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小胜大败。
到了这个份上，再傻的人也看出来广西的军政班子非作调整不可。咸丰帝也决计换马了。这一次，他派出了一个顶尖人物，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事务赛尚阿。
赛尚阿最初的任务是到湖南组织防御，阻止太平军北上。广西的内争使咸丰帝将赛、李对调，派赛尚阿入广西主持攻剿，调李星沅回湖南协调防堵。为了防止再出现将弁内争而不听命的局面，咸丰帝在赛尚阿临行前还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授其遏必隆神锋必胜刀，许以军前便宜行事，将弁违命退缩可用此刀斩之。此刀象征着王命。
1851年7月2日，赛尚阿抵达广西省城桂林，前任钦差大臣李星沅在几个月的焦灼中病死，傲慢无人的周天爵亦奉旨回京。然而，赛尚阿手下强将如云 ，咸丰帝又在兵、饷上尽力满足。朝野上下，都认为此次大功必成。咸丰帝得知赛尚阿抵达广西，那颗紧揪了几个月的心顿感轻松，立即发去了黄马褂、大荷包、小荷包等御赏物品，颁旨：“迅扫妖氛！”
只是后人们在多少年后才发现了一条材料：赛尚阿临行前就不那么自信，在与同僚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相辞时，居然对之落泪。
洪秀全、杨秀清自金田起义后，入武宣，转象州，折回桂平，根本不在乎清军的围追堵截。他们似乎也听说了赛尚阿的到来，知道清军将大兵压境，萧朝贵于是扮天兄下凡，大战妖魔三场，宣布了天意，那姓尚的大妖头被杀绝了，尚妖头之首级及心胆皆取开了。天兄旨意即刻遍传于全军：要大家宽心、放心。 7月2日，就在赛尚阿到达桂林的那天，洪、杨动员全军进击，果然数败“清妖”。9月25日，太平军攻占了广西东部的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城），这是他们夺取的第一个城市。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开始其一系列的军政建设：
——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由此，杨秀清以东王、正军师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洪秀全有如精神领袖。
——废除清王朝的正朔，颁布天历，于王子二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实行。
——颁刻《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军目》，并重颁了《天条书》，规定了等级制度、军纪军规、部队编制。
——严别男行女行。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即拆开家庭，按性别、年龄编伍。此次重申后，更规范化、制度化。
然而，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日后“小天堂”的封赏。洪秀全颁布诏书：
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江湖做派，最适应下层民众之心。按照《太平军目》，就是最小的“军帅”，也是统辖万人的赫赫将领。为了功赏罪罚严明，洪秀全还下令，每次杀妖后，记录每一个人的功过，逐级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
永安城外的清军，密密麻麻。“尚妖头”带来的“妖兵”，由两万升至四万。 英勇的太平军将士毫不畏惧。有天父天兄保佑，有天王德福赏赉，他们视死如归，即使升天，也“职同总制世袭”。赛尚阿迷惑不解地向咸丰帝报告：
（太平军）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况，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
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宗教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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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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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上帝的信仰，只能鼓足勇气，兵战的胜负又往往取决于指挥员水准的高下。杨秀清，这位年仅27岁未曾读书据说不识字的农民儿子，在实战中显示出高于清方将帅的非凡军事才能。他在这一时期制定的《行军总要》，被后人视作中国近代优秀兵书之一。
赛尚阿出京的日期随着星辰移转而在咸丰帝心中日渐模糊，可赐刀壮行的威严场面仍历历在目。他身在北京，心念广西，每天仔细阅读前方的军报，每次均予以详明的指示。他已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对付这支巨匪之事。虽然前方的军情不太妙，但他相信一定会好转。为此，咸丰帝作了两首诗，题为《盼信》，随谕旨一同寄给前线的赛尚阿，激励臣子们激发天良：
狼奔豕突万山中，负险紫荆必自穷。
峡界双峰抗难破，兵分五路锐齐攻。
壮哉乌向谋兼勇，嘉尔赛邹才济忠。
权有攸归师可克，扬威边徼重元戎。
罹劫吾民堪浩叹，冥顽梗化罪难宽。
因除巨憝武非黩，迥思庸臣心可寒。
默吁苍天事机顺，速望黔庶室家完。
未能继志空挥泪，七字增惭敢慰安。
诗后，咸丰帝还附有一篇非常动感情的朱谕。为了集中力量保重点，咸丰帝派兵增将拨银，前方将帅要什么就给什么，光银子就给了一千万两 ；可他要的东西——获胜擒首班师的捷报，赛尚阿却没有送来。尽是那些言辞含混、初看似为胜利、细思则是失败的报告，咸丰帝一次又一次扫兴失望。
为了弄清敌情，咸丰帝不惜放下架子垂询：
据单开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城（指永安城），大头人俱住城内之语。究竟系何头目？是否即系韦正？
而赛尚阿对此的答复，仍使他不得要领：
惟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示、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处密发侦探，适有报称匪洪秀全以下八人，称二哥至九哥，其大哥即贼所妄称上帝，又曰天父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全、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衅，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全为首。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乃其诡称前朝后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样……
赛尚阿还称，这些传闻之词，他也难以确认，以致未及时上奏。 为了激励将帅用命，咸丰帝还于1852年2月6日下了一道严旨发给永安前线：
以后如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朕惟乌兰泰、向荣是问！其能当此重咎耶？
这是一道不留余地的死命令。两天后，他又提醒赛尚阿，别忘了那把遏必隆神锋必胜刀，遇有临阵退缩或守御不严者，“立正典刑，以肃军纪”！
永安城的围攻战，持续了半年。在赛尚阿的统率下，向荣、乌兰泰两路夹击，大小数十仗。到了4月5日，眼看大功告成，永安即将得手，洪秀全、杨秀清又率军间道突围，直奔省城桂林了。
如此损兵折将，只赚得一座空城，赛尚阿自知罪孽重大。为了对付主子的圣怒，他将一名太平军俘虏，捏称为太平天国的天德王洪大泉。在奏折中大肆渲染此人是洪秀全兄弟，同称万岁，所有谋划皆由其主掌，洪秀全只享其成 。这一名“首要逆犯”被赛尚阿一路秘密押解，“献俘”北京。
“洪大泉”于1852年6月押至北京，咸丰帝似乎已觉察出此人非“首逆”，但为了自鼓士气，仍下令凌迟处死。
不能说咸丰帝一无所获，他此时总算弄清了对手的实情。“洪大泉”的供单，明确开列了洪、杨、萧、冯等人的地位称号。可咸丰帝读到这份情报是在1852年5月9日，距金田起义已经484天了。
洪秀全、杨秀清决计突围永安，确实因兵事陷于危局。但当他们一旦出了这座小小的山城，反倒是蛟龙入海，造就出更大的形势。
永安突围有如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洪、杨取战略防御之策；在此之后，他们开始了战略进攻。
1852年4月17日起，太平军攻广西省城桂林，作战33天，接仗24次，虽未破城，但也把广西的军政大员吓个半死。
1852年5月19日，太平军撤桂林围北上，克全州，于6月9日打出广西，进军湖南。
1852年6月12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今道县），休整月余，遂东进、北上，一路攻城略地，9月11日起进攻湖南省城长沙。
长沙的战事胶着持续了两个多月，杨秀清以久攻坚城非计，于11月底撤兵，北占岳州（今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天国的将士们在这座历史名城中度过了天历的新年。2月9日，洪、杨放弃武昌，率军沿长江而下，目标是他们的“小天堂”——南京。
在这十个月的征战中，太平军的人数急剧扩大。受尽压迫却生计无出的下层民众，山洪暴发般地涌入其行列。杨秀清以他的组织天才，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将涣散的民众部勒成伍。在道州得挖矿工人而建土营，至岳州得船艘而编水军。总兵力在湘南即达五万，入湖北已近十万，而离开武昌时，已成为旌旗蔽日、征帆满江的五十万大军（包括妇女老弱），对外号称“天兵”百万。
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了。人间的“小天堂”召唤出他们近乎无穷的创造力。
迅猛发展的造反浪潮，使京师龙廷中的咸丰帝坐卧不安。他一直在发怒生气，一直埋怨前方将帅不肯用命。可他并没有新的招术，其频频出手的王牌，仍是罢官、换马。
位于人臣之端的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先是被咸丰帝降四级留任，命其赶至湖南主持攻剿。但赛尚阿的军务越办越糟，于是，咸丰帝便调派其最为赏识的、刚刚镇压广东天地会颇有成效而晋太子太傅的两广总督一等子爵徐广缙入湖南，接任钦差大臣，并署理湖广总督，将赛尚阿革职拿问送京审判。
徐广缙又是个银样枪头，受命后一直在磨延时日，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北战场的失败，使咸丰帝再次拿徐广缙开刀，革职逮问送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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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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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战场的一败涂地，使咸丰帝的目光不再注视那些位尊名高的重臣，开始寻找那些有实战经验和统兵能力的战将。向荣，这位自参与镇压太平军起曾六次被他惩黜，差一点发配新疆的署理湖北提督，1853年2月3日被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统归节制”，成为两湖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他先前一向痛恨的在鸦片战争中对“夷”软弱、1852年6月借故发配吉林的前陕甘总督琦善，因办事干练，也于是年底召回，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1853年1月12日授钦差大臣，带兵南下防堵太平军。至于官声一直不错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也于1853年1月12日被授钦差大臣，带兵西进防堵太平军。
三位钦差大臣，分布在三个方向。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三路合击，消灭太平军于湖北战场，至少也不能让其四处流窜。
向荣出身于行伍，征战四十年，又与太平军交手三年，深知对手的厉害：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必自取其败。于是，他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等距离追击。既不要突得太前，惹急了对手，也不能落得太后，以能应付主子。他打的是滑头仗。
由于太平军并没有北上，且琦善手中的兵力也不足，于是，琦善的“战法”是在江北随太平军的东进攻势平行向东移动监视。这自然也无仗可打，犹如远距离间隔的护送。
这下子可苦着了陆建瀛。
钦差大臣陆建瀛奉旨后率五千兵马西上，于1853年2月9日到达江西九江，随后遣兵三千前出，扼守鄂赣交界广济县境内的老鼠峡，自将两千兵扎营于龙坪。这么一点兵力，又何挡于雷霆之力。
1853年2月15日，太平军进抵老鼠峡，一夜尽覆陆建瀛前遣之军。躲在三十里后的陆钦差闻败，急乘小船一逃九江，再逃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安徽巡抚苦求其留守此地，他仍不顾而去，只身逃往南京。
陆建瀛的逃跑开了一大恶例，长江沿岸的清军纷纷效法，闻风即溃。东进的太平军一帆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南京已成了风前之烛。
陆建瀛逃归南京后，同城的江宁将军祥厚力劝其再赴上游督战。可陆氏已经吓破了胆，自闭在总督衙署内堂中三日不见客。原来奉旨赶至南京协防的江苏巡抚杨文定，见势不妙，不顾同僚垂泪哀求，也出城逃命，理由是防守南京后方的镇江！
陆建瀛的做法使咸丰帝暴跳如雷。他于1853年3月6日收到江宁将军祥厚弹劾陆、杨的奏折，立即下旨将陆建瀛革职逮问送刑部大堂治罪，授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组织南京城的防御。几天后，仍觉心气难平，又下旨抄没陆建瀛的全部家产，并将其子刑部员外郎陆钟汉革职。
然而，这一份威严无比的谕旨却无人接收，无人执行了。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前锋进薄南京，19日攻入城内，20日尽荡城内之敌。已被革职尚未拿问的前任钦差大臣陆建瀛、已经授职尚未奉旨的继任钦差大臣祥厚，统统死于太平军的刀下。在天国的军威之下，懦却的与胆壮的无分别地魂归一途。
当石头城易帜巨变的报告传到北京时，咸丰帝流泪了，当着众臣的面……
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城，仪卫甚威，路人跪迎。南京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中国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都城。
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号称虎踞龙盘的名城，曾为六朝故都。明太祖朱洪武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以此为陪都。清代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改南京为江宁。当时的文人墨客又多用古名金陵。但南京这个名词，一直没有从老百姓的口中消失。去掉一个名称容易，抹去一片记忆甚难。这个在当时南中国最大的城市，为清代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杨秀清由此看中此地，太平天国由此号其为“小天堂”。尽管今日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得失众说纷纭，但它在当时许多人心目中具有帝王气象。
定都伴随着封爵加官。广西而来的“老兄弟”成了管理城市的新主人。王朝的典仪建立了，天国的规制大定了。天王洪秀全兴奋地颁布诏书：
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
这道在今日文士眼中不够雅致的七律格式的诏书，看来确系洪本人的手笔。东王杨秀清也颁下诰谕：
……兹建王业，切诰苍生，速宜敬拜上帝，毁除邪神，以奖天衷，以受天福，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毋容震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为此特行诰谕，安尔善良，布告天下，咸晓万方……
为这位不识字的“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撰此诰谕的书手，今已无从考其姓名，但文笔颇为古朴。洪秀全的诏书也罢，杨秀清的诰谕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新朝已建，王业已立，“妖胡”行将扑灭。
位于今南京市汉府街的两江总督衙署，此时被改为天王府。许多年后，它又成了继洪秀全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号行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总统府。此为后话。但从1853年3月直至咸丰帝病死，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在此牢牢地坐在他的王位上。
正当洪、杨据南京为都时，北京的咸丰帝陷入了苦苦思索：登极以来，日夜操劳，为的就是求天下平治，可为何局势却坏到这般田地？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咸丰帝似乎也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林则徐出师未捷身先死，丧失了两个月的时机；李星沅名高却不足以当大任，但操劳过度死于疆场还算是尽忠了；赛尚阿在召对时颇有对策，谁知一至前线反束手无策；徐广缙在反英人入城、平广东“会匪”时表现上乘，谁知到头来竟敢欺朕；陆建瀛负恩昧良，厥罪尤重，本死有余辜，但毕竟是战死了，总不能再加罪死人，于是还得开恩按总督例治丧；眼下一个向荣，已进至南京东的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一个琦善，亦赶至扬州，扎下江北大营，可天晓得他们能否不辱君命，击灭这股不肯剃头的“发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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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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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除了用人不当外，咸丰帝实在看不出来自己的举措有何失当之处。对于布兵攻剿的方略，已详尽到何处设防何处进兵；对于逆匪处置的指示，也已具体到如何收买如何反间。总不能让朕亲赴前敌，事事办理妥当吧！前方传来的军报，从来都不过夜，当日便予以处置；前方将帅要兵，便调动十八行省精兵十万，就连关外龙兴之地的部队都动用了，更何况各地又大量雇勇；前方粮台要饷，便倾出家底搜罗近三千万两，户部的银库空了，各地的储备尽了，就连内务府的开支也十分紧张。还有那些没良心的地方官，嫌户部指拨的银两到达太慢，居然点着名要拨内务府银两一百五十万，朕也忍了，未加究治。 只有臣子以天下养朕，哪有臣子敢掏皇帝的私房腰包。至于用兵之道，古训煌煌：在于赏罚严明。军兴三载，各地督抚换了个遍，桂、湘、鄂、赣诸省的军政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被革发遣的不力将弁又何止数十员。就说向荣，六次惩黜，稍有微劳，即予开复。朕不惜于典刑，不苛于赏赉，可是这批臣子也太没有天良了！由此越想越气，将革职拿问的赛尚阿、徐广缙统统定为斩监候，并把赛尚阿的家产抄了，四个儿子统统罢官！
可在眼下，不用这批人又用谁呢？恩师杜受田撒手仙逝，满朝的文武，谁又能帮朕出出主意，挽狂澜于既倒！
咸丰帝的这番反思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缝逃避。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在李星沅、周天爵先后劳累病死之后，在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以及前面提到的陆建瀛、祥厚兵败自杀或被杀之后，在赛尚阿、徐广缙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当官已成了危途。捞不到钱，却要送命，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湖北巡抚龚裕，见太平军盛，居然自行上奏，诡称其患病且不知兵，请求开缺！在升官不能打动心思、罢官反觉释然的时候，咸丰帝又用什么来鞭策、激励臣子们的效忠呢？
在万般无奈之际，咸丰帝多次地想到天意，难道上天偏向于“天国”而不再倾向自己？从1850年冬至1853年春，他曾九次亲承大祀，每次都祈求上天祖宗的保佑。 他甚至下令地方官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三代祖坟彻底掘毁，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坏其风水。 在军事不利的危急关头，他还两次颁下《罪己诏》，一次在1852年5月17日，另一次在1853年2月15日，求上天宽宥，民众原谅，臣子尽心用命。 局势没有丝毫的好转，反是更坏。《罪己诏》本是皇帝的最后一招，此招出手无效，难道真是天命终绝？上天哪，祖宗哪，你们既然择我为天子，选我继帝位，为何不给我指明一条能走的道？
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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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湘人曾国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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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咸丰帝一筹莫展陷于困境时，统治集团内部倒是真有一位奇异人士挺身而出，他还带出了堪与太平天国对敌的军队。这就是曾国藩和他训练的湘军。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于山村中一个小地主家庭。大咸丰帝二十岁。大洪秀全三岁。他六岁上学，读四书五经。教材与咸丰帝、洪秀全相同。
与洪秀全科场挫意相反，曾国藩十五岁便中了秀才，随后入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学习。经名师高手指拨的曾国藩，理所当然比只靠村塾冬烘发蒙的洪秀全，更能理解传统经典的真义，八股制艺的技巧也更正规，更熟练。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40年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此后多任翰林院、詹事府的词臣之职，虽没有什么实权，但有机会读书，升迁机会比六部司官和地方县、府太爷更多，时人称为“储才养望”之地。果然，1847年，曾国藩由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1849年，出任礼部右侍郎。
十年之中，由一名翰林院的庶吉士升至侍郎，当时属火箭速度的干部。而点燃这支火箭的，是权重一时的穆彰阿。
曾国藩中进士那年，穆彰阿恰为正考官，按当时的习惯，两人属门生、座师的关系。可当年中式进士183名，选庶吉士也有50名，穆彰阿对人群中的曾国藩看来没有很深的印象。1843年，穆彰阿任总考官大考翰詹。交卷之后，穆向曾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誊清送往穆府，自此，曾在穆的庇护下飞黄腾达。野史中关于穆彰阿如何照顾曾国藩的记载接近于神话 ，但曾国藩对其恩师之感激确在史籍中有可靠的记载。穆彰阿被罢斥后，曾每路过穆宅总不免一番感慨。后来曾国藩发达了，仍专程拜访穆宅。也曾因自己不得空，还派其儿子登门代致敬意。
京官生涯中，曾国藩虽官运亨通，但似乎更注意学问修养，与京城中的名儒交往甚密。他精通理学，一手桐城派的好文章，大字小楷也都写得不错。在儒家精神的感召下，他不仅要立功，而且还想立言、立德。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他后来似乎都做到了。
咸丰帝登极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因先前上有《遵议大礼疏》 而获咸丰帝的褒嘉，此时，他以为新君从善如流，必有大振作，自己亦可一展身手。于是，他细心结撰一折，抨击官场上的退缩、琐屑、敷衍、颟顸之恶习，请求咸丰帝加意整顿，注意考察。 疏上，咸丰帝大为赞赏，下旨曰：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可是，咸丰帝似乎没有弄清楚曾国藩奏折中的曲折用意，只是对“日讲”一事发生兴趣，让有关部门“察例详议以闻”。曾国藩由此上奏“日讲”规章十四条 ，结果部议不予采纳。曾国藩并不气馁，继续上奏言事，尤以汰冗兵省国用一折切中时弊。然而，所有的建议都是不了了之，良苦的用心换来四处碰壁。以忠臣自励的曾国藩对此不免失望，愤懑的心情在私信中无保留地泻出：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
1851年5月24日，广西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心急如焚的曾国藩鼓足勇气，上有一折，直接批评咸丰帝注重小节而忽略大计，惑于虚文而不求实学，刚愎自用而不能知人善任 。疏上后，曾国藩屏息以待雷霆，在给朋友的信中称：“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在其家书中又称，为了“尽忠直言”，“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这番教训他的话，果然怒气大作，将奏折扔在地上，即刻召来军机大臣，要求立即下旨加罪之。军机大臣们再三劝阻，咸丰帝也自觉失态，便下了一道表面上是优容实质上是斥责的上谕。箒箠 很可能是曾为曾国藩房师时任军机大臣的季芝昌，将内情透露给曾国藩 箒箣。曾国藩消沉了，诗中出现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之句 箒箤。
京官的生活对曾国藩来说是越来越乏味了，自觉得满腹才华无处使去，原来这堂堂二品京堂就是这么不当用的。
1852年7月26日，咸丰帝放曾国藩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并准其在考差完毕后返回已离别十三年的家乡省亲。这一好消息使曾国藩如释重负，打点行装后离开京城南下。此一去，直至1868年才有机会再叩宫阙，那时，咸丰帝已去世七年。
1852年9月8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突闻其母病故，孝子之情使他当日折往湖南，回家奔丧，准备按儒家的礼制，在家丁忧守制三年。
回家的路，很不好走。太平军在两湖的攻势，使曾国藩切身体会到清王朝的颓势。10月6日，他回到湘乡老家，又亲眼目睹了当地乡绅在太平军攻击之后的惊弓之鸟状。然而，其母的丧事尚未办完，又于1853年1月21日接到湖南巡抚转来咸丰帝的谕旨：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看到这一份谕旨，着实使曾国藩犯难。如遵旨出山，既有损于孝道，且诸事綦难，多年的名声难保；若抗旨不出，听说太平军已破武昌，势如破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仅自己的名声，即连身家性命都必毁之。犹豫的心情整整折磨了他四天。在朋友一再劝激下，他终于以忠君卫道保乡的信念，驱向长沙，慷慨赴大任了。
咸丰帝让曾国藩帮办团练，并非是对他的重用。团练是不远离家乡的民间武装，一般由乡绅捐资，由乡绅控制；个别情况下亦由官府发饷，听官府征调，但性质也转变为雇勇。自嘉庆朝镇压苗民起义后，团练又成为清政府惯常的手段，与保甲制度相配套，保境安民，平息当地小股反叛，以补官军之不足。咸丰帝命曾国藩出山，是在他得知太平军已占岳州并开向武昌之时，恐湖南在太平军过后地方不靖，而湖南巡抚一个人又忙不过来，便让曾国藩出来帮帮忙而已。而且，在此前此后，咸丰帝共任命45名在籍官员办理团练，最多的一省为山东，共有13名团练大臣。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更是明确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
咸丰帝此时丝毫没有想到，他的这份纯属一时之念的谕旨，成就了曾国藩此后数十年的大业。
曾国藩到达长沙后，其最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已经北上的太平军，也不是本省活跃非常的天地会，而是自家人——湖南本省的军政各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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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湘人曾国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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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知小打小闹的团练成不了气候，不用说是太平军，就连山堂林立的天地会也对付不了。于是，他挖空心思在“团练”两字上做文章，曲解其意思：将由乡绅控制的保境安民的武装，即本意上的团练，称之为“团”，而将集中雇募离乡作战的雇勇，称之为“练”。结果，他在乡团雇勇中发展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成为其日后湘军的基础。咸丰帝交待的“搜查土匪”的工作，几乎没有花曾国藩多少力气。他以“团”为耳目，以“练”为机动部队，随时开赴各地镇压。不消几个月，湖南境内的局势大体平定下来了，而他与湖南地方官的矛盾却已如水火，无法相容了。
在平定各处反叛中，曾国藩拿获了大批“匪首”，他自设刑堂，自定罪名，大开杀戒，被乡人呼为“曾剃头”。然按清代制度，一省刑名由按察使负责。被架空的按察使自然不满，而欲从审判中捞取种种好处费的大小胥吏，更是骂声不绝。
按当时的一般做法，地方平静之后，练勇应立即遣散，至少得缩小规模，而曾国藩的部众却有补充扩大之势。由此引起的巨额饷银，也使有理财之责的巡抚、布政使苦累不堪，凭什么拿自家的钱养别家的兵呢？
团练也罢，雇勇也罢，以往都归于官方的军事长官节制。可曾国藩把持的这支“练勇”，就连巡抚都难以过问，执掌一省兵权的湖南提督更难染指。若此也就罢了，曾国藩还利用其下属插手于地方官军，竟然命令长沙的绿营随同这种不上台面的练勇一同操练！这些平日不事操演却有种种恶习的丘八老爷拒不从命，被激怒的军官更是挑起事端。最后在湖南提督的怂恿下，乱兵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若以当时的官场游戏规则来讨论，应当说是曾国藩违旨，他本是“帮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可他却利用昔日“二品京堂”的余威，专折奏事的权力，让地方官“帮同”他来筹建一支“练勇”。以此观之，地方官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但曾国藩心知肚明，正是这些“道理”使清王朝陷于如此之深的危局。要办成事情，只能自己身体力行，决不能沾上那早已腐烂的政权机器。
逆来顺受，带血吞牙，曾国藩一切都忍了。他不想告御状，在大业未成之际花力气打一场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1853年9月29日，他忍气吞声地带着三千人的小部队，南下衡州（今衡阳），对咸丰帝汇报说，要去镇压那儿的土匪。
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使咸丰帝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湖南的曾国藩。曾国藩从帮办“团练”到自办“练勇”的角色转换，他稀里糊涂地认可了。曾国藩要求拨饷购炮造船，他也不假思索地批准了。他似乎只认一条理，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中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作具体的策划。就是这么一条缝隙，使曾国藩在湘南一隅，从清朝的军政体制之外，不受干扰地完全依照自己的设计，编练出一支迥异于清朝各类武装力量的新军——湘军。
曾国藩的新军，新在哪里呢？
军官 曾国藩万分痛恨清军各级军官的腐败，私信中称他们“丧尽天良”。他由此以理学精神为号召，寻找那些具有“忠义血性”的儒生来带兵。一时间，众多有志有才的湘籍士子围聚在他的身旁。湘军军官中，儒生过半，成为其主要特色之一。
士兵 为了防止溃兵滑勇把种种恶习带入湘军，曾国藩强调募集边僻地区的山民。他还让带兵官自行回乡募兵，以一地之兵集中于一营，用乡谊故交维系部队内部的情感，以求在作战中互助互力。此种方法使湘军兵源很长时间内集中于湖南，尤其以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为最多。
编制 鉴于清朝国家军队平日兼负大量的警察职能，战时只能抽调，临时命将率领，结果兵将不习，兵兵不习，胜则相妒，败不互救；曾国藩建立了自己的指挥体系，由大帅到统领到营官，不越级指挥，职权归一；又因湘军的任务单一，作战时一营一营地成建制调出，兵将相习，又可收指臂之效。
火器 由于清朝国家军队战时临时抽调编组，各部携带的火器往往不一，且因远程调派运输困难而缺乏重火器。曾国藩在营制中注重轻重火器与冷兵器的恰当比例，并为解决运输问题而专门设立了“长夫”（类似于今日运输部队），这使得湘军的火力比各处清军皆强。
水军 清朝水师多设于沿海，长江各省绿营所编战船甚少。为对付太平军的水军，曾国藩亦相应建立了水军，以水制水。这使得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上，湘军是唯一一支可以水陆协同作战的力量。且水军的建立，也为湘军陆师的快速机动提供了便捷的运输条件。
训练 清朝国家军队训练废弛久矣，以致对付揭竿而起的农民皆纷纷败北，而曾国藩先前派所编练勇外援江西失败的教训，使之格外重视技战术训练。衡州的营地，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基地。也因为如此，湘军后来出战时，对付因作战频繁而训练欠足的太平军时，往往能以少击多。
饷俸 清朝国家军队饷俸低下，兼士兵多有家小，难以维持生计，需作别项经营 。湘军实行厚饷制度，所募士兵多为青壮，无家小之累。在当时农村破产的湖南，厚饷吸引了众多苦于生活的山民，使湘军有可靠、充足的兵源。
湘南衡州的建军练兵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四个月。曾国藩在此期间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力。他只是一名丁忧在籍的官员，严格说起来还算不上朝廷正式命官，上奏时自称“前礼部侍郎”，处于“非官非绅”的尴尬地位。他的这一支部队，也不是国家正式军队，官方文书上有“湘勇”、“楚勇”、“勇营”等多种称谓，属于既非团练又非官军的模糊性质。这种特殊性，虽有利于曾国藩放开手来创造，但要合“法”地取得清朝上下的承认、支持，尤其是获得军费，又是太难了。在当时一般官场人士的眼中，湘军只是一个怪胎。对它的非难以致刁难，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曾国藩以他坚毅的性格，逐一克服来自清朝内部的种种困难，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大清。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又开始了英勇的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以精兵两万直指北京；西征军溯长江而上。
此时咸丰帝最最头痛的是手中无兵。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已溃散外，尽归于向荣之江南大营，北中国的部分兵力集中在琦善的江北大营。两大营的任务是攻克“发逆”巢穴，咸丰帝自然不能过分削弱。尽管从日后太平天国的发展来看，西征的意义重于北伐，但对咸丰帝来说，北伐的威胁大于西征。于是，他将北方各省精兵强将尽行用于对抗太平天国北伐军。至于西征一路，他找不到生力军，也未任命统兵大员，只是酌调些微兵弁命各省保全地方。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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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湘人曾国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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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各省清军，已被太平军扫荡过一次，地方官手中的兵力少得可怜。他们拼尽全力虽保住了南昌，但九江、安庆、庐州（今合肥）先后易手。太平军由此建立起皖赣根据地，并以一部兵力攻入湖北。
太平军在西战场上的胜利，使咸丰帝拿着放大镜遍地寻找可用之兵。曾国藩的部队引起了他的注意，接连三次让曾国藩率部出省作战。
第一次是增援湖北。
1853年10月29日，因武昌危急，咸丰帝命曾国藩“选派”练勇，随同湖南的绿营兵赴鄂。紧接着又于11月3日和5日，再次下旨命曾部出动。 此时湘军刚刚开到湘南整训，根本不具备远征作战的能力，数日之内的三道金牌着实使曾国藩犯难。好在此时太平军解围东归，武昌军情稍解。曾国藩便以形势有变为由而拒不从命。
咸丰帝命曾国藩部出援武昌，并不是认为其部足当大任，而是拣到篮中就是菜，以配合官军助攻。曾国藩的一番遁词也使咸丰帝很满意，朱批道：“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第二次是救援安徽。
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听说曾国藩部已发展到六千人，赶紧命令其率部开赴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不肯听命，先给曾戴了一顶高帽子：
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12月23日收到此谕，正值湘军水师编练的关键时刻，船未造齐，炮未运到，若仓促轻试，难逃失败结局。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抗旨不遵，在奏折中强调若非船、炮、水勇一并办齐，所部无法开动。
曾国藩的这一篇奏折惹恼了咸丰帝，朱批中充满刻薄挖苦之语：
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咸丰帝此时是小看了曾国藩。而曾国藩奉此严斥，连忙再次上奏，详细说明了五条不能出战的理由。
第三次仍是出救湖北。
1854年2月25日，武昌危急，咸丰帝再次想到曾国藩的湘军，下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的口，谕旨中称：
现在已逾正月下旬（阴历），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已陆续解到。
以此不让曾国藩再强调客观困难。 然而，也就在这一天，曾国藩的湘军练成，共有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各类船艘四百余只，火炮四百余位，官兵长夫水手共计一万七千人。他未待旨命，率部离开衡州向北开进。
这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清王朝先前镇压太平天国时，还从未派出过如此军容整齐的部队。
咸丰帝调其出援的谕旨由北向南，曾国藩率军出征的奏折从南而北；身背公文的折差们两骑错过。双方各自收到文书的场景，今已无人知晓，时间的凑巧或许会使他们会心一笑。然而，曾国藩这一次又违旨了。他没有能救湖北，因为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
最初攻入湖南的，是太平天国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他们虽然在宁乡小挫新编成的湘军，但很快退走了。曾国藩立功心切，企图督军乘机杀进湖北，哪知在岳州遇到太平军主力而大败，只得退缩于长沙。长沙周围的湘阴、宁乡、靖港、湘潭一带，尽为太平军所据。
长沙本来就是曾国藩的逆旅。败师回城，谤议四起。曾国藩决心用胜利来洗刷一切。他遣湘军陆师进攻湘潭，自率水师及陆师一部进攻靖港。
1854年4月28日的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失败之一。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增援的陆师又闻败而溃。恼羞成怒的曾国藩以文弱书生之躯亲自执刀督阵，置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此旗者斩！”哪知溃逃的士兵绕旗而奔，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心冷至极的曾国藩投水以图一死了之，被幕僚们救护回长沙。
真正救曾国藩性命的是湘潭传来了获胜的消息。4月27日至30日，湘军陆师连连获胜，迫该处太平军退出湖南。靖港获胜的太平军见局势不利亦退至岳州。已经买了棺材不饮不食写下遗书的曾国藩，闻知此讯似乎没有像旁人那样高兴，而是冷静分析胜败两方面的教训，整军于长沙。胜将扩军，败营遣散，为此他不认亲情，其弟曾国葆亦被裁之。曾国藩此后立下一条规矩，打胜仗可升官，打败仗立即滚蛋。这与溃而复集、集而复溃的清朝国家军队，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沙整军，使湘军缩减至四千余人。而两个月的休整补充，又扩至万人以上。是年7月，曾国藩率湘军北上，与太平军在岳州、城陵矶大战月余，将太平军全部赶出湖南。随即又水陆并进，连战皆捷，于10月14日攻克了被太平军占据16个月的湖北省城武昌。
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惊呆了。
自太平军突围永安城之后，咸丰帝似乎已经习惯了失败。各级官员谎报的胜仗，他早有觉察，只不过是军情紧急，无法一一查明而已。当他获知湘军在湘潭获胜的消息之后，十分怀疑此即谎报，以遮盖曾国藩靖港大败之罪。一日，他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袁氏以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告之。咸丰帝闻之大喜。而这位编修也在龙颜大悦之际占了点便宜，当日放了一个肥缺江苏松江知府。由于曾国藩因靖港之败自请处分，他也按惯例将其前礼部侍郎的底缺革去了。岳州、城陵矶获胜的消息传来，咸丰帝对曾国藩刮目相看。尽管曾氏当年出山时为显示其孝道，宣称守制期间不受议叙，咸丰帝仍授其三品顶戴。10月20日，他收到署理湖广总督（时在孝感杨店）用日行八百里的当时最快速度送来红旗捷报，称闻湘军已克复省城，他一时还不敢相信，旨命详细奏复。 整整六天之后，曾国藩的奏折递到了北京，这天大的喜讯使咸丰帝激动了，朱批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功绩卓著，立颁赏赉，这一点咸丰帝是从不含糊的，他当日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
“署理”为暂时代理之意。以曾国藩的功绩，咸丰帝恐怕当时并非不肯实授此职，似乎为考虑另外两层原委。一是圣恩不可一日施尽，若曾国藩再立功绩，又加之何恩典？二是曾国藩以孝道自榜，上次给他三品顶戴都上奏推辞，若真实授，他必固辞不就，反为不美。守制期间任署理之官也是旗人的规矩，此时不妨效之。
但这“署理”，却给咸丰帝日后留下了余地。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咸丰帝（他已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向军机大臣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一位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这位军机大臣的话，如一盆凉水浇来，咸丰帝默然变色良久。出了一个洪秀全，可不能再招来巨盗，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七天后，咸丰帝收回成命，改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不再署理湖北巡抚了；同时，命令曾国藩率军沿长江东下，进攻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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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湘人曾国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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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用当时的观念来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来的传统是以汉人办事，以满人掌权。“满汉一例”的口号喊得越起劲，就越说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否则也就不必多说了。曾国藩是个汉人，他出师时的《讨粤匪檄》风行一时，可只称卫护性理名教，对“发逆”的“兴汉讨胡”一说却是细心地不置一词。不表态就是表态。他是否存有异心呢？
若仅如此，也就罢了。可曾国藩所带的部队，实质上是私家军队，除了曾国藩等少数湘籍将帅外，谁也指挥不动。历来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到他那儿成了“兵为将有”。还不知他手下的将士们，心中除了曾大帅外，还有没有大清。咸丰帝越想越猜忌：此人不能不防。
咸丰帝又错了。他从来就缺乏知人善任的本事。后来的历史证明，曾国藩是挽救大清朝的天字第一号忠臣。
咸丰帝的态度转变，曾国藩很快便体会到了。
当他奉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上奏请辞，可收到的却是充满虚情假意的朱批：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巡抚与侍郎虽为同品，可一是实权，一是空衔，其间的区别，谁都看得出来。更让曾国藩吃惊的是，咸丰帝又以其请辞奏折中未书写“署抚”官衔之细故，无限上纲，称“违旨之罪甚大”，“严行申饬”。 看到这里，功臣的心凉了。
几个月后，那位军机的话语也传到曾国藩的耳边。曾的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无精打采。他与密友谈起了东汉太尉杨震为权贵所逼在几阳亭自杀的故事，怆叹久之，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了。
在许多时候，忠臣要比奸臣难当。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最终倒霉的当然是他自己。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湘军夺取湖北后应全力经营之，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稳扎稳打，逐渐向东进攻。而咸丰帝让湘军立即全军前出江西，一方面是急于镇压太平军，另一方面是对湘军又利用又限制的策略，不使其在湖北坐大，是在江西、安徽的拼战中消耗实力，最后由江南、江北大营的清朝国家军队坐收其功。这种如意算盘，当然只是咸丰帝的一厢情愿。曾国藩在两湖战场上的胜利，也使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这支万余人的部队，能够迅速荡平“粤匪”。1854年11月，湘军水陆东进，在田家镇一带获胜，迅速开抵九江城下，发起攻城。
以后的战争不能不让志向高大的曾国藩沮丧。九江的围攻，历大小百余战，终不能克复，而湘军的水师却在湖口被切成两半，丧失作战能力。1855年2月，太平军发起奇袭，直取曾国藩的座船。在万分紧急关头，曾国藩再一次投水自杀，又被左右救出。
再也没有湘潭大捷的喜讯来安慰死而复生的曾国藩的心了。太平军已再次西征，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而咸丰帝在军情大变的情况下，又开始了瞎指挥，一会儿让曾部回救湖北，一会儿要湘军速克九江，直取天京。
一切恶果都显露出来了。湘军是无基地的作战，此时又丧失了后方。除了进军过早之外，湘军军事不得进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缺钱，无法扩充军力，无法购买枪械，就连士兵的粮饷也捉襟见肘。曾国藩不敢问中央财政要，这不仅得不到反而会遭到训斥；靠地方支持，那就得看地方官的态度了。家乡湖南虽有支持，但远远不够，而客军所驻的江西巡抚却不买曾国藩账，处处刁难。曾国藩怒而劾之，哪知新任江西巡抚更坏。孤军深入的湘军，苦苦卖命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好在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此时署理湖北巡抚，他即派出主力部队援鄂助之，自己率领数千疲军在江西苦熬。
所有这一切使曾国藩深深体会到，真要有所发展，必须掌握地方政权，一个空头“兵部侍郎衔”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的。
不能说咸丰帝一点儿也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变动极大，总督、巡抚的撤换如同走马灯一般。许多资历、功绩都不如曾国藩的纷纷被拔至高位，但他就是不把地方实权交给守制已满、眼巴巴等待着的曾国藩。
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皇帝的不信任，同僚们的镝射，使他在功业难成的情况下“不欲复问世事”。1857年3月，他接到父亲病故的讣告，奏报丁忧后便委军而去，直接跑回家乡守制了。
统兵大员不经批准放弃指挥权出走，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罪名。由于一些官员为曾求情，咸丰帝没有处分曾国藩，而是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料理完丧事后立即返回江西带兵。这么一个让人不放心的能人，朕还需要他出力，实在不值得与之过分计较。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到了。曾国藩在此期间终于打定主意，要向咸丰帝争一争了。
作为一种试探，曾国藩先是于1857年6月16日出奏，为了孝道，请求在家终制。奏折中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句话当然不符合实情，其真正含义是让咸丰帝掂掂他的分量。
咸丰帝当然明白曾国藩的重要性，谕旨中称：“该侍郎所带楚军（即湘军），素听指挥”，这也婉转地承认别人指挥不动。他没有同意曾国藩的守制要求，而是让曾立即返回江西。他甚至还误以为曾国藩不肯出山是出自孝道，将曾国藩的兵部右侍郎的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
咸丰帝一再命其出山的谕旨，使曾国藩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于是，7月26日，他上了两篇奏折。前一折仍作孝子状，请求终制。后一折长达两千字，历陈带兵作战没有地方实权的种种难处，最后亮出底牌：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咸丰帝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我已经受够了气，不再奉陪了。
咸丰帝这下子才真正弄明白，曾国藩闹了几个月，原来就是要挟朕授其江西巡抚。这决不能答应。军权加政权，如虎添翼，称霸一方，将来如何了得。于是，他将计就计，批准曾国藩守制，并按照守制的规矩，将曾兵部右侍郎的底缺也开去了。你不是要做孝子吗？朕这次成全你！
尽管咸丰帝在诸多方面不显才气，唯独这一方面十分清醒。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权势的任何人与事，从来就是最灵敏，最恶感，并下手不留情的。
这下子该曾国藩叫苦了。没想到咸丰帝居然假戏真做。一肚子黄连，又向谁道去。当年10月，又收到咸丰帝谕旨，让他以在籍身份，帮办湖南团练。这就更让他哭笑不得了。湖南境内并无太平军，出来再帮办团练又算什么呢？于是，他在10月26日的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提及江西，并写下了一段充满悔意的话：
臣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自问本非有用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世之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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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湘人曾国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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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此中曲折透露出来的意思是让咸丰帝“夺情”，命他复往江西。哪知咸丰帝一不作二不休，在其奏折上朱批：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
也就是说，帮办湖南团练一事也都免了吧。
不管曾国藩如何示孝，但真正让他在家乡守制却憋得更加难受。他饱浸理学，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训，他深知之，事君事亲孰重孰轻，他更明之。他早已立志以救天下为己任，江西只不过是不敞志，在家则是不得志！这位讲究修养的理学大师，一下子变成了行为乖僻的人，常常无缘无故地生气，拿家里人来出气。最倒霉的是他的弟媳妇，被这位大伯的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
然而，在此怨愤忧郁中稍稍使他宽慰的是，在江西、湖北征战的湘军将领，遇事仍至湘乡向他请示。湖北的一切，由其密友胡林翼一手包办，江西的湘军，由其部将杨载福统带。别人谁也插手不进。
风筝虽然放了出去，可线还捏在曾国藩的手里。
到了1858年，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咸丰帝只得请曾国藩出山，但职权上丝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
到了1860年，清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手中再也无可用的国家军队。咸丰帝只得将救急的目光聚焦在曾国藩身上，先是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后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到了这种境地，咸丰帝终于明白，要镇压头号对手太平天国，不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已经不行了。至于将来会有什么后果，到那时再说吧。
这些都是后话，后面还会述及。
定陵方城，咸丰帝最后的归宿，荒草浸道，很久未开放……
咸丰帝陵寝——定陵，河北遵化昌瑞山下，游人罕至
咸丰御览之宝，田黄石。三面有边款，分别题：“惟清”；“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心逸”；“玉蜜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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