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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智慧理解不了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类只有在审视随意抽取的任一运动的细分单元时，方可逐步理解该运动的规律。但随即由于随意划分连续性的运动为间断性的单元，从而产生出人类的大部分迷误。
尽人皆知一条古代的辩术，讲的是阿奇里斯①总赶不上他前面的乌龟，尽管他走得比乌龟快十倍；因为每当他走完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又超前爬了这段距离的十分之一了；阿奇里斯走过这十分之一，乌龟则又超前爬了百分之一了，以此类推，直到无休无止。这道算式是一道古老的难以解决的算题。答案之荒谬（即阿奇里斯永远赶不上乌龟），仅仅是由于轻率地假定运动的不连贯单元的存在，而无论阿奇里斯或乌龟的运动，都是连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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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奇里斯是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英雄。
把运动的单元愈分愈细，我们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却永远得不出答案。只有假设出无穷小数和由无穷小数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再求出这一几何级数的总量，我们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解决了处理无穷小数的技术后，现已能在其他更为复杂的运动问题上求得对以前似乎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古代人所不明了的这一新的数学分支，在研究运动问题时，因假设出无穷小数，使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连续性）得以复原，从而纠正人类的智慧以个别的运动单元代替对连续运动进行研究时不能不犯的错误。
在历史运动规律的探讨中也完全是这样。
人类的运动由不计其数的人们的随意行为所产生，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
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但为了理解人们的随意行为的总和所构成的连续运动的规律，人类的智慧便假设出了随意可以截取而互不连贯的单元来。史学的第一个步骤，在于任意抽取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将其逐个分开来加以研究，这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事件的开端，永远是一个事件不间断地从另一事件涌现出来。第二步骤在于把个人的、帝王的、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的无意识行为的总和来加以研究，而个别历史人物的行动却又永远反映不出人类无意识行为的总和。
历史科学在本身的运作中，经常划分小而又小的单元以供研究，以此接近对真理的认识。但无论史学划分出怎样的细小单元，我们感觉到，假设出彼此脱节的单元，假设有某种现象的·开·端，假设所有人的随意行为会在个别历史人物的行动中反映出来，其本身便是虚妄。
史学的任何结论，无须评论界劳神，便会土崩瓦解，不著痕迹，只须论者对一或大或小的前后不连贯的单元加以考察就行了；评论界总有权利这样做，任何一个历史单元不也是任意截取的吗？
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共同倾向，并运用积分法（即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一次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弃他们的日常职业，从欧洲的一边到另一边去抢动和撕杀，凯歌胜利和绝望呻吟，因而整个生活的进程在几年间变化不定，表现为一种先高涨而后衰落的激烈运动。这一运动的原因何在，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运行的呢？——人类的智慧要问个明白。
历史学家回答这一问题时，向我们叙述巴黎城内一座大楼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为革命；然后出版拿破仑的，以及同情或敌视他的人物的详细传记，讲述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说出：这就是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还干脆说，这种解释方法就不可信以为真，因为这种解释是把最微弱的现象视为最有力的论据。人们无意识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是这些无意识行为的总和，才容忍了，尔后又消灭了前后两者。
“但无论何时，有战伐必有征服者；无论何时，国家有变，必出伟人。”历史如是说。事实上，每当征服者出现，便爆发战争，这是人类智慧的回答，但这并不证明征服者便是战争的原因，且在个别人物的个人行动中能找出战争的规律。每当我看看钟，看到钟的指针走到十，便会听见邻近的教堂敲起钟声，但是，从指针走到十点祈祷钟声便敲响这一点出发，我无权下结论说，指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运动的原因。
每当我看到火车头起动，便听到汽笛声，看到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汽笛声和车轮转动是机车运动的实质原因。
农民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橡树的芽苞绽开了，而事实上，每年春天当橡树抽芽时，都刮冷风。但是，虽然我不知道橡树抽芽时刮冷风的原因，我亦不同意农民的看法，认为橡树抽芽是刮冷风的原因，因为芽苞影响不到风力。我只看到日常生命现象中一些条件的偶合，我清楚，无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时钟的指针，机车的阀门和车轮及橡树芽，我依然不会明白祈祷钟声，机车运动和倒春寒的原因。要明白其究竟，我必须完全改变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大钟及风力的运动规律。史学也应如此。而且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为了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目标，敞开帝王大臣将军们，转而研究民众所遵循的同一类型的无穷小的因素。谁也无法说出，用这一方法，人类能获得对历史规律的几许了解；但是显而易见，这条途径有获取历史规律的机会；且这条途径使人类智慧付出的努力，还不及史学家用来描述帝王将相的行动，和据此行动发挥其想象所费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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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欧洲十二种语言的军队侵入了俄国。俄国军队和平民为避免其冲击而撤退至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至波罗底诺。法军以不断增涨的势头冲向莫斯科，冲向其运动的目的地。法军愈接近目的地，其势愈猛，如物体落地时的加速度一般。它后面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充满仇恨的国土；前面则距目的地只有几十俄里了。对此，拿破仑军队的每一士兵都感觉得到，入侵行动在不由自主地推进，勇往直前，全凭这一股冲力。
在俄军方面，愈往后撤，抗击敌人的士气便愈燃愈炽烈；士气因退却而振作和高涨起来，在彼罗底诺终于交火。任何一方的军队都没有溃败，而俄军一经交火便立即撤出战斗，其所以如此，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向它冲来，必然要滚向一边去那样；而狂奔而来的袭击的球，也必然要滚出一片空间（虽然相撞时失去它全部力量）。
俄国人后退了一百二十俄里——撤离了莫斯科。法国人到了莫斯科停下来。以后，接连五周无战事。法国人没有推进。他们犹如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血，舔舐着伤口，五个星期呆在莫斯科毫无动静，突然，毫无缘由地向后逃跑；窜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同时，（在打了胜仗之后，因为小雅罗斯拉维茨城附近的战场对他们有利），一仗也不打地退得更快，退向斯摩棱斯克，退离斯摩棱斯克，逃至维尔纳，逃至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跑。
早在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军将士都相信：波罗底诺战役已获胜。库图佐夫亦曾如此禀报陛下。他发布命令准备新的一次战役以歼灭敌人，不是因为他想欺骗谁，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经失败，每一参加这次战役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就在当晚及第二天接连不断传来闻所未闻的死亡消息，损失半数军队的消息，这样，新的战役因兵员不足而不可能进行。
·无·法·在·此·时进行一场战役，因为情报尚未收集起来，伤员没有收容，弹药没有补充，阵亡人数没有统计，接替阵亡者的新的军官没有任命，人员忍饥挨饿，睡眠不足。而与此同时，在交战的次日早晨，法国军队却以迅猛之势，以与距离军方似乎成反比的加速运动，直向俄军扑来。库图佐夫想在次日发起攻击，全军将士也都这样想。但是，为了进攻，光有愿望是不够的；须要有进攻的可能性，可是此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此时不能不撤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同样不能不后撤另一天，以至第三天的行程，最后，在九月一日，当队伍临近莫斯科时，尽管士兵们情绪高昂到了极点，事物的力量却要求这批部队走向莫斯科以东。他们也就又后撤了一天，即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让给了敌人。
有的人惯于认为，整个战争以至各战役的计划，都是由统帅这样制订的，即像我们每人一样，坐在办公室看地图，设想他如何如何指挥这场那场战役；对于这些人，各种问题就提出来啦：为什么库图佐夫撤退时的行动不如何如何；为什么他在撤至菲利前不稳住阵脚；为什么放弃莫斯科后他不立即撤至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等等。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主帅采取行动所必备之条件。一个统帅的行动丝毫不同于我们轻轻松松坐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行动，因为在办公室里，我们是在已知各方兵力已知地形的条件下分析地图上的战役，从某一已知环节开始设想的。总司令总是不具备一个事件的始发点的条件，我们却总是具备这样的条件来研究一件事件。总司令总是处于事件进程的中间段，因此，永远不能，连一分钟也不可能对事件进程的意义作通盘考虑。事件默然地一分一秒地展现其意义，而在事件连续不断展现着的每一关头，总司令都处于极其复杂的角逐、计谋，焦虑，互相牵制，权柄，行筹，忠告，威胁和欺瞒等等的中心，随时必须对向他提出的无穷无尽、时而相互矛盾的问题做出回答。
军事学家过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库图佐夫在退至菲利之前早就应该调动部队至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甚至有人提出过这个方案。但在总司令面前，尤其是在困难时刻，方案总不止一个，而是几十个同时提出。而且每一个基于战略战术考虑的方案都互相矛盾。总司令要做的事似乎是选择一种方案就行了。可是他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不等人啦。比方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公路，而同一时刻从米洛拉多维奇处驰来一名副官，询问现在就同法国人交火呢，还是撤退了之。他必须就在此刻，在这一分钟内下达命令。而命令退却会打乱我们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的转移，紧接副官之后，军需官来问粮秣往哪里运，军医官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的信使又带来陛下的诏书，不允许有放弃莫斯科的可能，而总司令的政敌，那个阴谋陷害他的人（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却提出一个与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转移截然相反的新方案；但总司令本身需要睡眠和补充营养；可又来了一名未获赏赐的资深将军诉苦；居民则来恳求保护；派去察看地形的军官带回的报告，与先前派去的军官的说法完全相反；侦察员、俘虏与执行侦察任务的将军对敌军位置的描述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误解或忘掉任何主帅的行动所必备的这些条件的人们，或许会向我们表明菲利地区部队可在位置及其情况，因而断定，总司令本来能够在九月一日毫不费力地作出放弃抑或保卫莫斯科的决定，事实上，在俄军距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这一问题已不能成立。这一问题何时得以解决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尤为明显地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底诺，是在从波罗底诺到菲利撤退时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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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撤离波罗底诺后，驻扎于菲利附近的地区。叶尔莫洛夫策马视察了阵地后，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再说一遍。当他说完后，库图佐夫把手伸给了他。
“把手伸给我，”他说。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亲爱的。想想你说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关六俄里处下了马车，在路边一张长凳上坐下。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四周。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其中。这群精英分成了小组，互相议论阵地的利弊，部队的状态，各种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现状，总之是关于军事问题。大家觉得，虽然没有被赋予讨论的使命，也没有这样的名目，但这就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话始终保持在这些共同的问题范围内。要是有人透露或打听私下传闻，声音就低了下来，随之又立即转到共同问题上。没有戏谑，没有笑声，连笑容也不曾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努力保持高贵的身份，各小组虽在分开议论，又都努力保持与总司令的近距离（他坐的长凳成了各组的中心点），声音总要使他能够听得到。总司令在倾听，并时而询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未参与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大部分时间听一个小组的谈话，然后神情沮丧地——仿佛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样，——转过身去。一些人议论选定的阵地，但不就事论事，反而评论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证明，早就铸成了大错，本来应在前天发动战斗；另一些人谈的是萨拉曼卡之战，身着西班牙军装刚刚到来的法国人克罗萨叙述颇为详尽（这名法国人同在俄军服役的一些德国亲王一道，分析了萨拉戈萨城之被围。①曾经预料过也会那样保卫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谈他决心与莫斯科义勇队一道捐躯于城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当时处于情况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第五圈人阐述了他们战略设想的深刻性之后，讲了部队今后应向何方运动。第六圈人则言不及义。库图佐夫的面容越来越焦虑消沉。从这些人的所有谈话中，库图佐夫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义充分讲来就是如此，即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个昏聩的总司令下达了作战命令，也只会出现一场混乱，而战斗仍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因为高级军官不仅承认据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谈话中只讨论无疑要放弃这场防守战之后的事态。军官们如何能率领士卒奔赴他们认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场呢？下级军官，以至士兵（他们也议论纷纷）同样认为据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败而去硬拼。若谓贝尼格森坚持过防守战，其他人还加以讨论过，则此刻这一问题本身已无意义，其意义只在于作驳难和阴谋的藉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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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选好阵地的贝尼格森，热烈地表现了一番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对此，库图佐夫只得皱眉头）之后，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明白如昼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把过失推给库图佐夫，是他不战而回师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则记在自己帐上，要是不采纳建议么——则可为自己开脱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这一阴谋现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触动。一个可怕的问题抓住了他，怎样解开它的答案，他还未听到过谁说出来。这个问题现在仅仅是：“难道放拿破仑到莫斯科的是我吗，是我什么时候放他进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当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时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个盹、命令贝尼格森处理军务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吗？……但是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该放弃，军队该后撤，所以必须这样下令。”下达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与拒绝就任总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样，他爱掌权，也习惯于掌权（驻扎于土耳其时，作为僚属，他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艳羡不置）；他相信他肩负拯救俄罗斯的使命，谨此之故，才违背皇上的旨意，顺从民心，他被遴选为总司令一职。他相信，唯独他一人能在此危难之际充当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无所畏惧，承认不败之拿破仑为己之敌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须下达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应该决定些事情呢，应该制止他周围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了。
他召拢几个为首的将军。
“Ma tête，fut－uvaise，n’’a s’aider d’elle－même．”①说过之后，他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乘马车去菲利，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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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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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正，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雅诺夫一间宽敞、也是最好的房间里召集了会议。这一庞大农户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统统挤到隔着过厅的那间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孙女玛拉莎，才六岁的小姑娘，呆在这个大房间的壁灶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赏给她一块方糖。玛拉莎怯生地欢喜地从壁灶上瞧着将军们的面孔，制服和十字勋章，他们相继进屋，对直走向客位，在圣像下的宽凳上落座。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的库图佐夫，有意避开众人坐在壁灶后边不见亮光的角落里。他埋在折叠扶手椅里，不停地咳呛着清嗓子，不断拉抻礼服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开的，仿佛仍卡着脖子。来人相继走到陆军元帅身旁，有的握手，有的鞠躬。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勋座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旁的人多得坐不下，勤务兵只得又抬来一张长凳放在桌边。在这条凳子上就座的是刚来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圣像下边的首位上坐着挂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巴克莱—德—托利，他一副苍白的病容，高高的额头与秃项连成了一片。他患疟疾已有两天，此时正在发冷，快散架了。和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低声地（大家说话都这样）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手势动作极快。矮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高挑，双手叠放在肚皮上，凝神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把棱角英武双目有神的头颅托在宽大的手掌上，流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拉耶夫斯基不耐烦地像往常一样裹他的黑发卷儿，时而默瞅库图佐夫，时而瞧瞧进出的门。科诺夫尼岑刚毅优美、和善的脸上，闪烁着温和狡黠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对她挤挤眼，使小姑娘乐了。
大家在等贝尼格森，他藉口再次视察阵地，而其实还在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正式开会，只是轻言细语谈题外的话。
库图佐夫在贝尼格森进屋时，方才从角落里起身，移近桌子，但只稍许移动，让桌上的烛光照不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率先发难：“是不战而丢掉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战而保卫之？”接着是长时间的普遍沉默。大家都阴沉着脸，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生气地在喉咙管里咳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愁眉不展，简直就要哭了。但这一时间却不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一遍贝尼格森的话，藉以指出这些言辞的虚伪。“请允许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有位俄国人认为没有意义。（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这些先生们来讨论的是一个军事问题。问题如下：‘拯救俄国靠军队。牺牲军队和莫斯科冒险打仗值得吗，还是放弃莫斯科不打这一仗更有利呢？这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的那个问题的所在。’”（他摇晃着身躯倒向椅背。）
辩论展开了。贝尼格森并不服输。尽管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无法在菲利外围打一场防御战的意见，但毕竟满怀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深情，他建议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往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赞成和反对该意见的引起争辩，莫衷一是。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几位将军是觉得放弃古都前应该作出些牺牲呢，还是出于其它个人考虑，但他们似乎不懂得，此次会议已不能改变事情的进程，莫斯科现在已经放弃。其他将军倒懂得这点，已撇开莫斯科问题，谈起了部队撤离时应向何方转移。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她觉得，一切不过是发生在“老爷爷”和穿长袍者之间的个人争吵，她管贝尼格森叫穿长袍者。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怒气冲冲，而她内心里向着老爷爷。在争论中间，她发觉老爷爷迅速向贝尼格森投去机敏的一瞥，接着她高兴地察觉老爷爷对穿长袍者说了句什么，使他偃旗息鼓：贝尼格森突然涨红了脸，愤愤地在屋里转来转去。给贝尼格森造成如此影响的话，是库图佐夫平静地低声地说出的，关于贝尼格森建议的利弊的意见，即关于夜间军队从右翼转移至左翼，好发起对法军侧翼的进攻。
“先生们，我”——库图佐夫说，“不能赞赏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的近距离内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肯定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他搜索例子，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了贝尼格森一眼。）就拿弗里德兰战役①来说吧，这一战役，我想，伯爵是清楚记得的，进行得……不完全顺利，仅仅因为我军在距敌军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分钟的沉默，但大家觉得这时间长极了。
辩论又重新进行下去，但时时中断，都有一种无话可说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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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里德兰在东普鲁士。一八○七年法俄两军在此对垒，贝尼格森指挥有误，导致俄军失败，法军得以攻入俄境。
在一次谈话的间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要发言的样子。全体都望着他。
“Een，messieurs！Je c’ssès．”①他说，然后慢慢起身，走向桌旁。“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有人是不赞成我的。但我（他停顿了一下）借助以陛下和祖国赐予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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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诸位，看来得由我赔偿打破的罐子了。
将军们随即庄严肃穆地退场，像参加完了葬礼一样。
有几位将军用不大的嗓门向总司令谈了些情况，说话的口气与在会上的发言已迥然不同。
玛拉莎背向外小心地爬下高板床，光着一双脚，摸索着壁灶的梯坎，下地后站在将军们的腿缝中跑出屋子，家人早已在等待她吃晚饭。
打发了将军们之后，库图佐夫长久地用臂肘支撑着桌子坐着，老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什么时候，终于决定了莫斯科要放弃？什么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料到，”他对前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此时夜已深了，“这一点我没料到！这点我想都没想过！”
“您该休息一下了，勋座。”副官说。
“现在不！他们将会嚼马肉的，像土耳其人一样，”他没有理睬副官，咆哮着，用肌肉松弛的拳头敲桌子，“他们也会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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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库图佐夫意见相悖的拉斯托普钦，在比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即是在放弃莫斯科与火烧莫斯科的问题上与库图佐夫对立的拉斯托普钦（他便是事件的领导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
这一事件——放弃和烧毁莫斯科——与波罗底诺战役后不战而撤离莫斯科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凭理智，而是凭祖先传下来的感情，便能预见到所发生后切。
从斯摩棱斯克起，这片俄国大地上的所有城市乡村，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也曾发生过在莫斯科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没有惹事生非，没有骚动，没有把谁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听天由命，感觉到自身有力量在艰难时刻到来时找到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敌人快要抵达时，最殷实的居民才出走，撇下财产不顾；最贫穷的没有离开，却烧掉和摧毁了留下来的东西。
对将要发生、也的确总会发生的事的预感，在俄国人心灵里代代相传。这种预感，尤其是对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在一八一二年，即存在于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那些还在六月份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表明他们料到了这一步。那些驾车离开的人带着拿得走的财物，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由于隐而不显的（latent）爱国主义，它无须用言辞表达，不是用那献出子女以图救国等类似的违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而是不知不觉地，简单地，有生机地表示出来的，所以，总是产生出最有力的效果。
“躲避危险可耻；从莫斯科逃跑的是懦夫。”他们被告知。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向他们灌输，离开莫斯科是耻辱的。背懦夫之名于他们有愧，出走有愧，但他们仍然在走，知道就得这样。为什么他们走呢？切不可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占领土制造的暴行吓坏了他们。他们都出走，首先走掉的是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期间，那里的居民与迷人的法国人度着好时光，当时的俄国爷们，尤其是女士们，是很爱法国人的。
他们走，是因为俄国人根本不会去想，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是好呢还是坏。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是最坏不过的。他们在波罗底诺战役之前就在离开，其后走得更快，不顾守城的号召，无视莫斯科卫戍司令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作战的声明，无视定能摧毁法军的空中气球的存在，并且，也无视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写的昏话。他们知道：军队是应该作战的；如果军队不作战，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则更不能到三座山去抗击拿破仑；应该走，无论毁掉财产有多么痛心。他们走了，不去想富丽堂皇的大都的巨大价值，它已被弃置，被付之于大火（偌大的一撤而空的木头城，必然有人会纵火焚毁）；他们都走了，人人为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走掉了，才造成一个伟大的事件，永远成为俄国人民的殊荣。那位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伴从莫斯科登程去萨拉托夫乡下的贵妇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是侍候波拿巴的，而且害怕会按伯爵的命令被人留下，作的就是拯救俄国的大事，做得简单，真诚。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逃跑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那儿都不能用的武器发给一群醉鬼，时而抬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大主数运走圣骸和圣像，时而扣押莫斯科全部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拉走列比赫正在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将烧毁莫斯科，时而讲述他已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并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庄严地谴责他们焚毁了他的孤儿院；时而认为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他自己，又时而否认其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住所有奸细并押去见他，时而又为此责备民众，时而遣散全部法国人，叫他们离开莫斯科，时而留下奥贝尔—夏尔姆夫人，使她成为所有法裔居民的核心，但又罚不当罪地下令把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逮捕并送去流放；时而征召民众去三座山以便同法军打仗，时而为摆脱这些民众，吩咐他们去杀人，自己反而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在纪念册上用法文题咏自己对这件大事的同情①，——此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干点什么，要一鸣惊人，完成某种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面对伟大的不可避免的莫斯科撤退和大火事件，像孩子一样嬉戏，吃力地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滞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民众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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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意是：我生而为鞑靼人，想做罗马人，法国人叫我野蛮人，俄国人叫我乔治·当丹，（当丹为莫里哀《乔治·当丹》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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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随王室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后，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时，海伦受到一位身居帝国高位的要员的眷顾。在维尔纳，她又与一位年轻的外国亲王过从甚密。当她回到彼得堡时，亲王和要员又都在彼得堡，双方都宣布他们有保护的权利，这使海伦的生涯中出现一道新的课题：保持同双方的亲密关系，不伤害任何一方。
这对于别的女人似乎是困难的，甚至是无法办到的事，而从未让别祖霍娃伯爵夫人费过神，她真不愧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声誉。假如她开始掩盖自己的行为，狡猾地从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那她就自认有罪，反倒会坏事；可是海伦却相反，她立即，像真正的伟人一样，凡是想要做的都能做到，把自己置于她深信不疑的正确立场，而把别人置于有罪的地位。
当那个有张年轻的外国面孔的人初次敢于责备她时，她高傲地昂起美丽的头，斜转身朝着他坚定地说：
“Voilà l’éuauté mmes！ J m’atten－s à ose．Lus，uffre，ilà se récompense． Qus，monBseigneur，itiés，－fections？C’i a été ’un pèi．”①
有那张面孔的人想要说什么。海伦打断了他，“EBen，oui，”——她说，“peut－ê’i d’ux d’un père， n’rte．Jur êgrate．Sachez，monseigneur，pBport à ntiments，’à D à nscience．”②她说完毕，一只手微掩美丽高耸的胸脯，看着天空。
“Mais éi， Dieu．”
“Ei，clave．”
“Mais c’possible．”
“Vsqu’à moi，vous……”③海伦哭着说。
那个人开始安慰她；海伦则抽泣着说，（好像陷入沉思），没有任何情况能妨碍她结婚，这已经有了先例（当时还少有这样的例子，但她举出拿破仑和另一些显贵），她从来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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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哼，男人的自私残忍！我没存什么奢望。女人为您牺牲她自己；她吃苦头，而这就是报答，殿下，您有何权利查问我的爱情和友谊？这是一位比我父亲还亲的人。
②那好，就算他向我倾注的感情不完全是父亲般的，但也不能因此我就拒绝他上我的家呀。我不像男人，以怨报德。请殿下放明白，我珍惜的感情只告诉上帝和我的良心。
③法语：“但是请听我说，看在上帝份上。”
丈夫的妻子，她是被当作牺牲品的。
“然而法律，宗教……”那个人垂头丧气地说。
“法律，宗教……其用处是什么，如果这事都办不了！”海伦说。
这个要人吃了一惊，这样简单的道理他竟然没有想过，于是，去求教与它关系密切的耶稣会的教友们。
几天之后，海伦在她石岛上的别墅举行了一次令人消魂的宴会，在宴会上，人们向她引见了一位已不年轻的，发白如雪，眼睛又黑又亮的迷人的m－ Jobert，un jésuite á urte①，他和海伦在花园里的灯光下，在音乐伴奏声中谈了很久，谈的是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圣心的爱，还谈唯一真诚的天主教在现世和来世给予人们的慰藉。海伦大为感动，并且，有几回在她和m—r Jobert眼里含着泪水，他们的声音颤“娶了我吧，那我就是您的奴隶了。”
“可是这不可能。”
“您不能屈尊降纡同我结婚，您……。”
抖。一位男士来邀海伦跳舞，中断了她同未来的diB
nscience②的谈话；但第二天m－r Jobert又单独来看海伦，此后并且经常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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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一位着短袍的耶稣教士德若贝尔先生。
②法语：良心指导者。
一天，他把伯爵夫人带到天主教堂，领她到祭坛前，她跪了下来。已不年轻的迷人的法国人把手放在她头上，于是，如她事后所说，似有一丝清风降到她心灵，她被告知那是aAce①。
然后，她被领去见一位ngue②长老，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了一个盛着圣餐的盒子留在她家里供她使用。过了几天，海伦满意地得知，她已加入真诚的天主教会，教皇于数日内将亲自批准她，发给她一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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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神恩。
②法语：身穿长袍的。
这期间围绕她发生，并由她而参与的一切；如此众多的聪明人都以令人愉快而精致的形式向她表示的关注；她装束的鸽子般的纯洁（她在整个这段期间都穿白色衣裙，系白缎带）；所有这一切带给她满足，但她并不由于满足而对她的目的有一刻的疏忽。事情总是这样，蠢人耍狡猾瞒得过聪明人，海伦看出，这一切的言谈奔波，其目的绝大部份是接纳她入天教然后从她获取对耶稣会机构的捐款（她被暗示过），她则在捐款之前，坚持要为她履行脱离丈夫的宗教手续。在她的观念里，一切宗教的意义全在于满足人们愿望的同时，遵守一定的礼仪。怀着这一目的，她在一次同接受忏悔的神父的谈话中，坚决要求他答复一个问题：她的婚姻在多大程度上对她有约束。
他们在客厅里靠窗坐着，时近黄昏，从窗口飘来花香。海伦身穿白色衣裙，袒露出胸脯和肩膀，长老靠近海伦坐着，他保养得很好，肥实的刮得干净的下巴，愉快结实的嘴吧，白皙的双手安详在叠放在膝上。他嘴上挂着优雅的微笑，用藏而不露的赞叹她美貌的目光，偶而扫一眼她的面庞，阐述他对他们所交谈的问题的观点。海伦不安地微笑着，望着她卷曲的头发和刮得发青的丰满的面颊，不耐烦地等候话题的转换。长老，显然在欣赏对谈者的秀色，但却全神贯注于他的本职工作。
这位良心指导者的议论展开如下。您在不明白您所作所为的意义的情况下，就对一个人作出了信守婚约的誓言，而那个人也在不相信婚约的宗教意义下完婚，则犯了亵渎罪。这种婚姻缺少它应有的双重意义。但无论如何，您的誓言约束着您。而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做犯下了什么罪呢？是Péché véniel还是péché mortel？①是péché véniel，因为您的行为并无不良图谋。假如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重新结婚，您的罪会得到宽恕的。但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但我认为”，——感到无聊的海伦带着迷人的微笑突然说道，——“我信奉真诚的宗教，便可不受虚假宗教加之于我的约束。”
Dnscience②对如此简单地向他提出哥伦布与鸡蛋的问题，大为惊异。他为自己女信徒的意想不到的快速进步感到惊喜，但是他不能放弃绞尽脑汁构筑起来的理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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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可恕之罪，或是死罪。
②法语：良心指导者。
“Entendons－nous，comtesse．”①他微笑说，开始反驳他的教女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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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让我们来分析，伯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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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明白，事情从宗教观点看来非常简单容易，指导者的为难，仅仅因为他们害怕世俗政权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
所以，海伦决定，应该在社交界使这件事成熟。她激起那显贵的老家伙的醋意，对他说了对第一个追求者说过的同样的话，即摆明问题：得到占有她的权利的唯一途径，是同她结婚。在第一分钟内，这个丈夫还在世而又另嫁他人的建议，使这个年老的达官大为惊讶，那个青年人也有同感；但海伦毫不动摇地相信，这与姑娘家出嫁一样地简单而且自然，这信心便也对要员起了作用。假如有丁点儿的动摇，羞怯或遮掩的痕迹出现在海伦本人身上，事情便肯定输掉；但岂止没有任何遮掩和羞怯的痕迹。相反，她还单纯地、天真无邪地向她的亲密朋友（这也就是告诉了全彼得堡）讲述，亲王和要员均已向她求婚，她则爱他们两人，怕任何一个悲伤。
传闻瞬间传遍彼得堡，但不是海伦要同丈夫分手的传闻（如果流传这样的传闻，则会群起反对这种违背法律的意图），而是不幸的招人爱怜的海伦陷入两难境地，到底嫁给两人中的谁。问题如今已不是这有多大的可能，而是嫁给哪一方更为有利，宫廷又是如何看待。确有一些执迷不悟之人，他们无法上升到问题的高度，在这一意图里看到对婚姻圣礼的亵渎，但这样的人很少，并且他们缄口不言；大多数则对降临于海伦的幸福，对哪一选择更好感到兴趣。至于丈夫在世便另外嫁人是好是坏，则不置一辞，因为这一问题，显然，对于比你我（如常所说）更聪明的人而言，已经解决，拘泥于问题解决是否正确，意味着冒险去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善于在上流社会周旋的弱点。
只有那年夏天来彼得堡看儿子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敢于直率说出与众相反的意见。在舞会与海伦相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她拦在舞厅中央，在周围一片沉默中，粗声粗声地对她说：
“你们这儿，老婆开始离开丈夫嫁人了。你大概以为这是你想出的新花样吧？早有人占先了，婆娘。这点子已经老早就想出来了。凡是……都是这样干的。”说罢这些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出一贯的威严姿势，卷起，宽大的袖口，严厉地扫视了一圈，然后穿堂而过。
至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彼得堡的人虽然也怕她，却当她是个可笑的人，因此，只注意到了她说话中用的那个粗暴字眼，彼此悄悄地重复它，认为这字眼里包含了全部谈话的精华。
近来特别经常说过就忘的瓦西里公爵，把同样的话重复一百次，每次碰巧见到自己的女儿，他都要说：
“Héléne，J’t á re，”他对她说，同时领她到一边去，朝下拽她的手。“J’latifs à…Vvez．Een，èfant， pè rèvoir…Vuffert…Mais，chèfant…eur．C’s．”①掩藏着总是相同的激动表情，他的面颊挨一挨女儿的面颊，便走开了。
永远保持绝顶聪明的人名声的比利宾，是海伦无私的朋友，是贵妇人府邸常客中的一位，是绝不会扮演钟情角色的男朋友之一，这个比利宾有次在 mité②对自己的朋友海伦说出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
“Ecoutez，Bilibine”（海伦对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总是称呼姓，而不叫名字），她用戴着戒指的白皙的手碰了碰他燕尾服的袖管。“Driez à eur，is－ire？Lux？”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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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海伦，我该同你谈谈。听说你有些打算，是关于……你知道的。呶，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父亲心里总是高兴的，因为你…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但亲爱的孩子……照你的心的指示去作。这就是我全部的忠告。
②法语：亲密的小圈子。
③法语：听我说，比利宾：像告诉姐姐一样告诉我怎么办。挑选两人中的哪一位？
比利宾皱起眉毛上边的皮肤，嘴角挂着微笑，陷入沉思。
“Vcnlox，vez，”他说。“Comme vénsé pensé fairee．Vus éince（这是一位年轻人），”他弯曲一根指头，“Vance d’épouser l’autre，us méur．（Cvez，pèrenté）．Mus émte，nBurs，and… méousant．”①比利宾这才放松了额头上皱起的皮肤。
“Voilá un véi！”海伦容光焕发，再一次用手碰了碰比利宾的衣袖。“Mais c’ime l’ l’autre，agrin．Jnheur à ux．”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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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您的问题并不使我觉得突然，您知道。作为真正的朋友，您的事情我考虑过很久。您瞧，如果嫁给亲王，您将绝无可能成为另一人的妻子，此外，宫廷也会不满。（您知道，谱系搞乱了。）如果嫁给老伯爵，您就是他晚年的幸福，然后……亲王娶显贵的遗孀就不有失身份了。
②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可是我爱他又爱他，不愿使任何一个伤心。为他俩人的幸福我甘愿牺牲生命。
比利宾耸耸肩膀，表示连他也无法解决这样的难题。
“Uitresse－femme！Vi s’rréestion．Es à is．”①比利宾心里想。
“请说说您丈夫将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情？”他说，由于自己的名声牢不可破，不怕这样天真的问题会贬低自己。“他会同意吗？”
“A m’nt！”海伦说，不知为何她觉得皮埃尔也爱她。“Ii．”②
比利宾收紧头皮，以便发表想好了的mot③。
“Mêvorce．”④他说。海伦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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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厉害的女人！这才叫做坚定地摆出问题。她想同时作所有三个人的妻子。
②啊！他多么爱我！他为我准备做任何事情。
③俏皮话。
④连离婚也在内。
在敢于对进行中的婚事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的人当中，有海伦的母亲库拉金娜公爵夫人。她经常为嫉妒自己的女儿而苦恼，而现在，嫉妒的对象是公爵夫人最为关切的事情，她不能容忍这一想法。她去请教一位俄国神父，丈夫在世时离婚和再嫁的可能性如何，神父告诉她这是不可以的，并且使她高兴的是，指给她看一段福音经文，里面（神父觉得）断然否定可以在丈夫在世时再次结婚。
公爵夫人以这些她认为无法驳倒的论据武装起来，一大早，为了要单独和女儿见面，就出发去女儿的家。
听完母亲的反对意见后，海伦温和地调皮地微微一笑。
“那可是写得干脆呵：谁要是娶离了婚的妻子……”老公爵夫人说。
“Ah，maman， bétises．Ven．Dsition j’Bvoirs．”①海伦把她的话从俄语译为法语说，她用俄语总好像说不清她的事。
“可是，我的伙伴……”
“Ah，maman，t－int père，spenses……”②
这时，就食于海伦门下的一位夫人的女伴前来通报，说殿下在客厅求见。
“Non，dites－ir，i，’il m’nqué parole．”③
“Comtesse， á tout péché misercorde．”④进来的长脸长鼻子的金发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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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啊，妈咪，别说蠢话。您什么也不懂。我所处的地位有我应尽的义务。
②啊，妈咪，您怎么不懂，神父有权宽恕……
③不，对他说，我不想见他，他气死我了，因为他不信守诺言。
④伯爵夫人，一切罪过都应宽恕。
老公爵夫人恭敬地起身行屈膝礼。进来的年轻人并不注意她。她朝女儿一点头，轻轻向门口走去。
“不，她是对的，”老公爵夫人想。一切信念在殿下出现时被扫荡无遗。“她是对的；我们在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怎么就不懂得这些呢？而这是多么简单啊。”老公爵夫人想着坐上了马车。
八月初，海伦的事情完全确定了，她给丈夫（照她想来，那是非常爱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通知他关于自己要嫁给某某的打算，并告诉他她已信奉了唯一真诚的宗教，同时，她请他履行送信人转告他的必须的离婚手续。
“Sie Dieu，i，rde．Vie Hélèn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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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此，我祈祷上帝，愿您，我的朋友，受到神圣而有力的保佑。您的朋友海伦。
这封信送到了皮埃尔的家的时候，他正在波罗底诺战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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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波罗底诺战役的尾声，皮埃尔便又一次逃离拉耶夫斯基的炮垒，同一群士兵沿河谷向克尼亚济科沃村走去、走到包扎站，看见血迹，听到叫喊和呻吟，便又混在士兵堆中匆忙继续赶路。
皮埃尔现在的全部心思，是竭望尽快摆脱他在这一天所经历的可怕印象，回到经常的生活环境，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安稳地睡一觉。只有在惯常的生活条件下，他才感觉得到他能明白他自己，明白他所见所亲历的一切。但这样的条件无处可得。
一路上，虽没有炮弹和子弹的呼啸声，但前后左右仍然是战场上的同样景象，仍然是痛苦的、疲惫的却有时奇怪地冷漠的人们，仍然在流血，仍然是穿军大衣的士兵，仍然是射击声，尽管比较遥远，但仍然引起恐怖，此外，就只有跋涉的闷热和飞扬的尘土。
沿莫扎伊斯克公路走了三俄里左右，皮埃尔在路边坐了下来。
暮色降临大地，枪炮的轰鸣也已沉寂。皮埃尔枕着胳膊肘躺下，他躺了很久，一面看着在黑暗中经过他身旁的影子。他老觉得，随着一声可怕的呼啸，会向他飞来一发炮弹；他哆嗦着抬起一点身子。他记不清在这里呆了多久。半夜，三位士兵拖来一些干树枝，在他身旁坐下，开始点燃火堆。
士兵们斜眼看了看皮埃尔，点燃了火堆，然后放上一口小锅，把面包干掰碎放进锅里，又加了一点腌猪油。沾了油荤的美味食物的香味混合着烟味。皮埃尔坐直了些，叹了口气。兵士们（他们是三个）吃着，没有注意皮埃尔，边吃边谈。
“你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突然对皮埃尔说，显然这问题的意思就是皮埃尔心里想的：假如你想吃，我们就给，但你要说，你是不是老实人？
“我？我……”皮埃尔吞吞吐吐，觉得有必要尽量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便接近兵士们，便于他们了解。“我是一位民防军官，真的，不过这里没有我的弟兄们；我来参加战斗，和自己人失散了。”
“瞧你！”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好吧，想吃就吃，面糊糊！”第一个士兵说，把木汤匙舔干净，递给了皮埃尔。
皮埃尔坐近火堆吃起来，锅里的糊糊他觉得是他吃过的最好食物。在他贪馋地俯身从锅里大勺大勺地舀着吃的时候，他的脸被火光照亮，三个兵默默地望着他。
“你要上哪儿去？你说哩！”其中一个又问。
“我去莫扎伊斯克。”
“你大概是老爷吧？”
“是的。”
“怎么称呼呢？”
“彼得·基里洛维奇。”
“呶，彼得·基里洛维奇，咱们一道去吧，我们送你去。”
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中，士兵同皮埃尔一道向莫扎伊斯克走去。
当他们走近莫扎伊斯克，登上市郊陡峭的山峰，雄鸡已在高唱。皮埃尔同士兵一道走着，完全忘记客栈就在山脚下，他已走过而不知道。要不是他的驯马夫在半山上碰到他，他是想不起来的（他是如此的丢魂失魄）。驯马夫是去城里寻找他，现又返回客栈去的，他从白皮帽上认出了皮埃尔。
“爵爷，”他断断续续说，“我们已经绝望了。您怎么是走着来的？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您说说看！”
“啊，好了。”皮埃尔说。
士兵停住了脚步。
“呶，怎么，找到自己人了？”一个问。
“呶，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是吧？再见了，彼得·基里洛维奇！”其余两人的声音说。
“再见。”皮埃尔说，同他的驯马夫一起往客栈走去。
“该给他们钱！”皮埃尔想，握住衣兜。“不，不用。”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客栈的房间已没有空位子了：全部客满。皮埃尔穿过院子，蒙着头在自己马车里躺下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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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一挨到枕头，立刻便觉得入了梦乡；但突然清晰地分明如同事实一样地听到了射击的砰砰声，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炮弹落地的声音，闻到血腥和火药味，而且，恐怖的感觉和死亡的畏惧攫住了他。他吓得睁开了眼睛，从大衣底下抬起头来。院子里，一切静悄悄。只有大门内，一个与店老板答话的勤务兵在走动，踩着泥泞发出响声。在皮埃尔的头顶上，在黑暗的木板披屋屋檐下，扑腾着几只鸽子，皮埃尔翻身的动作惊动了它们。满院了散发着和平的此刻令皮埃尔心醉的浓烈的客栈气味，干草，马粪和焦油味。在两间黑色的披屋之间，现出一片明净的星空。
“感谢上帝，这下再听不到了。”皮埃尔想，同时又把头蒙了起来。“呵，恐怖的感觉多吓人，我屈服于它是多难为情！可他们……·他·们始终坚定沉着……“他又想。·他·们照皮埃尔所指，就是士兵，就是驻守炮垒，给他饭吃，对着圣像祷告的士兵。·他·们——就是陌生的，他在这之前毫无所知的人们，他们在他脑子里明显而尖锐地不同于其余的人。
“当兵去，就当一名士兵！”皮埃尔想着，渐渐要入睡了。
“全身心地投入这种共同的生活中去，深刻体验使他们变成那样的人的一切。但如何摆脱人的外表这付多余的恶魔般的累赘呢？有个时候我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本来可以逃离父亲，像我所想的那样。我还本来可以在同多洛霍夫决斗后被送去当兵。”于是，在皮埃尔想象中闪现出那次他向多洛霍夫挑起决斗的午餐会，和托尔若克的慈善家。皮埃尔还想起了那次有气派的共济会分会的聚餐，那次宴会是在英国俱乐部举办的。一位熟识而又和蔼可亲的人坐在餐桌的末端。对，就是他！是慈善家。“是的，可他已死啦？”皮埃尔想。“是的，死了；但我不知道他活着。他死了是多么遗憾啊，而他又活过来了，我真高兴！”餐桌的一边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和类似他们的其他人（睡梦中皮埃尔在心里把他们明白地归为一类，就像他把他刚才称之为他们的人归为一类一样），而这此人，阿纳托利、多洛霍夫等，大声地喊呀，唱呀；而在他们的喊叫声中，听见了慈善家不停地说话声，他的声音像战场上的轰鸣一样的有力，一样地持续不断，但听来悦耳，使人感到安慰。皮埃尔不明白慈善家在讲什么，但他知道（睡梦中，他对思想的分类也同样清楚），慈善家在讲善，在讲如何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而他们正团团围在慈善家身边，他们的容貌单纯善良而坚定。然而，他们虽然善良，但并不注意皮埃尔，也不认识他。皮埃尔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想说话。他欠起身来，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腿很冷，原来腿已露了出来。
他感到难为情，便用手去捂着腿，大衣果然从腿上滑下去了。皮埃尔在拉上大衣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仍然看见那两间木板披屋，廊柱、院子，但这一切现在都泛出蓝色，发亮，蒙着一层露珠或水霜的光泽。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先别管它。我得把慈善家的话听完，弄个明白。”他又用大衣蒙住了头，可是分会的雅座和慈善家全没啦。只剩下那些话的涵意，那些别人对他讲过的，或皮埃尔本人反复思考过的意思。
皮埃尔后来回想起这些意思时，坚信有人从他身外告诉他的，尽管这些意思是由这一天的印象引发而来。他觉得，他从未在清醒的时候能够那样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战争，是人的自由最艰难地去服从上帝的条律，”有一个声音说道。“纯朴，是对上帝的忠顺；你离不开上帝。·他·们就是纯朴的。他们不说，而是实干。说出来的话是银，没说出来的是金。人一怕死，便什么也主宰不了。而谁不怕死，他便拥有一切。假如没有苦难，人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不会认识自己。最难于做到的（皮埃尔继续在睡梦中想，或倾听）是要善于把这一切的意义在自己的心中统一起来。一切都统一吗？”皮埃尔自问。“不，不是统一。不可能统一各种想法，而是把所有这些想法结合起来，这才是该做的！对，应该结合，应该结合！”怀着内心的喜悦，皮埃尔对自己重复说，觉得正是这句话，也唯有这句话足以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整个拆磨他的问题便解决了。
“对，应该是结合，是结合的时候了。”
“应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爵爷！爵爷，”一个声音在重复说，“应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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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语中“套车”与“结合”词根相同，声韵一样。
这是驯马夫的声音，在叫醒皮埃尔。太阳已直射在皮埃尔脸上。他扫视这肮脏的客栈的院子，士兵在井旁饮几匹瘦马、几辆大车正赶出大门。皮埃尔不屑一顾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急忙又躺倒在马车座位上。“不，不要这个，我不想看见不想了解这个，我想了解我刚才梦见的事儿。再有一秒钟，我就会全明白。可我现在怎么办？结合，怎样把一切结合起来呢？”结果，皮埃尔恐惧地感觉到，他梦中所见所想的事情的意义完全没了踪影。
驯马夫、车夫和店老板告诉皮埃尔，有位军官带来了消息说，法国兵已临近莫扎伊斯克，我们的人正在撤退。
皮埃尔起身，吩咐把东西收拾好后去赶上他们，然后就徒步穿城走了。
部队已开拔，留下约一万名伤员。这些伤员在各家院子里和窗口都看得见，也拥挤在大街小巷。在街头待运伤兵的车辆周围，传来喊叫、咒骂和殴斗的声音。皮埃尔把赶上他的一辆马车拨给他熟悉的一位受伤的将军用，用他一道赶往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知他的内兄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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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皮埃尔回到莫斯科。快到城门口时，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迎了过来。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立即到他那儿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皮埃尔没有回家，雇了一辆马车就到总督那儿去了。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天早上才从郊外索科尔尼茨别墅回到城里。伯爵住宅的前厅和接待室挤满了官员，有奉召而来的，有来请示的。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同伯爵晤面，并向他解释莫斯科无法防守，只得放弃。这消息虽然瞒着居民，但官员们，各机关的长官们则已知道，莫斯科将落入敌手，像拉斯托普钦一样，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总督请示他们掌管的部门应当怎么办。
皮埃尔进入接待室时，一位军队的信使正从伯爵办公室出来。
信使对大家的提问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径直穿过接待室走了。
等候接见时，皮埃尔睁开疲倦的眼睛环顾室内的各色人物，年老的和年青的，军官和文官，大官和小官。大家都有一付不满不安的样子。皮埃尔走到一伙官员跟前，里面有一个他认识的。他们同皮埃尔寒暄后，继续谈他们的话。
“先撤出，然后再回师，不会吃亏；处在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怎样负不了责。”
“可是这个，他写的。”另一人说，指着他手里的印刷品。
“这是另一码事。这对民众是需要的。”刚才来的那人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一张新的通告。”皮埃尔拿过来读。
“尊贵的公爵已越过莫扎伊斯克，以便尽快与向他靠拢的部队汇合，并已驻防于坚固阵地，敌人在彼处不会突然向他进攻。本城已向他运去四十八尊大炮和弹药，勋座称，他将保卫莫斯科直至最后一滴血，且已作好巷战准备。弟兄们，你们别管政府机关已关闭，应该各安其事，我们会惩罚恶人的！到时候，我需要城里和乡下的青壮。一两天内我将发出号召，现在还不必，所以我沉默。用斧头很好，用长矛不赖，用三般叉最好：法国佬不会比一捆麦子重。明天，午饭后，我要举着伊韦尔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伤兵。在那里化圣水：他们会很快复元；我现在身体好；本来一只眼有病，而现在双目可视。
“军方人士告诉我，”皮埃尔说，“城里不能作战，地形……”
“那是，我们正谈论着呢。”刚才那位官员说。
“可这是什么意思：本来一只眼有病，而现在双目可视？”
皮埃尔问。
“伯爵眼睛长了个小疖子，”副官微笑着说，“当我告诉他民众来询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十分不安。而您呢，伯爵？”副官突然转身朝皮埃尔笑着说：“我们听说您有家庭纠葛，似乎伯爵夫人，您的夫人……”
“我一无所知，”皮埃尔心不在焉地说，“您听到什么啦？”
“没有，您知道，常常有人编造。我说的是听来的。”
“您究竟听到什么啦？”
“有人说啦，”副官依然微笑着说，“伯爵夫人，您妻子，打算出国。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沮丧地看了看周围。“这人是谁？”皮埃尔指着一个矮老头问，这人身穿整洁的蓝呢大衣，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毛，红光满面。
“他么？是一个商人，他就是饭店老板韦列夏金。您也许听说了布告的事。”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打量着老商人那张坚强而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奸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是他儿子写的布告，”副官说，“那年青人坐牢了，看来要遭殃。”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德裔官员，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你们知道吗，”副官详细作着说明，“事情弄混淆了。那篇宣言是两个月前发现的。向伯爵报告了。他便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宣言已经经过六十三人的手。先追问一个人：‘你从谁那儿搞到的？’‘某某人。’又去找这个人：‘你是从谁手里得到的？’等等，一直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念过什么书的小商人，你们晓得的，一个不讨厌的小商人，”副官微笑着说。又问他：‘你是谁给你的？’而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是谁给他的。他不可能从别人手里得到，只有从邮政局长那里。但是，他们显然串通好了。他说：‘没有准给我，我自己写出来的。’逼他也好，劝他也好，他总坚持：‘自己写的。’只好这样报告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哪儿来的？’‘我自己写的。’呶，大家都了解伯爵！”副官骄傲地愉快地笑着说。“他勃然大怒，神态真可怕，你们想想，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撒谎和顽固！……”
“噢！伯爵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罪过，所以才被流放。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可能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是这个。你没有写，是翻译的，而且译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甚至不懂得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根本不看什么报纸，我自己写的。’‘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交付法庭，你会被绞死的。说，从谁手上拿到的？’‘我什么报也没有见过，是我写的。’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伯爵把他父亲召来：他仍坚持前供。可是，交付法庭，好像判处他服苦役。现在父亲来为他求情。为这坏小子！你们知道，这样的商人儿子绔袴，勾引女人的家伙，在哪儿听了演讲，于是就满不在乎，无所顾忌。这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家饭馆，在饭馆里，知道吗，挂着一幅全能的上帝的大画像，一手握权杖，一手托金球；他把这张圣像拿回家去好几天，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找来一个浑蛋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