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迪·麦道威尔(RoddyMcDowall)
正文 第七章 和平之邸
“和平之邸”是奥黛丽休养生息的避风港——换言之，就是她的宁静居所。这栋房子位于瑞士托洛肯纳兹，是奥黛丽1965年时自己花钱买的18世纪农庄，也是一栋相当素朴的房子，有一座果园，还有蔬菜花圃，四周围绕着碧绿草地。在这里，奥黛丽可以放松心情，无拘无束。
“在这里，任何人都打扰不到她，”电视制作人贾尼斯·布莱克·希莱杰(JanisBlackschleger)说：“这里是她的快乐居所。”
奥黛丽深爱着这里以及在这里度过的日子。远离了舞台与好莱坞喧扰的演艺事业，奥黛丽发现了一处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她年长并回顾从前时，她觉得早年当演员是必要的，毕竟这样才可能拥有和平之邸、罗伯特以及一切珍贵的友谊；但她也承认，当演员是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整理行李，打包行李，从一个片场搬到另一个片场，带着年幼的西恩在许多国家奔波。每次旅行就像是皇室出巡一样，带着50大箱的行李——里面是她和梅尔的东西，包括床单、银器、她的白色细瓷烟灰缸，每个行李箱都要贴上标签，标明里面的东西，这样才不必翻箱倒柜帮梅尔找他的皮鞋。想起过去的日子，她真是很不以为然。
瑞士治愈了所有凡尘俗世间的纷纷扰扰——记者的礼貌或无礼的问题、摄影师、影迷，甚至是导演。她最喜欢的导演有威廉·怀勒、比利·怀尔德、斯坦利·唐南以及后来她很欣赏的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这位有着一个成熟男人眼光的年轻人。她很感激有个地方可以让她关起门来，不理会外界对她的要求。托洛肯纳兹是个隐居的好地方。这个人口不到五千人的小镇位于日内瓦湖上方，早期都是以凯尔特人(Celtic)为主的居民。现在除了一些电影明星，居民大多务农，经营葡萄酒园与果园。隐居此地并不意味着奥黛丽与现代社会完全隔绝——这个遗世独立的宁静小镇，其实距离洛桑(Lausanne)只有15英里，距日内瓦(Gevena)也不过30英里。
在这里，她爱的事物不多，但都是她的挚爱。房子、花园、小狗、随时回来的孩子们，以及与她长相厮守的罗伯特·沃德斯。
托洛肯纳兹惟一的一条街就是比尔大道(RoutedeBiere，沿路只有一家五金行与杂货店)，从街道看上去，和平之邸就在街底，是一栋桃色石头堆砌的建筑物，法国式的门窗，四周还有漂亮的玫瑰花园。屋内的装潢布置格调与奥黛丽在时装上的品位一致，套句奥黛丽·怀尔德的话，就是很“朴素”。房间里的墙壁、地板和沙发都是白色，另外再衬托一些亮眼的颜色——蓝色、绿色，甚至橘色。奥黛丽很喜欢白色。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的朋友德博拉·克尔(DeborahKerr)曾前去她和梅尔位于西班牙河畔的房子探望。“那是一栋很迷人的房子，简单大方，以白色为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纯白。我觉得这房子反应出她的心境。每件东西都是白色的。车子是白色的。甚至连小婴儿穿的衣服也是白色的。”
白色家具里点缀着花园里摘的花朵，银色相框里是朋友与家人的照片(至于她的照片则是《窈窕淑女》中的剧照，另外放在客厅里)。和平之邸共有9个房间，内部的印度花布以及英国古典的高脚五斗柜，让人感受到一丝丝的古董气息。
奥黛丽和平之邸有一些伟大的资产，是金钱买不到的——空旷、阳光与心灵的平静。奥黛丽的装潢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彰显她世界巨星的形象。和平之邸最大的特色就是平静祥和，或许是要找回奥黛丽童年时所不曾有过的和平。她说：“你会回过头重新寻找你小时候曾经拥有的快乐。我们其实都是长大了的小孩，所以人们会回头寻找他过去被呵护关爱的部分，才能发现生命中最真实的意义。”奥黛丽在和平之邸建构了她的梦想家园，展露出她的自信与人生经历，她对家人朋友的爱；没有专业室内设计师的精雕细琢，每个房间仍然有着温馨的气氛。
在和平之邸，生活是最重要的；为了好好用餐，奥黛丽花许多时间采购、准备。吃饭时也不会被一些无关紧要，像是电话之类的事情打断。奥黛丽悠闲地把餐桌布置好，她喜欢明亮的桌布与瓷器，并且在餐桌上摆花瓶。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到院子里吃饭，甬道上紫色薰衣草香气扑鼻，草地上的小狗发疯似地乱叫狂吠。
奥黛丽的朋友一提到这些杰克·罗素犬——她在意大利开始喜欢上这种狗——就不禁要摇头叹息(“那些狗真是会叫!”这个人小声地说，生怕被奥黛丽听到)。最高记录是5只狗——“米西”、“图柏”、“彭尼”(Penny)、“皮西里”(Piceri)以及“杰基”(Jackie)。最后这些狗死了3只，只剩下“米西”和“图柏”。这两只狗在奥黛丽面前相安无事，不像以前的“出名”和“依布”，彼此争风吃醋，总是满屋子乱跑。“我的小汉堡”，这是奥黛丽对它们的昵称。它们会睡在女主人的床上——床单这时就遭殃了，但奥黛丽却说她找不到适合它们睡的篮子。
奥黛丽与纪梵希一样很喜欢花，她尤其喜欢在花园里耗上一整天。奥黛丽管家乔范诺(GiovannoOrunescu，他已经跟在奥黛丽身边20年之久)的哥哥，也会来帮忙做一些花园里比较吃力的工作。和平之邸里的花园盛开绽放，就像奥黛丽一样。她曾经种了一大片的罗勒草，因为她喜欢拿来做香蒜酱(再加上番茄就是可口的意大利面酱)，来访的客人都可以抱一大堆回去。
1965年奥黛丽首次见到这栋房子时，她站在花园坡地上，看着盛开的花园。她觉得非常兴奋，知道自己往后可以住在那里。和平之邸栽种了樱桃、梨、苹果与桃树，另外还有蓝莓、榛果与胡桃树。所有奥黛丽喜欢的花，都种在一区区的花园里，它们是雏菊、绣球花、番红花、天竺牡丹、山谷百合与其他只有她和乔范诺知道花名的花。在她60岁生日时，纪梵希送给她60株种在小径里的依莱扎白玫瑰，当做一份神秘生日礼物。
花园反映出奥黛丽的内心世界，她花了许多时间在花园里流连忘返。她喜欢花团锦簇的英国式花园甚于法国工整有致的花园。她像往常一样对于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有着十足信心，而不管现在流行趋势为何。所以她会在菜园里种玉米，会把玫瑰种在印度谷物的前面。有个朋友初次见到她把这些不同的植物种在一起的景象时，真的很震撼，很像一篇散文。他从未想过可以这样处理园艺，但看起来真的不错。“真的很有奥黛丽风格。”他自忖。
和平之邸可以说是奥黛丽的精神居所，1980年奥黛丽为她的心灵找到了归宿，那就是荷兰籍演员兼商人罗伯特·沃德斯。他们认识不久后，奥黛丽即告诉她的朋友说，她已经找到了“精神上的双胞胎，她愿意与此人共度一生。”事实上，称他们俩为灵魂伴侣亦不为过。他们一样地敏锐，一样有着黑色眼瞳，在他们了解你之前，都很小心翼翼。但他们信任你之后，就会很风趣。罗伯特高大、俊挺的外表与奥黛丽站在一起，更是相得益彰。
罗伯特·沃德斯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上少见的绅士。他为人正直、有魅力，还有一对深邃的双眼；罗伯特是那种你一暂时离开位子，就会立刻为你斟酒的人。他会让你如沐春风——即使你们10分钟前才刚认识。有些男人会畏惧女人，害怕她们的美丽与权力，进而藐视对方(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过程会比较迂回一些)。有些人却会真心地***，珍惜她们的美丽与勇气。罗伯特正是后者。他不是你想像中那种华尔街粗鲁的商人。“自从认识奥黛丽之后，我比较会穿衣服了。”他笑笑承认说，回想起奥黛丽总是为他买围巾和领带以及在乡间穿的毛衣：“谁不会被她潜移默化呢?”
1980年底，罗伯特搬进和平之邸与奥黛丽同住。她之前的两段婚姻都是一场灾难。即使对她的丈夫不是灾难，毫无疑问地，对她确实是一场艰辛的磨难。罗伯特与奥黛丽之间没有所谓结不结婚的问题。就像罗伯特说的，结婚不啻是把她抓回电椅，让她再坐上去。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他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会让她再去思考结婚的事情。
奥黛丽的母亲艾拉很喜欢罗伯特，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她于20世纪60与70年代在旧金山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工作，为从越南返乡的退伍军人筹募基金。现在她的健康状况已日渐衰弱，和奥黛丽一起住在和平之邸。尽管罗伯特认识艾拉时，她是卧病在床；但她仍坚持要出席，也表明她很高兴奥黛丽与罗伯特可以相识相爱，特别是大家都是同乡。沃德斯记得：“当我和奥黛丽开始在一起时，奥黛丽的母亲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奥黛丽和她母亲之间常有摩擦，因为她母亲相当严厉，不太会表达她自己的情感；她非常关心，也很在意奥黛丽，但却无法表达，所以她叫我当桥梁，因为她知道我会传达她对奥黛丽的感情，尤其她很高兴我们都会说荷兰语。”
奥黛丽与母亲的关系，对于奥黛丽后来成为这样的女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此我们必须多做一些讨论。《甜姐儿》的编剧伦纳特·格什于拍摄舞蹈那段戏时，在巴黎和艾拉首次见面。“通常在片场，最不需要出现的人就是编剧和演员的母亲，所以我们两人就离开现场，到附近的餐厅喝杯酒。我们就是那时展开这段友谊的。”格什和沃德斯一样对这两位女士都很了解，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对母女的关系。
“艾拉和奥黛丽一样都很幽默，”格什回忆说：“但不幸的是，她们在一起时一点也不幽默——她们无法一起开怀欢笑。我很喜欢她母亲，但奥黛丽似乎不怎么喜欢她……艾拉扮演着严母的角色。她一谈到奥黛丽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奥黛丽很挑剔，此刻她很认真地扮演着男爵夫人的角色。”
“但是，”他继续说：“艾拉非常坚持己见，奥黛丽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奥黛丽从未了解她的母亲，她们更不知道彼此是如此相像。艾拉觉得奥黛丽是个很好的演员，但她从来不会这么告诉她的女儿。她以身为奥黛丽的母亲为荣，觉得这件事比当个男爵夫人还重要好几倍。”
“奥黛丽曾经告诉我，她觉得她的母亲不爱她，但艾拉真的爱奥黛丽，相信我。人们常常不会告诉心爱的人说他们爱对方，他们反而会跟别人说。如果艾拉是我的母亲，我也会恨她，”格什这样推测。“但我很爱她，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虽然她们之间存在这些歧异，但奥黛丽从未忘记她母亲所给予的一切——战时的呵护照顾、搬到伦敦，以及在她早期的事业上尽其所能地帮助她。她一直很确定要让母亲过着舒服的日子。除了在旧金山那几年，艾拉其实都不定时地和奥黛丽住在一起，有时候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在她去世前10年，男爵夫人几乎都与奥黛丽住在和平之邸，受到奥黛丽的悉心照顾，她逝于1984年8月26日。
后来就剩奥黛丽与罗伯特两人在瑞士相依为命。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母亲也去世了，剩下的就是他们俩和狗儿。奥黛丽7点左右起床，早餐喝些咖啡和许多牛奶，以及全麦吐司、自制果酱。她不像另一个年代的绝世美女，如芭比·佩莉或是格洛里亚·吉尼斯，为了保持美貌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奥黛丽在家里从不化妆。“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她这样告诉访客：“这是我的时间。”没有人会介意。他们觉得她的脸上没有睫毛膏、口红、擦粉或是装饰品，反而更漂亮。
虽然在《蒂凡尼早餐》里光鲜亮丽的霍利·戈莱特利，可能会使你有不同的印象，但奥黛丽是不戴珠宝项链的人。因为她都待在花园或是厨房做家事，根本不需要穿金戴玉。惟一例外是戴在手上的戒指，是罗伯特有一年送给她当做圣诞礼物的钻戒。“我们没有结婚，所以你可以说这是订婚戒指。”罗伯特平静地说。后来西恩把第一次在香港拍片领到的片酬，拿去买了个蓝宝石送给她，她把它做成尾戒。这两只戒指都戴在她的左手小指上。
奥黛丽也不戴手表。事实上，她很讨厌手表。但她却一向准时。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我猜那是一种守时的本性吧。”罗伯特微笑地说。在认识罗伯特之前，奥黛丽即相当重视守时的概念，把它视为体贴的象征。朋友都认为这是荷兰人的好传统，她和罗伯特都有这种特质。奥黛丽一向会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这样才不至于慌张匆忙。
奥黛丽之所以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有她自己的秘诀。只要是必须出现在重大场合，她一定会事先试穿她当天的衣着，从容地走进更衣室里，整理好头发、化好妆、穿好丝袜和鞋子。打从她为派拉蒙拍片时，她就知道绝不可能抓到什么就穿什么，这样穿出去绝对不好看；整体造型是最重要的。
从他们两人开始生活在一起后，罗伯特记得只有一件衣服不太适合奥黛丽。1985年12月，西恩与意大利设计师玛丽娜·斯帕达福拉(MarinaSpadafora)在洛杉矶的圣彼得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他们后来在1989年离婚)，纪梵希为奥黛丽做了一件上衣很合身，但裙子往外散开的洋装。“这件衣服看起来像是倒挂的郁金香，”罗伯特还记得它的样子。纪梵希替奥黛丽设计衣服时，很喜欢加一点花样与变化，这件却有了反效果。“这套洋装让奥黛丽看起来身材没变得更好，”罗伯特说：“它不太适合奥黛丽。”因为儿子的婚礼对奥黛丽是大事一桩，加上她和纪梵希一直在时装设计上有很密切的合作，罗伯特婉转地建议这件衣服可能不太适合她穿。他们当时是在康尼的家中，她也很不得罪人地同意了。奥黛丽很快地打电话给修伯特，请他赶快再送另一件衣服过来。因为她的资源丰富，才得以将这件不合适的衣服再换成另一件。
尽管罗伯特是奥黛丽的神仙伴侣，但他毕竟是个男人，非常讨厌逛街。在罗马时，奥黛丽会让他在露天咖啡座喝卡布其诺、看报纸，好整以暇地等她选购好费洛加莫的鞋子。“喔，我不能忍受逛街，我待在店里会疯掉。”他很坚持。但是他偶尔还是会陪着奥黛丽一起出席纪梵希的私人服装发表会。这个他倒是很喜欢。
奥黛丽闲居瑞士时，大多穿着牛仔裤及鳄鱼牌(Lacoste)的运动衬衫，但不系腰带。她不喜欢系腰带，除非是穿着洋装；穿牛仔裤时她绝对不要系腰带。她待在花园时，通常是穿着平底鞋或是拖鞋，有时还穿着荷兰木屐。即使她远居瑞士——过着和小狗玩，悠闲地阅读杰弗里·阿切尔(JeffreyArcher)与肯·福莱特(KenFollett)的书，奥黛丽仍对女性时尚与女性有着影响力。即使是在80年代，当罗伯特与其他的夫妇一同出游旅行(如果运气好的话，有时是搭乘朋友的私人飞机)，还是会有许多女性一知道奥黛丽会出现，就做出40与50年代的打扮，身着高级毛料套装，带着口袋书、帽子出现在机场。结果奥黛丽反而是穿着牛仔裤与T恤，和一件运动外套。毋庸置疑地，她还是比众人更有格调，即使这些人拥有私人飞机。
尽管她的影迷视她为公主、瑟宾娜或霍利·戈莱特利，早在罗伯特认识她之前，她穿过的精品服饰，就已经送给亲朋友好了。如果她有重要的场合必须穿着新的晚礼服，她就向修伯特借。在她去世之前，四大箱共25件的洋装与晚礼服，早已还给纪梵希作为他私人的收藏。在她身后，绝对不需要再为赫本的个人物品举行苏富比拍卖会。
奥黛丽在好莱坞曾经有过璀璨的生活，她现在的生活也很充实，根本无暇、也没有心思沉醉在过去或为缅怀过去恍惚出神。“我不会看着多年前很喜欢的外套而怀旧不已。”她承认。“我穿过这件衣服，它带给我温暖；但我活在当下，这件外套已是陈年旧事。即使是我自己的照片，我也不会看着15年前的照片顾影自怜，虽然我会很高兴或是喜欢过去的样子。”事实上，1992年时，奥黛丽曾经沉思这样的问题，“希望在我从影初期，有人可以警告我：‘有一天人们将会问你当年拍片的轶事。’那么，我可能会开始写日记，写下那些共事过的一些杰出同事，以及与他们共处时，我对这些人与事的观察。”奥黛丽从不写日记的。
对于她的电影事业，她也不怎么留恋感伤。1988年荷兰举办了电影回顾展，以她主演的《甜姐儿》作为开场，她对着主办人林德钟(LeendertdeJong)说：“希望你拿到的是一份很好的拷贝，颜色还很鲜艳。”“她上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他心里纳闷着。答案是：首映。更有趣的是，罗伯特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有次电视播出《蒂凡尼早餐》时，她和罗伯特那晚正好在家。奥黛丽最喜欢的是带着万圣节面具的那一幕。
尽管奥黛丽喜欢那些共事的人，也全心演好电影，但电影在奥黛丽的情感生活里并未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对于我演的电影，我无法像怀念充满悲欢岁月时所住的房子，或是和孩子一起待过的地方那样地怀旧。”的确，奥黛丽最爱的就是罗伯特、她的宠物与她的花园，但她这一生的最爱则是被她视为“伟大成就”的两个儿子，西恩与卢卡。奥黛丽曾经表示过：“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最想要的便是孩子。小孩才是我人生的真实部分。至于电影只不过是童话故事罢了。”
1989年1月，奥黛丽接到了洛杉矶一位制作人贾尼斯·布莱克席勒的电话，邀她主持《世界花园》(GardensoftheWorld)公共电视节目。她很快地告诉贾尼斯说，她根本不懂花园园艺，她只是喜欢穿着牛仔裤，花好几个钟头待在花园里。她承认她最喜欢的治疗就是撒种子。与节目另一位会出现的专家潘尼罗普·哈伯赫斯(PenelopeHobhouse)相比，她对节目又能有什么贡献呢?不过，这样的建议听起来很不错——和罗伯特走遍全世界最美丽的花园，这真是很好的人生经验。
同时，奥黛丽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展开一些小型的活动。1990年指挥家兼作曲家，同时也是迈阿密新世纪交响乐团的指挥——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TilsonThomas)突发奇想，安排奥黛丽·赫本在阅读《安妮日记》(TheDiaryofAnneFrank)时，他就在背景处指挥交响乐团演奏。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想法，对奥黛丽具有多重大的意义。
安妮的生活多少也反映了奥黛丽童年时的岁月，奥黛丽早在荷兰文版于1947年出书时，即已读过安妮的日记。它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弦。正如她告诉拉里·金(LarryKing)说：“对安妮·法兰克而言，大战胜利来得太迟，在我为了学芭蕾舞而与母亲搬到阿姆斯特丹时，同住的还有一位女作家，有天她给了我一本书，她说：‘我觉得你会想看看这本书。’它是1947年荷兰文版的《安妮日记》。这本书快令我崩溃了……常常有人要我演出安妮的舞台剧或是电影，我一直做不到。每次我都会泪流不止，变得歇斯底里。我就是无法面对这些故事。”
乔治·史蒂文斯(GeorgeStevens)1956年邀她饰演电影版的安妮一角时，她婉言谢绝，说以她29岁的年纪，并不适合演一个14岁的小女孩。事实上，她是不堪回首过去那段悲惨的往事——过去种种已经够令人心碎了。安妮的故事有许多地方其实也是奥黛丽的故事。“我认识许多女孩子就像安妮一样，”她回忆过去：“躲在暗室里，写出所有的经历与感受。”
1990年，尽管她内心对战时的种种有许多恐惧，在托马斯的鼓励之下，奥黛丽担任了《安妮日记》的叙述工作。暌违35年后，她首次出现在舞台剧；其实，主要也是参加在美国五大城市演出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音乐会，并于1991年与伦敦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她希望借着她的努力，可以表达对安妮的怀念与致意。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这样做可以惠及儿童。
迈克尔与奥黛丽一起工作期间，和她渐渐熟了起来。被问到该如何形容她时，他说：“她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真挚的一个人。她具有和人很快熟识的特质，即使她才第一次见到你。她先是在刚见面的几秒钟内会很惊讶——仿佛是说：‘我亲爱的朋友，你突然出现了，我很高兴再见到你!’她会让你觉得你们两人之间有许多可以分享的秘密，有着你们两人才听得到的美妙旋律。”
当我们谈到奥黛丽的风格时，他记起一些关于她的轶事。就在伦敦的首演前，奥黛丽对于该穿什么犹豫不决。托马斯说：“她说，‘我不知道该穿裤装还是洋装。我穿给你看看!’她于是跑到隔壁换了一件非常优雅的裤装，却突然摆了个很男性化的动作。接着，她很正经地说：‘现在我换洋装给你看。’她又消失了。之后，穿着那件可以展露她姣好身材的纪梵希洋装出现在我面前。我完全地呆掉了。我只是站在那里，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话了。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很温柔地说：‘我猜你比较喜欢这件洋装。’”
经由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奥黛丽用她的声音、面孔以及任何人们对她感兴趣的地方去帮助儿童，并回馈过去曾经帮助过她的一个组织。的确，奥黛丽在大战结束、荷兰解放后，曾经接受过联合国的援助。现在，正是她为他们出钱出力的时候。
奥黛丽还记得当时的“联合国难民与救济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前身)的工作人员发放食物、毛毯以及医药给地方学校，并将所有空下来的建筑物都塞满物资。她跑到一间大教室里，挑到她要的外套、毛衣与裙子。“这些衣服好漂亮，而且都是来自美国。”她回想起过去说：“我们都在想，怎么有人有钱到把这么新的东西送给别人?”军队解放阿纳姆，让她到现在都还记得英国香烟的味道。她实在爱死了这些美国大兵爽朗的笑声。她一直都把自由和烟草的味道联想在一起。人生峰回路转，何其有趣——就像她可以遇见罗伯特。如果他们是在她18岁时相识，她可能永远不会欣赏他。
许多访谈都会问到他们何时要结婚，奥黛丽套用威廉·怀勒的话：“东西没坏，就不用修理。”而在摄影机不断转动的当儿，她笑了一下。对于未来她还有许多期待。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上星期才打电话过来——他寄了一份剧本，希望她在《直到永远》这部电影里，饰演一位好心的天使。这部电影将在蒙大拿(Montana)开拍，这是她未曾去过的地方。她不知道是否要接演这个角色，退休之后，她真的不需要接太多的工作。她仿佛又回到多年前，伦敦那个瘦瘦的芭蕾舞者参加《罗马假日》时，忐忑犹豫的心情。
关于未来，谁能预料呢?没有人可以事先做好计划。她的孩子都已健康地长大成人，罗伯特和小狗们相伴在旁，又有勤快的管家帮她照顾花园，和平之邸的安适岁月是她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厨房里的奥黛丽奥黛丽的朋友觉得有些事情令他们生气，那就是媒体谣传她有厌食症。“奥黛丽很喜欢吃，”康尼·沃尔德不屑地挥着手，对于这样的传闻嗤之以鼻：“她是个很棒的厨师，她最爱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厨房里。”奥黛丽·怀尔德也同意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很喜欢食物的人，只是她怎么吃都这么瘦罢了。她是个注重健康的厨师，她也吃得很健康，这是毋庸置疑的。”茱莉·莱弗曼(JulieLeifermann)曾经因为拍摄《世界花园》而跟着奥黛丽旅行了3个月之久，更觉得奥黛丽很了解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之类的常识，也懂得摄取营养、保持体力。莱弗曼记得：“她吃得很均衡；她不希望自己陷在大餐里无法自拔，因为我们都要起个大早录节目。当她工作或是旅行时，她会吃得很健康，吃一些会增加体力的食物；偶尔纵容自己一下，其实也没有人会注意。”
奥黛丽最喜欢做的菜是什么?意大利面。在罗马生活几年之后，她就从新手变成厨艺精进的专家。康尼有一本标题写着“和平之邸”的皮革相簿，里面就有许多在那里吃午餐时所拍的相片；例如，西恩7岁的生日聚会上，乔范诺端上一盘清爽的沙拉，底层有自己种的莴苣、热狗、青豆和橄榄油酱，甜点则是鲜奶油蓝莓。
奥黛丽喜欢吃格兰尼·史密斯(GrannySmith)青苹果当点心，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巧克力。莎利·迈克尔琳还记得奥黛丽为《双姝怨》的演员及工作人员做了可口的糕点，“上头还撒了一层糖粉”。奥黛丽也喜欢吃瑞士巧克力火锅，有时候下午就会吃上一两盘。“你知道奥黛丽的窈窕秘诀吗?”班克斯曾被问及奥黛丽是如何保持身材的。“她什么东西都吃，但绝对不会过量。”
除了战时物质的匮乏使得奥黛丽的新陈代谢功能不良，奥黛丽一直都蛮有活动力的。她不是那种会坐着看电视，而不去花园做事的人。她喜欢呼吸新鲜空气。晚餐之后，奥黛丽最喜欢做的就是遛狗。奥黛丽可不是在乡间闲逛，她几乎是用跑的。一些不太熟悉她生活作息的客人，和她散步时，得在瑞士乡间小道上气喘吁吁地赶上奥黛丽的速度。
根据奥黛丽的朋友说，她几乎不吃垃圾快餐食物。她几乎不曾走进过任何一家麦当劳，虽然有时为了赶电影，她和罗伯特、康尼会在日落大道上的“汉堡农庄”(HamburgerHamlet)吃东西。吃完饭，他们一定会再吃个热焦糖蛋糕。
如果你觉得需要重温赫本式的厨房时光，那么早餐就吃全麦土司涂上自制的覆盆子果酱，午餐吃一颗格兰尼·史密斯苹果，外加瑞士巧克力火锅。晚餐就吃意大利面加番茄大蒜酱，或是意大利潘尼面吧!保证你一边吃，也会一边想着奥黛丽。
我想许多人都不知道，奥黛丽出现在公众场合演讲时，她总是相当相当地紧张，但她却总是可以很优雅地讲完。
——南希·里根
正文 第八章 窈窕淑女
1990年4月，奥黛丽在荷兰郁金香花团锦簇的克肯霍夫(Keukenhof)公园，为公共电视台主持《世界花园》节目，专心地研究着台词。她穿着合身的白色长裤、喀什米尔毛衣，里面则搭配着白色衬衫；她自己又在剧本里加了一些话：“我觉得如果上帝想完成拼花被单，应该就像这样子。”她站在一望无际的郁金香花海前如是说。
奥黛丽穿着休闲的拉尔夫·劳伦服饰。她和罗伯特赴南希·里根的白宫晚宴适合穿着纪梵希的衣服，但是拉尔夫的日常居家服，很有美国风味且风格独具，最重要的是可以传达奥黛丽此刻的心境。拉尔夫以设计师的角色向奥黛丽说：“你将我最在意的部分呈现无遗。”他告诉她说：“乡村、朦胧的早晨、夏日午休、宽阔的旷野、马匹、草地、菜园、壁炉以及杰克·罗素犬。以男性的角度来看你，我佩服你的真诚不虚。”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贴切地形容奥黛丽了。
劳伦一向尊敬奥黛丽。从他在布鲁克林区的罗伊戏院看了《罗马假日》之后，奥黛丽就成为他的偶像。被问到他们在花园系列的合作情景，劳伦说：“任谁都会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来帮奥黛丽设计服装。”
为了为期3个月的拍摄工作，奥黛丽、罗伯特与执行制片贾尼斯·布莱克·希莱杰，以及制作人斯图尔特·克朗尔(StuartCrowner)和拉尔夫·劳伦，以及创意幕僚一起在纽约开会。奥黛丽召开了一场私人服装秀，以便决定她该穿哪些衣服。奥黛丽敏锐的艺术眼光，不仅可以让她决定这些衣服穿在她身上是否好看，她更考量到服饰与介绍的花园是否能够搭配。在巴黎郊区的玫瑰花园，她穿着最浅的粉红色裙装，肩线柔和的上衣。当她前去芒特弗农(MountVernon)的乔治华盛顿花园时，她则选了一件合身镶有金色钮扣、尼赫鲁军服领的白色上衣。
未曾接触过高级时装界的斯图尔特·克朗尔，在此之前对于时尚流行并不清楚；奥黛丽与拉尔夫在讨论服装时，他感到相当新奇。“他们好像是时尚大师，我觉得他们非常尊重对方，也欣赏对方的才华。任何事都难逃他们的注意。”
他们对服装小心谨慎的态度，也显现出奥黛丽与劳伦的善体人意。有一次斯图尔特知道要和这些很懂服装的人开会，特地去买了一套新西装。他说：“我觉得自己看起来一定很棒。会议进行得相当顺利，会议结束时，我回到饭店脱下外套放在床上。”克朗尔一想到他接下来要说的事，不禁自己先笑了起来，“西装下摆还缝着大大的价格标签。他们一定都看到了，因为我在说明重点时，曾经把手举高。但他们是如此优雅的人，没有人指出这件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我很尴尬。”
奥黛丽与拉尔夫的友谊还延伸到他们花园合作案之外，后来她和罗伯特还去他们在牙买加的房子拜访。这两对夫妇应奥黛丽一时兴起的邀请，一起待在雅典娜饭店的套房，边吃比萨边看奥黛丽颁奖典礼。奥黛丽与罗伯特，还有拉尔夫与丽琪就像大学新鲜人一样坐在地上，吃着比萨，喝着饭店的啤酒，一起观赏他们最喜欢的节目。
奥黛丽是执行制作布莱克·希莱杰最佳的花园系列节目主持人选。“花园与奥黛丽是非常完美的组合，”她说。“我们一提到奥黛丽·赫本的名字，大家的头都抬了起来。”虽然大家都想到预算问题，克朗尔说：“我们很期望有人赞助这位明星的发型与化妆，由于我们选定她来当主持人，我们就需要原班人马一起跟着到处工作。这样预算就要多出20到30万元。我们问奥黛丽有哪些人帮她打点服装、发型与化妆的事情，她就列出一些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合作《直到永远》时的工作人员名单。我们于是开始讨论，向公共电视台多要预算，但实在是太贵了。”
3星期之后，制作人接到了奥黛丽的电话，她说：“我想如果你可以每4天，无论我们在哪里，帮我找到吹风机、烫衣板和熨斗的话，我就可以自己做头发、化妆、打点服装。”布莱克·希莱杰回绝了她的想法。
“我喜欢烫衣服，”奥黛丽坚持。“不行，你不能自己烫衣服。”布莱克·希莱杰回说。她实在无法想像，如果制作人让备受爱戴的奥黛丽自己去整理发型、化妆，还要烫衣服的消息传出去，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邀的可是一位5次提名奥斯卡的大演员——他们可不是执行纽约大学影剧学院的案子。“没关系!没关系!”奥黛丽的笑声从瑞士打来的电话里传了出来，“我真的喜欢烫衣服。”
后来奥黛丽真的自己烫衣服了。斯图尔特·克朗尔还记得一次清晨5点到她家敲门，接她去拍片。罗伯特来开门，而奥黛丽正忙着烫衣服——拉尔夫·劳伦设计的裙子。他想或许她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种独立的象征，不必让发型师与化妆师替她担心。
他们在《世界花园》一整季的拍摄过程中，天天朝夕相处，制作人与工作人员更是清楚奥黛丽真正的为人与待人之道。她的专业让共事者乐于和她合作。贾尼斯记得：“她一向准时并准备就绪。她把台词记得很熟，事实上，她的建议让台词更加生动——她其实应该去替那些名人上课才对。”制作统筹人朱莉·莱弗曼，负责打点她巡回演出的生活，后来也与她很熟，同意贾尼斯的看法：“认识奥黛丽之后，我对名人的忍受度就变低了，奥黛丽真的要对此负责——假如连奥黛丽这样的大牌演员，3个月来都可以巡回演出；比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要有才华，准时出通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镜头前既专业又轻松，表现得又好——当我习惯她这样的行为之后，我就不太适应伺候名人这件事。今天的名人都应该进入奥黛丽学院学习一下如何成为明星。她应该开课授徒或是写一本这样的书。”
银幕后，贾尼斯见识到奥黛丽，“她常戴的那几款帽子，以及在饭店的亲笔签名。走到哪里都有大批影迷蜂拥而至，在巴黎的雅典娜饭店门外，许多人拿着她8×10的光面照片、电影海报，他们知道奥黛丽住在饭店里。所以，只要车子停下来，她就会与大家招手。而一到饭店，接着又是鸡尾酒会。”茱莉笑说：“所以，她只要离开饭店，就会立刻换下正式的衣服，换上舒服一点的衣服，像牛仔裤。”
奥黛丽在这整个系列里看起来都很棒，因为她懂得调配时间。她和制作人研究好，一天录影4个小时——早上与下午各2个小时——因为她需要休息，才可以表现得好。“这样对我们很好，”克朗尔说：“出外景的话，并不需要挑在正午时分录影，这时候阳光直射；最好的采光角度是傍晚和早上。奥黛丽显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中午我们可以处理别的事情，之后再打电话给她。”
当然不是每次都可以这样顺利。在英国拍摄时，奥黛丽一直忘词，弄得导演十分紧张。“我真的快受不了她了，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那真是难熬的一天，导演对她有点儿生气。“好!奥黛丽，我们再来一遍。”这个人可是演过大导演比利·怀尔德与斯坦利·唐南导的戏!英国的工作团队很棒，他们也相当喜欢奥黛丽。他们对花花草草其实没兴趣，大家都是为了想与她共事而来。在这个气氛紧绷的时刻，其中有人给导演一个建议：“导演，要怪就怪情势所迫，不要怪经费太少。”
克朗尔觉得奥黛丽的专业表现十分优雅，是因为教养的关系。“我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他说：“是关于在英国上流阶层长大的人，他们被教导举止要优雅，而不像70或80年代的美国人——心里想什么就去做，什么事情都不摆在心上!奥黛丽是个性温和的人，她对于别人的感受也很关心。换句话说，她对于别人的感受，觉得远比自己的感受要来得重要。我确定她很懂得照顾自己精神上或是心灵层面的事情，但她绝不会不顾朋友或同事的感受。”
“我一直教育我的小孩，”他继续说，“在想到自己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别人。例如我接电话时，我会说：‘是!’或是‘斯图尔特·克朗尔!’但奥黛丽说：‘是！’让对方觉得‘喔!她想听我说话!’这样做好像有点疯狂，因为她又不知道电话是谁打过来的。她让你感觉很好，她是故意这样做的。为何大家都觉得她有皇室气质?”克朗尔觉得：“一定和她那种平和的性格有关。如果她并不喜欢我，我也不会知道。”他笑着说：“你知道吗?也许那是因为她当演员的关系，但我并不想深入分析，因为我觉得和她说话很开心，这样就够了。”
在录影结束后，奥黛丽知道制作人手头很紧，她和罗伯特还一起请工作人员吃饭。为了感谢劳伦的出力，奥黛丽寄上了一个木制盒子，里面有她家花园所种植的玫瑰照片，她亲自为他摘下的。如果你收到奥黛丽的礼物，你可以感受到她的诚意。
在她主持《世界花园》的前一年，奥黛丽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直到永远》里饰演天使哈普(Hap)一角。她在片中穿着宽松的长裤与高领套头毛衣，这是她和艾伦·米罗尼克(EllenMiroinick)一起合作设计的服装。在这部片中，她乘着一道白光面带笑容出现，而整个背景是金黄色的原野。虽然谁也没料到这是她最后的一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却真实反映出她的精神哲学。这部改编自皮特·桑迪克(PeteSandich)的经典小说《一个叫乔的人》(AGuyNamedJoe)，由理查德·德雷弗斯(RichardDreyfuss)主演，描述一个喜欢冒险的传奇飞行员，为了冒险救朋友的性命而牺牲了自己，他想要帮助心爱的女人寻找真爱。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发现“奥黛丽比我想像的要朴实”，在10天的拍摄过程中，他记得作者和她一起研究她的声音。“这是飞行员、钢琴家和其他人所仰赖的，”奥黛丽这样询问皮特：“他们追寻、祈求它，而这常常也是他们最需要的。这是他们在呼吸间得到的。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与激励。但现在我们必须将它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在幕后，奥黛丽对于在蒙大拿拍片的感觉和在《甜姐儿》中与弗雷德·阿斯泰尔淋湿的感觉一样。奥黛丽和理查德·德雷弗斯的第一幕戏，她必须站在绿茵如织的小岛上的一棵树旁，那棵代表从人间长向天国的树。这棵树被一片树林围绕着，但树林在2年前已变成焦土。奥黛丽的车子缓缓从远处开过来，每个工作人员几乎都定住不动，虽然每个人都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却不曾见过奥黛丽本人。史蒂芬娓娓道出当时的情形：“你可以想见有80个人，个个瞪大眼睛看着她，奥黛丽很快地就浑身不自在。毕竟，她并不希望得到特殊待遇，而我之前也答应过。更糟糕的是，她穿着一件纯白精致的衣服，根本不适合在这种泥泞土地出入，所以她从车子到天堂的这段路，只好被抬着过来。大家这样看着四周工作人员扛着坐在椅子上的她，走了50码的泥巴路——她在我们所有人的梦里一直像个公主——走到她的位置和进入打光区里。”
奥黛丽并不是只在她的第三部与最后一部电影中扮演天使，奥黛丽一直都在帮助别人。“所谓树大招风，”奥黛丽深知这样的道理。“但我希望我的名气可以用来帮助儿童。”1959年她在《修女故事》里面扮演修女，是一个爱上帝甚于一切的人。在白色道袍下，她美丽的脸庞更加动人，因为她立志要改进刚果地区儿童的生活。罗伯特觉得这部电影真是奥黛丽的心灵写照，即使到今天他都没有勇气看这部电影。1989年与她在《修女故事》里的表现竟不谋而合，现实生活中的奥黛丽穿着牛仔裤与运动鞋，深入埃塞俄比亚去抚慰每个儿童的心灵。
1988年，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开始了这项工作，而这也是她生命最后5年里主要的工作；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相当适合这项工作，沃德斯说：“她一直都很反对歧视、不宽容与愤怒的行为。也许这些行为不是针对她，但只要是她察觉到的，她也不喜欢。或许这是她对待每个人都力求公平公正的原因。她尤其不能忍受不公平的事情被她看到。”对此，奥黛丽说得更简单：“我这一生都渴望扮演那样的角色，我终于得到了。”
她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使到澳门、日本、土耳其、芬兰、荷兰、中美洲与澳洲。奥黛丽散发出她内在最善良的本质，她因此愈显发光发热。约翰·伊萨克(JohnIssac)这位曾经在基金会工作达20年之久，且常常得奖的摄影师，随同奥黛丽、罗伯特一起到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旅行。也许因为他们共同看到的悲惨情况，很难与那些没经历过此的文明人一起分享，奥黛丽与约翰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奥黛丽是个很有深度且敏感的人。她绝对不会去冒犯任何人，即使那些人处于饥饿、濒临死亡。尊严对她而言，是最重要的东西。”
伊萨克觉得和奥黛丽共同旅行的经验最值得纪念。他们首次共同旅行是在1988年到埃塞俄比亚去，当时伊萨克是被派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拍摄记录照片。“我们一起前去，一开始就处得很好。她是个很幽默的人，我们可以开玩笑，但同时她也是相当敏感的人。”在他们共处的这段时间，约翰与奥黛丽几乎无所不谈——约翰谈及他到全世界摄影的经验，谈诗，甚至聊到精神上的事情。“有一次我们提到生命权，她问我，谁对生命有权利，我说我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但我不要靠着点滴耗在那里……当时她说：‘没错，约翰，我想的跟你一样。’她希望临终时，要走得很有尊严。”
从伊萨克说出两人交往中的一些轶事——便足以显示出她像个真正的贵族，遵循着心中的那把尺子，去做她认为对的事情。他记得“许多主管都会邀她共进午餐，但她都拒绝了，她只会跟我一起吃午餐，如果你看看组织图，”伊萨克意有所指地笑着，“我是联合国里层级最低的职员。所以有个主管跑过来对我说：‘你不能接受她的邀约，因为其他的人会很生气，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餐厅吃饭的啊。’所以我就说，‘奥黛丽，我中午不能跟你一起吃饭。等我回来，我们再去喝一杯好了。’她说：‘你很忙吗?’我说没有，于是向她解释整个情形。结果她竟然说，没这回事，你是我的伙伴!所以我们要一起吃午饭。这就是奥黛丽的个性，非常地忠实——因为我是她的朋友，就这么简单。”
当她在联合国的工作受到瞩目时，有时媒体开始称呼她为“圣奥黛丽”。她甚少受事情所困扰，但这样的称呼却令她困扰不已。毕竟，奥黛丽是个人，而尊称她为圣人，就否定她人性中所具有的挣扎与自负；这样的称呼远超过她原本的出发点。“毕竟，”她说，“我只是做些其他人也会做的事情罢了。”虽然奥黛丽的行为很值得赞美，但她跟我们一样是凡夫俗子，她也承认——在忙碌了一天后，她会抽根肯特香烟，喝杯威士忌。
法国有句俗谚说：“人到了40岁，就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在她生命最后的这几年，几乎已迈向耳顺之年，奥黛丽更加清楚她所发现的这个最终，也是最持久的角色——人道主义者。远离纪梵希的服饰店、百老汇的灯光、好莱坞的歌台舞榭，奥黛丽在她最后这几年，轻装便服到全世界行走，帮助没有政府或少有人理会的儿童，这时的她却更有魅力。也就是此刻，她的风格更加接近美国风格，却有她独特的风范。她的朋友爱娃·嘉宝则说：“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穿着普通的白长裤与白衬衫，就显得如此好看。无论她怎么穿，永远都是那么优雅无瑕。没有皇冠，她依然是位皇后。”
奥黛丽的一生因缘际会地兜了个大圆圈：1945年，她的童年时代在荷兰饱受饥饿折磨，联合国给了他们家所需的面粉与牛奶。43年后，她以类似的方法回报，她深入各饥荒区，帮助那些遭遇与她类似的儿童。而在服装方面，她也渐渐退去她好莱坞影星的完美风采。她后来在达成一些远超过她在舞台与银幕上的成就后，奥黛丽返璞归真，穿起她年轻时候的简单服饰；当她到国外旅游时，她总是穿着棉质的衬衫与合身的长裤或牛仔裤。
如果她需要出席一些颁奖典礼(她和格里高利·派克常在回顾展上见面，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格里高利与奥黛丽之秀”)，或是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募捐晚会，她通常选择拉尔夫·劳伦或是纪梵希的衣服，感觉上又回到她喜欢的典雅风格。当媒体试图挑拨，让奥黛丽为这两位设计师分出高下时，奥黛丽说：“拥有修伯特和拉尔夫的衣服就是拥有绝世佳品，我不想比较他们的衣服，我只想穿他们设计的衣服。”
虽然奥黛丽与罗伯特在最后5年完成了50趟人道主义之旅，但他们每次离开和平之邸都不会超过2个星期以上；因为这样就把狗留在那里太久了，他们的世界不完全只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假日是最神圣的，他们会在和平之邸与西恩、卢卡共度圣诞节；新年就在华伦天奴的公司里，和其他老友一起过年，华伦天奴回忆说：“如果你邀请奥黛丽参加服装秀、晚宴或是舞会，她几乎都会婉拒。但我记得她当天往返地赶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她真是个天使，是个很亲近的朋友。她从不故意显示她和你的交情——但你知道她会永远支持着你。”
奥黛丽似乎常会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反应。当她与纪梵希一起到洛杉矶探望康尼时，他们最喜欢的行程就是到附近威廉－索诺马(Williams-Sonoma)店里去买一些厨房用的小东西。有一次，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奥黛丽在罗迪欧大道上的蒂凡尼订购了一个礼物，她顺道取件。结果那个年轻却警戒心十足的店员竟然说：“你有什么证件?”奥黛丽拿下太阳眼镜，灿然一笑说：“我的脸。”
有次到伦敦，奥黛丽与罗伯特在一个下雨天，竟与曼诺罗·布雷尼克在庞德街不期而遇。布雷尼克加忆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和那位英俊的绅士在一起，她那非常优雅的丈夫。我忍不住要注视着他。我正好从书店走出来。吓了一跳，我看到奥黛丽·赫本在等计程车。我是第一个拦到车子的人，于是就让给她，她对我说：‘真是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布雷尼克笑着，或许这位设计名人的内心里也有他自己崇拜的偶像，“那次的相遇真是让我一整天都很高兴!”
奥黛丽·赫本是少数时尚界历久弥新的人。因为她害羞的天性，在每个人生阶段里，她做了许多提升，也造成了她命运的转变。虽然她拥有举世闻名的知名度，她并不因为名气大而失去她美好的本质，反而运用她的盛名来帮助别人。她不曾迷失，更未曾坠落。在这方面，奥黛丽·赫本和另一位命运多舛的女性——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有异曲同工的命运，杰奎琳在奥黛丽之后也树立出个人时尚风格。她也和欧纳西斯夫人一样，在生命梅开第三度时——但是却未结婚，才找到她的真爱罗伯特·沃德斯。
和这两位女性有着美好友谊的约翰·洛林，他相信奥黛丽与杰奎琳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她们自己。她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典范懿行，值得每位女性追求。她们拥有完全的自我、独立、自重与尊重他人。她们从未自贬身价。
“奥黛丽和欧纳西斯夫人一样，知道如何在大众面前把自己呈现为是上帝献给人间的礼物。她这辈子并未刻意葆有奥黛丽·赫本的样子，因为她并不知道奥黛丽·赫本应该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奥黛丽应该呈现给大家怎样的形象，她不过是给予大众一些重要的东西，且值得全世界的女性尊敬、模仿与梦想，并觉得‘像奥黛丽·赫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的，真的很棒!如果每个人都像奥黛丽·赫本这样，这个世界将会更美好。”
“比之现代人普遍表现出来的冷漠，”洛林观察到：“这两位女性却一点也不冷漠。她们展现出女性的温婉，并且对你敞开双臂，从她们开始跟你谈话时，她们就是真实不欺。她们知道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东西，她们也从不吝于付出，她们用这些力量来帮助人们。奥黛丽与欧纳西斯夫人都有宽容慈悲的精神，一样都是拥有大智慧的人——我们不要忽略她们有着伟大的心灵、层次与心胸。她们可以做的——从赫本小姐的作为看得出来，不仅仅是个打扮光鲜亮丽的演员，同时她是个人道主义者，知道如何运用她的形象来帮助别人。”
我们明白风格并不止于对时尚的影响力。以某个角度来看，风格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同意格斯特(C.ZGuest)的话，那么风格便是“力争上游与经历难关，却能够泰然处之”。那么奥黛丽的经历对于她的风格以及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不论她在个人或艺术上，甚至时尚的选择，奥黛丽克服她早年的恐惧与失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成为引领时尚的先驱，使全世界女性带着崇拜、实践与信仰的精神，去景仰她所树立的典范。
1992年11月，到索马里(Somalia)艰苦地出差回来之后，奥黛丽感觉相当疲惫，心情也很低落。原先她以为是感染到阿米巴病毒，于是前往洛杉矶的塞达斯—西奈(Cedars-Sinai)医学中心做全身检查。检查结果竟然是癌症。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她在切除了盲肠与结肠之后，不到几天的时间，肿瘤又蔓延到她的胃。罗伯特与她的两个儿子一直陪侍在旁，而她的管家乔范诺也立刻将两只狗从瑞士带过来。
奥黛丽决定不再接受化疗，她想起1988年时和约翰·伊萨克的谈话，她告诉家人说：“你可以去问问约翰，我在生病前就说过这样的话。”罗伯特与西恩打电话给约翰，要确认奥黛丽的愿望。“这实在很为难，”约翰承认说：“因为我肯定她的家人希望她接受化疗，但我却只能说出事实，告诉他们她确实希望不要做疼痛处理，医生也束手无策。大家聚在康尼·沃尔德的家中，奥黛丽说出她的希望：回家并在瑞士庆祝圣诞节。纪梵希急忙向邦妮·梅林(BunnyMellon)商借她的飞机，以便载满所有奥黛丽喜欢的花回到瑞士。
临别之前，大家在康尼这栋曾经充满欢乐的豪宅里为她饯行。席中都是奥黛丽最亲密的朋友，康尼、派克夫妇、怀尔德夫妇都到齐了。“面对这件事情时，我们是为她饯行，因为她要返回瑞士，”派克回忆当时历历在目的情景，“但其实是为她送别。”怀尔德太太一直不觉得奥黛丽的状况有这么糟。“当然她看起来很憔悴，脸色很苍白，但我见过比她更糟的……她真是个勇敢的人。我们跟她说再见，而且知道这是天人永别。”派克觉得奥黛丽一直在强撑着，以免扫了大家的兴。他用“英勇”这样的字眼形容奥黛丽。奥黛丽曾经向派克的太太薇若妮卡说：“癌症的痛真是恐怖。”但是她仍忍痛陪着大家，让大家开心。“当我在车上听到这句话，”派克坦言道：“就像有一个葡萄柚那样大的结，卡在我的喉咙里。”
当他们吃完晚餐走出去，有一个小报摄影记者躲在比佛利大道高耸的棕榄树旁鬼鬼祟祟准备拍照。愤怒的派克叫他赶快离开，否则要报警处理。“秃鹰!”奥黛丽·怀尔德很唾弃这种人，她觉得这个摄影师怎么这么没有自尊。
赫本的病，震惊了每个人。大家都意想不到——真是天理何在啊!病情恶化得太快了。“听到她生病，我真不敢置信，”奥黛丽·怀尔德想起这段悲惨的往事，“什么意思?她病了。听到比你年轻的人生了重病，真是无法相信。尤其得了那样的病，更是突然，因为上次看到她，明明好好的。突然晴天霹雳，她就要去世了。明明刚才还活得好好的，一下子她就病逝了。”
奥黛丽待在和平之邸的最后那个月，所有她最挚爱的人，罗伯特和她儿子都在身边陪伴她。“我很高兴可以待在家里，”她说：“这样子又可以看到我种的树。”纪梵希常常过来陪伴她，但小心翼翼地不要让她太劳累。多丽丝·布莱勒几乎每天都陪着她，为奥黛丽尽心做所有的事情。“她是我的心、我的灵魂，这是天经地义，毋庸言说的。”
奥黛丽只要走得动，她一定会去花园，直到那些狗仔队把她最后的快乐也剥夺了。她最后的礼物，是买了3件毛衣外套送给西恩、罗伯特，另外一件深蓝色的送给纪梵希。她在纪梵希前来探视时，将外套送给他，并送上她的吻，喃喃说：“你穿着这件衣服时，就可以想到我。”
罗伯特记得他们最后相处的情景。“最后的这个圣诞节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能够和儿子还有我相聚在一起，对她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还是同床共眠。我记得奥黛丽在黑夜中说：‘这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
1月10日，奥黛丽在罗伯特与多丽丝的挽扶下，最后一次来到花园散步。她在第一个花区停下来，并提醒管家乔范诺要种些什么，而且春天来时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一定可以看到花开的!”他这样告诉她。
她看看他。对于死亡，就像看待她的生命，她都非常地实际。奥黛丽并不觉得死亡不公平，那是自然的一部分。“到时候我会在这里。”她回答管家。即使在临终的前几天，她还是希望罗伯特可以笑得出来。“她对我说：‘罗伯特，为我笑一下吧!’”罗伯特还记得：“为了她，我真的笑了。”
奥黛丽一直都在撑，但终于有一天，她对卢卡说：“我很抱歉，但我已经准备好要走了。”奥黛丽于1993年1月20日星期三，晚7点病逝在家中，享年63岁。她长眠于住家附近的一处宁静的乡村墓园，奥黛丽下葬时戴着罗伯特与西恩送的两只戒指。“我们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罗伯特静静地说。告别了她优雅的一生，不仅涌来举世的哀悼，她儿子、纪梵希、罗伯特·沃德斯以及前两任丈夫梅尔·费勒与安德烈·多蒂都参加了她的葬礼。“现在上帝身边多了一位最美丽的天使。”伊莉莎白·泰勒说出她的哀思。世人皆有同感。
她的家人与朋友对于她的辞世同感哀伤。“她骗了我，”多丽丝到今天还是这样说，“我们约好要一起走的。”她的逝世更令沃德斯哀痛欲绝。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如美貌与善良将使我们不会受到命运的捉弄。实则不然，即使像奥黛丽这样善良美丽的人，也无法改变命定的事实。
罗伯特一直不断地自责与懊悔：当初应该这么做就好了。奥黛丽罹患重病之后，他问她说：“如果这几年，我们好好待在瑞士，和家人、小狗团聚，这样不是更好吗?”奥黛丽很少对罗伯特生气，但他这个至情至性的要求，让她觉得过于自私，只想到自己，她对他说：“你应该想想，这样我们会失去更多。”
直到现在，如果罗伯特知道联合国的工作会使得奥黛丽这么早去世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些工作，如此一来，奥黛丽就可以多活几年和他们一起快乐地生活。她去世后的第3年，他接受SigmaThetaTau医疗学会颁给奥黛丽的奖章，在会上侃侃而谈奥黛丽对他不凡的意义。“有位聪明的朋友告诉我，她坚信有一天我会觉得奥黛丽活着时，触动我的生命，这些意义远比她逝世的事实还要重要。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痛苦与失落的感觉紧紧揪在我的心头。但是痛苦本身渐渐有了一些变化。一开始，它像是敌人，让你不想面对，也不愿处理。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渐渐像是朋友，或是一种安慰。失去挚爱的痛苦，是人间最难承受的事；但时间慢慢地过去，你会了解，失去他们的痛苦使得你对这些人的记忆永远鲜明。也提醒你自己，你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爱。”
“我所了解的是，我们对奥黛丽的思念永远不变，并非她的逝世，而是她的早逝。她留给我们的信息是用爱去信任与希望，这一点将最值得我们怀念。如果她还有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她的工作应该继续下去。”
奥黛丽永远活在那些深爱她的人心中与记忆深处。卢卡说，每次他经过巴黎的花店就会想起母亲。“我错过了她对我说的话，”他不得不承认：“现在没有她在旁教诲，什么事情出了差错，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多丽丝·布莱勒说，她真是无时无刻不想念奥黛丽。“无论我做什么事，我知道她都会看得到，也会以我为荣。即使是日常的事情，有时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杰弗里·班克斯觉得奥黛丽并没有离开人间，虽然“我没办法坐着把电影看完，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看不下去。”有一天下午他正巧站在曼哈顿72街与麦迪逊大道的拉尔夫·劳伦店门外，整条街回荡着扩音器传出奥黛丽的《月河》，“我必须离开那里——我听到了她的声音，真是情何以堪!”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份荣幸可以得到奥黛丽的友谊，但她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我们觉得奥黛丽带给了全世界喜悦——经由她的优雅、她的风格以及她所树立的典范。正如她的一个朋友说的：“任何人只要看到奥黛丽·赫本，一定是高兴地离去。”她的儿子西恩记得：“她相信爱可以治疗、抚慰、平复一切的伤痛，让事情获致圆满的结果。”
虽然她未曾强调过她的宗教信仰，奥黛丽的格局与胸怀是源于内在精神。她相信生命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这一天，这样太过物质主义，而是要珍惜每一天。我了解大部分的人都活在表面，因为他们懂得欣赏‘可以活着就是一种幸福’的道理。”约翰·伊萨克透露说，奥黛丽是个“很有哲学思想的人，她喜欢诗，尤其喜欢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伟大印度诗人兼哲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的诗集”。她记得其中一句诗是这样说的：“每个小孩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这世间还有希望。”
事实上，他们后来才知道两人不仅喜欢同一首诗，也对诗有着共同的喜好。“我们谁也没对谁说过——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喜欢一首诗，她说她也有一首很喜欢的诗。于是我们开始交换心得。泰戈尔提到过爱，他也说过真正的友谊。他说：‘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这几乎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私大爱。”奥黛丽的优雅与无私，泰戈尔早已为她的人生哲学写下最好的注解。
从研究奥黛丽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时装上展现出的精致典雅风格。她并未趋炎附势追求流行，而是好好地了解自己的生命与心灵，从而选择最适合的衣服。根据沃德斯的说法：“她认为优雅形之于简单，而不是展现出繁复与奢华。这样的信念更是鼓舞着当时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优雅的举止。”我们也应该像奥黛丽一样发展自信，充分发挥我们的优点，展现出我们自己对时尚的直觉。
优雅、节制、谨慎、简单的风格。奥黛丽真实的自我，正与她在电视与银幕上所展现的形象一致，而她带给我们的启示更不仅止于优雅。这一点黛安娜·弗里兰说的最为正确：“没有情感，就没有美感。”观众除了爱她美丽绝俗的外表，也爱她的情绪、她的谦和、她的幽默与她的脆弱、坚强。他们更是崇拜奥黛丽的天赋与才能。最后，奥黛丽运用这些长处帮助别人。人们应该响应奥黛丽的善良本质——这些是非曲直与想法也反映在她对发型的选择以及她所选择的生活形式。
从奥黛丽的风格中，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这些印记。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更要活出真实的自我。在她的纪念会上，她的儿子西恩回忆说：“去年圣诞夜，母亲念了她最喜欢的作家写的一段文章给我们听：‘请记住，当你需要援助时，它就在你的手上。当你长大后，你一定要记住，自己还有第二只手，第一只手是自助，而第二只手则是用来帮助别人的。’”
我们会永远记得奥黛丽，记住她的美丽，记得她对世人的贡献，或许最不记得的是她的时尚风格。奥黛丽去世之后，她的儿子西恩说：“我的心里永远想着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纪梵希也说：“在每一场发表会上，我的心、我的笔、我的设计都是跟着奥黛丽走。奥黛丽虽已去世，但我仍感受到她与我同在。”越了解奥黛丽，她的优雅、风格、利他行为以及她的一生，我们心里就越怀念她；并将她的神奇魔力散播在我们的世界里。
从研究奥黛丽的生平、勇气以及她所克服的一切，更教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了解历史让我们以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命。奥黛丽勇气十足地面对困境，拒绝放弃，拒绝受到纳粹的压迫，父亲的失踪或是婚姻失败的伤痛，件件展现了她独有的优雅。决定活得快乐需要勇气，也是她的风格中最真实的体现。
真正的巨星风采“她走了进来，”史蒂芬·梅索还记得当时的情况：“穿着一件蓝色高尔夫球外套，身着长裤，还戴着太阳眼镜。那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日子。”
梅索是为了《浮华世界》1991年5月的杂志封面，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Willage)的生产片场(IndustrialStudio)负责奥黛丽的拍照工作。梅索找了他平日的伙伴——凯文·奥库安担任化妆、嘉伦(Garren)负责发型、罗伯特·伊莎贝尔(RobertIsabell)负责提供鲜花——一起完成此项传奇任务。奥黛丽于稍早之前便会同造型师玛丽娜·席雅诺(MarinaShiano)一起到拉尔夫·劳伦那边挑选服装。这对奥黛丽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件可以，那件可能不好。”奥黛丽从金属挂架上一一挑选，最后她挑了一件黑色的合身洋装，及收腰外套。她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衣服。
想到要与奥黛丽见面，这些人害羞得像参加舞会时，要去接舞伴的心情。他们事先并未讨论，结果大家很有默契地全穿上西装打起领带。如果你熟悉时尚界的话，连平日在后台忙着为名模凯特(Kate)或内奥米(Naomi)化妆，只穿牛仔裤、白色衬衫的凯文·奥库安也雀跃地穿上西装。尽管，凯文已经告诉过他的同事们奥黛丽人很好(他第一次和奥黛丽合作是与艾弗登一起为雷弗朗〔Revlon〕拍照)，但他们还是很紧张。
当他们一早抵达片场时，史蒂芬问每个人说：“你猜奥黛丽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是煎蛋吗?有人这样猜。香槟?还是M&M巧克力去掉红色糖球?答案揭晓：“花生酱加果酱三明治。”
奥黛丽走进来时，梅索差点跌破眼镜。她真的62岁了?天啊?她真是漂亮。他觉得奥黛丽看起来有1.78米——他根本不知道奥黛丽有多高，而她的身材好棒喔!“奥黛丽就与我梦想中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史蒂芬说：“她人既和善又亲切，并且还十分风趣。”
经过一阵寒暄，点了卡布其诺之后，凯文开始帮奥黛丽化妆，而史蒂芬则先拍下几张拍立得照片，商议着待会儿要怎么拍。他希望奥黛丽把头发梳高一点，但奥黛丽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她帮《时尚》杂志拍照已行之多年，她提醒他，关于时尚封面她已经拍得很多了，她不希望再走回老套。梅索向来习惯只要有任何的想法时，他就会重塑模特儿形象(过去他说服琳达·依万杰莉斯塔〔LindaEvangelista〕把头发从红色染成蓝色)，很快地便同意了。
凯文过去曾经在奥黛丽接受林肯中心颁奖时，帮她化过妆，他觉得：“和她共事的感觉不像和一般人相处的感觉，她有着天使般的特质，她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即使她已经走了，她的形象还是在你脑海中盘旋不去。”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奥黛丽误以为是穿着高领毛衣的特蕾莎修女：“她并不曾刻意表现神圣或高人一等，她只是有这样的外表、精力，从她的内在发光发热。”
奥黛丽从她的包包里拿出一只口红，她希望凯文试试看这种珊瑚色的口红。他从未将这种颜色和她联想在一起，但是他一向不会告诉对方可以或不可以怎样。凯文帮她上了这种珊瑚颜色的口红，结果效果出奇地好。凯文喜欢与奥黛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她很专心。大部分他所合作过的人，脑海中都不断地在想事情。但是当你和奥黛丽说话时，她会全神贯注。凯文也很熟悉一些名人的公众形象与实际面目通常差个十万八千里。当朋友问到奥黛丽是怎样的人，他告诉大家，她就像银幕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听了吓一跳，因为她的公众形象很好，没有人可以想像在现实中会有这样的人。”
最后一切就绪，灯光打好，奥黛丽最喜欢的戴维·布鲁贝克(DavidBrubeck)音乐响起，奥黛丽看起来真是很美。她走进白色背景区，手里捧着罗伯特·伊莎贝尔准备好的长茎郁金香，迈泽尔在他的照相机背后定位，每个人都退到一边去。现在就看奥黛丽和史蒂芬了。他拍着奥黛丽，奥黛丽手中的花，就像她在《甜姐儿》中轻盈步下罗浮宫的台阶一样，他永远也忘不了。“我们拍完照片之后，眼睛都泛着泪光，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负责拍照。都是奥黛丽的风采才让照片不一样，这就是奥黛丽。”
正文 谢 辞
如果没有奥黛丽的友人、影迷与同事的指导、建议与协助，这本书将无法完成。我要感谢他们的优雅、敏锐观察以及慷慨襄助。他们是：凯文·奥库安、锡德·艾弗里、罗恩·艾弗里、彼得·巴卡诺维奇、巴杰利与米斯卡、利蒂希亚·鲍德里奇、杰弗里·班克斯、林娜·贝、贾尼斯·希莱克希莱杰、布雷尼克、多丽丝·布莱勒、辛西亚·卡思卡特、罗斯玛丽·克卢尼、鲍勃·科森、斯图尔特·克朗尔、特蕾西·巴德戴、丹尼斯·德路卡、卡里·多诺万、卡罗琳·多尔蒂、蒂德妮·杜宾、凯凯特琳娜·费勒、莫西摩拉·费拉加莫、帕梅拉·费奥里、金柏莉·福蒂埃、梦露·弗里德曼、纪梵希、安妮·哈格蒂；凯姆·哈里斯、坎贝尔·哈特、佩内洛普·霍布豪斯、莫琳·霍侬、约翰·伊萨克、金吉姆·卡茨、温迪凯斯、迈克尔·格尔斯、埃莉诺·兰伯特、拉尔夫·劳伦、朱莉亚·莱弗曼、克里斯托弗·利特、约翰·洛林、乔治莫凯里斯、艾米·马克、罗迪·迈克尔道尔、史蒂芬·梅索、波利·梅林、贝思·曼德森、卡罗尔·罗林斯·米勒斯、利·蒙特里尔、玛丽·帕森斯、格里高利·派克、亨利·普拉特、南希·里根、克赖斯塔·罗思、辛西娅·罗利、弗兰·西尔弗伯格、利茨·史密斯、凯特·史巴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艾伦·斯维里多夫、布莱恩·史威尼、费伊·汤普森、克里斯蒂·特林顿、康尼·沃尔德、里德与霍利·沃克、王薇拉、奥黛丽·怀尔德、罗伯特·威洛比、保罗·威尔莫特、亨利·沃尔夫、史蒂芬妮·赞纳迪。
我必须要向所有在我之前已经报导过奥黛丽的新闻记者、采访者以及传记作家致谢：玛丽·布雷勒、里查德·布朗教授、尼古拉斯·科尔里奇、多米尼克·邓恩、拉里·金、巴里·帕里斯、柯蒂斯·比尔·佩珀、波多尔斯基、西尔弗曼、安妮特·塔珀特、维达尔以及芭芭拉·沃尔特斯。
我很感谢哈泼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让这本书得以付梓，我的编辑茱蒂·伯格(JoelleDelbourgo)；另外要感谢罗丝安·葛拉斯(RoseannGlass)与约瑟夫·蒙特具罗(JosephMontebello)。美编马修·甘玛(MatthewGuma)、苏西·欧本海曼(SusiOberhelman)慧眼独具挑选出最能代表奥黛丽优雅气质的时装以及纪梵希的服饰。行销部门的创意和努力让这本书得到读者的青睐，他们是克莱格·贺曼(CraigHerman)、玛姬·迈克玛洪(MaggieMcMahon)与凯特·史达克(KateG.Stark)。
感谢我的经纪人乔安娜·普希妮(JoannaPulcini)，她的眼光、乐观以及对衣服的品味正是所谓的奥黛丽风格。琳达彻斯特公司(LindaChesterAgency)。我要献上感激的花束，向他们致意。研究助理彼得·赛希林(PeterH.Satisselin)的直觉、幽默感与流利的法语对我助益匪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兄弟姊妹——派翠西亚、彼得、泰莉、迪尔、詹姆斯与史考特，他们的影响、鼓励与欢笑是我生活喜悦的来源。奥黛丽的一生充满了爱；因为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也充满了爱。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
正文 奥黛丽·赫本生平年表
19295月4日,奥黛丽·赫本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赫本本名叫艾达·凯瑟琳·凡·荷音斯塔·赫本-罗斯顿(EddaKathleenvanHeemstraHepburn-Ruston)。她的母亲艾拉·凡·荷音斯塔(EllavanHeemstra)，是一名荷兰女男爵；父亲约瑟夫·赫本·罗斯顿(JosephHepburn-Ruston)，是一名富裕的英国银行家。她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大她8岁的大哥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大她4岁的二哥伊恩(Ian)。因为父亲的工作的关系,赫本幼年时经常在英国和荷兰两地旅行。
19345岁的时候,由于担心赫本过度内向的个性,母亲艾拉送她到英国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到假日时,赫本就住在一个矿工的家里,以便更好地学习英文和英国的生活习惯等。
1935赫本的父亲罗斯顿不告而别,抛下家人回英国。这件事给赫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这同时,赫本开始上芭蕾舞课,并随团到布鲁塞尔演出。这些经验也是后来赫本希望成为一名专业芭蕾舞者的原因。
1938赫本的父母正式离婚。虽然约瑟夫(赫本的父亲)在赫本的希望和要求下取得了探视权,但一直没来看她。
1939二战开始。出于安全考虑，赫本的母亲让赫本搬回荷兰和他们一起住。已经习惯说英语的赫本又得拼命学习荷语。
19405月,德军进驻阿纳姆（Arnhem，赫本和家人住的地方)。凡·荷音斯塔(VanHeemstra)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赫本及其家人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
1941赫本进入阿纳姆的音乐艺术学校（ArnhemSchoolofMusic）,开始正式接受芭蕾舞课程的训练,一直到1944年。她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然而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赫本和家人经常在饥寒中度日，常常只能以煮食野草来充饥。
1942悲惨的一年。赫本的5个舅舅因为支持荷兰的反抗军而遭纳粹党处决。赫本也亲眼目睹城镇上的青年被纳粹枪杀的惨状。赫本的大哥亚历山大也为了不被抓捕而不得不远走。才13岁的赫本与母亲只得投靠她的祖父巴朗·凡·荷音斯塔(BaronvanHeemstra)。
1943虽然国家处于战火之中,赫本对音乐和舞蹈的热爱却有增无减。这段时间里,赫本除了经常在隐密的房间里表演外,也和当时的许多小朋友一样,为反抗军传递秘函。
1944赫本的舞艺精进到相当高的程度。为补贴家用，赫本开始为一些私人教授芭蕾舞。然而就在同年,她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停止了芭蕾舞的学习。
1945此时,15岁的赫本已长到168公分,体重却只有40公斤。除了因为长期饥饿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外,她还患有气喘、黄疸及其他的疾病。这样的童年经历影响到赫本后来的新陈代谢,使她终生形体消瘦。
这一年,赫本和母亲搬到阿姆斯特丹,并且开始和荷兰知名的舞蹈家桑妮娅·盖斯凯尔(SoniaGaskell)习舞。虽然后来赫本已经无法支付学费,但桑妮娅仍让她继续学舞。
1946赫本成为桑妮娅的得意门生,并曾在阿姆斯特丹的HortusTheatre有过一场表演。一个评论家写到赫本的演出时说：“虽说没有最好的技巧,但她的潜力无限。”这一年,经由朋友引荐,赫本开始为一些摄影师担任模特。
1948赫本和母亲来到伦敦并作了短暂的停留。在这里，她通过著名的玛丽·蓝伯特（MarieLambert）芭蕾舞学校的测试并获得奖学金。最后，却因为学费筹集不足,只好暂缓入学的时间。
回到荷兰后,奥黛丽·赫本通过试镜,在一部半纪录片性质的荷兰片NederlandsinZevenLessen里扮演一名空中小姐的小角色。这部电影被视为赫本的电影生涯的第一个作品。
之后,赫本和母亲决定回到伦敦长住,以便回到芭蕾舞学校。为了帮助赫本,母亲艾拉曾做过许多卑微的工作。学校的蓝伯特女士也让赫本住进她家。暂时不必担心吃住问题的赫本在这段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除了全心全意跳舞外，也在周末兼职做模特儿。
虽然十分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专业舞蹈家,19岁的奥黛丽却逐渐地明白自己现在的年纪和过高的身高已经使她很难成为一名顶尖的舞者了。
这一年,赫本和另外39个人击败其他一千名测试者,成为音乐剧HighButtonShoes所需要的40名合唱演唱员之一。
1949-1950由于在HighButtonShoes里的表现受到注意,赫本受邀继续参加另外一些音乐剧的演出,赫本的良好表现逐渐受到报刊杂志的注意。
一连串成功的演出使得赫本开始有机会在一些电影,如《野燕麦》(OneWildOat)、《天堂笑语》(LaughterinParadise)、《少妇故事》(YoungWives'Tale)和《械劫装甲车》(TheLavenderHillMob)里出现,虽然扮演的角色都并不重要。完成电影《械劫装甲车》之后不久,赫本结识了28岁、经营卡车制造业的英国富商之子詹姆士·汉森(JamesHanson)，不久，两人开始相恋。
1951赫本终于在电影《双姝艳》(TheSecretPeople)里首次扮演配角。在这部影片里,赫本得以展现她在舞蹈方面的才华。
《双姝艳》拍摄期间,赫本继续接下在电影《蒙特卡罗宝宝》(MonteCarloBaby)里的一个次要角色。
在《蒙特卡罗宝宝》的法国拍摄地点,法国小说家Colette看到了奥黛丽·赫本,马上认定赫本将是她的百老汇舞台剧《Gigi》里的主角的最佳人选。于是Colette鼓动赫本前往美国纽约参加《Gigi》的演出。
随后不久,赫本又顺利通过导演威廉·怀勒(WilliamWyler)在伦敦举行的试镜,膺选为即将拍摄的美国派拉蒙电影《罗马假日》一片的女主角。两个合约在身的赫本,首次没有母亲的陪同,独自前往纽约。
这一年的10月,舞台剧《Gigi》的彩排开始。赫本的表现却不尽理想,被安排更多的声乐训练。《Gigi》正式开演后,赫本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虽然这部舞台剧本身所得到的评价不高,但赫本的表现却得到众多的肯定。
《Gigi》首演当天,前来探访的男友詹姆士·汉森(JamesHanson)正式向赫本求婚,二人当场宣布订婚。
19525月31日,因为派拉蒙公司希望尽快开始电影《罗马假日》的拍摄工作,舞台剧《Gigi》提前结束了在纽约的表演。当晚,赫本直飞罗马展开工作。原本打算在电影开拍前结婚的赫本和汉森也因此而暂缓了他们的婚期。
《罗马假日》的拍摄终于在9月完成,回到美国的赫本又随即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Gigi》全美巡回演出。其间赫本宣布取消她和汉森的婚约。赫本表示:“我想,我太爱我的工作了”。取消婚约后的赫本与汉森仍然维持朋友关系。
19538月,《罗马假日》正式在美国上映。除了影片本身所受到的好评外,赫本也因本片从一个影坛新人一夜间大放异彩。她清秀典雅的脸孔瞬间同时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著名的“赫本头”也开始成为少女们的流行发型。
就在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Peck)为他自己和赫本主演的电影《罗马假日》的首映所举办的宴会上,赫本认识了她未来的先生梅尔·费勒(MelFerrer)。
虽然身兼演员/导演/作家三职的梅尔·费勒整整大了赫本12岁,也离过二次婚,但他的才华显然深深地吸引着赫本。他们俩彼此都为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因为《罗马假日》的成功,派拉蒙公司马上和赫本再次签约,并为她量身订作了下一部电影《龙凤配》(Sabrina)。并于同年的9月在纽约长岛开始了《龙凤配》的拍摄。
赫本也因这部片子而和当时在服装界正崭露头角的年轻法国设计师纪梵希（HubertdeGivenchy）结识,开始了之后二人长达40年的紧密合作关系。
同时,梅尔·费勒也送给赫本舞台剧《翁蒂娜》（Ondine）的剧本,赫本看过后十分满意，同意与梅尔联袂演出。
这年年底,赫本的母亲飞到纽约与赫本团聚。
19542月18日,舞台剧《翁蒂娜》首演,佳评如潮。这时赫本也获知她在《罗马假日》里的演出已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3月25日,赫本以《罗马假日》里的安妮公主(PrincessAnne)一角而赢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3天后,她以舞台剧《翁蒂娜》里的演出再夺下一座东尼奖(TonyAward)。
随着《翁蒂娜》的继续演出,赫本开始因为抽烟过度而身体不适。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在7月3日结束了演出,并赴瑞士调养身体。
不久,梅尔特地飞到瑞士向赫本正式求婚,赫本欣然同意了。
9月24日,赫本与梅尔结婚了。瑞士也从此成为赫本的家。
这一年的年底,赫本很开心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1955赫本再度以《龙凤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奖提名。可惜败给同时以《乡下姑娘》(TheCountyGirl)入围的葛蕾斯·凯丽(GraceKelly)。
同年3月,赫本不幸流产。渴望有孩子的赫本十分失望和悲伤。
这一年尽管有许多的工作机会,坚持绝不让事业影响家庭的赫本推掉了所有必须离开她夫婿的演出邀请,而接下了由她和夫婿梅尔同时演出的派拉蒙电影《战争与和平》。这部电影结果不但在评价上令人失望,在票房方面的表现也不甚理想。
面对一波又一波涌进来的剧本,赫本仍继续推辞,只接下了与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Astaire)合演的《甜姐儿》(FunnyFace)。
1956《甜姐儿》在好莱坞拍摄3个月后继续转到巴黎完成外景部分。她的母亲艾拉和丈夫梅尔也经常陪伴在侧。
同年,《甜姐儿》完成后的一个月,赫本马上开始了由她和长她足足28岁的男星加里·库柏(GaryCooper)联手演出的《黄昏之恋》(LoveintheAfternoon)。
19571月,赫本和夫婿合作NBC电视台的电视影片《魂断梅耶林》(Mayerling)。尽管这部影片当时曾获得极高的收视率,NBC电视却因为它的评价不佳而决定以后不再考虑任何由赫本和梅尔合作的拍片计划,梅尔本人也开始退居幕后,专心于导演和制片的工作了。
为能够陪伴当时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拍摄《TheSunAlsoRises》的梅尔,赫本又推掉了许多演出机会,其中还包括著名的《安妮的日记》(DiaryofAnnFrank)。童年时期的恐惧阴影显然让赫本无法再回忆这些痛苦的经历。
不过,在梅尔的鼓励下,赫本倒是接演了《修女传》(TheNun'sStory)以及之后由梅尔执导的《绿厦》(GreenMansions)。
1958《修女传》先在罗马的CinecittaStudios开拍,之后移师刚果(Congo)展开外景部分的拍摄工作。这段漫长而艰辛的拍摄过程,让严重脱水的赫本一度出现肾结石的现象。
《修女传》末期的收尾工作便在赫本欠佳的健康情况下,断断续续地在回到罗马后完成了。这部在1959年7月18日上映的电影结果为华纳电影创下新的卖座纪录,并荣获8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包括赫本的最佳女演员提名)。
接着赫本又开始了由梅尔执导的《绿厦》(GreenMansions)的拍摄工作。同年11月完成的《绿厦》比《修女传》先推出,但却惨遭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命运。这次,矛头又再度指向一向不被媒体喜爱的梅尔。
这时,赫本再度怀孕。
1959虽然希望能够休息,但为了履行之前签下的片约,赫本仍然开始了她的一部电影《恩怨情天》(TheUnforgiven)的拍摄工作。其间赫本一度不慎从马上跌下,受到严重的摔伤并因此住院。
拍摄工作结束后,尚在怀孕当中的赫本回到Burgenstock休息待产,只是不幸地又再度流产,情绪也陷入严重的低潮。
同年,一心一意盼望能和梅尔共组家庭的赫本再度怀孕。这次,她推掉了所有的片邀,包括著名的《西城故事》(WestSideStory)及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只同意接产后才开拍的《蒂凡尼早餐》。
19601月17日,赫本在瑞士的Lucerne生下了她和梅尔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孩子,取名西恩·赫本·费勒（SeanHepburnFerrer）。
同年9月,赫本重回工作岗位,开始在纽约拍摄电影《蒂凡尼早餐》。为了能够亲自看顾宝宝,赫本经常将小西恩带到片场。
整个20世纪60年代，是奥黛丽电影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主演的许多电影，无论在票房或是影评都很成功，她扮演过修女、同性恋、盲女，甚至**的角色，而观众却依然接受了她扮演的每一个角色。
196111月,《蒂凡尼早餐》在美国上映,票房十分理想。她本人也因该片而第四度赢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虽然最后并未得奖)。
1963主演《窈窕淑女》(MyFairLady)，此时，她的片酬已高达100万美金，之后的片酬更是节节高升。这标志着赫本已经成为当时全球最成功的女演员之一。
1965被评为第1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演员。
1967演完《盲女惊魂记》(由梅尔·费勒导演)后，奥黛丽突然宣布息影。她要去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妻子与母亲。同年，奥黛丽·赫本终于与梅尔·费勒分居，但两人一直到1969年才正式离婚。这场经历了13年的婚姻关系，最后还是以离婚告终。
19691月18日，距离她和梅尔正式离婚的6周后，奥黛丽和比小她9岁的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安得烈·多蒂在意大利结婚。
1975奥黛丽重归影坛，和英国导演理查·莱斯特(RichardLester)合作《罗宾汉与玛莉安》。
1980赫本与多蒂的婚姻破裂。她与安得烈·多蒂分居。
这个冬天，赫本在好莱坞比佛利山庄遇到了她一生最后的伴侣，后来被她称为“灵魂伴侣”的男人：荷兰商人罗伯特·沃德斯。
1989与好莱坞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合作了奥黛丽·赫本最后的一部电影《直到永远》(Always)。饰演一位穿着白色长袍的天使。
1990获得第47届金球奖，西席·地密尔奖。
1988-1992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为世界各地饥饿中的儿童带去人道主义关怀。
199211月，赫本从索马里(Somalia)归来后，检查出得了癌症。并迅速恶化。
19931月10日下午7点，病逝于瑞士家中，享年63岁。
同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