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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述的时候，有哪一个俄国人不感觉到十二万分的遗憾、不安和难于理解的呢？有谁又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所有三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法国军队，既然溃逃的法国人又饿又冻，成群地投降，既然（历史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计划就是要阻截、活捉全部法国人，那么，为什么又没有俘获和消灭全部法国人呢？
数量上少于法国人的俄国军队，何以打了一场波罗底诺战役？何以能从三面包围法国军队，其目的就是全部俘获他们，而又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难道法国人就比我们强那么多，在已经被我们的优势兵力包围以后，也不能够消灭他们？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历史（所谓的历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某某人，他们没有执行这样的或那样的策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这些策略呢？如果说，他们的罪过在于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审判，没有被处决呢？然而，退一万步来说，让我们假定，俄国人的失误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罪过。然而仍然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拥有那些条件（俄国军队在这两处均占据优势），而法国军队及其元帅们、王侯们和皇帝没有被俘获，而这又正是俄国人的目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以库图佐夫阻碍进攻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怪现象（俄国军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在塔鲁丁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已阻挡不了进攻的军队了。
为什么俄国军队以微弱的兵力在波罗底诺战胜了拥有强大兵力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处于优势兵力情况下，却败给了法国的一群乌合之众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切断和生擒拿破仑和元帅们，那么，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企图，没有哪一次不遭受可耻的破坏。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最后阶段是法国人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是完全对的，而俄国历史学家说，是俄国人获得了胜利，这就完全错了。
俄国的军史家们，只要他们愿意遵循逻辑，自然而然就能得出这一结论，不管他们怎么满腔热情地歌颂过勇敢、忠忱等等，应当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仑得到一连串的胜利，是库图佐夫的失败。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放到一边，就可以知道，这个结论本身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导致了他们彻底灭亡，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导致他们消灭了敌人，把法国人全部赶出国境。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历史学家们是根据两国皇帝和将军们的信函、战斗报告、报告等类似文件来研究当时的事件，他们说，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法国军队退路，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和军队，这样一个目的从来就不存在，完全是他们虚构出来的。
这一目的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要实现这个目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目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第一，溃逃的拿破仑军队竭尽全力逃跑，要尽快逃离俄国，这也正是每个俄国人所期望的事情。对于逃得如此之快的法国人，再去组织若干战役，这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截断那些一心只顾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之所以没有意义还在于为了消灭法国军队，要损失自己的军队，而法国军队没有外在原因，在这一阶段也在自行消灭，在所有道路上没有任何阻碍，也不可能把十二月间所实存的军队的百分之一，带领逃越国境，
第四，要俘获皇帝、王侯和公爵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经认识到，俘虏了这些人，会使俄国人十分为难。要俘获整个军团更加没有意义，因为俄国自己的军队抵达克拉斯诺耶时，就减少了一半，而押解这些俘虏需要一整个师，而自己的给养已很困难，口粮都不足了，捉到的俘虏大都快要饿死。
所有关于切断和生擒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高深计划，好像是一个种菜园子的人制定的计划，他在驱赶践踏菜园的牲口时，却跑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畜牲。唯一可以替他辩护的理由，那就是他太生气了。然而，对于那些制定那个计划的人来说，就连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菜园遭受践踏之害并不属于他们。
然而，除了切断拿破仑的军队毫无意义之外，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做到，是因为：
第一，经验证明，在一次战役中，各个纵队的战线延伸到五俄里的距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部队的行动与作战计划相符合，若要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准时在指定地点会师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以说，没有这种可能，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这个计划时就说过，这距离牵制作战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拿破仑军队不要命的狂逃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力，要阻挡住，使其瘫痪，这就必须要有比现有的俄军数量多得多的军队。
第三，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学中的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则切不断。切断军队——堵住它的去路——怎样都办不到，因为周围总有很多地方可以绕过去，还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军事学家可以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只要敌人宁死也不投降，就很难俘获他们，这就像一只小燕子落在你的手上，好像是可以捉住，但就是捉不住一样。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战术规则投降的人，才能俘虏他们。然而对法国军队来说，他们完全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不适合的了，因为无论是逃跑还是被俘虏，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第四，之所以不可能，还有一点是最主要的，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所处的条件那么可怕，俄国军队追击法国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力量，以致于再多做一点事情，必将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丁诺到克拉斯诺耶的行军途中，因生病和掉队，减少了五万人，这相当于一个大省省会的人口数目。没有打仗部队就减去了一半人员。
在战役的这一阶段，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给养不足、没有伏特加酒，一连数月夜间都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那时白天只有七、八小时，其余时间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那时，作战时，人们进入不讲纪律的死亡边缘只有几个小时，而当时一连数月每分钟都害怕被冻死或饿死；那时一个月时间军队要死去一半的人，——历史学家在讲到这一阶段战役时，他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侧翼某地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恰戈夫应该向某地转移（在没膝的雪地里转移），某某应当击退和切断敌军，等等，等等。
俄国军队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为了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至于另一些坐在暖和的房间里的俄国人，他们提出过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就不应当属于俄国军队的过错了。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出现了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这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是各位将军的高尚情操和动听的言辞，而不是历史事件。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不属于他们所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研究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那些原先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很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的这一目的，除了在十来位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而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也不可能有，因为他既没有任何意义，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第一，它是顺其自然而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你不去阻挡他们逃跑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靠的是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在法国人后面紧追不舍，只要法国人一停下来，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就像驱赶跑动的畜牲的鞭子。经验丰富的放牧人知道，对奔跑中的牲口最好是扬鞭吓唬它，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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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时，他会有存一种恐怖感觉：一个本质与自身相同的东西，眼看着消灭了——不复存在了。然而，即将死去的是人，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在亲人将死之前，除了有恐怖感觉之外，还会感觉到心痛欲裂和受到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一样，有时可以致命，有时也可以平静一些，但内心永远是疼痛的，难以承受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可怕的死亡阴影，吓得她们不敢睁开眼睛，精神上处于崩溃状态，不敢正视人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遭到污辱性的、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有的事情：大街上急速驰过的一辆马车，请用午餐，使女们请示准备什么布拉吉，更坏的是，虚情假意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刺伤着痛处，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所必须的宁静。她俩在这种宁静中，极力倾听在她们的想象中仍然没有停息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大合唱，也妨碍了她们注视那在她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神秘的、遥远的、遥远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块时，才不觉得遭受侮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谈话，也只说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同样都避免谈到有关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们觉得，承认有一个未来，就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她们在谈话中，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尽量地、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过的和所体验过的事情，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凡是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在她们眼前完成的神秘的尊严和圣洁。
她们沉默寡言，时时刻刻都努力回避着有可能涉及他的话题。这样，她们就从各个方面都设下了，绝不谈及他的警戒线。这就使她们觉得，一切都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洁、更加鲜明了。
然而，单纯的和无限的悲哀和单纯的和无限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其所处的地位，她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她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所陷入的悲伤世界所唤醒。她收到了家中来信，应该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房间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了一些事情并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那所住宅完整，只须稍加修理就行了。生命不停息，就应当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要离开她一直生活到现在的冥想世界，心情十分沉重；要丢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她多么怜惜，甚至于觉得问心有愧，但是，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急待她去处理，她也只有服从这种要求了。她和阿尔帕特奇清理了帐目，和德萨尔商量了侄儿的事情，作了妥善安排，作好了迁往莫斯科的准备。
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做启程准备时，娜塔莎总是躲着她，独自一人在一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准许娜塔莎和她一道去莫斯科，娜塔莎的父母欣然应允，他们看到女儿的体力日渐衰弱，以为更换一下环境，还可以请莫斯科的医生给她诊治，这对她是有益的。
在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求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后强忍住眼泪，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
自从娜塔莎感到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她要独自承受哀伤之后，她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缩着双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用纤细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揉搓某一件东西并用执着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疲倦、使她痛苦，然而，这对于她又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立刻站起来，改变她的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或者是顺手拿一本书看或者是顺手做点针线活，很明显，她急切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马上就要彻底弄清楚那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她深藏于内心的观点所想探讨出究竟的一个可怕的、又无力解答的问题。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黑色的毛呢布拉吉，辫发上随便绾起一个结，她瘦削、苍白，踡着腿坐在沙发角上，心烦意乱地把衣带的末端揉来揉去，眼睛注视着房门的一角。
她在看他去了的那个方向——人生的彼岸。这一人生彼岸她原先从未想到过，总觉得还相当遥远，也未必就真有。现在她觉得，人生彼岸较此岸更接近，更亲切，更可理解了。而人生此岸所有的一切不是空虚和荒凉，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向所知的他到过的地方望去，一切依然如旧，她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样子。她又看见了他在梅季希、在特罗伊茨、在雅罗斯拉夫尔时的样子。
她看见他的脸，听到了他的声音，重述他的话和自己的话和对她说过的话，时而又想到在当时为他和为自己可能说过的其余的一些话。
他穿着丝绒皮衣躺在安乐椅里，头支靠在瘦削、苍白的手上。他的胸脯可怕地凹陷下去，双肩耸立着。双唇紧闭，眼睛闪着亮光，苍白的额头上的皱纹不时地皱紧，隐约可见，他一条腿不停地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正在和难以忍受的疼痛作斗争。“这是一种什么痛苦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他有什么感觉呢？他是多疼痛啊！”娜塔莎想。他发觉她在注视他，于是抬起眼睛，不露笑容，开始说道。
“有一件事最可怕，”他说，“这就是把我和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永远捆绑在一起，这是永无止境的痛苦。”于是，他以试探的目光望着她。娜塔莎像往常一样，不等想好要说什么，就立即回答道：“不会这样下去的，这不会的，您一定会恢复健康，完全恢复。”
她这时又看见了他，并且在体会她在当时所感受的一切。她回想起他在说这番话时的长时间的、忧愁的、严峻的目光。
她明白，这种长时间注视的目光带有责备和绝望的意思。“我承认，”娜塔莎这时自言自语道，“假如他永远受苦，那一定是可怕的。我当时这样说，仅仅是因为这对他是可怕的，可是他却想到一边去了。他当时想，这对于我才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去。我是对他说了粗暴、愚蠢的话。我不曾想到这一点。我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假如我要把我想的说出来，那我就会说：让他死去吧，在我的眼前慢慢地死去，我就会比现在幸福。可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一切吗？不。他不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而现在，已经永远、永远无法挽回了。”他又对她说同样的话，可是现在，娜塔莎在想象中给他作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她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您要知道，这在您觉得可怕，可在我并不可怕。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了你，我便没有了一切，和您一道受苦，对我来说，更幸福。”于是他握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就像他在临终前四天，在那个可怕的夜晚那样握着。于是她在想象中，对他说出另外一些她在当时可能说出的温存、爱抚的话。“我爱你……你……我爱……我爱……”，她说这话时，紧握着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
她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悲哀之中，泪水夺眶而出。但是她突然问自己：她是在对谁说这番话？他在哪里？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然而一切又被冷酷无情的困惑所遮掩，她又紧锁双眉，她又向着他所在的地点望去，她似乎觉得，她马上就要识破那奥秘……就在她觉得已经解开那难以理解的事物时，门环被敲打得哗哗直响，她十分惊讶，女仆杜尼亚莎慌慌张张地，不顾女主人的面部表情，闯入了房间。
“请您快点到爸爸那儿去。”杜尼亚莎的表情异常紧张地说。“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有信来。”她一边抽泣，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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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除了对所有的人都有疏远感觉之外，这时她对家中的亲人有特别疏远的感觉。所有的亲人：父亲、母亲、索尼娅，对她如此亲近，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以致他们的言谈、感情，她都认为对她近来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一种侮辱，因而她不仅对他们冷淡，而且敌视他们。她听到杜尼亚莎说的关于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但是她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有什么不幸，怎么可能有不幸？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习以为常、平平静静。”娜塔莎心中说。
当她走近大厅时，父亲匆忙从伯爵夫人房间走出来，满面皱纹，老泪纵横。他从那屋里出来显然是为了能放声痛哭，以泄出心中压抑的哀伤。他看见娜塔莎，绝望地两手一掸，他那柔和的圆脸庞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扭曲着，发出痛苦的哽咽声。
“彼……彼佳……你去吧，去吧，她……她……叫你……”她像小孩子一样大哭着，急速地挪动衰弱的脚步走向一把椅子，他两手捂着脸，几乎是跌倒在椅子里。
忽然间一股电流仿佛通过了娜塔莎的全身，有一种东西出其不意地袭击她的心窝，她疼痛万分，好像觉得她身上有一块东西给扯掉似的，她在死去。在这一阵剧痛消失以后，她倏忽感到她已摆脱那内在的禁锢生活的痛苦。她瞧见父亲，听见母亲从门里发出一阵可怕的疯狂的叫喊，她立刻就把她自己和自己的不幸都置之于脑后。她朝她父亲跟前跑去，而他软弱无力地挥动着手臂，指着母亲的房门。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出门来，脸色惨白，下巴颏打战，紧紧地抓住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什么话。娜塔莎对她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她加快脚步往门里走去，顿了一顿，仿佛在同她自己作斗争，紧接着向她的母亲面前跑去。
伯爵夫人躺在安乐椅中，笨拙地挺伸身体，向墙上碰头，索尼娅和女仆们按住她的双手。
“娜塔莎！娜塔莎！……”伯爵夫人喊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说谎……娜塔莎！”她一边喊，一边把周围的人推开。“你们都走开，不是真的！打死啦？！……哈—哈—哈！
……不是真的！”
娜塔莎一条腿跪在安乐椅上，俯下身子，抱住她，以出乎意外的气力抱了起来，把她的脸转向自己，紧紧搂住她。
“妈妈！……亲爱的！……我在这儿，亲爱的……妈妈。”
她轻轻地呼唤着。
她不放开母亲，她哭天嚎地，她使劲搂着，她要来水和枕头，解开母亲的衣服。
“我的好妈妈，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她不停地轻声呼唤着，吻她的头、手脸，泪如泉涌，鼻子和两腮都发痒。
伯爵夫人挽住女儿的手，闭上了眼睛，稍稍安静下来，突然她以从未有过的迅捷站起身来，茫然四顾，她看见娜塔莎，用尽全力搂着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痛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凝望着。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以轻细的、信任的口气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能把全部实情告诉我吗？”
娜塔莎热泪盈眶，她看着妈妈，她的脸上和眼睛只有祈求宽恕和怜爱的表情。
“我的好妈妈呀，好妈妈。”她反复地说，她竭尽全部爱的力量，为了能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过度悲哀。
母亲逃避不了残酷的现实，又一次进行软弱无力的斗争，她难以相信，她的爱子英年早逝，而她还能够活下去。
娜塔莎不记得那一整天，那天夜里，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都是怎样过来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爱是顽强的，温情的，她没有怎样劝解，没有怎样安慰，而是对生活的召唤，这种爱似乎每一秒钟都从各个方面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娜塔莎把头靠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合了一会儿眼睛。床响了一下。娜塔莎睁开眼，伯爵夫人坐在床上，轻声说道：
“你回来了，我多么高兴，你累了，要喝点茶吗？”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长得好看些了，长成大人了。”伯爵夫人握住了娜塔莎的手，继续说道。
“妈妈，您说什么啊！……”
“娜塔莎，他不在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伯爵夫人抱住女儿，第一次哭出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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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启程日期。索尼娅、伯爵都很想把娜塔莎替换下来。他们未能办到。他们看得出，只有她才能使她母亲不致陷入疯狂的绝望。娜塔莎在母亲身边守候了三个星期，寸步不离，在她屋内椅子上睡觉，给她喂水，喂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的既温柔又亲切的声音才能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
母亲的精神创伤无法医治。彼佳的死亡夺去了她一半的生命。自从获悉彼佳死讯，过了一个月，她才从屋里走出来，她原本是一个精神饱满、热爱生活的才刚刚五十岁的女人，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对生活没有兴趣的老太婆了。而夺去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这个创伤，这一新的创伤却唤醒了娜塔莎。
由于精神崩溃而造成的心灵创伤，不管这似乎是多么奇怪，恰恰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渐渐愈合。而一个很深的伤口愈合之后，就好像是自己渐渐长好了一样，心灵的创作也和肉体创伤一样只能依靠发自内在的生命力医治。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痊愈的。她想到，她的生命已经终结了。然而，对母亲的爱突然证明，生命的本质——爱——
仍然活在心中，爱复苏了，于是生命也复苏了。
安德烈公爵临终前的那些日子，把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连系在一起。新的不幸使她们之间更加亲近。玛利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启程日期，在最近三个星期中，她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小孩子那样，照料着娜塔莎。娜塔莎在母亲的房间里呆了几个星期，这段时间几乎耗尽了她的体力。
一天中午，玛丽亚公爵小姐发现娜塔莎冷得直打哆嗦，就把她拉到自己房间，让她躺在自己床上。娜塔莎躺着，但是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要出去时，娜塔莎把她叫到身边。
“我不想睡，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一定要睡一下。”
“不，不。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她会找我的。”
“她好多了。她今天说话很正常。”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借助房间里半阴半暗的光线仔细端详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庞。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是，她是一个特别的、陌生的、全新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人。她是爱她的。她的内心又怎样呢？全都好。怎么好法？她是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太好了。
“玛莎，”她羞怯地拉住她的一只手，说，“玛莎，你不要以为我很坏。不是吗？玛莎，我是多么爱你啊，让我们做真正、真正的好朋友吧。”
娜塔莎拥抱玛丽亚公爵小姐，吻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娜塔莎表现出的这种感情是又喜又羞。
从这一天起，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只有在女人之间才有的亲切的温情的友谊。她们不停地相互亲吻，说着温情的话，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呆在一块儿。如果有一个外出了，另一个就烦躁不安，赶快紧随其后。
她们俩都觉得，俩人在一起比独自一人更和谐。她们之间感情比友谊更强烈：这是一种只有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的特殊感情。
她们有时一连数小时默不作声；有时已经上了床，才开始谈话，一谈就谈到天亮。她们多半是诉说往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讲述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和她的理想；娜塔莎原先不愿过那种虔诚、顺从的生活，不懂得基督教自我牺牲的诗意，而现在她觉得她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被爱联系在一起了，她开始爱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过去，懂得了她原先不懂的生活的另一面。她自己不愿过那种顺从生活，不信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因为她习惯寻求另外一些欢乐，但是她懂得了而且爱上了对方那种她原先不理解的美德。至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她听了娜塔莎讲述了童年和少年的故事，也发现了她原先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个方面，要相信生活，相信生活的乐趣。
她们绝口不谈及关于他的一切，她们觉得那些话会破坏在她们心中建立起来的崇高的感情，而这种缄默，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使她们渐渐地忘记了他。
娜塔莎瘦了，脸色苍白，身子太弱，致使大家常谈及她的健康，而她却高兴。然而她有时忽然不仅怕死，而且怕病，怕衰弱，怕失去美貌，她有时细看手臂，瘦得使她惊愕，或者早上照镜子看瘦长的，她觉得可怜的脸。她觉得，应当这样，而又觉得可怕和可悲。
一次，她快步上楼，喘不过气，不由得想退回，为了试试体力，看看自己，又往上爬。
又一回，她叫杜尼亚莎，声音发抖。她听见了杜尼亚莎的脚步声，她用唱歌的胸音又叫了一声，自己仔细倾听这个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从她心中看来无法穿透的土层中，萌出细嫩的幼芽，一定会生根，以她生气盎然的嫩叶遮盖住她的悲哀，很快就会看不见，觉不出。创伤从内部慢慢愈合。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启程赴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一道前往，以便在莫斯科请医生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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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亚济马战役之后，库图佐夫已遏止不了自己的军队要打败、切断……敌人的愿望，逃命的法国人和在后面穷追的俄国人都继续向前方运动，在抵达克拉斯诺耶之前，再没有打过仗。法国人逃跑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其后穷追的俄国军队怎么也追赶不上。就连炮兵和骑的马匹都累得跑不动了，关于法军行动的情报总也弄不准确。
俄国军队一昼夜强行军四十俄里，被这种连续不停的行动累得人困马乏，要想再快一点点都不可能办到。
要了解俄军消耗的程度，只要了解以下事实的意义就足够了：在塔鲁丁诺作战的整个期间，俄军伤亡没有超过五千人，被俘的不到一百人。但是，从塔鲁丁诺出发时有十万俄国军队，到达克拉斯诺耶就只剩下五万人了。
俄国人穷追法国人的强行军和法国人的亡命奔逃，都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其差别仅仅在于，俄军的追击行动是自由的，没有高悬在法军头上的死亡的威胁；还在于法军掉了队的伤病员落入敌方手中，而掉队的俄国兵却留在自己的乡土上。拿破仑军队减员的主要原因是行动速度过快，俄国军队的减员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库图佐夫在塔鲁丁诺和维亚济马的全部活动都放在（尽其所能）不去阻挡法国自取灭亡的这种行动（彼得堡方面和俄国军队的将军们却想阻挡它），而是促成这种行动，同时减慢自己的行军速度。
但是，除了军队疲惫不堪已十分明显和由于行动过快而造成严重减员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库图佐夫要减缓追击速度，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俄军的目的是跟踪法国人。而法军溃逃路线又捉摸不定，因此，跟的愈紧，跑的路就愈多。只有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抄近路截击法军所走的之字形路线。我们的将军提出的一切巧妙战术，就是频繁调动军队，加大行军里程。而唯一合理的目标是缩减行军里程。在从莫斯科到维尔纳的整个战役中，库图佐夫的行动就是为此目的——不是偶而地、一时地、而是始终如一，丝毫也未改变这一目的。
库图佐夫不凭借智慧或科学，而是凭他作为一名俄罗斯人，他和每一个士兵都息息相通，即：法国人败了，正在逃命，把他们赶出去；他和士兵们都知道，以那么空前的速度和在那样的季节行军的全部艰难。
但是，将军们，特别是外籍将军们想表现自己，一鸣惊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去俘虏某个公爵或国王，而目前任何战斗不但令人厌恶而且毫无意义，可这些将军们却认为正是打几仗，战胜某人的时机。当库图佐夫接到一个接一个的这种拙劣的作战计划时，他只耸耸肩：要执行这些计划，就要使用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饿得半死，在一个月中没有打仗就减少了一半的士兵，而且即便在最好的条件下继续追赶到边境。前面的路程比已经走过的还要远。
当俄军和法军遭遇时，想出风头，打运动战，打跨、切断敌人的这些愿望都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在克拉斯诺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们想在这个地方找到法国人的三个纵队中的一个中队，而碰上了拿破仑本人亲自率领的一万六千名军队，尽管库图佐夫为了保存自己的部队，竭尽全力避免那次毁灭性的遭遇战。然而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一连三天屠杀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
托尔拟了一道作战命令：dieersteColonnemarshierst，①等等。然而，像往常一样，一切行动都没有遵照命令进行。符腾堡的叶夫根尼亲王从山上射击，他要求援军，援军尚未赶到。一到夜间，法国人就躲避开俄国人，分散地逃进森林，凡能够逃脱的人就继续向前逃命。
米洛拉多维奇，这位自己说他完全不想知道部队的给养情况，他自命为“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②，凡有事需要找的时候，总也找不到他。可他却热中于和法国人谈判，他派人去法军中要求法国人投降，他白白地浪费了时间，他做了并非命令他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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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第一纵队向某地前进。
②法语：无畏和无可指摘的骑士。
“弟兄们，我把这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他骑着马来到部队跟前，他指着法国人对骑兵们说。于是，骑兵们跨上几乎跑不动的马，他们用马刺和战刀抽打座骑，追上这支送到他们嘴边的纵队，追上了这一群行将冻僵、饿死了的法国人；于是这支送到嘴边的纵队放下了武器投降了，其实，这群法国人早就希望这样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活捉了两万六千名俘虏，缴获了数百门大炮和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接着人们就争论谁谁立了功，对这一仗都很高兴，但十分遗憾的是没捉到拿破仑，连一个英雄或一个元帅也没捉到，他们为此互相指责，尤其责备库图佐夫。
这群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规律的盲目执行者，却当自己是英雄，自以为做了最可敬、最崇高的事情。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只知道满足私欲，在亚麻布厂①止步不前贪图安逸；说他在克拉斯诺耶按兵不动，因为他知道拿破仑在那里，就惊慌失措；说他和拿破仑有默契，被收买了，等等，等等。
不但当时被冲昏头脑的人那么说，甚至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grand②，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狡猾、好色、是软弱的老官僚；俄国人说他难以捉摸、是个傀儡，他有点用处，只不过因为他有个俄国人的名字而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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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麻布厂，村镇地名，位于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之间。库图佐夫在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一带休整，不去追击逃跑的法国人。
②法语：伟大。
③见威尔逊日记。——托夫斯泰注。（罗勃特·托马斯·威尔逊〔1774～1849〕，曾于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在俄军司令部任英国军事委员。他的日记于一八六一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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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竟公开指责库图佐夫，说他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意。不久前，遵照最高当局旨意编写的历史，就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宫廷骗子，连拿破仑这个名字都害怕，由于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错误，使俄国军队失去了获得彻底胜利的荣誉①。
俄国的知识界不承认不伟大的人——Hegrand－hom
me②就命该如此，而这种命运是少见的，常常是孤独的人的命运，这种人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群众因为对最高法则恍然大悟，用憎恨和蔑视惩罚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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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波格丹诺维奇著：《论库图佐夫及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托尔斯泰注。
②法语：伟大人物。
在俄国历史学家看来（说来多么令人奇怪和可怕！），拿破仑——这个历史上的微不足道的傀儡——，这个无论在何时、何地、甚至在流放期间也没有表现出人类尊严的东西，却成了值得赞扬和令人欢喜的对象，他grand（伟大）。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他的活动从一开始到最后，从波罗底诺到维尔纳，他的一言一行从未违反初衷，他是一个历史上最不平凡的具有自我牺牲、能事先洞察出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的典范。而库图佐夫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一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总觉得好像有点耻辱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始终如一。难以设想会有比这更可贵，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目标。在历史上便难以找出另外的例子，像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为了达到历史所付与的那个目标，竭尽全力，终于达到那个目标。
库图佐夫从来不说他“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①，不谈他为祖国作出的牺牲，不谈他想要做和已经做了的事，总之，他根本不谈自己，不装腔作势，永远显出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女儿和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际，和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开玩笑，从来不驳斥那些力图向他证明某件事情的人。拉斯托普钦伯爵在雅乌兹桥上向库图佐夫提到关于莫斯科陷落的错误时说：“您不是保证过不经战斗决不放弃的吗？”库图佐夫回答道：“不经过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阿拉克契耶夫从皇帝身边来，他对库图佐夫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的，我刚才就这样说过了。”虽然他在一分钟之前所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库图佐夫周围全是些糊涂虫，只有他一个人才理解当时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他本人或者是归咎于他，这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来担任炮兵司令，对他就更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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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拿破仑站在埃及金字塔上对军队说过的话。
这个老人的生活经验使他坚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的动力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不仅在这些场合下他这么说，他总是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说了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正是这个说话随随便便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没有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的目的不相符合的话。显然，他怀着不为人们理解的沉重心情，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不由自主的再三再四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自从波罗底诺战役一开始，他就与周围的人有了分歧，他一个人说，·波·罗·底·诺·战·役·是·胜·利，一直到临终前，他在口头上，在所有报告中，在所有战斗总结中都是这样说的。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是失掉俄罗斯。他在答复洛里斯顿建议和谈时说，不能和谈，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国人退却时，又是只有他一个人说，我军的一切调动都没有必要，一切都听其自然，这样会比我们所期望的完成的会更好，对敌人要给以生络，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没有必要，在抵达国境线时应当还有一点实力，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而他——这位宫廷内的大人物——是一个被人们描绘成为了讨取皇帝的欢心而向阿拉克契耶夫撤谎的人。只有他——这位宫廷大人物在维尔纳失去了皇帝的宠爱——只他一个人说，把以后的战争打到国境线以外去是有害的，是没有益处的。
但是仅仅用语言还不能够证明他在当时就理解了事件的意义。他的行动全部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违背，这个目标为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竭尽全力和法国人作战，第二，要打败他们，第三，把他们从俄罗斯赶出去，尽最大可能减轻人员和军队的痛苦。
库图佐夫老成持重，他的座右铭是“忍耐和时间”，他与那些主张死拼硬打的人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是他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发动了波罗底诺战役。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尚未打响之前，他就断言那次战役肯定要打输，而在波罗底诺尽管将军们都认为那次战役是打输了，尽管在历史上还未曾听说有过这种先例：打胜了的军队还要撤退，只有他一个人力排众议，一直到他临终都坚持说，波罗底诺战役是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整个退却期间都坚决主张不进行当时已经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发动新的战争，俄军不要跨越过边界线。
如果不把十多个人头脑中的目的偏偏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的，现在来理解事件的意义就很容易了，因为，全部事件及其后果都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这位老人怎么能在当时力排众议，准确地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全部活动过程中没有一次改变过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之所以能看得如此之透彻，其根源就在于他拥有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
正是由于人民承认他具有这种感情，人民才以那样奇特的方式，违反了沙皇的心愿，选定他——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把他抬到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位身居高位的总司令，他不是用他的全副精力去屠杀和迫害人们，而是去拯救和怜悯他们。
这个朴实、谦虚，因而才是真正伟大的形象，这不能归入历史所虚构出来的所谓统治人民的伪造的欧洲英雄的模式。
对于奴才来说，不可能有伟大的人物，因为奴才有奴才对伟大这个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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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是所谓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黄昏时分，在多次争吵和将军们没有准时率部到达指定地点的错误之后；在派出一批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们之后，一切情况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敌人已经四散奔逃，不可能有也不会再有战斗，于是库图佐夫离开了克拉斯诺耶前往多布罗耶，总司令部已在当天迁移到了那里。
晴空万里，严寒。库图佐夫骑着自己的膘肥体壮的小白马，带领一大群对他不满意，一路上窃窃私语的随从人员前往多布罗耶。一路上随处都可以见到一群一群聚拢在火堆旁边烤火的在当天俘获的法国人（在这一天俘虏了他们七千人）。在离多布罗耶不太远的地方，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用顺手捡来的破烂裹着身子的俘虏们，站在摆在路上的一长列卸下来的大炮旁边嘁嘁喳喳谈着话。当总司令走过来的时候，谈话声停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库图佐夫，他头戴一顶有一道红箍的白帽子、身穿从他那驼背上鼓凸起来的棉大衣，骑着小白马沿大路缓缓走来：一位将军正在向他报告那些大炮和俘虏是从什么地方俘获的。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件什么事情使库图佐夫悬挂着，因而那位将军的报告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不悦地眯着眼睛，专注地凝视那些法军俘虏，这些俘虏的样子特别可怜。大多数法国士兵的脸部成为畸形，鼻子和两颊都冻伤了，差不多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红肿、糜烂。
靠近路边站着一堆法国人。有两个士兵（其中的一个脸上长满了疮）正在用手撕吃一块生肉。在他们盯着过往的人的目光中，隐露着某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那个满脸生疮的士兵恶狠狠地向库图佐夫盯了一眼，立即转过身体，继续做自己的事。
库图佐夫久久地凝视着这两个士兵，他更加皱紧了眉头，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膀，很和气地和他说着话，库图佐夫又一次以同样的神情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他问那位将军，将军一面继续报告，同时请总司令注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前线所缴获的法军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显然，他吃力地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中来。他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数千双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期待他讲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前面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一个随从人员向拿着法国军旗的士兵们招了招手，叫他们走过来把这些军旗摆放在总司令的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好几分钟，看起来他极不乐意，然而他又不得不服从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所要求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于是他抬起了头，开始讲话了。一大群军官围住了他。他以专注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周围的军官，还认出了其中几个人。
“感激大家！”他转身朝着士兵们，紧接着又转身朝着军官们，说。笼罩在他周围的是一片寂静，可以十分清晰地听见他那缓慢地说出来的话。“为了艰苦，为了忠诚的服务，感激你们大家。我们完全胜利了，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稍稍停顿了片刻，环顾一下四周。
“把旗杆头放低点，放低点，”他对一个在无意之中把他手里拿着的法国鹰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的军旗前面压低下去的士兵说。“再把它压低一点，再压低一点，好了，就这样。乌拉！弟兄们！”他的下巴朝着士兵们迅速地摆动着，说。
“乌拉——拉——拉！”响起了数千人的欢呼声。
在士兵们正在欢呼雀跃的时候，库图佐夫在坐骑上俯下身子，低下了头，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温情的、又仿佛是一种讥讽的亮光来。
“是这样的，弟兄们，”当欢呼声一停下来时，他说……
突然之间，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声音都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总司令在讲话，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在讲话，很明显，他现在想对伙伴们说几句他想说的话。
在军官们中间和在士兵的队列中开始向前蠕动起来，以便能够更加清楚地听见他现在说的话。
“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艰苦，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要忍耐，不会久了。让我们把客人送走，那个时候就可以休息了。对你们的功绩，沙皇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是艰苦，但是你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是他们，你们看一下他们已经落到何等地步，”他指着俘虏们说道，“比最糟糕的叫化子还不如。当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可怜他们，可是现在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同样是人嘛。对不对，弟兄们？”
他环顾四周，从盯住他的那些倔强的、报其崇敬的、又是困惑不解的目光中，他看得出来都同情他所讲的话：他的眼角和嘴角皱起来，显露出一个普通的老年人的微笑，他愈来愈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犹豫不决地低下头。
“不过，把话又说回来，到底是谁叫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的？活该，这些畜……畜……！他突然抬起头说。他把鞭子一挥，策马疾驰而去，这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他离开了已经乱了队列，高兴得纵声大笑、高喊着“乌拉”的士兵们。
部队未必能听懂库图佐夫所讲的话。谁也不能重述出元帅开头庄严、结尾朴实、就像一般的慈祥老人所说的话；然而，老人的由衷之言不仅已经被理解，而且正是在老人善良的咒骂中表现出对敌人的怜悯和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的认识的伟大庄严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深藏在每一个士兵心中，他们以兴高采烈、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了。在此之后，有一个将军向总司令请示，是否要把他的车叫来，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呜咽起来，显然他十分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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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这是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当部队到达宿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一整天没有一点风，寒冷；天空中飘着零零散散的雪花，透过飘落的雪花，可以看见淡紫色的、灰暗的星空，寒气更加逼人了。
穆什卡捷尔斯基团队在离开塔鲁丁诺时是三千人，而现在只剩下了九百人，这个团队最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边的一个村庄），迎接这个团队的打前站的人说，村里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生了病的和死亡了的法国人、骑兵和参谋人员。只还有一间房子可以让团长住。
团长到他的住处去了。团队经过村子，在大路边上的住房旁边架起了枪。
这个团队就像一头巨大的、多脚的动物，他们开始为自己营造窝穴和准备食物了。一部份士兵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他们蹚过没膝深的雪地，走进村子右边的桦树林中，立刻就听到了刀砍斧劈的声音，树枝折断的声音和欢快的说笑的声音；另一部份士兵在团队的大车和马匹集中的地方，取出大锅和面包干，饲喂马匹；第三部分士兵分散到村子里的各个地方，为参谋人员准备住处。他们把停放在所有房子里的法国人的尸体搬运出去，然后，拖来一些木板、干柴和从屋顶上扯下来的禾草，准备生起火堆和做挡风用的篱笆。
大约有十五名士兵在村庄边上的一间房屋后面，快活地喊叫着摇晃一间棚屋的高大的篱笆墙，这间棚屋的屋顶已经被掀掉了。
“喂，喂，加把劲呀，大家一起用力推呀！”齐声喊叫着。那墙上面有雪的高大的篱笆墙来回晃动着，墙上的冰棱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下面的墙桩越来越咔嚓发响，终于那堵高大的篱笆墙连同推它的士兵们一齐倒了下来，爆发出一阵粗犷的、欢快的哈哈大笑声。
“抓住！两个两个地抓住！把棍子拿过来！就这样。你在往哪推？”
“喂，加点油……停一停，伙计们……咱们喊号子吧！”
大家都默不作声，于是一个低沉的像天鹅绒般动听的声音唱了起来，在唱到第三节末尾时，紧接着最后一个音，二十个人的声音一齐喊起来：“哦哦哦哦！来呀！加点油呀！一齐干呀！弟兄们呀！……”，不管怎样一齐使劲，那堵篱笆墙几乎纹丝不动，在稍似停止的静寂中，可以听见人们沉重的喘息声。
“喂，你们六连的！鬼东西，滑头鬼！来帮一把……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进入村庄的二十来个人，全都过来帮忙了：于是那一堵有十多米长，两米多宽的篱笆墙被压弯了，像刀切一般压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士兵们的肩上，沿着村庄里的街道往前移动了。
“走啊，怎么啦……要倒了，咳……怎么停住了？嗯，嗯……”
不停地说一些快活的、各种各样的骂人的脏话。
“你们干什么？”突然一名士兵向他们跑过来，厉声问道。
“大人们都在这儿；将军就在屋里，你们这些魔鬼，狗狼养的。我揍你们！”司务长喊道，他顺手给首先碰到的士兵背上打了一拳。“你不能小声点吗？”
士兵们都不吭声了。那个挨了打的士兵，撞到篱笆上，擦破了脸，满脸都是血。
“瞧，鬼东西，打的好重，弄的满脸都是血。”司务长走后，他怯生生地小声说。
“怎么样，你不喜欢吗？”一个笑着的声音说道；于是，士兵们放低了嗓门，继续往前走。一走到村外，他们就又像先前那样大说大笑，照旧说那些无聊的骂人的话。
士兵们经过一间小屋，屋内聚集了一些高级军官，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热烈谈当天的事情和明天进行的运动战。打算由左翼行动，切断代理总督（缪拉）并活捉他。
当士兵们把篱笆墙拖到指定地点时，到处都生起了做饭的营火，木柴噼啪作响，雪正在融化。在营地被踏碎的雪地上到处都晃动着士兵们的身影。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刀砍斧劈的声音。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拖来了过夜所需的木柴。为军官们架好帐篷，大锅里煮着饭，武器和装备都安置妥当。
八连拖来的篱笆墙朝北面竖立成半圆形，用枪支撑住，墙前生起了火堆。响起了晚点名的鼓声，吃过晚饭，在火堆旁准备过夜——有一些在补鞋袜，有的在吸烟，还有一些脱光了衣服，烘烤衣衫里面的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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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士兵在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难以用语言来描绘——没有保暖的靴子，没有皮衣，上无片瓦可以栖身，露宿在零下十八度严寒的雪地之中，甚至没有足够的口粮（部队的给养常常跟不上了，士兵们本应表现出十分狼狈和十分悲惨的景象。
恰好相反，即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比现在更加快乐、更加活跃的景象。这是因为每天都把意志薄弱和体力衰弱的人从部队淘汰掉，他们早就掉了队，剩下的全是部队的精英——不论在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坚强的人。
在用篱笆遮挡的八连驻地聚集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坐在他们那里，他们的火堆燃烧得最旺。他们规定，只有拿木柴来，才能坐在这里。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搞的……你跑到哪里去了？狼把你吃啦？去拿些柴来。”一个红头发、红脸的士兵喊道，他眨巴着被烟子熏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就这样他也不愿意远离火堆。“你，乌鸦，也去拿点柴火来。”这个大兵转过身对另一个士兵说。这个红脸人既不是军士也不是上等兵。但他壮实，就因为这，他就能指挥那些体质比他弱的士兵。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又瘦又小，长着个尖鼻子，乖乖地站了起来，准备去执行这个命令。就在这时，一个身材修长的、年青英俊的士兵抱着一大捆木柴向着火堆的光亮处走了过来。
“抱到这儿来，真是雪中送炭！”
大伙儿劈开木柴，往火上加，用嘴吹，用大衣的下摆煽，火苗丝丝作响，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士兵们挪近火堆，抽起烟来。那个抱木柴来的年轻英俊的士兵，两手叉腰，就地快速和有节奏的跺着冻僵了的脚。
“哎呀，我的妈呀，夜露多冷，好在我是一个火枪兵……”他悠然低吟，好像每一个音节都要打个嗝儿。
“喂，鞋底要飞了！”那个红脸人发现跳舞的人的靴底掌搭拉下来，高声叫道。“好一个舞蹈家。”
跳舞的人停住脚，扯下搭拉下来的皮子，扔进了火堆。
“好啦，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灰色法兰绒，用它包住脚。“都冻木了。”他补了一句，把脚伸向火堆。
“快要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仗，给大家发双份服装。”
“你看，狗崽子彼得罗夫，还是掉了队。”司务长说。
“我早看出来了。”另一个说。
“噢，一个不中用的小卒……”
“听说，三连昨天少了九个人。”
“不错，脚都冻坏了，还能走路吗？”
“嘿，废话！”司务长说。
“你是不是也想那样？”一个老兵以责备的口气对那个说脚冻坏的人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突然从火堆旁欠起身，用尖细而颤抖的声音说：“胖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就以我来说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面对司务长，坚决地说，”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周身疼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不然早晚我都是要掉队的……”
“好啦，好啦。”司务长平静地说。
那个小兵不再吱声，谈话继续进行。
“今天捉的法国人真不少，这些人穿的靴子，说实在的，说是靴子，其实连一双像样的都没有，”一个士兵提出了一个新话题。
“哥萨克把他们的靴子全给脱走了。他们给团长打扫房子，把死了的都拖走，真惨不忍睹，弟兄们，”那个跳舞的人说，“翻动尸体时，有一个还活着，你能相信吗？嘴里还在叽咕着说话呢。”
“个个都白白净净的，弟兄们，”第一个说话的人说，“白的，就像桦树皮一样白，有的仪表威武，说不定还是贵族。”
“你以为怎么着？他们人人都要当兵。”
“谁也不懂我们的话，”那个跳舞的人带着困惑不解的微笑说道。“我问他，‘谁的王徽？’他嘟嘟噜噜。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
“不过，却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那么白感到惊奇的人接着说，“莫扎伊斯克的农民说，在他们那里曾发生过战斗，他们在掩埋死人时，那些法国人的尸体已经露天摆在那儿有个把月了，像白纸一样白，干干净净，连一点点火药的臭味都没有。”
“怎么，或许是寒冷的缘故吧？”一个人问。“你太聪明了！冻的！可当时天气还热着呢。假如因为严寒所致，那么我们的人的尸体就不会腐烂。农民说，‘到咱们的人跟前一看，全腐烂了。生了蛆。’”他说，“拖尸体时，我们用毛巾把脸包起来，扭过头去，那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他又说，“可是他们的人呢，像纸一样白，边一点火药的臭味都没有。”
大家都默不出声。
“那就是吃的好吧，”司务长说，“他们吃的都是上等的伙食。”
没有人反对。
“那个农民说，在莫扎伊期克附近曾经打过仗，在那里，从十来个村庄召来的人运了二十天，也没有把死尸运完。有不少都喂了狼……”
“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一个老兵说。“只有这一场战斗令人难忘；而在此之后的一切……只是折磨人罢了。”
“就是，大叔。前天我们追击他们，还不等你靠近，他们就赶紧扔下枪，跪在地上，喊‘饶命！’他们说，这只是一个例子。还说，普拉托夫曾两次捉住拿破仑本人，他不会法国话，捉是捉住了：在他手上化成一只鸟，飞了，又飞了。没有杀掉他。”
“我看你，基谢廖夫，是一个吹牛大王。”“什么吹牛，那千真万确。”
“假如他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把他埋起来，再钉上一根杨树桩，他害了多少人哇！”
“一切都快到头啦，他不能横行了。”那个老兵打着哈欠说道。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躺下睡了。
“瞧，天上的星星，闪耀得多好看！你还以为是铺展开的一幅画布。”一个士兵欣赏着天上的银河，说道。
“弟兄们，这是丰年的预兆。”
“应当添点柴火。”
“背烤暖了，肚皮又冻得冰凉，真怪。”
“唉，真不得了！”
“你挤什么，火是你一个人的，还是怎么的？看……看你的手脚是怎样伸的。”
由于停止了谈话而寂静下来，可以听得见有几个人打着鼾声；其余的人辗转翻身烤火，时而交谈几句。从相距百把步远的一个火堆旁传来欢快的齐声大笑。
“瞧，五连那边多热闹。”一个士兵说，“人真多！”
一个士兵站起来，到五连那边去了。
“笑得够意思，”他回来说，“有两个法国人，一个冻僵了，另一个很活跃，在唱歌。”
“噢，噢？看看去……”几个兵到五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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