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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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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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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给咸丰帝奕詝作传，决非出于对他的景仰，因为他太平庸了，毫无文华武英之姿；也并非是对他的同情，因为他没有大业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让后人掉眼泪的情事。我只是可怜他。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正是古人所谓“而立”之年，他却一头倒了下去，命归黄泉。
我第一次去紫禁城的时候，还不太懂得历史。只觉得皇帝的家真大啊，转一转都需要一整天，而又有多少人室如蜗居。后来去多了，印象也就慢慢变成了许多许多道的门，许多许多重的墙，方体会“门禁森严”。皇帝是天子，在凡人面前是神，说的话是圣旨，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不同凡响。可是，其生理机能又确确实实是个凡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悖难，明明是人，偏要装神，太难受了。乡间扮神弄鬼的巫婆神汉，只需一阵子，过后喝酒吃饭拿钱走路，恢复人态人性。可皇帝一走上神坛，就下不来了，那是终生的职业。渐渐在我的眼中，皇帝坐的金銮宝殿有点像供奉牺牲的长案，而紫禁城内外的重重门禁，也就跟关押犯人的道道铁栏差不了多少。今天的人们爱称监狱为“大墙之内”，可那墙能跟紫禁城的城墙相比吗？
我坐在皇帝的寝宫养心殿的门前，心想这是一个“五星级”牢房的“总统套间”。
清代的皇帝还是聪明的，为了有更大更好的空间，修建了著名的圆明园。咸丰帝奕詝便出生在那儿，登位后也常住在那儿。与紫禁城的神圣相比，那儿多了一点平常味。可这座富丽壮观的园林，却恰恰就在咸丰帝当位的时候，被英国人烧掉了，其理由是，给他一个永久的警告。
除此之外，咸丰帝还能去哪儿呢？祖上的巡幸江南他可不敢效法，承德的避暑山庄也不得空去。他太忙了，因为天下太乱。就是不忙，也得装出忙的样子。天子圣君就应当宵衣旰食。
衣锦食肥，美妾如云，皇帝享有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可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许多乐趣。他的身上负有着重大的责任——行为应当成为人世间的楷模，言论必须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一个人要坚持一天两天，一月两月，都不困难。索性做一个昏君，谁也奈何他不得。可要想长年累月地做一个好皇帝，倒是一个苦差使。若在一个平常年代，一切还能过得去。可咸丰帝奕詝又特别命苦。他遇到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由今上溯一个多世纪，1850年至1861年，咸丰帝奕詝当了11年的皇帝，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1850年至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天地会、捻军等造反，更是数不胜数。内忧外患，遍地硝烟，那才是真正的动乱。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成为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可是，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奕詝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应当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问题。可当我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时，却看到很少。天子的私事是不让臣民知道的，虽说西华门内的仿古建筑中保留着那个时期的大量档案，但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和官式套话中又有多少他的真心。天子过的是远离尘世的生活，却主宰着尘世间万物，做事情想问题与我们惯常的心理习惯不同。作为一部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心灵沟通似属最高境界，但世界上心通的人大多境遇趋同，以至“相逢”不必“曾相识”。我绝无为与他沟通而去当几天“天子”的意愿。
我也有我的麻烦。
可是，天子再尊再贵也毕竟是人。是人总还会有点相通之处，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吃饭、睡觉。这就使我有了一点资本。为了弥补我个人直观的偏误，我又试图从当时对咸丰帝奕詝作用最大的不同人的角度去观察他，将各种碎片断页拼凑起来。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有点像是拼贴画。
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应当是非常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史学家对史料的一种主观解读，在不同人眼中的历史面目会有差别。我想，我一定会有误读，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现代历史学理论居然已经证明，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于是，我便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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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四子与皇六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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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7月17日，即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肯定是道光帝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这一天，他又得了个儿子。
“道光”是爱新觉罗·旻宁继位后使用的年号，庙号为宣宗。后人称清代皇帝多用年号系之而罕用庙号，本书亦沿用之。此时，他已执政11年，年龄49岁，依中国传统方法计算，为虚岁半百。
说是又得了个儿子，是指在此之前，道光帝曾经有过三个儿子。
皇长子奕纬，生于1808年，最为道光帝所喜。《清实录》中留下不少培养教育奕纬的谕旨，可从中体会到那种深沉的父爱。1831年5月，奕纬已23岁，落落成人，却突然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有私家记载称，奕纬的老师迫其背诵经书，并叨叨说道：“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年轻气盛的奕纬实在不愿意做此等无味（且也无益）之事，便危言顶撞：“将来我要做了皇帝，首先杀了你！”此虽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之言，但足以使老师魂飞魄散。道光帝得知此事后恼怒至极，立即召见奕纬。而战战兢兢的皇长子正欲跪下给父皇请安时，突遭道光帝踢来一脚，恰恰伤及下部，未久而不治。
在专制社会中，宫廷不仅是平民进出的禁区，同时也是私家文字的禁区。凡不利于皇帝及皇室高大完美形象的事件，官方决不可能留下正式记录，而私人悄悄作笔记也有所忌惮，不敢写明消息来源、是否验证等等对今日历史学家作考证极为重要的资讯。结果，各种民间盛传的稗官野史，既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传讹，亦有可能是官方竭力掩盖的确凿的真实，着实使历史学家犯难。若信之，可能有误；若不信，那么只剩下官修文书的冠冕堂皇。此一段奕纬死因的颇具色彩的传说，永远无法得到验证。读者对此不妨姑妄听之，千万别当作肯定的事实。这一类的材料，我在后面还会大量引用，凡难以确认者，亦会不时地提醒读者。
因此，在官方的正式记录中，仅记载皇长子奕纬“道光十一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未刻卒”，没有记载死因。道光帝初以皇子例治丧，复追封为贝勒。次月，赐谥为“隐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其中含义的谥号。
皇二子奕纲生于1826年11月22日，死于1827年3月5日，在世104天；皇三子奕继生于1829年12月2日，死于1830年1月22日，在世52天。这两位早殇的婴儿没有更多的值得今人细细琢磨的材料，只是他们的生母很值得注意。她是皇六子奕訢的生母，也是皇四子奕詝（即本书的传主）的养母——生皇二子时为静嫔、生皇三子时为静妃的博尔济锦氏。
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先后失去三子，悲痛之状可以想见。可是，他只是为自己膝下空虚而悲伤吗？只是哀痛自己不获天伦之乐吗？恐怕在他的心中，想到的更多是朝廷而不是他个人。道光帝身负社稷之责，他的问题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呢？
别忘了，他是个皇帝，而且一心想当好皇帝。
皇长子奕纬死的时候，后宫中受宠的全贵妃钮祜禄氏正身怀六甲。她恐怕比道光帝更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谁不知道，姿色再美也会随年龄而消退，以此受宠必不能长久。在宫中，母以子贵！若有一个好儿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将来能有个依靠，而且若儿子能讨父皇喜欢，自己不是可长以专宠吗？
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生于1808年3月24日，与皇长子奕纬同岁，小道光帝26岁。她入宫的准确时间今已不可考，史籍上称道光初年入宫（道光元年为1821年）。这与满旗官员家女子13岁至15岁选秀女的规定相吻合。而她在幼年时，曾随父亲宦居苏州，颇受江南秀丽之气，看来很是讨道光帝的喜欢。一入宫便赐号全嫔，在后宫的“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中居第五等，为最低一级的“主位”（清代制度，嫔以上为“主位”，与贵人以下有明确区别）。但在1823年，便册晋为全妃，1825年再晋为全贵妃。这种地位的迅速上升反映出来的当然是道光帝的宠爱，而道光帝赐号中的“全”字，更见匠心。大约她是色艺明慧一应俱全吧。私家记载亦称，她曾仿照民间的七巧板，斫木片若干块，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作为宫中的新年玩具。
钮祜禄氏入宫后，曾于1825年生下皇三女，1826年又生下皇四女。可在那个时代，女儿不值钱。皇三女死于1835年，仅十岁，追赠端顺固伦公主。皇四女于1840年下嫁蒙古王公，封寿安固伦公主，1860年去世。两位公主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
已经生下两位皇女、正在圆明园湛静斋待产的全贵妃，多么盼望上天此次能赐予她一位皇子。是男是女，绝对不一样，更何况正值前三位皇子俱亡的特别时刻。因此，她在千辛万苦终于产下一位男婴时，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笑容：我已经儿女俱全了，我已是真正的全贵妃了。
与钮祜禄氏同样等得心焦的是道光帝。让全贵妃在湛静斋生产，很可能是道光帝给全贵妃特别待遇。湛静斋在乾隆时名九洲清晏，为圆明园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建筑。道光帝住园时多在此地，他也可以就近了解消息吧。
皇四子出生时间为丑时，按照现在的时间刻度，为清晨1时至3时。当这位排位第四，实居皇长子之位的男婴以响亮的啼哭惊动夜空时，道光帝似乎听到的是一种绝妙无比的音乐。他给皇四子起了不同以往的名字“奕詝”——不再像奕纬、奕纲、奕继那样系于“糸”旁，而用了“言”旁（清代制度，皇室男性名字第一个字表示辈分，由康熙帝确定，排行次序为允、弘、永、绵、奕、载、溥等；而皇帝之子第二个字使用同一偏旁。奕詝之后，诸皇子名皆用“言”旁）。
湛静斋，到了1850年皇四子奕詝登基后，改名为基福堂。它是个福地。但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被英军焚毁，它又成了灾地。
皇四子奕詝的降生，仿佛是一个吉兆。仅仅六天之后，1831年7月23日，祥妃钮祜禄氏生下皇五子奕誴。过一年半，1833年1月11日，静妃博尔济锦氏生下皇六子奕訢。越七年，1840年10月16日，贵人乌雅氏生下皇七子奕譞。又四年，1844年2月24日，由贵人晋为琳妃的乌雅氏又生下皇八子奕詥。再一年，1845年11月15日，琳妃乌雅氏再生下皇九子奕譓。这是道光帝最后一个儿子，是年，他63岁。
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儿子，可谓喜福事。即便从皇位继承的角度考虑，选择面越大，就越有可能挑出英主。若仅有一子，是明是暗都是他了，朝廷的前景也就明暗不清了。在王朝政治中，确立皇储，是无可争议的头等大事。
然而，要从这六个儿子中，选出一个能继承光大祖业的接班人，决非易事。这与平常人家不一样，可以析分家产，纵然出了一群败家子，只要有一个争气，仍可耀祖光宗。可皇太子只能有一个，一旦继位，便无可挽回。往小里讲，宗庙社稷动摇；往大里说，整个国家数亿生灵都要遭殃。这需要一种非凡的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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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四子与皇六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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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不具想象力，也乏创造力。他的为政之道曰“守成”，即用祖宗的成法，让祖宗之业再度辉煌。然而，时代不同了。自乾隆后期起，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中国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又一曲折，康、雍、乾盛世风光已是流水不复；而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中西方殖民者大兵入侵，又改变了中国社会惯常的轨道。道光帝曾经用祖宗成法平定了西北的张格尔叛乱，而同样的祖宗成法却在东南海疆一败再败于英“夷”的坚船利炮。
道光帝也有长处，那就是办事认真，讲究实际。他虽然不能判明清王朝所患病症在于制度本身，起而改革旧制，但却能从病理上细心喂药，追求调理温补疗效。他曾对一名即将赴新任的官员说道：
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是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
由此可见其医头医脚实行保守疗法不肯动大手术的复杂内心。他从来小心谨慎，不冒任何风险。
道光帝就是这样一位不具有长距离、宽视野的人，目光短浅。看人尤其成问题。手下的大臣们经常几上几下，其中最出名的有英和、杨芳、琦善和林则徐。
正因为如此，当道光帝将眼光放在众皇子身上，欲选定一个接班人时，迷眼了。
普天下的父亲从来只是在口头上宣称对其所有子女皆一视同仁，在其内心中必有亲疏厚薄之分。同样，六位皇子在道光帝心中也地位有别，并不是都有可能入选储君的。
首先是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被淘汰出局。他们分别小道光帝58岁、62岁、63岁。天有不测风云，万岁爷总不能万岁。一旦自己归西，这么小的儿子又如何担起大任。此非寻常膝下弄子的欢乐，而决定着王朝的命运，道光帝必须抛弃个人的情感，不管这些牙牙学语的小家伙显得多么可爱。
还剩下皇四子、皇五子、皇六子。
皇五子奕誴看来性格不稳，言行浮躁，不是一块做大事的料子。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越来越张狂了，不成体统。此子不能入选。于是，1846年2月，道光帝干脆采取行动，将皇五子奕誴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降袭为惇郡王。这等于明白宣布奕誴不可能入继大统。至于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被降为贵人，不再居于主位。从后来的事实来看，道光帝的这一举措应当说是非常正确的。惇郡王（后晋为亲王）奕誴确实当不了皇帝，备多滑稽恶作剧。相传他酒量很大，宴客时虽设菜肴，却不准宾客下箸，只许饮酒终席。有肚饥者索要饭食，则给韭馅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博哄堂一笑。至于天热时葛衣葵扇箕踞什刹海（位北京北海之北）纳凉，更是一派市井豪杰的风光。京城地面上留下了不少这位老五爷的故事。
还剩下皇四子和皇六子。
如果说皇五子的生母为道光帝所不喜是其终被排斥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皇四子奕詝的生母为道光帝最宠爱，可能会助其占优。按照清代制度，皇帝拥有一皇后、一皇贵妃、两贵妃、四妃、六嫔，贵人以下无定数。可道光帝在38岁继位后，仅追封已故的嫡福晋钮祜禄氏为孝穆皇后，立继福晋佟佳氏为皇后，而皇贵妃、贵妃、妃三个品级暂空。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是第一个赐嫔、第一个晋妃、第一个晋贵妃。1833年，皇后佟佳氏去世，她又晋为全皇贵妃，旨命摄六宫事。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虽说按清代制度，皇后之子并无立储之优先，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谁又敢低估这方面的影响呢？
可是，奕詝的好景不长。他9岁时，新皇后钮祜禄氏也驾崩了，终年仅32岁，谥孝全。道光帝将他归皇六子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锦氏抚养。
博尔济锦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生于1812年，小道光帝30岁。入宫时赐号静贵人。1826年封静嫔，1827年晋静妃，1834年晋静贵妃。她先后为道光帝生了皇二子、皇三子、皇六女、皇六子。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后，道光帝晋她为静皇贵妃。但是，道光帝尽管宠爱她（宫中迁晋仅次于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但却没有立她为皇后，而且也不再立后了。这或许是追念孝全皇后钮祜禄氏吧？
就外表形象，皇四子奕詝比不上皇六子奕訢那般俊美，而且还是个跛子。私家笔记称：
文宗（即奕詝死后的庙号）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
此条笔记的作者称，消息来自惇王府人云（即奕誴那一支）；而撰写时，又已是民国，故敢透露消息来源，看来比较可靠。若从凡人的眼光来看，跛子不太合真龙天子之相。道光帝对此又怎么看呢？
道光帝虽说并无识人之才，但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两个儿子的差别：皇四子奕詝老成持重贤慧，但才气稍逊；皇六子奕訢才气不凡且明慧冠人，但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两人各有所长。犹如今日的教师和家长，不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喜欢老实听话学习成绩优良的孩子，一派却偏爱聪明好动学习成绩时好时坏的孩子。虽说这两类孩子都很可爱，但若长大成人放在负责任的位置上去，后一类孩子似乎明显优胜，尽管可能闯的祸也大。至于“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之类的评价，是凡人对才子的普遍看法，未必可靠。
在专制社会中，立储之事只能出自圣裁。旁人的建言本已逾规，若言而不中更有危险。康熙帝立储之事引起了多大的纠纷，以致雍正帝上台后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一片刀光血影。殷鉴不远。雍正帝由此而创造了密建制度：由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死后，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公同启示，按“御书”所定，嗣皇帝继位。乾隆帝更是将此方法定为永久的制度。
密建制度避免了众皇子为争夺皇位的纷争，避免了内外大臣互相勾结为拥立所亲近的皇子的纷争。因为，所有的一切，在皇帝未死之前绝对秘密。皇子欲被选为皇太子，只能靠自己的表现而赢得父皇的心。
这样一来，道光帝更麻烦了。他不能像其他军国大事一样，听听臣子们的意见，甚至公开地表示对某一皇子的好恶也会引起宫内外的一些混乱。他只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作判断，并将一切放在心底。而在他的心底，皇四子与皇六子又难分上下。由此，他举棋不定，难下决心。兹事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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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四子与皇六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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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的秉性决定了他与皇四子奕詝更易相通。他们是相同类型的人。往好处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朝坏处讲，又可称惺惺惜惺惺，或曰同病相怜。皇四子奕詝被选中的可能性极大。但道光帝始终关注着皇六子奕訢，似也经常考虑立奕訢为储君。野史中称：
宣宗（即道光帝）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即奕訢），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即奕詝）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
又称：
宣宗倦勤时，以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指静皇贵妃博尔济锦氏，后将详述）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奕訢，故其事稍闻于外。宣宗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后宣宗崩，病笃时，文宗侍侧，后昏瞀，以为奕訢，乃持其手而谓之曰：“阿妈（满语父亲之意）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旋悟为文宗，窘极。文宗乃叩首自誓，必当保全奕訢。
又称：
恭王为宣宗第六子，天姿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宣宗将崩，忽命内侍宣六阿哥。适文宗入宫，至寝门请安，闻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见之微叹，昏迷中，犹问“六阿哥到否”。迨王（指恭王奕訢）至，驾已崩矣。文宗即位，恭王被嫌……
对皇位继承有异议的文字，大凡是很少见的。一是密建制度确定其机密性和可靠性；二是当时人特别是当事人也不敢对嗣皇帝表示不敬。自雍正帝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登位均无异闻，此次却冒出如此传闻。然而，上引三条材料，都无法得到验证，我们甚至大可怀疑其可靠性。第一条称道光帝几次想在立储谕旨上写上奕訢的名字，这纯粹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外人何能知之？第二条称太监窥伺末笔甚长，认为是奕訢，更似天方夜谭。第三条描写道光帝临终之情景，不仅与官方文书的说法不一，而且暗喻先到达者可能继位，更与清代制度不符。我们若从三条材料的文字来看，既称奕詝为文宗，当在奕詝死后，此时奕訢权重一时，更可以解释为何这种说法流行一时。
那么，奕訢有可能入选的说法仅仅是空穴来风吗？
不是的，档案材料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1846年，道光帝已经64岁了，时感不适，犹豫甚久的立储大事再也不能犹豫了。8月7日，他下了最后的决心，朱笔写下了立储御书。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御书，为9.5×21.6厘米的四扣折纸，右起第一行写道：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右起第二行写道：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右起第三行是第二行内容的满文。（见第28页图）
这一份御书用两层黄纸包封，第一层黄纸上用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即1846年8月7日），并有道光帝的亲笔签名。第二层黄纸上又用朱笔写着满文“万年”，并有道光帝的签名。
在一份御书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是前所未有的。守成的道光帝这一破例，表露了他在皇四子和皇六子之间犹豫徘徊的心情。他虽然最终选择了奕詝，但也给了奕訢他所能给予的最高地位。一切关于皇四子、皇六子的传闻都由这一份御书而得到了证实。
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立储匣，似更能说明问题。它是以楠木制成，十分精美，除安放合叶的一面外，能开启的三边均贴有封条，两端的封条上有道光帝的亲笔签名，而正面的封条上除了道光帝的签名外，另有道光帝亲书：
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以下字迹残缺）
案：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为阳历1846年8月8日，阴历六月十七日，是道光帝立储的第二天。也就是说，道光帝写完朱谕后，仍然还在犹豫，看看自己是否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直到第二天，他才下定决心。
从档案中，我们看不到道光帝在此之前是否有立储行动，但可以确定，在此之后，道光帝没有变更过。这时，离他去世之日，尚有3年6个月16天。
天平终于倾向一边。皇六子奕訢最后被淘汰出局。后来的人们一百多年来不停地指责道光帝犯了重大错误。奕詝平庸，奕訢机敏；奕詝保守，奕訢进取。在奕詝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之后，奕訢竟收拾出“同光中兴”的局面。人们虽然不能肯定奕訢替代奕詝，就一定能挽救国运（奕詝当政时，奕訢主要时间为闲置；“同光中兴”也并非奕訢一人的力量，而主要靠后起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但人们可以肯定，若奕訢来做皇帝，就不会有懿贵妃，不会有慈禧太后。这位才识浅薄权术精深的毒辣女人，揽政近五十年，给国家带来多少痛苦多少灾难……
人们的指责确实能够成立，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结局。可是，道光帝又能看到什么？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刚满15岁的孩子，另一个还不到14岁。
两年后，1848年，道光帝为皇四子奕詝举行了婚礼，册封太仆寺少卿富泰之女萨克达氏为皇子福晋；为皇六子奕訢题写匾额“乐道堂”，“乐道”两字的含义也只有他本人才能解释清楚。又两年后，1850年，萨克达氏死去，这离道光帝的死期已经不远；只是“乐道堂”成了奕訢自编诗集的题名，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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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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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道光帝是独立自主地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中了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的计。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1787年生，官宦诗书人家出身。父亲杜堮，进士出身，曾任内阁学士，浙江学政，兵部、吏部、礼部侍郎。杜受田于1823年中进士（二甲一名，时称传胪），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派过顺天、云南的考官，充过国史馆的提调。1833年，迁詹事府中允（正六品），派为陕西学政。因陕西巡抚是其儿女亲家，改为山西学政。
学政是管理一省学务之官，为该省当然的学林领袖，任期三年。按照清代制度，学政是差而不是官，其底缺仍是原任之官，而且出任学政也不影响其官缺的迁转。学政一般由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侍郎以下京官派充，因此，由正六品至正二品都有，颇有只讲学问不讲地位的味道。
杜受田出任山西学政后，其底缺也于次年升为詹事府洗马（从五品）。但到了1835年9月，他的任期尚未满，突然接到谕旨，召他回京供职。次年2月，旨命“入值上书房”。
上书房是皇子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家制度，皇子六岁入上书房读书，除了上书房的总师傅外，每一名皇子都派有一名师傅，教汉文经典，另派满人授满文，称“谙达”。由于清朝以儒家礼教治天下，汉人师傅的地位，远远高于满人谙达。
上书房的师傅，如同各省学政一样，是差而不是官，无品级的规定，一般选择京官中学问精深者充任。杜受田虽外派山西学政，底缺仍在詹事府，属京官。道光帝匆匆忙忙召其回京，是选他为皇四子奕詝的师傅。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
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诞辰100周年，是伏打（A.Volta）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A.Morse）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达尔文（C.Darwin）正随船作全球考察，研究生物。
这一年，贝多芬（L.Beethoven）已去世9年，巴尔扎克（H.Balzac）正处于《人间喜剧》的创作高潮，马克思（K.Marx）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而欧洲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一年，英国任命义律（C.Elliot）为对华商务总监督，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2.8万箱，白银外流超过500万元，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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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按照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奕詝四岁半读书太早；尽管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更有理由指责，孔孟经典不适宜作为教材，教育应当包括新科技、新文化；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便是知识精英，也认为孔孟之道是学问的顶峰。在那种氛围里，若有从事科学技术的人，自己都会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更何况沿袭了近两百年的上书房制度，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五代皇帝，包括康、雍、乾三朝英主。功绩俱在，夫复何言？
上书房是造就皇帝的地方。在中国做皇帝就一定要懂“四书五经”。这一切，实为中国历史使然，实为中国社会使然，尽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那么，这么枯燥的教学内容，杜受田的教授效果究竟如何呢？
作为学生，奕詝做了皇帝后有过评价，褒扬非常。1850年，他说道：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即道光帝）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
1852年，又说道：
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朝夕讷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
这些话充满着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称十余年来恪勤罔懈，朝夕讷诲，看来杜受田确实为此花费了全部的精力。他与奕詝每天相处的时间很长，很可能是失去生母且对肃穆的父皇有畏惧感的皇四子最亲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二是称其讲学中经常引据为孔子最推崇而比孔子还早两千年的三代故事，由此可见杜受田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
不仅是学生满意，看来学生的家长道光帝也很满意。身为皇帝，不必也不应直接评价，但可运用手中的皇权，不停地为之升官晋级。1837年3月，杜受田擢为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1838年1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5月迁侍读学士，8月晋内阁学士（从二品，连跳三级），1839年1月再擢工部左侍郎（正二品）。由从五品的洗马到正二品的侍郎，杜受田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谓飞黄腾达。道光帝为了不分散杜受田的精力，授其为内阁学士时还特谕：“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此外，道光帝还经常派他一些读书出身的官员最为心仪的差使：1840年朝考阅卷大臣、1841年会试副考官、1844年顺天乡试正考官、1847年会试副考官。这不仅有房师、座师的荣誉，而且可得学子们的银两孝敬。
随着道光帝对奕詝越来越看重，对杜受田也越来越重用。此时他的用意不仅仅是褒扬，且有希望他以重臣的地位辅佐新君之目的。1844年2月，杜受田升左都御史（从一品），1845年1月迁工部尚书。1846年10月，杜受田六十生辰（按周年计算为59岁），道光帝此时已密立奕詝为皇太子，御书“福”、“寿”字并诸珍物赐赏之。1849年，再授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
如果我们离开这些学生的评价和君主的隆恩，就实际而论杜受田的授学功夫，可以看到，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设立上书房的目的，并非是要培养出对传统经典造诣深厚的学者；上书房的学生无须参加折磨人的科举考试，以证明自己的学力，以证明教师的水准。这与当时的一切学校、书院、私塾有着原则的区别。
可是，上书房里并非无标准可言。学生就要争取被立为储君，师傅就要争取成为帝师。这是唯一的鉴定和检验，虽然永远不会有人明说，但谁都能感到它的存在。
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无异。上书房的学生，有如角斗士，而他们的师傅，有如教练。
然而，皇位的竞争决不能公开进行，皇子之间必须以谦让为怀，康熙朝的故事不能重演。一切都须在暗中进行，如同平静海面之下的湍湍急流。作为孩子的奕詝，一开始还不能明白这些道理，即使明白也不知所措；但杜受田老谋深算，从他入值上书房的第一天起，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拥戴奕詝获取皇位，建立非常之功勋。一年后，当奕訢适龄而入上书房时，杜受田立即注意到了这位美貌少年，知道他已经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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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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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皇子相争之类的史料是很难寻觅的，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然对奕詝，野史中有两则记载。其一称：
皇四子之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之师傅为卓秉恬。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教恭王，以上（指皇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清代称未成年皇子为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另一则更妙。称是道光帝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按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在他的耳边密授机宜：
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楛关头，当切记无忽也。
奕詝果然依计行事。这一天，皇六子奕訢射得禽兽最多，顾盼自喜，见奕詝只是默坐，从者亦垂手侍立，感到奇怪而问其故。奕詝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没有什么，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到了晚上，道光帝见奕詝一无所获，询问之，奕詝按杜受田所教之言答复。道光帝大喜，“是真有君子之度也”，遂决定了立储人选。
这两则记载的可靠性很难确定，因为这些计谋只有杜受田、奕詝两人心知，何至传到外边。但此两则记载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后者竟在20世纪20年代为一些学者列入具有正史地位的《清史稿·杜受田传》，可见此说深入人心。我们虽不能验证这两条记载，但可以肯定杜受田为奕詝夺得皇位建立过奇功。这一点，只消看看杜受田死后咸丰帝所颁殊荣便可明白（后将详述）。另外，我们也可设想一下，资质平常的奕詝如何战胜才华横溢的奕訢，不靠这些非常手段能行吗？
在奕詝和奕訢的角力中，奕訢的教练卓秉恬也是位高手。1802年，他19岁便高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由词臣转谏台，1837年以吏部左侍郎放浙江学政，当年便被召回，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职，授体仁阁大学士。从史料上看，他似乎不是奕訢的正式师傅，找不到他入值上书房的记载，很可能是见奕訢少年英姿而自充“业余教练”的。而在他调教下的奕訢也十分了得，文武双全，处处将奕詝打得落花流水。卓秉恬相信，作为裁判的道光帝，一定会分出个高下。
技高一筹的杜受田却在竞赛中发现了纰漏，身为裁判的道光帝同时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于是，他指挥奕詝调整方向，以孝道来对抗才识，以仁义来反击武功。实际上，他不是让奕詝和奕訢竞争，而将进攻的方向改为道光帝——直取裁判。在当时的环境中，儒家的“仁”、“孝”是第一位的，而事功之类等而下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专”矛盾与此相似。红与专相比，往往会有微妙的优势。
可以说，卓秉恬指挥奕訢战胜了奕詝，而杜受田指挥奕詝战胜了道光帝。
尽管人们可以有意见，但裁判最后的判决，却是不可改变的。
1850年1月23日，道光帝的继母孝和皇太后去世，年老多病的道光帝备受打击，身体一下子便垮了下来。 2月24日，他终于坚持不住了，病倒在床上。这一天，他破了登基近三十年的例，没有看奏章，而是召见了五位重臣，其中四位是军机大臣，剩下的一位是杜受田。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杜受田才知道，他赢了。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自觉已走到人生尽头，于卯刻（早上五至七时）召见宗人府、御前、军机、内务府十位大臣。早已焦急地等候在寝宫外的大臣，听宣入内被道光帝召至榻前。尽管道光帝已临死亡，仍坚持冠服端坐，吃力地宣布他的决定：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未久，奕詝也被召来，各大臣在新老两位君主的面前，打开了匣，展阅1846年道光帝的立储谕旨。此外，道光帝还颁下一份朱谕：
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这是道光帝写下的最后一道朱谕，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字迹草乱，可见是道光帝在痛苦中挣扎写出的。到了中午，道光帝归西，顾命大臣立即请奕詝“正尊位”。
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倚庐”是居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为何不选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奕詝这么做，明显地不是为房子，而是能够方便地见到杜受田。 犹如一位离不开母亲的孩子，这位青年看来像被突如其来的事件震呆了，不知所措，需要他的老师指点迷津。
道光帝的丧事按照皇家仪礼按部就班地进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定于1850年3月9日举行。在这吉庆的日子里，大驾卤簿全设，奕詝在簇拥中坐上了太和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宣布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尽管王公大臣人头密密，可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工部尚书位置上的杜受田。
站在朝贺礼仪班次中的杜受田，端庄肃穆，仰视着登基大典一幕幕地进行。可他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觉胸中涌动着一阵阵无可抑制的激动：我成功了，我创造了一代新君！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他意识到，他和奕詝的关系，由师生变为君臣。
于是，他又暗下决心，做一个辅弼新君的干臣。
奕詝登基时，差4个月才满19岁。作为一个掌管4亿人口的大国君主，他显得太年轻，但从清代君主继位的年龄来看，他还不算太小：
顺治帝福临 5岁继位 13岁亲政
康熙帝玄烨 7岁继位 13岁亲政
雍正帝胤禎 44岁继位
乾隆帝弘历 24岁继位
嘉庆帝颙琰 36岁继位
道光帝旻宁 38岁继位
可是，福临、玄烨登基后，朝政分别掌握在多尔衮、鳌拜手中，若抛开传统政治学中的“谋篡”罪名，应当说，这些辅政大臣于国政甚多功绩。乾隆帝弘历继位时虽不比奕詝大几岁，可他接手的是雍正帝留下的丰厚遗产，本人又才华横溢。
可咸丰帝奕詝呢，他接手的是道光帝留下的烂摊子，自己又乏才缺识，只得将求助的眼光转向杜受田。登基后，他频频给杜受田升官加爵：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迁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这一方面是对杜氏为他谋取皇位的酬答，另一方面是对杜氏的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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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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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受田在帮助奕詝登上帝座时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本人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官，处理过具体政务，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奕詝上。他一生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由此引申出来的治国方案是一套一套，但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尽管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于是，杜氏开出的药方仍是按照祖制，让咸丰帝奕詝下诏求言求贤。
1850年3月20日，奕詝登基后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九卿”是指六部之外京内各小衙门的堂官，“科道”是指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之类的言官；虽说皇帝让所有具有奏事权的官员都发表意见，但点明“九卿科道”似乎要特别听听下级官员的意见。
七天后，3月27日，奕詝再次由内阁明诏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又过了二十多天，4月21日，他看到了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非常高兴，下旨曰：
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朕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保举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此时也获得了向天子进言的机会。
求言求贤，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实际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此时对政事的不明，对人才的不察。这也是上级在不知所措时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三道御旨下达后，奏章纷至沓来。在这些折片中，最为咸丰帝欣赏的有十余篇，而顶顶看中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这是在后面将要登场的重要人物），传旨褒奖；而各处报来的推荐人才的名单中，也有十余人传旨查看，准备进京引见，其中杜受田推荐了两人，一是鸦片战争中被革此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另一是当时的争议人物前漕运总督周天爵。
求言求贤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大约从1845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弁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美好的场景一下子被这么多的丑恶现象所替代，反倒激起了这位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
可是，最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教诲发挥了作用。他最为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引经据典地指责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是从礼教中引申出来），足显示其学识功力。杜受田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办理，心中高兴无比，私下里或许给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
然而问题就出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殊不知“治”、“兴”非为念经正，“乱”、“废”亦非不念经。当理论与实际相背离时，经不能不念歪。
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
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詝后来回忆道：
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但是，君臣俩一心厘清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谒道光帝陵寝——慕陵以及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生计无着。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调查解决。
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赈粮。8月，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22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悲痛异常，朱笔写下了一段极富个人感情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词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用过。
杜受田的丧事，规格高得异乎寻常：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柩。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谥“文正”。11月15日，他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醊，抚棺洒泪，悲悼实深，在场者无不动容。他哭的是杜受田？他是为自己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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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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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受田死了，咸丰帝由此体会到了孤独。局势的恶化使纸终于包不住火，于是他更思念这位荩臣。1853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他又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堮，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俸；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15个月就由从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又是那么安详。作为师，造就一代君主；作为臣，做到鞠躬尽瘁。他再也看不到历史的结局。倘若他天上之灵知道亲手培养的奕詝，正因他送上皇位而早早丢掉了性命，会不会后悔自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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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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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 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 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 。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企图心。他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也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詝入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詝发生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 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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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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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7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无疾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颇动感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
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刑部审理后上奏，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咸丰帝还没有行动，又等了几个月。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而是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虽说这道谕旨长达千言，但咸丰帝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读者在了解咸丰帝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也不妨测测他的文字水平和观念高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
自本年正月（农历）朕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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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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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谕文，读来颇感气势强盛，非积郁胸臆久矣而不能为之。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于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
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铲除了。一切的好转，不正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上引谕旨尚有不实之处。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1841年9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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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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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为无作的奏折。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那将会怎么样也忙不过来，什么事也办不成。别的不说，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又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
一遇到具体问题，咸丰帝也蒙了向。他本来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对各地的做法结果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缙、叶名琛，在他们的奏折上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朕闻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时佳善否？” 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叶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联系其鸦片战争后一贯主和的表现，以此时的福州反入城事件 为由，将他们一一革职了。
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介绍新帝罢免老臣的事件，是因为此乃咸丰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我在叙说中又铺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人物大多后面还会出场。我个人笔力不健，只能如实罗陈而不能娓娓道来。还需请读者原谅的是，我在这里仍想对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帮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个时代。
各地官员之所以不肯花力气整顿海防，除了惜银惜力（实际上也就是惜民）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
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颦。
徐广缙、叶名琛上奏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徐等氏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上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 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当年的前敌主将们纷纷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刘韵珂、徐继畲等数人。战争这把客观的尺子，使他们量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 。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词，更切合实际。可他们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弃了制“夷”的使命。
年轻的咸丰帝，生长在深宫，读的是圣贤书，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内外臣工们要么就是一味强硬，要么就是一味妥协，谁也说不清“夷”为何物，让他凭空能想出办法来吗？
当时的中国，就没有人知道正确之途吗？
也不是。有一个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初为五十卷，后扩至六十卷，定稿为一百卷。在这本书的叙说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准备所“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么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上轨道。
咸丰帝肯定见到过《海国图志》一书。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说，到了此时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经来不及了。
天下已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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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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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遗下的摊子之烂，咸丰帝第二天便感受到了。
1850年2月26日，即道光帝去世次日，咸丰帝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入广西的奏报。
造反是专制社会的非常之事，很危险，很难办，统治者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强力压之。造反者也自知命运如丝，非逼上绝路而不轻易为之。李沅发是湖南新宁县水头村的农民，1849年秋，因富绅重利盘剥遭水灾的贫民，讨生无计，便伙众抢夺，杀富济贫。继因同伙被县官捕去，便杀入县城劫大狱，正式举旗造反，与官军相抗，由湖南入广西进贵州，部众最多时有四五千人，搅得西南大不太平。
就是这次小小的造反，湖广总督亲自赶到长沙坐镇指挥，湘、桂、黔三巡抚亲自操办，动用了四省的军队，仅广西便花军费24.7万两银子，咸丰帝更是忙得不亦哀乎。到了6月2日，总算抓住了“匪首”李沅发，下旨槛送北京，于9月用最最残忍的凌迟刑法处死。为了警告那些怠玩政务的地方官，咸丰帝还将湖南巡抚、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等高官统统革职，统统发配新疆，为此受处分的官员不下数十人。
李沅发受戮弃市后，咸丰帝似乎感到一丝轻松，自己的本事也足以告慰祖先。他哪里想到，更大的风暴已经降临。这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让咸丰帝此后日日不太平的太平天国。
洪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小儿子，大咸丰帝17岁。1820年入村塾读书，教材与咸丰帝一样，都是古代圣贤经典。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本非为求知，为个人情操的升华，而是非常功利的。读书→做官，既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心中的归宿。不然那几本哲人眼中充满哲理，凡人眼中十足乏味的古书，怎么会引得那么多凡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至中年甚至老年孜孜不倦地苦读？还不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中，洪秀全能得到读书机会，是族人家人觉得此子可成大器，父兄们也当作投资机会。
1828年，洪秀全第一次赴考，县试高中，但府试失败了 。这一结果使人沮丧，但也使人感到还有希望。于是，他在获得一村塾师职位后，仍继续苦读，准备再考。1836年、1837年、1843年他又去考了三次，皆落第。此时，他已近三十岁，终于失望了，愤愤不平：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数年后，此言成真。
有不少后人指责那几年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全都瞎了眼，若是让洪秀全中一个秀才，就不会去造反。这种说法本属历史的臆测，无足深论，但考官们的确没有冤枉洪秀全。虽然洪氏后来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但从他留到今天的诗文来看，以八股策论的标准衡量，也只是一个三家村先生的水平。而他对古代圣贤经典的了解和理解，比起有名师指点的咸丰帝，也明显地差了一截。
圣贤的书再也读不下去了，洪秀全找来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研读之中，又联想到1837年他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梦中的种种异象，突然发现自己就是天父上帝赐封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降世斩邪扶正。于是，他便自施洗礼，自行传教了。拜上帝。
洪秀全在广州一带的传教活动，看来并不出色，皈依者仅为他的族人和少数密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出了毛病。但这小小一群信徒中，却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位是冯云山，另一位是洪仁?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离家结伴远游，在广东省几乎转了一圈，然皈依受洗者寥寥。而当他们转到广西，事业的局面打开了。尤其是冯云山孤身入桂平紫荆山区长达三年的活动，皈依的信徒达两千余人，使这一地区成为拜上帝会活动的中心。在信徒的队伍中，又有两人后来极为有名，他们是杨秀清和萧朝贵。
杨秀清，广西桂平人，1823年生于一贫苦农家，小洪秀全九岁，大咸丰帝八岁。他五岁丧父，九岁失母，靠伯父拉扯长大，以烧炭种山为生。艰苦的生活养成其坚毅的性格，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才识卓异，在山民中小有威望。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传教时，那种人人都是上帝所养所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思想，显然打动了杨秀清的心。他也随众人入会，但一直是个普通信徒，未受冯、洪的重视。
1847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出奔广东谋求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众一时群龙无首，陷于瘫痪。杨秀清挺身而出，控制住了局面。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突然跌倒，不省人事，未几在昏迷中站起，满脸严厉肃穆：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说教，一下子震慑了信徒们的心，没有想到遥遥太空的皇上帝亲临身边，可见法力无穷。这一天，后来被太平天国定为神圣的节日“爷降日”。既然天父选择杨秀清，杨氏也天然地成了领袖。
这样装神弄鬼的还不止一人。这一年10月，天兄耶稣也降托萧朝贵下凡了。这位天兄怕众人不认识，便自报家门，朕是耶稣！今人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天兄圣旨》，记录了萧朝贵在三年多中一百二十余次扮耶稣下凡事。而耶稣对拜上帝会特别关注，最频繁时一日几次下凡，给予指示。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密友，由此也进入了领导层。
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得自《劝世良言》这一蹩脚小册子，后虽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学过一阵子，但离掌握基督教的真谛甚远。但是，洪秀全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是天父皇上帝耶和华的次子，天兄基督耶稣的二弟，而冯云山、杨秀清也成了天父的三子、四子，萧朝贵在尘世间娶了杨秀清的干妹杨宣娇，称兄道弟几乎乱伦，结果成了天父的女婿。 这种礼教中的君权神授和江湖上的兄弟结义，构致了拜上帝会领导层天人合一的小家庭。
没有理由认为洪秀全、冯云山真相信下凡这类巫术。但他们回到紫荆山区时，却没有办法不相信此类巫术的神奇，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下凡成了洪、冯也必须恭顺承教的圣事。萧朝贵甚至借天兄下凡，滑稽地带着洪秀全会见去世多年的元妻。从洪秀全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杨秀清因天父下凡大战群妖而损伤了脖颈。而这种演出场面，在《天兄圣旨》中又有着详细的描写：
冯云山问：“天兄，现今妖魔欲来侵害，请天兄作主。”天兄答：“无妨。”……突然，天兄对冯云山叫道：“拿云中雪（剑名）来。”冯云山递云中雪。天兄挥之大战妖魔，口中振振有词：“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又喊道：“任尔妖魔一面飞，总不能逃过朕天罗地网也。”又喊道：“红眼睛，是好汉就过来，朕看你能变什么怪！”战毕，天兄对冯云山道：“你明天回奏洪秀全，天下已经太平，阎罗妖已被打落十八层地狱，不能作怪矣……”
萧朝贵主演的斩妖杀怪的剧情，与民间驱赶病魔的套路，并无二致。今人看来觉得可笑，但在山民的心中有着超乎自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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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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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昧的社会里，迷信比科学更有力量。
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洪秀全手中已与中国的儒学传统和民间宗教嫁接，到杨秀清手中又与巫术相连，这使得下层民众对外夷舶来货多了一分故家旧物的认同，更为接受，更为景仰。于是乎，有天父耶和华，顺理成章地有了“天妈”，有天兄耶稣，也就有了“天嫂”。按基督教教义应为神灵的上帝，在洪秀全那儿有了具体的形象：“满口金须，拖在腹尚（上）。” 尽管西方人认定，拜上帝会供奉的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野菩萨，但洪秀全等人认为，上帝与他们独亲，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已超过了西方，以致不免得意洋洋地向西方人诘难：
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
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元配是我们天嫂否？
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重天否？
这样的问题共有五十个，完全是老师考学生的口吻。
然而，最能打动下层民众心思的，当为洪秀全设计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相凌相夺相斗相杀，天下男人皆为兄弟，天下女子皆为姐妹。与遥远的天堂相对应，又有人间的尽可享乐的“小天堂”。一切财产归公、人无私产的“圣库”制度，更换来物质上的人人平等。尽管这种超越现实的“圣库”必不能长久，但在最初实施时期，又吸引了多少贫困无告的民众。
而要实现这一切，须与人间的“阎罗妖”拼斗。清朝统治者被宣布为“满妖”、“鞑妖”，其祖先是白狐赤狗交媾所生。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决定推翻清朝了。
1850年4月，即咸丰帝正式登基后的整整一个月，萧朝贵扮天兄下凡，传达天意，决定起义。
1850年9月，即咸丰帝下旨将李沅发凌迟处死之时，拜上帝会领导层下令各地会众“团方”，即全数开往金田村一带团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有两万人的太平军。
1851年3月23日，太平军进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国。所有这一切，咸丰帝当时一无所知。
从后来揭露出来的情况看，早在道光后期广西社会已经很不平静了。天地会 山堂林立，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小规模的抗官起事不断。1849年，正值广西大荒年，各处暴动，较大规模的就有十余起。然在首席军机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巡抚郑祖琛匿情不报，粉饰太平，下级官吏更是贪赃姑息。我在前面提到冯云山曾被捕，罪名是谋反，这在当时罪列“十恶”之首，不仅本人将处极刑，家属都得连坐，即极有可能满门抄斩。可桂平县的县太爷收到一大笔贿款后，竟轻判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押解回籍管束”，致使冯云山重返紫荆山。 清廷中枢在蒙骗中对广西的形势未有丝毫的觉察。
1850年6月15日，咸丰帝收到郑祖琛等人以六百里加急送来的捉住李沅发的捷报，而另一份戳穿广西“会匪”大作的奏折也送到咸丰帝案前。对于前者，咸丰帝加郑祖琛太子少傅衔；对于后者，严旨郑祖琛督率文武缉拿，“切勿稍存讳饰”。
可盖子一揭开后，关于广西地方不靖的报告雪片般地飞来。咸丰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命令他的爱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入桂剿办。可广东境内的天地会反叛使徐广缙无法脱身。于是，咸丰帝又想起杜受田等人多次推荐的能臣林则徐，10月17日，授林为钦差大臣，迅赴广西。由于他还不知道洪秀全和拜上帝会，谕旨中只是泛泛地称“荡平群丑”。他对这位名臣抱有极大的期望，先后又颁布十道谕旨，并将郑祖琛革职，让林氏署理广西巡抚。
林则徐在此之前曾两次奉旨召京，他都不为所动，以病相辞了。此次于11月1日奉到谕旨，忠烈臣子的责任感使他不顾病体，于5日起程，但17天后，即22日，行至广东普宁便去世了。咸丰帝闻此，于12月15日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李星沅是当时的能臣，但办事不免手软，周天爵是有名的酷吏，为政不免暴烈。咸丰帝一下子派去两人，用意似乎是各取所长，刚柔互济。
李星沅于1851年1月3日赶到广西当时的省城桂林。他的经验和眼力，使他在广西数十股叛乱中，一下子就盯住了桂平金田村的一支。为此，他上奏道：
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看来李星沅还不太清楚太平天国的实情，将拜上帝会误作“尚弟会”，将韦正（即韦昌辉）误作第一号首领。
我在上面引用的这份文件，是据档案的今排印本 ，而在李星沅的私人文集中，韦正作“韦政”，洪秀全作“洪秀泉”，另在《清实录》中，韦正不变，洪秀全仍作“洪秀泉”。造成这种人名混乱的原因不详，很可能出自后人的改动，但清方没有弄清太平天国的首领是真。
李星沅的这份奏折于阴历正月初五（1851年2月5日）送到北京，正值北方民俗的“破五”。咸丰帝刚刚度过在自己年号下（咸丰元年）的第一个春节，刚刚将自己在上书房中的旧作，交给杜受田编辑整理结集，看到李星沅的报告，立即予以批准，并加了一句话，“朕亦不为遥制”。咸丰帝第一次听到洪秀全的名字，但似还未意识到这位敌手的厉害。
后来的情报似乎越来越乱。
周天爵于1月底到达广西后，也同意金田的一支为首要对手，但在奏折上讲了一句更糊涂的话：
……其最凶无如大黄江一股，为尚地会之首逆韦元蚧等……
拜上帝会由“尚弟会”再作“尚地会”，“韦元蚧”可能是韦元玠，那是韦昌辉的父亲。再过了一个月，情报更乱了。李星沅、周天爵奏称：
金田大股逆匪连村抗拒……西匪韦正、韦元蚧，东匪洪秀全即洪云山，传为逆首……
1851年4月21日，李、周又奏称：
访闻金田匪首洪泉即洪秀全，乃传洋夷天竺教者……
“天竺教”当为“天主教”，比起“尚弟会”、“尚地会”说来，似为距事实更近，但“洪泉即洪秀全”一语，似乎自己把自己搅乱了。两天后，周天爵又奏：
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沈、曾三秀头目数十百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洪泉，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洪非其姓，乃排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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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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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奏折应当说距真实相当近了。可洪秀全的身份，一下子却变成了“西洋人”。咸丰帝至5月10日收到此折，此时距其初派林则徐已经半年多了。清方的统帅如此不明前线的敌情，调度指挥也不能不手脚错乱。
尽管咸丰帝并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但对造反者仍显示出毫不手软的决心。前面我已谈到了他的命将，都是当时朝野呼声很高的干臣。这里，再看看他的调兵：
1850年10月12日 调湖南兵两千名入桂
1850年10月22日 批准新任广西提督向荣率亲兵六百名入桂
1850年10月28日 调贵州兵两千名入桂
1850年10月31日 调云南兵两千名入桂
1851年2月5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入桂
1851年4月6日 调贵州、云南、湖南、安徽兵各一千名入桂
1851年4月25日 调四川兵一千名入桂
1851年5月6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入桂
以上共计调兵13600名。 当然，由于地理的远近等因素（详见第五章），这些援军赶到战场尚须时日。
打仗是世界上最最花钱的事。对于军费的拨出，咸丰帝与他苛俭抠门的老子道光帝相反，毫不心疼。自1850年10月12日由湖南拨银十万两、户部再拨银二十万两开始，至1851年4月26日，已放银超过一百六十万两。咸丰帝不待地方官请求，拿出皇室的私房钱，从内务府拨银一百万转输广西，以求饱腾之效。
据今日史家估计，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杨秀清的部众大约两万人，除去妇女老弱，能打仗的男子不过四分之一。再说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农民，也本不应是马步娴熟的官军的对手。这么多的兵将银两堆上去，咸丰帝心想，即使不可一鼓荡平，总可扼制其蔓延之势吧。
谁知情况恰恰相反。
李星沅是个懦弱的人，周天爵根本不把这位钦差大臣放在眼里；新任广西提督向荣自恃镇压李沅发有功，也无视这两位只会耍嘴皮子的文官上司。三个人三条心。花在对付“尚弟会”或“尚地会”叛乱上的心思，似乎少于他们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尽管从他们的奏折上看，清军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可贼越杀越多，局势越来越坏。李星沅一面上奏“广西会匪多如牛毛”，要兵要将要钱；一面也不掩饰内部矛盾，承认自己没有本事，再三要求咸丰帝派出“总统将军”前来。
咸丰帝原来设想的刚柔相济，结果成了窝里斗。
太平军却在此期间越战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