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以往惯例，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应是每年举行一次。但一九一二年并没有召开大会，因为大会主席容格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到纽约去讲学。
弗洛伊德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新裂痕。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在我们面前会出现暗淡的时刻，只有下一代才能承认我们的成果。但我们仍然享有无上的乐趣。”
在那年年初，钟斯就已经从容格那里听到即将来临的新的分裂风暴的讯息。
在过去两年，容格和弗洛伊德都已经着手考虑神话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问题。在这以前，弗莱彻尔曾在一九一零年发表过四卷本的《图腾与异族通婚》的著作。这一著作为弗洛伊德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撰写《图腾与禁忌》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容格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实际上，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分歧早在纽伦堡大会以前就已有先兆。在沙尔斯堡大会之后，阿伯拉罕曾写出关于神经质病症与“性”的关系的论文。阿伯拉罕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完全一致。可是，当时的容格就已表示很激烈的反对态度。容格明确表示，神经质与“性”不存在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一直到弗洛伊德同阿德勒的关系决裂为止，弗洛伊德始终没有认为他与容格在理论上的分歧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决裂。
当容格与弗洛伊德共同研究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问题时，弗洛伊德才逐步发现他们俩之间的理论分歧是难于凋和的。
一九—一年夏末，当容格访问美国时，弗洛伊德对容格的不满情绪就有所发展。一九一二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僵化。
一九一二年，容格发表了《论原欲的象征》这一著名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公开地宣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根本对立。容格坚持认为”原欲”这个概念只代表“一般的紧张状态”，而不是只限于“性”方面的冲动。容格在一封信中说，他认为”原欲”的概念必须走出“性”的狭窄天地，而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心理冲动。
同时，一九一二年夏末容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了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
十一月，弗洛伊德同容格在慕尼黑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
但是，直到一九一三年召开慕尼黑代表大会为止，容格仍然没有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因而他始终担任该会主席和《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的主编。
一九一三年十月，容格才写信给弗洛伊德正式表示要辞去《年鉴》的主编职务，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可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下去。
一九一四年四月，容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职务。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容格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容格退出学会后，阿伯拉罕担任临时主席职务，负责筹备拟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于德累斯顿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大会就无法召开。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弗洛伊德与容格分裂的原因，有必要简单地介绍容格及其思想观点的演变情况。
一八七五年七月卡尔·容格生于瑞士克斯维尔。他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五年在瑞士巴塞尔念完中学之后就升人巴塞尔大学。一九零零年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就到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工作，成了著名的布洛伊勒教授的助手。
在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中，容格向他的导师布洛伊勒教授提议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从此，打开了容格与弗洛伊德合作史的新一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理论观点的分歧并没有使他们的合作维持十年以上。
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容格就逐渐提出了系统的、与弗洛伊德对立的观点。简单说来，容格的理论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容格的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是所谓“集团潜意识”。
在接近弗洛伊德之前，容格曾进行”联想测验”去探寻心理深层的奥秘。他认为潜意识中不仅有个人出生后经验过的东西，还有祖先经历过的经验。容格的这种想法，使他从潜意识的研究转向原始民族的研究。正是在研究原始民族的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了容格的研究方向“有抛弃潜意识理论的危险”。
容格认为，梦中所以有许多不能了解的东西，是因为其中掺杂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观念的缘故。例如，人类的祖先常用棒和竿来表示男性性器，这也在梦中出现。
在解释集团潜意识时，容格是用未来或目的来解释内容的；这同弗洛伊德用孩童时期的以往经验来解释是不同的。
（二）创立了以区分“外向性”和“内向性”为主的“性格学”，放弃弗洛伊德用“性”的发展来给人的性格分类的“性格学”。
容格对人的性格的分类可用下图表示：
外向性 内向性
1.外向思考型 1.内向思考型
2.外向感觉型 2.内向感觉型
3.外向感情型 3.内向感情型
4.外向直观型 4.内向直观型
具体他说，以上八种类型的性格，有以下不同的内容：
1．内向思考型：重视自己的想法甚干事实，不焦急，冰冷，没有朋友，独断独行。
2．外向思考型：主智，不宽容，不承认他人想法。
3．内向感觉型：不用刺激来表现感觉，纤细而焦虑，善于比喻。
4．外向感觉型：常求外在刺激，享乐，容易陷于无聊，对抽象物不感兴趣。
5．内向感情型：感受性强，多情，但不把这些感情显现于外。
6．外向感情型：遵从社交习惯，喜欢他人所喜欢者，容易接受暗示。
7．内向直观型：非现实的、主观的态度，关心可能性的事物。
8．外向直观型：不稳定，喜欢变化，有先见之明，有时胡乱冒险，喜欢赌博，充满幻想，不易为别人所了解。
（三）精神治疗法的基本内容就是尽量使病人适应周围现实环境。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的根源归结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而容格认为病源是不善于适应环境。这是与容格的下述看法有关：人具有积极的开拓环境的精神，以自己的行为创造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容格与阿德勒有相似之处。
在容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后，容格的追随者和学生们都竭力否认他们的领袖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例如，容格的学生雅可比和伯纳德都分别在他们的同名著作《容格》中否认容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实际上，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就连容格本人也承认他是受弗洛伊德的启示的（见容格著《回忆、梦想与思考》）。弗洛伊德本人在发现容格的天才以后，一直很重视他，弗洛伊德曾亲切地称容格为“我的亲爱的儿子”。容格自己在《回忆、梦想与思考》中说，弗洛伊德曾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和皇太子”。
据钟斯和宾斯瓦格尔说，弗洛伊德经常把自己比作“摩西”（希伯来原文为M0sheh，一译梅瑟，是传说中的犹太民族的古代领袖。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从埃及返回迦南），而把容格比作“约书亚”。《圣经·日约》中的《约书亚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喻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显然，弗洛伊德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希望容格继承他的事业，深入探查“精神分析这个王国”。弗洛伊德曾说：“当我所建立的王国被孤立的时候，唯有容格一个人应该继承它的全部事业。”
但是，理论观点的对立终于使弗洛伊德与容格这两个精神分析大师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从一九一三年以后，精神分析学工作者分成弗洛伊德派、容格派和阿德勒派三大学派。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又有新的学派出现，其中以苏利文（1892一1949）、霍尼（1885一1962）、佛洛姆（1900一 ）、和埃利克森（1902一 ）等人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派”最为活跃。
弗洛伊德传--第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渗透进来。奥匈帝国还伺机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当作自己争霸巴尔干的前哨。在奥塞冲突的背后，酝酿着俄奥的冲突并势必引起俄、英、法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斗争。这样，巴尔干成了各西方列强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一九一二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但是，他对政治的厌恶又使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政治，因此，他和其他许多奥地利人一样，并没预料到战争将在一九一四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他感到震惊。但很快他又陷入少年时代的那种热情——读者可以回顾弗洛伊德在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狂热态度。接着，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静状态，置战争于不顾，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时，在一九一五年春的六周内分写出了五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三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两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十一天内完成的。
在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的六周内，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五篇以上的论文。八月，他写信给钟斯说，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超心理学的十二篇论文全部完成了。他说，他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有七篇没有正式发表。这些论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烧毁了，因为他不满这些文章的质量。
从表面看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严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一九一三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斯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在写给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说：“这个委员会的奥妙在于分负我的重担以保证未来的前途，这样一来，我才可以平稳而安心地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至少在十年之内，一直很顺利和很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如容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费伦齐、兰克、钟斯、布利尔、查赫、裴斯特、范埃姆登、雷克及其他等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十五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一九一五年，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时，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厄纳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就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战争的爆发还促使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看病的人很多；现在，病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他不仅努力地写作，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来回避外间世界的讨厌事务。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它所给予我的东西。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她在战前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伟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他说，她曾迷恋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联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但我确实认识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将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厌恨战争，另一方面也对容格等人的分裂运动感到愤慨。所以，他对形势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一九一四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严厉地批评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通过这些不停地著述活动，他试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一九一五年，奥地利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访问弗洛伊德。当时，李尔克已经四十岁，而弗洛伊德则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李尔克因被征入伍而来到维也纳，两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到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会导致什么以及会延续到多久。……这里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国也不再存在牢靠的乐观前景。”他在信中还说，他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们俩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作为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很关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报纸。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他的六十岁生日是过得很凄惨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又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个有四千尺高的山区，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一九一五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老母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一想到这，他就更加忧虑。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的，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分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一直没有得到大儿子的音信。十二月三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八月为止。
在战争刚刚结束、纸张短缺的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七百多页，比前三卷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的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奋著书。这一年，他的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发表了。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笼罩了一片阴影。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内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为乌有。这样，当他六十岁开外的时候，他手头仍然一文不名。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是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景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部门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在各部门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一九一九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二十六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带有神秘的色彩：《快乐原则的彼岸》。”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弗洛伊德传--第十八章 二十年代的理论建设
第十八章 二十年代的理论建设
经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时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得到了发展，但弗洛伊德觉得，他的潜意识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最终解决“潜意识何以能发生作用”这个根本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潜意识的来源、性质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周密的思索，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在心理学领域内，为了兴建更加高大的理论大厦，再没有比建立一整套关于本能的基本原理更加重要和更加急切的事情了。”
关于本能的理论，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经历一段变化过程的。他最早把本能分为两组：一种是保存种族的“性本能”，另一种是维持个人生存的“自我本能”。后来，他发现这种分类有片面性，容易造成两者互相对立的迹象。他认为，“性的本能”固然是为保存种族发展所必需的，但同时也应该符合“自我”的利益。总之，他认识到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种族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因此，个人的本能与种族的本能应该是一致的。
由此出发，弗洛伊德把本能重新加以科学的分类。必须指出，这一新分类的基础就是弗洛伊德为精神病人进行治疗的临床实践以及他研究人类性欲的发展规律所得的经验。
他在治疗性变态时，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冲动——这一冲动的协调和斗争的结果，才使个人和种族的存在成为可能。在性变态，这种对立倾向的典型暴露就是性虐待狂和性被虐待狂。性虐待狂是通过强加给性对象的痛苦来获得性满足；被虐待狂则是借着本人受到的痛苦以获得性满足。弗洛伊德说，人类的一切本能的冲动归根到底是这两种本能力量按不同比例的结合。
被虐待狂，即自虐狂，假如我们抽掉其性的成分，则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倾向的存在。在人类的人格发展史上，全部本能原先都是包含于或局限于自我的范围之内，后来才向外界寻求发展，对外界对象感兴趣。所以，自虐狂所代表的自我破坏的冲动，比起虐待狂，即他虐狂来说是更加原始的，也是较早出现的。在他虐狂的情况下，这种破坏的冲动不再内向自己，而是转向外方。这种冲动在后来就发展成为侵略，一旦这种侵略在外界遇到不能克服的障碍，它便再度转向内方。要兔除这一点，就必须在外界寻求它得以破坏的对象。所以，弗洛伊德在一九二一年发表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一文中说：“我们必须毁掉别的东西和别的人们，免得毁掉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避免那种自我破坏的倾向。”后来，弗洛伊德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战争就是破坏冲动向外界的转移。”（见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合著《为什么战争》）。
根据这些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乃是一个本源，一个意向，和一个目的。这种本源是人体内的一种紧张状态，而它的目的便是消除这种紧张。在从本源到实现它的目的的过程中，本能在心理上变成为能动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一定方向冲出的一定数量的力”（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新论》）。
通过对各种冲动及其本源的研究，弗洛伊德才把本能分为两类——“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所发表的著作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研究“本能”、“自我”和“超我”的概念的。这些重要著作包括；
（一）一九二零年发表的《快乐原则的彼岸》、《一个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成因》。
（二）一九二一年发表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三）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梦与精神感应》和《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恋之某些心理症机转》。
（四）一九二三年发表《自我与原我》、《幼儿的原欲性体系》和《有关梦的解释与实际》。
（五）一九二四年发表《心理症与精神病》、《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瓦解》、《受性虐待狂的经济问题》和《精神分析学概要》。
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对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在我往后几年的著作中，如《快乐原则的彼岸》、《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自我与原我》等，我让自己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思索方式任意驰骋，并且对本能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了一番整顿的工作。我把个人的自卫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爱洛斯’观念，并和默默地进行着的死亡或破坏的本能相对照。一般说来，本能被认为是一种生物的反应，是为保存某一种状态以免外来的阻扰力的破坏的一种意向或冲动。本能的这种基本保存力的特征，因反复性的强迫观念而更形明显。而生命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景象，正是爱洛斯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结果。”
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在那五、六年内短期思考的结果，而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而来的。早在一九—一年，弗洛伊德就已在《心理功能两原则之剖析》一文中注意到人类心智活动中“快乐”和“痛苦”两原则以及取代它们的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后来，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和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弗洛伊德又尝试建立“超心理学”。据弗洛伊德说：“超心理学把每一种心智过程都用我所谓的‘力学的’、‘地形学的’和‘经济学的’三坐标来加以衡量。……这种方法无异代表了心理学所能达到的更高远目标。”这表明，弗洛伊德早就思索着心理学的最一般性的理论，试图使他的精神分析学建立在更稳固、更广泛的基础上，并使自己的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更广泛的影响。
正因为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准备，弗洛伊德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社会生活开始逐步安定的情况下，集中精力解决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本能及其与“超我”的关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从二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把思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心理学之外的广阔领域。
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课题仍然是宗教和文学艺术。
现在我们再根据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拜物教》、《幻想的未来》和一九三零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三本书的基本观点，补充说明弗洛伊德的宗教观。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对宗教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地解决它的历史起源问题。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一九一二年，他就已经尝试在《图腾与禁忌》中，“应用最新发现的精神分析所见，去探讨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其后，在我的两篇论文——《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中，我把这个工作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更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各个事件，人类的本性的各种表现活动，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原始经验的沉积（最明显的例子是宗教）等等，都不过是自我、原我、超我这三者之间冲突斗争的反映而已。换句话说，只不过是将精神分析对于个人的研究搬上一个更大的舞台去演出而已。在《幻想的未来》中，我表白了对宗教价值的根本否定。后来我又发现宗教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产物罢了。”
弗洛伊德认为，在他以前，关于图腾崇拜这样一种原始宗教的起源的研究，可以归纳成四类：（一）唯名论的；（二）社会学的；（三）心理学的；（四）历史的。
弗洛伊德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没有揭示宗教的真正本源。当然，上述四种观点中的最后一种——历史的观点，尚有合理的内容，可供我们深入研究宗教起源的借鉴。弗洛伊德认为，达尔文是用历史观点研究宗教的一个代表人物。达尔文从观察高等猿猴的生活习性中推论出人类和这些猿猴一样在早期曾以小群体方式集居生活。在群居中，由于嫉妒的心理使年龄较大和较强壮的男性担负起预防杂交的责任。
达尔文在猿猴的习性中看出的迹象，弗洛伊德在研究幼年儿童的心理活动时看得更清楚了。
男性儿童初期产生的恐惧心理起源于他们对父亲的恐惧。弗洛伊德说：“要是图腾动物即代表父亲的话，那么，图腾观的两个基本因素——禁止屠杀图腾和禁止与相同图腾的妇女通婚——就正好与伊底帕斯的两个罪恶（杀害父亲并与母亲结婚）隐隐相映。”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图腾制度乃是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在人类早期历史中的表现。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大量地引用人类学家、《圣经》批判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1846—1894）是苏格兰神学家、东方学家。他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闪族的宗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图腾餐”的特殊仪式是图腾崇拜的主要部分。
弗洛伊德说：“现在，要是我们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图腾餐和达尔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陈述来对图腾作一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就会逐渐深入地了解图腾的本质。”
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在食人肉的野蛮民族里，除了杀害父亲外，还吃他的肉。在此种情况下，那位残暴的父亲无疑成为儿子们畏惧和羡慕的对象。因此借着分食他的肉来加强他们对父亲的认同感。同时，每个人都经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由此看来，图腾餐也许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庆典仪式，它正是实行和庆祝值得纪念的和残酷的事件的行为，它是往后所谓的‘社会结构’、‘道德禁制’和‘宗教’等诸多现象的开端。”
在弗洛伊德看来，图腾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儿子们与父亲间所达成的默契行为。因为，就图腾来说，它提供了一位父亲所能提供给儿子们的一切幻想——保护、照顾和恩惠，而人们（指儿子们）则保证尊重其生命，即保证不再用杀害父亲的手段对待它。同时，图腾观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审判的意味：“要是父亲象它一样对待我们，那么，我们绝不会杀害他。”也正因为如此，图腾观的出现使整个事情和过程罩上了和谐和圆满的气氛，也使人们逐渐忘却其起源。
所以，弗洛伊德说：“于是，宗教思想开始萌芽。图腾宗教是导源于儿子们的罪恶感，他们为了减轻此种心理而以服从它的方式来请求父亲的宽恕。所有以后的宗教大概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这些宗教所以产生差异，只是由于文明程度及人们对它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本质，而人们也无时不在对它作挣扎。”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兄弟间的情感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人们还把血亲间的关系神圣化；同时强调了族内人民的团结。为了保障个人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兄弟都声明不再用对付父亲的方式来对付他人。换句话说，人们开始防止任何类似父亲命运的再现。至此，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止屠杀图腾的禁忌已逐渐附上了带有社会色彩的禁止兄弟相互残杀的禁制。原有的家长统治形态也开始首次为以血亲为基础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了。最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存在是建筑于大家对某些共同罪恶的认同；宗教则是由罪恶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产生；至于道德，则一部分是基于社会的需要，一部分则是由罪恶感而促成的赎罪心理所造成。”
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神的观念代替了图腾的观念；神也不过是父亲形象的一种夸大形式而已。
总而言之，对父亲的仰慕可说是构成各种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自然，在以后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人们对父亲或人们与动物间基本关系的改变均可影响到人对神的看法。所以，父亲角色与图腾及神之间的关联性是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宗教研究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
弗洛伊德明确地表示了宗教观念的产生和演变是同原始社会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有密切关连的。
弗洛伊德说：“我无法具体地说明在发展过程中母神出现的情形（因为弗莱彻尔和罗伯逊·史密斯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只限于父系社会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出现可能是在父神之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父亲态度的演变，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内，它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父神观念的产生，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形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家长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接着，弗洛伊德还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动物逐渐失去其神圣性，而祭物也慢慢地与图腾动物脱离原有之关连；它最后终于变成一种纯粹用于取悦和祈求神的东西，而神也被夸大成为远远超越出人类并只能经由僧侣等中间媒介才能沟通的彼岸力量。就在这同时，国王的观念开始在社会制度上出现，家长统治的结构也逐渐转变成接近国家的形式了。”
关于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我们只介绍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介绍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进行理论建设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文学艺术问题。
弗洛伊德传--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始终对文学艺术抱着浓厚的兴趣。他早年废寝忘食地飨读古今文学名著，提高了他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由于他一直保持同文学艺术界的联系，关心文学艺术，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使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文学艺术史的问题以及写作方法问题，都有很深的认识和造诣。
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风优雅、朴实。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表现浪漫和想象的色彩，又要通俗、简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基本观点与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科学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都必须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说：“自从《梦的解析》一书问世以后，精神分析再也不是纯粹属于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出现于德国和法国的时候，它已经被应用到文学和美学上，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话、民俗学、乃至教育学领域……关于这些医学之外的应用，主要的还是以我的著作为起点。我不时会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以满足我对医学之外诸问题的兴趣。其后，别人（不只是医生，而且其他各学科的专家也如此）才沿着我的路线前进，并且很深入地进到不同的论题上去。”接着，弗洛伊德又说：“经由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一词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两种意义的概念。它的原意本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法，而今则成为一门专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本身很少能独立地负起处理某一问题的全责，但它似乎注定要对许多知识领域，提供最有价值的援助。如今，精神分析学应用范围之广，一如心理学，已经成为这个最伟大的时代中不可缺少的一门补助科学。”
弗洛伊德对于文学艺术及其他社会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起于十九世纪末发表的《梦的解析》。接着，他先后在其重要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性学三论》（1905年）、《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年）、《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1908年）、《诗人与空想》（1908年》、《达芬奇的幼儿期回忆》和《图腾与禁忌》（1912年）不停地研究同一类的问题。这一切是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更深入地研究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和稳固前提。
弗洛伊德从二十年代起，开始更多地同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李尔克、威尔斯、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来往。他同他们的直接接触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直接地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艺术问题。
在当时的作家当中，最早访问弗洛伊德的是本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1875—1926）。李尔克在一九一五年被召入伍而路过维也纳时，曾拜访过弗洛伊德，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最愉快的时刻。李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象征主义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以梦幻的浪漫形式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作家的王国是深沉的梦境。他们歌颂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对理性，强调内心深层的任意变化。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应该写个人的细腻的病态感情，而不应直接地关心社会生活，因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人评论说，在象征主义的那些美丽的词句的背后隐藏着深奥的思想，但它又象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实际上是虚幻的骗局。这样一来，象征主义便把创作的浪漫主义完全地歪曲成为主观杜撰的写作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问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而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受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很大。尼采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学影响下的颓废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悲观厌世的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只是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
二十年代后期，德国作家阿尔诺德·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罗曼·罗兰还表示说，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罗曼·罗兰在德国作家史迪凡·茨威格（1881—1942）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已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初他曾陆续发表《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等。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正是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的时候。一九二四年访问弗洛伊德时，他正在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
在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本来是属于印象主义派别的。这位印象主义者和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一样，都曾经从悲观厌世的心情出发，片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茨威格在瑞士结识了罗曼·罗兰，终于在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一1935）发起的“光明社”。巴比塞曾写长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法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巴比塞、罗曼·罗兰、史迪凡·茨威格、阿尔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等人，都是代表了一群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思想转变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在战争爆发初期曾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给人民和科学文化事业带来的破坏，使弗洛伊德开始厌恨这个“可恶的时代”。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都是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问题，而且对一般的人生观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一九二五年，法国作家列诺曼来访，与弗洛伊德共同讨论他的新剧《唐璜》。在讨论中，他们俩一致认为，将精神分析学简单地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就表明，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将精神分析学滥用于文学创作所可能造成的恶果。
弗洛伊德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们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创作者在三种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当然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
一个有高度文艺修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练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用各种适当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选择题材的准确性及其表现手法的技巧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极其感人的作品来。文学艺术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
所以，弗洛伊德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
但是，在潜意识活动之中和之后，作者毕竟还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自我”和“超我”对于“原我”的控制作用，保持意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归根结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创作者的头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并不是纯粹情感的表现，而是理智与感知、意志与感情、意识与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联合表现。
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说：“显然地，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必须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能的需求，而不得不痛苦地从享乐主义原则退缩到现实主义原则。这个避难所就是在这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他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是具有妥协性的，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和受压抑的力量之正面冲突。但是，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梦的那种自恋性的、非社交性的产物不同的地方，是它们被安排去引起旁人的兴趣，并且还能引发及满足读者自身的潜意识愿望；此外，他们还利用形式美的那种可感知的乐趣，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所有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任何一个作者不能单独只停留在“前意识”与“潜意识”的无理性状态下创作，更不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创作。如果这样，猴子无理性的涂鸦，鹦鹉唱歌，也都成为绘画和音乐的典范了。
弗洛伊德早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强调，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可以象作梦那样，采取凝缩、改装、转移、倒置、集锦等方式进行构思，使文学作品带有浪漫性、戏剧性、典型性、象征性，但是，创作的对象和内容，也象梦的对象和内容一样，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在梦中，那些表面看来特别离奇怪异的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往的经验（包括幼年时代的和近时的经验）的复制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梦的原理和“想象的著作、神话、民间传说、语言的大量材料有更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版序）。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歌德和霍尔姆霍兹等大作家都是以潜意识的活动来构思，因此，他们的创作活动往往是把有意识思考同潜意识的灵感相结合。
我们以歌德的自述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歌德年轻的时候，攻读法律，常出入于法官布扶家，爱上了他的女儿夏洛蒂。但是，他已经和格斯特订婚，致使歌德悲不欲生。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歌德的挚友叶沙雷因爱上了其上司的太大而自杀。叶沙雷自杀时所使用的手枪是格斯特借给他的。歌德从格斯特处听到这个事件的详细报告后，非常激动。就在这样的刺激下，他突然灵光一闪，一下子涌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蓝图。
这个由歌德自己叙述的构思过程，和梦一样，使心中的残渣所造成的紧张一刹那间散发出来。在心中早已积累的冲动——性的火焰或“爱的本能”终于“变形”而表现为伟大的文艺作品。
关于无意识的灵感在文艺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由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所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摹仿和再现。认为悲剧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悲剧可以“洗去”人们感觉中的一切丑恶和下贱的东西，从而使人高尚起来。这就是说，悲剧可以“净化”人们的感情。我们看悲剧曾掉眼泪，这就是说，心中的痛苦的残渣已经解消。这种“净化”，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涤清法”一样，可以荡涤心中的一切烦闷、矛盾，解除被潜抑的观念的紧张状态，使那些早已跃跃欲试、企图发泄的感情终于宣泄出去了。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达比兹曾经以洛狄（1850—1923）创作《冰岛渔夫》的过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思想。
年轻的海军士官洛狄热爱过布达纽的女郎，但她已在冰岛有未婚夫。洛狄陷入失望的泥潭，但那位布达纽女郎的影子一直在洛狄的脑海中浮现。多年以后，洛狄还幻想自己到布达纽村庄去看望她。洛狄的这一切内心体验，后来成了孕育《冰岛渔夫》这部作品的基础。
达比兹在论述洛狄的这些内心矛盾之后，又作进一步的解释：
在小说中，布达纽女郎和冰岛渔夫结婚。婚后一周，渔夫即出海打鱼，永不复返。洛狄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悲剧结果呢？“爱与死”这一主题常见之于文学，但渔夫的不幸命运可以解释为洛狄复仇愿望之文学形式之净化表现，也是企图杀死自己的情敌的心情之宣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反复论述了潜意识、性欲之冲动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曾以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艺术作品本是艺术家内心中的潜意识情意综的表现。这个潜意识情意综的基本内容就是性动力或性原欲，而性原欲的最初的和最原始的表现便是所谓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儿子亲母反父或女儿亲父反母的感情。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不过是这类感情的不同形式的或不同程度的表现。
在素福克勒斯这部悲剧里，“伊底帕斯王弑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但我们比他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于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一旦文学家由于对人性的探究而发掘出伊底帕斯的罪恶时，他就使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自我，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愿望实际上是被压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艺术作品不仅表现了作家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而且所有观众和读者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有这类被压制的情意综。这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有感染力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说：“如果说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能使现代的观众和读者产生出与当时希腊人同样的感动效果，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部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典型地表现出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主要是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的某种特质。《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中的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心深处也有类似的呼声，引起了共鸣……的确，在伊底帕斯王的故事里，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心声的，他的命运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可怜——因为我们在尚未出生以前，神谕就已将最毒的咒语加诸于我们的一生了。很可能地，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早就注定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梦的解析》第五章《梦的材料和来源》）
弗洛伊德说：“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也与《伊底帕斯王》一样来自同一根源。”但是，由于这两个时代的差距——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类感情生活的潜抑，同样的题材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在伊底帕斯王中，儿童的愿望自然地显露在梦境中；而在哈姆莱特里，这些愿望均被潜抑着，我们只有象对待心理症患者那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这些被潜抑的愿望的存在。
歌德在解释哈姆莱特的矛盾心情时说，哈姆莱特是代表着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活热情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抑制而减退。他们“用脑过度、体力日衰”。
弗洛伊德认为，就莎士比亚在这个剧本中所体现的哈姆莱特的个性而言，歌德的这个说明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在《哈姆莱特》剧本中，有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性格。一次是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毡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疑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他为什么却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犹疑不决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
弗洛伊德说：“哈姆莱特能作出所有的事，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仰良久的童年欲望。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良心告诉他，他自己实际上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英雄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界来说明……”
弗洛伊德进一步说，哈姆莱特内心深处的基本矛盾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自己和一切读者所共有的。他说：“哈姆莱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勃兰戴斯对莎翁的研究报告（1896年）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1601年）所写的。这可以说，就是莎翁在哀挽父亲时，他的被潜抑的感情得到机会复苏。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作哈姆涅特（发音与哈姆莱特近似）。”
由此可见，美的倾向及艺术活动均源于潜意识；艺术作品是作者心中的潜意识的外化和艺术变形。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之表现潜意识活动并非千篇一律的或简单僵硬的。潜意识在文学中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象梦的“显意”表现梦的“隐意”时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一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技巧的熟练程度，也表现出其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特点。
一九二五年复活节，丹麦著名作家勃兰戴斯（1842一1927）来访。这位犹太人出身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是一个擅长于文艺批评的评论家。弗洛伊德在同他的交谈中畅所欲言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弗洛伊德在谈到诗歌创作时说：“不少当代的诗人，并未听过我的精神分析学和梦的解析，但却由他们本身的经验里，归纳出同样的结论：‘以伪装的面目和身分表达受压抑的希望。’例如诗人斯皮特勒的《我最早的生活经验》就是这样一首诗。”弗洛伊德又说：“此伪装是作梦和心灵深处不知名力量的协助下所产生的。”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塔蒂尼（1692—1770）的著名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就是在作了一场梦以后创作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愿讲出来的、或甚至是自己都想加以否认的愿望。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合理地将所有的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改装放在一起考虑”，“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心理活动，完成它，并且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梦的伪装撕除。”弗洛伊德说，塔蒂尼的那首名曲“据说是他梦见他将灵魂卖给魔鬼后，就抓起一个小提琴，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演奏出来的一首极其美妙的奏鸣曲。”塔蒂尼梦醒后，立即写下他所能记忆的部分，结果就写成了那首名曲。
一九二五年六月，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历史爱情故事影片，叙述自安东尼和克列奥巴德拉的爱情故事开始，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著名的电影导演哥尔德文首先通过阿伯拉罕来试探弗洛伊德的态度。但弗洛伊德并不抱过多的热情。不久，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又派纽曼先生前来联系，并明确地表示这部电影将反映出某些与精神会歪曲他的观点，所以他一直不同意与导演们合作。但这部影片——一《心灵的奥秘》终于拍摄出来了。而且，未经弗洛伊德同意，纽约的制片厂竟宣传说该片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由弗洛伊德博士设计的。”弗洛伊德对此甚感不满。
由于弗洛伊德在文学艺术界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一九二六年庆祝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许多名作家都纷纷给他致电祝贺。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勃兰戴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都表示祝贺。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发表《幽默》，继续探讨在二十年以前在《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所探讨过的问题。《幽默》只用五天的时间就写成了。这本小册子很成功地探索了幽默性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著名文章。
陀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在一八八零年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腐化，同时宣扬“灵魂净化、顺从命运”的悲观哲学。这个作品反映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先是参加革命、后又转而对革命失去信心并悲观失望的特殊矛盾心理。
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发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费勒伯·米勒主编的一本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集上。弗洛伊德这篇文章从一九二六年春就开始执笔，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赞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位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多少……”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之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又写了一篇论文学艺术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开始写于七月，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化中的不幸》。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不满》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