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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在这一夜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卧室内来回走动着，忽而皱紧眉头，深入思考什么为难的事情，突然耸动双肩，浑身打战，时而又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想到了安德烈公爵，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他们的爱情，他时而嫉妒她的过去，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又为此而原谅自己。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他仍然一直在卧室内来回踱着步。
“呶，到底该怎么办才好；非这样办不行吗？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就是说，应当这样办。”他自言自语地说，于是匆匆脱去衣服，上床睡了，他感到幸福和激动，无忧无虑。
“既不管这种幸福多么奇特，也不管这种幸福多么不可能，为了和她结为夫妇，我都要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他自言自语道。
皮埃尔早在几天之前就决定星期五动身去彼得堡。他在星期四早上醒来时，萨韦利伊奇进来向他请示收拾行李的事。
“怎么，去彼得堡？彼得堡是什么？谁在彼得堡？”他不由自由地问道，虽然他是在问自己。“噢，是的，好像是好久以前，还在这件事尚未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的确打算过要去一趟彼得堡，”他回忆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我要去。他是一个多好的人，多细心，把一切事情都记得那么清楚，”他望着萨韦利伊奇那苍老的脸，“他的微笑多么愉快！”他想。
“萨韦利伊奇，你怎么一点都不想自由呢？”皮埃尔问。
“大人，我为什么要自由？老伯爵在世的时候——愿他升入天堂，现在和您生活，侍候您，从未受到虐待。”
“那，你的孩子们呢？”
“孩子们都还过得去，大人；跟上这样的主人是可以活下去的。”
“可是，我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皮埃尔说。“我突然结婚了……要知道这是很可能的事情。”他不由得微笑着补充说道。
“我斗胆说一句：这是好事，大人。”
“他把这件事想得那么容易。”皮埃尔想。“他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有多么危险。太早或者太晚……可怕！”
“您还有什么吩咐？明天是否动身？”萨韦利伊奇问。
“没有什么了，我要推迟一点。我到时候再告诉你。你原谅我给你添麻烦了，”皮埃尔说，他望着萨韦利伊奇的笑脸，想道：“可是多么奇怪，他竟然还不知道，现在谈不上什么彼得堡，他还不知道，当务之急是对那件事做出决断。或许，他确已知道，而只是佯装做不知道罢了。要跟他说一下吗？他是怎样想的呢？”皮埃尔想。“算了，以后再说吧。”
吃早饭的时候，皮埃尔告诉公爵小姐，他昨天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遇见了——你猜猜看——谁？遇见了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听后的神情显露出，她看不出来这个消息比皮埃尔见到安娜·谢苗诺夫娜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您认识她吗？”皮埃尔问。
“我见到公爵小姐了，”她回答道，“我听说过，有人给她和小罗斯托夫做媒呢。这对罗斯托夫家可是一件大好事，听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不，您认识罗斯托娃吗？”
“我那时只是听到了这件事，真可惜。”
“对的，她现在还不明白，或者是佯装不知道，”皮埃尔这样想，“最好也不告诉她。”
公爵小姐同样也为皮埃尔准备了路上用的食品。
“他们全都那么厚道，”皮埃尔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事情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兴趣，然而他们却都做了，大家都是为了我；真令人吃惊。”
这一天，警察局长也来见皮埃尔，请他派人到多棱宫去领回今天就要发还给原主的东西。
“这个人也是这样，”皮埃尔望着警察局长的脸想道。“多么可爱、多么漂亮的军官，多么善良！现今还管这种小事情。还有人说他不廉洁，贪图享受。真是一派胡言！可是，他为什么不贪图享受？他就是那样教育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干的。他在看我时，微笑着，显得那么善良，那么令人愉快。”
皮埃尔去玛丽亚公爵小姐家吃午饭。
他乘车驰过大街，街道两旁是被大火焚毁的房屋，这些废墟的美令他十分惊奇。房屋的烟囱、断壁残垣，在被大火焚烧过的市区内延伸着，相互遮掩着，此情此景，简直是莱茵河和罗马大剧场的遗迹活生生地再现于眼前。他所遇见的马车夫们、乘客们、做木框架的木匠们、女商贩和店老板们，所有这些人，都表现得很欢快，容光焕发，他们都瞧着皮埃尔，仿佛在说：“瞧，这就是他呀！那就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吧。”
在走进玛丽亚公爵小姐家的时候，皮埃尔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怀疑自己在昨天是不是真的到这里来过；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见到过娜塔莎，并且和她谈过话。“或许是自己的虚幻的梦觉吧，有可能我进屋去之后什么人都见不到。”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房间的时候，在一瞬间失去了自主，他全副身心都感觉到，她在那里。她是在那里，她仍然着一身带软褶的黑色布拉吉，她和昨天梳着完全相同的发型，然而，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假如他在昨天进来时，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他绝不可能在任何一瞬间能够不把她认出来。
她差不多仍旧是她在孩提时和在后来成为安德烈公爵的未婚妻时地所记得的那个样子。她的眼睛里总是忽闪着一种欢快的、探询的目光；她的脸上总是显露出温柔的和一种奇特而又顽皮的神情。
皮埃尔吃过午饭之后，原打算要坐上一个晚上的；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要去做晚祷，皮埃尔就跟她们一道去了。
第二天皮埃尔很早就来了。吃罢午饭过后，度过了整个晚上。虽然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对她们的客人很明显是欢迎的；虽然皮埃尔的全部生活的情趣现在都集中在这个家庭里，但是，临近黄昏时，他们已经把所有要谈的话都交谈过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不断地从一件琐屑的事情跳到另一件琐屑的事情上，而且谈话也常常中断。这天晚上皮埃尔一直坐到很晚，以致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不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明显，她们期待着皮埃尔是不是能够早点离开。皮埃尔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不能离开。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局促不安，依旧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因为他不能站起来，不能离开。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她第一个站起来，声明自己头痛，起身告辞了。
“那么，你明天动身去彼得堡？”她说。
“不了，我不去了，”皮埃尔以惊奇的神情，好像抱屈似的急急忙忙地声明。“不去了，去得堡？明天；我还不打算辞行，我还要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的，”他站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说，他的脸涨得通红，却并不离开。
娜塔莎把手伸给他，然后走出了房间。玛丽亚公爵小姐却相反，她非但不离开，反而坐进圈椅里，她那忽闪忽闪的、深沉的目光严肃地、凝神地注视着皮埃尔。很明显，她在此之前曾明显表露出来的困倦。现在已经完全一扫而空了。她深深地长叹一声，似乎准备和他作一次长谈。
娜塔莎一离开房间，皮埃尔的惊慌不定和尴尬表情立刻完全消失了，而代之以一种急切的、兴奋的心情。他连忙把一张扶手椅移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身边。
“是的，我想对您说，”他好像是对她的话作出的回答，又好像是对她的眼神作出的回答，他说，“公爵小姐，帮帮我的忙吧，我应当怎么办呢？我还能有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您听我说呀。我全都明白了。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我知道，现在还不能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做她的兄长。不是，我所指的不是这个……我不想，不可能……”
他顿了一顿，用双手揉了揉眼睛，搓了一下脸。
“可真是啊，是这样的，”他继续说道，很明显，他在尽力控制住自己，尽可能地把话说得有条有理。“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了她的。然而，我只爱她一个人，我这一生也只爱她一个人，没有她，就很难设想我将怎样活下去。在目前，我还没有决定向她求婚，但是，一想到或许有一天她可能成为我的妻子，而我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机会，是多么可怕。请告诉我，我能有希望吗？请告诉我，我要怎么办才好，亲爱的公爵小姐。”他说，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因为她没有作出回答，他就碰了一下她的手。
“我正在考虑您对我说过的话呢，”玛丽亚公爵小姐回答道。“我要对您说的是这样的，您是对的，您现在就向她表示爱情……”公爵小姐停住嘴。她想说，现在向她表示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因为最近三天来她看出娜塔莎突然变了，假如皮埃尔现在向她倾吐爱慕之情，娜塔莎不但不会感到遭受屈辱，而且她正希望这样呢。
“现在向她表示……不行。”玛丽亚公爵小姐终于说。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您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皮埃尔直盯盯地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眼睛。
“好吧，好吧……”他说。
“我知道她爱……她会爱您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纠正了自己的话。
她的这些话还没有说完，皮埃尔就跳了起来，惊惶不定地抓住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认为我有希望吗？您认为？！
……”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您给她的父母亲写封信。您就交给我吧。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她。我祝愿这件事能圆满成功，我的内心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一定能成功。”
“不，这件事不可能成功！我多幸福啊！但是，这件事不可能成功……我多幸福啊！不，不可能成功！”皮埃尔吻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说道。
“您到彼得堡去吧；这样更好些。我给您写信。”她说。
“去彼得堡？去那里？很好，我一定去。那我明天还可能再来吗？”
第二天，皮埃尔来辞行。娜塔莎不像前几天那样活泼；但是，在这一天，皮埃尔有时看一下娜塔莎的眼睛，他觉得，他自己正在融化，无论是他，或者是她，都不再存在了，只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难道这是真的吗？不，这不可能。”他自言自语道，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他的心充满了欢乐的激情。
当他向她告别的时候，他握住她那瘦瘦的、纤细的手，他不由自主地把她的手久久地握在自己手中。
“难道这手、这脸，这双眼睛，所有这与自己不相同的所有女性美的珍宝，这一切都将永远属于我，就像是我对我自己的一切那样习以为常？不，这不可能！……”
“再见，伯爵，”她大声对他说，“我一定等待着您。”她又低声补了一句。
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以及在说这句话时的那种眼神和脸上的表情，都成了皮埃尔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无穷无尽的回忆、释念和对幸福的向往。“我一定等待着您……是的，是的，她怎么说来着？是的，我一定等待着您。啊，我是多么幸福啊！这是怎么搞的，我多幸福！”皮埃尔自言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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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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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现在的心情，与他在向海伦求婚时的处境虽然相似，但心情却完全不同。
他从来不愿意重复他当时带着一种病态的羞愧心情对海伦说出的那些话，他不会对自己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说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说‘Jevousaime’①？”相反，他现在重复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既不添加一个字，也不减少一个字，在他头脑中像过电影似的，详细地回顾了她的表情和她的微笑，他现在所想的只是不停地重复。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连一丝一毫怀疑的影子也不存在了。只有一团可怕的疑云不时在头脑中掠过。所有这一切莫非是在做梦吧？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弄错了吧？我是不是太自负，或者是太自信了呢？我有信心；可是突然之间说不定会发生这种事：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了她，她一定会微微一笑，回答她说：“真是太奇怪了！他多半是弄错了。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嘛！可是我呢？……我则完全不同，我是另一种人，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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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爱您。
只有这团疑云常常在他的脑海中掠过，他现在也还没有制定任何计划。他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幸福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他只要能够得到它，往后就不再会有什么事了，一切都圆满告终了。
一种令人喜悦的、意外的疯狂支配着皮埃尔，而这种喜悦和疯狂是他从前不认为自己也会有的。人生的全部意义，不仅对于他一个人，而是对整个世界来说，他觉得只在于他的爱情，只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候，他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的未来的幸福而奔忙。有时候，他又觉得，所有的人都同他一样高兴，只不过他们尽力掩饰这种高兴，假装他们的兴趣在其他方面罢了。他把人们的一言一行都看作是对他的幸福所作的暗示。他经常以他那意味深长的自己感到幸福的目光和微笑（似乎他们之间已有默契），使遇见他的人感到吃惊。但是，当他明白了人家可能尚不知道他的幸福的时候，他就十分可怜他们，并且想对他们加以解释，他们所忙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无足轻重的一些小事罢了。
当人们建议他出来做点事，或者当人们讨论某种公共的、国家的事情和战争时；人们认为某件事这样或那样的结局将决定大家的幸福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温和的、同情的微笑聆听着，并且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使同他说话的人感到惊奇。皮埃尔觉得，那些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也就是懂得他的感情的人，以及那些显然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在这一时期里，所有的人，他觉得都被他的光辉感情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
他在处理亡妻的事务和一些文件的时候，除了惋惜她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现在所知道的幸福之外，对亡妻竟然没有丝毫怀念之情。瓦西里公爵现在由于已经谋得一个新官职和获得了几枚勋章，特别骄傲，而在皮埃尔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可怜的老头子。
皮埃尔在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一切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仅不放弃这些对人和对事物的观点，而且恰恰相反，每当在他的内心产生某种怀疑和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助于在那段狂热时期所形成的看法，而这个观点永远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可能，”他想，“我在当时的确显得有点稀奇和古怪；然而，当时我并不像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狂热。正相反，我在当时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聪明，更能够看清楚一切事情，只要是在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全都了解了，因为……当时我是幸福的。”
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发现被他称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的时候，才爱他们，而现在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地爱人们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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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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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皮埃尔走后的那第一个晚上，当娜塔莎带着一种快乐的、讥讽的微笑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真的像是刚从浴室内走出来一样，穿着常礼服，头发剪得短短的，从这一刻起，在娜塔莎的心中却有某一种隐蔽的，甚至连她自己本身也莫明其妙的，又难以克制的东西苏醒了。
所有的一切：面孔、脚步、目光、声音——她的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都完全改变了。就连她自身也感到意外的东西——生命的力量以及对幸福的渴望，都浮升到表面上来了，而且渴望予以满足。从第一天晚上起，娜塔莎好像把她自己以往的所有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从此之后，没有一次埋怨过自己的处境，她对过去哪怕是一个字也从不提及，她已经不害怕制订未来的美好的计划了。她很难得谈到皮埃尔，每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在她的眼睛里久已熄灭了的那种亮光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她的嘴唇咧着独特的微笑。
在娜塔莎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最初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吃惊；但当她明白了这种变化的意义时，这一变化使她感到痛心。“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情就那么淡漠，这样快就把他给忘掉了。”当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一人在忖度娜塔莎所发生的这种改变时，她在内心里这样想。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生的气，也不责备她。在娜塔莎身上洋溢着的一种复苏的生命力，十分明显地，是无法遏止的，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以致使她在娜塔莎的面前觉得她没有任何权利哪怕是只在内心里去责怪她。
娜塔莎以全部身心和所有的真诚沉湎于这一新的感情之中，她并不想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悲哀，而只有高兴和快乐。
那天夜间，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和皮埃尔谈过话之后回自己的房间时，娜塔莎在房门口迎着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翻来覆去地说道。娜塔莎脸上露出欢喜的、同时又是怪可怜的、为这种欢喜请求原谅的表情。
“我原本想在门口听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
对于娜塔莎看她的那种眼神，尽管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非常理解，已经非常感动；尽管娜塔莎那激动的样子确实令人同情；然而，娜塔莎所说的话，在最初的一刹那间仍然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屈辱。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忧郁的、有几分严肃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动身去彼得堡；娜塔莎吃了一惊。
“去彼得堡！”她重复说，似乎没有听懂似的。但是当她一看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忧郁的神情，就猜到了她难过的原因，她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生怕会做出傻事来；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爱。”娜塔莎细声说。
“那你哭什么？我为你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由于她流了泪，她已经原谅了娜塔莎的快乐了。
“这不会很快了，总有这么一天。你想一想，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给尼古拉，那该是多幸福啊！”
“娜塔莎，我不是求你别谈这个吗？咱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他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说，她连忙自己作出了回答：“不，不，应该去……玛丽，你说是吗？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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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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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二年来到了，然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汹涌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已经平静了。它似乎沉默下来，但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这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了解），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但人类却像不断前进的时间一样，继续向前迈进。人们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建立了，又解散了。国家的建立和解体以及各个民族的迁移的种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急遽地冲击；但它却在海水的深处汹涌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过来卷过去；现在他们仿佛停留在原处，只是在漩涡里打转。原先，这些历史人物领导着军队，发布命令，宣战、出征、会战，藉之以击退民众运动；而现在却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条约来击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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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机遇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乃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多说，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另一种情况呢？
历史告诉我们：“机遇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遇？什么是天才？
机遇和天才并不表示任何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想，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遇。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特殊的单独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到特殊的单独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特殊的偶然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就会立刻看到，那头养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起码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我们只有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屠杀事件；还有，西方向东方进军，东方向西方进军，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两个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偶然性来解释促使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发生变化的那些琐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些琐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去空想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地、更细致地和更彻底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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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
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对付东方军队的庞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在进行其军事活动时，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具有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的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谎本领、华而不实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丧失斗志、孩子般的冲动鲁莽和盲目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他到处碰到的都是所谓的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势。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未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未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去成。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军欧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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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这个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
正在此时，又竟无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让他远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这时，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不战而降，最轻率的军事命令却取得了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竟使自己相信，认为这么干很好，很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但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末日已到；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这些毫无意味的话本来可能送掉他的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这时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他们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结果既不能保住政权，也不能将拿破仑置之于死地。
机遇，成千上万个机遇，赐给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协助他确立这个权力。机遇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机遇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机遇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遇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且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杀害公爵。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力地使群众信服他有权有势。机遇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这个意图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马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遇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仅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除外），尽管原先对他的罪行怀有恐惧和厌恶，现在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自封的称号，承认了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地增强和壮大，好像是在估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以便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联队同中欧各国的人丁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军事领袖制造舆论、进行辩护的势力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运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价。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都立刻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要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准备让他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的矛头指向东方，并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偶然和天才消失了，出现了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底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以及焚烧莫斯科之火。同时，天才也不见了，代之以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逃跑了，不停地往回跑，一逃再逃，如今一切机会和偶然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了。
自东向西的一次逆向的军事行动现在发动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五年、一八○七年、直到一八○九年也有自东向西的同样行动的尝试，也同样组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也有中欧各国的参与，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行动的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惜。但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偶然机会又出现了。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奸诈，受到无情的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让他管辖小岛，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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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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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的波涛在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儿，并且以为是他们平息了军事活动。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各国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风浪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旧来自运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手段，没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遇，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自己演出的悲喜剧，在已经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看作是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使你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这些行动的威力搞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都无法了解这一点。
至于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逆向军事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有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挡住别人、领导这自东向西的军事活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各项事务的关心，不是为微利所蒙蔽的关心，而是长远的关心；他需要在精神上超越于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私仇。所有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本人经历的无数偶然机会所造成的：譬如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的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就能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他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求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求福利，而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拟订出儿戏般的虚假计划，扬言如他掌握政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到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这种权力，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的权力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让我经常想到上帝和自己灵魂的纯洁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整的球形体，同时又是非常庞大的以致于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宇宙整体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他就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繁衍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考察植物的迁移，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个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难以解释清楚，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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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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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别祖霍夫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就像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垂下他那老年人的头，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好像正在期待和乞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有时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预订午宴和晚宴的酒席，显然是想装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感染人，反而使熟悉他和喜爱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下来，同时抱怨，说他感到寂寞、烦闷。几天后，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开始，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已自知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每次夫人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的主要罪过——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涂敷圣油仪式后，他平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内，挤满了亲朋好友，向死者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悔恨和内疚的心情，仿佛向谁作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伯爵此时死去，是在他的经济情况步入山穷水尽之地，已无法想象是否能再熬上一年的时候。正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弄清楚了。虽然谁都知道伯爵负债累累，这些零星债务的数额之大令人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上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孝子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劝告，毅然承担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生性善良，人缘较好，债主们慑于他那种难以捉摸的强大影响，以前一直不好开口，如今却蜂拥而至上门要债。就像一般情况那样，债主们争着首先得到债款，像米坚卡等持有赠予期票的人，现在就成为讨债最急的人了。那些原来可怜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就算受过损失）的人，现在却不肯放宽尼古拉的还债期限，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现在也毫不留情地向那个显然没欠他们帐却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人逼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种获得成功，地产以半价卖出去了，但仍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他认为欠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款，他为了不致为余下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以此威胁他），他只有重新去任公职。
虽然重返军队可以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她生活中唯一的倚靠，抓住他不放。因此，尽管他不愿留在莫斯科熟人中间，尽管他讨厌文职工作，他还是在莫斯科找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就脱下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太了解尼古拉的困境。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但竭力掩饰他的窘境，尼古拉的处境特别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而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十分穷困。伯爵夫人简直无法想象如果缺乏她从小过惯的奢侈环境怎样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有多艰难，还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时而要马车去接熟人（此时他们家已没有马车了），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为娜塔莎、索尼雅和尼古拉买一件他们意想不到的高级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内心中对她的嫌恶，帮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经济上的窘迫。尼古拉因索尼娅尽心尽力照顾母亲，对她感激不尽。他赞赏她的耐心和忠诚，却竭力疏远她。
他在心里责怪她，好像就因为她十分完美，几乎无法责怪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惜的品德，可是就缺少使他爱的东西。他觉得他越是赞赏她的为人、她的品德，就越是爱不起来。她过去在信中写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就给忘记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尼古拉的处境每况愈下。从薪金里攒点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攒不了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又借了几笔小债。他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劝他娶一位有钱的姑娘，他颇为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母亲去世，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没有任何心愿，不抱任何希望，在逆境中不发牢骚，没有怨言，而在内心深处却享受一种忧郁而严峻的欢乐。他竭力避开过去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帮助。他摆脱一切娱乐消遣，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和母亲玩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竭力保持忧郁的心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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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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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传闻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还听说：“当儿子的为母亲自我牺牲”——
城里人都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觉得她还是爱他的，不由得心中一阵喜悦。她回顾她家和罗斯托夫全家旧日的交情，几乎像一家人那么亲密地觉得她应当去看他们。但一想到在沃罗涅日她同尼古拉的关系，又害怕起来。不过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后，她还是鼓足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一家。
第一个迎接她的人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里必须先经过他的房间。向玛丽亚公爵小姐第一眼看去时，尼古拉脸上的表情不是她所一直期待的欣喜之情，而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冷淡和高傲。尼古拉向她问了好，把她领到母亲屋里，坐了四五分钟就走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屋里出来，尼古拉又迎着她，冷淡又一本正经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起伯爵夫人的健康时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关您什么事？别打扰了我的平静！”他的眼神似乎这么说。
“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要干什么呀？我实在受不了这些阔小姐和她们的客套！”等公爵小姐的马车一走，他显然控制不住心中的怒气，当着索尼娅的面大声说。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尼古拉！”索尼娅几乎掩饰不住自己内心中的喜悦，说。“她是那么善良，妈妈又那么爱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想再谈到公爵小姐。但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几次提到她。
伯爵夫人夸奖她，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次，并表示想常常看到她。但是，一谈到公爵小姐时，夫人总觉得心中不是滋味。
做母亲的一提起公爵小姐，尼古拉总是不作声，他的沉默更惹急了母亲。
“她可是个又贤惠，又可爱的好姑娘”她说，“你应该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要不老和我们在一起，会憋死的，我这样想着。”
“我一点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来说要见见人，现在又不要见人了。宝贝儿子，我真弄不明白。你一会儿闷得慌，一会儿又不要见人。”
“我又没说过我闷得慌。”
“什么，你不是说你连见都不愿见她吗？她可是个好姑娘，你一向喜欢她，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一点也没有瞒你，妈妈。”
“如果我求你做什么不愉快的事，倒也罢了，我只不过求你回访一次。这是应尽的礼数……我求过你了，既然你有事瞒着母亲，我就再不过问你的事了。”
“您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都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咬咬胡子叹了口气，他开始发牌，极力引开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几天一再重复这样的谈话。
自从访问过罗斯托夫家，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她原来不想首先去拜访罗斯托夫家，看来这个想法是对的。
“我又没有期望得到其他什么结果，”她借助她的傲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想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很好，我欠了她老人家不少情。”
但这些想法并不能使她内心得到安慰：当她回想那次访问时，总有一种悔恨之情在折磨她。尽管她决定不再去罗斯托夫家，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忘掉，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着落似的。她问自己，什么事使她烦恼时，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她和尼古拉的关系。他对她彬彬有礼的冷淡态度并非出自他内心的真正的感情（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他这种态度掩盖着某种东西。这一点她需要弄明白，而迄今使她内心不能平静的也正是这一点。
仲冬的一天，她正在教室里照看侄儿做功课，仆人通报尼古拉来访。她决定不动声色，竭力保持镇定，她请布里安小姐和她一同到客厅里去。
她第一眼就从尼古拉脸上看出，他只是来回拜一下，于是她就决定采取同他一样的态度。
他们谈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谈到一些共同的熟人，也谈到最近的战讯。这样的礼节性的寒暄通常需要十分钟，过后客人就可以起身，此时，尼古拉站起来告辞了。
在布里安小姐的协助下，公爵小姐总算顺利地进行了这场谈话。但是就在最后一分钟，当尼古拉站起来告辞的那个时刻，公爵小姐感到这种敷衍性交谈令人十分疲劳，又想到为什么生活对她个人给予的欢乐是这么少——这种思绪如此萦绕着她的心，以致她突然感到心神恍惚，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没有注意到尼古拉已经起立，而她仍然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看了看她，想假装没有看出她的走神，就跟布里安小姐谈了几句话，又看了一眼公爵小姐。她依旧坐在那儿不动，和善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他忽然可怜起她来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可能是他伤了她的心，使她脸上现出哀怨的表情，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愉快的话，但想不出说什么才好。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省悟过来，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对不起！”她说，仿佛刚苏醒过来，“您要走了，伯爵，那么，再见！那么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等，我这就去取。”布里安小姐说，走出了房门。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偶而看一下对方。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露出了苦笑，终于打破了沉默，“我们在博古恰罗沃初次见面以来，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可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们俩人都不走远——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挽回那段时光……但是一切都挽回不来了。”
尼古拉说话时，公爵小姐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她仿佛竭力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内心深处对她的真正的感情。
“是的，是的，”她说，“对于过去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伯爵。就我所了解的您现在的生活来说，您将会永远愉快地回忆它的，因为您现在的生活充满自我牺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赞扬，”他慌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一直在自我责备，不过说这些太乏味、太没意思了。”
于是他的眼神又像原来一样冷淡。但公爵小姐又从他身上看到原来那个熟悉而心爱的人，而她现在就正在同这个人谈话。
“我想您会让我说这些话吧，”她说，“我同您……同您一家那么亲近，所以我想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适当的。但我想错了，”她说。此时，她的声音突然颤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下来继续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有上千条原因（他特别加重说了为什么这三个字）。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心中好难受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公爵小姐内心的声音在说。“对，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乐、善良和开朗的眼神，不光爱他俊俏的外表，我看到他有一颗高尚、刚强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心，”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是啊！他现在很穷，可我有钱……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她想起他原来的柔情，此刻望着他那善良的、忧郁的脸、她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伯爵，究竟为什么？”她向前凑近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告诉我，为什么？您将告诉我。”他不吭声。“伯爵，我知道您为什么，”她继续说。“可是，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我向您承认这一点。您为什么要使我失去我们原来的友谊。这使我深感痛心。”她喉咙里哽咽着，眼里含着泪。“我的生活里本来就很少有幸福，因此失去任何东西都使我更加难过……原谅我，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份上，等一下！”他喊道，竭力拦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过头来，看着他，他们默默地相视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的原本不可能的事情，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眼前的，即将成为现实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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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着妻子、母亲和索尼娅迁到童山居住。
三年内，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其余的债务。一个表姐去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把欠皮埃尔的债也还清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年，尼古拉已把他的财务整顿得有条不紊，更进一步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此时他还在谈判买回父亲在奥特拉德诺耶的住宅——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一桩大事啊！
起初，他管理家业是出于需要，但不久就对经营庄园入了迷，几乎成为他独一无二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个普通地主，不喜欢新办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他嘲笑经济理论著作，不喜欢办工厂，不喜欢价格高昂的产品，不喜欢种植其他贵重的农作物，也不单独经营农业的某一部门。他的目光总是盯着整个庄园，而不是庄园的某一部门，在庄园里，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当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尤其注重农民。他认为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手段，而且是农业生产的最终目标和判断农业生产最后效益的主要裁判员。他先是观察农民，竭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对好坏的看法，他只是在表面上发号施令，而实际上是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以及对好坏是非的判断。只有当他了解农民的爱好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懂得他们话里潜在的意思，感到自己同他们已打成一片；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尼古拉就是这样来经营他的农庄，于是在农业上他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的时候，凭着他那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指定了合适的村长和工长（如果农民有权选举的话，也会选上这两个人的），而且再也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钻研借方和贷方（他爱说这种嘲笑的话），而是弄清农民牲口的头数，并千方百计使牲口增加。他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一概不姑息，尽可能把他们从集体驱逐出去。
在播种、收割干草和作物上，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一视同仁。像尼古拉这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又这么好的地主很少。
他不爱管家奴的事，称他们为吃闲饭的人。然而大家却说他姑息家奴，把他们惯坏了。每当需要对某个家奴作出决定时，特别是作出处分时，他总是犹豫不决，要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有在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家奴去当兵。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丝毫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最多只有一两个人持不同意见。
他不会只凭一时心血来潮找什么人的麻烦或者处分什么人，也不会凭个人的好恶宽恕人和奖赏人。他说不出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但两者的标准在他心里是明确不变的。
他对不顺利，或者乱七八糟的事，常常生气地说：“我们俄国老百姓真没办法。”他似乎觉得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农夫。
然而他却是用整个心灵爱“我们俄国老百姓”，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了解和采用最富有成效的、最适合俄罗斯农村特点的农村生产经营方法和方式。
玛丽亚伯爵夫人妒忌丈夫对事业的热爱，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她也不能理解他在那个对她来说是如此隔膜和生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快乐和烦恼。她无法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里或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同她一起喝茶时，怎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当他赞赏地谈起富裕农户马特维·叶尔米什和他家里的人通宵搬运庄稼，别人还没有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的时候，她不能理解他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兴致勃勃。当他看见温顺的细雨洒在干旱的燕麦苗上时，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咧开留着胡髭的嘴唇，她无法明了他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满天乌云被风吹散，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汗水淋淋，身上带着一股苦艾和野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这时，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总是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粮食和农民的粮食都可以入仓了”。
她更不了解的是，这个心地善良、事事顺她意的人，一听到她替农妇式农夫求情免除他们的劳役时，为什么就会露出绝望的神情，为什么善心的尼古拉坚决拒绝她，他很气忿地叫她不要过问那与她无关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世界，他十分热爱那个世界，而她却不懂那个世界的某些规章制度。
她有时竭力想了解他，对他谈起他的功劳在于给农奴做了好事，他一听就恼了，他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也没有为他们谋福利。什么为他人谋幸福，全都是说得漂亮，全都是娘们的胡扯。我可不愿让我的孩子们上街去要饭，我活一天，就要理好我的家业，就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立个好规矩，必须严格管理，就是这样。”他激动地握紧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又说，“因为，如果农民缺衣少食，家里只有一匹瘦马，那他既不能为他自己干好活，也不能给我干什么活了。”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没有让自己想到他是在为别人做好事，是在乐善好施，于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富于成效，他的财富迅速增加，邻庄的农奴都来请求把他们买过去。就在他死后很久，农奴们还念念不忘他的治理才能。”“他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可是他对人并不姑息。没说的——一个好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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