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极了，”贝特西嫣然一笑，“他们教我们用几条水貂尾巴和一条金链子做一种可以扮出各种花样的围巾，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花1美元98美分就能买到那种金链子的仿制品，一摸一样。从展览会一出来，希尔达就跑到皮裘批发仓库，她打了个大折扣，买下几条水貂尾巴，然后又跑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去，把整条围巾做好，乘公共汽车时就围上啦。”
我瞟了希尔达一眼，她坐在贝特西的另外一侧。当然啦，她围着一条看起来雍容华贵的围巾，几条毛茸茸的尾巴，一边用一根悬垂的镀金链子束着。
我老是琢磨不透希尔达这个人。她身高6英尺，绿色的大眼睛，眼角上斜，厚厚的红嘴唇，一副斯拉夫人特有的空洞的表情。她擅长制帽。她的指导老师是时装版编辑，这就把她与多琳，贝特西和我这几个人划分开来，我们更倾向于文学，负责写专栏文章，尽管有些只是健康或美容专家。我不知道希尔达是否识文断字，但她做的帽子令人叫绝。她去纽约一家专门教授帽子制作的学校学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要戴一顶崭新的帽子，这些帽子都是她用零零碎碎的草杆，裘皮，丝带或者颜色难以捉摸的面纱亲手制作的。
“真了不起，”我说，“真了不起。”我好想多琳。她准会就希尔达的令人惊异的裘制品发表几句机智而辛辣的高论逗我开心。
第三章（3）2009-06-21 12:35 我情绪低落；就在那天上午，杰西那人揭下了我的面具，我感到我对自己的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怀疑都在一一落到实处，我没法再遮掩下去了。19年来，我一直忙于追逐高分以及这样那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现在呢，我没劲头了，步子慢了，无可挽回地退出了赛跑。
“你干吗不跟我们去看裘皮展呢？”贝特西问道。 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她在问第二遍，一分钟以前她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你跟多琳出去了？”
“没有，”我说，“我是想去看展览来着，可是杰西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了。”说我想去看展览不太属实，但我竭力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心话，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感受杰西给我造成的伤害了。
我给贝特西描述那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筹划去裘皮展览会的情景。我只是没告诉她在那之前多琳到过我房间，她说：“去那该死的展览会有什么劲？莱尼和我要去科尼岛，你跟我们一起去吧。莱尼可以给你找个好小伙子。这一整天又是午餐会又是下午的电影首映式，够忙活的，谁也不会注意我们。”
我一时有些动摇。展览会确实没劲。我对裘皮素无兴趣。最后我决定还是赖在床上，能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去躺一天，要到那空旷的，池塘里有着野鸭的荒地上找一块最长的草坪。
我告诉多琳我不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可我也不去科尼岛，我只想躺在床上。多琳走了以后，我自忖我为什么再也没法循规蹈矩地做我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悲哀，疲惫。然后我又自忖我为什么不能像多琳那样随心所欲地做不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更加悲哀，更加疲惫。
我不知道那已是什么时候，我只听见姑娘们在过道里奔来忙去，互相叫唤，为赴展览会做准备的声音，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我仰面躺在床上，瞪着光秃秃的白色天花板，寂静似乎越胀越大，我觉得自己的耳鼓都要跟它一起胀破了。然后电话铃响了。
我盯着电话瞧了一会儿。话筒在瓷白色的机座上微微颤动，所以我知道电话真的在响。我想也许我在舞场里或晚会上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什么人，然后就忘了个干干净净。我拿起话筒，以一种嘶哑的，逆来顺受的声音应道：
“喂？”
“我是杰西。”杰西厉声说。她是如此干脆利落，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正打算今天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溜进被单里。我不明白杰西为什么以为我会去办公室。我们都发了油印的日程表，好让我们对各种活动心中有数，很多上下午我们都不去办公室，而是到市里去活动。当然，这样的活动是自愿参加的。
我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怯怯地说：“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当然我压根儿就没这样想过，可我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我告诉她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我跟贝特西说，“可她叫我去办公室，她想跟我聊聊，而且有活儿要我干。”
“哦，哦！”贝特西同情地说。她一定看见我的泪珠正扑簌簌地落到盛着蛋筒白兰地冰激凌的甜食盘里，不然她不会把她自己那份碰也没碰过的甜食给我。我吃完自己的一份，就开始心不在焉地吃她那一份。对于流泪我有点儿尴尬，但我的泪水货真价实。杰西可是对我说了些可怕的话。
10点钟左右，我面色苍白地走进办公室。杰西站起身，绕过办公桌来把门关上。我坐在我的打字机前的转椅上，她则坐在她的办公室后面的转椅上，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她身后的窗台上一层一层地摆满了盆栽花卉，像一个热带花园，欣欣向荣。
“你对工作不感兴趣吗，埃斯特？”
“ 哦，感兴趣，感兴趣，”我说，“非常感兴趣。”我几乎要声嘶力竭地喊出这些话，似乎那样更让人信服，但我控制住了自己。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自己说，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读书，写作和工作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而且，似乎确实如此，我干什么都很出色，功课全优，甚至到我上大学时这种势头也无人可挡。
作为大学生，我曾经是镇上《新闻报》的记者，校文学杂志的编辑，校荣誉委员会的文书。这个委员会是个专门处理学术性和社会性违纪行为及其处罚的机构，很得人心。学校里一个颇具名望的女诗人，教授正为我争取到东部最大的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我有希望年年拿到全额奖学金。眼下，我正在一家面向知识分子的时装杂志社师从他们最棒的编辑，我怎么倒像一匹拉车的驽马，一味逡巡不前？
“我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一个个字像一枚枚木制硬币落到杰西的办公桌上，发出空洞，平板的闷响。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杰西有点儿恶毒地说，“你知道，如果你卷起袖管好好干，这一个月你能在杂志社学到不少东西。在你之前来这儿的那个女孩睬都不睬时装展览那一套。她从这间办公室径直去了《时代》杂志。”
“天！”我还是那么一副死气沉沉的腔调，“那么快！”
“当然，你还要回大学学上一年。”杰西语调稍微温和一点地继续说，“你打算毕业以后干什么？”
我一直打算拿上一大笔奖学金去上研究生院，或者拿上一笔资助到欧洲各地学习，然后我想一边做教授一边写诗，或者一边写诗一边当个什么编辑。一般说来这些计划我都可以脱口而出。
“我真不知道。”我听见自己说。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大为震惊，因为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那话听起来是实话，我看出来了，就好像有一个人老在你家门口晃来晃去，晃了几年以后，突然走到你跟前自我介绍说是你生父，而且他看起来真和你相貌酷似，于是你看是看是看出他真是你生父，而那个你从小叫到大的父亲其实是个冒牌货。
“我真不知道。”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杰西顿了顿，又问，“你懂几门外语？”
“哦，我想，我会看一点法语，而且我一直想学德语。”大概有５年了吧，我一直跟人说我想学德语。
我母亲童年时讲德语，尽管她当时身在美国，为了这个她在一战期间曾被学校里的孩子扔石头。我父亲在我９岁时就死了，他讲德语。来自普鲁士黑暗的中心，一个充斥着躁狂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庄。我弟弟当时正在柏林国际生活实验中心，讲一口地道的德语。
我没告诉过人：每次我捧起一本德语辞典或德语书，一看到那些密密麻麻，黑压压，带刺的铁丝一样的字母，我的脑子就像蛤蚧一样闭上了。
“我一直想进入出版界。”我竭力找回一点线索，好让自己像从前一样推销有术，“我想我会申请到一家出版社去工
“你应该学会看法语和德语，”杰西毫不留情地说，“也许再加上几门语言，西班牙语啦，意大利语啦，如果能看俄语就更好了。每年6月数百名姑娘拥到纽约来，她们都以为自己可以当编辑。你得拿点那些庸常之辈没有的东西来。最好去学几门外语。”
我不忍心告诉杰西，从我4年级的课程表中根本就挤不出一丁点儿学外语的时间。我学的是旨在教人如何独立思考的优等生专修课程，除了上一门教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以及一个诗歌创作高级研究班以外，我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写一篇论文，分析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某个晦涩难解的主题。我还没定写什么主题。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读《芬尼根觉醒》。我的教授倒是为我要写的论文兴奋不已，还允诺说要给我一些关于孪生子意象的提示。
“到时候看吧，”我对杰西说，“很可能我会去上一个德语速成班，就是他们新开的那种适合双重需要的基础课。”说话的时候我想，没准我真会这么做。我有办法劝说我的班主任让我做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她把我当做一个有趣的试验品。
在我们学校，物理和化学都是必修课。我已经修了一门植物学，成绩出色。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答错过，有一阵子我甚至能做起当植物学家，到非洲或者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去研究野生草类的梦，因为到那种稀奇古怪的地方研究那种生僻的课题比到意大利研究艺术或者到英国研究英语更容易拿到大笔的资助，竞争没那么激烈。
植物学还不错，因为我喜欢吧叶子剪下来，放在显微镜下，描画面包霉菌和蕨类植物繁殖周期中那奇异的心形叶片。这一切对我来说极其真实。
上物理课那天我就跟死了似的。
站在讲台后面的是个名叫曼兹先生的矮个男人，他肤色黝黑，声若洪钟但口齿不清，穿一套紧绷绷的蓝色西服，手里拿着一只小木球。他把球放在一块陡斜的，起楞的滑板上，让它从上面滑下去。然后他开始说什么α是代表加速度，t代表时间，他一下子写了一黑板的字母，数字，符号，我的大脑顿时跟死了一样。
我把物理课本带回宿舍。这是一本厚厚的讲义，印在那种油墨特别容易泛开的油印纸上，足足有400页，没有插图，没有照片，只有图表和公式，封面和封底都是砖红色的硬纸板。这是曼兹先生专为女大学生讲授物理而撰写的讲义，如果给我们用的效果还行，他就要设法将它出版。
于是呢，我学习那些公式，上课，观察球体从滑板上滚下来，听下课铃响；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姑娘都不及格，而我却拿了个不折不扣的优。我听到曼兹先生对一群抱怨课程太难的姑娘说：“不会太难吧，有一个女孩还得了优呢。”“是谁？告诉我们吧。”她们说，但她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我亲昵的，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这使我起意逃掉下一学期的化学课。没错，我是在我是在物理课上拿了个优，可我真是给吓坏了。我一边学物理一边直感到恶心。他们把一切都减缩成字母与数字，这真叫人受不了。黑板上不再有叶子的形状，放大了的叶子呼吸孔洞的图形。以及叶红素，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而是曼兹先生用他的专用红粉笔书写的公式，那些丑陋的，蝎子似的字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难以辨认。
我知道化学课会更糟，因为我曾在化学实验室里看见一张巨大的90来个元素的周期表，所有像金啊，银啊，钴啊，铝啊那样的好好的单词都缩略成丑陋的符号，后面还标着不同的十进制数字。要是我再用那些玩意儿来伤我的脑筋，我非得发疯不可。我这门课肯定过不了。上半年我是强打精神，拼死拼活才挨到期末的。
于是我想出一个聪明的计划去找班主任。
我的计划是，我需要时间上莎士比亚课，因为我毕竟主修英语。她很清楚，我也很清楚，化学课我还会得优，所以，参加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我不如做个旁听生，照常上课，学习知识，把分数啦，学分啦都抛到脑后。对于优等生来说这是个荣誉问题，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当你明明知道你总会得个优，分数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对吧？学院刚刚决定我们后面的年级不必再修2年级的理科科目，我们是最后一批深受旧体制之苦的班级；这使我的计划更为可行。
曼兹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打算。我想我的计划使他受宠若惊：我多么喜爱他讲授的课程啊，我来上课，竟然不是为了学分和成绩这样世俗的考虑，而仅仅是为了追求化学本身之美。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竟然想出改学莎士比亚但仍然旁听化学这一高招。这完全是故作姿态，好像我多舍不得放弃化学似的。
当然，倘若我不是先拿了个优，我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要是班主任知道我是多么惊恐和沮丧，要是她知道我甚至认真的考虑过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譬如弄一份医生证明。说明我不宜于学习化学，公式让我感到头昏目眩等等，我敢肯定她一分钟也不会听我废话，非得让我去上化学课不可。
果然，校委会同意了我的恳求。后来班主任告诉我，有几位教授还十分感动。他们认为这是朝着学术成熟的一大进步。
一想起那年余下的日子我就忍俊不禁。每周５节化学课，我一节也没落下。破旧的梯形教室摇摇欲坠，曼兹先生站在那空旷的教室前部，将一枝试管里的东西倒到另一枝试管里，一会儿燃起蓝色火焰，一会儿燃起红色火焰，一会儿又弄出些黄色烟雾，我只把他当做一只蚊子嗡嗡作响，因而可以充耳不闻，把背靠在椅子上，一边欣赏那五光十色的火焰，一边写着一页又一页的牧歌和１４行诗。
曼兹先生不时瞥我一眼，见我在写着什么，就朝我亲切地微笑表示赞赏。我想他一定以为我正在抄那些公式，不像其他姑娘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被他的讲课所吸引，因而情不自禁。
第四章（１）2009-06-27 15:5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杰西办公室里时，脑子里竟会闪过我成功地逃过化学课的情景。
从杰西开始跟我谈话到结束，我一直见到曼兹先生站在她的脑后虚无缥缈的空中，手里拿着他的小木球和试管，活像从帽子里变戏法变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复活节放假的前一天，曼兹先生曾经用那枝试管鼓捣出浓浓黄烟，散发出一种臭鸡蛋的味道，把姑娘们和他自己都逗得哈哈大笑。
我觉得对不起曼兹先生。我想手足并用，爬到他跟前，为我曾经无耻地欺骗过他而道歉。
杰西递给我一摞小说手稿，她跟我说话的语气比刚才温和得多了。那一上午我就忙着读那些小说，把我的意见打在办公室间联络用的粉红色便笺上，送到贝特西指导编辑的办公室，这样贝特西第二天就可以读到。杰西时不时打断我，给我一点实际的指导或者聊点闲话。
那天中午杰西要和两位名作家一起共进午餐，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男作家刚刚卖了6篇短篇小说给《纽约人》，另外6篇给了杰西。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杂志社买小说是一口气买6篇的，想到6篇小说可获得的稿费，我不由得瞠目结舌。杰西说她午餐时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因为那位女作家也是写小说的，但她从未在《纽约人》上发表过作品，杰西5年里只用过她一篇小说。杰西必须在恭维那位名望较高的男作家时注意不要伤害那位名气稍逊的女作家的自尊。
当杰西的法式挂钟的小天使扇动翅膀，将他们的镀金小喇叭举到嘴边，滴滴答答吹出12个音符时，杰西说我这一天活儿干的够多的了，叫我去参加《淑女时代》组织的参观和宴会，去观摩电影首映式，她希望明天一大清早就能见到我。
然后他她飞快地在紫丁香涩色的上衣外面套上一件西装外套，在脑袋上扣上一顶仿紫丁香花的帽子，往鼻子上匆匆扑了点儿粉，将镜片厚厚的眼镜正了正。她看上去挺吓人的，但是博学多识。离开办公室时她用一只戴着紫丁香色手套的手拍拍我的肩膀。
“别让这邪恶的城市搅得你垂头丧气。”
我默默的在转椅里坐了几分钟，想着杰西。我试着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名叫埃格的大编辑，坐在摆满了一盆一盆的塑料植物和秘书每天早晨都得浇水侍弄的非洲紫罗兰的办公室里，会是什么样子。但愿我有一个像杰西那样的妈妈。那样的话我准知道该干什么。
我自个儿的妈妈帮不上我什么忙。自从父亲死后，妈妈一直靠教速记和打字养抚我们，私下里她讨厌这个工作，也因为父亲生前不相信人寿保险推销员，死时没留下一分钱而怨气冲天。她老是跟我唠叨，叫我大学毕业后去学速记，这样我除了大学文凭以外还能有一技之长。“连使徒都要织帐篷呢，”她老是说，“他们也得谋生，就像我们一样。”
《淑女时代》的女招待取走我那2只吃得干干净净的冰激凌盘子，放下一只洗手钵。我将手指放进那暖融融的水中，玩了一会儿水。然后，我用依然十分干净的餐巾仔细地擦拭每一根手指。我把餐巾折好，放在我的双唇之间，然后一丝不苟地将嘴唇压上去。我把餐巾放回桌面餐巾的正中央就有一个模模糊糊，微微发亮的粉红色唇印，仿佛一颗小小的心。
我想，我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
我第一次看见洗手钵是在我的女捐助人家里。奖学金办公室那位满脸雀斑的娇小女士告诉我，学院有一个传统，要是为你提供奖学金的人还活着的话，你就得给他们写信，表示你的感激之情。
我拿的是菲洛梅娜.吉尼亚奖学金。吉尼亚是个十分富有的小说家，本世纪初曾就读于我所在的学院，她将自己的处女作改编成了一部由贝蒂.戴维斯主演的无声电影，和一部至今仍在播放的广播连续剧。原来她仍然在世，住在离我外祖父的乡村俱乐部不远的一幢大宅第里。
于是我用碳素墨水在一张灰色的，上有红色压印浮雕的学院标志的信纸上给菲洛梅娜.吉尼亚写了一封长信。我描写了骑自行车到山间漫游时所见到的秋叶是如何美丽，住在校园与住在家里乘公共汽车上市立大学相比是多么幸运，以及知识如何向我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她一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我曾经在镇图书馆里读过吉尼亚夫人的一部作品——不知为什么学院图书馆没有收藏她的作品——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斥了长长的，充满悬念的问句：“埃弗琳会不会觉察格莱迪斯过去是认识罗杰的？海克特兴奋莫名地寻思。”“当唐纳德听说了关于埃尔丝的内情，知道那孩子正跟罗尔摩帕太太一起藏匿在僻静的农庄里，他还怎么可能要她呢？格利赛尔达向她那凄凉的，沐浴在月华中的枕头问着。”这些作品给菲洛梅娜.吉尼亚挣来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后来她跟我说她在学院读书时可是相当迟钝的。
吉尼亚夫人回复了我的信，邀请我到她家共进午餐。就在她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洗手钵。
水面上漂浮着几朵樱花，我以为那肯定是一种日式的餐后清汤，就把它全喝下肚去，包括那些鲜嫩的小花朵。吉尼亚夫人什么也没说。过了很久以后，当我跟学院里一个刚刚打入社交圈的女孩聊起这次午餐，我才发觉自己闹了什么笑话。
当我们从灯火明亮的《淑女时代》办公大楼里走出来时，街道灰蒙蒙的，大雨滂沱。这不是那种能将你冲个干干净净的好雨，而是我想象中巴西才会有的暴雨。雨滴足有咖啡杯托那么大，从天际一泻而下，打在滚热的人行道上，微微发亮的黑乎乎的水泥地嘶嘶作响，一股股热气翻滚而上。
我私下里希望能在中央公园单独过上一个下午，但是，在穿过《熟女时代》大楼那玻璃打蛋器一般的旋转门时，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发现自己冲进温热的雨中，钻进了一辆的士昏暗的微微颤动的洞穴里，跟我一起的有贝特西，希尔达，还有艾米丽.安.奥芬巴赫，那是一个古板的矮小女人，红发梳成一个簪子，在新泽西州的蒂内克有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
电影差极了。女主角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女郎，模样像琼.爱丽逊其实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是性感的黑发女郎，模样像伊丽莎白.泰勒，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人；男主角是2个身材魁梧的笨蛋，叫什么里克和吉尔。
这是个发生在橄榄球场上的爱情故事，用“亮彩”胶片拍摄的。
我讨厌“亮彩”胶片。在使用“亮彩”胶片拍出来的影片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新场景里似乎都得穿上一套色彩艳丽的新服装，像个衣帽架想似的，一会儿立在翠绿的树丛间，一会儿立在金黄的麦田里，一会儿又立在蔚蓝的大海中间，海浪像四面八方翻滚而去，绵延万里。
第四章（2）2009-07-05 12:50 电影中的大部分场景发生在橄榄球场的看台上，2个女郎招手欢呼，身上穿着漂漂亮亮的时装，衣服翻领上别着的橙色菊花足有洋白菜那么大：或者发生在舞池里，2个女郎跟他们的男友叱咤风云，身上穿着的礼服活像从《乱世佳人》里搬出来的，然后2人溜进休息室，嘀咕一些亲热而肉麻的话。
最后，我看出来了，那个可爱的女郎最终会跟那个可爱的橄榄球英雄结合。那个性感女郎则落个2手空空，因为那个叫吉尔的男子从头到尾只想找个情妇玩玩，压根儿没打算娶她为妻，现在他要打点行装，买张单程票到欧洲去了。
看到这里我突然感觉有些异样。我看看四周那一排排的小脑袋，脑袋前部清一色泛着银光，后部则一律罩在黑魆魆的阴影里，他们看起来像一群不折不扣的白痴。
我觉得我快要呕吐了。不知道让我反胃的是这糟糕的电影，还是我刚才吃的那些鱼子酱。
“我要回酒店去。”半明半暗中我对贝特西耳语道。
贝特西正死死地盯着屏幕。“你觉得不舒服吗？”她轻声问道，嘴唇几乎动也没动。
“是，”我说，“难受的要死。”
“我也是，我跟你一起走。”
我们悄悄离座，不停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直到走到这排座位的尽头，观众有的嘟嘟囔囔，有的发出嘘声，挪开雨鞋，雨伞好让我们走过去。我净踩在别人的脚上，这样倒可以使我忘掉强烈的呕吐欲望，这种欲望像气球一样在我眼前迅速膨胀，除了它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来到街上，温热的雨还在稀稀拉拉地下着，快要结束了。
贝特西看起来很恐怖。脸颊上的红晕不见了，面色铁青，冷汗淋漓，一张憔悴的脸就这么在我眼前浮动。我们一头栽进一辆漆成黄色格子图案的的士里。当你在马路牙子上犹豫不决是否要叫的士时，这种车总是在那等着。到达酒店之前，我吐了一次，贝特西吐了2次。
的士司机转弯时神勇过人，把坐在后座上的我们一会儿甩到着一边，一会儿又抛到另一边。每次谁想呕吐时就不声不响地俯下身子，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正从车底板捡起来似的，另一个人则哼着小调，假装瞧着窗外。
即使这样，的士司机似乎也明白我们在干什么。
“嘿，”他冲过刚刚亮起来的红灯，然后抗议道，“你们可不能在我车上那样干，最好还是下车，吐到街上去。”
但是我们没有应他。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们快到酒店了，所以没有赶我们下车。最后车子停在酒店正门前面。
等不及计算车钱了。我们往司机手里塞了一把银币，又扔了几张纸币到车底板上，好盖住那几摊秽物，然后冲过大堂，奔进空荡荡的电梯里。我们很幸运，这时正是乘客稀少的时候。在电梯里贝特西又想呕吐，我托住她的脑袋，然后我也觉得恶心，她就托住我的脑袋。
一般说来，大吐一场以后立刻会觉得好受些。我们互相拥抱，道声再见，分头走向过道2端，去躺在自己的卧室里。没有什么比一起大吐更能让人成为老朋友的了。
但是，我刚关上房门，脱下衣服，爬上床去，就觉得从所未有过的难受。我只觉得得赶紧到卫生间去。我挣扎着床上印有蓝色矢车菊图案的白色浴衣，踉踉跄跄地走到浴室。
贝特西已经在那儿了。我听见她在门后的呻吟声，赶紧绕个弯到过道另一侧的浴室去。我觉得自己简直要死了，要走这么远的路。
我坐在马桶上，把脑袋枕在洗手盆边上，我想我会把内脏和那顿饭一起泄掉。恶心的感觉像巨浪一般一阵阵向我涌来。每个浪头过后，这感觉就会退去，留下我如同一片湿漉漉的叶子，浑身无力，四肢颤抖，然后体内另一种恶心之潮又奔涌而至。从我的脚下，头顶上，四周，这间刑室的白得耀眼的瓷砖一齐向我挤压过来，将我碾成齑粉。
我不知道我这样持续了多久。我把洗脸池的塞子拔了，让凉水哗哗往池里流，这样过路的人们会以为我在洗衣服。后来我觉得问题不大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地，一动不动。
夏季似乎已经过去。我能感觉到寒冬在摇我的骨骼，嗑我的牙齿，那条拉我下来枕在脑下的酒店的大白浴巾仿佛雪堆一般，无动于衷。
有人在浴室外面砰砰砰地敲门。那种敲法可真是没教养，我想。他们完全可以像我刚才那样转一个弯到另一间浴室嘛，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呆上一会儿。但是那人一个劲儿擂门，哀求我让他们进来。我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听上去有点像爱米丽.安.奥芬巴赫。
第四章（3）2009-07-11 18:33 “一会儿就好。”我说。我的话像糖浆一样黏黏糊糊。
我打起精神，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第十次冲了马桶，把洗脸池揩干净，把毛巾卷起来，这样呕吐的痕迹就不那么显眼，然后我打开门，一脚踩到过道里去。
我知道我要是看一眼爱米丽.安或另外的人，我就绝对掩饰不住了，所以我死盯住过道尽头一扇摇摇晃晃的窗户，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去。
以后我再见到的是一个人的鞋。
那是一只结实的黑皮鞋，皮子裂了口，相当破旧，鞋面黯淡无光，靠近鞋尖上有一排扇贝形的小气孔，鞋尖正对着我。皮鞋似乎立在一个坚硬的绿色平面上，我的右颊骨被这平面压的生痛。
我仍然一动不动，等待着一点线索，好让我知道该干什么。在鞋子往左一点儿，我依稀看见白色的地板上有一小堆蓝色的矢车菊，这使我几乎叫出声来。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浴衣袖子，袖口处我的左手横在那儿，像鳕鱼一样毫无血色。
“她现在没事了。”
声音来自我的头部上方，一个遥远的区域，冷静，理性。刹那间我没觉出任何异样，转念一想，我觉得奇怪。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家酒店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男人都是不让进来的。
“还有几位？”那声音继续问道。
我感兴趣地听着。地板似乎非常结实。知道我已经摔倒并且不可能再往下摔了，我的心里踏实了。
"我想是11个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应道。我猜一定是那只黑皮鞋的主人。“本来是12个，可是有一个不见了，所以只有11个。”
“好吧，你把这个姑娘送到床上去，我来照顾其余那些。”
我的右耳听到一阵空洞的嗵嗵嗵的声音，渐渐微弱了。远处一道打开了，传来谈话和呻吟声。然后门又关上了。
2只手伸到我的腋下，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来吧，来吧，亲爱的，我们马上就好了。”我感到身体被抬起了一半，一扇扇门缓缓向后移去，我们来到一扇打开的门，进去了。
我床上的被单被掀起来，这女人帮助我躺下，把被单直盖到我的下巴，然后她在床边的扶手椅里休息了一会儿，用一只粉红色的胖手给自己扇风。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顶白色的护士帽。
“你是谁？”我虚弱的问道。
“我是酒店护士。”
“我怎么啦？”
“你食物中毒了，”她简短地说，“食物中毒，你们全中毒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个觉得恶心，那个也觉得恶心。你们这些年轻姑娘们到底胡吃海塞了什么呀？”
“其他人也都病了？”我怀着希望问道。
“你们所有人，”她饶有兴味地肯定道，“像群病猫，哭着喊妈呢。”
房间在我四周及其温柔地盘旋，看我突然变得如此羸弱，那些桌呀，椅呀，墙呀出于怜悯，仿佛都在抑制着自己的重量。
“医生给你打了一针，”护士从门厅里说，“你要睡了。”
她走了，门在她站着的地方关上了，像一张白纸，然后门又不见了，只看到一张更大的白纸，我不由自主地朝它挪了挪，微笑着睡着了。
有人站在我的枕边，手里拿着一只白色的杯子。
“喝下去。”她们说。
我摇摇头。枕头像一捆干草般窸窸窣窣响了起来。
“喝下去就会好受些。”
一只厚厚的白瓷杯放到我的鼻子下面。在那昏暗的或许是夜晚或许是黎明的光线中，我打量着那清澈的琥珀色液体。面上浮着几块黄油，一股淡淡的鸡肉香味冲进我的鼻孔。
我的视线怯生生地挪到杯子后面的短裙上。“贝特西。”我说。
“什么贝特西，是我。”
我抬起眼睛，看见多琳头部的剪影衬在渐渐发白的窗户上，她脑后的金发发端映着光，像一圈金色的光环。她面部隐在阴影中，所以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我感觉到他指端流露的一种老练的温柔。她完全可能是贝特西，或者我妈妈，或者一个散发蕨类植物芬芳的护士。
我垂下头，呷了一口汤。我想我的嘴一定是沙子做的。我呷了一口，又一口，再一口，直到把杯子的汤喝的干干净净。
我感到纯洁无暇，圣洁无比，只待开始新的生活。
多琳把杯子放在窗沿上，自己在椅子上坐下。我注意到她没有取出香烟来抽，她可是个烟鬼，我不由得诧异起来。
“你呀，差点完蛋了！”她终于说道。
“可能是我吃的那些鱼子酱。”
“什么鱼子酱！是蟹肉有问题。他们化验了，蟹肉里全是尸毒。”
我又看到《淑女时代》的厨房，像晴空一样洁白无暇，绵延万里。我看见一只又一只的鳄梨被塞满蟹肉和蛋黄酱，放在璀璨的灯光下拍照。我看见那些娇嫩的，粉色斑驳的蟹腿肉从蛋黄酱的毯子中姿态诱人地伸将出来，那和蔼可亲的黄色梨杯，杯口呈鳄皮绿色，则像摇篮一般兜着这堆食物。
尸毒。
“谁做的实验？”也许医生抽了谁的胃液，然后对他在这个酒店实验室里发现的样品进行了分析。
“那些《淑女时代》的糊涂虫呗。你们一开始东倒西歪，有人就给办公室打了电话，办公室打电话到《淑女时代》，他们就去化验那顿盛宴剩下的所有东西。哈！”
“哈！”我声音空洞地应了一声。多琳回来了，真好。
“他们送了礼物来，”她接着说，“装在一只大纸箱里，放在过道上。”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送来了？”
“特快专递呗，你以为怎么送的？要是你们这帮人到处去说《淑女时代》杂志社食物中毒，他们可受不了。你要是认识什么能干的律师，就可以告倒他们，让他们彻底破产。”
“什么礼物？”我隐约觉得如果礼物够体面的话，我就不在乎所发生的这一切，反正我感觉纯洁无比。
“还没人打开过呢，会全拆开的。他们看我是唯一还能走路的人，就叫我给每个人送汤，这不，我先给你送来了。”
“去瞧瞧礼物是什么。”我哀求道。然后我想起一件事来，告诉她：“我也有礼物给你。”
多琳走到过道里去。我听见她窸窸窣窣忙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撕纸的声音。最后她拿了一本厚厚的，封面闪着光泽的书回来了，书面上印满了人名。
“《年度３０篇最佳短篇小说》。”她把书朝我腿上一扔，“箱子里还有１１本。他们准是想送给你们病中解解闷儿。”她顿了一顿，问道：“我的礼物呢？”
我从手袋里掏出那面描有多琳的名字，饰有雏菊的镜子递给她。多琳看着我，我看着她，２人同声大笑。
“如果你想要，可以把我的那份汤也喝掉，”她说，“他们搞错了，在托盘里放了１２份汤。莱尼和我躲雨那会儿往肚里塞了太多的热狗，眼下我一口也吃不下了。”
“拿来吧，”我说，“我饿的要死。”
第二天早晨7点，电话响了。
我从黑沉沉的梦湖底部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的五斗橱的镜架上已经塞了一张杰西拍来的电报，叫我不必急着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复再说，她说她对蟹肉一事感到十分遗憾；所以我想不出还有谁会来电话。
我伸手将电话拽到枕头上，这样电话筒就搁在我的锁骨上，听筒靠着我的肩膀。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是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察觉出他隐隐有一点外国口音。
“没错。”我说。
“我是康斯坦丁.某某某”
我没听出他姓什么，全是“斯”和“克”的音。我不认识什么康斯坦丁，可我不忍心这么说。
然后我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说起的那个同声翻译。
“当然，当然！”我惊呼道，霍地坐了起来，２只手紧紧抓住话筒。
我永远不会想到威拉德夫人会给我介绍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人。
我总能认识一些名字古怪的男人。有一个叫苏格拉底，是个高个儿，长得很丑，非常理性，是好莱坞一个很有名气的希腊电影导演的儿子，可惜是个天主教徒，这就败坏了我俩的口味。除了苏格拉底，我还认识一个叫阿拉提的白俄，他在波士顿商业管理学院读书。
我渐渐明白康斯坦丁是想约我在当天晚些时候见个面。
“今天下午您愿意来看看联合国吗？”
“我现在就能看见。”我一边说着，一边神经兮兮地咯咯笑了起来。
他似乎十分窘迫。
“我从窗口就能看见。”我想也许我的英语说的快了一点。
一阵静默。
然后他说：“随后您也许愿意吃个便饭吧？”
我察觉到威拉德夫人的口头禅，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威拉德夫人总是请人吃个便饭。我想起刚来美国时曾在威拉德夫人家里做客——威拉德夫人信奉这样一种做法：要是你向外国人敞开你的家，你到外国时，他们的家也会向你敞开。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在我这顿纽约便饭和向她敞开的俄国屋子之间简直可以说做了一笔交易。
“好吧，吃个便饭吧。”我态度生硬地说，“您几点钟过来？”
“2点钟吧，我从车里给您打电话。是亚马逊酒店吧？”
“对。”
“哦，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一时之间我觉得他的口气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我猜亚马逊酒店里可能有几个姑娘在当秘书，说不定他把她们逐个带出去玩过。我等他先挂上电话，然后我挂上。我背靠在枕头上，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可憎。
瞧我，仅仅因为几件平淡的无聊事情，就又在那儿做起男人对我一见倾心的美梦。其实不过是礼节性地参观联合国，然后吃份三明治！
说不定威拉德夫人介绍的同声翻译是个又矮又丑的家伙，到最后我就会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那样瞧不起他。这个想法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因为我确实瞧不起巴迪.威拉德，虽然人们仍然认为等他从肺结核病院一出来，我就会跟他结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个伪君子。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伪君子。我以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男孩子。在他还未真正留意到我之前我已经远远地爱慕了他5年。后来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仍然对他满怀爱慕，他则开始留意到我。然后，当他对我的关注越来越多时，我却于偶然之中发现他是个可憎的伪君子。现在他想要我嫁给他，但我对他恨之入骨。
最糟糕的是我不能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对他的想法，因为我正想那么做时，他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我只能哄着他，等他痊愈了，我才能把话挑明。
我决定不下楼到自助餐厅吃早餐。那样就得穿戴整齐。如果你打算整个上午赖在床上，穿戴整齐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可以给楼下打个电话，叫他们给我房间送份早餐来，可那样的话我得给送早餐上来的人小费。而我从来闹不清该给多少小费。在纽约，为了给人小费，我有过好几次不愉快的经历。
我刚到亚马逊酒店时，有个个头偏矮，穿门童制服的秃顶男人帮着把我的行李箱拎进电梯，为我打开房门。当然啦，我立刻冲到窗户跟前，看看外面景色如何。过了一会儿我发觉那位门童一会儿拧开洗脸池的热水龙头，一会儿拧开冷水龙头，说什么“这是热水龙头，这是冷水龙头”，一会儿他又打开收音机，告诉我纽约所有电台的名称。我开始觉得不安，于是把背对着他，用坚决的口吻说：“谢谢你把我的箱子送上来。”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他用一种恶意的，讥讽的语气说道。还没等我转过身来瞧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走了。砰的一声粗鲁地把门带上。
第五章（2）2009-07-19 14:35 后来，我把他这种怪异行为讲给多琳听，她说：“你这傻瓜，他等着你给小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