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42节 讲政治
1996年“讲政治”
对江来说，“政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体现了建立一个道德和物质发展并重的文明富足社会的共产主义崇高使命。政治是增强党的活力和保持廉洁的机制，是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主题。
江在1995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
为了在全国开展“讲政治”运动，江在准备接替邓小平的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月，在对各省宣传部门负责人讲话时，穿着毛装的江泽民谴责“毒害人民的文化垃圾”。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不顾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还警告说，要“严厉打击”任何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存在问题的出版物。
江宣布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精神文明”靠的就是“讲政治”。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江思想”的核心，他以此作为建设现代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江泽民遵从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放在首位，但他也提出了与之平行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发展（精神文明）的任务。他说：“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并不意味着其他工作就不重要。”
江开展的运动使传统的共产党人感到高兴，他们对于中国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理想遭到削弱非常不安。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学校、农村与工厂里，江还把党委和马克思主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军队中，有2万名军官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江的理论指导下讲授毛和邓的理论。
党史学家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冷溶副主任评论称：“江总书记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因为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中去。”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
冷溶补充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常说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这与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含义相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么闭关倒退，在短时间内延续其文化，要么继续实施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开放政策，并找到保护其文化传统的新方法。”
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他担心，借市场经济强劲的西风之力，强大的西方文化会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为此，江才提出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本人一方面热衷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另一方面推崇保持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
过去，共产党将“道德”一词作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强行改造的手段。江泽民没有这么做。对江而言，“道德”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纯而又纯的形式，涵盖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秩序、科学技术、音乐、文学艺术、诚实、勤劳甚至包括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崇高理想。
江泽民对自己家庭要求的标准最为严格。1996年初，他的妹妹江泽慧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她整整一年都在犹豫是否应该接任这一职务。“我担心担任院长会给三哥造成负面影响，”她说，“人们会认为我是因为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是一名科学家，”江对拿不定主意的妹妹说，“所以当院长和当中央政府的部长不一样。你得到认可是因为你的成就，当然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来拿。别忘了，林业是你的专业。”
江泽慧说：“听完他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一职务。3月，我和丈夫搬到了北京。刚到这儿，我哥哥就建议我要‘继续研究学习，争取更大成就’。”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这一点。”江泽慧又说。
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说：“我非常了解江泽慧。她不敢向她哥哥提任何个人要求。江主席喜欢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意思是说上级若举止不端，下级也会学样，结果党和国家都将遭殃。”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43节 台海危机
江泽民的妹妹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要为家务事而麻烦他。我们不想干扰他的工作，给他增添麻烦。当然，过节假日时，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团聚。但多数时候三哥和我都通过电话交谈。”
江泽慧接着说：“早在我哥哥成为政府官员之前他就是我们家的领头人，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和工作。他调到中央之后，他的妻子，三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现在我哥哥的精力集中在江家的下一代身上。只要他们爱学习，如学习科学、外语、文化，或做正当的生意，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受了很多的苦——三哥和我经常谈起我们受过的苦，这时他总要深深地叹息。”
江泽民十分喜爱自己的孙辈，常常忍不住把他们的照片拿给朋友甚至是初次相识的人看。孙辈随父母一起住在上海，有时节假日到北京来，让爷爷、奶奶喜出望外。“我孙子上小学了，”1997年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经常警告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过分溺爱他们。”
与台湾的对抗在上一年夏天一度升温，现在局势又有所激化。解放军某部移师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准备举行军事演习。原计划是调动整个集团军，但中央军委江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动作过大”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调动两个师前往福建省。
张万年将军全权指挥这次实弹演练。新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区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整合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以1小时1枚的间隔从福建省内的一条铁路上喷火而起。预定目标区域为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以西47英里处。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誓言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重申他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将“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
这次为期9天的军事演习所选择的时机绝非巧合。演习于3月23日台湾“总统”选举前3天结束。自内战结束以来，台湾地区一直由国民党当政，这一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尽头。在共产党人眼中，在台湾引进“民主选举”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所不齿的李登辉（大陆媒体称其为“千古罪人”）可能当选。这是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炮轰近海岛屿金门、马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为期约2周的时间内，大陆军方的实弹演习，实际上切断了台湾的海上和空中航线。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被中断，完全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面对挑战，美国无法不作出反应。第七舰队“独立”号航母特混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它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及50余架最先进的战机，还有一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艘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透露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巡洋舰及侦察机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克林顿总统形容中国的行为是“挑衅性的和鲁莽的”。3月10日，美国公然使局势升级，又派遣了一个载有90架战机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海附近。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已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域。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称，这些战舰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包括江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主张强硬的人提出可能成为战争爆发导火索的8种情况，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引发中国对台攻击，但江只对其中两种情况表示认同：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台湾宣布“独立”。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李登辉当选后，危机得以缓和。政治局同意给李几个月的时间，看看他对一个中国政策持何立场。台湾方面也暗示将做出妥协，他们减弱了要求加入国际组织的声势，并同意考虑与大陆建立直航。
1个月后，江在和日本政治家谈话时主动透露，在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命令继续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他。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实际上，虽然江非常希望实现统一，但他并不希望与台湾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他同时也要让他的国家和军队相信，他处事是果敢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位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在1996年的危机中，江主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让我知道事态不会失控。我告诉他，当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说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再等100年。我问江主席，‘那么，此话是否依然可信呢？’主席回答道：‘不，不再是这样了。那是24年前，现在我们只能再等76年。’”
基辛格接着说：“尽管这样，江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随着台海危机的缓和，政治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之前，虽然其他政治局常委与江同样享有决策权，但是江亲自承担起人事安排的责任。
江泽民采取更倾向于中间的路线，这可能是得自汪道涵的启发。有时，江会突然造访汪的住所。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对汪的尊敬和对他意见的信赖。有一次，在汪前往美国访问之前，江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叮嘱在访问途中要确保他这位年逾八旬的顾问能得到足够的休息。
在汪的启发下，江泽民在他最主要的政治格言“讲政治”中融入了更多的信息。他指示《人民日报》写道，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个口号响应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再次保证不可能重走“空谈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老路”。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44节 航向已确定
6月，江对负责宣传和新闻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左”倾言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重申，邓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江说：“我们这艘航船的航向已经确定，这将是不可更改的。”他还给党刊《求是》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祝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反击“左”倾思想的评论文章。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外资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暗中挑战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人民日报》在1个月之后对此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公开批驳，详尽论述中外合资公司不仅带来资本，同时也把管理和技术带给中国。尽管党的喉舌承认，引进外资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中国“不应因噎废食”。
汪道涵则求助于他与同辈人的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都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退休将领和党的元老，他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敦促他们支持江泽民。
5月，江主席对非洲6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签署了20多个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江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以“中非友谊”为题的讲话。所有6国都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6月，江泽民前往河南省视察，他选择的路线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这里视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时所走的路线相似。江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交谈的方式让一些观察家回想起了毛。其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不吝篇幅。江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着一件开领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身边簇拥着一群装束类似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在热烈地鼓掌，酷似毛1959年在湖南老家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月，江会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莱克带来一揽子“讨论热点”——贸易、人权、台湾（特别在近期紧张关系发生后）。但这位中国领袖并没急于应付这些头痛的问题，而是对两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湖”（译注：英文中“莱克”是“湖”的意思）和“江”中都有“水”，他用“地道的英语”解释其词义。待谈到“计算机芯片技术、中国诗歌和哲学”，江简直兴致勃发；其实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学究气十足的莱克（研究对外政策的专职教授和学者）暗示，至少目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莱克看了看几位助手，耸耸肩，把带来的“讨论热点”扔到了一边。
6月末，江踏上了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国的访问旅途。中亚之行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北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由边境线另一侧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所援助或指挥的。这条边境线长近3000公里且地形崎岖，难以监控。
他毫不在意自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当年年底，他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他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述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正确的。
虽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个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力，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助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45节 建设精神文明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泽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威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布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他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的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大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46节 香港回归
1993年1月22日，江泽民和温家宝（左）、曾庆红（中）在北京附近窦店村农户家中包饺子，庆贺新春佳节。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的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他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他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于中国在最近的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玩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哨。”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军、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时，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临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47节 抗洪救灾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建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前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这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什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个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在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业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了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私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的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发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同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的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48节 灵魂的工程师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临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剧。“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到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有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歌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相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变。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演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影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遭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上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指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达1万亩土地。2005年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49节 “属于另一代人”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全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此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京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说，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了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0节 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场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题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在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务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就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1节 邪教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名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议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两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导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交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但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李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而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些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至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万。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气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2节 两起国际事件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为“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能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缓。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的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馆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窃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取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取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愤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查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家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3节 关注台湾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的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了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词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泽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推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宣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可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武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他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4节 取缔“法轮功”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一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动。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业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为“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取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他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在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5节 国庆大典
“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的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密切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些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海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从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非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道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他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动，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性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刻，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6节 “神舟”上天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于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诸如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协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江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界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船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地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氛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许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都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该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7节 新千年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度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展。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江感到非常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去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江主席来到邻近天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具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计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做很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8节 我真是感慨万千
尽管他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江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同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当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会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不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 s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59节 西部大开发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与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他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队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架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的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信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干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的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省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人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诫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说，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建设耗资如此巨大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60节 “确实触目惊心”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派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底，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一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个短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包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可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要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有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子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注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在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61节 宜早不宜迟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立’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台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总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我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也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不’。”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行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
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民，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说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中，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上），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日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时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62节 访问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还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暖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在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良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际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司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江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的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保证，这对江来说，是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倾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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