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
第一章 一个犹太人的家世
流浪于欧洲中部、南部和东部的犹太人在连续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饱尝了种种苦难。自从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王国和犹太人的神殿被破坏以后，犹太人就陆陆续续地流落到中亚、西南亚、北非和欧洲。他们象种子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定居在异民族中间。在世代相传的漫长生活中，他们除了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特殊的生活习俗以外，还对各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近一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犹太人，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三个人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据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十四、五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而迁回到德属奥地利。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今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身受的压迫和歧视。弗洛伊德曾说：
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
这种不甘忍受歧视的感情始终伴随着弗洛伊德的一生。它象潜伏在火山深处的岩浆一样默默地运行着，最终将不可避兔地喷发出来。
弗洛伊德愤慨地说：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得为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
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以至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度过的。
弗洛伊德的曾祖父叫埃弗莱姆，而他的祖父叫斯洛莫。他的祖父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夕，即一八五六年二月离开了人世。所以，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于一八一五年生于德国加里西亚的狄斯门尼兹。
雅可布是毛织品商人，但他手中只拥有微薄的资本。
一八五五年，四十岁的雅可布·弗洛伊德同比他小二十岁的犹太姑娘阿美丽·娜丹森结婚。次年，即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出生的地方是弗莱堡市内的一座两层楼小房子。这座简陋的房子有一扇大门对着大街。从出生到三岁，弗洛伊德就在这里度过。
弗洛伊德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在同他的母亲结婚以前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当雅可布十七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大儿子伊曼努尔。接着，雅可布的第二任妻子在一八三六年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菲力浦。所以，当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曼努尔二十四岁，菲力浦二十岁。当时他们俩都经营商业。不幸的是，伊曼努尔和菲力浦的生意连连失败，以致弗洛伊德的父亲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金钱救济他们。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弗洛伊德父亲已没有什么钱了。
雅可布·弗洛伊德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犹太商人。后来，弗洛伊德有一次谈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他象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伯费尔特》中的人物米考怕那样，是一个乐天派，“始终都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经商，但为人诚实、单纯。所有的这些性格，对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据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当他为了写弗洛伊德的传记而向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提出“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最突出的性格？”时，安娜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突出的性格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据钟斯说，弗洛伊德最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的这个特性甚至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长假，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
弗洛伊德的父亲传给弗洛伊德的性格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想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将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动力”，就是因为他酷爱事物的单纯化结构，并因而怀抱着某种想把一切都还原成最简单的元素的愿望。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万事万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缘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慢慢地发展成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
厄纳士特·钟斯也反复地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繁琐，同他性格中的其它两个特性有极密切的联系：即厌恶形式化和不愿忍受各种人为的限制。他对形式主义的厌烦，有一部分归因于他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往来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护性措施，特别是人们经常引用到生活关系中的那些法律方面的保护性措施最为厌烦。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护性措施就是多余的；而如果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的父亲和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单纯性格，和他们所处的贫寒家境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时时刻刻身受着来自社会方面的各种压力和侮辱，而他们又祖祖辈辈过半流浪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而且很自然地厌恶“上流社会”的那套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种种习俗。弗洛伊德的父亲没有念过中学，他所认识的世界除了他本人所直接看到的和他周围的少得可怜的亲友所告诉他的那一部分知识以外，再也没有别的。
但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并不是象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后，在雅可布·弗洛伊德由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前后，在欧洲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着扭转欧洲历史方向的深刻意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能认识到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意义，但这些事件对弗洛伊德的一生却产生了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是犹太人。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犹太人的特殊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犹太人所受到的特殊的社会待遇，始终都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和其他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弗洛伊德家族也受到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已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生活于日耳曼民族所群居的社会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十五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变革，都给予弗洛伊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弗洛伊德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大日耳曼国家已经历了自十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弗洛伊德身上，与其说体现了单纯的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如说集中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心从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时，整个欧洲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的欧洲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的东征、摧毁和削弱，包括普鲁士、俄国在内的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天主教教会势力有密切关系。一向受天主教会和普鲁士腐朽势力迫害的犹太人，包括弗洛伊德家族在内，都对自拿破仑东征以来，在整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由衷的和本能的兴奋心情。
据保罗·罗森说，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是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着的两位英雄。因为正是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从而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复仇理想。
摩拉维亚在当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在这里，同奥地利其他地区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里是奥地利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区之一。作为捷克的一部分，同奥地利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较早地发展了先进的工业。捷克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比它东面和南面的其他斯拉夫国家要早得多；即使同压迫着它的奥地利相比，捷克在经济上也要发达得多。
第二，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一样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捷克是在一六二零年的“白山战役”后失去自己的独立而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作家赫尔岑写道：“奥地利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有系统地把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扼杀了。”（《赫尔岑全集》）古老的布拉格大学被操纵在企图扼杀一切进步文化传统的耶稣会士手中。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捷克人遭受到奥地利的民族压迫的话，那么，犹太人就处在这种压迫的最低层。当一八五六年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压制使弗洛伊德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窒息。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一直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幼年生活环境中。尽管在此后的八十多年中，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有了各种形式的变化，但始终没有根本消除过，以致弗洛伊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歧视气氛中度过的。
弗莱堡是一个不大的小城镇。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这里约莫住着五千人。全市只有几条大街，市里只有几十家小型工厂。这里原先是属于大摩拉维亚斯拉夫国的一个小镇。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这里就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手工工场，它比起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弗洛伊德的父亲在这里经营的毛织品生意勉强地维持了弗洛伊德一家的生活。经济上虽然不很富裕，但家庭生活还是融洽的。
弗洛伊德的母亲阿美丽·娜丹森又名玛丽亚，是一位很智慧的年轻妇女。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比父亲更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玛丽亚对弗洛伊德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使弗洛伊德对他母亲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因为玛丽亚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更长久地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一九三零年为止，而弗洛伊德的父亲则在一八九六年就离开了人世。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过着俭朴的犹太教生活。犹太教要求自己的教徒信奉一种共同的“法”，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多拉”。所谓“法”或“多拉”是起源于《圣经》中的《旧约》的道德和宗教学说体系，要求犹太人忠于犹太教的最高的神——耶和华，并遵守犹太教祭士——“拉比”的教导和告诫。“拉比”一词原指最早的犹太教“法学博士”。他们从公元二世纪到十三世纪间一代接一代地专门研究了《旧约》和犹太教教义，为犹太教教义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遂为犹太教教法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根据犹太教教法的规定，犹太人必须在饮食方面遵循特殊的戒律。男人必须坚持割礼，每周星期六要过“沙巴斯”，即“安息日”。根据犹太教法规定，在安息日内，犹太人要坚持步行约三分之二哩的路程，被称为“安息日路程”。犹太教法还规定犹太人每周要到犹太教堂去祈祷和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
弗洛伊德的父亲严格地遵守在些犹太教法规，使弗洛伊德从小接受了犹太教教育，也使他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念过大学，但他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弗洛伊德的父亲作为这一家犹太人的家长，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
弗洛伊德在幼小时期，由一位信天主教的保姆服侍着。这位保姆给小小的弗洛伊德以很深的印象，以至弗洛伊德在成人后还对她的形象记忆犹新。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说，这位天主教徒保姆长得“难看、年岁较老些，但很聪明”。她教给弗洛伊德“生活和生存的手段”，并使他从小就“对我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她经常抱着弗洛伊德到教堂去，并向他讲天主教的故事。弗洛伊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从这位保姆的嘴里听到有关天堂、地狱和《圣经》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因此，弗洛伊德的妈妈后来也说，弗洛伊德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对家里人说到“上帝怎样指导他做事”。弗洛伊德很喜爱这位保姆。她也许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初向他提供《圣经》教育的一个人。但这位保姆未能长时期地与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据说多弗洛伊德两岁半的时候，这位保姆因偷东西而被辞退了。后来，弗洛伊德曾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为此事表示遗憾和惋惜。
弗洛伊德的母亲也是一位慈善的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生了七个孩子。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讲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
弗洛伊德对母亲很孝顺。他在著作中提到他母亲时说，他的自信以及对事业的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尊敬母亲。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在一生中，从来都没有指责过妇女背弃了他或欺骗了他。
弗洛伊德的母亲特别宠爱弗洛伊德。凑巧得很，弗洛伊德和他最喜欢的小说狄更斯的《大卫·柯伯费尔特》的男主角一样，在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带出了胎衣。据说，这件事象征着这孩子将会有很好的命运。弗洛伊德以后常常以此自豪，并说，他从母亲身上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奇妙的好处——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他在七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亚历山大之间，相差十岁，中间还有五个妹妹。母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就。
弗洛伊德的母亲本来是住在德国东北部的加里西亚的。那个地方靠近俄国。后来，阿美丽还在俄国的敖德萨度过自己的童年。阿美丽同两个哥哥一起，住在美丽的黑海之滨。她从小聪明、活泼又美丽。后来，阿美丽又随自己的父母迁往维也纳；在那里，正好遇到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直到后来，当阿美丽已经七、八十岁的时候，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八四八年的维也纳起义。
一八五六年，当阿美丽生下弗洛伊弗的时候，呱呱坠地的弗洛伊德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所以阿美丽亲切地给弗洛伊德起了绰号“小黑鬼”。
据弗洛伊德回忆，在弗莱堡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闯入他父母的卧室，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观察大人的性生活，因此，被激怒了的父亲把他赶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还有一次，弗洛伊德已两岁了，但还在床上撒尿。他爸爸指责他以后，他说：“别着急，爸爸。我会在市中心给你买一个新的、美丽的、红色的床来赔你。”通过这些事，弗洛伊德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爸爸是现实主义者，而妈妈则是对他温情脉脉和亲切温暖的。
弗洛伊德在弗莱堡的生活虽然仅仅是他的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的最初的、还不懂事的三年。但弗洛伊德的父母在这个小城市里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及其历史背景，给弗洛伊德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后，每当弗洛伊德回忆自己在弗莱堡的童年生活时，他总是以田园诗人所特有的深厚感情怀念这个小小的城市。
弗莱堡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西里西亚。它位于维也纳东北部一百五十哩的地方。城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玛丽教堂，教堂塔尖高达二百尺，从那里发出的清脆的钟声可以在全市所有的地方听到。弗莱堡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只有百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和同样少的犹太人。全市镇的人，对于根本不去天主教堂作礼拜的犹太人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每一个家长的名字。
弗莱堡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由于这些纺织业主要是手工操作，所以，在弗洛伊德家族迁往此地前二十年内，这些手工纺织业因受到日益发展的机织业的打击，已经走下坡路了。在四十年代时，由维也纳向北铺设的铁路绕过弗莱堡，因此，弗莱堡的地理位置反而变得不重要了。这样一来，那里的古老而落后的手工业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与此同时，捷克本土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发展起来了。他们对来自德意志、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了抵制和排挤。捷克人同时也憎恨操德语的犹太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布拉格起义时，布拉格市内的犹太纺织业商人就遭到打击。随着捷克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德奥统治者的加紧盘剥，摩拉维亚地区的犹太工商业的处境每况愈下。
当时，弗洛伊德家族的生活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这个家族的家长，雅可布·弗洛伊德必须作出抉择。弗洛伊德一生的生活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次新的抉择。
弗洛伊德传--第二章 少年时代
第二章 少年时代
一八五九年，弗洛伊德一家离开弗莱堡到德国萨克森区的莱比锡去。这次迁徙的原因不很清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战争所引起的。
在经济上，当时弗洛伊德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到南非去做驼鸟羽毛的生意失败。弗洛伊德的父亲只好把自己开设的毛织品商店的资本拿去抵债。这样一来，雅可布在弗莱堡的买卖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在弗莱堡期间，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一直还需要弗洛伊德的母亲娘家方面的接济和资助。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规定，全国所有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当时，弗洛伊德一家有三个人——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有被征服兵役的危险。大概也是为了逃避服兵役，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定迁出奥匈帝国所属的摩拉维亚而到德意志的萨克森去。不久，奥意战争结束了，弗洛伊德一家才从莱比锡迁往维也纳，而弗洛伊德的两位异母哥哥则到伦敦去居住。
在这一时期如被征服兵役，对犹太人来说是极难忍受的痛苦。因为在军队中不仅要受官方的残酷的虐待，而且还要被迫放弃一切犹太人的生活习惯。
维也纳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期。这是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在音乐、哲学、文学、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古老的维也纳大学是学者们群居的高等学府，从那里发出的许多科学成果新消息不断地震撼着国际文化科学界。群居在维也纳的知名学者们，象以后的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都是非维也纳人。这些人不仅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版图内的各个地方，也来自世界各地。
维也纳的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伟大学说的天然摇篮。
在历史上，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是用暴力建立起封建集权统治的；它对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住在首都维也纳的犹太人就首当其冲。犹太人被迫扶老携幼撤离维也纳，迁居到边远的落后地区。十八世纪末，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奥地利帝国内开始缓慢地实行某些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用地租代替徭役、允许少数民族涌入大城市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奥地利境内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才允许犹太人返回维也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七十年代，三十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急速增加，大约占二百万维也纳人口的百分之十。勤奋而机智的犹太人慢慢地掌握了许多银行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的许多重要教职也由犹太裔学者占据。幸运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不支持排犹主义。因此，国内一些极端的排犹分子称弗兰兹·约瑟夫是“犹太人的皇帝”。
犹太人尽管可以返回维也纳，但他们仍然随时随地会遭受到敌对分子的侮辱和突然袭击。所以，弗洛伊德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反犹主义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弗洛伊德慢慢地形成了坚强的反抗性格。他看不惯这种歧视，内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于排犹分子的仇恨。他说：
大约是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场合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胃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乐观性格，另一方面又滋长着他父亲所没有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善良德性相结合，使弗洛伊德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人格，足以承担在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所遇到的一切挑战。
弗洛伊德在谈到自己从三岁到七岁的生活经历时说：“那是很艰难的时期——不值得回忆。”那时，弗洛伊德一家刚刚在维也纳住下，经济比较紧张。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搬到英国曼彻斯特去了。据说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在那里开了毛织品工厂，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弗洛伊德长大后曾多次向往英国，在他的心目中英国是自由的国度。他很羡慕他的两位哥哥能到英国去。他本人和父母住在维也纳时，起初的心情一直是很不愉快的。
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四年，弗洛伊德一家住在维也纳利奥波尔斯塔特区的伯费弗尔街。这个区是维也纳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
关于这段生活，弗洛伊德只能回想几件事情。
有一次，弗洛伊德弄脏了一张椅子。弗洛伊德便安慰他母亲说，他长大以后要买一张新椅子来赔偿。这个故事和前述买一张新床的故事一样，说明弗洛伊德从小就很善良、有志气。他把侵害别人看作是自己的耻辱。
还有一次，当他五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和他妹妹一本关于到波斯旅行的书，井纵容他们撕下书中的彩图。显然，他父亲这样作是很不严肃的，尽管它带有游戏的性质，但这是一种很难以理解的教育儿童的方式。这件事对弗洛伊德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反而产生了搜集书籍的爱好。
六岁的时候，他记得妈妈告诉他说：“人是由泥土作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母亲为了证明这件事，在他面前用双手擦来擦去，接着她指着双手擦下的皮屑说：“这就是和泥土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不禁吃了一惊。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回音：“你必定会死。”也就是说，母亲所说的“必定要回到泥土里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卧室里撒尿。他爸爸为此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上的一次打击。弗洛伊德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很大的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成果联系在一起，好象我想说：‘你看，我已经作出了成果！’”据弗洛伊德的朋友容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所以，他幼年时在父母卧室和自己的睡床上的遗尿并非他的有意识的动作。他父亲对他的遗尿的两次批评确实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弗洛伊德由这件事感到父亲不如母亲那样温暖。
在十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受教育的。自从弗洛伊德离开母亲的怀抱以后，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一直是他父亲。如前所述，他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他的许多知识，一部分来自犹太教法典，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狭隘性。
但弗洛伊德有天赋的才能，他对父亲教给他的每一种知识都能加以理解。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往更深了。如果说，在这以前他们之间只有父子感情，那么，此后他们就有了师徒感情。
父亲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基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从十二岁起，弗洛伊德经常陪同爸爸在维也纳街边的人行道上散步。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弗洛伊德父子没能进行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欧各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都喜欢在闲暇时间和工作之后进行各种球类活动和体操，夏天去游泳，冬天去滑雪。而弗洛伊德只能在街边散步，有时也同父亲一起爬山。散步活动后来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单独散步。在维也纳大学学医时，散步是他的最主要的爱好。弗洛伊德也慢慢学会了游泳和滑冰。他一旦学会，就反复地抓紧时机进行实践。弗洛伊德说，他只要有机会，就到游泳池和河中去游泳。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弗洛伊德很喜欢到江河湖海游泳，而且，弗洛伊德每次去游泳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真可以用“如鱼得水”这个词来形容。弗洛伊德对钟斯说过，他只骑过一次马，而且，骑时感到不太舒服。不管怎样，弗洛伊德是一个散步爱好者。钟斯说，他记得当弗洛伊德六十五岁的时候，曾同六、七个年轻的同事一起爬哈尔茨山，这些年轻人都是身体健壮的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但不论在爬山速度还是在持久力方面，弗洛伊德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对这些运动的爱好及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的体质所起的锻炼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的起点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在维也纳时经常带他出去散步。
从学会读书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弗洛伊德能很自然地把历史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表达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善于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抓住自己要学的重点，然后牢牢地记在心中。前面曾经提到他对拿破仑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他对拿破仑和汉尼拔的态度中，既体现出他对历史人物的特质的深刻了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反犹主义的憎恶，也表达了他个人立志锻炼自己成为改造现实的英雄的坚强决心。
这种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能比他的同辈更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
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中，弗洛佛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欣慰。
弗洛伊德家庭里经常召开“家庭会议”。依据犹太教的规定，父亲是当然的“会议主席”。这些家庭会议要讨论家中遇到的一切难题和重要事务。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参加，并可以发表意见，或举手表决。在这些会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来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有一次，家庭会议研究给弗洛伊德的小弟弟取什么名字的问题。弗洛伊德主张给这位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他解释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他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引述了与此有关的一大段关于马其顿凯旋进军的故事。最后，全家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给小弟弟取名亚历山大。
尽管弗洛伊德有超人的智慧，但弗洛伊德的父亲始终要在他面前保持作父亲的尊严。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在街上争论，雅可布竟说：“怎么？你跟你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特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
由于弗洛伊德的父亲的知识较多地来自犹太教法典和他的犹太教生活经验。所以，他给弗洛伊德的教育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弗洛伊德从小打下的犹太教宗教教育基础，使他对犹太教的习俗、典礼、节日的内容、历史来源及演变过程非常熟悉。
一八九一年，当弗洛伊德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在上面，他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三十五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这件事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他的父亲也确实希望《圣经》的精神将能武装他的儿子的头脑，并鼓舞着他去不断上进。
但是，在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对《圣经》的信仰是有限的；而且，他从小就以他本人的观点去理解《圣经》。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道德和伦理知识以及古典的历史知识。事实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往后的成长历程中，他始终都没有有意识地信仰什么上帝或所谓“不朽的精神”。他始终保持无神论者的观点。他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完全摆脱了《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的影响。他把人的精神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看作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的同样极其复杂的功能。虽然，他对这种物质功能的解释和观点可能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之处和错误，但他从来不打算从人体之外寻求一种如宗教学说那样的“超自然的”或“非人间的”神秘力量去解释人的各种精神活动。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一直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
弗洛伊德从犹太教教义所学到的东西，还包括犹太人本身所特有的生活习惯。在弗洛伊德那里，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犹太教法典仅仅具有民族性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习惯。
当弗洛伊德九岁的时候，由于具备了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试，比标准的中学入学年龄提早了一年。
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学是八年一贯制。它包括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所以，它比一般的中学多学了专业性知识。这种学校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称为“吉姆那森”而不叫“史学”。他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为止，始终都是优秀生。在他读八年制的后六年中，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学生。他无疑是德才兼备的少年。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
在中学，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
弗洛伊德十七岁的时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他的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到英国旅行一次。后来，在两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盼望着的到英国去旅行的愿望。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勤奋地学习。他经常主动地帮助自己的妹妹作功课，指导她们的复习，使她们能克服许多障碍，并逐步地学到有效的学习方法。他甚至充当了妹妹们的阅读指导人。他有时告诫她们不要过早地看一些不适宜的读物。例如，妹妹安娜在十五岁时要看巴尔扎克和大仲马及小仲马的小说，弗洛伊德劝她别着。当然，这种劝告并不一定正确。但在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另一种性格——自信心强。
弗洛伊德孜孜不倦地看书，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认真地学好所有的功课，而且喜欢看课外读物。他从来不感到读书是负担。看书和思索成了他的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也经常同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探讨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不妨碍妹妹的学习，每次在家里与同学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
他很少满足于课文的简洁的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探索其他与此有关的问题。他所钻研的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言等各门科学。他经常做比老师留下的作业更多的练习，他喜欢解析那些难题。他善于从那些好象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然后，顺着问题本身所固有的逻辑去进行有条不紊的解析。他也善于创造问题本身所没有的、有利于解题的条件，借助于这些新条件，他可以使初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迎刃而解。
弗洛伊德虽然有深厚的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但他和定居于日耳曼人生活地区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很善于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养料。所以，弗洛伊德无疑是精通日耳曼文学和语言的人。他阅读德意志文学作品，包括从古代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一切优秀作品。
如弗洛伊德很喜欢歌德的作品，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歌德生活的时代距离弗洛伊德有一百年的时间，但歌德的诗、小说、戏剧对弗洛伊德来说仍然是很亲切的。
弗洛伊德很熟悉《浮士德》。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引用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托弗勒斯的警告：
对科学的广博涉猎是徒然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学到
他所能学到的东西。（《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过；
谁要做出大事，就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
只有法则才能够使我们自由。
这些崇高的理想象春风化雨滋润着少年的弗洛伊德的心胸，也使弗洛伊德眼睛明亮，信心十足。
歌德的许多带有教育意义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短诗，语言精炼有力，每一个字都打人弗洛伊德的心坎。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样的诗：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特别推崇。他是从八岁就开始看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最后，他看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而且，每当他阅读时，总要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摘引最精华的部分，背诵得滚瓜烂熟。他非常仰慕莎士比亚表达得精确和深刻，特别敬仰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钟斯说，弗洛伊德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癖”。弗洛伊德还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气质不象是盎格鲁——撒格逊种，而是法兰西种；他还认为，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法国名“Jacques Pierre”的讹传。
弗洛伊德既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又善于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他对反犹主义怀有深切的痛恨。他的朋友多数是犹太人，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老一辈犹太人所恪守的小圈子主义生活方式，他主张使犹太人尽可能地同外族人接触。因此，他主张改革犹太人的那些会造成自我孤立效果的狭隘习俗。
弗洛伊德有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他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于他的祖宗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当然也很熟悉。他特别喜欢英语。有一次，他对厄纳士特·钟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内他所读的唯一的书就是英文书。
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十四岁。他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据他的妹妹说，在战争期间，弗洛伊德的书桌上一直摊着一张大地图，并用小旗作标志表示战争的进展情况。弗洛伊德激动地向妹妹讲述战争的情况，并说明各场战斗的意义。他幻想着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将军。但后来，他的这个愿望慢慢地消失了；特别是在他二十三岁参军一年之后，简直完全失去了从军的兴趣，转而对科学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
从一八六零年迁往维也纳起，弗洛伊德的生活便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这是从两方面讲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到维也纳以后，开始生活在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作为欧洲的政治、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使弗洛伊德的眼界大大地开扩了。同原来偏僻的弗莱堡相比，这里可以及时地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大事件。弗洛伊德虽然还是少年，但他在理智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过人水平，使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脉搏。这里显然成为了他进一步成长的最好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从一八六零年起到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毕业于大学预科为止，恰恰是世界历史和欧洲历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发生突变的时刻。发生在这十多年间的政治事件、经济改革和科学发明，一个接一个地震荡着弗洛伊德的平静的学习生活，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精神的鼓舞力量，推动他勤奋地钻研各种文化知识。这无疑是弗洛伊德未来发展的精神源泉。
就弗洛伊德个人而言，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和性机能上逐渐成熟起来。
根据掌握到的各种材料来看，弗洛伊德的性机能是发展得很正常的。
在十六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第一次经历恋爱生活。这事发生在一八七二年。弗洛伊德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朋友吉夏拉。吉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是毛织品商人，他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的时候，弗洛伊德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说不出一句表示爱的话。吉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一个人留在树林内想入非非。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果不离开弗莱堡的话，他就可以在弗莱堡或在它附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农村少年，并可以获得机会同吉夏拉结婚。弗洛伊德完全陷入了情海之中，这种幻想在此后几年一直伴随着他。
这种幻想后来又为另一种幻想所代替。当他得知父亲和哥哥伊曼努尔打算让他在毕业后弃学经商并可能让他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另一个幻想——幻想同伊曼努尔的女儿保莲，也是吉夏拉的好朋友结婚。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幻想都表明他的性发育已进入“青春发动期”的阶段。
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从大学预科毕业前夕，面临着一生职业的抉择。弗洛伊德曾经向往作一位政府部长或政治家。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的我，其实后来也如此，对于医生这一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动……由于在学校里和一个有志成为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相认识，受到他的有力影响，我产生过学法律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但是，就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那些理论，撩起了我对世界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加上在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弗洛伊德传--第三章 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第三章 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弗洛伊德从小就热爱群山、森林、天空、鸟兽，他热爱自然界的一切。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歌德论自然的散文和诗歌，把他带回到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在中学时代，弗洛伊德常常沉醉于歌德的作品之中，它象阳光雨露一样滋养着成长中的弗洛伊德。如今，当弗洛伊德面临职业的抉择的时候，歌德的那些动人的自然颂歌又在弗洛伊德的耳旁回响：
我在遥望远方，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下见林木麋羊。
万象在我四周，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不问天上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心中那种跃跃欲试的向自然探索奥秘的精神。弗洛伊德说：他的好奇心首先是指向人类本身所关心的那些事物上。毫无疑问，人类个人本质恰恰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弗洛伊德对人类本身的问题的兴趣早在幼年时代就开始了。他对于人的感情、性格和各种幻想，对于人的受压抑的情绪，早就有所察觉。他曾经很朴实地探索过这些问题，尽管他的幼年时代的探索带有很多幼稚、天真的色彩，但始终遵循着一条原则：从人体之内找出人的本质。他从来没有象宗教家所作的那样，在人体之外、在最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
所以，当他决心从事医学研究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受了歌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
一八七三年秋，弗洛伊德顺利地升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当时，弗洛伊德刚刚十七岁。
入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即从一八七三年十月到一八七四年三月，弗洛伊德每周要学二十三小时，其中有十二小时听解剖学课，六小时上化学课。另外，还要进行这两课的实习和实验。接着，在第二学期，即从四月底到七月，他每周要学习二十八小时，上课的科目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显微镜实习和矿物学。此外，他还选修了由动物学家克劳斯主讲的“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课；也选修了布吕克教授主讲的“语态和语言生理学”课。从此以后，布吕克教授成为了他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重要导师。
第二学年，弗洛伊德仍然以医学院学生的身分上每周二十八小时的课。其中包括解剖学、物理学、布吕克教授开的生理学和克劳斯教授开的动物学。
维也纳大学建于一三六八年。自一八零四年开始，规定医学院学生要学习三年哲学课。所以，后来，弗洛伊德到哲学系上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教授正在哲学系讲课。弗洛伊德听了布连坦诺的哲学课，对于他的未来的心理学观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弗兰兹·布连坦诺（1838—1917）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哲学家。他推崇经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所歪曲和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也是经院哲学的信奉者。布连坦诺的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虽然有其独特的风格，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布连坦诺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连续三年听布连坦诺哲学课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别的哲学派别的研究。在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不管是哲学系，还是医学院的或其他系科的学生——都要求在哲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在第四学期，弗洛伊德继续听布连坦诺的哲学讲演。这时，布连坦诺已经开始讲授亚里土多德哲学。
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时代就精通希腊文、英文和拉丁文。因此，他完全有条件直接地钻研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这也使他有条件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的本来精神。
弗洛伊德在学习中从不盲从，体现了可贵的独创精神。对于著名的学者——包括他的现任老师、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教授、解剖学家克劳斯教授、哲学家布连坦诺等人在内都始终保持既严肃又谦虚的态度。他首先领会他们的观点，然后深入地和创造性地进行独立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一观点以前，他绝不匆忙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为了独立地钻研，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翻阅一切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他简直成了书本的永不疲倦的涉猎手。有一次为了买书，他同爸爸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弗洛伊德有买书的嗜好，但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他父亲不得不劝他少买书。
一八七五年，弗洛伊德一家从维也纳的柏费弗尔街的较拥挤的房子搬到约瑟夫皇帝街的较宽敞的屋子里。在这里，弗洛伊德一直住到一八八五年为止。这次搬家对于弗洛伊德的学习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提供了更优裕的学习环境。
这所新房子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三间卧室，和一间小阁室。当时，弗洛伊德全家有八口人。家里没有浴室，但装了一个很大的木桶和几个可以分别盛冷水和热水的桶。这些就是他们的临时的、简陋的浴室。过了几年，当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弗洛伊德的母亲就让他们到城里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家里的生活始终都保持融洽、和睦、简朴和紧凑。
但是，由于弗洛伊德醉心读书，也使他逐渐地与不能保持安静的弟妹们发生小矛盾。这所房屋里的那个小阁室是比较狭长的，它有一个窗户开向大街，弗洛伊德就在这里住。小阁室里堆满了弗洛伊德买来和借来的书籍。里面还有一张床、书架、书桌和几张椅子。弗洛伊德除了在这里看书和思考问题外，还经常与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弗洛伊德看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是自己在小阁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吃晚饭。当时，这间房子里还没有装上电灯。全家各个房间，一到晚上都点上蜡烛，唯独弗洛伊德的这个小阁室里装上了一盏油灯。这盏全家唯一的油灯是弗洛伊德的父母为弗洛伊德创造的一个好的学习条件的明证，也体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和关怀。弗洛伊德经常点着这盏油灯看书到深夜，灯油壶里的油经常很快就耗尽了。
父母对弗洛伊德学习的特殊照顾，却给他妹妹带来了不愉快。那是在他妹妹八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热爱音乐的妈妈给她买来一架钢琴，并让她学钢琴。这架钢琴虽然放在离小阁室较远的地方，但钢琴的声音仍然干扰了弗洛伊德的学习。所以，弗洛伊德坚持要求把钢琴抬走。父母为了照顾弗洛伊德，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抬走，这样，弗洛伊德的妹妹就失去了学钢琴的机会。
在弗洛伊德的怪癖中，厌恶音乐也许是比较突出一个，这种怪癖的产生乃是他勤奋读书的消极的副产品。所以，在弗洛伊德成名以后，他并不反对自己的儿女学钢琴。
弗洛伊德所居住的小阁室的摆设在十年内，也就是在他成为维也纳全科医院的实习医生以前，始终都没有发生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弗洛伊德书架上的书本很快地增加了。
当弗洛伊德十九岁的时候，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梦想着的理想——访问英国。这是两年前他父亲为酬报他的“全优”中学毕业考试而答应下来的。弗洛伊德早已想参观、甚至定居于莎士比亚的祖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疯狂的排犹运动，使他加倍地渴望到英国去。他很羡慕哥哥伊曼努尔、菲力浦及其子女在英国所享受的自由生活。他在幼年时代，当生活在弗莱堡的时候，就同伊曼努尔的儿子约翰和女儿保莲很要好。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侄儿约翰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年龄相仿（约翰比弗洛伊德大一岁）。弗洛伊德同约翰和保莲的关系虽然是在他三岁以前的生活中形成的，但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和意识中始终留下很深的痕迹，以致当弗洛伊德在十七岁到曼彻斯特与约翰和保莲重逢时，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把保莲当成他迷恋中的弗莱堡少女吉夏拉的化身；此后，当弗洛伊德学会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深藏于自己的潜意识中的幼年生活经历，其中就包括他同约翰、保莲、吉夏拉的亲密来往。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在幼年时期同约翰等人的关系早就无意识地和牢固地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中，所以当他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时候，所有这些刻印在潜意识中的童年印象都可以一个一个地浮现出来。不仅如此，据弗洛伊德说，这些关系还对弗洛伊德今后的性格、爱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在谈到同约翰的关系时说：“直到我三岁为止，我们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曾经互相爱慕又互相打斗；而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对我以后同我的同龄人的全部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时候，我就一定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对付我的压迫者。”接着，他又说：“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始终都存在着某一个亲密的朋友和某一个仇敌；我始终都可以重新创造这些关系，而且，我的童年时代的上述典型关系也往往如此完整地再现出来，以致任何一个同样的个人都可以同时成为我的朋友和敌人，就象我同约翰的关系那样。”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在表现他同弗洛伊德的关系方面，都可以“互相替代”（以上引文均见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同约翰的关系的原型中找到端倪。
当弗洛伊德十七岁到英国重见约翰和保莲的时候，禁不住回想起以往的一切旧事。弗洛伊德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的异母哥哥伊曼努尔的感情。伊曼努尔写信给他爸爸说，弗洛伊德在英国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气质和风度。而且，伊曼努尔还说，弗洛伊德在这次访问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英国近代革命的领导人奥利沃·克伦威尔（1599—1658）的敬仰。弗洛伊德对克伦威尔的反复赞颂，给伊曼努尔留下很深的影响，以致在那以后当伊曼努尔决定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竟毫不犹疑地选上了“克伦威尔”这个名字。弗洛伊德自己，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还经常幻想自己是伊曼努尔的儿子。他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利些。当然，这仅仅是幻想而已。
弗洛伊德这次赴英旅行是在大学二年级后的暑假期内进行的。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在学业上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他不满足于一般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决心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第四学期时，他决定去听为动物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程，而不满足于听为医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所以，他的动物学课程比医学专业的动物学课程多出很多分量。他要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课。他还听两个班级的物理学课，比他的同班同学的物理学课时多一倍。同时，他又用每周十一小时的时间学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课。
从二年级暑期开始，他更突出地爱好生物学。当时，他已经用每周十小时的时间在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里作实验。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他都花费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面。但即使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也仍然坚持每周一次参加布连坦诺的哲学讲座。
一八七六年三月，当他已是二年级大学生的时候，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基础研究活动。这是由克劳斯教授提议和安排的。
卡尔·克劳斯教授是在一八七四年由德国哥丁根大学来到维也纳大学的。他是肩负着使维也纳大学动物学专业赶上最先进水平的任务而来的。克劳斯特别对海洋动物学有较深的研究。一八七五年他同意在的里雅斯特建立一所动物实验站，这是全世界第一所动物实验室。根据他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该实验站实习两次，每次实习的时间是好几周。一八七六年三月，在他所批准的第一批前往实习的优等生中，就有弗洛伊德。为了进行这次实验，弗洛伊德还必须到亚德里亚海滨去作一次有趣的科学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弗洛伊德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欧洲南部的古老文化成果，他顺便在那里搜集了一些古董。这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终生不停地搜集古董的一个开端。
在他两次赴的里雅斯特实验站中间，他在课堂上把注意力集中地指向生物学。他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学，而只用剩余的十一小时时间去上别的课程。此外，他还要上三小时的布连坦诺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讲授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开始触及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部分。
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开设的生理研究室。这在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正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类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建立在极其牢靠的研究基础上的。正是在布吕克生理研究室，他结识了艾克斯纳和弗莱舍尔，这两位青年生理学家是布吕克的助手，也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和亲密朋友。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要拿出一点时间去上光谱分析课和植物生理课。
当时，弗洛伊德所要研究的课题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始终没有解决的生理学难题，鳝鱼的生殖腺的结构始终是一个谜。正如他在他的论文中说的：“尽管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没有一个人发现过哪怕是一条性成熟了的公鳝鱼，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鳝鱼的睾丸。”关键就在于在鳝鱼的交配期到来以前，鳝鱼总是进行特别的移栖。弗洛伊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多次实验，解剖了四百多条鳝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生殖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鳝鱼的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比这更多的和更深的成果。但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有解决这类难题的雄心壮志。
到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弗洛伊德总结了三年学习生活说：“经过大学头三年的学习，我发现由于我的天赋能力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将不能在我年轻时所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中取得成功。……我终于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找到归宿，获得满足。同时，我也在那里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为模范的人物，即伟大的布吕克本人及他的助手西格蒙特·艾克斯纳和厄纳士特·冯·弗莱斯尔·马兹科。”接着，弗洛伊德说：“布吕克把一项神经系统组织学问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圆满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由于对布吕克很满意，同时也为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进一步的探索下去。”
布吕克教授一直是弗洛伊德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位德国人，而不是一位奥地利人。因此，在他身上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优点：踏踏实实、矢志不移。弗洛伊德慢慢地为布吕克的品质所感染，使他日愈具备着攀登科学顶峰的人们所必须有的那些优秀品质。
布吕克的研究室实际上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赫尔姆霍兹医学院的一部分，是全德国唯一最有威望的医学院。而且，它也确实解决了一系列生理学和医学上的难题。
布吕克教授在一八七四年发表了《生理学讲义》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生理学就是有机体本身的科学。有机体同无生命的但能活动的物体——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同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现象。原子系统是通过力运动的，而力的运动是依据由罗伯特·迈尔在一八四二年发现，然后又由赫尔姆霍兹加以推广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力的总和（运动的力和潜在的力）在每一个独立的体系中始终都保持固定。真正的原因就是科学上加以形象化的所谓‘力’。我们关于‘力’知道得越少，我们所加以区分的‘力’的类型就越多：机械力、电力、磁力、光、热等。知识的发展最后把力归结为两种——吸引和排斥。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作为有机体的人。”
布吕克的这段话乃是弗洛伊德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依据这样的认识，似乎一切有机物和有生命的物体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力的吸引和排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观点充斥于科学界，同样也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动力学内容时还说：“力相互支持或相互阻止，相互联系或相互协调，如此等等。”
本书第二章末曾引用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的一段话，表示“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何“深深地吸引着”弗洛伊德，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从政的愿望而选择医学这一行。如今，弗洛伊德经过了近三年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更加深深地迷恋达尔文的进化论。须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弗洛伊德此后奠定精神分析学的导思想之一。而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机械唯物论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相融合，就成了弗洛伊德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
达尔文（1809—1882）出生在一位医生家庭，他和弗洛伊德一样在大学的最初两年是在医学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度过的。但后来达尔文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而转入剑桥大学神学系。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达尔文的真正学校不是大学，而是在“贝格尔号舰”上的五年（1831—1836）的环球旅行。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他全面研究了物种起源问题。
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关于造物主“创造行动”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以及林奈（1707—1778）和居维叶（1769一1832）关于生物界的“物种永恒性和不变性”的形而上学学说。有许多科学家不顾自然科学中积累起来的事实材料，拒绝作出关于有机体形态能源一致和有规律发展的结论。有许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千百万种不同生物形态中的每一种都是个别地和孤立地发生的，与其他的物种完全不相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地上，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该书全名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优种被保存》）。这时候，弗洛伊德刚刚三岁半，但是，当弗洛伊德于七十年代初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候，达尔文在这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伟大学说已经牢牢地统治着整个生物学界。
在这一著作中，达尔文证明，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种是逐渐地通过自然的途径从其他早先存在的种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创造行动”或突然变化的结果。
达尔文的观点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迅速地战胜了一切关于物种不变的无稽之谈。他的学说使弗洛伊德牢固地树立了关于有机体有规律发展的观点。正是由此出发，弗洛伊德坚决地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有规律的——就连“梦”这样一种表面上极其紊乱或虚幻的精神现象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当然，达尔文的学说中也包含着某些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性也同样影响了弗洛伊德。
达尔文的学说的缺点集中地表现在他所说的一句格言中：“自然界没有飞跃”。这句话显然是与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的学说相矛盾的。在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下，弗洛伊德也同样没能正确地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变化关系。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所处的学习环境也使他进一步加强了来自达尔文的消极影响。弗洛伊德从一八七六年起入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室和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而这两位教授都深受罗伯特·迈尔和赫尔曼·赫尔姆霍兹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老师布吕克忠实地继承赫尔姆霍兹的论点。布吕克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有伟大而灵活的头脑，走起路来总是很稳重，同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简直是非常协调。弗洛伊德说，他有一双“透蓝的眼睛”，很怕羞，不太爱说话。他是一位基督教的新教徒，讲起话来普鲁士的口音很重。所以，他在到处充塞着天主教徒的维也纳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因为他和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一样，他只尊重科学和事实，不承认其他的“权威”。有一次，他的一位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皮毛的观察表明……”。布吕克看到这一句话，便在下面重重地打上一个叉，并在旁边写道：“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皮毛地进行观察”。据弗洛伊德说，他在一八七三年刚入大学时，“还没有把握到观察的重要性，还不知道观察是满足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是，追随布吕克仅仅两年，他就掌握了观察方法的基本功，并在自己的思想中深深地认识到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舍此不可能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
布吕克就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哪一位学生答错了他所提出的第一道题，布吕克就会很生气地、默默地、僵直地坐在课室里持续十分钟或十二分钟，直到答错问题的学生一再请求并请系主任一块前来央求为止。维也纳大学的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纯理性”的人。据说，一八七三年，他的心爱的儿子突然死去了，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禁止任何人提起他儿子的名字，并把他儿子的相片从他的视线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除去。他比过去工作得更加勤奋努力，好象要用工作来冲淡自己的感情上的痛苦那样。他完全没有虚荣心、阴谋，根本没有想过要追求权力。他对于一切勤奋、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就是最仁慈的父亲。他对这种学生的照顾和关怀远远地超出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他尊重一切有独创性的学生，勉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不同意布吕克的观点，他也要千方百计给予帮助。所以，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凡是与布吕克结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他。
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往往都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的创立是从他与沙考特（1825—1893）和布洛伊尔（1842一1925）的接触才开始的。实际上，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知识，还是他的思想方法，都是布吕克首先给予影响的。弗洛伊德此后的发展，并不是抛弃布吕克的理论和观点，而是以他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独立地创造的结果，是把布吕克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精神生活的科学研究的产物。
但是，弗洛伊德也同样继承了布吕克的片面观点，以致使他在研究精神现象时，把决定论的思想加以绝对化，变成了神秘的目的论的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