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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饭时，大家不再谈论政治和社团，话题一转，大家回忆起一八一二年来，这是尼古拉最喜欢的话题。杰尼索夫开的头，皮埃尔谈到这话题也兴高采烈，特别愉快。后来，这几个亲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散去。
晚饭过后，尼古拉在书斋里宽衣，对等候良久的管家交代了一些事情，就换上睡衣，走进卧室。此时，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写字台旁，她正在写着什么东西。
“你在写什么呀！玛丽？”尼古拉问，玛丽亚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有些担心丈夫对她所写的东西能不能理解，会不会赞成？她本来不想让他看她写的日记，现在既然已被他发现，那就顺水推舟，让他知道这件事。这样一来，她心中也觉得高兴和踏实。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把一本蓝色笔记本递给他看，上面写满了笔迹刚健的字。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讽的口气说，接过日记本。
日记是用法语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睡醒觉却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派人来找我。孩子既任性，又十分固执。我想吓唬他一下，不料，他的火气更大了。我就来干我的事，不理他了，和保姆一起帮其他几个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大为惊讶，半天不吭一声。然后，他穿上一件内衣跑到我跟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费了好大劲也没法把他哄好。看得出来，他因为伤了我的心而感到十分难过，晚上，我给他分数单时，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只要对他温存体贴，他就能听话。”
“分数单是什么？”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根据大孩子们的白天表现，给他们的操行打分数。”
尼古拉看了一下那双凝视着他的闪闪发亮的眼睛，又接着翻看日记。日记中记下了做母亲的认为孩子们生活中值得重视的情况，从中可以反映出孩子们的性格，并提出教育方法中的一般的看法。尽管记的大部分都是细小的琐事，而做母亲的却不认为这是琐事，连第一次读到日记的父亲也与母亲有此同感。
十二月五日的日记写着：
“米佳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吃馅饼，后来就没有给他吃。在别人吃馅饼时，他眼巴巴地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想，罚孩子不吃甜馅饼，只能增强他们的贪欲。这一点要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看了看妻子。她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询问似地望着丈夫，似乎在问他是否赞成她写的日记呢？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仅赞成，而且很钦佩妻子。
“也许用不着这样过分认真，也许完全不用这样做。”尼古拉想。但玛丽亚为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精神，却使他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如果尼古拉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感情，那么，他会惊奇地发现他之所以如此坚贞、如此自豪和充满柔情地爱着妻子主要是因为她具有一个真诚的内心境界，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他几乎无法达到的，这使他惊叹不已。
他为妻子的聪明才智而感到骄傲，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妻子相比，是大为逊色的，他更感到高兴的是，她不仅身心属于他，而且成了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完全赞成，完全赞成，亲爱的，”尼古拉意味深长的说。沉思片刻，又补充说：“可我今天表现不好。当时你不在书斋。我在同皮埃尔争论时发了脾气。在那种情况下，没法不发脾气，他简直像个孩子。如果娜塔莎不把他管着，我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噢，我知道，”玛丽亚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说，你已知道，”尼古拉一想起他们的争论就十分激动，他接着说，“他想说服我相信，一切正直人的职责就是去反对政府，并且还要去宣誓效忠新的组织……可惜，当时你不在场。要知道那时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太可笑了。要知道平时她把皮埃尔管得很紧，但是一开始争论，她一点主见都没有了，只是机械地重复着皮埃尔的话。”尼古拉补充说，他已控制不住要议论议论自己的亲属了。他没想到他说娜塔莎的这番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他对自己妻子的关系上。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当我对他说宣誓效忠、忠于职守高于一切，他就乱说一通来证明自己见解的正确。真可惜，当时你不在场，要是你在场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照我看，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受难，腐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人。他的话当然也是对的，”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还有更迫切的责任，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指示，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冒险，但决不能让孩子们也去冒险。”
“就是，就是，我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尼古拉附和着说，似乎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可他还是说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这些话都是当着小尼古拉的面说的，这孩子偷偷地溜进书斋，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尼古拉，你知道，这孩子总是让我耽心，”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常怕由于自己的孩子而冷落了他。我们大家都有孩子，都有亲人，可是他什么亲人都没有。他老是一个人耽在那里想自己的心事。”
“我看你完全用不着为他而自责。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所做的一切，你都为小尼古拉做到了，而且还继续在做。当然，这件事你做得问心无愧，我也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出色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说话都听出了神。你想想看，我们去吃晚饭时，我一看，他把我桌子上的东西都弄坏了，接着，他马上向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真是好孩子！”尼古拉又说，他从来不喜欢小尼古拉，但承认他是个好孩子。
“我毕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玛丽亚伯爵夫人说，“我体会到这中间有差别，我心里很难过。他是个好孩子非常好的孩子，可我真替他耽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没关系，不用多久了，到夏天我就带他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是啊，皮埃尔一向都是梦想家，而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接着说，又转回到书斋的话题上，这话题显然令他十分激动。“至于谈到阿拉克切耶夫不好，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结婚时，负债累累，随时有坐牢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母亲看不到，也不了解情况的严重。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后来你来了，有了孩子和家业。我从早到晚在帐房里，忙于工作，难道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吗？不是的，我明白我应当工作，以便奉养老母，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清贫。”
玛丽亚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仅仅是靠面包，他过份地看重家业了。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说，说也无用。她只是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的这一举动，看成是赞成他的想法的表示，他沉吟了一会，继续大声地自言自语。
“你知道吗，玛丽亚，”他说，“今天伊利亚·米特罗凡内奇（他的管家）从唐波夫乡下回来说，已经有人愿意出八万卢布来买那片林子了。”尼古拉还十分兴奋地说，“过不了多久很可能买下奥特拉德诺耶。再过十来年，我就能给我的孩子们留下……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了。”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听就知道，丈夫想对她说什么事了。她明白每当他自言自语时，有时会突然问她，他刚才说了什么，如果他发觉，她在想别的事，他会生气的。她总是集中注意力去听他的讲话，因为实际上她对他所讲话一点兴趣也没有。她眼睛望着他，心中倒不是在想别的什么事，而是在体会另一种感情。她对她面前这个人百依百顺，怀着无限柔情，而这个人对她所想的一切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尽管是这样，她对他的一片深情还是越来越强烈，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当她完全沉浸在这种感情中时对丈夫的各种想法和打算就根本听不进去，不能深入细致地观察，不仅如此，她头脑里还不时闪过一些与丈夫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的念头。她想到她的侄儿（丈夫说小尼古拉在听皮埃尔谈话时十分激动，这使她大为吃惊），想到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她想到侄儿，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并没有拿侄儿和她的孩子们来作比较，但她比较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并发觉对小尼古拉的感情有所欠缺，对此她深感内疚和不安。
有时她想到，这种区别是年龄的差异造成的；然而她又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对不起他。她内心暗自许诺要加以改正，并做她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爱全人类那样，一辈子都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小尼古拉，爱一切人。玛丽亚伯爵夫人一直在不断地追求永生、永恒和尽善尽美的境界，因而她的心灵永远得不到安宁。她脸上总是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实际上反映出她那受肉体之累的灵魂所感受到的崇高而隐秘的痛苦。
尼古拉向她看了一看。“天哪！当她脸上露出这种严肃的神色时，我仿佛觉得她就要升天了。万一她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尼古拉心里这么想，然后就站在圣像前做起晚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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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和丈夫在一起时，谈话也像一般夫妻之间那样，也就是直率而明确地交换思想，既不遵循任何逻辑法则，也不用判断、推理和结论的程式，而完全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进行。娜塔莎早已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与丈夫交谈，因此只要皮埃尔谈话时，一运用逻辑推理，就准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夫妻之间有点不和了。只要皮埃尔开始心平气和地进行推理式地谈话，而娜塔莎也照样以这种方式回话，她就知道下一步就是要吵架了。
剩下他们两人在一起，娜塔莎就会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突然悄悄走到丈夫身边，一下子搂住他的头紧靠在自己的胸前，说：“现在你可完全属于我了，完全属于我了！你跑不掉了！”接着他们就谈起话来，违背一切逻辑法则，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同时讨论许多问题，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彼此理解，反而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就像做梦一样，梦境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毫无现实意义的，前后矛盾的，只有那支配梦境的感情是真实的。像在梦境中一样，他们彼此相处与交往也违背一般常规情理，交谈的语言模糊，不相连贯，而只有感情在支配他们的交谈。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起她哥哥的生活，讲到皮埃尔不在家时她很痛苦，感到生活空虚，也谈到她比过去更加喜欢玛丽亚，讲玛丽亚在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说这些话时，诚恳地承认玛丽亚比自己好，然而同时又要求皮埃尔更加喜欢她，而不是喜欢玛丽或别的女人，特别是皮埃尔在彼得堡见过许多女人之后，她再一次向他说明一下。
皮埃尔回答娜塔莎说，他在彼得堡的确参加了许多晚会和宴会，见到了不少太太小姐，不过她们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已经忘记了，不习惯怎么跟这些太太小姐们打交道了，”他说，“简直乏味透顶。再说，我自己的事已经够我忙的了。”
娜塔莎凝神对他看看，继续说：
“玛丽亚真了不起！”她说，“她很能理解孩子们。她仿佛把孩子们的心都看透了。譬如说，昨天米佳淘气……”
“哦，他太像他父亲了。”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心里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佳像尼古拉，他一想到同内兄的争吵就不痛快，他很想知道娜塔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尼古拉就是有这个弱点，凡是大家没有认可的，他决不表示同意。不过，我知道，你很重视开拓新天地。”她重复了皮埃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不，主要的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考和推理只是消遣，甚至是消磨时间。比如，在收藏图书方面他订下了一条规则，不把买来的书（西斯蒙第①、卢梭、孟德斯鸠②的作品）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补充说。“你知道，我想使他……”他开始缓和一下自己的口气，娜塔莎打断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必要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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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卢梭和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你说，他认为思考是一种消遣……”
“是的，对我来说所有其他的一切才是消遣。我在彼得堡时，像在做梦一样，会见所有的人。一旦堕入沉思，我就感到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消遣罢了。”
“哦，刚才你去看孩子们，和他们互相问好时，可惜我不在场，”娜塔莎说，“你觉得那个孩子最讨你喜欢？很可能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还在接着谈他内心中考虑的事情。
“尼古拉说，我们不应该思考。可我办不到。更不用说在彼得堡时我的感受了。我觉得（我对你可以直说），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我，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了。那时各人坚持各人的一套。但是我能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我的想法简单明了，也易为大家所接受。要知道，我不说我们应当反对这反对那。那样可能把事情办糟，会出差错的，我说，凡是喜欢做好事的人都携起手来，我们唯一的旗帜是——积极行善。谢尔盖公爵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有一点却使她困惑不解。那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同时又是我的丈夫吗？！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她想告诉他，自己心中的疑问。“哪些人能够肯定他比其他人更聪明呢？”她自己问自己，并且把皮埃尔所崇敬的人在脑子里逐一地回想一遍。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敬的人要算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说，“我想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人。他怎么样？如果他在，他会赞成你的做法吗？”
皮埃尔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说沉吟了一会，显然在认真考虑卡拉塔耶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可能还不太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真爱你！”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一切都是那么优雅、幸福、安宁，我将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哦，刚才你谈到离别，我们离别后我对你怀着多么特殊的感情啊……”
“是啊，还会更加……”娜塔莎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一直是爱你的，爱得不能再爱了，特别是……是啊……”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们俩人的目光相遇了，彼此的眼神把要说的话都完全表达了。
“这些都是些蠢话。什么度蜜月真幸福啦，什么恋爱初期最甜蜜啦，”娜塔莎突然说，“恰恰相反，现在才是我们爱情的金秋时节。只要你不出门离开我就好。你还记得我们吵架的情况吗？每次都是我不对，总是我的不是。可咱们为什么争吵，我已经不记得了。”
“都是为了一件事，”——皮埃尔微笑着说，“忌妒……”
“别说了，我不想听，”娜塔莎叫道，眼睛里露出冷峻的愤怒的神情。“你见到她了吗？”她停了一下，又问。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啊，你知道吗？当你在书斋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你，”娜塔莎说，显然她力图驱散向他们袭来的阴云。“你跟我们的孩子长得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她指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啊！该到小儿子那里去了。……奶来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同时转过身来面对着面，一齐开口说话。皮埃尔自鸣得意，兴致勃勃，娜塔莎脸上露出平静而幸福的微笑。他俩同时开口，然后又同时停住，让对方先说。
“不，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吧，我说的是些傻话。”娜塔莎说。
于是皮埃尔接着讲他已经开始的话题。他得意洋洋地讲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就。谈到得意之处，他仿佛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向全俄罗斯和全世界指明前进的新方向。
“我只是想说，凡是有伟大影响力的思想总是简单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能聚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势力，那末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要知道，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你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说些傻话。”
“没什么，还是说吧。”
“没什么，一点小事，”娜塔莎说，笑得更加容光焕发，“我只是想谈一下佩佳，今天保姆准备把他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他笑起来了，眯起眼睛，紧紧搂住我，他大概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起来，不去保姆那边了。他那个样子可爱极了。你听，他现在又在哭了。好了，再见！”她说着就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在楼下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卧室里，像往常一样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怕黑，这个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德塞尔高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他那高鼻梁的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小尼古拉刚刚睡醒，出了一身冷汗，睁大眼睛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前方。他是被一场恶梦惊醒的。在梦中他和皮埃尔都戴着普鲁塔赫①著作的插图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着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由白色的斜线组成，这种斜线很有点像秋天布满空中的飘荡的蜘蛛网丝。而德塞尔把这种细丝称为游丝②。前面是光荣两个字，也像飘忽不定的丝线，只不过更粗一些。他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向前走去，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引导他们的线松弛了，纠缠在一起，拉也拉不动了，此时，尼古拉姑父突然站在他们面前，神态威严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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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鲁塔赫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②法语：圣母线。（即飘浮在空中的游丝。）
“这都是你们干的吧？”他指着被弄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我爱过你们，可现在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首先往前走就干掉谁。”小尼古拉回头去看皮埃尔，皮埃尔已不在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虽无影无形，却确实站在那里。小尼古拉看见父亲、觉得他特别喜欢他父亲，但又觉得自己浑身无力，骨头也散了架，似乎想爱又爱不起来。父亲抚爱他，怜惜他。可此时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却离他们越来越近。小尼古拉吓得要命，一下子就惊醒了。
“父亲，”他想。“父亲（尽管家里已有两张维妙维肖的安德烈公爵像，但小尼古拉脑海中始终没有想到安德烈公爵这个人的形象），“父亲和我在一起，他抚爱我。他称赞我和皮埃尔叔叔。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将尽力去办。穆齐·塞服拉烧掉了自己的手①，为什么在我生活中就碰不到这样的事情呢？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是要学习的。到学习结束那一天，我就要有所作为。我只要求上帝帮我办一件事——让我遇到像普鲁塔克的英雄们所遇到的事，我一定照他们的榜样去做。我还要比他们完成得更好。到那时，人人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小尼古拉突然感到胸闷气紧，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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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穆齐·塞服拉是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相传为了挽救罗马不致亡国，他自己烧掉右手，以示决心。
“您不舒服吗？”①他听见德塞尔在问他。
“没有什么。”②小尼古拉回答说，又躺到枕头上去。“他是多么好的人，又慈祥，又和气，我喜欢他。”小尼古拉这样忖量着德塞尔的为人。
“哦，还有皮埃尔叔叔！他这个人太好了！还有父亲呢？
父亲！父亲！我一定要有所作为，做出他深感满意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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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
②法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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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学科。然而，人们却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过语言文字详尽说明——不仅描述人类的生活，而且尽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办法来描述和探索那种似乎难以捉摸的民族生活。他们总是阐释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生平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各族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呢？对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各自选出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引导被选定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指定的目标。
如此这般，上述问题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事务的办法得到了解决。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条原则。
看来，现代史学观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于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本不该再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政权形成的原因了。但是，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它在理论上虽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依然追随着他们。
现代史学抬出的不是一些领导芸芸众生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从帝王到记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领导民众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赋权力和直接去执行神的意志的人们。代替从前迎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学家还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祉，采用最为抽象的概念：为全人类文明的福祉，而全人类这里一般是指仅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学虽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观点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势所趋，其逻辑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权神授及古人的命运观的史学家又殊途同归地承认：一、各族民众是受个别人领导的；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奔向一个已知的目标。
从基邦到保克尔的这些现代史学家们，虽然他们好像各有分歧，其观点也貌似新颖，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回避不了那两个陈旧的原则。
首先，史学家记述的是他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的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类人物；另有人认为除帝王将相之类而外，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其次，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恢宏强盛，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那个称为欧洲的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们知道的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大片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基督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屠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后来他又以某种借口去杀戮非洲人。他讨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长于心计，所以，他回到法国，能够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慑服了。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那儿又屠杀了许多人。当时，俄国也有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仑修好，一八一一年，他两人又反目为仇，于是，许多人又遭他们杀戮。接着，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长驱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随后他突然又逃离莫斯科。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的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一下子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军立即攻打拿破仑刚刚纠集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驻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不过，当时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称号，仍尽力对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过，此人一向只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他乡。然后，精明练达的国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先他人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域。）在维也纳发表谈话，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与君主又几乎爆发争执，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互相残杀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一营人马又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为此，盟国的君主极为恼怒，于是，又跟法国人交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人们又恍然承认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强盗。就是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钟爱的法国，在孤岛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业绩留给后世。欧洲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抬头，各国的君主又重新欺压百姓。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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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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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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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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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作为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这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夫以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被风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不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权力就是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专题民族历史好似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置于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带有一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幼稚地提出问题：“拿破仑究竟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一手？”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引起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代货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愚弄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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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其一：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阐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涵义，否则历史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
所以必须说明权力的涵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作战。我们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对这种看法是这么熟悉，以致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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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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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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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②博马舍（171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④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⑤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⑥抒情歌手出现于十二三世纪的德国，他们到处唱情歌，也唱十字军军歌。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生活与思想动机和特点。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急躁，说过如此这般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如此这般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何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为何彼此处以死刑。
假如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当代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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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并不能包括各民族的生活，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的，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假说，并未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也许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对法学的目的而言也许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当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当历史时期开始，这种理论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移交的活动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种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牲口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言那群牲口之所以从这个方向或从那个方面走动、是由于那头牲口引路的缘故，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牲口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那只在前面走的牲口引导着它，所以别的牲口的意志总和都交给那群牲畜的头头。”
这就是第一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那群牲口的牲畜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牲口带领的方向不是一群牲口所选择的方向，所有牲畜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头头移交给另一个头头。”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以下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按照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
“假如前头的牲口不断地更换，一群牲口的方向不断地变换，那是因为，为要到达既定的方向，牲口把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注目的那些牲口，因此，为研究一群牲口的运动，我们应当观察这群牲口周围走动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牲口。”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代表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换一种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即是说，权力就是我们不解其含义的词语。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把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加以批判后，人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思维，还有一个用来检测思维结果的工具——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待说，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而且权力的存在已经由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实。
一桩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出现，那桩事件好像由于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①。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波西米亚②。拿破仑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那桩事件总与颁布命令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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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六四年，在法军支持下，马克西米连取得了墨西哥王位。
②指一八六六年奥、普战争。
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即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说的话——只是表现在一桩事件上（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认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设想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假设几句话可以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非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
不假设神干预人类的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发生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权力不过是存在于个人意志的表现和另一些人对履行这个意志之间的依赖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依赖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假如神发布一道命令，表示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示与时间无关，也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是，如果谈到命令——它是在一定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的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应当重新确定：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布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发布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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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人类行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只要重新确定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后一道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道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连串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连串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作战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联的命令结合在一道同时下达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未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条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时，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统治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连串事件不适宜，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适宜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知道，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上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种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未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所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条的命令中，只有几条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迷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不同的难以数计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桩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的最繁杂的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的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面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就发现，命令无论如何不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疏忽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出命令的人亲自参与了事件。
颁发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共同行动而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的人是直接参与的，少数人是间接参与的。
在人们为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总数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总数目更少，由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首脑。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由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布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为数较少）行动比士兵为少；但是他们发布命令。军官更少地直接行动，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总司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发布有关群众行动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的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职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愈多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小，他们的人数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大，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最少地直接参与行动，最多地发号施令。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联的时候才得以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最少地参与事件本身，他们的活动仅仅是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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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每时每刻仔细观察那些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产生了错觉。
假如我们每时每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疏忽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见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常常改变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变航向，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事情，奉命办理的事情。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汹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与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无论发出多少命令，假如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有关系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一个名人与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愈多地发表意见、预言和辩护，他就愈少地参与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联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大。
从精神方面来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来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联合方面。
或者，换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是不适用的。
我们分析到最后，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内达到的极限，假如智慧不对它所研究的对象采取玩弄的态度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自然属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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