥斯瓦尔德·伯斯科，这位队长对现今的政权反感到极点，所以任由原材料进入聚居区被制成商品——衣服、酒、五金器具——然后又任由这些商品再度卖回到克拉科夫，甚至连贿金都不要。
离开聚居区，摆脱了门口的警官和那些四处游荡的告密者后，普费弗伯格就会拣一条僻静的小巷把犹太人的臂章脱下来，然后再到卡兹米尔兹或是老城区去做生意。
在电车上，越过其他乘客的头顶，他一一浏览城里墙上贴的海报：剃须刀广告，针对窝藏波兰匪帮瓦维尔堡最新颁布的法令，“犹太人——虱子——斑疹伤寒”的标语，广告牌上画着一个纯洁的波兰少女将食物递给一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那犹太人身后却拖着魔鬼的影子。“帮助犹太人就等于帮助魔鬼撒旦。”杂货店外头挂着各种招贴画：犹太人用碎老鼠肉做饼馅，给牛奶兑水，把虱子倒进糕饼里，用脏脚揉面团。克拉科夫街头的招贴画已经充分证明了设立犹太聚居区的合理合法，而这都是宣传部广告文案撰写人的杰作。外表看来跟雅利安人一般无二的普费弗伯格就这么波澜不惊地从这些招贴底下经过，拎着个装满衣服或珠宝或是现金的手提箱。
去年是普费弗伯格生意的井喷期，弗兰克总执政废止了一百和五百面值兹罗提纸币的流通，要求将现存这两种面值的纸币存入德国信托基金。因为一个犹太人只能兑换两千兹罗提，这就意味着他们私藏的货币——超过两千的部分以及一百和五百面值的——就无异于一堆废纸了。除非你能找到个长得像雅利安人而且不戴犹太臂章的人，愿意代表你跟波兰人一起在德国信托银行前排长队，帮你兑换合法的货币。普费弗伯格和他的朋友——一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聚居区的居民手里收集了几十万一百和五百面值的兹罗提，用手提箱装得满满地带出聚居区，再装回合法的占领区新钞，中间损失的不过是必须付给波兰蓝衣警察的贿金。
普费弗伯格就是这样的警察。以阿图尔·罗森茨韦格主席的标准衡量是个杰出警察；以波摩尔斯卡党卫军总部的标准衡量则糟糕透顶。
奥斯卡四月份进了一趟聚居区——既是好奇，也是跟他定制了两枚戒指的珠宝匠说句话。他发现这里面比他想像的还要拥挤——两户人家挤一间屋，除非你运气，认识犹太委员会的人。那种气味就像是堵塞了的下水道，可犹太女人们为了杜绝斑疹伤寒还是在勤勉地打扫，在院子里用沸水煮衣服。“情况不同啦，”珠宝匠人跟奥斯卡倾诉道。“犹太警察已经开始佩戴警棍了。”克拉科夫聚居区的管理权跟波兰所有的犹太聚居区一样，已经由弗兰克总执政手里交给了盖世太保4B分部，如今克拉科夫所有犹太人的事务由党卫军要员朱利安·舍纳一个人说了算。此人年岁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很壮实，穿着平民衣服、戴着厚厚的眼镜，再加上秃头，看着像个没什么特点的官僚。奥斯卡在德国人举办的鸡尾酒会上碰到过他几次。舍纳很是健谈——不谈战事，而是大谈商业和投资。他是党卫军中级军官中很常见的那类官员，热爱运动，喜欢醇酒、妇人和没收的财物。因为竟然一下子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权，忍不住自鸣得意地傻笑，就像个小孩子嘴角挂了点没舔干净的果酱。他一方面兴兴头头，一方面又全无心肝。奥斯卡看得出来，相对于屠杀犹太人，舍纳更乐意压榨他们，他会为了利益弃规则于不顾，可是对党卫军的政策要旨则全盘执行，虽说这政策不断在变。
奥斯卡记得去年圣诞的时候曾送给这位警察要员半打科涅特白兰地。现如今这家伙的权限大了，今年的胃口也会见长。
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党卫军不但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成为政策的制定者——于是六月大太阳底下的犹太警察也就跟着变了味儿。奥斯卡只不过驾车进出了一次聚居区，就注意到一个叫赛姆切·斯佩拉的新人物，原来是个给人装玻璃的工人，如今成了犹太警察中的新势力。斯佩拉出身犹太正统人家，出于个人的经历同时也是秉性难移，非常仇视如今在犹太委员会里还有一席之地的欧洲化了的犹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听阿图尔·罗森茨韦格的指挥，而是直接听命于河对岸的勃兰特少尉和党卫军总部。从勃兰特那里几次领命之后，他回到聚居区后就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权倾一时了。勃兰特要求他新成立并领导一个犹太警察的政治分部，于是他就把他的各色狐朋狗党都拉拢进来。他们的制服也不再是警帽和袖章，而变成灰色衬衣、骑兵马裤、武装皮带和锃亮的党卫军皮靴。
斯佩拉的政治部，其所作所为远远超过了“无奈的合作”的要求，必将充斥贪赃枉法之徒，而且这些人大都具有某种病态心理，他们因在早年的岁月中曾受到体面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在社会和知识层面的双重轻视，所以对他们怀抱着根深蒂固的忌恨。除了斯佩拉之外，这些人还包括希蒙·施皮茨和马塞尔·策林格，伊格纳齐·戴蒙德、推销员大卫·冈特、福斯特、格吕纳和兰道。他们开始专事敲诈勒索，为党卫军提供聚居区内所谓心怀不满或意图煽动反德情绪的居民的名单。
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如今一心想脱离这个警察部队。风传盖世太保将强使所有犹太警察都向元首宣誓效忠，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将再也没有不服从的立足之地了。波尔代克可不想跟“灰衫”斯佩拉或是出卖同胞的施皮茨和策林格之辈同流合污。于是他跑到维杰尔斯卡街拐角的医院，找那位和善的外科医生商量对策，这位医生名叫亚历山大·比贝尔施坦因，是犹太委员会的指定官方医生。医生的兄长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正是犹太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眼下正因扰乱货币和意图贿赂官员的罪名在阴暗的蒙特卢皮赫监狱服刑。
普费弗伯格请求比贝尔施坦因给他开张医疗证明，他可因健康问题离开犹太警察部队。这可难了，比贝尔施坦因说。普费弗伯格连一丝病容都没有。他不可能假装高血压。比贝尔施坦因医生于是教导他如果脊椎受伤，该有哪些症状。普费弗伯格于是养成习惯，上工执勤的时候弯腰驼背，而且拄上了拐杖。
斯佩拉大为震怒。普费弗伯格第一次请求他批准自己退役时，这位警察长官宣称——活像是位御林军司令——退役的唯一途径是因公殉职。在聚居区内，斯佩拉和他那帮幼稚的朋友正在玩精英部队的游戏。他们是外籍军团；他们是近卫军。“我们会送你去见盖世太保的医生，”斯佩拉大叫。
比贝尔施坦因医生了解年轻的普费弗伯格身为犹太警察的耻辱感，对他细心调教。波尔代克侥幸逃过盖世太保医生的检查，以健康不佳恐无法称职地继续执行公务为由退出了犹太警察部队。斯佩拉在向普费弗伯格警官道别时，难掩鄙夷的仇视。
第二天，德国入侵苏联。奥斯卡非法收听了BBC的这条新闻后，知道所谓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已经彻底玩儿完了。数年内已经没有可能提供足够的船舰以完成此等计划了。奥斯卡意识到，这一事件已经改变了党卫军政策的本质，因为现如今，不但需要动员所有经济学家、工程师，所有大规模人民行动的规划者，所有类别的警察人员，做好适应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而且还要准备好迎接一个更加系统化地推进人种净化的帝国的到来。
《辛德勒名单》第十一章
距利波瓦街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家德国纸箱厂，厂屁股正对着辛德勒的搪瓷厂。喜爱交际、一刻都闲不住的奥斯卡·辛德勒时不时踱到那里串门儿，跟纸箱厂的受托人恩斯特·库恩帕斯特，或者原来的老板、如今的“义务”经理希蒙·耶雷特聊聊天。耶雷特的纸箱厂在两年前照常规变成了德国纸箱厂——他没得到一分钱，也没签过任何让渡文件。
这方面的不公已经不再让耶雷特特别揪心了。他大部分的相识跟他的遭遇都一样。他最揪心的还是他如今栖身的犹太聚居区。厨房里的争夺，那里毫无人情味儿的公社化生活，人身上的恶臭，你在楼梯上跟一个人擦肩而过，虱子就能从他油腻的夹克跳到你的西装上。他告诉奥斯卡，耶雷特太太如今极度抑郁。她过惯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本来就是克拉科夫以北克莱帕兹一个好人家的小姐。而且尤其在你想到，他告诉奥斯卡，只需要用那些松木板我就能在那儿给我自己搭一个像样的地方住的情况下。他指着厂子后头的那块荒地。工人在那儿踢足球，地方宽绰得很，需要大量跑动的体育项目都玩得起来。事实上这块荒地的大部分属辛德勒的工厂所有，其余的归一对姓别尔斯基的波兰夫妇所有。不过奥斯卡没对可怜的耶雷特挑破这一层，也没提他自己也一直在打这块荒地的主意。奥斯卡对他话里暗示的木材供应更感兴趣。你能“转移”这么多的松木板？耶雷特说，你知道，不过办些文件手续罢了。
他们俩一起站在耶雷特办公室的窗前，琢磨着那块荒地。车间里传来叮当的锤击和刺耳的电锯声。我实在是放不下这块地方啊，耶雷特告诉奥斯卡。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消失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劳役营里，只能远远地瞎琢磨那些该死的笨蛋到底在这里鼓捣些什么。你肯定能理解这种心情吧，辛德勒先生？
像耶雷特这样的犹太人根本不指望还有被解救的那一天。德军看来在苏联战场上势如破竹，就连BBC也不敢相信他们很快就能被苏军解决掉了。军备物资监管局订购野战炊具的订单不断出现在奥斯卡的办公桌上，附信的末了有尤利乌斯·辛德勒将军潦草写上的几句褒扬，杂七杂八的低级军官则是打电话过来表示良好的祝愿。奥斯卡对这些订单和祝贺照单全收，同时又从父亲写来祝贺他们重归于好的轻率的信里得到相反的乐趣。老辛德勒断言，德国人的好日子长不了。那个人（指希特勒）注定成不了气候。最终美国人会来教训他的。那么俄国人呢？老天爷，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肯行个好告诉这位独裁者，那里遍布了多少不信神的野蛮人吗？奥斯卡面带微笑看这些信的时候，并行不悖地享受着这两种原本针锋相对的乐趣——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合同带来的商业利益固然开心，他老爹这些大逆不道的颠覆性信件带来的快乐则更加贴心。奥斯卡每月送给老汉斯一千德国马克的汇票，为了尽孝，更是为了他老爹这些煽动性的言论，尤其是为了享受慷慨解囊的快乐。
这一年过得飞快，而且还几乎没发生什么让人痛苦的暴行。辛德勒的工作时间从来没这么长过，还有克拉科维亚酒店的宴会，爵士乐酒吧里的畅饮，以及跟迷人的克罗诺斯卡的春宵几度。树叶开始掉落时，他还纳闷这一年怎么就这么完了。时光飞逝的感觉先是因夏末，然后又由于早于往年的秋雨越发得到了强化。这种反常的季节对苏联有利，也连带着会影响所有欧洲人的生活。可是对利波瓦大街的奥斯卡·辛德勒而言，气候也仅只是气候而已。
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岁杪，奥斯卡发现自己竟然身陷囹圄。有人——也许是个波兰运务员，也许是他工厂里军工部的某个德国技工，确切情况不得而知——指控了他，跑到波摩尔斯卡街的党卫军总部去告他的状。一天早上，两名盖世太保便衣来到利波瓦大街，用他们的梅赛德斯把大门堵上，像是打算把搪瓷厂的生意给他一锅端了。来到楼上，他们向奥斯卡出示了搜查证，表示他们有权将他所有的商业记录统统带走。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受过任何商务方面的训练。“你们到底想要什么账簿？”辛德勒问他们。
“现金账，”一个说。
“要你的总账，”另一个说。
这次逮捕行动比较松懈；他们跟克罗诺斯卡聊着天，让奥斯卡自己去拿他的现金账和总账本。奥斯卡还有时间在一本便签上匆匆写下了几个人名，装作是已经约好跟他会面如今不得不取消的几个人。克罗诺斯卡自然心中有数，这是些可以去求助把他从牢里面保出来的人。
名单上的第一个是朱利安·舍纳长官；第二位是布雷斯劳反间谍局的马丁·普拉特。那就得打长途电话了。第三位是奥斯特法瑟公司的顾问，成天醉醺醺的一战老兵弗朗茨·博施，辛德勒送过他很多非法的厨具。靠在克罗诺斯卡的肩头，从她盘起来的亚麻色头发上，他特别强调了一遍博施的名字。此人极有影响，认识所有在克拉科夫参与黑市买卖的高官，而且是他们的顾问。而奥斯卡明白，这次逮捕肯定跟黑市交易有关，干这行买卖的危险在于：你总能买通管事儿的官员，却无法提防某个眼红的员工出头把你告发。
名单上的第四位是索斯诺维茨的费拉姆公司的德国主席，辛德勒先生就是从这家公司买入钢铁的。当他坐在盖世太保的梅赛德斯车里，朝老城中心以西不过一公里之遥的波摩尔斯卡街驶去时，这些名字就是他唯一的安慰了。他们能确保他不至于无声无臭地消失在体制的血盆大口中。因此，他并不像赛姆切·斯佩拉告发的那一千名聚居区的犹太居民那样孤立无援，在基督降临节那天的寒星底下被押上普罗克西姆火车站的运畜货车。奥斯卡可是认识不少重头人物的。
党卫军的克拉科夫总部是幢庞大的现代建筑，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不过跟蒙特卢皮赫监狱比起来还不算 人。可即便你不信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酷刑的传闻，那些被捕的一踏进这幢建筑也立马就晕头转向，它的规模，它那些卡夫卡式的走廊，那漆在一扇扇门上各部门的名称透出来的无言的威胁。在这里面，你能找到党卫军总部，包括刑事警察科、重案组警察、治安警察和盖世太保在内的所有党卫军下属的各警察总部，党卫军经济和管理部，人事部，犹太事务部，种族与重新安置部，党卫军法庭，作战部，党卫军服务部，致力于巩固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专署，以及为纯种德国人服务的福利办公室。
在这个巨型蜂房的某个所在，一个中年的盖世太保开始审问辛德勒，对于会计学，他看起来比逮捕他的那两个家伙有更确切的了解。这人抱着一种半心半意的好玩心态，就仿佛一个海关官员发现某个被怀疑走私货币的乘客，实际上是给他姑妈走私盆栽。他跟辛德勒说，所有跟战备物资有关的企业都要接受详细审查。奥斯卡才不相信呢，不过他没说什么。辛德勒先生应该能够理解，那个盖世太保跟他说，生产、供应军备物资的企业和商业，应该有一种道德义务，保证将其所有的产品完全奉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完全杜绝以不正当的交易破坏总执政府经济秩序的行为。
奥斯卡低声打断了这场既有威胁又兼示好意味的高谈阔论。“您是在暗示，警卫队长先生，有人报告我的工厂没有完成军备物资的定额吗？”
“您的生活非常优裕，”那人道，不过脸上挂着一丝宽容的微笑，就像是说这也没什么，他这样的大企业家生活优裕点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于每个生活优裕的人，他指出……怎么说呢，我们必须确认他的生活标准完全是靠合法经营赚得的。
奥斯卡对这个盖世太保微微一笑。“不管是谁在打我的小报告，”他说，“必定是个蠢货，而且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
“德国搪瓷厂的经理是谁？”这个盖世太保问，没理他这茬儿。
“亚伯拉罕·班吉尔。”
“犹太人？”
“当然。这个厂原是他亲戚的产业。”
现有的财务记录应该已经足够了，盖世太保说。不过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料，他想这位班吉尔先生应该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你是说要拘留我？”奥斯卡问。他哈哈大笑。“我现在就告诉你，”他说，“将来，舍纳长官跟我一起喝酒，拿这整个一套当笑话说时，我会告诉他您对我的态度始终彬彬有礼。”
两个逮捕他的家伙把他带到二楼，搜身后允许他保留香烟和一百兹罗提，可以买点小奢侈品。然后他就被锁在一间卧室里——应该是最好的房间了，奥斯卡推测，房间里装有盥洗台和马桶，加了铁条的窗户上挂着灰尘密布的厚窗帘——这是关押接受审问的高官显贵的房间。如果无罪释放，就算他不可能喜欢这里，也不会抱怨这样的房间太过寒酸。而假如这位高官被证实犯了叛国、煽动叛乱或是经济罪行，那么这个房间的地板就俨然成了道活板门，他会发现自己在地下室里接受审问，遍体鳞伤地坐在一个他们称为“缆车索道”的小隔间里，就等着进蒙特卢皮赫了，那里的囚犯直接就给吊死在牢房里。奥斯卡打量着那扇门。谁要是敢动我一根寒毛，他暗自发誓，我就送他上苏联前线。
他从来不惯于等待。一小时后他从里面敲了敲门，给了应门的武装党卫军五十兹罗提，要他买瓶伏特加来。当然，这笔钱够买三瓶的了，不过这正是奥斯卡的策略。晚些时候，在克罗诺斯卡和英格丽德的共同安排下，他收到一个装着盥洗用品、书和睡衣的包裹。又给他送了顿完美无缺的晚餐，外带半瓶匈牙利红酒，而且没人跑来打搅他或是问他什么问题。他猜想那位查账的正在辛苦地翻阅搪瓷厂的账簿呢。这时候他本来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BBC对苏联、远东和最近参战的美国的报道，他觉得如果他向关押者开口的话，他们没准真能给他部收音机呢。他希望盖世太保还没闯进他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街上的公寓，给他的家居和英格丽德的珠宝估价。到他睡着的时候，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盼着赶快给带去接受盘问了。
第二天一早，又给送来了丰盛的早餐——鲱鱼、奶酪、鸡蛋、面包卷、咖啡——而且依然没有人来打搅他。然后，那位中年党卫军审计员拿着辛德勒的现金账和总账来看他了。
这位审计员向他道了早安。希望他昨晚睡了个好觉。他对辛德勒先生的账本只是大略翻检了一下，不过他们已经认定，对于辛德勒先生这样一位获得军界这么多大人物高度评价的绅士，眼下实在不必详细审查。这位党卫军说，我们已经接到了些电话……辛德勒在道谢的时候明白对他的无罪宣判只是暂时的。他接过账本，收发处也全额退还了搜去的现金。
在楼下等他的是容光焕发的克罗诺斯卡。全靠她的联络工作才使他无罪释放，辛德勒身着他的双排扣西装毫发无伤地从这幢死亡之屋里全身而退。她领他走向阿德勒轿车，他们让她停在了大门里面。她那条匪夷所思的贵宾犬就坐在后坐上。
《辛德勒名单》第十二章
小姑娘是傍晚时分来到聚居区东沿的德雷斯纳家的。一对在乡下照看她的波兰夫妇带她返回的克拉科夫。他们跟聚居区大门口的波兰蓝衣警察说他们是到里面做生意的，小姑娘假装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这对夫妻是正派人，因为把孩子从乡下带到克拉科夫的犹太聚居区觉得挺脸红的。这孩子是个很宝贝的小姑娘；很受夫妻俩疼爱。可现如今，你再也不能在乡下收养个犹太孩子了。举报一个犹太人，市政当局——更别提党卫军了——就肯出五百兹罗提以上的赏金。举报你的就是你的邻居。再也不能信任邻居了。万一事发，倒霉的不光是孩子，大家都得搭上。我的上帝啊，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提着镰刀四处去逮犹太人了。
尽管聚居区里满目疮痍，这孩子却似乎并没怎么被吓到。她坐在一排排湿衣服中间的小桌子上，斯斯文文地吃着德雷斯纳太太给她的一块面包头。正在共用厨房里忙活的女人们抽空亲昵地爱抚她一下，她都相当领情。德雷斯纳太太注意到她回答所有人的问话里都有种出奇的戒备。不过她也有她的小虚荣，喜欢大多数三岁小姑娘最偏爱的颜色：红色。她头戴红帽，穿着红外套，脚蹬一双小红靴安静地坐着。那对农民夫妇对她的小小热情真是够纵容的。
德雷斯纳太太没话找话，就谈起这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如今也住在——事实上是藏在——乡下。不过，他们不久就要回来跟大家一道住在克拉科夫了，德雷斯纳太太说。小姑娘点了点头，不过她一声不吭似乎并不是因为害羞。
一月份的时候，她父母双双上了斯佩拉提供给党卫军的黑名单，被押往普罗克西姆火车站的途中，遇到一群幸灾乐祸地高呼“再见啦，犹太人”的波兰人。他们俩就借机溜出队伍，装成两个横过马路看清楚这群社会公敌如何远去的正派波兰市民，然后就混入人群，自己也假装喊了两句，随即潜入乡下，在克拉科夫远郊一带四处躲藏。
如今他们也发现城外的生活并不比城里安全，遂打算在夏天再偷偷溜回克拉科夫。德雷斯纳家的几个男孩子从城里下班回家后，立刻给这小姑娘起了个绰号叫“小红帽”。“小红帽”的母亲是德雷斯纳太太的堂妹。
不久，德雷斯纳家的女儿小丹卡也下班回家了，她在纳粹空军基地当清洁工。丹卡马上就满十四了，个头蹿得老高，所以也弄到了张劳工卡，可以到区外工作。她对这个一声不吭的小姑娘非常热情。“珍尼娅，我认识你母亲埃娃。以前她经常带我去逛街买衣服，她总在布拉卡街的法式面包店里给我买蛋糕吃。”
小姑娘端坐在坐位上，小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直视着前方。“夫人，您搞错了。我母亲不叫埃娃，她叫雅莎。”她仍然咬定那几个波兰假名，那是她父母和那对农村夫妇为了防备蓝衣警察或者党卫军的盘问编造出来，反复教给她的。德雷斯纳一家不禁皱着眉头面面相觑，惊讶于这个小孩子竟能做到如此狡猾，他们觉得这样做很丢人，可又不想深究，因为这也许就是这几天来这孩子最重要的生存手段。
到吃晚饭的时候，孩子的舅舅伊代克·申德尔回来了。他是维杰尔斯卡街聚居区医院的年轻医生。他正是小孩子需要的那种古灵精怪、连哄带骗、疯疯癫癫的舅舅。一见到他，珍尼娅终于变成了个孩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朝他奔去。如果有他在场，而且管这家的孩子叫外甥外甥女，那他们就真是她的亲戚没错了。你现在终于可以承认你母亲叫埃娃，你爷爷奶奶的真名并不是路德维克和索菲亚了。
最后到家的是朱达·德雷斯纳先生，博施厂里的采购员，这一大家子才终得团圆。
四月二十八日是辛德勒的生日，而在一九四二年，他以一个春天的孩子的方式大肆挥霍、大张旗鼓地欢庆他的生日。这可是德国搪瓷厂的大日子。主管先生不计工本地弄来了稀罕的白面包，配上正午的浓汤供大伙儿享用。欢庆的气氛蔓延至外面的大办公室，又一直传到后面的车间。大工业家奥斯卡·辛德勒正在欢庆他的鼎盛华年。
他三十四岁的生日一大早就在埃玛丽娅开始庆祝。辛德勒胳膊底下夹着三瓶科涅克白兰地拉开了生日庆典的序幕，他走遍了外面的大办公室，跟厂里的工程师、会计和绘图员分享着美酒。成把的香烟撒给会计部和人事部的办公人员，不到上午十点，生日礼物就已经派送到了车间的工人手里。在法式面包房定制的生日蛋糕也到了，奥斯卡就在克罗诺斯卡的办公桌上把蛋糕切开。犹太和波兰工人的代表陆续走进办公室向他道贺，他热忱地亲吻了一个叫库查尔斯卡的姑娘，她父亲曾是战前波兰国会的风云人物。然后犹太姑娘们也走上前来，男人之间握手道贺，连斯特恩也从他供职的市场规划工作中抽出身来，赶来道贺，已经照正式礼节握住了奥斯卡的手，谁成想被奥斯卡一把紧紧抱住，几乎喘不过气来。
当天下午，有人，也许跟上次是同一个人，因心怀不满又跑到波摩尔斯卡去指控辛德勒，这次的罪名是种族间行为失当。他的账目或许经得住审查，可没人能否认他是个“亲吻犹太人的罪人”。
这次的逮捕行动显得比上次更加专业些。二十九日早上，又一辆梅赛德斯堵在了工厂大门口，两个盖世太保在工厂的大院里拦住了他，态度也显得更加坚决。他们告诉他，他被指控违背了种族与再安置法案的规定。他们希望他跟他们走一趟。不，他没必要再回办公室一趟了。
“你们有逮捕证吗？”他问他们。
“我们不需要逮捕证，”他们告诉他。
他冲他们微微一笑。这两位绅士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连张逮捕证都没有就把他带走，他们肯定会悔不当初的。
他只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不过从他们的举止当中可以看出，自从去年那次半开玩笑式的拘留以来，这些家伙的威胁程度可是严重多了。上次他们在波摩尔斯卡谈的是经济问题以及是否违反了经济原则。而这次你触犯的却是匪夷所思的法律，是下水而非头脑的法律，是源自大脑黑暗面的法令。这次可不好对付。
“看来我们必须得冒这个险了，”其中一位道。
他仔细掂量了一下他们这种自负的态度，他们对他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大企业家不祥的冷漠神气。“春天的早上，”他说，“花几个小时兜兜风也不错。”
他安慰自己，这次不过又要被关到波摩尔斯卡那种高级囚室里待几天罢了。可是当他们朝右转向科尔乔瓦街，他明白这次要去的可是蒙特卢皮赫监狱了。
“我想跟一位律师谈谈，”他告诉他们。
“再说吧，”司机道。
奥斯卡曾听他的一位酒友提到，雅盖隆解剖学院专从蒙特卢皮赫接收尸体，他觉得这话很可信。
监狱的高墙占了整条长长的街道，坐在盖世太保梅赛德斯车子的后座上，就能看到三、四层楼面上那些一式一样预示不祥的窗格。进入大门穿过拱道，他们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几个党卫军的办事员都压低了声音讲话，仿佛一提高声音就能在狭长的走廊里形成震耳欲聋的回声似的。他们没收了他的现金，不过告诉他在关押期间，他每天有五十兹罗提的定额。不行，两个逮捕他的警官告诉他，他还不能找律师。
然后他们就走了，被人押着走在走廊里的奥斯卡，在修道院般的阒寂中听着也许是从两边墙壁上的窥视孔中传来的尖叫声。他被领着走下一段楼梯，进入一条会引发你幽闭恐惧症的地道，经过一串牢门紧锁的牢房。有一间牢房的铁格子窗开着，有大约六个犯人只穿着衬衫坐在里面，每人有个隔开的铺位，都面朝墙壁坐着，所以看不见脸。奥斯卡注意到一个被撕裂的耳朵。有个人正在抽抽搭搭地哭，可是知道不该去擦鼻子。克罗诺斯卡，克罗诺斯卡，你在为我打求助电话吗，我的爱？
他们打开了一间牢门，他走了进去。他原略微担心里面会很挤。不过牢房里另外只有一个囚犯，是个军人，把厚重的长大衣一直拉到耳朵边取暖，里面有两张铺草垫子的低矮的木床，那个当兵的坐在其中一张上。当然没有什么盥洗台了。只有一个水桶和一个垃圾桶。细看之下，那军人竟挂着武装党卫军的上校军衔，微微有点胡子楂，大衣里面只穿一件已经变味儿了的衬衣，扣子都敞着，脚下是双满是泥泞的靴子。
“欢迎光临，先生，”军官笑得嘴角扭曲，向奥斯卡抬起一只手。这人相貌英俊，比奥斯卡年长几岁。他有可能是个暗探。可他们为什么又让他穿着军装，而且证明他有这么高的军衔呢。奥斯卡看了看手表，坐下，又站起来，抬头望着高高的窗户。从操场的院子里透进一丝微弱的光线，这窗子你可不能指望凭窗远眺，逃避两个紧挨在一起的铺位造成的不便：两个人一坐下就得手放在膝盖上面面相觑。
最后他们还是攀谈了起来。奥斯卡一直很警觉，上尉却口没遮拦。他尊姓大名？他叫菲利普。他认为绅士不该在监狱里互通姓氏。而且，也该是大家开始认真考虑考虑这姓氏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早点这么做的话，我们眼下就会是个更加幸福的种族了。
奥斯卡断定，如果这人不是奸细的话，他就是有点精神崩溃了，也许就是什么炮弹休克症之类的。他一直在苏联南部作战，他指挥的一个营整个冬天都参加了围攻诺夫哥罗德的战役。然后他请假来克拉科夫看望他的一个波兰女友，用他的话说就是“迷失在彼此之中”，假期超期三天后，他在女友的公寓里被捕。
“我觉得我是故意不去计算具体的日期的，”菲利普道，“在我看到那些混蛋”——他朝天花板挥着一只手，指的是他周遭的这些社会建构：党卫军的规划大员，这些会计，这些官僚——“在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活的之后。我也不是下定决心要不告而别，就此跑掉。我只是觉得他们欠我的，我该当有点他妈的行动自由。”
奥斯卡问他是否更愿意被抓到波摩尔斯卡街。才不呢，菲利普说，我宁肯待在这儿。波摩尔斯卡看起来更像个旅馆。不过那些混蛋在那儿搞了个死囚牢呢，里面都是亮闪闪的镀铬铁条。不过还是先别提这些废话了，他奥斯卡先生又是犯了什么罪呢？
“我吻了个犹太姑娘，”奥斯卡说。“是我的一个工人。就这么回事。”
菲利普一阵怪叫。“哦，哦！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小鸡鸡？”
整个下午，菲利普上尉都在继续痛骂党卫军。一群小偷和荒淫之徒，他说。他简直没法相信。有些混蛋竟能弄到这么多钱。同时还装得那么清廉。一个倒霉的波兰人走私一公斤熏肉就被处死，他们自己却过跟他妈的汉萨同盟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以德意志诸城市为主的贵族一样。
奥斯卡装得就跟头一次听到似的，仿佛帝国领袖们的贪污腐化对于他这个苏台德边区德国人的纯洁心灵是种痛苦的打击，而他之所以暂时忘情、爱抚了一位犹太姑娘也正是他的淳朴单纯所致。最后，菲利普被自己的义愤填膺累坏了，就小睡了一会儿。
奥斯卡想喝口酒。几杯酒下肚，时光就能好挨一些，如果这位上尉不是奸细，两人相处能更融洽些，如果他真是奸细，也更容易露出马脚。奥斯卡拿出张十兹罗提的钞票，在上面写下一串人名和电话号码；比上次写得还多：整一打。他又拿出另外四张钞票，攥在手里走到门前敲了敲窥视窗。一个党卫军军士出现了——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人注视着他。看起来他可不像是把波兰人折磨致死或是用靴子把犯人的肾脏给踢爆了的主儿，不过他当然正是这么个家伙：你真想不到，长得跟你乡下大叔一样憨厚的人会干出这等事来。
能不能买五瓶伏特加？奥斯卡问。要五瓶吗，先生？这位军士说。他也许是在劝告一个搞不清自己需要多少分量的菜鸟酒鬼。然而，他还显得忧心忡忡的，像是在考虑是否向上级告发奥斯卡。奥斯卡说，将军和我每人一瓶助助谈兴也就够了。另外三瓶不成敬意请你跟同事们笑纳。同时我还想，奥斯卡继续道，阁下这样的身份应该有权力替某个囚犯打个普通的电话。电话号码就写在这儿……没错，就在钞票上。你不必给每人都打一通电话。不过请你把这个名单告诉我秘书，行吗？没错，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她。
这可都是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那党卫军军士喃喃道。
你他妈真是个笨蛋，菲利普对奥斯卡说。他们会因为你企图贿赂警卫把你给毙了的。
奥斯卡一屁股坐下，显然是长出了一口气。
这就跟亲吻一个犹太娘们一样蠢，菲利普说。
咱们等着瞧，奥斯卡说。不过也吓得够戗。
那个军士终于回来了，拿了两瓶酒之外还带回一个包裹，里面有干净衬衣和内衣、几本书，还有一瓶葡萄酒，是英格丽德在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公寓里打好包送到蒙特卢皮赫大门口的。菲利普和奥斯卡共度了个相当愉快的夜晚，虽说其间有个卫兵砸了砸铁门命令他们停止歌唱。酒精的力量似乎使牢房也变宽了些，上尉的胡言乱语如今听来也格外中肯，辛德勒还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尖叫，还有隔壁囚室里某个绝望的囚徒用钮扣敲出来的摩尔斯电码。只有一次，这个地方的真实本质削弱了伏特加造成的假象。菲利普在他小床旁边发现了一段红色铅笔写的短短的陈述，半被草垫子遮住了。他白费了不少工夫想把它破译出来——可是有些困难，他的波兰语可比奥斯卡差多了。
“‘我的上帝，’”他翻译道，“‘他们把我打得多惨！’喂喂，这可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对吧，奥斯卡，我的朋友？”
第二天早上，辛德勒醒来时自觉神清气爽。他从没受过宿醉的折磨，他还纳闷，别人对宿醉为什么会这么小题大做。菲利普可是脸色煞白，情绪沮丧。早上他被带走，然后又回来收拾自己的东西。当天下午他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已经得到一份去往斯塔特霍夫一个培训学校的最新任命，估计他们不会因为他开小差枪毙他了。他从床上捡起长大衣，向法庭去解释他在波兰的这几天风流日子去了。独坐无聊的奥斯卡，当天就靠阅读英格丽德送来的一本卡尔·梅梅（Karl May，1842—1912），德国以写青少年喜读的旅行和探险小说著称的作家，主要题材是阿拉伯人或是“狂野西部”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作品消磨时光，下午跟他的律师谈了话，这人也是个苏台德德国人，两年前在克拉科夫开了家处理民法案件的事务所。奥斯卡跟律师谈过后就放下心来。他被捕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可是等他们调查清楚了他的私生活之后，就再也不能以他这次跨越种族的亲吻作为继续拘禁他的理由了。“不过可能会闹上党卫军的法庭，他们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参军。”
“原因显而易见，”奥斯卡说。“我是军用基本物资的生产商。你可以请辛德勒将军亲自作证。”
奥斯卡读书速度很慢，于是就慢慢细品起卡尔·梅的这部作品——写的是美国蛮荒西部的猎人故事和印第安传奇——很欣赏其间那种正大光明的人际关系。再说了，他也没必要加快速度。他一星期后才上法庭。律师预测，到时候庭长会发表一通演说，说明哪些行为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员不该出现的，然后再付一大笔罚金也就完事了。离开法庭之后吸取教训，然后谨言慎行些也就是了。
第五天早上，他已经灌下半升作为早点的代用黑咖啡了，一个军士和两个卫兵进来带他出去。穿过一道道沉默的门扇后，他被带到楼上一间决策官员的办公室。他发现办公室里的那个人他认识，他们在很多次鸡尾酒会上都碰到过：克拉科夫党卫军安全处的头目罗尔夫·楚尔达中校。身着高级西装的楚尔达看起来活像个富商。
“奥斯卡，奥斯卡，”楚尔达像个老朋友一样埋怨他。“我们给你的这些犹太姑娘每天你只要付五马克。你应该亲吻的是我们，而不是她们。”
奥斯卡解释说那天是他生日。他是一时冲动。他喝醉了。
楚尔达摇着头。“我真不知道你竟然这么有来头，”他说。“连布雷斯劳都打来好几个电话，我们在反间谍局的朋友都在给你说情。当然，就因为你对某个犹太娘们动手动脚就不准你继续工作，也实在是荒唐之极。”
“您真是通情达理，中校先生，”奥斯卡道，感觉到楚尔达正准备向他要点酬劳。“如果有机会能报答您的宽宏大量于万一……”
“事实上有点小事要你帮忙，”楚尔达道，“我有个老姑母的住处最近被炸了个稀巴烂。”
是另一位老姑母。辛德勒深表同情地舌尖轻弹一下，说随时欢迎楚尔达主任的代表到利波瓦街，从所有的产品中挑一套厨具。不过，他不想让楚尔达认为释放他是一种莫大的恩惠——或者白送的厨具只不过是这个有幸获释的囚犯最起码的感谢之举。当楚尔达说他可以走了时，奥斯卡却拒绝了。
“我还不能马上把我的车叫来，中校先生，毕竟，我的燃料供给是受到限制的。”
楚尔达于是问辛德勒先生，是否想要安全处送他回家呢。
奥斯卡耸了耸肩。他的住处确实距这里很远，他说。步行回去有些不现实。
楚尔达哈哈大笑。“奥斯卡，我这就叫我自己的司机把你送回家。”
楚尔达的大轿车已经在门口准备停当，引擎已经发动起来，此时的辛德勒又扫了一眼楼上那些茫然的窗口，他想寻到一个来自另一国度的信号，那个酷刑的世界，那个无条件监禁的世界——那个铁窗后面的地狱，里面的囚犯没有成套的厨具用来做交易——罗尔夫·楚尔达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肘。
“笑话归笑话，奥斯卡，我亲爱的老伙计。如果你当真对某个犹太小姑娘有意思的话，你就是个天大的傻瓜。犹太人没有未来了，奥斯卡。这可不光是仇视犹太人的那套老生常谈，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们的政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