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10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10月17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11月12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 弗里茨] ·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10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650] 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11月3 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11月5 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11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11月2 日和3 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10月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11月5 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锗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1917—1918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 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 ，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退希特勒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元首吼叫道，“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651] 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18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11月12日早晨的进攻。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Ａ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11月7 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密1939年11月7 日于柏林……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Ａ日”“推迟3 天，下一决定将于1939年11月9 日下午6 点作出。凯特尔[652]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14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11月9 日把进攻推迟到11月19日；而临到11月13日又把它推迟到11月22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11月7 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荷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同时，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风声，知道他进攻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已经起不到奇袭的作用，而他原来正是倚仗这一点的，10月底，戈台勒曾经到布鲁塞尔去了一趟，带去了威兹萨克的秘密委托，要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劳一许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时国王“局势极为严重”。那位大使遵命照办，利奥波德国王马上就赶到海牙，同荷兰女王商量，于是便拟定了上述的联合宣言。但比利时人还得到了比这更为明确的情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情报一部分是从奥斯特那里来的。另外，11月8日，贝劳一许汪特还用电报通知柏林，利奥波德国王曾告诉荷兰女王，说他获得“准确的情报”，得知沿比利时国境线已有德军集结，说明德军将“在两三天”内穿越比利时国土发动进攻。
　　接着在11月8 日晚间和11月9 日那天下午一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增加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纳粹绑架案和啤酒馆炸弹事件
　　11月8 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为纪念[653]1923 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常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12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7 人，伤63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已经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匆匆离开了会场。在往年，他们照例都要留下来，一面慢慢地喝着啤酒，一面同党内的老战友们回忆话旧，谈着当年的政变。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独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那天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件未遂的‘谋刺案’无疑将激起舆论支持希特勒，并将煽起对英国的仇恨……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国会纵火案。”
　　除开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菜打电话给杜塞尔道夫的一个正在走红运的年轻下属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希姆莱的这道命令引起了战争中一桩最离奇古怪的事件。施伦堡同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ｓ·潘恩·贝斯特上尉和Ｒ·Ｈ·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夏梅尔少校”[ 这位少校倒也确有其人] ，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英国人曾经从其他方面听说过德国军人有这么一个密谋，那些密谋分子也曾经要求过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便有意同这位“夏梅尔少校”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见了若干次面。11月7 日，双方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文洛镇上见面时，那两个英国间谍给“夏梅尔”带来了伦敦方面寄给德国反纳粹领袖的一封相当含糊的信，十分笼统地谈了同一个反纳粹政权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基础。当时说妥，“夏梅尔”将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纳粹的领袖[ 一位德国将军] 带到文洛来开始举行最后的谈判。这一会晤后来又推迟到9 日。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政变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那些人，以及他们[654] 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关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11月8 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登场了。原先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出“波兰袭击”的阿尔弗雷德·瑶约克斯，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 日下午4 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嚼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瑙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伴同这一对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瑞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之后，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于是在11月21日，希姆菜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于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名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经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荷德边境线上”被捕。实际动手的凶手据称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对这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在我听来“气味不正”。但是希姆莱却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我曾记道：“希姆菜那一帮匪徒的企图，显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以谋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来赢得战争。”
　　这次爆炸究竟是谁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谜。艾尔塞虽不像国会纵火案里的马里努斯·范·德·卢勃那样愚蠢，但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实人。他不仅承认犯有制造和放置炸弹的罪行，并且为此扬扬得意。他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当然没有同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见过面，但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却同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营里面对这[655] 个英国人讲了一个说来话长而且曲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说他是那年仲夏被当作共产党的同情者关进达豪集中营的，10月间某日，他被叫到集中营的长官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说他们需要把元首的几个“心怀贰意的”追随者搞掉，办法是11月8 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发表了例行的演说离开大厅之后，紧跟着在那里爆炸一枚炸弹。炸弹将安置在讲坛后面的一根柱子里。由于艾尔塞是一个手艺高明的家具匠、电工兼补铝匠，他们说这事由他来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成之后，他们将帮助他逃往瑞士，并且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里过上一辈子。为了表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答应当时就改善他在集中营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饮食，给他穿普通的便服，还给他许多烟卷——因为他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并且给了他一个木匠工作台和一套工具。艾尔塞就在这里用一只可走8 天的闹钟和一个同时可以用电钮引发爆炸的特殊装置制造了一枚看起来粗糙但效率并不差的走时炸弹。艾尔塞说，在11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被带到那个啤酒馆去，把他那个玩意儿放进了那根位置合适的柱子中。
　　他说，11月8 日晚上，大约在那颗炸弹根据规定的时间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的同谋者把他带到了瑞士边境线上，给了他一笔钱，并且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他一张印着那家呻酒馆内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里那根放置炸弹的柱子上还划了一个叉。结果，他并没有得到帮助越过边境，这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对这一点仿佛颇感意外。相反，他却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张明信片和其他东西一并落人秘密警察手中。然后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将开庭审讯的国家法庭上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牵连进来，而且告诉他，在这次审判中，他将名噪一时，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
　　这个审判一直没有举行。现在我们知道，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我们现在还知道，艾尔塞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被移到达豪集中营，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讲来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显然是根据那位从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希特勒的特别指令。但是希姆莱一直牢[656] 牢地监视着他到底。让这个木匠活到战后去把他的故事四处宣扬是不行的。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1945年4 月16日，秘密警察宣布，格奥尔格·艾尔塞已在前一天盟军空袭时被炸身死。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的。
　　希特勒对将领们的训话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11月20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11月23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
　　这次会议的宗旨，[ 希特勒一开始便说] 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657] 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 德国] 人口，要求有更大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 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1914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67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658] 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6 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1914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夭傍晚6 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从各方面来说，1939年11月23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659] 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11月23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4 天以后，11月27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 “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 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11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
　　纳粹在波兰的暴行：第一阶段
　　德国进攻波兰后没有几天，我的日记就开始充满了关于纳粹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暴行的记录。后来大家知道，许多其他人的日记也都连篇是这类的记载。哈塞尔在10月19日的日记上说，他听到了“党卫队骇人听闻的兽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兽行”。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述了从波森省一个德国地主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区党部头子，命令把牢门打开。他枪杀了5 个妓女，而且企图强奸另外两个妓女。[660]10 月18日，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同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一次谈话的摘要，那一天后者曾同希特勒谈到波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波兰的未来的命运将是黯淡悲惨的。
　　我们无意于重建波兰……不能把波兰建成一个德国式的模范国家。绝对不能让波兰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
　　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可怕的计划。德国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缴获的德国档案文件和纽伦堡历次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对纳粹在波兰恐怖统治的开始情况作一简短的叙述。这只不过是德国人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统治的先声。但是波兰的遭遇比起其他地方来，自始至终是最惨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萨尔斯堡8 月22日的会议上，预先告诉过他的将领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合德国将领们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们，“不得干涉这一类事情，应当只管本身的军事职责”。他在讲话的时候是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波兰，本书作者都马上得到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消息。这种消息纷至沓来，不胜暇接。德国的将领们当然也不例外。9 月10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事例，后来很快就在柏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50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大会堂，然后，用哈尔德的话，“把他们屠杀了”。军事法庭判处凶手监禁一年。甚至第三军团司令冯·库希勒将军当时也拒绝批准军事法庭对于凶手量刑过轻的判决，认为判决过于宽大了，虽然他后来也变得狠心起来了。但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姆莱出面干涉之下连这一年的徒刑判决也给勾销了，理由是他们属于“大赦”之例。
　　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国将军们对这种情况开始感到不安。9 月12日，凯特尔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元首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那位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在纽伦堡审讯时，卡纳里斯的日记曾拿出来作证，他在上面写道：[661] 我向凯特尔将军指出，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希姆莱很狡猾，当然不会让陆军的将领们逃避责任。9 月19日，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把党卫队“清除[ 波兰] 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计划告诉了瓦格纳将军。哈尔德听到瓦格纳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反应：陆军坚决要求“清除”工作推迟到军队撤走和整个国家由民政当局接管之后再进行，也就是要等到12月初。
　　陆军参谋总长的这一则简短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将领们的道德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他们并不打算认真地反对“清除”工作——即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他们只打算请求把时间“推迟”到他们离开波兰以后，以便逃脱责任。当然，外国舆论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尔德在第二天就波兰境内的“清除”问题同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让外国有机会以此为根据发动任何指责德国残暴的宣传。居然要杀天主教教士！目前要这样做是不实际的。
　　第二天，9 月21日，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
　　在俄国抢占了东部地区，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以及一些后来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国正式合并之后，波兰所剩下来的地区就是元首10月12日的法令所划定的“波兰总督辖区”。这道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维也纳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为副总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纳粹流氓知识分子。他是1927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入党的，很快就博得了纳粹运动法律权威的名声。他才思敏[662] 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识也相当渊博，爱好艺术，尤其是音乐。纳粹执政以后，他就成了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初担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后来是全国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学院院长兼德国律师协会主席。他肤色黝黑，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家里有5 个孩子。他的才智和教养抵销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热，到这时为止，还是希特勒身边最不引人反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张文质彬彬的画皮的后面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纳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他的42本生活和工作日记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纽伦堡法庭上拿出来作证。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作事干净利落、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段不漏地都写进去了。
　　他在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7 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7 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至于消灭犹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负责。弗朗克的任务除了从波兰榨取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强迫征集劳工之外，就是消灭那里的知识分子。纳粹分子给这种行动起了一个好听的代号，叫做“特别绥靖行动”[ ＡｕｓｓｅｒｏｒｅｎｌｉｃｈｅＢｅｆｒｉｅｄｉ- ｇｕｎｇｓａｋｔｉｏｎ，后来以“ＡＢ行动”著称].为了实现这个行动，弗朗克花了不少时间。直到第二年暮春，当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的时候，他才开始取得成绩。据他的日记所载，到5 月30日，他已能够在对警察部门的喽罗们作精神训话时吹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几千”波兰知识分子已经送命或是将要送命。“先生们，我要求你们，”他说，“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达到德国的集中营里去。”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663] 根据弗朗克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保安警察的头子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大约两千名男人和几百名妇女在“特别绥靖行动一开始时”就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已经受到“即决裁判”——这是纳粹对人身消灭的婉转说法。第二批知识分子现在正开始集中，“等待即决裁判”。总数“大约为3500人”的最危险的波兰知识分子就将这样收拾掉。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虽然秘密警察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他手里把直接灭绝犹太人的任务抢走了。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1940年10月7 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的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都肃清。[ 在此处他自己注道：“全场活跃”] 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第二年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同时说：至于扰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350 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赶走。
　　10月7 日，希待勒在国会发表那篇“和平演说”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莱去负责一个新的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 简称Ｒ。Ｋ。Ｆ。Ｄ。Ｖ。].任务是先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省中驱逐出去，然后把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迁进来。所谓日耳曼族人就是从受到威胁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边远地区不断涌来的外国国籍的日耳曼人。哈尔德在两星期以前就听说了这个计划，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一名德国人迁入这些地区，就要有两个人被放逐到波兰去”。
　　10月9 日，希姆莱在接任新职后两天就宣布，居住在并入德国各省中的65万犹太人中有55万人将同其他不适合于“同化”的波兰人一道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总督辖区”。于是1 年之内，[664] 就有120 万波兰人和30万犹大人被逐出了家园，迁往波兰东部地区。但是搬进来顶替他们的日耳曼族人却只有497000人。这比哈尔德的比率还要高一点：赶走3 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让一个德国人占据他们的家园。
　　作者记得，193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进行的，常常还顶着大风雪，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还要多。这可以引希姆莱本人的话为证。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夏天，希姆莱在对党卫队禁卫团讲话时，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进行的强迫移民工作同已经在东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在波兰，工作是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进行的，我们得把成千、成万、成十万的人拉走。我们不得不硬着心肠——你们应该听一下，但也应该立刻就把它忘掉——枪毙掉几千个有身份的波兰人……先生们，有许多时候同一连敌人战斗倒容易，而要镇压那些文化水平低、碍手碍脚的老百姓，要执行处决，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号哭的妇女从家里撵出去，却要难得多，早在1940年2 月21日，集中营督导处头子、党卫队的大队长理查德·格吕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视察了一周以后告诉希姆莱说，他在奥斯威辛为新的“隔离营”找到了一处“合适的营址”，奥斯威辛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有居民12000 人。镇上除了几家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奥地利骑兵留下来的营房。工作于是立刻开始了，6 月14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正式使用，囚在这里的是德国人打算给予最严酷待遇的波兰政治犯。不久这个集中营的罪恶就远不止此了。在这个当儿，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德国最大的化学托拉斯的董事们也发现，兴建新的工厂来从煤中炼油并制造合成橡胶，奥斯威辛是一个“合适的”厂址，在这里，无论是修建新厂房还是新工厂的生产都能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为了管理这座新集中营，并为了向伊·格·法本公司提供奴隶劳动，1940年春天，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的恶棍来到了奥斯威辛。其中有后来为英国公众所熟知的“贝尔森的野兽”——约瑟夫。克拉麦。另外还有一个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这个家伙曾因杀人服过5 年徒刑，以后就一直当监狱看守，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1946年，也就是他46岁的那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扬扬得意他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250 万人，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50万人。
　　奥斯威辛注定不久即将成为最有名的灭绝营[ 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ｌａｇｅｒ].我们必须把灭绝营同集中营区别开来，因为集中营里到底还有少数一些人活了下来。像伊·格·法本公司这样一个具有[665] 国际声誉的企业，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为德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会有意识地把这个死亡营选作它进行谋利活动的合适场所，这对于我们借此来了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甚至最有体面的德国人，是不无意义的。
　　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摩擦
　　大战开始后的第一个秋天，罗马—柏林轴心就发生了龃龉。
　　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各级官员互相指责。一方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6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日耳曼族人”；德国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100 万吨煤。另一方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大做其买卖，趁机发财，包括把战争物资出售给他们；齐亚诺的反德情绪愈来愈浓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忽冷忽热，齐亚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摇摆不定的情形。11月9 日，这位领袖在草拟祝贺希特勒遇刺脱险的电报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写得热情些，但又不想过于热情，因为据他看来，意大利人对希特勒的幸免于难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领袖尤其如此。
　　11月20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不可忍受。
　　圣诞节的后一天，意大利领袖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指示齐亚诺把比利时和荷兰即将受到攻击的情报秘密地通知这两个国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谈起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投入战争了。
　　两个轴心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亲俄政策。1939年11月30日，苏联红军进攻芬兰，使希特勒处于非常屈辱的境地。为了与斯大林签订条约，他已经被赶出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忙忙地迁走几百年来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家庭，现在他还得正式同意俄国对一个小国的无端进攻。而这个同德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主要靠了1918年德国正规军的干涉，才向苏联争得了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666] 家的独立。这是叫希特勒哑叭吃黄连，可是他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德国驻外使团和德国的报刊电台都奉到严格训令，要支持俄国的侵略行动，不得对芬兰人表示丝毫同情。
　　大概就是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为意大利各地所爆发的反德示威使他穷于应付。总而言之，1940年1 月3 日，新年刚过，他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压在他心头的话。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这样坦白、这样直率地提出了尖锐逆耳的忠告。
　　他说，他“深信”德国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永远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将它们拆伙。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国绝不会听任民主国家完全失败”。因此，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墨索里尼说，如果德国允许“一个纯粹由波兰人构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装的波兰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说：“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更改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最关切的还是德国同俄国的交易。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墨索里尼的这封信不仅警告希特勒，意德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击中了一个要害：元首同苏俄的蜜月已经开始使双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苏俄的勾搭，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灭亡了波兰。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些别的好处。例如，缴获的瘟国文件暴露了一项封锁得极严的战时秘密：苏联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让德国进口迫切需要的原料，这些原料不通过这些港口[667]就会因英国的封锁而无法进口。
　　莫洛托夫在1939年11月10日甚至答应，所有这些货物在俄国铁路上的过境运费一概由苏联政府负担。苏联政府允许德国船舰[ 包括潜水艇在内] 在摩尔曼斯克东边的北冰洋港口帖里别尔卡进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认为摩尔曼斯克“还不够偏僻”，帖里别尔卡则“较为妥当，因为它更偏远，没有外国船只进出”。
　　1939年整个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双方一直在谈判增加两国贸易事宜，到10月底，苏联日经向德国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原料，特别是谷物和石油，但是德国方面还要更多的原料。不过德国人渐渐发现，苏联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讨价还价起来也是一个精明厉害的对手。11月1 日，戈林元帅、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凯特尔上将“分别”[ 威兹萨克语] 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说俄国对德国战争物资要求得大多了。一个月后，凯特尔又向威兹萨克抱怨说，俄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讲理了”。
　　但是，如果德国想从俄国那里得到粮食和石油，他们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来偿付。被封锁的德国极其迫切的需要俄国供给这些必需品，1940年3 月30日最严重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国送交战争物资应当先于德国武装部队。”德国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舰卢佐夫号也贴进去给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现款。在这以前，12月15日，雷德尔海军元帅曾经建议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俾斯麦号[4.5万吨] 的蓝图和图纸售给俄国，只要他们肯出“一笔很高的代价”。
　　1939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同德国贸易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发现他是一个门槛很精的生意人。缴获的威廉街档案中，有好几份很长的备忘录详细地记述了同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独裁者三次难忘的会谈。他事无巨细无不熟悉，使德国代表们为之吃惊。他们发现斯大林是吓不倒、哄不过的，相反，他有时要求极苛，而且，正如纳粹谈判代表之一施努尔博士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时常会“激动起来”。斯大林提请德国代表注意，苏联“已经帮了德国一个大忙，[ 并且] 由于向德国提供了这种援助而树敌”。因此，苏联希望柏林方面能够给[668] 予某些补偿。1939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指出，飞机的总价格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比实际价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国不愿意交付这些飞机，不妨把话说清楚。
　　2 月8 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斯大林要德国代表提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要像以前那样索价太高。他还举出实例说，飞机的总价是3 亿马克，而且德国把巡洋舰卢佐夫号作价1 ·5 亿马克。不要认为苏联老实可欺。1940年2 月11日，一项复杂的贸易协定终于在莫斯科签字了。协定规定未来18个月内的最低限度换货额为6.4 亿马克。这是对前一年8 月间达成协议的1.5 亿左右的年度贸易额的补充。俄国除了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惮斯麦号的蓝图以外，还将得到海军重炮和其他装备，约30来架最新式的德国作战飞机，包括麦塞施米特109 型和110 型战斗机和容—88型俯冲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将获得石油和电力工业方面的机器、火车头、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船只、工作母机，还有德国的大炮、坦克、炸药、化学战装备等等的样品。
　　德国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资，在最高统帅部也有记录——100 万吨谷物，50万吨小麦，90万吨石油，10万吨棉花，50万吨磷酸盐，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其他重要原料和从苏联过境的100 万吨满洲大豆。
　　外交部经济专家施努尔博士代表德国方面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他回到柏林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报告他为德国争得了一些什么利益。他说，斯大林除了向德国提供德国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还答应“大力协助”，“在第三国代购金属和原料”。
　　[ 施努尔最后说道] 这项协定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广阔门路……英国封锁的效果肯定将大大削弱。
　　希特勒当时之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采取在德国极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国侵略芬兰，并且听任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陆空军基地[ 归根到底这还不是为了对付德国吗？] ，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斯大林帮助他克服了英国的封锁。但更重要的是，斯[669] 大林使他有了单线作战的可能，使他能够在西线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法国和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征服比利时和荷兰，至于在这以后怎么办，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打算告诉他手下的将领了。早在1939年10月17日，波兰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凯特尔，波兰领土从军事观点看来对我国甚为重要，它可作为我们前沿出击点和军队战略集中点。为此必须妥善保护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路。
　　1939年这个重要的年头临近结束之时，希特勒认识到，正如他在10月9 日的备忘录中告诉将领们的那样，德国不能永远指望苏联保持中立。他说过，8 个月或1 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在11月23日对各将领的长篇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在西线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这是他那忙碌的头脑所念念不忘的事。
　　这个决定命运的年头就在一种奇怪的，乃至可以说是怪诞悲惨的气氛中，逐渐变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陆地上并没有战斗，在天空，巨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只是一些宣传小册子，而且是写得异常拙劣的宣传小册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战。潜水艇继续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上击沉英国船只，有时中立国船只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国3 艘袖珍战舰有一艘斯比伯爵号已经从待命地区钻出来，在3个月内击沉了总吨位达5万吨的9 艘英国货轮。接着，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1939年12月14日，德国报纸上印着狂热的大标题，无线电广播中飞也似地传出公报，到处传布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国公众欢欣若狂。消息说，前一天“斯比伯爵”号在距蒙得维的亚400 英里处同3 艘英国巡洋舰遭遇，把它们打得不能作战了。但是狂喜很快就变成了困惑。3 天以后报纸宣布，这艘袖珍战舰已在上述乌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凿沉。这算是什么大捷呢？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号舰长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已“随舰殉职”，“他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无愧于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对他的期望”。他们始终没有告诉可怜的德国人民：“斯比伯爵”号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国巡洋舰所重创，不得不驶入蒙得维的亚港修理，[670] 乌拉圭政府按照国际法只让它停留72小时，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那位“英雄”兰格斯道夫舰长又不敢开着他那艘遍体鳞伤的战舰出来同英舰继续作战，于是只得自行凿沉。他自己并未随舰殉职，而是两天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孤寂的旅馆房间里悄悄开枪自杀的。德国人民当然也无从得知12月18日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件事：元首“对“斯比伯爵’号未经一战就自行凿沉一事极为震怒”，于是把雷德尔海军元帅召来臭骂了一顿。
　　12月12日希特勒颁发了另一项绝密指令，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指令上注明新的决定要到12月27日才能作出，而“Ａ日”最早也只能是1940年1 月1 日。他说，这样一来圣诞节就可照常给假。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据我的日记所载，那年冬天柏林的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赠礼物；食物限制很严；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百叶窗紧闭着，全拉上了窗帘。人人抱怨战争。恶劣的饮食和寒冷的天气。
　　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电贺圣诞节。希特勒的贺电是：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在柏林，冯·哈塞尔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谋伙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贝克将军进行了商议策划。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们最后商得的方案：让几个师在“从西线调往东线的途中”留在柏林。这时，维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现，解散党卫队。以这个行动为基础，贝克将军将前往佐森从勃劳希契年里把最高司令权接过来。由一名医生宣布希特勒因病不能继续任职，然后将他监禁起来。随即向全国人民呼吁：防止党卫队的暴行，恢复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继续作战，但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是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话。这些“密谋者”的思想甚至糊涂到这种程度：哈塞尔在日记中竟有一大段写的是考虑要不要留用戈林！[671] 戈林这时候却正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莱伊以及其他国社党的头子们利用新年发布冠冕堂皇的文告。莱伊说：“元首永远是正确的！服从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则宣称，发动战争的不是他而是“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他接着又说：我们举国团结一致，在经济上彻底做好了准备，军事上全副武装，跨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愿1940年带来结果。不论发生什么情形，这个结果必将是我们的胜利。12月27日，希特勒把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两个星期”。1 月10日他下令最后决定进攻日期为1 月17日“日出前15分钟——即上午8点16 分”。空军须在3 天以前[ 即1 月14日] 就开始出击，它的任务是炸毁法国境内的敌方机场，但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不包括在内。这两个中立小国的命运要让它们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1 月13日这位纳粹统帅突然又“鉴于气象状况”再次下令延期。此后直到5 月7 日，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再没有提到西线的进攻日期。1 月13日下令取消原定的进攻，气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1 月10日有一架极为特殊的德国军用机不幸被迫在比利时境内降落；另一件事是这时北方出现了新的机会。
　　1 月10日，希特勒下令定于17日假道比利时与荷兰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架从缪恩施特飞往科隆的德国军用机在比利时上空云层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缪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机上的德国空军重要参谋军官赫尔莫特·莱因柏格少校公文皮包里装着附有地图的西线德军进攻计划。当比利时士兵逼近时，这位少校慌忙钻入邻近的树丛，点起火来打算烧毁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时士兵注意到这桩离奇的行动以后，扑灭了火焰，抢救了残余的文件。莱因柏格被押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军官把未焚毁的一部分文件刚放在桌上，这位少校便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炉里扔。那个比利时军官连忙将文件从火炉里抢了出来。
　　莱因柏格立刻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报告柏林空军总部，他已将文件焚毁，“剩下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小残片”，但是柏林的高级人员中间已为这事惊慌失措。约德尔立刻就“敌人可能知道那些情况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他于1 月12日晋见元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情况就非常糟糕了”。当晚，里[672] 宾特洛甫给布鲁塞尔德国大使馆拍去一份“特急”电，要他们立刻报告“公文皮包焚毁的情况”。约德尔的日记透露，1 月13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飞返柏林的驻布鲁塞尔空军武官以及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个会。约德尔记道：“结论是：公文皮包确已焚毁。”
　　但是约德尔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不过是黑暗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根据他的日记，那天下午1 时，最高统帅部“用电话命令哈尔德将军：一切行动停止”。
　　同一天，1 月13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紧急通知柏林，“由于比利时参谋总部接到了告警的报告”，比利时军队有大规模的调动。第二天德国大使又向柏林发去一份“特急”电：比利时政府下令进入“Ｄ级阶段”，这离总动员的最后阶段只差一步了；同时还新召两级适龄壮丁入伍。他认为原因在于比利时得到了“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调动的报告，并且知道了德国空军军官身上找到的那块没有烧完的文件的内容”。
　　1 月15日晚，柏林高级将领们开始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莱因柏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把那份惹出麻烦的文件烧掉了。于是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会后约德尔在日记上说，大家认为文件“大概是焚毁了”。但是1 月17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斯巴克约见德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通知他[ 德国大使随即转告了柏林] ：由于1 月10日紧急着陆的一架飞机，一份性质严重、非比寻常的文件落入比利时手中。这份文件中有企图进攻的明白证据。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普通作战计划，而是一份除了时间有待填入以外每个细节都作了规定的进攻命令。
　　德国方面始终未能完全肯定斯巴克是不是在蒙德国人。至于盟国方面，英法参谋总部已经获得了这份德国进攻计划的抄本，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德国文件是一个“圈套”。丘吉尔说他当时曾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悲叹对于这么严重的警告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1 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获悉这事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推迟了进攻的日期，而且，等到春天再作决定的时候，整个战略计划都根本改变了。
　　但是，德国飞机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和气候恶劣并不是延期进攻的唯一原因。这时德国悍然袭击更靠北方的另外两个中立小国的计划在柏林渐趋成熟，而且当时准备先予执行。随着春天的到来，至少在德国方面，假战争快要结束了。
　　“雅典娜”号的沉没
　　希特勒同雷德尔在9 月7 日的会上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等到所有潜艇返航后再着手解决‘雅典娜’号事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战争是在英国宣战10小时以后开始的，当时，9 月3 日晚上9 点，满载1400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200 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112 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德国宣传部接到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后就到海军总司令部去查对，海军总司令部的回答说，出事地点附近并没有德国潜艇，于是宣传部当即否认那艘船是德国人击沉的。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军司令部非常尴尬。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道，因为他们曾经下令所有潜艇舰长遵守海牙公约，不得不予警告就攻击船只。但是由于所有潜艇的无线电台为了保密的缘故全都保持沉默，无[637] 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虽然如此，不到两天，纳粹的御用报纸就叫嚷说，这艘客船是英国人为了激怒美国使其参战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确非常关心美国方面对这次造成28名美国公民死亡的惨祸的反应。炸沉船只后的第二天，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代办亚历山大·寇克，向他否认这是德国潜艇干的事。他强调说，在出事地点附近没有一艘德国舰艇。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供认，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尔，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为德国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后美国才参战的，劝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国。那位海军元帅向他保证，“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国潜艇牵涉在内”。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于9 月16日把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请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潜艇的报告，“结果肯定证实“雅典娜”号绝不是德国潜艇击沉的”。他要求这位武官将这一情况转告他的政府，这位武官即刻就照办了。这位海军元帅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9 月3 日出海活动的潜艇还没有全部返航回港，没有返航的潜艇里就包括兰普少校指挥的Ｕ一30号在内，这艘潜艇直到9 月27日才进入本国领海停泊。潜艇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在码头上等着这艘潜艇人港。几年以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了这件事情，这才使击沉“雅典娜”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那艘潜艇入港时，我在威廉港的水闸边上见到了舰长兰普少校，他要求和我个别谈话。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郁郁不乐的神情，他马上告诉我说，在北部海峡海面击沉了“雅典娜”号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当时在对不列颠群岛的航线入口上可能出现的武装商船进行严密警戒，他用鱼雷击沉了一条船，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才知道这条船就是“雅典娜”号，当时他还当它是一条正在巡逻的武装商船……
　　我立刻派兰普坐飞机到柏林去向海军作战参谋部面陈一切。同时，我采取临时措施，命令严守秘密。当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军上校弗立克转来的一个命令：1.这一事件应子彻底保密2.海军总司令部认为并无召开军事法庭的必要，因为司令部已经查明，该舰长的这一行动并非有意。
　　3.政治上的解释将由海总处理。”
　　至于元首否认德国潜艇击沉“雅典娜”号的政治宣传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邓尼茨必定打一开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则他不会到码头上去迎候返航的Ｕ-30 号。他说没有参预，实际上却参预了消灭一切可能泄露秘密的证据的活动，篡改了该潜艇的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正如他在纽伦堡供认的，他本人曾命令把Ｕ一30号的航海日志上任何提到“雅典娜”号的话都涂掉，同时也把自己的日记里与此有关的话删去。他还要艇上全体人员立誓绝对保密。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进行期间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纽伦堡所供认的那样，命令对“雅典娜”号事件严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称赞的话，尤其是海军司令部开始时由于确实相信这事不是德国潜水艇干出的，已经正式否认了，如果后来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认，就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却不以此为满足。10月22日星期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戈培尔当时那篇广播演说，作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非常不满，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外交部里这位自命反纳粹的领导人和这两位海军将领，只要那位恶魔般的纳粹统帅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他将领们也完全一样。这种态度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页。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
　　“今晚的报纸公开地大谈其和平”，我在9 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国人交谈，他们全都满怀信心，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头一天下午，我在富丽堂皇的但泽市政厅里听了希特勒的演：639 ＝说。这还是他自从9 月：日在国会宣告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尽管他因为保卫华沙的波军还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华沙发表这篇演说而感到恼火，尽管他每次在演说中提到大不列颠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点点和平姿态。“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他说，“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祷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将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9 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其要点是：“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
　　两天以后，俄国一边狼吞虎咽地并吞划归它名下的那一块波兰土地，一边也加入了这场和平攻势。随同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及其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的签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9 月28日又在莫斯科合伙拟制并签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说，德苏两国政府在最终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共同表示确信，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两国政府将为此目的共同努力……务求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竟然归于无效，这就表明英、法两国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借苏联的帮助把延续战争的责任推到西方同盟国家身上呢？他嘴上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9 月26日他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于。”
　　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640] 来了。”他说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以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工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
　　这只是元首的一种想法。他还对他的将领们谈出来了另外一种想法。前一天，9月25 日，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他得到“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消息”。9 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决定“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据勃劳希契说，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11月12日。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大概以为，至少法国会和波兰一样容易屈服，虽然两天以后，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释”，“波兰战役的战术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适用于西线。对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能这样打”。
　　10月1 日齐亚诺在柏林同希特勒作过一次长谈，对这位总理的心理了解得最透彻的，也许就要算他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现在虽然已经对德国人厌恶透顶，但是还是不得不维持着表面关系，他发现这位元首充满了自信。齐亚诺说，他讲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提到他作战的手段和方法，两眼就闪射着凶狠的光芒”。这位意大利贵宾在总结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写道：……今天，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使他的人民得到巩固的和平，也许仍然是希特勒所向往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他牺牲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哪怕是牺牲一点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再打一仗的。
　　[641] 当我坐在10月6 日中午开幕的国会中聆听希特勒发表他那和平的呼吁时，心里感到好像是在听一张已经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经三番四次地听到他每逢凯旋归来以后就在这同一个讲坛上，用同一种表面上听来非常诚恳真挚的调子提出和平建议；这些话如果你没有想到当时那次的受害者，听起来的确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是他生平最为冗长的公开演说之一。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 “这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及其理由：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英国呢？
　　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关于和平呢？
　　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呢？是为了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重建波兰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的战争来解决，而只能由俄国和德国来解决……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要打仗吗？……
　　如果这一场战争的真正日的仅仅是为了更换德国的政权的话……那么，这将不过是白臼地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罢了……的确，西线的这一场战争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建立一个波兰国家”[ 事实上他已经和俄国人商量好不许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了] ：“解决和了结犹太人问题”；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642] 易的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等的限制”；解决欧洲少数民族的问题。
　　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的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他继续说道] ，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
　　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浪费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两败俱伤的例子倒是屡见不鲜，但愿那些恃有相同见解的人民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他们的回答。让那些认为战争是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拒绝我伸出的手吧。
　　这里，他指的是丘吉尔。
　　但是，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的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1918年11月。我从国会回来以后就在日记上写道，据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不会“花5 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笼统而含糊的建议，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人却很乐观。那天晚上我去作广播时，在路上买了一份旱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花体字的标题是：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以外，德国再无英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
　　现在我们从德国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威廉街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得到那方面传来的报告，因而满心相信法国人没有胃口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早在9 月8 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普遍厌战，打算一俟[643] 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
　　10月2 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不过，达拉第总理显然不在这个大多数之列。
　　这是个很可靠的情报。
　　10月7 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10月10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张伯伦于10月12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德国人民如果不是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德国现政府”的诺言不能信赖。如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眼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10月13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道，希特勒不等那位首相作出答复就发布了准备立刻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
　　10月10日，他召见了军事将领们，对他们宣读了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说明了战争的局面和世界的形势，并把第六号作战指令扔给了他们。这位元首原来在9 月底固执地提出要在西线尽早发动进攻的要求，曾使陆军司令部陷入一片慌乱。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其他几位将领的支持下，曾经共同去向希特勒解释，立刻发动攻势是[644] 办不到的，他们说，整修在波兰用过的坦克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托马斯将军以具体数字说明德国每月缺钢60万吨。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说，手头的军火只“够我们1/3 的部队打14天之用”——要在14天内打败法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当那位陆军总司令和那位参谋总长于10月7 日就陆军方面的弱点提出正式报告时，元首却不予理睬。约德尔将军是最高统帅部里仅次于凯特尔的第二名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警告哈尔德说，由于陆军反对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中”，元首“由于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非常恼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10月10日上午11点召集将领们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注明为前一天签发的第六号指令告诉了他们应当怎样行动：绝密如果最近的未来事态表明，英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法国无意于结束这场战争，我决心不作多大耽搁就采取有力的进攻性的行动……
　　因此，我命令：1.为穿越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攻击战作好准备。必须尽早……实现这一攻击。2.其目标在于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同盟国部队；同时，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尽可能多占领土地，以便作为对英国进行有利的空战和海战的基地……我要求三军总司令尽快根据本指令制定计划，向我提出详细报告，并把各种情况随时报告我……希特勒在把指令交给他的军事将领们之前，曾向他们宣读了签署日期同为10月9 日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所写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这份备忘录不仅表明希特勒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对于历史的理解，还表明他有杰出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同时也表明他对于西线战事的发展与结果具有预见，这一点不久就将得到证实。他说，自从1648年的缪恩施特[ 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结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国以来，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斗争，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打个明白的斗争”。但是，自从在波兰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只要不“危及”德国在波兰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反对立刻结束战争”。
　　但是研究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哪怕是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都不是本[645] 备忘录的目的，我只准备谈另一个问题：继续战斗的必要性……德国的战斗目标，是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迅速解决西方问题；也就是说，摧毁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对德国人民在欧洲的国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这一长远目标对外讲来在宣传上将不得不作种种适应……这并不改变我们的战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摧毁我们的西方仇敌。
　　将领们对这样仓促地在西线发动进攻曾经表示反对。可是他告诉他们，时间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他提醒他们，波兰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实际上只有一条战线。这种形势仍未改变——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没有任何条约或协定能够有把握地保证苏俄永远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情况都不利于俄国放弃中立。但过了8个月、1年，乃至于几年，这种局面就可能会改变。近年来，各方面的情形都说明条约的不足凭信。防御俄国进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显示德国的力量。至于意大利，“意大利支持德国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活着，以及德国是否能有更大的新胜利去吸引那位领袖。在这里，时间也是个因素。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压力下放弃中立，这是德国不能坐待其发生的事情。甚至对美国来说，“也应当认为时间是不利于德国的”。
　　希特勒承认，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他列举好几个危险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国家[ 他好像主要考虑的是俄国、意大利和美国] 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被拉到敌对的一边去。而德国“有限的粮食和原料基地”，也会使德国难于取得“物资进行战争”。他说，最大的危险是鲁尔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一旦德国这个工业生产的心脏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德国战争经济的崩溃，从而丧失抵抗能力”。
　　必须承认，在这篇备忘录里，那位前奥地利下士一方面显示了他对于战略战术的惊人理解力，可是同时也显示了他为人丝毫不讲道德。有好几页论述了坦克和飞机在波兰战役中所发展的新战术，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战术如何在西线战场上运用以及具体地在什么地方运用。他说，最主要的是避免1914—1918年的那种阵地战。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不得使装甲部队陷身于比利时城镇的迷魂阵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们去攻城，而是……用来保持大军通畅无阻地前进，并在找出敌方防[646] 守薄弱的阵地后以密集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突破，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
　　这对未来西线战局是惊人精确的预测，今天读到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盟国方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见地？
　　希特勒在战略方面的见地也是卓越的，他说，“唯一可能进攻的地区”是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首先应该记住两个主要的军事目标：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从而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立足之地，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从这里起飞对英国进行“无情的轰炸”。
　　他回过头来又谈战术问题时说，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这一战役的特殊性质，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最高度地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在某些地点需要集中超过一般比例的进攻或防御的兵力[ 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于一般比例的集中。
　　至于进攻的时间，希特勒告诉他的那些满心不情愿的将领们说，“不能开始得大早。但是只要有可能，无论如何必须在今秋发动”。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与陆军将领们不同，尽管英国舰队占有压倒优势，但是他们在采取攻势方面却无须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实上，在从9 月末到10月初的那些日子里，雷德尔一直不断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对海军活动的限制。这一点是慢慢实现的。9月17 日，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西南击沉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勇敢号。9 月27日。雷德尔命令袖珍战舰德意志号和斯比伯爵号离开待命地区，对英国船运开始进攻。到10月中旬，它们就已经击沉了七艘英国商船，卤获了一艘美国船弗林特市号。
　　10月14日，德国潜艇Ｕ—47号在古恩特·庇里恩少校指挥下，突破了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弗罗港看来无法突破的防御，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皇家橡树号，这艘战舰上有官兵786 人殉难。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军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尔博士利用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陆军将领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希特勒给他们写了一长篇考虑周密的备忘录，尽管发下了第六号指令要他们作好准备以便立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规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有什么道德上的顾忌，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在这个时候进攻是否能取得胜利深为怀疑。但是也有一个例外。
　　在莱因河上和沿着马奇诺防线与法军对峙的Ｃ集团军司令威廉·里特·冯·李勃将军，不仅对于西线的胜利表示怀疑，而且，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唯有他至少部分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进攻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希特勒召见陆军将领们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李勃自己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把它分送给勃劳希契和其他将领。他写道，全世界都会反对德国，因为它在25年之内第二次进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国政府仅仅在几星期以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并尊重这种中立！
　　当他从军事上详细申述了不能在西线发动攻击的理由之后，最后他发出了和平的呼吁。他说，“全国都渴望和平”。
　　但是，这时候希特勒却渴望战争和厮杀，他认为将领们的那种怯懦是不可原谅的，使他感到腻烦。10月14日，勃劳希契同哈尔德聚首长谈了一次。那位陆军总司令觉得目前有“三种可能：进攻、观望、根本性的变化”。哈尔德在他那天的日记里这么记着，后来在战后他解释说，所谓“根本性的变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主性怯懦的勃劳希契认为这种激烈的办法“本质上是消极的，并且会使我们处于挨打的地位”。他们最后认为，这三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唯一可做的是继续在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劳希契于10月17日再次谒见了元首，但是他告诉哈尔德说，他的争辩毫不起作用，事情已“毫无希望”。哈尔德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英国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后才会坐下来谈判。我们应该尽快地给他们几下子。进攻日期最迟不得超过11月15日到20日。”此后又同这位纳粹统帅谈了几次，他终于在10月27日对将领们宣布了不可更改的决走。在一次授勋仪式上，希特勒将铁十字骑士勋章授给14名将领之后，就开始布置西线进攻事宜。当勃劳希契试图说明陆军需要1 个月也就是要到11月26日才能准备就绪时，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太晚了”。他命令进攻必须在11月12日发动。那天散会回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垂头丧气。那天晚上，他们互相安慰了一番。“勃劳希契显得疲惫而又沮丧，”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麦和挪威
　　德国最新侵略计划的代号叫做“威塞演习”——一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名字。它的来由和发展都独具一格，与占了本书大量篇幅的无端进攻计划迥然不同。它不像其他计划那样是由希特勒想出来的，而是由一个野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和一个糊里糊涂的纳粹党棍所创造的。这是德国军事侵略中由海军起决定作用的唯一行动。这也是由最高统帅部制定计划和发动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唯一行动。实际上，甚至同陆军总司令部和陆军参谋总部都没有商量过，这使他们颇为不快。而且戈林也只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让他参与其事，这使这位肥胖的空军头子极感愤怒。
　　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在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第一次大战时期，就已经对它的海军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逻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的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水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封锁，曾把德意志帝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在两次大战期间，指挥规模不大的德国海军的一小撮海军军官们，仔细考虑了这一次的经验和这个地理事实，认为将来在对英作战时，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击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为德国海面和海底舰艇打开通往广阔的海洋之路，从而使德国能够扭转局势，对不列颠群岛实施有效的封锁。
　　因此这就难怪在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海军里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有力的人物——鲁尔夫·卡尔斯海军上将就开始给雷德尔海军元帅[ 根据后者的日记和在纽伦堡的证词] 连[674] 连写信，说明“德国占领挪威海岸的重要性”。雷德尔用不着怎样催促怂恿，就在10月3 日波兰战役结束时，向海军作战参谋部提出秘密咨询，要求它调查在“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压力下，取得挪威基地”的可能性。他并就莫斯科的态度问题询问了里宾特洛甫，得到的回答是，从那里“可望得到全力的支持”。同时雷德尔告诉他的参谋部，必须尽快地把这种“可能性”告诉希特勒。
　　10月10日，雷德尔在向元首提出的关于海军作战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取得挪威基地的重要性，并说必要时可以在俄国的帮助下实现这一点。就秘密记录所载的情况来看，这是海军第一次直接要求希特勒注意这个问题。雷德尔说，领袖“立即看出了挪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要雷德尔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留下，并且答应将适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纳粹统帅当时正忙干向西方发动进攻，以及设法克服他的将领们的动摇犹疑。挪威问题，他显然顾不上了。
　　但是过了两个月，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这有3 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严冬的降临。德国的生存，要依靠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砂。战争的第一年，德国每年消耗的1500万吨铁矿砂之中，就有1100万吨要靠从瑞典进口。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铁矿砂还可以从瑞典北部经波的尼亚湾越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即使在战时，这一条路线也不会发生问题，因为波罗的海已经有效地封锁起来，英国的潜艇和舰只无从进入。但是到了冬天，这一条海道运输线由于结了厚冰，就不能使用了。在严寒的季节，瑞典的铁矿砂只好改由铁道运到附近的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用船沿挪威海岸运到德国。德国运铁船的整个航行路线都在挪威领海以内，这就避免了英国海军舰艇和轰炸机的破坏。
　　因此，正如希特勒最初对海军指出的那样，一个中立的挪威有它的好处。这可以使德国不受英国的干扰而得到它生存所必需的铁矿砂。
　　在伦敦，英国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看到了这一着。在战争爆发以后的最初几周中，他曾经努力说服内阁批准他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以便阻止德国运输铁矿砂。但是张怕伦和哈利法克[675] 斯不愿侵犯挪威的中立，这个建议就这样暂时被搁起来了。
　　1939年11月30日俄国对芬兰的进攻，根本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局势，大大增加了它对西方盟国和漓国的战略上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都在苏格兰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援助勇敢的芬兰人，后者出乎意料地对红军的进攻坚持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远征军只有通过挪威和瑞典才能到达芬兰，而德国也立即看出，如果盟军被允许通过或者径自通过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北部，那么他们就会以维持交通为名，留驻足够的兵力在那里，以便完全截断瑞典铁矿砂对德国的供应。此外，西方盟国也一定会从北方包围德国。雷德尔海军元帅毫不迟缓地提醒希特勒注意这一威胁。德国的这位海军首脑，现在已经在挪威本国找到一位叫做维德孔·阿伯拉罕·劳里茨·吉斯林少校的有用的同盟者，来推行他的计划。这个人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种语文中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密谋分子的又一次失败
　　反纳粹的密谋分子又一次试图说服将军们废黜他们的领袖——这一次是在他要在北方发动新的侵略之前。他们已经听到了这个风声。这些文职人员密谋分子，仍然希望英国政府保证与反纳粹的政府媾和。由于他们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坚持，新的德国政府无论如何应当被允许保有大部分希特勒夺得的领土：奥地利、苏台德区和1914年的德波边界，虽然最后这一块领土在过去只是由于消灭波兰国家以后才取得的。
　　带着这样的建议，哈塞尔，一个有相当个人勇气的人，于1940年2 月21日到瑞士的阿罗莎同英国的一位联络人商谈。他在日记里称这个人为“Ｘ先生”，其实名字叫Ｊ。朗斯台尔·布赖恩斯。2 月22日、23日。他们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商谈了4次。在罗马外交界曾经出过一些风头的布赖恩斯，是在本书中出现的那些有些外行的毛遂自荐的和平谈判者之一。他和唐宁街有关系，哈塞尔和他一见面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斯蒂芬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打算在荷兰与德国密谋分子建立接触的计划失败以后，英国对于这整个事情，多少有点怀疑。当布赖恩斯催促哈塞尔明确答复他代表谁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位德国使节变得狡猾起来了。
　　“我无权把支持我的人说出来，”哈塞尔回答说，“我只能对你保证，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得到的声明，会送到适当的人那里。”
　　哈塞尔接着就把德国“反对派”的意见作了概括的说明：他们认为，“在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前”，必须推翻希特勒，而这必须是“纯粹由德国人来办的事情”；关于柏林的反纳粹政府将受到如何的对待，必须有“英国权威方面”的声明；改变政治制度的主要障碍是1918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德国人担心事情会像当年牺牲了德皇以后那样发展下去。哈塞尔和他的朋友要求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除掉了希特勒，德国将得到比除掉威廉二世以后[693] 较为宽大的待遇。
　　于是他就把一份他自己用英文写好的备忘录交给了布赖恩斯。这是一份内容含糊的文件，虽然它对于以“基督教伦理、正义和法律、社会福利、思想和信教自由为基础的未来的社会”充满了高贵的感情。哈塞尔写道，“这场疯狂的战争”继续下去的最大危险是“欧洲的布尔什维化”。——他认为这比纳粹主义的继续存在还要坏。他的和平的主要条件是让薪的德国保持他列举出来的、希特勒征服了的几乎所有地方。德国据有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这是在任何和平条件中都不能讨论的地区；德国还必须恢复1914年德波边界，这实际上当然是指1914年的德俄边境，虽然话没有这样说，因为波兰在1914年是并不存在的。
　　布赖恩斯同意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因为德国进攻西线已迫在眉睫。他答应把哈塞尔的备忘录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塞尔回到柏林，把自己最近活动的情况报告给他的同谋者。他们虽然希望能从哈塞尔的“Ｘ先生”那里得到最好的消息，但此刻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所谓“Ｘ报告”的文件。这是他们在谍报局的一个成员汉斯·冯·杜那尼根据缪勒博士在梵蒂冈与英国人接触的结果写成的。这个文件声称，教皇已准备向英国斡旋，同一个新的反纳粹的德国政府进行合理的和平谈判。那些希特勒的反对者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他们认为罗马教皇会加以支持的。这就是“在解决东方问题方面要对德国有利”。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的一般。穷凶极恶的纳粹独裁者已经通过武力侵略在东方得到对“德国有利”的解决：这些正派的德国密谋分子要求英国在教皇的祝福下送给他们同样的东西。
　　在1939—1940年间的冬天，密谋分子的脑子里想的尽是“Ｘ报告”。10月底，托马斯将军已经把这个报告给勃劳希契看过了。为的是想鼓励这位陆军总司令尽力劝阻希特勒不要在那年秋天在西线发动进攻。但是勃劳希契对这样的鼓励并不领情，事实上，他还威胁托马斯将军，如果他再提这件事，就要把他逮捕起来。他训斥说，这是“显然的叛国罪”。
　　现在，当纳粹即将发动新的侵略的时候，托马斯把“Ｘ报告”交给哈尔德，希望他能够照这个报告行事。但这是妄想。这位参谋总长告诉密谋分子中最积极的人员之一戈台勒[ 他也曾请哈尔德带头，因为优柔寡断的勃劳希契不肯带头] ：此刻他不能背弃他作为一个军人对元首的誓言。而且，他还说：英国和法国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只有干到底。妥协的和平是毫无意义[694] 的。只有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才能采取戈台勒所希望的行动。
　　哈塞尔在1940年4 月6 日的日记中，详细讲到戈台勒向他所分析的哈尔德的精神状态。他在日记中叹息道：“看，结果还不是这样！”这位日记的作者补充说：“哈尔德在谈到他的责任的时候，开始哭起来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神经受伤的软弱的人。”
　　这个印象的真实性是可疑的。哈尔德4 月第一周的日记里，尽是关于他协助策划的、在西线举行大攻势的准备工作的详尽记述。在重读这日记时，本书作者至少得到这样的印象：当参谋总长和那些战地司令官商谈并且审核德国历史上最巨大、最大胆的军事行动的最后计划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兴高采烈的。在他的日记里，没有什么谋反思想，或者与良心作斗争的迹象。虽然他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有些不安，那完全是出于军事原因的考虑。他对于纳粹侵略4 个中立小国，丝毫没有道德上的疑虑，虽然德国对这些国家的边疆都曾作过庄严的保证，而他也知道，德国即将对它们进行攻击，对其中两个国家即比利时和荷兰的进攻计划，还是他自己亲自领导制订的。这些“正派的德国人”想在时机尚未过晚之前赶希特勒下台的最后企图，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他们本来可以获得宽大的和平的最后机会，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表示得很清楚，将领们对于谈判出来的和平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现在与元首一样，只是想实现在德国胜利以后由他们指定条件的和平。直到这种机会渐渐消失时，他们才认真地回到他们原来想把他们的疯狂的独裁者除掉的谋反想法，这种想法，在慕尼黑时代和佐森时代曾经是十分强烈的。读者必须记住这种精神状态和性格，才能了解接着发生的事件和后来编造的神话。
　　攻占丹麦和挪威
　　希特勒征服丹麦和挪威的准备工作，被许多作家称为战争中保密最严的事情之一，但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甚至英国人——之所以猝不及防，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变的警告，而是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地相信这种警告。
　　在灾祸发生前10天，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向他的一个亲近的朋友、荷兰驻柏林武官Ｊ·Ｇ·沙斯上校透露了德国“威塞演习”计划的消息。沙斯立即通知丹麦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但是安然自得的丹麦政府并不相信自己的海军武官。当4 月4 日丹麦驻柏林[695] 的公使打发寇尔森赶快回哥本哈根亲自报告的时候，他的情报还是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即3 月8 日晚上，已接到德国一艘满载部队的运输舰在挪威南部海岸——就在丹麦北面——中了鱼雷的消息，不少丹麦人还亲眼看见一批德国海军舰队在他们的岛屿之间向北驶去，甚至在这个时候，晚餐桌上有人说到国家已处于危险状态时，丹麦国王对这话还一笑置之。
　　“他真的不相信有这回事。”一个当时在场的禁卫军军官后来说。他还说，事实上，国王餐后还到皇家戏院看戏，心情“充满自信而愉快”。早在3 月间，挪威政府就从驻柏林公使馆和瑞典人那里接到关于德国军队和海军舰艇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集中的警告。4 月5 日从柏林收到了一件确实的情报说，德国人即将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陆，但是奥斯陆的麻痹自满的内阁还是对之抱怀疑态度。4 月7 日，发现有几艘德国大型军舰向挪威海岸前进，同时并接到英国飞机在斯卡格拉克口外扫射德国舰队的报告；4 月8 日，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说发现有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驶近纳尔维克；而奥斯陆的报纸也发表新闻说，当天在挪威的利勒散附近海面遭到波兰潜水艇袭击的“里约热内卢”号运输舰上遇救的德国士兵宣称，他们是去卑尔根协助抵御英国的——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挪威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采取显而易见需要采取的步骤，例如动员军队，在所有港口的炮台里配备充足的兵力，堵塞飞机场的跑道，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在通向首都和主要城市的易于敷设水雷的狭窄水道上设置水雷。如果这些事情都办到了，历史也许会别有一番转折。
　　不祥的消息，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4 月1 日就开始传到伦敦了。4 月3 日，英国战时内阁讨论了最新的情报，尤其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情报。这些情报说，德国人在它的北部港口集中了相当多的兵力，目标在于向斯堪的纳维亚推进。但这消息似乎并没有受到认真的考虑。两天以后，4 月5 日，当德国第一批海军补给舰逛已经出海的时候，张伯伦首相在一次讲演里宣称，希特勒由于没有在英法毫无准备的时候进攻西线，已经“错过了机会”——这句话使他不久以后就自悔失言。”
　　据丘吉尔说，英国政府这时认为，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港口内增兵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旦英国为了截断从纳尔维克运送[696] 铁矿砂的航道而到挪威领海布雷同时也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其他一些港口时，使希特勒便于反击。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的确正在考虑进行这样的占领行动。经过7 个月的挫折以后，海军大臣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战时内阁和盟军最高军事会议的批准，于4 月8 日在挪威水路上布雷——这是一个代号叫做“维尔弗雷德”的军事行动。由于看来德国人可能对于他们的纳尔维克铁矿砂运输线受到封锁这一致命打击采取有力的对策，因此决定派一小批英法联军到纳尔维克去，并且一直挺进到附近的瑞典边境。据丘吉尔说，另外还要派一些军队去更远的南方的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瓦格尔登陆，“以阻止这些基地被敌人占领”。这就是人们所知的“Ｒ—4 计划”。
　　这样，在4 月的第一周，当德国军队已经登上各种舰艇准备开赴挪威的时候，英国军队虽然人数要少得多，也已经在克来德河登上运输舰，在弗尔斯河登上巡洋舰，向着同一目标前进。
　　4 月2 日下午，希特勒在同戈林、雷德尔和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以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规定“威塞演习”在4 月9 日上午5 时15分开始。同时，他还发布了另一道指令，规定“占领时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丹麦和挪威两国国王逃到国外。”同一天，最高统帅部还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外交部，对里宾特洛甫发了一道详尽的命令，指示他准备采取外交措施劝诱丹麦和挪威在德国军队到达的时候不战而降，井编造一些理由为希特勒的最新的侵略辩护。
　　玩弄诡计的工作还不限于外交部，海军也要耍些花招。4 月3 日，第一批舰艇刚出发，约德尔就在日记里考虑万一挪威人对于本国附近发现这么多的德国军舰发生疑惧，用什么欺骗手法蒙混过去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小问题早已由海军解决了。海军已指示自己的军舰和运输舰伪装成英国舰艇开过去——必要时甚至悬挂英国国旗！德国海军在秘密命令中已为“进攻挪威时进行欺骗和伪装”作了详细的规定。
　　绝密进港时行动守则所有舰只都须灭灯……伪装英国舰艇的时间应尽可能地延长。挪威舰只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盘问，一律用英语回答。回答的时候，可以适当选择诸如下列的词句：[697] “到卑尔根暂泊，无敌意。”
　　……回答时应使用下列英国军舰名称：科尔恩号用英舰开罗号名称。
　　柯尼斯堡号用英舰加尔各答号名称……[ 等等] 必须作出准备，以便随时为英国军旗照明……在驶往卑尔根途中……我方舰只在回答过往舰只盆问时的指导原则如下：回答盆问：[ 例如科尔恩号] 英舰开罗号。
　　回答停航命令：“[1] 请将刚才信号重复一遍：[2] 无法了解你舰信号。”遇到警告性射击时则回答：“请停止射击。英国船，好朋友。”
　　遇到询问目的地和任务时则回答：“到卑尔根去。追击德国船。”这样，在1940年4 月9 日上午5 时20分整[ 丹麦时间上午4 时20分] ，天亮前1 小时，德国驻哥本哈很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碟，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他们早20分钟把这两国的外交部长从床上叫起来。里宾特洛甫坚持要严格遵守时间表配合德国部队在那个时刻到达。这个最后通碟可能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起草的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的文件。他们是起草这一类文件的能手，而且这时候在外交骗术方面也已经极有经验了。
　　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它说：因此，德国部队不是作为敌人登上挪威的国土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除非出于被迫，无意利用德国军队占领的据点作为对英作战行动的基地……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北方，以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
　　……本着德国和挪威两国之间久己存在的良好关系，德国政府向挪威王国政府宣布，不论现在和将来，德国都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王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因此，德国政府期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将不[698] 得不受到而且会受到一切可能的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德国的期望在丹麦实现了；但是在挪威落了空。威廉街从驻这两国的公使拍来的第一批急电中就知道了这一点。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上午8 时34分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说，丹麦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一切要求，[ 虽然] 表示了抗议”。驻奥斯陆的公使库特·勃劳那却不得不作完全不同的报告。上午5 时52分，他在递交德国最后通牒32分钟以后，就把挪威政府的迅速答复电告柏林：“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
　　傲慢自大的里宾特洛甫被激怒了。10点55分，他拍了一封“特急”电报给勃劳耶：“你应再次说服那里的政府，挪威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这位为难的德国公使并没有能够转达这句话。这时挪威国王、政府和议会议员都已经逃离首都转移到北方的山区去了。不论形势怎样不利，他们都决心抵抗下去。事实上，随着天亮时德国舰艇的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在进行抵抗了，虽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丹麦人则处于更为绝望的境地。他们这个快乐的小小岛国是防守不住的。这个国家大小，地势太平坦，而且最大的部分日德兰，对于从陆路开来的希特勒的装甲部队是敞开无阻的。国王和政府不能像在挪威那样可以逃到山地去，也不能指望从英国那里得到什么援助。有人说，丹麦人过于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战斗的；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战斗。陆军总司令Ｗ·Ｗ·普莱奥尔将军几乎是唯一主张抗战的人，但他的意见还是被首相多尔瓦尔德·施道宁、外交部长爱德瓦·门契和国王所否定，后者在4 月8 日坏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就拒绝了他的总动员的请求。海军不论从舰艇上或者从它的海岸炮台里，都没有发过一炮一弹，甚至当德国的运兵船只从它的炮口底下驶过，一开炮就可以把它们轰得粉碎的时候，也是如此。作者虽然在哥本哈根进行过调查研究，原因依然不明。陆军则在日德兰稍有接触，禁卫军在首都王[699] 宫周围放了几枪，有几个人受伤。到丹麦人吃完一顿饱饱的早餐之后，一切都已结束了。国王听从了政府的劝告，不顾普莱奥尔将军的相反意见，还是投降了，并且下令停止任何抵抗。
　　用欺骗和突袭的手段占领丹麦的计划，正如缴获的德国陆军文件所表明的，是经过缜密准备的。负责进攻丹麦的特遣部队参谋长库特·希麦尔将军，于4 月7 日即已穿便服乘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侦察首都，并作了必要的安排，为部队运输舰汉斯施塔特·但泽号找到一个合适的停泊码头，为运输少量供应品和1 台无线电发报机找到1 辆卡车。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那1 营——要占领这个大城市，1 营的兵力被认为已经足够了——的营长在两天以前就已穿着便服到哥本哈根来侦察地形了。
　　因此，这位将军和少校营长的计划能够几乎毫无困难地顺利完成，是不足为奇的，部队运输舰在天亮前不久就到达哥本哈根港外，经过港口炮台和丹麦巡逻舰艇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留难，安然停靠在市中心的兰盖里尼码头，离丹麦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一箭之遥，离国王所居住的阿玛连堡宫也很近。这两处地方都很快就被1 营孤军夺取了，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抵抗。在疏疏落落的枪声之中，国王和大臣们正在王宫的楼上商议。这些大臣都是主张不抵抗的。只有普莱奥尔将军请求一战。他要求国王至少要逃到最近的豪威尔特兵营里去，以免被俘。但国王同意大臣们的意见。据一个在场人说，国王曾问道：“我们的士兵是不是已经抵抗够了。”——普莱奥尔将军反驳说，还没有。
　　希麦尔将军由于进展迟缓而感到有点不安了。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曾打电话给设在汉堡的联合作战总司令部——丹麦当局并没有想到要截断通往德国的电话线路——要求派些轰炸机到哥本哈根上空示威，“以便胁迫丹麦屈服”。谈话是用密码进行的。空军认为希麦尔要求的是实际轰炸，就答应马上进行——这一个错误幸亏及时得到纠正。希麦尔将军说，轰炸机“在丹麦首都上空隆隆盘旋，终于达到了目的：政府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当时想对丹麦部队广播政府已经投降的消息，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当地的广播电台在那么早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工作。德军终于用自己携带的电台以丹麦的波长进行广播，解决了这个问题，希[700] 麦尔将军事先已经周到地我到的一辆卡车，把电台运到了丹麦总司令部。
　　那天下午2 时，希麦尔将军由德国公使西锡尔·冯·伦特芬克陪同，造访了那个已经不再是一国之主、然而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丹麦国王。关于这次访问，希麦尔在德军秘密档案里留下了记录。
　　70岁的国王，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镇静，并且在接见时保持了绝对的尊严，但内心显然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全身颤抖。他宣称他和他的政府一定会尽可能地维持国内的和平和秩序，消除德军和他的国家之间的一切摩擦。他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进一步的不幸和苦难。希麦尔将军回答说，作为个人，他对于负着这样一种使命来拜访国王，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军人的任务……我们是作为朋友到这里来的等等。当国王问他是否可以保留卫队的时候，希麦尔将军回答说……元首无疑会允许他保留卫队的。他毫不怀疑这一点。国王听了，显然感到颇为宽慰。在接见的过程中……国王渐渐放下心来了，最后他对希麦尔将军说了这样的话：“将军，作为一个老军人，我可以向你说几句话呜？说几句军人对军人说的话吗？你们德国人又做出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差不多在4 年之中，直到战争的形势终于转变时，丹麦国王和他的人民——一个脾气好、讲文明、乐天知命的民族——一直没有给德国人制造什么麻烦。丹麦成了“模范保护国”了，起初，征服者给予国王、政府、法院、甚至议会和新闻界的自由大得令人惊异。甚至丹麦的7000犹太人也没有受到什么侵犯，至少有一个时期是如此。但是，虽然较其他大多数被征服的人民为迟，丹麦人后来也终于认识到，当他们的条顿暴君的暴行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年比一年变本加厉的时候，进一步和这些暴君进行他们所谓的“忠诚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还想保留一点自尊和荣誉的话。他们也开始看到，德国终究未必能得到胜利，小小的丹麦也并不是像许多人起初所担心的那样，无可挽回地注定要作希特勒的恶劣到无法形容的新秩序下的一个附庸国。于是，抵抗运动就开始了。
　　挪威人的抵抗
　　挪威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抵抗，虽然肯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在进行抵抗。在瑞典铁矿砂运输铁道线终点纳尔维克港口，驻军司[701] 令康拉德·孙德洛上校，我们前已知道，是一个吉斯林的热烈追随者，他一枪不发就投降了德国。海军指挥官却是另外一种有骨气的人。当10艘德国驱逐舰向着长长的峡湾迫近时，港内的两艘古老的装甲舰之一艾得斯伏尔德号发了一炮作为警告，并且用信号通知驱逐舰，叫它们说明身份，德国驱逐舰队的指挥官弗里茨·邦迪海军少将，以派遣一名军官乘汽艇向挪威舰艇招降作为答复。接着德国就玩弄了一下诡计，德国海军军官后来还以战时只问需要无须遵守什么法律为辞，为这种行为辩解。当汽艇上的军官用信号通知德国海军少将，说挪威人表示他们要进行抵抗的时候。邦迪等到汽艇一离开，马上就用鱼雷把艾得斯伏尔德号炸毁了。第二艘挪威装甲舰挪奇号于是就开了火，但也很快就给解决了。
　　300 名挪威水兵，几乎是这两艘船的全部船员，全部阵亡。到上午8 时，纳尔维克就落入德国人之手，把它攻下来的是偷偷溜过强大的英国舰队的防线的10艘驱逐舰，占领它的是由爱德华·狄特尔准将指挥的纳粹军队中的仅仅两营兵力。这位准将是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时结交的一个巴伐利亚老友，当第二天在纳尔维克的工作开始感到棘手的时候，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愧是个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指挥官。
　　德国人夺取漫长的挪威西部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也几乎是同样地轻而易举。港口的炮台在德国重巡洋舰希伯尔号率领的海军舰艇驶近峡湾时，已来不及向它们开炮。这艘舰上和4 艘驱逐舰上的军队很顺利地在市内码头登陆，没有受到一点阻难。有些要塞支持了几小时，在附近的瓦尔纳斯机场则支持了两天，但这种抵抗并没有影响到德国对这个良港的占领。这个港口可供最大舰只和潜艇的停泊，同时又是横跨挪威中北部到达瑞典的铁路的起点站。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希望，万一英国把他们的海道截断，仍可以从这里获得给养。
　　沿海岸往南，离特隆赫姆约300 英里，与首都奥斯陆有铁道相通的挪威第二大港口城市卑尔根，曾进行了一些抵抗。守卫港口的炮台，使柯尼斯堡号巡洋舰和一艘辅助舰受到重伤，但其他舰艇上的军队却安全地登了陆，在午前占领了这个城市。英国第一次直接对吓坏了的挪威人的援助，就是在卑尔根开始的。下午，15架海军俯冲轰炸机炸沉了柯尼斯堡号，这样大的舰只在空袭中被炸沉还是第一艘。在港外，英国有一个很强大的舰队，由4 艘巡洋舰、7 艘驱逐舰编成，本来是足以制服比较小的德国海军的。
　　但是当这支舰队快要开入港口的时候，它接到海军部的命令，由[702] 于有可能遭到水雷和空中轰炸的危险，取消了进攻。这个决定是丘吉尔批准的，但是后来他后悔不置。这是以后那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将使英国付出昂贵代价的过分谨慎和迟疑不决态度的第一个征象。
　　在西南海岸斯塔瓦格尔港附近的索拉机场，则是在挪威机关枪阵地——那里并没有真正的防空设备——被炸毁以后才被德国伞兵部队攻占的。这里是挪威最大的机场，在战略上对德国空军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不仅可以攻击挪威海岸沿线的英国舰队，而且也可以袭击英国北部的主要海军基地。德国人攻占了它，就在挪威获得直接的空军优势，使英国的大规模部队登陆的任何企图都无法实现。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散对德国人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抵抗。那里的海岸炮台两次击退了由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是这些要塞很快地就被德国空军炸毁了，港口也于午后3 时左右陷落。但卡尔斯卢合号在当天晚上离开港口的时候，也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终于沉没。
　　这样，到了当天中午或稍晚的一些时候，沿挪威西部和南部海岸，从斯卡格拉克到北极圈长达1500英里地区的5 个主要城市和1 个大机场，都陷入了德国人之手。这些地方都是由力量远较英国海军为弱的德国海军输送的少数军队所攻占的。大胆、欺诈和突袭，使希特勒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煊赫一时的胜利。
　　但是，在奥斯陆这个主要目的地，他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都遇到了意外困难。
　　在4 月8 日寒冷的夜里，从德国公使馆里派出的一个兴高采烈的欢迎团，由海军武官施莱勃上校率领[ 忙碌的公使勃劳耶博士有时也参加一下] ，彻夜站在奥斯陆港的码头上，等待德国舰队和运输舰的到来。一个低级的德国海军武官则驾着汽艇在港里游弋，准备当舰队的领港。这个舰队是以袖珍战舰卢佐夫号和这个舰队的旗舰崭新的重巡洋舰勃吕彻尔号率领的。卢佐夫号原名德意志号，因为希特勒不愿意轻易丢失用这个名称的舰只。
　　但他们白等了一场。这些大军舰一直没有到达。它们在50英里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后者打沉了1 艘德国鱼雷艇，打伤了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在派了一小股兵力登陆压制了岸上的炮台以后，德国舰队继续向峡湾前进。在奥斯陆以南约15英里的地方，海面狭隘，只有15英里宽，它们又遇到了困难，那里有古代的奥斯卡斯堡炮台，它的守军十分机警，出乎德国人的意料。天亮之前，炮台上28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对卢佐夫号和勃吕彻尔号开了火，还从岸上发射了鱼雷。1 万吨的勃吕彻尔号，由于舰上弹药的爆炸，着[703] 火燃烧起来，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1600名官兵，其中包括好几名秘密警察和行政官员以及他们所带的全部文件，他们是去逮捕国王和政府人员，接管首都行政工作的。卢佐夫号也受了伤，但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在勃吕彻尔号上面的舰队司令奥斯卡·孔末茨海军少将和率领第一六三步兵师的埃尔温·恩格尔布莱希特将军勉强游到岸上，成了挪威人的俘虏。于是这个残缺不全的德国舰队只好暂时退回去医治自己的创伤。它的夺取德国的主要目标挪威首都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第二天它才到达那里。
　　事实上，奥斯陆是陷于一支空降到当地未加防御的机场上的近似象征性的德军部队之手的。从别的海港传来的不幸消息和15英里外奥斯陆峡湾外传来的炮声，使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匆匆坐上专车于上午9 时半由首都逃向奥斯陆以北80英里的哈马尔。20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3 辆载着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也同时开出。这样，奥斯卡斯堡守军的英勇抵抗就挫败了希特勒企图俘虏挪威国王、政府和黄金的计划。
　　但是奥斯陆却已完全陷于仓皇失措的状态之中了。那里还留下一些挪威部队，可是对他们并没有作什么防御的安排。尤其是没有把附近的福纳布机场封锁起来，这本来用一些旧汽车停在跑道上和机场周围就能做到的。前一天的深夜，德国驻奥斯陆空军武官斯比勒上尉就已经驻在那里，准备欢迎预定于海军到达以后到达的空运部队。当舰队不能到达的时候，公使馆赶忙向柏林发去一封无线电报，报告了这个意外的不幸局势。柏林方面立即采取了措施。不多久，伞兵和空运步兵部队就在福纳布着陆了。到了中午，已经集中了大约5 个连的兵力。这些部队都只是轻装，留在首都的挪威军队本来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消灭掉的。但由于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的原因——当时奥斯陆已乱成一团——挪威军队没有被召集起来，更没有开入阵地，而那个象征性的德国步兵部队就以一支大声吹吹打打、临时拼凑的军乐队为前导，开进了首都。这样，挪威的最后一个城市就陷落了。但这并不是整个挪威的陷落；整个挪威还没有陷落。
　　4 月9 日下午，挪威的议会在哈马尔开会，200 名议员中，只有5 名缺席。但是在7 时半接到德军已逼近的消息时，议会就休会，向艾耳佛鲁姆转移，该地离东面的瑞典边境只有几英里。勃劳那博士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要求马上谒见国王，挪威首相以[704] 德军向南撤退到安全距离为条件才同意接见。德国公使不肯接受这个条件。
　　实际上纳粹这时正在耍弄新的花招。空军武官斯比勒上尉率领两连德国伞兵从福纳布机场向哈马尔出发，企图俘虏顽抗的国王和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事轻而易举，仿佛一场游戏。挪威军队在德国军队进入奥斯陆的时候既然一枪未发，因此斯比勒料想在哈马尔也不会遇到什么抵抗。这两连伞兵坐在征用来的公共汽车上，真像在作一次愉快的观光旅行。但他们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挪威军官干了同其他许多军官完全不同的事。原来护送国王北上的步兵总监卢格上校，坚持要设法掩护逃亡的政府，以临走时匆匆集合起来的两营步兵，在哈马尔附近设下了一个路障。德国人的汽车被迫停下来了，接着在一场小小的伏击中，斯比勒受了致命的重伤。德军在遭受到更多伤亡以后，一路退回奥斯陆去了。
　　次日，勃劳耶博士单枪匹马从臭斯陆沿着原路去看国王。这个公使是一个旧派的职业外交家，他并不喜欢担任这个角色，但里宾特洛甫硬逼着他去说服国王和政府投降。勃劳那的困难任务由于奥斯陆刚刚发生的某些政治事件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原来前一天晚上，在首都牢牢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后，吉斯林就开始露面活跃起来，他闯入电台，广播了一个公告，任命自己是新政府的首脑，命令所有挪威人立即停止对德军的抵抗。这个叛国的行为反而使德国向挪威诱降的企图归于完全失败，虽然勃劳耶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而柏林方面是从来不会甚至后来也没有了解这一点的。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挪威人民国耻当头的时候，吉斯林的叛国反而激励了原来吓呆了的挪威人起来从事抵抗，这种抵抗后来发展得十分英勇和不可轻侮。
　　勃劳耶博士在4 月10日下午3 时在艾耳佛鲁姆小镇的一间小学校里，会见了哈康六世。哈康七世是20世纪唯一由人民投票选举登极的国王，也是5 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属于挪威自己的国王。本书作者后来与国王进行过一次谈话，又阅读了挪威的记录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的勃劳那博士的秘密报告，因此有可[705] 能在此追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国王十分勉强地同意在外交大臣哈尔夫丹·科特博士随侍下接见德国公使。但是当勃劳耶坚持先单独谒见哈康的时候，国王在取得科特同意之后终于应允了。
　　德国公使遵照训令行事，对国王施行了馅媚和威胁并用的手法。他说，德国希望保持王朝，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哈康做他的哥哥前一天在哥本哈根做过的事情而已。对德国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愚蠢的，这只会造成对挪威人的无益的屠杀。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回到奥斯陆去，哈康是一个正直的、有民主作风的人，即使在这危难的时刻，仍然严格遵守宪法手续。他企图向这位德国外交官说明，在挪威，政治上的决定不是由国王来作的；这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因此他现在得要和政府商议。这时，科特参加了会谈，结果商定：政府一经作出决定，就将用电话答复在返奥斯陆途中的勃劳耶。哈康虽然无权作出政治上的决定，但是肯定会起影响。对他来说，对德国人的答复只能有一个。为了防备德国人在勃劳耶走后再来一次奇袭而俘虏他，他退到艾耳佛鲁姆附近纽伯格宋村子的一家简陋旅店里，召集政府的成员，举行了国务会议。
　　[ 他告诉他们] ……至于我，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要求。这是与我来到这个国家近35年来一贯认为作为挪成国王的一切责任不能相容的……我并不要求政府的决定受我这个声明的影响，或者以它作为基础。但是……我不能任命吉斯林，一个我知道为我国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的代表所完全不信任的人为首相。
　　因此，如果政府决定接受德国人的要求——我充分理解主张接受的理由，因为我考虑到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将使许许多多的挪威青年不能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样，邀位就是我的唯一道潞。
　　到了这时，政府中虽然也许有几个人还在犹疑不决，但政府的勇气并不比国王小，它马上表示支持国王，到勃劳耶在返回奥斯陆的途中到达艾得斯伏尔德时，科特就用电话把挪威的答复告诉他。这位德国公使立即打电话给奥斯陆的公使馆，再从那里急速转告柏林。
　　国王不肯任命以吉斯林为首的政府，这个决定是根据政府全体一致的意见作出的。外交大巨科特在回答我特别提出的问题时说：“抵抗将尽可能继续下去。”那天晚上，从附近乡村的一个电力微弱的小电台——那是与[706] 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工具——上发出了挪威政府对强大的第三帝国的挑战。它宣告挪威决定不接受德国的要求，并号召为数只有300 万的人民起来抵抗侵略。国王正式出面发出了这个呼吁。
　　但纳粹征服者并不十分相信挪威人真会说到做到。他们又作了两次尝试，企图劝阻国王。4 月11日早晨，吉斯林的一个密使伊尔根斯上尉，前来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他保证吉斯林一定会效忠国王。但国王以无言的轻蔑拒绝了他的建议。
　　下午，勃劳耶拍来了一份急电，要求再见国王，商谈“某些建议”。这位被上面追得很紧的德国公使，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他告诉国王：他“想给挪威人民最后一次达成合理的协议的机会”。”这一次，科特博士在请示国王以后回答说，如果德国公使有“一定的建议”，他可以用电报向外交大臣提出。
　　纳粹在这样一个现已陷于绝境的小国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以后，马上采取不脱强盗本色的还击。德国人要想俘虏国王和政府人员的企图既失败在先，要想说服他们投降的尝试又碰壁在后，于是现在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他们杀掉了事。4 月11日很晚的时候，德国空军奉命出动炸平纽伯格宋村，纳粹飞行员先用炸弹和燃烧弹炸毁该村，又用机枪扫射那些企图从烈焰中逃生的人。德国人显然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已经把国王和政府人员都杀光了。后来在挪威北部俘虏的一名德国空军人员在4 月11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纽伯格宋。奥斯陆政府，己被完全消灭。”
　　村子的确是消灭了，但国王和政府人员却安然无恙。纳粹的飞机快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躲到附近的森林里了。他们站在深可没膝的雪地里，看着德国空军把这个小村庄里那些简朴的农舍夷为平地。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向附近的瑞典边境转移，到保持中立的瑞典去避难；还是向北退到本国境内依然积满春雪的山区去。他们终于决定沿着崎岖的古德勃兰德斯山谷北上，经过哈马尔和利勒哈默尔，越过高山峻岭到达西北海岸的昂达耳斯内斯，这地方在特隆赫姆西南100 英里。沿途他们还可以把那些失[707] 散了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军队组织起来，继续抗战。而且有一些希望，英国军队可能会来援助他们。
　　争夺挪威的几次战役
　　远在北方纳尔维克的英国海军，对于德国突然占领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海军领导者丘吉尔承认，他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德国人会有这一手。现在，至少在德国以陆上为基地的轰炸机的航程难以到达的北方，英国海军转而采取攻势了。4 月10日清晨，在德国10艘驱逐舰占领了纳尔维克而让狄恃尔的部队登陆以后24小时，5艘英国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开人纳尔维克港，把当时港内的5艘德国驱逐舰击沉了两艘，击伤其余的3 艘，并击沉几乎所有的德国货船[1艘除外].在这次行动中，德国的海军司令邦迪海军少将也被击毙。但是英国舰队离港以后，遭遇到在附近峡湾出来的其余5 艘德国驱逐舰。德国舰队的火力比英国舰队的火力强大一些，打沉了1 艘英国驱逐舰，迫使另1 艘搁浅，舰上的英国司令瓦尔伯顿一李上校受了致命重伤，此外，还击伤了另外1 艘。这样5 艘英国驱逐舰中有3 艘设法退到了外洋，在撤退的途中，打沉了1 艘满载军火驶向纳尔维克港口的德国大货轮。4 月13日中午，英国派第一次大战时身经日德兰半岛之役而安然无恙的战舰瓦斯巴特号率领的一个驱逐舰队，回到了纳尔维克，把残余的德国军舰都歼灭了。指挥官ｗ·Ｊ·惠特沃思海军中将打无线电报给海军部报告战果，他极力主张，既然岸上的德国军队已经仓皇失措，土崩瓦解——狄特尔和他的人马事实上已经逃到山上去了——马上就应该“用主力登陆部队”占领纳尔维克。不幸的是，英国陆军指挥官Ｐ·Ｊ·麦克赛少将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第二天带了3 个步兵营的先遣部队到达之后，决定不在纳尔维克冒险登陆，而在纳尔维克以北30英里还留在挪威人手里的哈尔斯塔登陆。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高代价的错误。
　　英国早已准备好要派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到挪威去，因此，他们行动这么迟缓是毫无理由的。4 月8 日下午，英国海军接到德国舰队向挪威海岸调动的消息以后，又以一切船只必须用于海军作战为理由，急急忙忙地把那些已经上船准备占领斯塔瓦格尔、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部队打发下船，等到英国地面部队[708] 重新登船时，那些港口已经陷入德军手中了。等到他们到达挪威中部时，他们就像那些掩护他们的英国海军舰只一样，命运已操在握有制空权的德国空军之手了。
　　到了4 月20日，1 个英国旅，在法国阿尔卑斯轻骑兵3 个营的增援下，在特隆赫姆东北80英里的小港纳姆索斯登陆。另外1 个旅则在特隆赫姆西南100 英里的昂达耳斯内斯登陆，这就形成了南北两面夹攻特隆赫姆的形势。可是，由于缺乏野战炮、高射炮和空军的支援，他们的基地日以继夜地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补给品或增援部队的继续登陆也受到了妨碍，因此，这两支部队都没有给特隆赫姆以严重威胁。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1 个旅，在向东60英里的铁路交叉点顿巴斯同1 支挪威部队会合以后，放弃了向北进攻特隆赫姆的预定计划，转而向西南推进，到古德勃兰德斯山谷去增援挪威军队了。那儿的挪威军队在卢格上校的有力指挥下，已经使德国主力从奥斯陆向山谷推进的速度减缓下来。
　　4 月21日，在哈马尔以北的利勒哈默尔，英德两国部队进行了第一次交战。但这次战斗并不是势均力敌的。载有英军大炮的船只已被击沉，这1 旅军队只得用步枪和机关枪同有大炮和轻型坦克装备的强大德军对抗。更糟糕的是，英国步兵没有空军支援，不断地受到从附近挪威机场起飞的德国空军的轰炸。经过24小时战斗以后，利勒哈默尔陷落了，英国和挪威军队开始了140 英里的退却，从山谷铁路沿线撤到昂达耳斯内斯，边走边停地打后卫战，使德国人进展迟缓，但始终没有能把他们阻挡住。4 月30日夜间，英国军队从昂达耳斯内斯撤退。5 月2 日，英法军队从纳姆索斯撤退。这两次撤退，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两个港口已经由于德国不断的轰炸成了一片火海。4 月29日夜间，挪威国王和他的政府人员在莫耳德[ 莫耳德同昂达耳斯内斯只隔一个罗姆斯达尔斯峡湾，这时也被德国空军炸成瓦砾场] 登上了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到纳尔维克以北、北极圈上的特罗姆索，5 月1 日在该地建立了临时首都。
　　这时挪威的南半部，包括一切城市和主要市镇，都已无可挽救地失陷了。但挪威北部似乎还安全。5 月28日，一支25000 人的盟军，包括2 旅挪威军队、1 旅波兰军队和两营法国外籍军团，把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的德国军队赶出了纳尔维克。看来没有理由可以怀疑，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铁矿砂，也实现不了他占领整个挪威并使挪威政府投降的目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军队已开始以惊人的力量进击西线，盟军需要以全部兵力堵塞这个漏洞。纳尔维克终于放弃了，盟军又急急忙忙地上了船。坚守在瑞[709] 典边境附近的荒野山区的狄特尔将军，于6 月8 日重新占领了这个港口，4 天以后接受了英勇顽强的卢格上校和他的由于觉得被英国在患难中遗弃而感到迷惑和愤懑的军队的投降。哈康国王和他的政府于6 月7 日从特罗姆索乘巡洋舰得文郡号去伦敦，在那里过了5 年辛酸的流亡生活。在柏林，狄特尔被擢升为少将，得到骑士十字勋章，被希特勒赞为纳尔维克的征服者。
　　在挪威战役中，希特勒尽管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还是有他的不好过的日子。在约德尔将军的日记里，充满了有关这个统帅一再表现出神经紧张不安的简短记述。4月14 日，在接到纳尔维克德国海军部队全部覆没的消息以后，他记述希特勒“非常激动”。4 月17日，希特勒对于纳尔维克的失陷又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他要求把狄特尔将军的部队用空运撤出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约德尔那一天在日记里写道，“每一个坏消息都非常令人可怕”。两天以后他又写道：“危机重演，政治行动已经失败了。勃劳那公使被召回国。据元首的意思，必须运用武力……”4 月19日那天，在柏林总理府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情绪很忿懑，三军首脑相互埋怨误了军机，甚至连专会奉迎拍马的凯特尔也愤然退[710] 出会议室。“领导方面又有发生混乱的危险”，约德尔写道。4 月22日，他又补充说：“元首对于英国人的登陆愈来愈担心。”
　　4 月23日，由于德军从奥斯陆向特隆赫姆和昂达耳斯内斯进展迟缓，“激动情绪越发增长”[ 这是用约德尔的话] ，但第二天情况有些好转，从此以后就愈来愈令人乐观了。到26日，希特勒精神奕奕，和他的军事顾问举行了通宵会议，到凌晨3点半钟，他对他们说，他想在5月1 日到7 日开始实行“黄色方案”。所谓“黄色方案”是越过荷兰和比利时在西欧进攻计划的代号。希特勒虽然在4 月29日仍然“为特隆赫姆担忧”，但第二天，他接到有一支战斗部队已从奥斯陆赶到这个城市的消息，他又“高兴起来了”。现在，他终于能够再度把注意力放到西欧来了。5 月1 日，他下令在5 月5 日以前完成在西欧发动一场强大攻势的准备工作。
　　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戈林、勃劳希契、哈尔德、凯特尔、约德尔、雷德尔等等——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凶神恶煞的领袖在战斗中碰到一点点挫折也会垂头丧气的情况。在经过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以后，当战争局势逆转的时候，他的这个弱点就越发显著，而且有力地促成了第三帝国的最后崩溃。
　　不过不论人们看法如何，丹麦和挪威的迅速征服，仍然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仍然是英国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它使德国得到冬季运输铁矿砂的道路，进一步保护通往波罗的海的进出口，使得大胆的德国海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北大西洋，并为它们的潜艇和海面舰只在对英作战中提供优良的港口设备。它还使希特勒的空军基地与主要敌人之间缩短了几百英国的距离。而最重要的恐怕是它大大地增加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威望，相应地减低了西方盟国的军事威望。纳粹德国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现在又加上丹麦和挪威，都很轻易地屈服于希特勒的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而在丹麦和挪威事件中，甚至两个西方大国的帮助也没有起一点作用。正如一个著名的美国妇女所说，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
　　希特勒的最近的征服，对于其余的中立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教训。中立显然已不再能够为那些企图在一个极权主义占优势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民主小国提供什么保护。芬兰在不久以前刚刚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又轮到了挪威和丹麦。它们在还有充分时间的时候，在实际遭到侵略以前，竟然谢绝世界强国的友好援助，这种盲目态度只能责怪它们自己。
　　[ 丘吉尔在4 月11日对下院说] 我相信，这个事实将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反复思量，这些国家也许在明天，也许在1 星期之后，也许在1 个月之后，会[711] 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同样处心积虑制订出来要毁灭它们和奴役它们的军事计划的受害者。
　　显然，他心中指的是荷兰和比利时。但是它们虽然有1 个月的时限，却并没有开始作什么思量。”
　　人们从希特勒用闪电方式征服斯堪的纳维亚两个国家的事件中，也可以在军事方面得到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当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陆上基地就在附近的时候空军对海军的优势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个其重要意义不亚于这个教训的老教训是，胜利常常属于胆大心狠、出奇制胜的一方。德国的海军和空军具有这两个特点，而狄特尔在纳尔维克则显示了德国陆军具有盟军所缺少的机智谋略。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中，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果当时不能立即判定，这也许是因为谁也不能看到遥远的未来。在挪威的战争中，双方人员的损失都是轻微的。德国方面死1317人，失踪2375人，负伤1604人，总共伤亡5296人；挪威、法国和英国方面的伤亡约近5000人。英国损失航空母舰1 艘、巡洋舰1 艘和驱逐舰7 艘，波兰和法国则各损失驱逐舰1 艘。德国海军的损失比较严重得多：20艘驱逐舰中损失了10艘，8 艘巡洋舰中损失了3 艘，主力巡洋舰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脑号及袖珍战舰卢佐夫号都负了重伤，结果几个月都不能参加作战。希特勒在即将到来的夏季战役中，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舰队可以使用了。当不久之后入侵英国的时候到来时，这就成了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712] 但是，到了丹麦、挪威已经列进他一长列征服名单中的5 月初，希特勒和他的热心的将军们——将军们去年秋天的疑惧情绪如今已一扫而光——正为他们确信将成为最大征讨的军事行动进行最后准备的时候，希特勒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德国海军严重失去战斗力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维德孔·吉斯林的出现
　　吉斯林在开始他的生涯之初还是相当体面的。他于1887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在挪威军事学院毕业。当他还是20多岁的时候，就被派到彼得格勒担任陆军武官，由于他在英国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断绝关系期间，曾代为照料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授给他大英帝国勋章。这时他既对英亲善，也对布尔什维克亲善。他作为挪威著名探险家和慈善家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助手，曾在苏俄呆了一个时期从事救济工作。共产党人在俄国的成功，使这位年轻的挪威军官颇为心折；因此，当他回到奥斯陆的时候，他就向工党毛遂自荐，愿意效劳，当时工党还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他曾建议由他来组织一支“赤卫队”，但是工党对于他和他的计划并不信任，拒绝了他。于是，他就掉转方向，走到另一极端去了。他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担任国防大臣之后，就在1933年5 月，剽窃刚在德国获得了政权[676] 的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创立了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法西斯政党。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富饶的民主土地上吃不开，吉斯林自己甚至连一个议员的席位也没有弄到手。他在选举中被本国人民唾弃以后，就转而投靠纳粹德国去了。
　　他和德国纳粹运动的官方哲学家、头脑糊涂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了关系。这个哲学家曾担任过许多职位，其中之一就是纳粹党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希特勒启蒙导师之一，波罗的海来的白痴，以为他已在这个挪威军官的身上找到了机会，因为罗森堡醉心的幻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和一切“不纯”种族的北欧大帝国，在纳粹德国领导之下，最后统治全世界。从1933年以后，他一直和吉斯林保持联系，给吉斯林灌输了自己的荒谬的哲学和宣传。
　　1939年6 月，当欧洲正是战云密布的时候，吉斯林乘出席在卢伯克举行的北欧协会会议的机会，要求罗森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根据在纽伦堡公开出来的罗森堡的秘密报告，吉斯林曾就战争一旦爆发时英国有控制挪威的危险这个问题警告过罗森堡，并且提到德国占领挪威的好处。他要求对于他的党和报纸给予实质上的援助。罗森堡是个打报告的能手，他写了3 份报告，分送给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但是，并未得到这3 个头领的重视——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官方哲学家”当作一回事，罗森堡总算为吉斯林的25个强壮的冲锋队员安排好于8 月间在德国进行两周训练。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雷德尔海军元帅——至少他在纽伦堡是这样供认的——同罗森堡和吉斯林都没有什么接触。他同前者不甚相识，至于后者，他根本没有听到过名字，但在俄国进攻芬兰以后，雷德尔立即就开始从驻奥斯陆的海军武官理查德·施莱勃上校那里得到关于盟军就要在挪威登陆的消息。他在12月8 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并且直率地提出意见说，“必须占领挪威”。
　　不久，罗森堡写了一份《关于挪威枢密顾问吉斯林来访》一事的备忘录[ 没有日期] 给雷德尔。这个挪威阴谋家已经到了柏林，罗森堡认为应该告诉雷德尔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在挪威陆军的主要军官之中，有许多人同情吉斯林。为了证明这一点，吉斯林给他看了纳尔维克驻军司令康拉德。孙德洛上校一封最近的信。这封信把挪威首相说成是“一个呆木头”；把他的一个主要大臣说成是“一个老盾鬼”；并且宣告他自己愿意“粉身碎骨，举行全国起义”。但是，孙德洛上校后来临到要保卫国家、抵抗侵略时却没有粉身碎骨。
　　罗森堡告诉雷德尔说，实际上吉斯林有一个政变计划。这个[677] 计划想来一定得到柏林的重视，因为它是从德奥合并事件抄袭过来的。吉斯林的一些冲锋队员将在德国由“有经验的、顽强的、善于这种活动的国社党人”施以紧急训练。这些人受过训练回到挪威之后，将占领奥斯陆的战略据点，同时，德国海军和德国陆军分遣队，应挪威新政府的特别要求，将在奥斯陆附近的一个预定的港湾出现。
　　这是德奥合并策略的全部重演，只是由吉斯林担任赛斯—英夸特的角色而已。
　　[ 罗森堡又说] 吉斯林认为这样一种政变……会得到陆军中现在和他有联系的那一派人的赞同……至于国王，他相信会接受这种既成事实的。
　　吉斯林对于需要使用多少德国部队来支持这一行动的估计，与德国方面所作的估计是一致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2月11日和吉斯林见了面。这次会见是由一个叫做维拉姆·哈格林的挪威商人通过罗森堡安排的，这个商人由于业务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德国，他是吉斯林在德国的主要联络员，哈格林和吉斯林告诉雷德尔许多消息，他都及时记录在海军的机密档案里。
　　吉斯林说……英国计划在斯塔瓦格尔附近登陆，而克里斯丁散则被提出可能作为英国的基地。挪威的现政府、议会以及整个外交政策都控制在霍尔—贝利夏的亲密友人、著名的扰太人哈姆勃罗[ 卡尔·哈姆勃罗是挪威议会主席] 手中……关于英国占领后对德国所造成的危险，他作了详尽的叙述……为了在英国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吉斯林建议“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在整个沿海地区的铁路、邮政和交通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已经为这一目的而被收买过来了”。他和哈格林来到柏林是为了建立“将来和德国的明确关系……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等等问题”
　　雷德尔被深深地打动了，后来他在纽伦堡供认了这一点。他对他的两个客人说，他要和元首商量一下，然后把结果通知他们。第二天他就这样办了，开会的时候，凯特尔和约德尔也在场。这个海军总司令[ 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对希特勒说，吉斯林已经给他“一个可靠的印象”。然后他就摘要[678] 叙述了这个挪威人所订的计划，强调吉斯林“和挪威陆军军官们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为了“举行一次政变以接管政府并请求德国援助”所作的准备工作。所有出席的人一致认为，不能让英国占领挪威，但是雷德尔却忽然谨慎起来。他指出，德国对挪威的占领，“自然会招致英国采取有力的对策……而德国海军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足以作长期的对抗。万一要实行占领的话，这是一个弱点”。另一方面，雷德尔又建议准许最高统帅部与吉斯林一起制定计划，以进行准备工作和按下列两种方法之一实行占领：甲、通过友好方法，即由挪威要求德国军队协助；乙、通过武力。
　　希特勒并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时候走这一着。他回答说，他首先要亲自和吉斯林谈一谈，“以便对他有所了解”。
　　就在第二天，即12月14日，他和吉斯林谈了话。雷德尔亲自把这两个挪威卖国贼送到总理府。这次会见的记录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吉斯林，正如他给那位海军首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显然也给这位德国独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当天晚上，希特勒即命令最高统帅部和吉斯林会商，草拟一项计划。哈尔德听说这个计划也将把对丹麦的进攻包括在内。12月16、18两日，尽管希特勒由于忙于应付有关斯比伯爵号的坏消息，但他还是连续两次接见了吉斯林。可是，海军的受挫看来使他对于主要依靠海军进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冒险更加小心起来。据罗森堡说，元首对吉斯林强调，“挪威的态度最好是……完全中立”。但是如果英国人准备入侵挪威，德国人就不能不抢先占领。同时，他也将供给吉斯林一些经费，以对付英国的宣传和加强他自己的亲德活动。1 月间，先拨给了他20万金马克，并答应从3 月15日开始每月给1 万英镑，连续3 个月。
　　圣诞节前不久，罗森堡派了一个名字叫作汉斯一威廉·夏特的特务到挪威去和吉斯林一道工作。圣诞假期中，有少数参与内幕的最高统帅部军官，开始考虑最初定名为“北方研究”的计划。[679] 海军方面，对此是有意见分歧的。雷德尔确信英国想在不久的将来进入挪威，但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作战处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它的1940年1 月13日的秘密作战日志里，透露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作战处不相信英国有可能马上占领挪威……[ 它] 认为如果没有英国进攻的成胁，德国占领挪成就将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因此，海军作战参谋部得出结论说，“最有利的解决办法，无疑地就是维持现状”，并且强调说这样就可以继续利用挪威的领海，使铁矿砂的运输“完全安全”。
　　希特勒对于海军的迟疑和最高统帅部在1 月中旬向他提出的“北方研究”，的结果报告都感到不满。1 月27日，他要凯特尔发出一道绝密的指令，说明“北方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将在元首“本人的直接监督之下，’继续进行，并指示凯特尔负责准备一切。于是在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由海、陆、空三军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一军事行动计划以后就用“威塞演习”的代号。
　　这一步骤，似乎表明希特勒对于占领挪威不再犹疑不决了。如果在他的思想上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经过2 月17日在挪威领海上发生的事件，他的任何疑团都完全驱散了。
　　原来斯比伯爵号的一艘辅助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设法通过了英国封锁线偷偷地向德国开回来。2 月14日在挪威领海内向南朝德国航行时，被一架英国侦察机发现了。英国政府知道，舰上装有被斯比伯爵号击沉的英国船只被俘船员三百人，他们是被当作战俘运到德国去的。挪威海军军官曾对阿尔特马克号供应舰作了一次马马虎虎的检查，发现舰上并没有俘虏，也不是武装舰只，于是发给通行证，准予开回德国，但是丘吉尔了解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亲自命令一个英国驱逐舰队开人挪威领海去登上德国船解救俘虏。
　　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在舰长菲力普·维安海军上校的指挥下，于2 月16日夜间在阿尔特马克号隐藏地点约新峡湾去执行它的任务。经过一阵混战之后，德国人死亡4 人，受伤5 人，英国上船的人员解救了299 名海员，这些人原来都被关在货仓里和一个空油槽内，为的是避免被挪威人发现。挪威政府就英国侵犯挪威领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张伯伦[680] 在下院作答说，挪威准许德国人使用自己的领海，运输英国俘虏到德国俘虏营去，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使他最后打定了主意。他由此认为，挪威不会认真反对英国在自己的领海内使用武力。从约德尔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阿尔特马克号舰上的斯比伯爵号船员没有作更顽强的战斗——“没有抵抗，英国未受损失”——也使希特勒非常愤怒。据约德尔的日记透露，2 月19日希特勒极力催促完成“威塞演习”的计划。他对约德尔说，“把舰只装备好，把部队准备好”。他们还缺一个领导这整个行动的军官，因此，约德尔就提醒希特勒，已经到了指派一位将军和参谋人员的时候了。
　　凯特尔提出一个军官，他就是曾在第一次大战末期随冯·德·戈尔茨将军的师团在芬兰作战过的尼古拉斯·冯·福肯霍斯特将军，他现在正在统率西线的一个军。希特勒对于指派一个指挥官来从事北方冒险这样的小事过去一直没有放在心上，这时，马上就把他召回来了，这位将军虽然出身于原来叫做雅茨仁伯斯基而现在又改称为福肯霍斯特[ 德文的意思是“鹰巢”] 的西里西亚的军人世家，但元首并不认识他。
　　福肯霍斯特在纽伦堡的一次提审中，曾谈起2 月21日清晨他们第一次在总理府见面时的情况，这次会见是很耐人寻味的，福肯霍斯特从来也没有听见过什么“北方研究”计划，而且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个纳粹统帅，希特勒显然没有能使他像所有其他将领那样产生敬畏的情绪。
　　[ 他在纽伦堡说] 我听命坐下。后来我又遵命把1918年芬兰作战的情况告诉元首……他说：“坐下，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说了。
　　后来，我们站了起来，他把我带到铺满了地图的一张桌子旁边。他说：“德国政府已经知道英国人企图在挪威登陆……”
　　福肯霍斯特说，他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印象是：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对领袖的“立即执行计划”起了最大的影响。使这位将军感到惊奇的是，他当场立即就被指派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总司令。希特勒还说，陆军将交给他5 个师由他指挥，目的是占领挪威几个主要的港口。
　　希特勒在中午时分叫福肯霍斯特退去，并且要他在下午5 时带着他的占领挪威的计划回来报告。
　　[ 福肯霍斯特在纽伦堡说] 我出去买了一本旅行指南，想看看挪威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对它一点也不了解……后来，我回到了我的旅馆的房间里，根据旅行指南进行工作……下午5 时，我回到元首那里去。
　　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计划从来也没有给这位将军看过，因此他[681] 根据一本旧旅行指南制定出来的计划可以想象得到，是相当粗糙的，但看来却已经使希特勒满意了。计划预定在奥斯陆、斯塔瓦格尔、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5 个挪威港口各分配1 个师的兵力。福肯霍斯特后来说：“你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大港口。”这位将军在宣誓保守秘密和受到“赶快进行”的催促以后，就辞退出来，开始进行工作了。
　　正在忙于准备进攻西线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这些工作的进行，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直到2 月26日福肯霍斯特谒见陆军参谋总长并请求派一些部队、尤其是山地作战部队来执行他的任务，到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哈尔德并不怎么积极合作；实际上他很为恼火，他要求更多的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什么需要。哈尔德在日记里叹息说：“这些事情，元首和勃劳希契从来没有商量过，这种情况必须在这次的战争史上记载下来！”然而，对这些旧派将领、尤其是对他的参谋总长异常瞧不起的希特勒，是不能推三阻四的。他在3 月29日热心地批准了福肯霍斯特的计划，包括增加两个山地作战师，并且宣称还需要更多的部队，因为他要“在哥本哈根摆下重兵”。丹麦肯定地成了希特勒的进攻对象；因为空军想得到那里的基地，以便进攻英国。
　　第二天，3 月1 日，希特勒为“威塞演习”发出了一道正式指令。
　　绝密斯堪的纳维亚局势的发展，要求作占领丹麦和挪威的一切准备。这一作战行动，可以防止英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侵犯。此外，它还可以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的更为广阔的出发线……
　　从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使用于“威塞演习”的兵力，越少越好。数量上的弱点，应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在原则上，我们应当竭力使这一行动像是一次和平占领。它的目的是以武力维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中立。相应的要求将于占领之初递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必要时将举行海、空军示威，以便为这些要求提供必要的压力。如果示威不行，遇到抵抗，就用一切军事手段加以击溃……越过丹麦国界和在挪威登陆，必须同时进行……
　　[682] 最重要的是，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西方的敌人，应该用奇兵袭击……只有在从海上出发的时候，才让部队知道实际的目标。
　　据约德尔报告，就在3 月1 日那天晚上，陆军总司令部由于希特勒要求抽调军队到北方作战而“大为生气”。第二天戈林又对凯特尔“发了一顿脾气”，并且跑到希特勒那里去诉苦。这位肥胖的元帅，由于长期以来未得参与机密，并且由于空军已经置于福肯霍斯特的指挥之下而感到愤怒。希特勒在一场严重的互争权力的威胁之下，于3 月5 日召集三军领袖到总理府，企图平息这场纠纷，但是也无济干事。
　　[ 约德尔在日记里写道] 元帅[ 戈林] 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事先没有跟他商量。这次讨论几乎是他一人在说话，他并且试图证明所有以前的准备都毫无用处。
　　希特勒为了安抚他，稍微作了一些让步，计划仍迅速进行。根据哈尔德的日记，他早在2 月21日就有这样的印象：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要在对西方发动了进攻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才开始。究竟先开始哪一个行动，希特勒自己是犹豫不决的，并且在2 月26日向约德尔提出这个问题。约德尔建议把这两个行动完全错开，希特勒同意说，“如果可能的话，就这样办”。3 月3 日，他决定“威塞演习”应该在“黄色方案”[ 进攻西方的代号] 之前执行，并且“很严厉地”对约德尔说：“必须在挪威迅速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这时，勇敢的但是在人力上寡不敌众和武器上弱不敌强的芬兰军队，遭到俄国的强大进攻正面临着覆灭的灾祸，据可靠的报告，英法的远征军即将从苏格兰基地开往挪威登陆，准备通过挪威和瑞典到芬兰去援救芬兰人。这一威胁就是希特勒急于行动的主要原因。[683] 但是，3 月12日，俄芬战争突然以芬兰接受俄国苛刻的请和条件而停止了。这在柏林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使德国不用再不得人心地支持俄国进攻芬兰，而且也使苏联接管波罗的海的企图暂时中止下来，但是，就希特勒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来说，俄芬战争的停止使他感到很为难。正如约德尔在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这使占领挪威和丹麦的“动机”“难子解释”。他在3 月12日写道：“芬兰和俄国的请和，使英国而且也使我们失去占领挪威的任何政治依据。”
　　希特勒现在确实很难找到借口。3 月13日，忠实的约德尔写道：元首“还在找寻理由”。第二天，他又写道：“元首对于如何为‘威塞演习’辩解，还没有拿定主意。”更糟糕的是，雷德尔开始泄气了。他“怀疑在挪威搞预防性战争[ ？] 是不是还有重要意义”。
　　现在希特勒踌躇起来了。这时，又遇到了另外两个问题：[1] 怎样应付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他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于3 月1 日到达柏林，企图试探在西线开始大屠杀以前是否有终止战争的可能性的；[2] 怎样取得由于受到忽视而被激怒了的意大利盟国的谅解。希特勒还没有考虑怎样答复墨索里尼1 月3 日的一封盛气凌人的来信。柏林和罗马的关系显然已经冷淡下来了。德国人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塞姆纳尔·威尔斯现在到欧洲来，是想把意大利从已经有裂痕的轴心拉开，并且说服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要和德国一起作战。各种警告从罗马传到柏林，说明现在已经是采取措施使这位怀恨在心的意大利领袖保持联合的时候了。
　　希特勒会晤塞姆纳尔·威尔斯和墨索里尼
　　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于美国情况的愚昧无知，简直[684] 达于极点。虽然他们这个时候的政策是企图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但他们却像1914年他们的柏林前辈一样，并不认真地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有强大军事潜力的国家。早在1939年10月1 日，德国驻华盛顿的陆军武官弗雷德里希·冯·波提彻尔将军就曾经劝告柏林的最高统帅部用不着担心美国会派远征军到欧洲来。12月1 日，他又进一步通知他在柏林的陆军上司说，美国的军事装备完全不足以执行“进攻性的战争政策”，并且还说，“国务院的不起作用的仇恨政策和罗斯福的一时冲动的政策常常是以对美国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与这些政策相反”，华盛顿的参谋总部，“对于德国和它从事战争的原因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的第一次报告里，波提彻尔写道，“林白和著名飞行家里肯巴克”都主张美国置身干战争之外。但是，到了12月1 日，尽管他低估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仍然警告最高统帅部说，“如果美国认为西半球受到威胁，它还是会参战的”。
　　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托姆森曾尽最大努力向他在柏林的无知的外交部长提供美国的一些事实。9 月18日，当波兰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警告德国外交部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同情我们的敌人，美国深信德国是犯有战争罪行的”。在同一份报告里，他还指出，德国想在美国进行破坏活动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可怕的结果。他要求不要以“任何方式”进行这一类破坏活动。
　　这个要求显然没有得到柏林方面的重视，因为在1940年1 月25日，托姆森又打电报给柏林说：我得知纽约的一个美籍德人冯·霍斯伯格和一个德国公民华尔特，据说在德国谍报局的指使之下，计划对美国军事工业进行破坏。据信冯·霍斯伯[685]格家里藏有雷管。托姆森要求柏林停止这种做法。他说：要使美国参战，再也没有比重复采用上次世界大战时驱使美国参加我们敌人行列的那种行动更加可靠了，再说，那种行动并不能对美国的战争工业造成丝毫破坏。此外，他又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两个人都不适宜做谍报局的特工人员”。”
　　从1938年11月罗斯福召回美国驻柏林大使以抗议纳粹对犹太人的公开屠杀以来，两国都没有大使驻在对方了。贸易已减少到最小数额，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抵制，而现在又被英国的封锁完全截断了。1939年11月4 日，参众两院表决解除了禁止军火出口令，这就打开了美国向西欧盟国供应军火的道路。塞姆纳尔·威尔斯就是在这种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于1940年3 且1 日到达柏林的。
　　塞姆纳尔·威尔斯到达柏林的前一天，即2 月29日——这一年是闰年——希特勒采取了非常的步骤，发出一道秘密的“如何和威尔斯先生谈话的指令”。指令要求德国方面持“保留态度”，并且告诫要“尽量让威尔斯先生发言”。这个指令为接待美国特使的全体高级官员规定了5 点准则。德国的主要论点是，德国并没有对英法两国宣战，而是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元首曾于10月间向它们提出和平的建议，但它们拒绝了；德国接受了挑战；英法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想“毁灭德意志国家”，因此，德国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继续战争，等等。
　　[ 希特勒最后说] 应当尽量回避具体政治问题的讨论，例如未来的波兰国家等问题。如果[ 他] 提出这类问题，可以说这种问题要由我作决定。不言[686] 而喻，奥地利问题和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讨论余地的……
　　凡是可以被解释为……德国对于现在讨论和平的可能性表露有任何兴趣的话，都应避免，说得更恰当一点，我要求不要让塞姆纳尔·威尔斯先生有丝毫理由怀疑德国要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决心……不仅里宾特洛甫和戈林，连希特勒自己分别在3月1日、3 日和2 日先后接见威尔斯的时候，也是极其严格地按指令行事的。根据缴获文件中施密特博士所作的长篇谈话记录来判断，这位有些沉默寡言、老于世故的美国外交官必然会以为他到了一所疯人院，如果他还相信自己的耳朵的话。这3 个纳粹巨头，个个都对威尔斯大肆曲解历史，他们极其荒谬地歪曲事实，甚至连最简单的字都失去了原来意义。“希特勒在3 月1 日发出他的“威塞演习”的指令，第二天接见威尔斯时却坚持说，盟国的战争目的是“消灭”，而德国的战争目的是“和平”。他向他的来客大谈其为了与英、法保持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英国大使曾坐在塞姆纳尔·威尔斯现在所坐的地方，元首向他提出他一生中最大的建议。
　　他对那个英国人所提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国现在一心一意要毁灭德国。因此，希特勒认为：“这场战争将不得不打到底……除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这就难怪威尔斯向威兹萨克老实说并又向戈林重复：如果德国决心要在西方取得军事胜利，那么，他的欧洲之行“就毫无意义……而他也就没有别的话要说了”。[687] 虽然威尔斯在与德国人谈话时强调说，他在这次旅希特勒指令文，见同上，第817 —19页。
　　施密特博士所记的塞姆纳尔·威尔斯同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会谈记录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 卷；另见威兹萨克关于他同威尔斯会谈的两份报告。这个美国使节也会见过沙赫特博士，而在这以前希特勒曾召见了这个失宠的银行家并指示他应采取什么态度。见哈塞尔著上引书，第121 页。威尔斯自己行中从欧洲政治家那里所听到的话都是为了传达给罗斯福一个人听的，但是他却认为不妨自作主张告诉希特勒和戈林：他曾和墨索里尼作过“长时间的、建设性的、有益的”谈话；墨索里尼认为“在欧洲实现持久的巩固的和平，还是有可能的”。德国人这时看到，如果意大利独裁者真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现在就是纠正它们的时候了。和平肯定是要的，但那只能在德国取得四线辉煌的胜利之后。
　　希特勒没有答复墨索里尼1 月3 日的信，使这位意大利领袖愈来愈感烦恼。在整整一个月之中，阿托利科大使不断询问里宾特洛甫，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并且暗示意大利和英、法的关系正在改进，而且贸易也在增加。这种贸易内容之一是意大利出售战争物资，这使德国人十分恼火。他们在罗马不断提出抗议，指责意大利帮助西方盟国是不适当的。冯·马肯森大使向他的朋友威兹萨克一再叙说自己的“严重焦虑”，而后者也害怕墨索里尼的那封没有得到答复的信如果再“置之不理”，这位意大利领袖就要采取“自由行动”了——德国也许会永远失去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了。3 月1 日希特勒得到了一个机会。英国宣布切断德国由海道通过鹿特丹运往意大利的煤炭运输。这对意大利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位意大利领袖对英国大为愤怒，同时对于马上答应设法用火车运煤的德国又热情起来。希特勒趁热打铁，在3 月8 日写了一封长信给墨索里尼，两天以后由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亲自递交。
　　信里并没有对迟迟未复前信表示歉意，但是语气是亲切的。在这封信中，希特勒比以前写给他的这个意大利伙伴的信中说的话都要多。他把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问题的看法和政策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这封信还对纳粹与俄国的联盟问题，抛弃芬兰人问题，以及连一个残存的波兰也没有留下的问题都作了辩解。
　　如果我把德国部队从总督辖区[ 波兰] 撤走，这并不能使它得到绥靖，而只会带来可怕的混乱。教会将不能执行它赞美上帝的职能！而神甫的脑袋也要被砍掉……希特勒继续写道，至于塞姆纳尔·威尔斯的访问，并没有什[688] 么结果。他仍然决定在西方发动进攻。他认识到“未来的战争不会轻易得胜，而将是德国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接着，希特勒就向墨索里尼示意，劝他参加战争。
　　领袖，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果无疑也将决定意大利的命运……你终有一天会面对今天与德国作战的这些敌人的……我也看到了我们两国的、两国人民的、我们革命的和我们制度的命运，都已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
　　最后，让我向你保证，不管怎样我总相信，命运迟早会使我们终于并肩作战。这就是说，不管局势中的个别情况现在会怎样发展，你将同样地无法逃避这场武装冲突。我还相信，届时你将比以往更加贴近我们一边，正如同我将更加贴近你们一边一样。
　　墨索里尼给这封信奉承得飘飘然了。他马上向里宾特洛甫保证，他同意“在火线上”站在希特勒这一边。这位纳粹外交部长不失时机地把他的主人恭维一番。他说，元首“对于最近英国对德国从海道运煤到意大利采取封锁措施，感到异常愤慨”。他问意大利需要多么煤，墨索里尼回答说，每月50万吨到70万吨。里宾特洛甫爽快地说，德国现在准备每月供应100 万吨，而且提供运煤用的大部分车皮。
　　在3 月11日、12日两天，他们两人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在场的有齐亚诺。据施密特博士的速记记录透露，里宾特洛甫当时极其浮夸。虽然要商谈的还有更加重大的问题，他却把缴获到的波兰驻西方一些首都的使节发回的一些外交电报拿出来给墨索里尼看，来表明“美国的滔天的战争罪行”。
　　这位外交部长解释说，这些文件明确地表明，美国大使布立特[ 驻巴黎] 、肯尼迪[ 驻伦敦] 、德莱西尔·比德尔[ 驻华沙] 所起的罪恶作用……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犹太富豪集团的阴谋，这个集团的影响通过摩根和洛克菲勒一直达到罗斯福那里。
　　这位妄自尊大的纳粹外交部长胡吹了几个小时，这只有显示他一贯的对于世界大事的无知。他强调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命运，并且强调说，希特勒马上就会进攻西线，“在夏天打败法国军队”，在“秋天以前”把英国人赶出大陆。墨索里尼多半时间在听他说话，偶而插上一两句话，这个纳粹部长显然没有注意到话里的讽刺意味。例如，根据施密特的记录，当里宾特洛甫夸口说“斯大林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时，墨索里尼就反驳说，“你真相[689] 信这个说法吗？”当里宾特洛甫说，“每一个德国士兵都相信肯定会在今年取得胜利”时，墨索里尼就插嘴说，“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天晚上，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会见以后，在没有别人在旁的时候，墨索里尼告诉我，他不相信德国的攻势，也不相信德国会完全成功。
　　意大利领袖答应在第二天会谈时表示自己的意见，里宾特洛甫对于他可能发表怎样的意见多少有些不安。他在给希特勒的电报里说，他还得不到一点“有关这个领袖的想法的暗示”。
　　他其实是用不着担心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施密特写道，他十分突然地“转变为完全赞成战争”。他告诉客人说，问题不在于意大利是否与德国一起作战，而在于什么时候一起作战。时间的配合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因为他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前，不应该参战，以免加重他的伙伴的负担”。
　　这一回，他不得不非常明确地说明，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能长期作战。他不能像英法两国那样，可以每天花费10亿里拉。
　　这些话看来使里宾特洛甫愣了一会儿。他想逼着这个独裁者确定意大利参战的日期，但后者却不肯把话说死，他说，“在意大利确定对英、法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和这两个国家决裂的时候，意大利参战的日期就会到来”。他补充说，“挑起”这种破裂是极容易的事。里宾特洛甫虽然坚持，但他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确定日期。显然这件事情须由希特勒来亲自过问了。因此，纳粹外交部长建议他们两人在3 月下半月即19日以后在勃伦纳会晤。墨索里尼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里宾特洛甫对于希特勒打算占领丹麦和挪威的计划，并没有透露过一个字。有些机密，即使你迫切需要一个盟国和你搭伙，也还是不能向他说的。
　　里宾特洛甫虽然没有能够使墨索里尼同意规定一个日期，但他已经诱使意大利领袖同意参战了。齐亚诺在日记里哀叹说：“如果他希望增强轴心，那么，他是成功了。”当塞姆纳尔·威尔斯访问柏林，巴黎、伦敦之后回到罗马，在3 月16日与墨索里尼再度会见的时候，他发现后者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 威尔斯后来写道] 他看来如释重负……我一直在奇怪，在我第一次访问罗马之后的两个星期之中，他是不是还没有下定重大的决心，在里宾特洛甫[690] 访问他时，他是不是还没有决定把意大利拖入战争。
　　威尔斯其实用不着奇怪。
　　里宾特洛甫坐着专车离开罗马不久，这个心里烦恼的意大利独裁者又反复犹豫起来。齐亚诺在3 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生怕答应对盟国作战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他现在想劝阻希特勒发动大陆攻势，并且希望在勃伦纳会谈时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齐亚诺虽然是一个才能有限的人，却知道得更清楚。他在日记里补充说：“不能否认，领袖被希特勒迷住了，被他的性格之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所形成的魅力迷住了。元首将得到比里宾特洛甫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这话不错——但也有些保留，下面就要谈到。里宾特洛甫一回到柏林就在3 月13日给齐亚诺打电报，要求勃伦纳会议提前于3 月18日举行。“德国人真教人受不了，”墨索里尼气愤地说，“他们不给人一点喘息或者考虑的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这个日期。[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领袖有点担心。直到现在他还生活在以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不会爆发的幻想中。现在，冲突已迫在眉睫，而他可能处在局外人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使他感到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感到屈辱。
　　1940年3 月18日清晨，这两个独裁者各自的专车徐徐驶入坐落在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的勃伦纳隘口车站，这时空中正飘着雪花。作为对墨索里尼的一个让步，会谈是在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私人车厢里举行的，但是，发言的几乎只是希特勒一个人。齐亚诺当天晚上在日记里概述这次会谈的情况：会谈简直像独白……全部时间只有希特勒在讲话……墨索里尼根感兴趣地、怀着敬意地倾听着。他说得很少，确切表明了他与德国采取一致行动的意图。他给自己保留的，只是适当时刻的选择而已。
　　墨索里尼在终于能够插上一句的时候说，他认识到，“保持中立一直到战争终了是不可能的”。与英、法两国合作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恨他们，因此，意大利的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使他相信这一点，希特勒已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果意大利不愿受到摈弃并且变成“一个二等国家”的话。但墨索里尼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使元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以后，马上又留一个退路。
　　[691]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日期……有一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意大利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允许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他问元首，如果进攻推迟，是否会对德国有什么危险，而他则不认为这有这样的危险……[ 这样] 他在三、四个月之后，可以完成他的军事准备，才不致于处在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作战而自己只限于摇旗呐喊这种为难的地位。他愿意做更多的事情，但不是现在就能做。希特勒不打算推迟他在西线的进攻，他把这个想法也谈出来了。但他有“一些理论上的计划”，也许可以解决墨索里尼从正面进攻峰峦起伏的法国南部的困难，因为他知道，这一战役“将造成大量的伤亡”。他建议意大利提供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协同德国的部队沿着瑞士的边境向罗尼河流域挺进，“以便从背后绕过法一意边界上的阿尔卑斯山前线”。当然，在这之前，德国的主力部队应该已经在北线把英国人和法国人打退。希特勒显然试图使意大利于起来容易一些。
　　[ 希特勒继续说] 敌人[ 在法国北部] 被击溃时，意大利积极参战的时刻就来到了，不过参战不是在阿尔卑斯山前线最困难的地方，而是在别处……
　　战争将在法国决定胜负，只要把法国收拾掉，意大利就将称霸地中海，英国就不能不求和了。这里必须说明，墨索里尼看到，自己可以在德国人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以后坐享其成地得到这么多的收获，对于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他当然是不肯放过的。
　　领袖回答说，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参战……当盟国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就可以使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
　　但是，在另一方面，领袖说，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这种露骨的、怯懦的讨价还价，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过分恼火。如果墨索里尼真的如齐亚诺所说的那样，被“希特勒的性格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吸引住了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基于同样的神秘理由，这种吸引力是双方面的。希特勒对于某些最亲近的同僚曾经背信弃义，其中有些人像罗姆和施特拉塞都已遭他杀害；但他对于他的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异乎寻常的忠诚，甚至当这个趾高气扬、外强中干的罗马恺[692] 撒遭遇到困难和灾难的时候，这种忠诚也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了。本书有不少令人感到兴趣的不可解的谜，这就是其中之一。
　　总之，意大利的参战，不管其价值如何，现在终于庄严地承诺下来了。除了希特勒之外，没有什么德国人，认为这会有多大价值，纳粹将领有这种看法的则更少。现在，希特勒又可以打主意进行新的、迫切的征服了。他对于其中最迫切的一个——在北方——没有对他的盟友透露过半点风声。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1940年5 月10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人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军队即将进行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的政府负责”。
　　在布鲁塞尔和海牙，正如以前在哥本哈根和奥斯陆一样，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各驻在国的外交部。十分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海牙递交最后通碟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一布尔克斯罗达伯爵，此人就是曾在1914年公开地把霍亨佐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作“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女婿。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户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一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一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我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说。”
　　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 斯巴克一点也不打算压住他的愤怒感情说].德国对中立的忠实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甚至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741] 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
　　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碟，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
　　第三帝国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作过无数次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1839年得到欧洲5 大强国“永久”保证，到1914年德国撕毁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75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决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在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1937年1 月30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公开宣称：德国政府已经向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和中立。比利时在1918年以后曾明智地放弃过中立。到了1936年，由于第三帝国的重新武装和它在1936年春天重新占领莱因兰，比利时感到恐慌，又要用中立来保护自己了。
　　1937年4 月24日，英法两国解除了它对洛迦诺条约承担的义务，同年10月13日，德国也庄严地正式肯定它的决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下会破坏[ 比利时的] 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它在任何时候都将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如果比利时受到进攻，就准备给予援助……从那一天起，在希特勒对于低地国家的庄严的公开保证与他对将领们的私下谈话之中，就出现了一种我们现在已很熟悉的口是心非现象。1938年8月24 日，他在谈到为他草拟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的一个文件时说，如果占领比利时和荷兰，那对德国就“非常有利”，他并向军方征求意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完成占领这个地区以及需要多长时间。”1939年4 月28日，希特勒在答复罗斯福时，再次强调他给予荷兰和比利时的“有约束力的声明”。但是，我们前面谈到，过了不到一个月，5 月23日，元首却对他的将领们说：“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力量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无需考虑中立声明。”
　　他当时虽然还没有发动战争，但计划已经准备好了。8 月22日，在他开始进攻波兰从而挑起战争的前一个星期，他和将领们商量了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英国和法国是不会破坏这两个国家的中立的”。4 天以后，8月26 日，他命令他的驻在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使节通知各驻在国政府，一旦爆[715]发战争，“德国绝不会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不可侵犯性”。波兰战争结束之后，他在10月6 日又曾公开重申过这个保证。第二天，10月7 日，冯·勃劳希契将军在希特勒的推动下，指示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作好立刻进攻荷兰和比利时领土的一切准备，如果政治形势有此要求的活。两天以后，10月9 日，希特勒在第六号指令中说：作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必须尽可能迅速有力地进行……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当然，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并不知道希特勒的秘密命令。但是，关于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件，他们还是接到过一些警告的。有一些警告，本书前章已经谈到过：密谋反纳粹分子奥斯特上校曾于11月5 日向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提出警告，德国将于11月12日开始进攻，这是当时预定的日期。10月底，另一个密谋分子戈台勒在威兹萨克的指使下到布鲁塞尔去警告比利时人，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1940年新年后不久的1 月10日，一名携带希特勒西线进攻计划的军官在比利时紧急降落，这个计划于是落到比利时人的手中。
　　这时，荷兰和比利时参谋总部也已从自己边境来的情报中得知，德国人正在他们的边境集中大约50个师的兵力。他们在德国首都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情报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荷兰驻柏林的武官Ｇ·Ｊ·沙斯上校，沙斯是奥斯特上校的好友，经常在偏僻的齐仑道夫郊区奥斯特家里吃饭。战争爆发以后，由于灯火管制，这就更加方便了，灯火管制的掩护使当时在柏林的不少德国人和外国人能够进行各种隐秘活动而用不着担心被人发现。沙斯就是早在11月间从奥斯特那里得知德国定于11月12日发动进攻的情报的人，奥斯特在1 月间又向这位武官提出新的警告。但德国人的两次进攻都没有如期举行，这就使海牙和布鲁塞尔对沙斯的情报的信赖多少有些减低。当时海牙和布鲁塞尔自然都不知道，希特勒的确两次安排了进攻的日期，只不过后来推迟了而已。但是，沙斯通过奥斯特得来的关于侵犯丹麦和挪威的10天前的警告和[716] 他预言的准确日期，似乎又恢复了他在国内的信誉。
　　5 月3 日，奥斯特直率地告诉沙斯，德国人将在5 月10日开始通过荷兰和比利时在西线发动进攻，这位陆军武官立即通知了他的政府。第二天，海牙又从它驻梵蒂冈公使那里得到证实这个消息的情报。荷兰人立刻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比利时人。5月5日是星期天，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在柏林的人就都清楚看出，对西线的攻击在几天之内就要发生了，首都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5 月8 日，我打电报给我的纽约办事处，要求把我们的记者留一个在阿姆斯特丹，而不要派他到挪威去，因为反正那里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当天晚上，军方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在广播中暗示，西线即将开始有军事行动，荷兰和比利时也算在内。
　　5 月9 日晚上，奥斯特和沙斯在一起吃最后一次晚饭。这个德国军官肯定他说，第二天拂晓向西线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已经下达。奥斯特在晚饭后到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了一次，以便弄清楚是否会有最后一分钟的变更。结果并没有变更。“猪猡已经到西线去了”，奥斯特告诉沙斯。“猪猡”指的是希特勒，沙斯通知了比利时陆军武官，随即到自己的公使馆，接通了海牙的电话。在这种时候适用的密码早就安排好了。沙斯说了一些听起来似乎极普通的话，把消息传了过去：“明天拂晓。抓紧！”
　　奇怪得很，西方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这时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3 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 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8 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尽管如此，盟国在比利时境内迎击德国主力的计划，在最初两天进行得相当顺利。一支强大的英法联军从法比边境向东北方向推进，以便在布鲁塞尔以东代尔和缨斯两河沿岸的比利时主要防线上部署兵力。结果表明，这种部署恰好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这支庞大盟军的迂回运动，正好帮了它的大忙。虽然英法联军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他们正好迅速投入了陷阱，只要机关一动，就要遭到全军覆没之祸。
　　征服荷兰
　　德国人只能腾出一个装甲师的兵力用于征服荷兰的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伞兵和空运部队降落到广大的洪水防线后面而取得成功的。这些防线，柏林方面许多人士曾经认为可以抵抗几个星期。吓得惊惶失措的荷兰人所经历的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运部队的进攻。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严峻的考验事前毫无准备，对于这次袭击也完全没有料到，从这些情况看来，他们的表现比人们当时设想的要好一些。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以一支强大的部队从天而降，在海牙附近的机场着陆，立即占领首都，俘虏女王和政府人员，跟1 个月前进攻挪威的计划一样。但是，在海牙，正如在奥斯陆一样，这个计划失败了，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荷兰的步兵从初期的惊惶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到5 月10日晚上，在炮兵的配合下，终于能够把德国两团之众的军队驱逐出海牙周围的3 个机场。这样就暂时挽救了首都和政府，但却使后备部队牵制住，不能调到其他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德国计划的关键在于用空运部队夺取鹿特丹正南尼维·马斯河上和东南方马斯[缪斯]河在多德莱希特和莫尔狄克两处出海口上的几座桥梁。从大约100 英里之外的德国边境向前推进的格奥尔格·冯·库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桥梁攻入设防的“荷兰要塞”。“荷兰要塞”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鹿侍丹和菜伊登在内，设有重重水道防线，如不通过这些重要桥梁，是不可能轻易迅速地夺取这个“要塞”的。5 月10日清晨，空运部队包括从旧式水上飞机降落在鹿特丹河上的1 个连在内，在那些冷不及防的荷兰守军还来不及炸毁以前，就夺下了这些桥梁。临时拼凑起来的荷兰部队曾奋不顾身地企图击退德军，他们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德国人竭力撑持到5 月12日早晨，这时，库希勒的一个装甲师，在突破了格莱伯—彼尔防线以后赶到这里。格荣伯—彼尔防线是荷兰东部一条用许多条[722] 水道所加固的阵地，荷兰人原来希望在这条战线上固守几天。再一个希望是：法国季劳德将军的第七军团可能会把德国人阻止在莫尔狄克的桥头。第七军团正从英吉利海峡兼程前进，5 月11日下午抵达提尔堡。但是这支法军，也像被围困的荷兰人一样，没有空军支援，缺少装甲车、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一下子就被击退到布雷达去了。这就给德国第九装甲师让开一条通道，使他们得以通过莫尔狄克和多德莱希特的桥梁，在5 月12日下午进抵鹿特丹对面的尼维·马斯河南岸。鹿特丹那里的桥梁，还一直掌握在德国空降部队的手里。
　　但是，坦克通不过鹿特丹的那些桥梁。原来荷兰人这时已经封锁了桥梁的北端。5月14 日清晨，荷兰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但还没有绝望。“荷兰要塞”还没有被突破。海牙周围的德国强大空降部队，不是被俘就是溃散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了。鹿特丹还未失守。德军最高统帅部急于想从荷兰撤出装甲师和支援部队，以便利用刚在南方法国那里出现的新的机会，他们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感到如意。因此，希特勒在14日早晨发出第十一号指令：“荷兰军队的抵抗力已经证明比预料为强，由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必须迅速粉碎这种抵抗。”办法何在？他命令从比利时前线的第六军团调来一些空军部队，“以便加速夺取‘荷兰要塞’”。
　　他和戈林发布特别命令，猛炸鹿特丹。荷兰人尝到了纳粹的恐怖滋味后一定会被迫投降的。去年秋天围攻华沙时使用的就是这个法宝。
　　5 月14日早晨，德国第三十九军的1 个参谋军官，打着1 面白旗跨过鹿特丹桥，要求该市投降。他警告说，如不投降，就要遭到轰炸。当投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1 名荷兰军官到了离桥不远的德军司令部讨论详细条款并且正把德军条件带回来的时候，轰炸机就出现了，炸平了这个大城市的中心。大约800 人死于非命，几乎全是平民，几千人受伤，78000 人无家可归。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这种蓄意的残暴行为，荷兰人是不会忘怀的，虽然在纽伦堡审判中，负责空军的戈林和凯塞林都以鹿特丹并非不设防的城市而是在荷兰人坚守之下的城市为理由，替这种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两人都否认，当他们派遣轰炸机队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投降谈判正在进行，虽然在德军的档案中，有充分的证据，[723] 证明他们是知情的。总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当时并未加以辩解。我本人就曾在5 月14日晚上柏林电台上听到过最高统帅部的特别公报：在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和德国坦克即将进攻的巨大压力下，鹿特丹市已经投降，从而使该市免于被毁。
　　鹿特丹投降了，接着就是荷兰武装部队的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政府成员乘坐两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 月14日黄昏时分，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Ｈ·Ｇ·温克尔曼将军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次日上午11时，他签署了正式降书。只5 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结束的只是战斗，此后5 年，野蛮的德国恐怖统治的黑夜将一直笼罩着这个惨遭浩劫的文明小国。
　　比利时的陷落和英法联军的落入陷阱
　　荷兰既已投降，比利时和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5 月14日，离发动进攻虽然还只有5 天，这一天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囊到色当之间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缨斯河对岸的4 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次日，5 月14日，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5 月10日，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因河后面100 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这是一股令人胆寒的巨大力量。一批又一批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首先削弱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推进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都有1 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师的后面紧跟着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这个钢与火的密集[724] 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手中的任何武器所能阻挡得住的。在缪斯河上迪囊的两侧，法军被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装甲军击败了。这个军的两个坦克师之中，有一个坦克师是由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准将指挥的。在河的南面的蒙丹梅，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的两个坦克师组成的第四十一装甲军，也采取同样战术。
　　但是，法军受到的打击以在色当四郊最为沉重，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记忆。5 月14日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装甲军的两个坦克师，一拥而过当晚才在缪斯河上匆促地搭起来的浮桥，向西挺进。法国军队和英国的轰炸机虽然拼命企图炸毁这座桥梁，但是，皇家空军71架轰炸机在一次攻击中就给打落了40架，大部分都是给高射炮火击落的，法国坦克则被击毁了70辆，结果并没有炸毁这座桥梁。到了傍晚时分，德军在色当的桥头堡已经扩展到30英里宽、15英里深，防守在盟军关系重大的中央防线上的法军已被击溃了。没有被围和被俘的队伍在仓皇后撤。北部的英法联军和比利时的22个师，都已陷于被截断后路的极端危险的境地。最初两天盟军打得还相当顺利，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在怀着新的热情投入首相新职务的丘吉尔看来，“直到12日晚上[ 他后来写道] ，还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好”。盟军最高统帅甘未林对于当时的情况十分乐观。前一天晚上，法军的大部精锐部队第一、第七和第九军团与英国远征军哥特勋爵指挥下的九个师，根据预定计划，已与比利时部队会合。他们沿代尔河设置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安特卫普经过鲁文到伐佛尔，然后跨过昂布鲁缺口到纳缪尔，再沿着缪斯河向南到达色当。在比利时的坚强的纳缪尔要塞和安特卫普之间，在短短60英里的战线上，盟军的数量实际上已超过来犯的德军，约为36个师对菜希瑙的第六军团的20个师。
　　比利时军队虽然在他们的东北边境沿线上打得不坏，但并没有支持得像预期的那么长久，更没有像1914年那么长久。他们也像在他们北面的荷兰人一样，简直无法对付德国武装部队的崭新战术。德国人在这里，也如在荷兰一样，大胆地使用了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在黎明时由滑翔机上悄悄地着陆，去夺取重要的桥梁。在马斯特里赫特后面的艾伯特运河上有3 座桥梁，他们制服了其中两座桥的守军，后者连扳动电钮炸掉桥梁都没有来得及。他们在夺取埃本·埃马尔炮台一役中，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725] 就。这个炮台控制着缪斯河和艾伯特运河的交叉点。盟军和德军双方都认为这一个现代化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是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它比法国在马奇诺防线或德国在西壁防线建筑的任何工事都更为坚固。它是由一系列深入地下的钢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所构成，它的炮楼有厚甲板保护，共有1200个人防守。原来预计它可以无限期地抵抗住威力最大的炸弹和炮弹的连续不断轰击，但是却在30小时之内就落入由1 名上士指挥的80名德国士兵之手了。他们乘坐9 架滑翔机，降落在工事的顶部，结果只有6 人死亡，19人受伤。我记得，柏林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给这场战斗蒙上一层十分神秘的色彩，他们在5 月11日晚发表特别公报宣称，埃本·埃马尔炮台已经被“一种新式进攻方法”攻克了。这个声明引起了不少谣传，戈培尔博士也乐于乘机到处散布，说什么德国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新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一种能够使防守的人暂时麻痹的神经毒气。
　　其实，实际情况却要平凡得多。德国人以他们一贯的缜密作风，在1939—1940年间的冬天，在希耳德斯海姆建筑了艾伯特运河的桥梁和要塞的复制品，训练了大约400 名滑翔部队，教他们怎样攻取的战术。有3 个小组负责攻打3 座桥梁，第四小组去攻打埃本·埃马尔炮台。这第四小组的80个人后来在炮台的顶上着陆，把一个特制的“空心”弹安放在装甲的炮楼里，这不仅使炮楼失去作战能力，并且使下面屋内满布火焰和瓦斯。在炮门和了望口还使用了手提的火焰喷射器。1 小时之内，德国人就进入炮台的上层，使这个巨大炮台的所有轻炮和重炮都失去了作用，使它的了望台烟雾密布。要塞后面的比利时步兵无法打退这一小股进攻者，自己反而被施图卡式轰炸机和增援的伞兵打退了。5 月11日早晨，跨过北方两座完好的桥梁疾驰而来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到达炮台，包围了它。经过施图卡的继续轰炸和地道白刃战之后，到中午时分，一面白旗扯起了，1200名惊惶失措的比利时守军鱼贯走出炮台投降。
　　这次奇袭的成功，桥梁的被夺取以及冯·莱希瑙将军的第六军团在霍普纳将军的两个坦克师、1 个机械化步兵师编成的第十六装甲军支援下所进行的攻势之猛烈，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深信，这次战役跟1914年一样，德军攻势的主要锋芒是在右翼；他们也认为为了制止这个进攻，他们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结果，直到5 月15日晚上，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还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纳缪尔的代尔河防线上。
　　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曼施坦因计划，而在中路进行沉重的打击。陆军参谋总[726] 长哈尔德将军，在5 月13日晚上，就已经清楚看到这种形势以及他的机会了。
　　[ 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可以指望24个师左右的英法军队和15个师的比利时军队，在纳缪尔以北完成集中。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的第六军团在前线有15个师，还有6 个师的后备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任何进攻。用不着配备更多的部队。在纳缪尔以南，敌人的力量较弱，大约只有我们兵力的一半，对缪斯河的进攻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优势，在什么时候利用以及在什么地方利用。在这条战线的后面，敌人并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在这条次日就被攻破的战线的后面，真的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吗？5 月16日，丘吉尔首相飞往巴黎去探明这一点。下午，当他驱车到法国政府办公处访问雷诺总理和甘未林将军的时候，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色当以西60英里的地方，在毫无防御的平地上驰骋前进。在他们和巴黎之间，也可以说在他们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并没有多少障碍。但是丘吉尔却不知道这种情况。“战略后备部队在哪里？”他问甘未林，还插进一句法语：“什么地方有大量的人力？”盟军总司令甘未林向他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没有！”
　　“我奇怪得说不出话来”，丘吉尔后来追述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支大军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不留些后备部队的。“我承认，”丘吉尔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令我吃惊的事之一。”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同样感到吃惊，至少对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来说是如此，也许哈尔德是例外。这次西线战役是元首亲自指挥的，他曾有过两次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第一次是5 月17日，他忽然神经极度紧张起来。那天早上，带着他的装甲军到英吉利海峡去已经走了1/3 路程的古德里安，奉令停止前进。因为空军发来情报说，法国人即将大举反攻，企图截断从色当楔入向西前进的力量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希特勒急忙同他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会商。他肯定地认为南面会出现法军的严重威胁，突破缪斯河的主力、Ａ集团军司令伦斯德，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他时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伦斯德说，他估计“强大的法军会从凡尔登和马恩河畔夏龙地区发动一次出人意料的有力反攻”。希特勒忽然担心起来，生怕出现第二次马恩河事件。“我[727] 正在注意这件事，”第二天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1914年马恩的奇迹决不能重演！”
　　[5月17日晚上，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 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日子。元首神经紧张透了。他担心自己能否取得成功，不愿冒什么险，坚决抑制我们。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都是由于他担心左翼……他带来的只是惶恐和怀疑。
　　尽管第二天法军崩溃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个纳粹统帅的神经紧张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哈尔德在5 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种神经紧张的情况：元首对于南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他大发雷霆，叫喊着说，我们会使整个行动毁掉，我们有遭到失败的危险。他不愿继续西迸，更不必说西南方面，只是坚持向西北推进。这就是以元首为一方同勃劳希契和我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争论的问题。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差不多总是认为元首是对的，他也记录了最高领导间的分歧。
　　[ 他在18日写道] 极度紧张的一日。陆军总司令[ 勃劳希契] 没有执行尽快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侧翼阵地的意图……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立刻召来，严命他们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哈尔德是对的：法国并没有可以从南方进行反攻的部队。这时装甲师正等得手痒难耐，一接到只许进行“大规模侦察”的命令，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英吉利海峡推进。一支由7 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无情地在松姆河北岸向西挺进，经过第一次大战的著名战场，于5 月19日早晨进抵离英吉利海峡只有50英里的地方。使希特勒总部惊讶的是，第二装甲师已于5 月20日晚上到达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3 个军团已经陷入了重围。
　　[ 约德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上写道] 元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和它的领导备加赞扬。他已在准备和约，主要内容为：归还最近400 年来从德国人[728] 民手中夺去的领土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一份特别的备忘录已存入档案中，内容有元首接到陆军总司令关于攻下阿布维尔的电话报告时激动得语不成声的话。
　　盟军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包围圈逃出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在比利时的军队立即转向西南，摆脱正在向自己进攻的德国第六军团，突破那伸入法国北部到达海边的德国楔形装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与从松姆河向北推进的法国生力军会合。这实际上正是甘未林将军在5 月19日晨下达的命令。但是那天晚上，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立即取消了这道命令。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军事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希望在同比利时的盟军指挥官进行会商之后再决定采取行动。结果，等到魏刚决定采取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同的计划时，3 天的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样延误军机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此时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还有40师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在北部，如果他们遵照甘末林的命令，于5 月19日向南突进，冲过兵力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的防线，突围可能已经成功了。但是到他们转移的时候，盟国各指挥部之间的交通陷于一片混乱，各军在遭到压力之下，行动也乱成一团。总之，魏刚将军的计划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中；实际上法国部队并没有从松姆河北上。
　　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已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步兵都投入战斗，以巩固并扩大装甲部队突破的缺口。5 月24日，从阿布维尔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分别攻占布伦，包围加莱这两个主要港口，并进抵格腊夫林，这个地方在离开敦刻尔克约20英里的海岸上。比利时战线已经向西南转移了，因为盟军试图在那里脱身出来。24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北部的军队被迫退到一个很小的三角形地带，这个三角形的底部在从格腊夫林到特纳曾的英吉利海峡沿岸，顶端在距海岸约70英里的发隆西纳。现在突围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希望——这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就是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
　　5 月24日，德国装甲部队已经望见敦刻尔克，并且沿阿运河在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摆好阵势，准备投入最后厮杀。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这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是费解的。这是第二次大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在谁应负责和究竟为什么原因的问题上，不仅在德国将领们之间，而且在军事历史家们之间，都曾引起剧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边将根据目前拥有的大量资料谈[729] 到。这道停止进攻的命令，不论是根据什么理由发出的，都给盟军，尤其是英军，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导致了敦刻尔克的奇迹。
　　但比利时军队并没有因此获救。
　　利奥波德国王的投降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5 月28日清晨投降。这位刚愎自用的年轻统治者，曾经使自己的国家退出同英法的联盟，采取愚蠢的中立，甚至当他获悉德国准备越过自己边界大举进攻的时候，还拒绝恢复联盟的关系；直到希特勒进攻以后，他才在最后一分钟向英法呼吁军事援助，并接受了援助。现在他又在绝望的时刻，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让德国军队在已经受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再说，他这样做的时候，正如丘吉尔6 月4 日在下院所说，“事先未经协商，临时才片面通知，也没有和他的大臣们商量，只凭他个人自作主张”。
　　实际上，他是不顾政府的一致劝告这么做的，虽然他曾经按照宪法宣誓要听从政府的意见。5 月25日上午5 时，在国王的大本营里，举行了一次国王和包括首相、外交大臣在内的3 个阁员的摊牌会议，他们最后一次劝告国王自己不要投降，做德国人的俘虏，因为他如果这么做，“就会落到像布拉格的哈查那样的地位”。他们还提醒他，他不但是总司令，还是国家的元首，万不得已时，他可以像荷兰女王和挪威国王那样，在流亡中执行他的国王职务，直到盟国取得最后胜利。
　　“我已决定留下来，”利奥波德回答，“盟国的事业已经没有指望了。”5 月27日下午5 时，他派遣比利时参谋总部的副参谋长德罗骚将军到德军那里，要求休战。10时，这位将军带回德军的条件：“元首要求无条件放下武器。”下午11时，国王决定无条件投降，并建议于上午4 时停止战斗，结果就在那时候停止了战斗。
　　法国总理雷诺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广播，愤怒谴责利奥波德的投降。比利时首相皮埃洛特也在巴黎作了广播，不过语气比较得体一些，他对比利时人民说，国王的行动是违反政府的一致意见的，他这样做是自绝于人民，他已不可能继续执政，比利时流亡政府将继续奋斗。5 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言的时候，对利奥波德的行动未加判断，但在6 月4 日也同大家一起批评他的不当。[730]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很久，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比利时国内外，替利奥波德辩护的人为数都很多，他们相信他在与比利时军民患难与共这一点上，做了一件正确而光荣的事情。他们一再声称，他并不是作为国家的元首而是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投降的。
　　到5 月27日，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比利时军队已经陷于绝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为了使英法军队可以脱身向南突围，曾英勇地同意延长自己的战线。比利时军队虽顽强奋战，但是所延长的战线还是迅速崩溃了。利奥波德也没有得悉关于哥特勋爵在5 月26日已经从伦敦接到向敦刻尔克撤退并尽量挽救英国远征军的命令的消息。这是一方面的论点，但另一方面也有他们的论据。他们说，比利时军队是由盟军统一指挥的，而利奥波德进行单独媾和，事先并没有与盟军协商过。有人替他辩护时指出：在5 月27日中午12时半，他曾打电报告诉哥特，他马上就“得被迫投降，以避免崩溃”。但是这位英军司令官正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时常在移动，因此没有接到这个电报。他后来证实他是在5 月27日晚上11时以后不久才第一次听到投降的消息，发现自己“在伊普莱斯和大海之间突然面临一个20英里宽的缺口，敌人的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里到达海滨”。至于国王的上级军事指挥官魏刚将军，则是在下午6 时以后从法国驻比利时大本营的联络官发来的电报中得到这个消息的。他后来说，这个消息对于他“像晴天霹雳，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最后，利奥波德虽然身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在这个立宪民主的王国，是有义务接受政府的意见的。他不论作为总司令或作为国家元首，都无权擅自投降。最后还是比利时人民通过了对自己的君主的判决，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那就是一直没有请他从他在战争结尾时在那里避难的瑞士回来复位。战争结束后过了5 年到1950年7 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57％的票赞成他回来的时候，在群众中还引起了十分激烈的反响，几乎爆发了内战。他于是立即让位给他的儿子。
　　不论对利奥波德的行为有怎样的评价，对于他的军队的英勇战斗却是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虽然也曾经有过不同意见。”5 月间，我曾有几天跟随莱希瑙的第六军团经过比利时，我亲自看到比利时人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顽强作战的情况，在德国空军残酷无情、肆无忌惮的轰炸下，或者当德国装甲部队企图截断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对于这次战役[731] 中其他一些盟国部队，就不能这么说了。比利时军队坚持了18天，如果他们没有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北部军队一起陷入重围，他们本来是可以支持得更久的，何况陷入重围并不是他们的过失。
　　敦刻尔克的奇迹
　　自从5 月20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英国海军部就根据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调集船只，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处港口做准备。非战斗人员和其他“用不着的人”立即开始渡过这个狭窄的海面前往英国。到5 月24日，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在南方，从阿布维尔沿海岸向北猛扑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攻克布伦包围加莱以后，已经到达距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阿运河。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9 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的10个师都被夹在中间了。虽然在包围圈南端，运河、沟渠和泛滥地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坦克的行动，但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装甲军已经在海岸上的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主要障碍之—阿运河彼岸建立了5 座桥头堡，准备给盟军以彻底打击，使他们受到从东北方推进过来的德国第六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夹攻，从而完全消灭他们。
　　5 月24日晚上，最高统帅部突然发来紧急命令，这道命令是在伦斯德和戈林怂恿之下，不顾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激烈反对，由希特勒坚持发出的。命令要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再向前推进，这就给了哥特勋爵一个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机会，他和英国海军及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伦斯德后来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喘息机会导致了“战事中几个重大转折点之一”。
　　德国在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中最大胜利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道难于解释的命令呢？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些问题在有关的德国将领中和历史学家中，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以伦斯德和哈尔德为首的将领，把责任完全推在希特勒身上。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第2 卷中，为这场争论火上加油，他认为这个命令出自伦斯德，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伦斯德司令部的战争日志作为论证。在一大堆互相矛盾、众说纷坛的证词之中，要弄清楚事实真相是很难的。在准备写这一章的过程中，作者曾写信给哈尔德将军本人请他阐明，不久就接到一封有礼貌的详细的回信。根据这封信和其他许多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732] 也许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平息争论，即使这不是最后的结论，但至少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说到这道著名的命令的责任问题，不管伦斯德后来怎样辩解，他必须与希特勒分担责任。元首在5 月24日早晨，曾到伦斯德将军设在查理维尔的Ａ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过，伦斯德建议在离敦刻尔克不远的运河一线上的装甲师应当停止前进，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队的接应。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装甲部队应当保存下来，留待进攻松姆河以南的法国军队时使用。他还说，如果盟军陷入的袋形地带缩得大小，就会妨碍空军的活动。停止前进的命令可能是伦斯德获得元首的批准以后立即发出的。因为据丘吉尔说，英国远征军曾截获到德国那天早晨11点42分下达那个命令的无线电报。希特勒和伦斯德当时正在开会。
　　总之，那天晚上希恃勒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正式的命令，这在约德尔和哈尔德两人的日记上都有记载。参谋总长极感不快。
　　[ 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的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由于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将因此完全停止下来！消灭包围中的敌军，要留给空军去干！
　　这个表示轻蔑的惊叹号表明，戈林参与了希特勒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确是参与了的。他曾建议由他的空军单独来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哈尔德在1957年7 月19日给作者的信中举出了[733] 他所以作出这个野心勃勃、不自量力的建议的理由。
　　在以后的几天中[ 即5 月24日以后] ，终于弄明白希特勒的决定，主要是受戈林的影响。陆军的迅速行动，对于这个独裁者说来，几乎变成了不祥的事情，因为他缺乏军事训练，毫不了解这一行动究竟有多少危险性和它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常常有一种忧虑的情绪，觉得会出现不利的情况……戈林很了解他的元首，因此就利用了这种忧虑情绪。他建议单独用他的空军来收拾这一个大包围战的残局，这样就可以毋须冒必须使用宝贵的装甲部队的风险。他提出这个建议……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了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戈林的特性。在陆军一帆风顺的作战以后，他要为他自己的空军在这次大战役中取得最后决战的机会，从而在整个世界面前获得成功的荣誉。哈尔德将军接着在来信中谈到了勃劳希契1946年1 月在纽伦堡监狱中同空军将领米尔契和凯塞林谈话以后，对他所作的一个说明。据说这些空军军官宣称：戈林当时[1940 年5 月] 对希特勒强调说，如果当时快要到手的战斗中的伟大胜利的功劳完全被陆军将领得去的话，那么元首在德国国内的威望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这一情况，那就是由空军而不是由陆军来完成决战。
　　事实至此已很清楚：希特勒在戈林和伦斯德的怂恿下，但遭到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竭力反对的计划，是让空军和包克的Ｂ集团军去扫荡陷入重围的敌军。Ｂ集团军谈不上有什么装甲部队，他们这时正在慢慢地把比利时军队和英国军队驱到海峡西南地区。而拥有7 个坦克师在敦刻尔克西面和南面的运河线上停止前进的伦斯德的Ａ集团军却要在原地不动围住敌人。结果是，不论空军或包克的集团军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5 月26日早晨，哈尔德在日记中愤怒地说：“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坦克都像瘫痪似地停在那里不动。”
　　最后，5 月26日夜间，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同意这样的意见：由于包克的部队在比利时进展迟缓和海岸附近运输舰活动频繁，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前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被围的敌人已经得到加强自己的防务的时间，一边抵御，一边开始偷偷地逃到海里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所以发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命令，也是有[734] 其政治原因的。5 月25日，据哈尔德说，这一天一开始，“勃劳希契和元首之间在包围战中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上就发生了一次令人痛心的争吵”，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现在政治当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认为决战要在法国北部而不应在佛兰德斯一带进行。
　　这一则日记曾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因此我写信给这位前参谋总长，问他是否能够回忆一下希特勒要求在法国北部而不在比利时结束这一战役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哈尔德记得很清楚。“根据我现在还是栩栩如生的记忆，”他回答道，“在当时我们的谈话中，希特勒用两个主要考虑来支持他的停止前进的命令。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理由：地形不适干坦克的活动，由此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将会削弱即将对法国其他地方进行的进攻，等等。”然后，哈尔德写道，元首举出了第二个理由，他知道，我们作为军人是不能反驳这个理由的，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理由。
　　这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他不希望这个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居民重大损失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他说，他想把这个日耳曼后代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域，从而使他们和德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在佛兰德斯地区的支持者，为此已经作了长期的活动。他已经答应他们，使他们的国土不致遭到战争的破坏。如果他现在不实践诺言，那就会严重损害他们对他的信任。这对于德国将是一件政治上的损失，这是他作为政治上负责的领袖所必须尽力避免的。
　　荒唐吗？如果说这看来好像是希特勒又一次突然发生神经错乱[ 哈尔德写道，他和勃劳希契“没有被这种理由说服”] ，那么，他对另一些将领透露的另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却是比较合理而且重要的。伦斯德的作战处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对英国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追述希特勒5 月24日和伦斯德的会晤时说：希特勒当时的心情很好……并且告诉我们，他认为战争在6 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他希望战事结束后，能和法国缔结一个合理的和约，这样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道路就打开了……后来，使我们觉得惊异的是，他竟用钦佩的口吻谈到大英帝国，谈到它的存在的必要，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说，他所要求于英国的，不过是它应当承认德国在大陆的地位。德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它的殖民地，那[735] 当然最好，但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能和英国在一个英国认为可以接受而并不有损自己的尊严的基础上媾和。希特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常常向他的将领们、向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表示这种想法，并且最后公开地作了表示。齐亚诺在1 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纳粹独裁者当时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竟反反复复地提到保持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意义，他不禁感到惊异。7 月1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谈到元首对于英国没有接受和平感到非常迷惑不解。那一天，他对他的将领说，用武力迫使英国投降，“对德国没有什么好处……只对日本、美国和别的国家有好处”。
　　因此，可能是[ 虽然还有人怀疑] 希特勒把他的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目的在于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而这个和平解决，照他的说法，必须是这样的：英国让德国放心地重新掉头东向，这一次是进攻俄国。他还说，伦敦必须承认第三帝国独霸大陆的地位。在以后两个月之中，希特勒深信，这种和平已在他的股掌之中了。他现在和过去几年一样不了解英国民族的特性，不了解它的领袖和它的人民要不惜牺性作战到底加以保卫的是哪种世界。
　　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习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30多万人。
　　5 月26日晚上7 时差3 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那天晚上，德国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对这个海港的进攻，但现在装甲部队发现进攻很困难。哥特勋爵已经有时间部署了3 个步兵师，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他们的进攻。坦克的进展迟缓。就在这个时候，撤退工作开始了。由850 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大小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和荷兰小船[ 其中有许多都是由英国滨海城市的人民志愿驾驶的] 集中在敦刻尔克。第一天，5 月27日，他们撤走了7669人，第二天17804 人，第三天47310 人；5 月30日53823 人，头4 天总共撤退了126606人。这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的人数。当撤退开始的时候，海军部以为只能有两天的时间，只指望能撤退45000 人。
　　一直到“发电机计划”执行到第四天即5 月30日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4 天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一直在重申，被围敌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的日记中记录的5 月29日的一份公报断然说道：“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736] 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的集中进攻之下也在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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