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名单》
作者:[澳]托马斯·基尼利
简介: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许久之后，这位快活的辛德勒先生，克拉科夫最受欢迎的派对嘉宾，扎布洛西挥金如土的浪荡子，一反常态，化身为一位花花公子的假面下隐藏的严厉判官，这一天将成为奥斯卡一生中的重要时刻。“经过这一天之后，”他后来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将来的情势所趋。就在这一刻，我下定决心，我将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跟这个邪恶的体制战斗到底，并战而胜之。”
《辛德勒名单》编辑推荐
纪念奥斯卡·辛德勒献给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他以满腔热诚和不懈的坚持促成本书完成奥斯卡的遗体躺在铅制棺椁中，穿过耶路撒冷老城中拥挤的街道，来到那个天主教的墓园，这个墓园南向俯瞰的就是希诺姆山谷——在《新约》中被称为地狱。
每一块陆地上，都有人为他哀悼服丧。
《辛德勒名单》内容简介
1939年，波兰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党卫军对犹太人进行了隔离统治。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来到德军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开设了一间搪瓷厂，生产军需用品。凭着出众的社交能力和大量的金钱，辛德勒和德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工厂雇用犹太人工作，大发战争财。
1943年，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辛德勒目睹这一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贿赂军官，让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在那些疯狂屠杀的日子里，他的工厂也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难所。
1944年，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300多人的名单，倾家荡产买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许久之后，这位快活的辛德勒先生，克拉科夫最受欢迎的派对嘉宾，扎布洛西挥金如土的浪荡子，一反常态，化身为一位花花公子的假面下隐藏的严厉判官，这一天将成为奥斯卡一生中的重要时刻。“经过这一天之后，”他后来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将来的情势所趋。就在这一刻，我下定决心，我将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跟这个邪恶的体制战斗到底，并战而胜之。”
《辛德勒名单》作者介绍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Michael Keneally，1935—），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国宝级”作家。自一九六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基尼利共出版三十多部长篇，十余部纪实作品和四部剧本。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文学奖项外，他三度入围英国布克奖短名单，一九八二年凭《辛德勒名单》折桂。这个具有多元价值的文本在正与邪、实与虚、文与史，技巧与人性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处处闪烁着过目难忘的人道主义光辉。斯皮尔伯格根据本书改编的影片获得七项奥斯卡奖。二〇〇七年，美国电影学院评出二十世纪百部佳片，《辛德勒名单》位列第八。
《辛德勒名单》译后记
一九九五年我到南京读书，正赶上当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片子在南京上映，那就是吴子牛导演，秦汉和刘若英主演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这片子算不得好，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不过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有种切肤之感、锥心之痛，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生活的城市，电影里确切提到的一些地点和路名就真实地存在于我周边。它以最切身的方式提醒我，我刚刚来到的这个城市曾承受过怎样的苦难。而且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日军攻进南京城的那天——南京都会拉响警报。隆冬的江南，寒冷阴湿；斑驳的城墙，浑浊的长江水，衬着凄厉的警报声，那情景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难以抹去。南京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是直到将近三年后，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才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了一次，就当是完成任务，也是在隆冬。并不是我甘愿忘本，而是每次跟这种人类的浩劫直面相对，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都需要你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身出来，去感同身受，这对于自己的情感和良知都是种极大的煎熬。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一直都不敢去看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名片《辛德勒名单》，我怕受这种煎熬。一直到几年前，我在编辑生涯中碰上了原著小说，买下了版权，几经踌躇后终于决定自己来译这本书。感觉竟然好像有点“义不容辞”，就当是对自己在南京三年读书生涯的一个纪念吧。
《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原名《辛德勒方舟》（Schindler’s Ark，美国版从一开始就叫《辛德勒名单》），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作者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Michael Keneally）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是整个澳洲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如假包换的“活宝”。（澳大利亚国家基金于一九九七年评选出一百位“民族活宝”[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基尼利位列其中。）而且据说全澳大利亚只有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和他能单靠写作为生。这应该跟他的写作神速也有关，自一九六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The Place at Whitton）迄今，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基尼利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十几部纪实作品和四部剧本。他的《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来自森林的流言》（Gossip from the Forest）和《同盟者》（Confederates）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和一九七九年三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凭《辛德勒名单》成功折桂；《带来云雀与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和《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分别于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连续获得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就在二〇〇八年他还刚刚获得本年度新南威尔士总督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New South Wales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Special Award）。
除了著作等身、获奖无数之外，略略翻检一下基尼利历年来的创作，你会大大惊讶于他创作题材的广博——表面看来简直就像一份报纸的国际新闻版一样丰富多彩而又杂乱无章（时间上上起中世纪，中经十八、十九世纪，一直到一战、二战、八十年代的地区冲突，地点则从澳大利亚到法国、美国，从非洲到中东一直到北极），简直无所不包。当然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写的基本上都是历史小说，或者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如《血红，玫瑰姐妹》（Blood Red,Sister Rose）重述圣女贞德的生平故事，《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取材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戈文纳兄弟的故事，描写土著遭受白人压迫的题材，《招来云雀和英雄》则写白人最初来到澳大利亚的“本事”；或者将小说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当中——如《奥罗拉的牺牲品》（A Victim of the Aurora）将南极探险和一个经典的谋杀阴谋交织在一起，《来自森林的流言》、《炼狱季节》（Season in Purgatory）和《同盟者》则分别将故事放在一战、二战和美国内战的历史背景中。基尼利的创作题材虽说上下数百年、纵横八万里，他的创作态度却是一以贯之的，简单地说就是以现代的写作风格，凭借现代的心理分析利器去剖析过往的人物、岁月和事件，力图还它一个客观公允的面貌。基尼利的努力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认可，如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盛赞“《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以高超的技巧将历史、心理洞察力和史诗般的历险故事糅合在一起，掩卷后仍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再如穆杰塔巴伊（A.G.Mojtabai）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高度评价基尼利重写圣女贞德故事的《血红，玫瑰姐妹》：“这个故事，那些场景我们全都已经耳熟能详：上帝的召唤、王太子的法庭、奥尔良、兰斯、鲁昂、火葬堆……谁要是还斗胆想再捡起这个已经被讲滥了的故事再讲一遍，那简直迹近卤莽。然而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却有这个胆量，而且应付裕如，浓墨重彩地将一个全新的圣女贞德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梅尔文·马多克斯也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将基尼利对贞德的刻画与传说中超凡入圣的圣女形象和肖伯纳笔下褪去光环的世俗形象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基尼利“极富创见地重塑了一个完整的贞德，没有另外那两种形象那么蔚为奇观，不过绝对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加动人”。
一九八九年，基尼利出版的小说《献给阿斯马拉：非洲小说》（To Asmara:A Novel of Africa），将目光投向当代战争，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并反思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埃塞俄比亚频仍的内战，以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作为叙述者和目击者，描述了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阵线为赢得厄立特里亚的独立与埃塞俄比亚当局展开的武装战斗。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赞“自从《丧钟为谁而鸣》以来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这部长篇这样写得如此老道、精妙”。一九九二年的名作《内海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又重返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小说传统，描写了一个丈夫跟别的女人跑掉，孩子又葬身火灾的女人在澳大利亚内陆重新寻找自我的故事。基尼利的祖上是爱尔兰人，他一九九五年的小说《河边小镇》（A River Town）就直接描写他的爱尔兰祖先在世纪之交移民澳大利亚的苦难历程。小说的主人公杂货商蒂姆·谢伊因慷慨地向邻居提供借贷而最终导致破产，就是以基尼利的祖父蒂姆·基尼利为原型塑造的。
基尼利的纪实类作品也跟他的小说创作具有相同的旨趣：探究身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战争）的重要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历程，追溯决定自己家族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渊源。如一九九八年的《大耻辱》（The Great Shame）探究的是十九世纪被迫移民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的命运；二〇〇二年的《美国无赖》（American Scoundrel）是为美国臭名昭著的政客、内战时期的将军、杀人凶手丹尼尔·西克尔斯写的传记，其创作旨趣颇类似于斯蒂芬·茨威格的为约瑟夫·富歇这个“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人物”所作的传记《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二〇〇六年的《盗贼联邦》（A Commonwealth of Thieves）则正面描写十八世纪晚期作为囚犯流放之地的澳大利亚的开国史事。
基尼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针对外界对他创作“驳杂”的批评，认为他的作品是“非常连贯的”，他说他作品的“连贯性来自主要人物的视角和价值观，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我把我的作品视为一个连贯而且相对统一的整体”。
基尼利最著名的作品无疑就是《辛德勒名单》，而身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生出为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发了战争财的工业家作传，重现和探索他之不惜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拯救出一千三百多名犹太劳工的历史史实和心理过程，真可以说是个意外——因为他甚至都不是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花大力气将其搬上大银幕，除了故事本身的震撼人心，跟他本人的犹太人身份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唯一顺理成章的就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探索癖好，因为人物才是历史事件的核心。
一九八〇年，基尼利在美国的一家箱包店认识了店主、“辛德勒幸存者”普费弗伯格，从他的嘴里基尼利第一次听到辛德勒的大名。普费弗伯格得知基尼利是位小说家后，热心地向他展示了他保存下来的大量关于辛德勒的文件，并亲自陪他远赴波兰，实地踏访克拉科夫和跟辛德勒的事迹有关的众多地点。基尼利又在普费弗伯格的帮助下采访了大量“辛德勒犹太人”，终于写成这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他将此书题献给普费弗伯格，感谢他“以满腔热诚和不懈的坚持促成本书完成”。基尼利在二〇〇七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他之受到奥斯卡·辛德勒这个人物如此巨大的吸引，是因为：“在他身上，你没办法说清楚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我喜欢这种具有颠覆意味的事实，即精神的力量和美好的意愿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大放异彩。”辛德勒这个复杂人物的方方面面想必一直萦绕在作者心头，《辛德勒名单》出版二十五年后，意犹未尽的基尼利又写了一本回忆录《寻找辛德勒》（Searching for Schindler:A Memoir），旧话重提，回顾了当初为创作《辛德勒名单》他跟普费弗伯格在全球范围内追随辛德勒的足迹，搜集有关他的资料，寻访“辛德勒犹太人”的难忘经历。
基尼利要写出在最黑暗的历史时刻，在面临历史上空前的人类浩劫时，人的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同时又竭尽全力要为辛德勒“去魅”，驱散笼罩在这个伟大的拯救者、上帝的替身、犹太民族的“大义人”身上的光环和“迷思”，还他这个“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的“真身”。所以他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去展现这个人物，但同时又“力避一切向壁虚构”，所有的事件，哪怕最琐碎的细节全部都有历史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作为支撑，而且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作家也还要进行排比择选，只选用经过判断后认定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由此也导致作品在荣获布克奖后引起这到底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因为众所周知，布克奖是个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奖项。
不管怎么说，事实证明，基尼利的这种创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实的力量胜过一切虚构，真实的面容也比一切设计都更精妙复杂，《辛德勒名单》不但将那段已经湮没不闻的伟大的拯救故事，如目见耳闻般生动清晰地展现在当代读者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奥斯卡·辛德勒这个真实人物无比复杂甚至矛盾的各个侧面，如刀砍斧斫般深入细致地突显在你我的心中。英国作家A·N·威尔逊（Andrew Norman Wilson）在《邂逅》杂志（Encounter）上撰文评论说，“辛德勒是个骗子，一个酒鬼，一个登徒子，可是，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他也就没办法从纳粹集中营里拯救出上千个犹太劳工了。”如果说威尔逊的评论还停留在操作性的表层（辛德勒只有是骗子、酒鬼和登徒子，才有本事拯救犹太人，但仅仅是骗子酒鬼和登徒子却也救不了人），还是基尼利的夫子自道更加深入肯綮，他在一九九五年接受《出版人周刊》的西碧尔·斯特恩伯格（Sybil Steinberg）的采访时如是说：“我对这个故事中的道德力量深信不疑……堕落之人跟他们身上向善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总是让人着迷。（辛德勒的时代）正是历史上曾不止出现过一次的特殊时代：在那些时代，圣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好处，唯有那些讲求实际的无赖汉才能担当起拯救灵魂的重任。”
在基尼利的笔下，“大义人”辛德勒和“大恶人”格特形成了饶有趣味又意味深长的对比，这善恶的两端不但家庭出身、外貌特征、兴趣爱好都基本类同，甚至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无相通之处，基尼利在作品中公然承认：“你仍不免会将阿蒙视作奥斯卡的黑暗兄弟，如果奥斯卡的性情不幸颠倒一下的话，他也极有可能成为格特这样的暴君和狂热的刽子手。”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不惜把身家性命全部搭上，将一千三百多个犹太人救出火坑？我相信，这应该是基尼利之所以下决心写这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触发点，也是他在小说中最致力于展示-解释清楚的一个关节点。不过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这一点，基尼利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尽其所能，将真实的辛德勒的本来面目纤毫毕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个人，经过了这么艰辛的努力，救了一千三百多个犹太人的命。我想，这也正是真实人性的复杂和微妙之所在吧，我们已经把这个人都咂摸透了，可是还是找不到他患上拯救犹太人这种“传染病”（作者本人的说法）的基因。基尼利自己也承认他搞不清在辛德勒身上“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但他将辛德勒的“投机主义”和“无私救人”都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这比强作解人要可取得多。《辛德勒名单》这部作品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但求真实的创作原则之上。
其实，患上拯救犹太人这种“传染病”的还非止辛德勒一人，还有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雷蒙德·蒂奇，甚至还有纳粹党卫军奥斯瓦尔德·伯斯科和国防军高官聚斯穆特，等等，等等。我想，也正因此，历史才不至于仅仅成为一部征服和压榨史，不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刻，不论邪恶的力量何等强大，也都有人性的光辉在闪烁，也总有人类的灵魂在成长。我想起老托尔斯泰总结《战争与和平》的那段话：“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极其朴素的。我的全部思想无非是：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冯涛二〇〇八年岁末
《辛德勒名单》作者前言
一九八〇年，我在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箱包店，问起几种公文包的价格。这家店归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幸存者”。正是在普费弗伯格箱包店意大利进口皮革制品的货架下，我才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位锦衣玉食的德国人，这位投机商，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这个矛盾的化身，听说他如何在那个如今通称为大屠杀的年代里，拯救一个被诅咒种族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我们这份对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述首先基于对五十位“辛德勒幸存者”的采访，他们散居在七个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又陪我实地探访了本书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奥斯卡发家的城市，他的第二故乡；普拉绍夫，阿蒙·格特那个可憎的劳役营；扎布洛西的利波瓦大街上仍矗立着的奥斯卡的工厂；还有奥斯卡从中抢救出他的女囚犯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本书的讲述还仰仗尚能联系到的少数几位奥斯卡的战时共事者，以及他战后的大量朋友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由辛德勒犹太人提供、存放于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烈士与英雄的权威纪念组织中有关奥斯卡的大量证词，还有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奥斯卡的朋友提供的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记录。
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这正是我采用的方法——既是因为我唯一能仰仗的就是我身为小说家的技巧，也因为在我看来，小说手法也正适合表现奥斯卡这样一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不过，我一直力避一切向壁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像奥斯卡这样的伟大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我则一直力图将事实与神话区分开来。有时有必要在奥斯卡和其他当事人只留下最简略记录的基础上合理地虚构少许的对话内容。不过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建基于由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
我首先要感谢三位辛德勒幸存者——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贝斯基法官，还有米奇斯瓦夫·彭佩尔——他们不但跟作者悉数分享他们自己对奥斯卡的回忆，提供各种文件使我的叙述精确无误，而且还通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修正意见。还有很多人，不管是辛德勒幸存者还是奥斯卡战后的共事者，都诚恳地接受采访并慨然通过信件和文件贡献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其中包括埃米莉·辛德勒夫人，柳德米拉·普费弗伯格太太，索菲娅·斯特恩博士，海伦·霍洛维茨太太，约纳斯·德雷斯纳博士，亨利和玛利亚娜·勒斯纳先生和太太，利奥波德·勒斯纳，亚历克斯·勒斯纳博士，伊代克·申德尔医生，达努塔·申德尔博士，雷吉娜·霍洛维茨太太，布罗尼斯拉娃·卡拉库尔斯卡太太，理查德·霍洛维茨先生，什穆埃尔·斯普林曼先生，已故的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先生，耶日·斯特恩贝格先生，刘易斯·费根先生和太太，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丽贝卡·鲍太太，爱德华·霍伊贝格尔先生，M·希施费尔德先生和太太，欧文·格洛温先生和太太，还有很多人，恕不一一列举。在我居住的城市，E·科恩先生和太太不但跟我分享他们对奥斯卡的回忆，还持续不断地为我鼓劲加油。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约瑟夫·克米兹博士，什穆埃尔·克拉科夫斯基博士，薇拉·普劳斯内茨，查纳·阿贝尔斯以及哈达沙·莫德林格慷慨地让我接触到辛德勒幸存者的证词以及相关录像和图片资料。
最后，我想对已故马丁·戈施先生为了使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意，并向其遗孀露西尔·盖尼斯致谢，感谢她对这一工程的支持协作。
惟有通过所有这些人士的鼎立相助，奥斯卡·辛德勒那传奇般的历史才终于首度以详尽的形式为世人所知。
《辛德勒名单》序幕
一九四三年秋暮秋时节的波兰，克拉科夫旧市中心边缘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一幢时髦的公寓楼中，走出一位身着昂贵大衣的高个儿青年，大衣下面是双排扣无尾礼服，礼服翻领上别着一枚巨大的装饰用黑珐琅底金质纳粹徽章。司机侍立在一辆庞大的阿德勒豪华轿车前，已经把车门打开，呼吸间都是呵出来的热气，这辆车即便在这个黑暗笼罩的世界中仍耀目生辉。
“注意脚下的人行道，辛德勒先生，”司机说。“它可跟寡妇的心肠一样裹了一层冰呢。”
从旁观察这幅冬日小景的我们，倒是脚踏坚实的大地，平安无虞。这位高个儿青年自始至终都会身着双排扣西装，有几分像个工程师的他一直都会有亮闪闪的巨大汽车随时伺候，还有，虽说他是个德国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还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德国人，波兰司机却一直都可以热络地跟他开开蹩脚的玩笑，不会有什么顾虑。
可是，虽有这样轻松的开场，我们却不可能以同样轻松的眼光看待我们这整个故事。因为这是个关于“善”如何战胜“恶”的真实故事，一次绝对可以精确测量、统计，毫不含糊的胜利。当你从另外的一极，从兽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当你一一历数“恶”通常会取得的那些可以预计和测量的胜利——自然容易做到明智、冷嘲、目光如炬，避免滥情的俗套，自然容易彰显“恶”的不可避免，而正是这方面构成了这个故事中可以称为不动产的大部分，可是“善”终究还是能归结为“尊严”和“自知”这样少数几种无法估量的德行。人类致命的怨毒正是小说家的主题，原罪也永远是历史家的母乳。可是要想描写美德却实在是桩冒险的买卖。
“美德”这个词儿用起来实在危险，我们须得赶紧解释一下：奥斯卡·辛德勒先生，这位在克拉科夫古老优雅的旧城区，将雪亮的皮鞋冒险踩上结冰路面的青年，可决非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正人君子。在这个城市，他跟他的德国情妇住在一起，还跟他的波兰秘书长期有染。他妻子埃米莉自愿大部分时间待在摩拉维亚的家里，只是偶尔来波兰小住。不过倒要帮他说句话：对他所有的女人，他都是位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的情人。当然，就“美德”的世俗含义而言，这也算不得理由。
而且，他还是个酒徒。有时他喝酒纯是为了陶然一醉，此外，他跟同事，跟官僚，跟党卫军喝酒可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他这样的酒徒也有，不过应该说极为少见：他在喝酒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谨慎和精明。这一条又是个忌讳，因为就狭义的“美德”而言，无论如何都不该纵酒狂欢。而且，辛德勒先生的功绩虽说已彪炳史册，却实在有些含混可疑之处，因为他是在一个堕落、野蛮的体系之中，或者说至少顺应了这样一个体系以成就他的功绩的；而正是这个体系使欧洲遍布了各式各样残忍暴虐的集中营，使一个被抹去名字的民族统统成为囚犯，遭受灭顶之灾。因此，要讨论辛德勒先生不同寻常的美德，我们最好从一个试探性的实例入手，看看为了践行他这种美德他都去了些什么地方，接触了些什么样的人。
车开过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后，就在瓦维尔城堡黑色的阴影下行驶，国社党宠爱的律师汉斯·弗兰克就是从这里统治着波兰政府。跟任何一个邪恶大人物的宫殿一样，城堡中没有一丝光亮透出。车子转向东南朝维斯瓦河开去时，辛德勒先生和司机都没有抬头扫一眼城堡的城墙。波德戈尔兹桥上的卫兵被派驻在冰冻的维斯瓦河之上，是为了截断游击队和其他违反宵禁的人员在波德戈尔兹和克拉科夫之间往返，他们对这辆豪华轿车，对辛德勒先生的相貌，对司机递上来的通行证已经非常熟悉了。辛德勒先生经常经过这个检查站，要么是从工厂（他厂里也有一套公寓）来市里忙公务，要么就是从他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的寓所到他扎布洛西郊外的工厂。夜幕降临后他们也经常能见到他，正式或者半正式装扮，到这里或是那里出席一次晚宴，参加一个派对或进入某个卧室；或许像今天晚上这样，到离城十公里的普拉绍夫强制劳役营，跟党卫军上尉阿蒙·格特这个身居高位的享乐主义者共进晚餐。辛德勒先生素有在圣诞节的酒水礼物上慷慨大度的声誉，所以他的轿车没有多少耽搁就获准经过，进入波德戈尔兹郊区。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他人生经历的这个阶段，尽管他喜欢美食佳酿，辛德勒先生在前往格特司令官的晚宴途中，所怀有的嫌恶还是远远大于期待之情的。事实上，每次跟阿蒙一道坐下来小酌，都让他非常反感。不过辛德勒先生感受到的厌恶又不乏刺激，是古代的那种欢腾的憎恶感——就像中世纪绘画中法官对该死的犯人表现出来的憎恶。即一种刺激奥斯卡而非使他懦弱的情感。
阿德勒轿车沿不久前还穿越犹太人聚居区的电车轨道疾驶，昂贵黑皮装饰的车内，辛德勒先生照惯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不过抽得异常镇静。他手上没有一丝紧张；他可真是个时髦人物。他的举止仪态表明，他很清楚下一根香烟、下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在哪儿伺候着。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当他经过寂静、黑暗的普罗克西姆车站时是否从酒瓶上暂时分了神，因为他看到一长串运畜车皮正朝利沃夫开去，运送的也许是步兵也许是囚犯，甚至也许真是家畜，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离城约十公里的乡间，阿德勒轿车右转驶上耶路撒冷大街——这名字可真是个讽刺。在明亮的寒霜映衬下，首先映入辛德勒先生眼帘的是一座毁弃的犹太教会堂，然后就是那座不久前还叫“小耶路撒冷”的城镇光秃秃的外观，而如今这里是普拉绍夫强制劳役营，关押着两万名忧心如焚的犹太人。门前站岗的乌克兰卫兵和武装党卫军谦恭有礼地欢迎辛德勒先生，他在这里至少跟在波德戈尔兹桥上一样知名。
阿德勒轿车开到行政大楼前，然后开上一条用犹太人的墓石铺就的监狱小道。营地两年前还是一个犹太人墓园。格特司令官自称是位诗人，手边有什么隐喻、象征，都用来造他的集中营。这种破碎墓石的隐喻贯穿整个集中营，将其一分为二，不过并未朝东延伸至格特司令官居住的别墅。
营房过后的右手边，有一幢原来是犹太人殡仪馆的建筑。它像是在宣称这里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死亡，皆属自然减员，所有的死者也都正准备装殓。事实上这个地方如今用作了司令官的马房。辛德勒先生虽说对这些景物已经习以为常，不过再见之下他可能还会嘲讽地轻嗽几声。诚然，如果你对新欧洲出现的每一桩小小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都有感于心，它就会成为你背上包袱的一部分，越来越重。不过辛德勒先生能力超凡，扛得起这样的包袱。
一个名叫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的囚犯，当天晚上也正往司令官的别墅里赶。司令官十九岁的勤务兵里谢克到普费弗伯格的营房，给了他几张由一位党卫军军士签署的通行证。让这个男孩子头疼的是，司令官的浴缸里有一圈顽固的污迹，里谢克怕格特司令官洗完晨浴后会揍他一顿。普费弗伯格曾是波德戈尔兹高中的教师，里谢克就是他的学生，如今在集中营汽车修理部干活，能弄到去除污迹的溶剂。于是里谢克跟他一起去了趟汽修部，拿了根小拖把和一罐去污液。走进司令官的别墅总让人提心吊胆，不过也就有了机会，可以得到海伦·希尔施塞过来的食物，海伦是格特备受虐待的犹太女仆，心地仁厚，也曾是普费弗伯格的学生。
辛德勒先生的阿德勒轿车距别墅还有一百米的时候，已经引起群犬狂吠——大丹犬、猎狼犬，以及阿蒙养在屋外狗窝里各式各样的恶狗。别墅是幢方形建筑，带个阁楼。上层的窗户开向一个阳台。外墙环绕着整整一圈装了栏杆的露台。阿蒙·格特喜欢夏天在户外闲坐。自从他来到普拉绍夫，已经挂了不少膘。到来年夏天，他就会成为一个热爱太阳浴的大胖子。不过在这个特殊版本的耶路撒冷里，可没有人敢嘲笑他。
一位戴着白手套的党卫军中士早就在门前侍立。他敬礼后，将辛德勒先生引进房内。门厅里的乌克兰勤务兵伊万接过辛德勒先生的大衣和洪堡礼帽。辛德勒拍了拍西装的胸袋，确认一下他给主人带的礼物：一个镀金烟盒，黑市货。阿蒙在这方面已经是行家里手，尤其是对于被罚没的珠宝；要送他礼物，起码得是镀金的，否则对他不啻是种冒犯。
通向餐厅的双开门边，勒斯纳兄弟正在奏乐，亨利拉小提琴，莱奥拉手风琴。奉格特之命，兄弟俩已经把白天在集中营油漆店干活穿的破衣烂衫脱掉，换上他们保存在营房专为这种场合穿的礼服。奥斯卡·辛德勒知道，虽说司令官喜欢他们的音乐，勒斯纳兄弟在别墅演奏时却一直都胆战心惊。他们太了解阿蒙这个人了。他们知道他喜怒无常，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他们俩勤恳谨慎地演奏着，希望他们的音乐千万别突然间毫无来由地冒犯了司令官。
参加格特晚宴的有七位男客。除了辛德勒本人和主人，男客包括克拉科夫地区党卫军头目朱利安·舍纳，已故海德里希的安全机构SDSD是Sicherbeitsdienst（党卫军安全处）的缩写，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两个情报机构之一。克拉科夫分部负责人罗尔夫·楚尔达。舍纳的党卫军军衔是Oberf hrer，介于上校和准将之间，陆军编制中没有对应的军衔；楚尔达的军衔相当于陆军中校。格特本人的军衔是上尉。舍纳和楚尔达是真正的贵宾，因为这个集中营就是归他们管的。他们俩都比格特司令官年长几岁，党卫军的警察头子舍纳因为秃顶、戴眼镜而且略显臃肿，看起来绝对是个中年人了。虽说如此，由于他的被保护人放荡的生活习惯，他跟阿蒙之间的年龄差距看来并不太明显。
最年长的男客是弗朗茨·博施先生，一战老兵，普拉绍夫数家工场的经理，合法非法的都有。他还是舍纳的“经济顾问”，在克拉科夫城内也有商业利益。
奥斯卡很是鄙视博施和舍纳、楚尔达这两个警察头子。可是，跟他们合作却是保住他自己扎布洛西工厂的关键，所以他经常给他们送礼。男客里奥斯卡觉得有点痛痒相关的只有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普拉绍夫集中营内马德里瑞施制服厂的老板，还有就是马德里瑞施的经理雷蒙德·蒂奇。马德里瑞施比奥斯卡和司令官格特先生年轻一岁左右。他有魄力有胆略，又有仁爱之心，若要给他集中营里靠囚犯发财的工厂辩护的话，我们只需提出一点：他工厂里雇用了近四千名囚犯，也就等于保住了这四千人的性命。雷蒙德·蒂奇四十岁出头，瘦弱、孤僻，不喜交际，在这种场合能溜就溜，他是马德里瑞施的经理，成卡车地为他的囚犯偷运食品（光这一条就够他在蒙特卢皮赫监狱、党卫军监狱或是奥斯维辛蹲一辈子了），对马德里瑞施言听计从。
四位女客都比任何一位男客都年轻，精心梳理的头发，身上都穿着昂贵的晚装。她们都是克拉科夫城内的高等妓女，德国人波兰人都有。有的是这里晚宴的常客。之所以有四个，是便于两位校级军官从容挑拣。格特的德国情妇玛约拉在他举行这类欢宴时通常都待在城内的公寓里。她将格特的晚宴视作男人的场合，因此对她敏感的神经而言是种冒犯。
毫无疑问，两个警察头子和司令官都以他们的方式很喜欢奥斯卡。不过他身上还是有种怪怪的东西。他们宁肯将这种怪异归结为他的家族起源一笔勾销。他是苏台德苏台德地区位于捷克、波兰和德国交界处。德国人——就他们而言就像阿肯色之于曼哈顿，利物浦之于剑桥。有迹象显示他不能算是思想纯正，不过他出手阔绰，从他那里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各种稀有日用品，他还能手持酒杯，表现出松弛有时甚至是粗豪的幽默感。他是你会隔着整个房间朝他微笑、点头的那类人，可要是你马上跳起来对他过分殷勤就没有必要，甚至有欠明智了。
那两位党卫军军官注意到奥斯卡·辛德勒的入场，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四位姑娘中间激起的战栗。在那个年代认识奥斯卡的人，都会说起他那种从容的磁性般的魅力，女人对此尤其招架不住，凭借这种魅力他简直无往而不胜。那两个警察头子楚尔达和舍纳这时注意辛德勒，可能是为了赢得女客的注意。格特也趋前一步跟他握手。司令官跟辛德勒个头相仿，三十出头就这么肥胖本来就显得不正常，现在又加上他的个头，那感觉就更加突兀了，仿佛一个高大的运动员身上硬贴了厚厚一层肥膘。他那张脸看似完美无缺，只是眼睛里闪着酗酒贪杯的亮光。司令官开怀痛饮的本地白兰地，数量着实惊人。
不过，跟普拉绍夫和党卫军的经济天才博施先生相比，他还是小巫见大巫。博施先生顶着个紫红的酒糟鼻；本当属于他脸上血管里的氧气，多年来似乎都跑去滋养酒精里的亮蓝色火焰了。辛德勒朝他点头致意，心里明白博施今晚上又要照旧诈他一笔了。
“欢迎我们的工业家，”格特低沉的声音隆隆做响，然后他正式向在座的几位姑娘做了介绍。勒斯纳兄弟俩这时候正在演奏施特劳斯，亨利的目光只在他的琴弦和最空旷的屋角间徘徊，莱奥则低头冲着手风琴键盘微笑。
辛德勒先生正被一一介绍给女客。辛德勒先生一边吻着姑娘们抬起来的手背，一边忍不住可怜起克拉科夫的这些个打工女郎，因为知道待会儿——等打打闹闹嬉笑调情开始之后——打闹也许会留下鞭痕，调情也可能打穿她们的肉体。不过，一喝醉就会成为虐待狂的阿蒙·格特上尉，起码现在还是个模范的维也纳绅士。
饭前的闲谈还是老一套。肯定会谈到战争，一边是SD头子楚尔达向一位高个儿德国姑娘保证，克里米亚半岛已经安全拿下，一边是党卫军头子舍纳跟另一位姑娘说起他在洪堡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一个很体面的小伙子，党卫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游击队轰炸琴斯托霍瓦的一家旅馆时被炸断了双腿。辛德勒则跟马德里瑞施和他的经理蒂奇聊着工厂的业务。这三位企业家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辛德勒先生知道小蒂奇为马德里瑞施制服厂的囚犯非法购买黑市面包，而且大部分资金是马德里瑞施自掏腰包。这是最起码的人性，因为照辛德勒先生的观点，他们在波兰的利润实在惊人，哪怕最根深蒂固的资本家都能心满意足，拿出点钱多买些非法的面包是理所应当的。就辛德勒而言，跟军备物资监管局——负责为德军所需的一切日用品进行招标、签定合同的机构——的合同已经使他成为巨富，早就超越了他的远大抱负：成为他父亲眼里的成功者。可不幸的是，据他所知肯经常花钱买黑市面包的就只有马德里瑞施、蒂奇和他，奥斯卡·辛德勒。
在格特即将招呼大家到餐桌前就坐的时候，博施先生走到辛德勒跟前，不出所料地拉住他的胳膊肘，将他引至两位音乐家正在演奏的门口，仿佛希望勒斯纳兄弟俩无可挑剔的旋律能遮没他们的谈话。
“生意不错吧，我看，”博施说。
辛德勒朝这人微微一笑。“您不是看到了吗，博施先生？”
“的确如此，”博施道。博施当然已经看过“重要军备物资委员会”的正式公报，宣布合同签给了辛德勒工厂。
“我是在想，”博施把脑袋凑过来说，“照您目前的兴旺发达，这毕竟是建立在我们前线一系列普遍的胜利之上……我是在想，您是否愿意做出一点姿态。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做个姿态。”
“当然，当然，”辛德勒道。他觉得一阵作呕，又要被人利用了，不过同时还有一种迹近快乐的感觉。警察头子舍纳的办公室已经利用其影响两次使奥斯卡·辛德勒免受囹圄之苦。他的全体职员很乐意继续增加砝码，确保下一次仍能化险为夷。
“我不来梅的姑母家被炸得一干二净，可怜的老家伙，”博施道。“一干二净！他们的婚床。餐具柜——她全套的迈森瓷器和陶器。我在想您能否匀一点厨房用具接济接济她。是不是能给个锅或是两个——你们DEF生产的那种大个儿炖锅。”
辛德勒先生兴旺发达的企业大名叫Deutsche Emailwaren Fabrik（德国搪瓷厂）。德国人简称其为DEF，不过波兰人和犹太人管它叫埃玛丽娅（Emalia）。
辛德勒先生说，“我觉得这应该没问题。您是希望直接把货托运给令姑母呢，还是由您来转交？”
博施连笑纹都不见一丝。“我来转交，奥斯卡。我想附上张小卡片。”
“那是自然。”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喽。每样用具都来个半罗罗（gross），计数单位，12打或144个。好了——汤碗，盘子，咖啡杯。那种炖锅就来个半打。”
辛德勒先生仰头哈哈大笑，虽说透着厌烦。不过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听起来仍殷勤有礼。仿佛发自内心。他在礼物上大手大脚惯了。博施的亲戚显然经常饱受轰炸之苦。
奥斯卡又喃喃道：“令姑母是经营一家孤儿院？”
博施再次盯住他的眼睛；对自己的一番醉醺醺的昏话理直气壮得很。“她是个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太婆。她用不到的可以拿去换别的东西。”
“我会交代秘书处理这件事。”
“那个波兰姑娘？”博施说。“那个小美女？”
“是个小美女，”辛德勒同意道。
博施本想吹个口哨，不过因为喝了太多白兰地，嘴唇没能撮到位，口哨变成了低低的咂舌声。“尊夫人，”他妄充知己地说，“真是个圣人。”
“确实如此，”辛德勒敷衍道。白让博施赚一票厨房用具倒没什么，辛德勒可不想跟他议论自己的妻子。
“跟我说说，”博施仍不放手。“你是怎么让她少管闲事的？她肯定知道……可看来你有本事拿得住她。”
辛德勒顿时沉下脸来。谁都能看出他脸上明显的不悦。他的声音几乎变成低吼，不过仍维持着惯常优雅的语调。
“我从不跟人谈论私事，”他说。
博施匆忙道歉。“原谅我。我不知道……”他继续语无伦次地请求原谅。辛德勒先生本来就不喜欢博施先生，懒得向他解释，在他人生中这个暗沉的黑夜，他和妻子之间根本就不是什么谁拿得住谁的问题了，辛德勒夫妻关系的灾难在于，正是埃米莉·辛德勒夫人生就的禁欲脾性和奥斯卡·辛德勒先生的享乐天性，不顾所谓的良言相劝自愿将他们俩绑在了一起。不过奥斯卡对博施的恼火，原因可能比他肯于承认的还要复杂些。埃米莉很像奥斯卡已故的母亲路易莎·辛德勒夫人。而他父亲老辛德勒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就离开了路易莎。所以奥斯卡有种本能的感觉：博施对埃米莉和奥斯卡婚姻的轻视，也就等于贬损了老辛德勒的婚姻。
博施还在不断地道歉。这个在克拉科夫无孔不入，手能伸到所有钱柜里的家伙，如今竟然因为怕失去六打成套的厨房用具，慌得汗流浃背。
客人被召唤到桌前用餐。女仆先上了一份洋葱汤，伺候客人喝汤。客人边吃边聊，勒斯纳兄弟一边继续演奏，一边靠近了些用餐的客人，又不至于太近，以免妨碍了女仆和格特的两个乌克兰勤务兵伊万、彼得的活动。辛德勒先生坐在已经被舍纳窃据的高个儿姑娘和一位长相甜美、骨架纤小讲德语的波兰姑娘之间，注意到两位姑娘都盯着那个女仆看个不停。女仆穿着传统的室内制服，黑裙子、白围裙。她胳膊上没有戴犹太星章，背上也没有一道黄漆。不过她一看就是个犹太人。引起其他女性注意的是她脸上的伤痕。整个下巴一片青肿，你会觉得格特把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女仆展现在克拉科夫的贵客面前，实在有失体面。两个姑娘和辛德勒先生都能看到，除了脸上的淤伤以外，她制服领子底下还隐约显出一片更让人心惊的青紫，就在她细瘦的脖子和肩膀的交会处。
阿蒙·格特非但不想不做解释地就让那个姑娘隐没在背景中，他还特意把椅子转向她，抬手给她打着手势，展示给一众宾客观瞧。辛德勒先生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安插的耳目已经跟他讲过，格特跟这个姑娘之间的关系是够扭曲变态的。宴请朋友时，格特拿她当谈资。只有在克拉科夫地区以外的高级军官造访时他才会把她给藏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他叫道，模仿夜总会老板假作醉态主持歌舞节目的调调，“请允许我介绍列娜。经过我五个月的调教，如今她不论是烹饪还是举止都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从她脸上看得出来，”高个儿姑娘道，“她肯定是撞上了厨房的家具。”
“这婊子本来还得撞一下的，”格特亲切地咯咯一笑。“没错。再撞一下。是不是，列娜？”
“他对女人真够凶的，”党卫军头子夸口道，冲他高个儿女伴挤挤眼睛。舍纳本来应该并无恶意，因为他说的是全体女人，并没有专指犹太女人。格特一旦想起列娜的犹太人身份，她就得额外多遭些罪，要么大庭广众下当着晚宴客人的面，要么就迟些等司令官的朋友离开之后。舍纳作为格特的上司，本来可以命令他不要再打这个姑娘。可这么一来面子上可就难看了，阿蒙别墅里的友好派对也就泡了汤。舍纳不是以上司的身份来的，他现在的身份是朋友、同事，来寻欢作乐，来享受女色的。阿蒙这家伙是有点怪，可谁都搞不出他这样的派对来。
汤之后是鲱鱼加调味汁，然后是猪手，都由列娜精心烹制调配。配肉食饮用的是一种烈性匈牙利红酒，勒斯纳兄弟开始演奏热烈的恰尔达什舞曲，餐厅里的气氛也热烈起来，军官们都脱掉了制服外套。对战争合同有了更多闲话可谈。制服制造商马德里瑞施被问起他塔尔努夫工厂的情况。是不是也像普拉绍夫集中营里的厂子一样属于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合同工厂？马德里瑞施把这些问题都交给他那位苦行僧一样的瘦小经理蒂奇来回答。格特却突然间走了神，像是晚宴吃到一半突然想起当天下午还有亟待处理的公务忘在了脑后，必须返回黑漆漆的办公室去处理。
克拉科夫来的几位姑娘觉得无聊了，那位骨架娇小的波兰姑娘，嘴唇油光光的，至多二十，也许才十八岁，她把手压在辛德勒先生的右手袖子上。“您不是军人？”她低声道。“您要是穿上军装肯定帅极了。”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连马德里瑞施也不例外。他一九四 年曾穿过一段时间军装，之所以又能脱下军装是因为他的经营天才对战争更加有利。不过辛德勒先生本来就权势赫赫，从没有被迫加入国防军的危险。马德里瑞施心照不宣地呵呵一笑。
“诸位听见了？”舍纳长官问在座的各位。“这位小女士把我们的工业家当作了军人。辛德勒列兵，呃？肩膀上披块毯子从他自己厂里产的野战炊具里捞东西吃。没准还是在哈尔科夫。”
鉴于眼前辛德勒先生的楚楚衣冠、翩翩风度，这种描述确是怪异得很，连辛德勒本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那个谁……”博施说，想捻个响指；“那个谁……华沙的那家伙叫什么来着？他就没能幸免。”
“托本斯，”格特道，像是突然又回过神来了。“托本斯就没能幸免。险些。”
SD头子楚尔达说，“哦，是呀。托本斯险些没能幸免。”托本斯是一位华沙工业家。产业比辛德勒和马德里瑞施都大。够成功的了。“希尼，”楚尔达说（希尼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跑到华沙跟军备物资监管局的人说，把托本斯工厂里该死的犹太人都赶出去，让托本斯参军，而且……而且要把他送上前线。听清楚，是前线！然后希尼又吩咐我在那里的同僚，他说，用显微镜好好查查他的账簿！”
托本斯可是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宠儿，军管局给他有利可图的战争合同，他则以不断地送礼作为回馈。军管局最终设法救了托本斯，舍纳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然后朝盘子俯下身来，露骨地冲辛德勒眨眨眼睛，“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在克拉科夫，奥斯卡。我们都太爱你了。”
或许是为了显示在场所有人对工业家辛德勒先生的热情，格特突然费力地站起身来，和着勒斯纳兄弟正在演奏的《蝴蝶夫人》主题音乐哼唱起来，身在危机四伏的犹太聚居区内这种危机四伏的工厂当中，衣冠楚楚的勒斯纳兄弟丝毫都不敢懈怠，恐怕任何一个同等处境的犹太手艺人莫不如此。
此时，普费弗伯格和勤务兵里谢克正在楼上格特的浴室里，洗刷浴缸里的一圈顽垢。他们能听到勒斯纳兄弟的音乐和阵阵欢声笑语。楼下到了饭后的咖啡时间，受尽折磨的列娜为客人上好咖啡后，安然无恙地退回了厨房。
马德里瑞施和蒂奇很快把咖啡喝完就告退了。辛德勒也想照此办理。那个娇小的波兰姑娘似乎对他恋恋不舍，可这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在格特家里你尽可恣意妄为，不过，党卫军在波兰的无恶不作，却使你在这里说的每个字、喝的每杯酒都打上令人反感的反光，更别提什么性交易了。就算你把一位姑娘带上楼，你仍然忘不了博施、舍纳和格特也在跟你一道寻欢作乐呢，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不管是在楼梯上，在浴室还是卧室里。辛德勒先生决非六根清净的和尚，可他宁肯做个和尚，也不愿在格特家春风一度。
他特意撇下那个姑娘跟舍纳聊天，谈谈战况、波兰匪帮、即将到来的苦寒冬天。让那个姑娘明白，他跟舍纳情同手足，他决不会跟兄弟争抢女人。不过他还是跟她道别，吻了吻她的手。行吻手礼时，他透过自己衬衫的袖口看见格特正走出餐厅的大门，朝楼梯井走去，一个刚才坐他身边的姑娘从旁搀扶。奥斯卡道别后几步赶上了司令官。他伸手拍了拍格特的肩膀。格特转过来，视线已经涣散的眼珠子竭力想聚上光。“哦，”他嘟囔道。“走了，辛德勒？”
“必须得回家了，”奥斯卡说。等在家里的是他的德国情妇英格丽德。
“你他妈可真是匹种马，”格特说。
“还是比不上你老兄啊，”辛德勒道。
“对，你说得没错。我是个要命的奥林匹斯山神仙呢。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哪儿？”他把头转向那个姑娘，不过自己回答了。“我们要去厨房监督那个列娜清理餐具。”
“不，”那个姑娘大笑着道。“我们去那儿干吗？”她拖着格特上楼。难得她出于姐妹情谊，挺身而出保护了厨房里那个遍体鳞伤的瘦弱姑娘。
辛德勒看着他们——笨重的军官和搀扶他的纤弱姑娘——跌跌撞撞地朝楼上走去。格特看似一个会一觉睡到日上三竿的主儿，可奥斯卡知道司令官惊人的体魄和生物钟。凌晨三点，格特兴许就会决定爬起来，给他身在维也纳的父亲写封信。再睡上一个小时的回笼觉，最多七点他就会出现在阳台上，手持来复枪，随时准备将拖拖拉拉的囚犯就地正法。
等那个姑娘和格特爬到了第一个楼梯平台，辛德勒悄悄沿走廊朝后房走去。
普费弗伯格和里谢克没料到司令官这么早就上了楼。听到他进了卧室，开始低声跟那个姑娘嘟囔，他们俩悄没声地收拾起清洁工具，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想从一道便门溜出去。格特还没醉得不省人事，看到了他们逃窜的身影，尤其是他们手里的刷子，不禁吓了一跳，还当他们是刺客。等里谢克走上前来，哆哆嗦嗦地汇报时，司令官这才弄清楚他们不过是两个囚犯。
“司令官先生，”里谢克确实有理由吓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希望向您汇报，您的浴缸里有一圈污渍……”
“喔，”阿蒙道。“所以你叫了位专家来。”他招手让那个男孩靠前。“过来，亲爱的。”
里谢克战战兢兢地挪过去，当即重重地挨了一下，一下子就趴在了床脚下。阿蒙再次招手要他靠前，仿佛觉得那姑娘看着他对囚犯温言软语会觉得开心似的。小里谢克站起身踉跄着朝司令官走去，再原样挨一轮打。当那男孩第二次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时，普费弗伯格照他长久以来的坐牢经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会被拉到底下的花园里由伊万当场处决。好在司令官只不过怒吼着叫他们滚蛋，他们乐得立即照办。
几天后，普费弗伯格听说里谢克死了，是被阿蒙给毙的，他以为是因为浴室的那件事。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里谢克事先没有请得司令官的允许，就擅自为博施先生套了辆马车。
别墅的厨房里，真名叫海伦·希尔施（她总是解释说，格特纯粹是因为懒才叫他列娜的）的女仆一抬头，发现门口站着一位宴会的贵宾。她放下手里端的盛碎肉的盘子，猛地跳起来立正站好。“您……”她望着他的礼服努力为他找个敬称。“主管先生，我是想把骨头拣出来喂司令官先生的狗。”
“请便，请便，”辛德勒先生说。“你没必要跟我汇报，希尔施小姐。”
他绕着桌子走了几步。他不想让她觉得他是针对她来的，可她仍对他的意图充满恐惧。虽说阿蒙以痛打她为乐，她的犹太人身份却总能救她免受公然的性侵犯。不过也有些德国人在种族问题上不像阿蒙这么挑剔。然而，这个人讲话的口气她却实在太不习惯了，就连那些跑到厨房来跟她抱怨阿蒙的党卫军军官和军士也不是这样讲话的。
“你不认识我吗？”他问，就像个名人——足球明星或是小提琴家——因为一个陌生人竟然没认出他来而略感受伤一样。“我是辛德勒。”
他伸出手臂抱住她。当他的嘴唇触到她的面颊时，他真切地感受到她身体的紧张。
他喃喃道，“这不是那种吻。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吻你是出于怜悯。”
她忍不住泪流满面。辛德勒主管先生正热烈地吻着她前额的正中，那是波兰人在火车站告别时的亲吻方式，是热情的东欧民族嘴唇吧嗒作响的重吻。她看到他也已经泪流满面。“这个吻我是为了那个……”他挥了挥手，她知道他指的是那个正处在深重黑暗中的诚实部族，只能睡在狭窄的床板上或是躲藏的密林中，对于这个备受格特上尉惩罚虐待的民族，她实际上在中间充当了缓冲物的作用。
辛德勒先生放开她，从侧袋里掏出一大条巧克力。这看起来也像是只有战前才有的奢侈品。
“把它藏起来，”他建议她。
“这里倒是不缺吃的，”她告诉他，仿佛他没觉得她濒临饿死，倒是有伤自尊的。事实上，她最不担心的就是吃的。她知道她肯定会死在阿蒙的别墅里，不过肯定不是因为缺少食物。
“你要是不想吃，就卖了它，”辛德勒先生告诉她。“干吗不增强一下自己的体力呢？”他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她。“伊扎克·斯特恩跟我说起过你。”
“辛德勒先生，”姑娘喃喃低语。她埋下头去痛苦失声，不过只敢哭了几秒钟。“辛德勒先生，他喜欢当着那些女人的面打我。我来这里的第一天，他打我是因为我把吃剩下的骨头给扔了。他半夜三更跑到地下室问我把骨头给扔哪儿了。他要喂他的狗，这可以理解。那是我第一次挨打。我当时问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问；放到现在我才不会这么问呢……我问他，你为什么打我？他说，我之所以打你就因为你问我为什么打你。”
她摇摇头，耸了耸肩，仿佛是自责话说得太多了。她一句话都不想多说了；她受到的责打实在是一言难尽，日复一日挨不尽的拳头。
辛德勒先生关心地朝她俯下头。“你的处境实在太可怕了，海伦，”他对她说。
“没关系，”她说。“我已经接受下来了。”
“接受什么？”
“哪天他高兴就会一枪崩了我。”
辛德勒摇了摇头，而她却觉得这种鼓励她敢于去希望的做法太虚情假意了。突然间，她被辛德勒先生精美的服饰、保养得极好的身体激怒了。“看在上帝分上，主管先生，我又不是没长眼睛。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在房顶上铲冰，小里谢克和我。我们看到司令官先生从前门走出来，走到露台的楼梯上，就在我们正下方。然后，他就站在楼梯上，举起手枪，毙了一个正好路过的女人。一个扛着个包袱的女人。一枪打穿了咽喉。不过是个正好路过的女人。你知道。她看着并不比别人更胖，更瘦，走得也不比别人更快或是更慢。我实在猜不出她做错了什么。你越是了解司令官先生的做派，你就越发清楚：根本就没有什么你可以遵循的标准。你根本没法对自己说，只要我遵循这样那样的标准，我就能保安全……”
辛德勒握住她的手，为了表示强调握得很紧。“听我说，我亲爱的海伦·希尔施，不管怎么说，这儿还是比马伊达内克马伊达内克（Majdanek），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郊。估计死于该营的总人数达20—150万。或是奥斯维辛强。如果你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她说，“我原以为在司令官的厨房里不难做到。我从营里的厨房调到这儿的时候，别的姑娘还都很嫉妒我呢。”
她唇上泛起一抹让人心痛的微笑。
辛德勒抬高了嗓音。他就像是在阐述一项物理公式。“他不会杀你，因为他就指着你取乐呢，我亲爱的海伦。他一心指着你取乐，连犹太星章都不让你戴。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给他取乐的竟然是个犹太人。他在楼梯上一枪崩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她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她就是个囚犯而已，既不会冒犯他也不会取悦他。你该理解这一点。不过你……这当然没什么光彩的，海伦。不过人生就是这样。”
有人也这么跟她讲过。是司令官的副官莱奥·约翰。约翰是党卫军少尉。“他不会杀你，”约翰曾对她说，“一直到底，列娜，因为你太能给他提神取乐了。”这话由约翰说来意义并不一样。辛德勒先生等于是一锤定音：她虽活得痛苦不堪，却能够活下去。
他看来很理解她现在心头的震惊。他喃喃地继续说些鼓励的话语。他会再来看她。他会设法把她弄出去。弄出去？她问。弄出这个别墅，他解释；到我的厂子里去，他说。你肯定听说过我的厂子。我有一家搪瓷厂。
“哦，当然，”就像一个贫民窟的孩子说起度假胜地里维埃拉。“‘辛德勒的埃玛丽娅’。我当然听说过。”
“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他再次强调。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似乎已经知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似乎已经洞悉了希姆莱、弗兰克等纳粹头子将来的险恶意图。
“好吧，”她被说服了。
她转过身去，走到一个碗橱前，把它从墙上拉了出来，这么卑微的姑娘竟然有这么大力气，辛德勒先生着实吃了一惊。她从碗橱背后的墙上挪开一块砖头，掏出一沓钞票——纳粹占领波兰后的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
“我有个妹妹在劳役营的厨房工作，”她说。“万一她被送上运畜车的话，我想请您用这笔钱把她赎出来。我相信这种事您肯定见得多了。”
“我会把这当作自己的事来做，”辛德勒告诉她，不过语气轻描淡写，不像是个庄重的承诺。“这有多少？”
“四千兹罗提。”
他大大咧咧地接过钞票，往侧袋里一塞。钱放在他这儿总比藏在阿蒙·格特家的碗橱后面安全得多。
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就这样险象环生地拉开了序幕，其间有野蛮的纳粹做派，有党卫军的纵酒狂欢，一个饱受凌辱的瘦弱姑娘，还有辛德勒这个善良的德国人，就像只能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古道热肠的妓女形象一样广为流传。
一方面，奥斯卡一直努力去认识纳粹这个体系的全副面孔，那隐藏在官样文章背后疯狗一样的真面孔。他早在大多数人想都不敢去想之前，就已经窥破了Sonderbehandlung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的虽是“特殊疗法”，真正的含义却是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以及克拉科夫以西那个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青紫尸体，波兰人称克拉科夫以西的那个地方为Os＇iecim Brzezinka，不过后来广为西方世界所知的还是它的德国名字：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 Birkenau）。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商人，一个天生的商人，他决不会公然唾弃纳粹的体制。他已经竭尽所能使那堆积如山的尸体降低了一些，而且，虽说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未来两年间，犹太人的尸山就会堆得高过马特洪恩峰马特洪恩峰位于意大利与瑞士交界处的奔宁阿尔卑斯山脉，海拔4,481.1米。，可是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天就要到来了。虽说他不能预测纳粹的官僚体制中会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可他坚信不论政策如何改变，总会需要犹太劳工的效力。因此，他才会在看望海伦·希尔施时，反复叮嘱她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他确信，就在窗外那黑暗的普拉绍夫劳役营中，无法入眠的犹太人也在不断为自己打气，因为历史的潮流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只有那些身体垮掉、大口吐血、感染痢疾的犹太人才会被送往奥斯维辛。在普拉绍夫劳役营的囚犯一大早被叫到阅兵场点名时，辛德勒先生就亲耳听到有些人的喃喃自语，“至少我身体还算健康，”那种口气是以往的太平岁月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有的。
所以，这个冬夜对于辛德勒先生的拯救行动而言，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他已经深陷其中；他已经无数次违反纳粹德国的法令，罪名足够判处他绞刑、砍头，被送往奥斯维辛或是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住在四面透风的营房里。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真正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虽说他已经拿出了相当一笔财富，可他不知道将来还需要付出多少。
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们的故事还是从日常的小小善行开始吧——一个吻，一句软语温存，一块巧克力糖果。海伦·希尔施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她那四千兹罗提了——那笔钱再也不会以能拿在手里、数得清的形式出现了。不过这一天有件事还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奥斯卡对金钱的数目竟然如此漫不经心。
《辛德勒名单》第一章
西格蒙德·李斯特将军的装甲师从苏台德区挥师北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从两翼包抄，拿下了克拉科夫这颗南部波兰的璀璨宝石。奥斯卡·辛德勒尾随其后，来到了这块在未来五年间就将使他飞黄腾达的宝地。虽说不出一个月，他就会对国家社会主义心生不满，他仍然看得很清楚，克拉科夫这个铁路枢纽的工业虽尚欠发达，可在新政权统治下必将迅速崛起。他可不想再做什么推销员了。从今以后他将成为一个商业巨头。
回顾奥斯卡的家族史，从中倒是并不容易找到他那股强烈的拯救本能的根源。他生于一九 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生在弗朗茨·约瑟夫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或Franz]Joseph，1830—1916），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他将帝国分为二元君主国，其中奥地利和匈牙利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存。治下的奥地利帝国，那个古老的奥匈帝国版图内山峦起伏的摩拉维亚省。他的故乡是工业城市兹维陶，十六世纪初，这里的商业机会将辛德勒的先祖从维也纳吸引至此。
奥斯卡的父亲汉斯·辛德勒先生非常赞同帝国的统治，自认是个文化上的奥地利人，不论是用餐、打电话、谈生意，还是甜言蜜语，都使用德语。可是在一九一八年，辛德勒先生和他的家庭成员却发现他们成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马萨里克（T.G.Masaryk，1850—1937）和贝奈斯（E.Bene，1884—1948）分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和第二任总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不过这也并未给做父亲的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困扰，年仅十岁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据成年后的希特勒讲，童年时的希特勒就因为奥地利与德国虽在很多方面血脉相连，在政治上却毫不相干而痛苦万分。奥斯卡·辛德勒的童年却丝毫未曾受到这种神经兮兮的所谓归属断层的困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个林木丛生的蕞尔小国，当时还没有成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即便在大萧条时期，在后来政府的某些蠢行使民族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讲德语的市民仍颇有尊严地安于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
奥斯卡的故乡兹维陶，是耶塞尼克山脉南麓一个煤灰遍布的工业小城。它周遭的小山半被工业破坏，半被落叶松、云杉和冷杉的森林覆盖。由于苏台德德国人社区的需要，兹维陶保留了一所德语文法学校，奥斯卡上的就是这所学校。他读的是“实科中学”课程，是专为当地的工业所需培养矿业、机械与民政工程师的。辛德勒先生拥有一家农业机械厂，奥斯卡受的教育就是预备将来好继承家族企业。
辛德勒家是天主教徒。阿蒙·格特家也是一样，这时年轻的格特也在完成他的理科中学课程，正在维也纳准备高中毕业会考。
奥斯卡的母亲路易莎信教非常虔诚，她每个礼拜天都沉浸在香烟缭绕的圣莫里斯教堂里望大弥撒，衣服上都浸满了香烟味道。汉斯·辛德勒正是那种逼得妻子只能在宗教中寻得安慰的丈夫。他喜欢科涅克白兰地；喜欢泡咖啡馆。这位君主主义者汉斯·辛德勒先生，身上总是散发出上等白兰地、优质烟草和世俗享乐的味道。
辛德勒家住着一套现代化的别墅，远离城市的工业区，四周园林环抱。家里有两个孩子：奥斯卡和他妹妹埃尔弗丽德。不过除了最粗略的概念之外，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详情缺乏了解。比如，我们只知道，辛德勒夫人对于自己的儿子跟他父亲一样对宗教漠不关心深感忧虑。
不过，这个家不可能非常压抑。奥斯卡偶尔提到童年的只言片语中丝毫没有什么阴影存在。阳光在花园中的冷杉间闪烁。初夏的园角李树上挂满熟透的李子。即便奥斯卡在某几个六月的清晨去望弥撒，他回到别墅后也不会带回多少原罪感来。他把父亲的汽车开到车库前的阳光下，然后就开始乱弄车内的马达系统。要么他就坐在别墅边门的台阶上，一心摆弄他正在组装的摩托车的化油器。
奥斯卡有几个中产阶级的犹太朋友，他们的父母也把他们送到那所德语文法学校就读。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不是那些讲意第绪语、信正教的乖僻的德系犹太乡民，都是能讲多种语言、不太讲究犹太正统的商人。在汉斯·辛德勒出生在兹维陶一个纯种德国人家族前不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出生在哈那平原对面贝斯基迪丘陵地带的这样一户犹太人家。
奥斯卡后来的作为不禁使人们对他的童年也产生了些许期盼。小奥斯卡应该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保护过几个受欺负的犹太男孩吧。其实发生这等事的可能性极小，我们并不知情也只有更好，因为这种场景未免太做作了些。此外，拯救一个犹太孩子的鼻子免于流血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希姆莱本人就在一次训话中对他手下的别动队抱怨过，每个德国人都有一个犹太朋友。“‘犹太人都该被消灭，’每个党员这么说。‘当然，这是我们的计划：消灭犹太人，彻底灭绝——我们坚决执行。’可是执行起来却并不坚决，八千万可敬的德国人，每个人都有一位正派的犹太人朋友。当然，别的犹太人都是猪，可这一位却是个独一无二的犹太人。”
如果受希姆莱的启发，还想为奥斯卡成年后的拯救热情寻到点早年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拿辛德勒家的隔壁邻居来顶缸：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拉比拉比（rabbi）是对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的称呼。费利克斯·坎托尔博士。坎托尔拉比是德国犹太教自由主义思想家亚伯拉罕·盖格尔的信徒，盖格尔宣称，做一个德国人并没什么罪过，事实上，跟做一个犹太人一样值得称道。坎托尔拉比可不是个犟头犟脑的乡村冬烘。他穿着时尚，在家讲德语。他把他的礼拜地称为“教堂”（temple），而不用那个更古老的名字“犹太会堂”（synagogue）。来他的教堂礼拜的有兹维陶地区的犹太医生、工程师和纺织厂的老板。如果他们外出旅行，他们会向别的商人炫耀，“我们的拉比是坎托尔博士——他不仅给布拉格和布尔诺的犹太杂志写文章，还给各家日报撰稿呢。”
坎托尔拉比的两个儿子跟他的德国邻居辛德勒家的儿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这两位公子都天资聪颖，也许终能成为布拉格的德国大学杰出的犹太教授。这两个剃着平头、讲着德语的神童，穿着及膝短裤在夏日的庭院里撒欢儿奔跑。跟辛德勒家的两个孩子不是你追我就是我追你。望着他们在紫杉树篱间奔进奔出尽情嬉戏的坎托尔博士，应该会欣慰地想，盖格尔、格雷茨、拉撒路，还有十九世纪所有那些德系犹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预言不是已经成真了吗？我们过的是开明的生活，我们受到德国邻居的尊敬——辛德勒先生甚至在我们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讥笑那些捷克政客。我们既是《塔木德经》细致贴心的阐释者，又是通晓俗世学问的学者。我们既属于二十世纪又属于那个古老的部落种族。我们既无意侵害他人，也不会遭到他人的迫害。
然而，到了一九三 年代中期，这位拉比就将不得不改变他这一乐观的判断了，他最终会明白，他的两个儿子单靠一个德国语言的博士学位是没办法买通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事实上，无论二十世纪的技术还是任何一种世俗的学识，都无法为一个犹太人提供遮风挡雨的避难所了，更遑论那些犹太拉比了，在新一代德国立法者眼中，他们是最不能容忍的。坎托尔全家于一九三六年移居比利时。辛德勒一家从此再未得到他们的任何音信。
处在青春期的奥斯卡才不会去理会什么种族、血统和领土云云。他是个摩托少年，对他来说，摩托车才是整个宇宙最让他欲罢不能的偶像。他父亲又是个天生的机械工，似乎也一直在鼓励这个男孩对最新型机械的狂热。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间，奥斯卡成天骑着辆火红的500CC加洛尼摩托在兹维陶乱转。他的同学埃尔温·特拉加希就常常怀着无法形容的渴慕，望着那辆火红的加洛尼在大街上绝尘而去，吸引着在广场上散步的市民的目光。这辆摩托车也跟坎托尔家的两个神童一样，是当地的一绝——它不仅是兹维陶独一无二的一辆加洛尼，不仅是摩拉维亚绝无仅有的一辆500CC的意大利加洛尼，而且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恐怕都找不出第二辆来了。
一九二八年春既是奥斯卡青春期的尾声，也是他跨入成人的序幕，因为当年夏天他就会坠入爱河并决定结婚。正在这个时候，他跨着一辆250CC的摩托古兹出现在城市广场上，除了原产国意大利之外，整个欧洲大陆另外就只有四辆这种型号的摩托，而且全部归国际级的赛车手所有——吉斯勒，汉斯·温克勒，匈牙利的约和波兰的科瓦奇科夫斯基。兹维陶城里肯定有人大摇其头，感叹说辛德勒先生实在是把这个男孩给宠坏了。
不过这将是奥斯卡一生中最甜美最单纯的一个夏天了。这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男孩，头戴皮质头盔，猛踩摩托古兹的油门，跟当地工厂里的车手在摩拉维亚的群山间风驰电掣。说起来他们全家都对政治无甚用心，最积极的政治姿态不过是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点一根香烛。小奥斯卡还不知道，就在铺了层松木的弯道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暧昧的婚姻，一次经济衰退，以及长达十七年的政治灾难。不过此刻，这位追风少年的脸上还是单纯一片，只有因高速行驶被风吹成的一脸怪相。正因为他是个新手，并非职业选手，因为他所有的记录还有待他去一项项创立，他才比那些必须跟时光对抗的老手，那些职业选手更有可以任他挥霍的本钱。
他在五月参加了他第一场比赛，布尔诺至索伯斯拉夫的山地摩托车赛。这是场高等级的竞赛，所以富足的汉斯·辛德勒先生给他儿子购买的昂贵玩具至少不至于在车库里生锈了。他驾驶红色摩托古兹得了第三，仅落后于两辆改装了英国布兰克伯恩引擎的特罗特摩托。
他第二次挑战，离开家乡去了阿尔特维特赛场，位于萨克森边界的群山间。参赛的有德国250CC的冠军瓦尔弗里德·温克勒，有他的老对手库尔特·汉克尔曼，座驾水冷式DKW。萨克森的所有高手——霍洛维茨、科赫尔和克利沃尔——悉数到场；上次已经领教过的布兰克伯恩引擎改装的特罗特摩托再次现身，还有几辆考文垂老鹰机车。参赛的有三辆摩托古兹，包括奥斯卡·辛德勒的那辆，还有350CC级的重型机车和一辆BMW500CC机车。
那几乎称得上奥斯卡最辉煌又最遗憾的一天。头几圈他紧跟着第一梯队，留心看下面的阵势。一小时后，温克勒、汉克尔曼和奥斯卡已经将萨克森的好手都甩在了后面，另外两辆摩托古兹也因为机械故障出了局。当奥斯卡在他认为已经是倒数第二圈时，他超过了温克勒，他想必已经感觉到职业赛车手的生涯已经像赛道上的柏油和影影绰绰的松树一般触手可及了，他将来的日子就是四处旅行参赛了。
在他以为是最后一圈时他又超过了汉克尔曼和两辆DKW，他撞线后放慢了速度。肯定是有些裁判做了些可疑的信号，因为就连观众都以为是比赛结束了。等奥斯卡知道还没结束时——认识到自己犯了业余选手的错误——瓦尔弗里德·温克勒和米塔·韦裘迪尔已经超过了他，就连已经筋疲力尽的汉克尔曼都赶了上来，把他挤出了三甲之列。
他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不过犯了个技术性的错误，事实上他已经击败了欧洲最好的选手。
特拉加希推测奥斯卡的职业赛车手生涯就此止步是出于经济原因。这是个合理的猜测。因为就在那年夏天，短短六周的求婚期之后，他就跟一位农家少女闪电成婚，这一举动使他失宠于父亲，而他父亲碰巧还是他老板。
他娶的那个姑娘是兹维陶以西哈纳平原一个村子里的。她曾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略带些矜持保守，而这正是他母亲身上让他倾慕的方面。她父亲并非一个土包子农民，而是一位绅士化的农场主。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欧洲为保持均势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期间，她的奥地利先祖以顽强的生命力，熬过了数度横扫这片沃土的拉锯战和饥荒。三个世纪后，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新时代，他们的女儿又跟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步入了一场草率婚姻。她父亲跟奥斯卡的父亲同样坚决地反对这门婚事。
汉斯不喜欢，是因为他看出奥斯卡的婚姻几乎跟他汉斯本人的不和谐婚姻如出一辙。一个耽于享乐的丈夫，一个狂放不羁的男孩，想在一个涉世未深的修女般高雅的姑娘身上寻得某种安宁，可是时候未免也太早了些。
奥斯卡是在兹维陶的一次舞会上认识埃米莉的。她当时是从她的阿特莫尔斯坦村来看几位朋友。奥斯卡知道那个村子，他当然知道：他一直都在这个地区卖拖拉机。
当结婚公告在兹维陶的几个教区教堂公布后，某些人觉得这对小夫妻实在太不般配，于是开始寻摸起爱情之外的其他动机。辛德勒的农业机械厂有可能在那年夏天已经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制造的蒸汽驱动的拖拉机对于农民来说已经过时了。奥斯卡一直都从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返还给工厂，而现在，埃米莉一下子就能带来五十万德国马克的陪嫁，不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笔扎扎实实的救急资本哪。其实这种谣言和猜疑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那个夏天奥斯卡是当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而且，因为埃米莉的父亲怎么都不会相信这个浮躁少年有朝一日能踏实下来，成为一个好丈夫，所以他实际上只给了那五十万马克的一小部分。
埃米莉能嫁这么个英俊潇洒的丈夫，而且就此逃离愚蠢闭塞的阿特莫尔斯坦村，自然非常高兴。她父亲的密友一直都是那个乏味的本堂神父，埃米莉从小到大，一直都负责给这两个男人沏茶倒水，听着他们对政治和神学的幼稚观点。如果我们仍执意想给辛德勒和犹太人之间找些意味深长的关系，倒是能在埃米莉的少女时代中寻到些蛛丝马迹——给她祖母看病的医生，还有杂货店老板瑞弗的孙女丽塔。本堂神父有一次拜访埃米莉的父亲时，曾正告过他，原则上一个天主教的孩子是不该跟一个犹太人有特殊的友谊的。不过埃米莉天性倔强，根本就没把神父的禁令放在心上。她跟丽塔·瑞弗一直交好，直到一九四二年当地的纳粹军官在杂货店前将丽塔枪毙。
婚后，奥斯卡和埃米莉在兹维陶的一个公寓安下家来。在辛德勒看来，三十年代一定只是他一九二八年夏天阿尔特维特赛场的辉煌失误的尾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服兵役，虽说这使他有机会开上了卡车，他却发现自己恨透了军队生活——并非因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而是部队的生活太艰苦。退役后他回到兹维陶，晚上却把埃米莉撇在家里，自己像个单身汉一样在咖啡馆鬼混到深夜，跟既不像修女也一点都不优雅的姑娘们调情。他们的家族产业于一九三五年彻底破产，同年，他父亲离开了他母亲路易莎，自己住在一套公寓里。奥斯卡因为父亲的离弃行为对他心怀怨恨，跑去跟他的姨妈们喝茶，借机大骂父亲，就算泡在咖啡馆里，他也不忘公开指责他父亲对一位善良女性的背信弃义。他似乎完全没有看到，他自己那摇摇欲坠的婚姻跟他父母那已经破碎的婚姻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他良好的生意关系，他乐天快活的性情，他天生的推销才华，还有他千杯不醉的海量，就算在大萧条的谷底时期，他仍然谋得了摩拉维亚电气公司的销售经理一职。公司总部设在布尔诺这个让人厌弃的外省首府，于是奥斯卡就开始奔波于布尔诺和兹维陶两地。他喜欢这种居无定所的旅行生活。这正是当初他在阿尔特维特赛场超过温克勒时，为自己选定的命数的一部分。
闻得母亲的死讯后，他即刻赶回兹维陶奔丧。葬礼上，他跟他的几位姨妈、他妹妹埃尔弗丽德和他妻子埃米莉一起站在坟墓的一边，他那背信弃义的父亲汉斯只能孤零零——当然，还有本堂神父陪伴——站在棺头的位置。路易莎的死使父子两人的敌意益发板上钉钉了。奥斯卡当然视而不见，可在场的女眷都看得真真的：奥斯卡和汉斯虽确是父子，两人却孪生兄弟般相像。
参加葬礼的时候，奥斯卡戴了个字章，那是康拉德·亨莱恩亨莱恩（Konrad Henlein，1898—1945），苏台德德意志政客，鼓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1933年成为苏台德德意志人祖国阵线领袖，该党1935年成为捷克议会的第二大党。的苏台德德国党的徽章。埃米莉和几位姨妈对他这种做法都不以为然，不过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当时的年轻捷克德国人都时兴这个。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才会坚决排斥这种标志，反对亨莱恩的政党；而上帝知道，奥斯卡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奥斯卡是个生意人。世事公道，如果你戴着这么个徽章去见一位德国公司的经理，你就能拿到订单。
不过，哪怕奥斯卡的订单源源不绝，他忙得团团转，在一九三八年德国的装甲师还没开进苏台德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正滚滚而来，他渴望参与进来，发挥他的一己之力。
不论他当初追随亨莱恩的动机为何，看来，德国的装甲师一进入摩拉维亚，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想就迅速而且彻底地破灭了，正如他对婚姻幻想的破灭一样。他似乎原本期望入侵的德国政权会允许成立一个兄弟盟邦苏台德共和国。后来他曾表示，新政权对捷克人民的欺凌，对捷克财富的掠夺令他震怒不已。在世界冲突初露端倪时，他有据可查的最初反叛行为已经付诸实施，而当希特勒于一九三九年在赫拉德斯钦城堡发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文告时，他无疑会因其中提早透露出来的专制暴政无比震惊。
除此之外，有两个人的意见他最倚重，一个是他妻子埃米莉，一个是他形同陌路的父亲，而这两位并没有被这个显赫的条顿时代所蒙蔽，都宣称希特勒决没有好果子吃。他们的意见当然算不上深思熟虑，而奥斯卡的想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埃米莉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家伙竟然自视为上帝，所以注定要受到惩罚。老辛德勒先生的观点是由一位姨妈转述给奥斯卡的，老先生退守到基本的历史法则：布尔诺城外就是拿破仑曾赢得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那条河的支流，而这位战功赫赫的大皇帝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他还不是成了个无名小卒，在大西洋中央的小岛上种土豆。这个家伙也会有同样的下场。老辛德勒先生说，命数可不是根没头没尾的麻绳，它是根橡皮带，你向前扯得越远，也就会越发迅猛地被弹回起点。这就是生活：婚姻失败、经济崩溃教给汉斯·辛德勒的真理。
不过，他儿子奥斯卡或许还算不得新秩序彻底的敌人。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辛德勒先生到俄斯特拉发城外位于山间的一个疗养院参加聚会，那里地处波兰边境附近。女主人就是疗养院的经理，奥斯卡在旅途中结识的一位客户兼朋友。她把他介绍给一位风度翩翩的德国人，名叫埃伯哈特·格鲍尔。他们闲谈些生意以及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后他们俩带着瓶酒离席去了另一个单独的房间，照格鲍尔的说法，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谈。格鲍尔自曝身份，说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W.Canaris，1887—1945），德国海军上将，纳粹政权时代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领导的反间谍情报局的军官，他问辛德勒是否有兴趣为反间谍机关的外事部工作。奥斯卡有多次往返波兰边境的记录，足迹遍及加利西亚和上西里西亚。他愿意为反间谍机关提供那些地区的军事情报吗？格鲍尔说，他从他那位老板娘朋友那儿了解到，奥斯卡既无比聪明又交游甚广。有了这样的天分，他不但可以依自己的观察摸清当地的工业和军事布局，而且还可以通过在宾馆、酒吧或是商业活动中碰到的德国裔波兰人获取情报。
一心为辛德勒辩护的人士又会说了，年轻的奥斯卡之所以同意为卡纳里斯工作，充当反间谍机构的特工，是因为借此可以免服兵役。这确实是这一工作很大程度的吸引力之所在，不过，除此之外，他想必也一直相信德国进入波兰是应该的。就像跟他一道坐在床上共饮的那位身材修长的军官一样，他想必对德国大政方针仍是赞同的，虽说不喜欢具体的实施手段。格鲍尔本人对奥斯卡或许也拥有一种道德上的吸引力，因为他和他情报局的同事都自恃正派的基督教精英。虽说这并不妨碍他们计划军事入侵波兰，却使他们自视比只知道高压的希姆莱和党卫军之流高明得多，他们一心想掌控的是德国的灵魂。
后来，一个大为不同的情报机关将发现，奥斯卡提供的情报内容丰富，值得赞许。他为情报局效力的数次波兰之行，显示出他具有从人们身上诱出各种消息的出色天赋。尤其是在社交场合——宴饮聚餐，几杯鸡尾酒下肚之后。我们对他为格鲍尔和卡纳里斯收集的情报具体是什么性质，重要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不过他倒确实是越来越喜欢克拉科夫这个城市了，他发现，它虽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大都会，却是个精美的中世纪城市，而且周边环绕着不少钢铁、纺织和化学企业。
波兰军队距机动化程度还远得很，它的所谓军事秘密恐怕也都太过明显了。
《辛德勒名单》第二章
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有两个年轻的德国军士来到J·C·布赫海斯特公司的产品陈列室，这个陈列室位于克拉科夫的斯特拉多姆街上。两人坚持要买几匹昂贵的布料往家里送。柜台后面的犹太店员胸口上缝着个黄色星章，向他们解释说布赫海斯特公司的产品不直接零售，只向制衣厂和零售商供货。可是那两个德国军士不听劝阻执意要买。付账的时候，他们丢下的货币却着实怪异，一张一八五八年发行的巴伐利亚钞票外加一张一九一四年的德军占领区临时代币。“绝对可以流通的现钞，”其中一位告诉那位犹太店员。他们整个春夏都被频繁地调来调去，初秋又轻而易举地赢得一场大胜，再就是待在一个可爱的城市里享受征服者的乐趣了。店员没敢再有什么异议，赶紧把他们请出商店，并没有把那两张钞票放入收银机。
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年轻的德国人账目经理来到了样品陈列室，他是由一个叫做东方信托代理的机构（一个讨巧的名字）派来接管、运营犹太人生意的，是派到布赫海斯特的两位德国官员之一。头儿叫泽普·奥厄，人到中年，与世无争，而这位年轻人则一心向上，积极进取。年轻人核查了账簿和现金收入。他拣出那两张一钱不值的废钞。这是怎么个意思？喜歌剧里的假钱？
犹太店员把前后经过讲了一遍；这位账目经理还是指控他拿古董钞票替换了硬通货兹罗提。再晚些时候，这位积极进取的年轻人又跑到布赫海斯特的仓库楼上，向泽普·奥厄做了汇报，并建议该向保安警察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